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藩镇自擅，财赋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变屡作，排门空肆以受科敛之害，而财之匮甚矣。故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既而僭伪次第平一，诸节度伸缩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财在上也。至于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给，而犹不闻以财为患。及祥符、天禧以后，内之蓄藏稍已空尽；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灾流行，继而西事暴兴，五六年不能定。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天下之论扰扰，皆以财为虑矣。当是时也，善人君子，以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复取，皆安其心于不能。所谓精悍驵侩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奋头角以裒敛为事。虽然，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愁劳苦议乎盐茗、榷货之间而未得也。是以熙宁新政，重司农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专敛散，兴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会，关津之要，微至于小商、贱隶什百之获，皆有以征之。盖财无乏于嘉祐、治平，而言利无甚于熙宁、元丰，其借先王以为说而率上下以利，旷然大变其俗矣。崇、观以来，蔡京专国柄，托以为其策出于王安石、曾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变钞法，走商贾，穷地之宝以佐上用，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百侈并斗，竭力相奉。不幸党与异同，屡复屡变，而王黼又欲出于蔡京策画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腊则加敛于东南，取燕山则重困于北方，而西师凡二十年，关、陕尤病，然后靖康之难作矣。方大元帅建府于河北，而张悫任馈饷之责者，盐钞数十万缗而已。及来维扬，而黄潜善、吕颐浩、叶梦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货自营，而收旧经制钱之议起矣。况乎大将殖私，军食自制，无复承统。转运所至，刬刷攫挐。朝廷科降，大书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将五百，追捉乡户，号痛无告，赃贪之人又因之以为己利。而经总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桩、和籴，皆同常赋，于是言财之急，自古以来，莫今为甚，而财之乏少不继，亦莫今为甚也。自是以后，辛巳之役，甲申之役，边一有警，赋敛辄增，既增之后，不可复减。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馀万缗，其大半不可钩考。然要之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营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馀，今者财愈多而不足。然则善为国者，将从其少而治且有馀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于多者劳而少者逸，岂恶逸喜劳而至是哉？故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经总制钱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买之患，四曰茶盐之患。四患去则财少，财少则有馀，有馀则逸。有馀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何谓经总制钱之患？昔李宪经始熙河，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其后童贯继之，亦曰经制。盖其所措画，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谓经制也。方腊既平，东南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用诸路财计。其时所在艰窘，无以救急，故减役钱，除头子，卖糟酵以相补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强括民财以数百万计，已散者视若泥沙，未用者弃之沟壑。维扬驻警，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馀，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号为士人，而其言如此，盖辨目前者不暇及远，亦无怪也。然其所取，止于一二百万而已。其后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后，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师，悉用取给。而孟庾以执政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长、壮丁雇钱始行起发，役法由此大坏。一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于磨算，属官倦于催发。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称头、篰息、油单、靥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宽剩，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至于后也，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糜费。故酒之为升也几至于二百，头子之去贯也至于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贯计者至于千七百万。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于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于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桩，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于此。向之学士大夫，犹有知其不善，叹息而不能拯。今之新进后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臣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场、水磨、碓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钱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以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已来号为名相如赵、张者皆安焉，又以遗后人。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于弃馀琐屑之间以为国命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故经总制钱不除，一则人才日衰，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陛下诚有意加恩天下，以图兴复，以报仇怨，拔才养民，以振国用，在一出令而已。何谓「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当其风俗之成，名节之厉，犹知利之不当言，财之不当取。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而犹未甚离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馀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于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县则以板帐、月桩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则以经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监、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于此者。