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治之要无他，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而已。然则守法者有司之事也。自兵燹以来，虽案牍散亡，而嘉祐旧典、绍兴新书与夫通用专法，纤悉具存，柰何比年以来官失其守，废法用例，其弊滋甚。如立功之赏不可以一揆也，彼重而此轻，则必引重以为例。死事之泽不可以一律也，甲多而乙少，则必引甲以为例。以至迁转补授之差，请给蠲减之异，如此之类不可概举。有司动辄援引以请，甚者巧为附益，规紊朝听。初则曰与例稍同，又其次则曰与例相类，一字之别，去法愈远，不啻倍蓰什伯千万然也。所以恩归于下，怨集于上，人不退听，事益增多，为治之害，孰大于此？伏望明诏大臣，除刑寺断例合依旧存留照用外，其馀委官悉取已行之例，精加详定，有不戾于法而可行于时者，参订修润，附入本例。严戒有司，自今伊始，悉遵成宪，毋得受理。敢有弗率，必罚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