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载，荷天之灵，宗庙之福，边事寝宁，国威益振。惟祖宗传序之重，兢兢焉惧不克任，忧勤万几，弗遑暇逸。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蔽自朕心，亟决大计。皇太子慎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系民心。其从东宫，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一应军国事，并听嗣君处分。朕以澹泊为心，颐神养志，岂不乐哉！尚赖文武忠良，同德合谋，永底于治。

臣恭仰陛下以文武刚明之姿，中兴大业，号令之下，无非以元元为念。四方万里，涵泳圣德，至深至渥。臣窃见平江府管下昆山县苗米六千五百石有畸，顷缘经界，逃民隐户之田皆籍以为数。自兹迄今，积十九年，监司、省部前后差官覈实，举知其弊，因仍未之革，人以为病。重惟陛下慈仁为治，下之疾苦唯恐不闻，闻而行之唯恐不及。况朝廷经费，固不以数千斛为轻重，凡此虚数，岁无斗升之获，奸吏因缘，文移督促，其害不可胜言。欲乞圣裁，特为减免，以惠一方。若或下之中书，中书行之户部，不过看详而已，则民瘼未易除去。伏望睿慈，亟赐施行，免致重困吾民而实惠溥博，诚非小补。

臣尝谓自昔大有为之君，与其谋臣规摹举措，必有一定之说，类非尝试万一，侥倖为之，故其大功之成，若合符节，无毫釐差者。臣敢以一二言之。汉高帝之用韩信也，其志见于登坛之初。至于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无一不如其志者。光武之用耿弇也，其志见于从幸舂陵之时。至于先定渔阳，取涿郡，收富平，东平齐地，无一不如其志者。高、光之能用忠谋，而信、弇之自信其说盖如此。天下后世，徒见其功成志得，殊不知其规摹先定，非一旦偶然者。臣窃谓国家攻守之计，宜有定论，姑以两淮言之。前此督糗粮，运刍秣，调器仗，汲汲然以恢复为念。及得金谍，则仓皇奔遁，焚室庐，驱士女，为清野计，则是今日之论未一也。臣愚欲望圣慈与帷幄大臣深谋远虑，凡所以固圉制敌者，先为之备，无恃敌之不至，恃吾有以待之。规摹既定，备禦既固，缓急之际诚足以致胜矣。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臣伏睹右朝奉郎、权知辰州军州事张允之，儒雅酝藉，长于治民。前守临江，今知卢溪，周旋两郡，皆以治最闻，可谓循良之吏。使当一路，必能激浊扬清，奉行德意。右承议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主管文字郭沰，疏通修洁，临事不苟。尝为庐州合肥令，治效显著，泉司为属，前后三仕，鼓铸之事，尤所谙晓。部使者惜其去，荐之因任。授以一郡，必有可观。允之及沰系见今可任之人。右承议郎、新差通判明州军州事吴松年，名臣之子，敏于词翰，践更事任，积有能声。缘未历亲民之官，故无绩状可书。至于廉勤公明，乃其天资，异时可备刺举之选。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吴江县张晙，学古入官，奉公不挠。为令吴江，当舟车之冲，外应军须，内究民事，以至大驾行幸，趣办无阙，斡旋蕞邑，民间无秋毫之扰。异时付之郡寄，必能趋事赴功。松年及晙系将来可任之人。臣今举到张允之等四员，保任终身，如后不如所举，甘与同罪。谨录奏闻。

某伏见大理寺奏北界蒙城县官邢圭罪状，窃缘有司之议，据其侵犯边城，杀害义旅，虽置极典，未足当罪。然既已具奏，则当有特旨，恐与有司之议不可同日而语。何者？有司谨守律令，朝廷当断以大义故也。按邢圭生于涿、易，非祖宗涵养之人；仕于伪界，非国家禄使之吏。身有官守，一旦危急，力虽不及，犹能死守，虽懵于逆顺，不知革面，然《春秋》之义，天下之善一也。若遂诛之，恐非所以劝天下之为人臣者。奏陈之际，傥为一言，贷其草芥微命，以示中国礼义，实非小补。又虑议者以谓张安国杀耿京事与此略同，恐启宽贷之路，无以慰归附之人。则某谓不然，张安国中国人，又尝受旗榜招安，见利而动，贼杀耿京，反覆奸猾，罪恶明白，与圭实为不类。兼邢圭所犯，在未被大赦荡涤之前；张安国所犯，在已受旗榜招安之后。伏乞钧察。

明廷锡对，晨趋甲帐之严；亲札疏恩，暮拜丙科之宠。感深涕陨，愧极汗流。窃以国家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学者进身之始，又恶多歧。故祖宗非私于俊造之科，而公卿罕出于选举之外。至膺特诏，尤号异人。颂诗足以配弦歌，则梅尧臣出于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则王安国起于熙宁。或友朋借誉而不以为私，或兄弟当途而莫之或议。厥由至当，故可无惭。如某者，才朴拙而无奇，学迂疏而寡要，自悲薄命，久摈名场，敢谓一朝，遂叨赐第。门外之袍立鹄，恍记少时；诏中之字如鸦，犹疑梦事。兹盖伏遇某官股肱王室，领袖儒林。以谓设一目之罗，盖非得雀之道；至于售千金之骨，抑明市骏之心。宁借妄庸以风四方，不忍拘挛而废一士。某敢不讨寻旧学，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劳而无功，誓少求于实效；圣君所行，即是故事，将时得于遗材。敢仰贺公道之兴，非独叙私情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