而今也推是术以往，风流日散，名节日坏，求还祖宗盛时，岂复可得！是则人才日衰者，经总制钱使之也。何谓「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说，必曰「经总制钱者，朝廷所以取州县之弃馀；而板帐、月桩，各自以力趁办，其于民固未尝明加之赋歛也，赢缩多少，惟人而已」。臣请以事验之。知州去民尚远，而知县去民最近者也。月桩、板帐、多者至万馀缗，少者犹不下数千缗。昔之所谓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数爪牙吏，百计罔民，日月消削。盖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今之所谓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与县官抗衡，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若夫齐民中产，衣食仅足，昔可以耕织自营者，今皆转徙为盗贼冻饿矣。若经总制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谓「国用日乏」？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昔三代、汉、唐不能逮焉，所以裕国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骤为孤注与不博而丐其赢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为国有大计，自始至末，必有品节条章，岂有左右望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又从而刻削其头子，卖酒取数倍之息，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使国不贫，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经总制钱不除，则取之虽多，敛之虽急，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今欲变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额之半，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然后令州县无敢为板帐、月桩以困民，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使稍修牧养之政。其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后议茶盐而宽减之。若此，则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财与兵相为变通，则兵数少而兵政举，若此则国用不乏矣。陛下岂有爱于多财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举而天下定，王业之所由始也。何谓和买之患？经总制钱之为患也，自州县而后至于民，民犹怨州县而后及于朝廷，和买则正取之民而已。国以二税为常赋也，岂宜使经用有不足，于二税之内而复有所求哉？经用不足，则大正其名实可也。承平以前，和买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钱而须卖，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举昔日和买之数委之于民，使与夏税并输，民自家力钱之外，浮财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义，独困于无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断然出命以号天下曰：「自今并罢和买。取和买之为上供者所用䌷绢，惟军衣未可裁损，其他宫禁官吏时节支赐，格令之所应与者，一切不行可也」。和买既罢，取民之名正，义声畅于海内矣。何谓折帛之患？支移折变，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于折帛。折帛之始，以兵兴绢价大踊至十馀千，而朝廷又方乏用，于是计臣始创为折帛。其说曰「宽民而利公」。其后绢价既平，而民之所纳折帛钱乃三倍于本色，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买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于夏税，而和买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于事何名而取何义乎？其事无名，其取无义，平居自治其国且不可，而况欲大有为于天下乎！虽然，折帛之为钱多矣，所资此以待用者广矣，陛下必钩考其凡目，而后可以有所是正。若经总制钱不减，和买折帛不罢、舍目睫之近而游视于八荒，此方、召不能为将，良、平不能为谋者也。何谓茶盐之患？榷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于建炎、绍兴之先。今用度既繁，经制未能一一复古；减经总制，罢和买、折帛而舍茶盐，则无以立国，故最在后。虽然，榷之不宽，取利不轻，制刑不省，亦终不可以为政于天下。使措置诸事有绪，二三年之后，臣请言之。

今事之最大而当极论之，论之得旨要而当先施行者，一财也，二兵也。虽然，财之所以为大事者，由兵之为大事而已，其举措为废兴之决，无先于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烂漫，可闻而不可听，可听而不可行者，无他焉。言古者简易径省，无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按乎今之异势异宜而不可用也，则古虽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滞，有兵之患而无兵之利；然而习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则今虽不善而何损！虽然，此非真择利害以定取舍者也。诚使真择利害以定取舍，则虽不必简易径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无利晓然，庸人皆能言之，岂可不急图而亟变乎！盖尝虑之，三代之丘乘，两汉之郡国，管仲之内政，隋、唐之府卫，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卫变为召募，召募之法坏而边兵始重，于是藩镇之乱起。收藩镇之重势，而人主聚兵以自将为名，竭天下之力以养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专于诸将矣，则四顾茫然，无所统一。于是内则常忧其自为变而外则不足以制患，至于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无穷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谓实患者乎？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时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实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时之所当变，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试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者有四：有边兵，有宿卫兵，有大将屯兵，有州郡守兵。边兵者，因其地，练其民，不待内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卫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与募士杂，国廪其半而不全养也。大将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锐，全养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养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后有百万之兵而不困于财矣。故进则能战，退则能守，而不受侮于夷狄。今也一之。边兵，募也；宿卫，募也；大将屯兵，昔有旧人而今募以补之使成军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尽，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国力以养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国力而不足以养百万之兵也。力则已困，用则不可，故进不可战，退不可守，百人跳梁则一方震动，而夷狄之侵侮无时而可禁也。臣愿陛下审虑定计，以分四者之兵而变今之法，不过二年，法行制定，财不足以为大忧而兵可用矣。

