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平日欲乞，岂易得哉。小生奉羡之意，殆不可言，然亦行当继公也。舍弟差阙下试官，不及奉启，计其出，公未行也。馀非面莫罄。

倩仲、蒙仲昆仲，不克一别，意甚不足。侍奉外，千万珍爱。蒙仲更砺赋笔，遂取魁甲，至望。旦夕入文字乞郡。江湖之东，行亦得之，但恨会稽为君家所夺耳，呵呵。

尊丈台候计安。闻甚乐会稽，不知有书见赐否？某又上。

轼顿首顿首。自拜违后，老妇卧病，竟不起。临老遇此灾，怀抱可知。摧剥衰羸，殆不可支。曲蒙仁念，特赐慰问，伏读感怆。本乞会稽，今乃愈北，牢落可量。冗迫中不尽区区，但恃知照而已。轼再拜。

水丘仙夫治六经百家说为歌诗，与扬州豪俊交游，头骨硗然，有古丈夫风。其出词吐气，亦往往惊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读书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规绳，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耻不得为，将历琅琊，之会稽，浮沅湘，溯瞿塘，登高以望远，摇桨以泳深，以自适其适也。过予而语行。予谓古之君子，有绝俗而高，有择地而泰者，顾其心常足而已。坐于庙堂，君臣赓歌，与夫据槁梧击朽枝而声犁然，不知其心之乐，奚以异也。其在穷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还也，仙夫勉矣哉！若夫习而不试，往即而独后，则仙夫之屐可以南矣。

余闻之，德行兴贤，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选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来，莫如吾宋之盛。始于乡举，率用韦、平之一经；终于廷策，庶几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实惟孝秀之渊。元丰元年，三郡之士皆举于徐。九月辛丑晦，会于黄楼，修旧事也。庭实旅百，贡先前列之龟；工歌拜三，义取食苹之鹿。是日也，天高气清，水落石出，仰观四山之晻暖，俯听二洪之怒号，眷焉顾之，有足乐者。于是讲废礼，放郑声，部刺史劝驾，乡先生在位，群贤毕集，逸民来会，以谓古者于旅也语，而君子会友以文，爰赋笔札，以侑樽俎。载色载笑，有同于泮水；一觞一咏，无愧于山阴。真礼义之遗风，而太平之盛节也。大夫庶士，不鄙谓余，属为斯文，以举是礼。余以嘉祐之初，以进士入官，偶俪之文，畴昔所上。扬雄虽悔于少作，钟仪敢废于南音。贻诸故人，必不我诮也。

《诗》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古今之葬皆为一室。独蜀人为一坟而异藏，其间为通道，高不及肩，广不容人。生者之室，谓之寿堂，以偶人被甲执戈，谓之寿神以守之，而以石瓮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则去之。轼先夫人之葬也，先君为寿室。其后先君之葬，欧阳公志其墓，而司马君实追为先夫人墓志，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垄而异圹」。君实性谦，以为己之文不敢与欧阳公之文同藏也。东汉寿张侯樊宏，遗令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子孙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光武善之，以书示百官。盖古亦有是也，然不为通道，又非诗人同穴之义，故蜀人之葬最为得礼也。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于今所欣」改作「向之」，「岂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于斯」改作「斯文」。凡涂两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已为陈迹」，误作「以」，「亦犹今之视昔」，误作「由」。旧说此文字有重者，皆构别体，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颇有同者。又尝见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旷自得，不及此本远矣。子由自河朔持归，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见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远，此本当复缺坏，则后生所见，愈微愈疏矣。

唐太宗购晋人书，自二王以下，仅千轴。《兰亭》以玉匣葬昭陵，世无复见。其馀皆在秘府。至武后时，为张易之兄弟所窃，后遂流落人间，多在王涯、张延赏家。涯败，为军人所劫，剥去金玉轴，而弃其书。余尝于李都尉玮处，见晋人数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为王氏物也。有谢尚、谢鲲、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独超然如群鹤耸翅，欲飞而未起也。

王会稽父子书存于世者，盖一二数。唐人褚、薛之流，硬黄临放，亦足为贵。

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帖，皆妙绝，虽摹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间矣。元丰二年上巳日写。

谢安石人物为江左第一，然其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书讥诮，殆欲痛哭。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以纸五十万与桓温，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鲁直亦云尔，何哉？书生见五十万纸，足了一世，举以与人，真异事耳。本传又云：「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决是晋、宋间妄语。史官许敬宗，真人奴也，见季伦金多，以为贤于逸少。今鲁直又怪画师不能得逸少高韵，岂不难哉！余在惠州，徐彦和寄此画，求余跋尾，书此以发千里一笑。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东坡居士书。

观兰亭五言，江左风流，萧然在目，笔迹古雅，亦近二王，然少杂奇崄，岂陆君所摹耶！博陵用吉得之卢家阿姑，非大姓故家莫能有此也。元丰八年二月十二日，眉阳苏轼书。是年十一月十八日，辙过泗州尝观。

