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睹陛下即位赦书云：「所宜开谏诤之路，拔茂异之材」。又奉御史台告报：「准诏命内，文武臣僚，并许直言极谏」。此实陛下诞彰圣德，广达民情，速致时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无疆之休，军民莫大之幸也。臣才虽无闻，谏则有素。先皇帝时，初拜右正言直史馆，即日进《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纳，擢升纶阁。判大理寺时，抗疏论道安之罪，执法雪徐铉之冤，贬官商山，咎实因此。寻沐徵用，再尘谏垣，又上《李继迁便宜》，寝而不报。俄忝内庭兼駮正，亦尝改更宣命，封还敕书，虽无报于朝廷，盖粗伸于职业。伏遇陛下钦奉顾命，惟怀永图。嗣位之初，赦书既如彼；听政之后，诏命又如此。臣茍有所见，隐而不言，是上负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求谏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顿首顿首。伏以圣朝享国四十馀年，边鄙未甚宁，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设官太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虑书生执言，有奏陛下，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此不知古今异制，家国殊涂者也。假如帝尧既殂，帝舜在位，尧时有八元未进，四凶未除，舜乃流放举用，善恶两分，未闻后之人曰：「尧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尧也」。伏惟陛下遏老生之常谈，奋英主之独断，则天下幸甚。谨缘军国大政，奏事五条，傥稍动于圣心，庶大开于言路。其一曰：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虏，西有继迁，胡虏虽不犯边，戍兵岂能减削？继迁既未归命，馈饷固难寝停。关辅之民，倒悬尤甚。臣愚以为陛下即位之始，当顺人心，宜敕疆吏致书虏臣，使达犬戎，请寻旧好。下诏赦继迁之罪，复与夏台。臣顷在翰林，见继迁上表云：「乞取残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虽有批答，只许鄜州节度。缘继迁本是反侧之人，岂肯束身归国？所有诏命不行。今陛下嗣统，大振皇威，亦恐继迁令人进奉，因举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战而屈人之师也。如其不从，则备禦诛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为人也。或曰：「富国强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虚名而忽大计者也。其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伏以乾德、开宝已来，国家之事，臣所目睹。当时东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广，朝廷财赋，可谓未丰。然而击河东，备北虏，国用亦足，兵威亦彊。其义安在？所蓄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故也。自后尽取东南数国，又平河东，土地财赋可谓广矣。而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其义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今诚能简锐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将帅，用恩威法令驾驭之，资之以天下之财赋，而曰兵不振，用不丰，未之有也。臣愚以为：陛下宜经制兵赋如开宝中，则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为空言。臣所以不取。臣又见开宝中设官至少，何以验之？臣本鲁人，占籍济上，未及第时，常记只有刺史一人，李谦溥是也；司户一员，今司门员外郎孙贲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别不除吏，当时未尝阙一事矣。自后始有团练推官一员，今枢密直学士毕士安是也。太平兴国中，臣及第归乡，有刺史陈廷山、通判阎炜、副使阎彦进、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马监押沈继明，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曩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泽之利与民共之，自汉已来，取为国用，不可弃也，然亦不可尽也。方今可谓尽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从古无税。唐元和中，以用兵齐、蔡，宰相王涯始建税茶之法，唐史称是岁得钱四十万贯，东师以济。今则钱数百万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者也。其三曰：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古者乡举里选，为官择人，士君子行修于家，学推于众，然后荐用，登之于朝。故从政而政和，临民而民泰。自三代涉两汉，虽有沿革，未常远去此道者也。隋唐已来，始有科试，得人之盛，与古为侔，然自唐初终太祖之世，科试未尝不难矣，每岁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后，外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资荫，故有终身不获一第，没齿不获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睹其如此，临御之后，不求备以取人，舍短从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亦近万人，不无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尔。臣愚以为数百年之艰难，故先帝济之以汎取；二十载之濡泽，陛下宜纠之以旧章。伏望以举场还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铨择官材，亦非帝王躬亲之事。比来五品已下，谓之旨授官，今则幕职州县而已。京官虽有选限，多不施行。太祖已来，始令后殿引见，因为常例，以至先朝调选之徒，多求侥倖。或以哀鸣泣涕，便获超资；或以捷给山呼，便升京秩。遂使《长定格》真同长物，吏部官只若备员，既无耻格之风，渐多阘茸之吏。臣愚以为宜以吏部还有司，依格敕注拟可也。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养于农，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货财，皆不可阙也，而兵不在其数。盖周井田之法，农即兵也，有事则战，无事则耕。自秦已来，以彊兵定天下，故战士不服农业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为五也，所以农益困。然而执干戈、卫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与三代同风。汉明之后，佛法流入中国，度人修寺，历代增加，不蚕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为六也。故魏、晋而下，治道不及于两汉。有唐大儒韩愈《谏宪宗迎佛骨表》云：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二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岁；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岁；舜、禹皆寿百馀岁。当时未有佛也。是知古圣人不事佛以求福，古圣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万人，每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疋，是至俭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费，岁有一万疋之耗，何况五七万辈哉！而又富僧钜髡，穷极口腹，一斋之食，一袭之衣，贫民百家，未能供给。此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战，不造器用，不通货财，而高堂邃宇，丰衣饱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费耗，何啻亿万！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事佛无效，断可知矣。陛下深鉴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惊骇此辈，且可一二十载，不令度人，不许修寺，使自销铄，渐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又其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纤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夫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言同体也。得其人则勿疑，非其人则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岂不曰尧舜？尧舜之道，具在方册。是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契作司徒，敷五教；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礼，后夔典乐，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尧之为君，可谓委任责成而无疑矣。或曰：「诚如是，尧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贤之德尔。虽然，尧之道去世辽远，恐不可复，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损益而行焉。臣读元和贤相《裴垍传》，宪宗尝命垍铨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择宰相，宰相择诸司长官，诸司长官自择僚属，则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择宰相数人，犹有非其人者。况臣之不佞，择数十人诸司长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择庶官，恐非致治之要」。当时识者以垍为知言。伏望陛下远取帝尧，近鉴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择诸司长官，诸司长官自取僚属，则垂衣而治矣。所谓忠良謇谔之士知进者也。臣又闻古者刑人，不在君侧。《语》曰：「放郑声，远佞人」。又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无可结袜者，言皆贤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贤，非圣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旧制，南班三品尚书，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职，卑贱可知，或因遣差，亦得升殿，惑乱天听，亵黩至尊，无甚于此。伏望陛下振举纪纲，尊严视听，在此时矣，不可不思。所谓奸纤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为今之所急，在先议兵，使众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后议吏，使清浊殊涂，品流不杂；然后难选举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国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并冗吏，不难选举，不禁僧尼，纵欲减人民之赋，宽山泽之利，其可得乎？伏惟陛下承二圣之贻谋，鉴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几先鬼神。圣智所周，不遗一物；英断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遗辅政，岂容郎吏辄议国经？盖以臣素被宠光，常思报效，有所贮蓄。不敢缄藏。臣又念诏书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将谁执」？臣不胜大愿，所以辄进狂瞽，上干冕旒。伏惟陛下践诏书之言，则天下幸甚也。谨斋戒拜疏，实封附递以闻。惟陛下宽其罪而念其诚，以来谏诤之路，则臣死无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