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帅之能也。不求一时之功，爱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陈。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诛，厉公弑，胥童死，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功，实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圣人所甚惧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因而至前，匹夫犹或按剑，而况非常之功乎！故圣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于我乎，抑天之祸余也？故虽有大功，而不忘戒惧。中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天欲全之，则必折其萌芽，挫其锋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诱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骄士，玩于寇雠，而侮其民人，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天绝之也。呜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者，终日勤劳，不过数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狭。无故而得千金，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汉高皇帝之得天下，亲冒矢石与秦、楚争，转战五年，未尝得志。既定天下，复有平城之围。故终其身不事远略，民亦不劳。继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举晋阳之师，破窦建德，虏王世充，所过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终其身师旅不解，几至于乱者，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胜负，不足以为国之强弱，而足以为治乱之兆。盖有战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会稽之栖，而勾践以霸；黄池之会，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晋果灭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谏而不纳，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则厉公逞志，必先图于范氏，赵盾之事可见矣。赵盾虽免于死，而不免于恶名，则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也远矣^⑴。

本文开始，郎本卷一三有「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阵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苏子曰」三十八字。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倖于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周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馀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春秋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蔿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岐。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楚平王既杀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吴，事吴王阖闾。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后，子胥与孙武兴兵及唐、蔡伐楚，夹汉水而阵，楚大败。于是吴王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吴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以报父兄之雠。苏子曰：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勾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之，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于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鲁，未尝一谏，又安用三。父受诛，子复雠，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至于籍馆，阖闾与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践困于会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战而彊谏以死之，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儿童之见，无足论者。不忍三子之见诬，故为一言。

秦始皇时，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震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彊、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良善，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徼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薰腐之馀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复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至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寘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⑴！

者：原缺，据郎本补。

天下无事久矣，以天子之仁圣，其欲有所立以为子孙万世之计至切也。特以为发而不中节，则天下或受其病，当宁而太息者，几年于此矣。盖自近岁，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涤虑，以听朝廷之所为，然而数年之间，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闻之师曰：「应敌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创业之君，皆有敌国相持之忧，命将出师，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为国。故其兵可败，而其国不可动；其力可屈，而其气不可夺。今天下一家，二虏且未动也，而吾君吾相终日皇皇焉应接之不暇，亦窃为执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议，不为长久之计，而用最下之策，是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啖二虏，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议者方将深课当时之失，而不求后日之计，亦无益矣。臣虽不肖，窃论当今之弊。盖古之为国者，不患有所费，而患费之无名，不患费之无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岁而费千万，是千万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万之足云哉！今者二虏不折一矢，不遗一镞，走一介之使，驰数乘之传，所过骚然，居人为之不宁。大抵皆有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以观吾之所答。于是朝廷恟然，大臣会议，既而去未数月，边遽且复告至矣。由此观之，二虏之使未绝，则中国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虏之大忧未去，则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中书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与宰相论道经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无以待天下之劳，非至静无以制天下之动。是故古之圣人，虽有大兵役、大兴作，百官奔走，各执其职，而中书之务，不至于纷纭。今者曾不得岁月之暇，则夫礼乐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时而议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贩夫竖子，皆得执券以诛其所负，茍一朝发愤，倾囷倒廪以偿之，然后更为之计，则一簪之资，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尝读《吴越世家》，观勾践困于会稽之上，而行成于吴，凡金玉女子所以为赂者，不可胜计。既反国，而吴之百役无不从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贡献，不绝于吴府。尝窃怪其以蛮夷之国，承败亡之后，救死扶伤之馀，而赂遗费耗又不可胜计如此，然卒以灭吴，则为国之患，果不在费也。彼其内外不相扰，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种二人分国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种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吴者，种不知也。四封之内，蠡不如种，使种主之。凡四封之内所以彊国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专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劳而灭吴。其所以赂遗于吴者，甚厚而有节也，是以财不匮。其所以听役于吴者，甚劳而有时也，是以本不摇。然后勾践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吴国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书常有蛮夷之忧，宜其内治有不办者，故臣以为治天下不若清中书之务。中书之务清，则天下之事不足办也。今夫天下之财，举归之司农，天下之狱，举归之廷尉，天下之兵举归之枢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纲，听其治要而责成焉耳。夫此三者，岂少于蛮夷哉，诚以为不足以累中书也。今之所以待二虏者，失在于过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宾客之政。当周之盛时，诸侯四朝，蛮夷戎狄，莫不来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让之节，牲刍委积之数而已。至于周衰，诸侯争彊，而行人之职，为难且重。春秋时，秦聘于晋，叔向命召行人子员。子朱曰：「朱也当御」。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晋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其后楚伍员奔吴，为吴行人以谋楚，而卒以入郢。西刘之兴，有典属国。故贾谊曰：「陛下试以臣为属国，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所令」。今若依仿行人、属国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之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使大司农以每岁所以馈于二虏者，限其常数，而豫为之备；其馀者，朝廷不与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虏，与吾所以馆其使者，皆得以自择。而其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亦得以自答。使其议不及于朝廷，而其閒暇，则收罗天下之俊才，治其战攻守禦之策，兼听博采，以周知敌国之虚实，凡事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不亦甚简欤？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职，今举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虏，宜无不济者。然后得以安居静虑，求天下之大计，唯所欲为，将无不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