自唐至德以后，节度专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于晷刻，而藩镇之祸，当时以为大论矣。然国擅于将，犹可言也。未久而将擅于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国擅于将，人皆知之，将擅于兵，则不知也。大历、贞元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于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而论者特以为其忧在于藩镇，岂不疏哉！太祖既收节度权柄，故汰兵使极少，治兵使极严，所以平一僭乱，威服海内者，太祖统纪制御之力，非恃兵以为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势，忘昔日士卒奋呼专上无礼之患，而反以为「太祖之所以立国者，其要在兵，都于大梁，无形势之险，而其险以兵」。夫都于大梁，因周、汉之旧，而非太祖择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为固，则连营百万，身自增之，不待后世也，其数乃不满二十万，何哉？不以兵强，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满二十万，其非恃兵以为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广，供馈之日增，盖雍熙、端拱以后，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庆历，谋国日误，恃兵为固之说大炽不禁，而后天下始有百万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无可为者矣。而上下方扬扬然自以为得计，为之治文书，聚财赋，尽用衰世裒刻之术，取于民以啖之而犹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则又为之俛首以事骄虏，而使之自安于营伍之中也。故王安石为神宗讲所以销兵之术，知兵之不胜养，而犹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诸路保甲至四五十万，阴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于是虚耗之形见而天下之势愈弱。元祐废罢保甲，史臣以为「太祖设阶级之法，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馀年无祸乱，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实录》所载，盖当时议论之本原也。虽然，王安石则信不足以知此，而不为王安石者岂能知之哉！至于绍圣以后，则又甚矣。保甲复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并弱。大观、政和中，保甲之数至六七十万。二法皆弊，名具实亡，故军制大坏，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挻，化为盗贼。斡离不始挟兵才万馀长驱而至，莫有敌者，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师不守，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呜呼痛哉！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于本朝者也。而议者犹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损」。是厚诬太祖而重误国家也。加以四屯驻之兵，又昔日所未有，以数倍祖宗之财用，投于四总领之巨壑。而州郡又以厢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于空尽。问其外禦，则曰「请和不暇」；问其内备，则曰「仓卒可虑」。统制、统领、总管、路钤，将兵之官，充满天下，坐糜厚禄，而兵未尝有一日之用。方今国未见有难治之弊，敌未见有难破之验，徒以自困于兵，浸淫重滞，不能轻利，其一曰四屯驻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厢禁士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则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则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则一方利。兵患去则兵强，惟所用之，无不可者。陛下果决于此，岂有久而不革者哉？

敢问四大兵者，知其为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为深患，岂有积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处此者？然则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坏，维扬仓卒，海道艰难，杭、越草创，天下远者命令不通，近者横溃莫制。国家无明具之威信以驱使强悍，而诸将自誇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其玩寇养尊，无若刘光世；其任数避事，无若张俊。当是时也，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校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为患矣。及张浚收光世兵柄，制驭无策，吕祉以疏，俊趣之，一旦杀帅，卷甲而遁。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内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为深患者，若此而已。虽然，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不止以屈辱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为大功，疲尽南方之财力以养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桧犹坐视而不恤也。桧久于其位，老疾而死，后来者习见而不复知，但以为当然。故朝廷以四大兵为命而困民财，四都副统制因之而侵刻兵食，内臣贵倖因之而握制将权，蠹弊相承，无甚于此。而况不战既久，老成消耗，新补惰偷，堪战之兵十无四五，气势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债负，家小日增，生养不足，怨嗟嗷嗷闻于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无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财以养四屯驻之兵，又祖宗之所无有也。夫以地言之，则北为重，以财言之，则南为多。运吾之多财，兵强士饱，事力雄富，以此取地于北，不必智者而后知其可为也。今柰何尽耗于三十万之疲卒，袭五六十年之积弊，以为庸将、腐阉卖鬻富贵之地，则陛下之远业，将安所托乎？陛下诚奋然欲大有为于天下，摅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谋夫不同覆载者之深仇，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减州县之供馈，以苏息穷民，种植基本。于是厉其兵使必斗，厉其将使不惧，一再当虏而胜负决矣。兵以少而后强，财以少而后富，其说甚简，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弓手为县之巡徼，土兵为乡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备战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计一兵之费，其正廪给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营伍将校其上，则路分钤辖、总管者居其一焉；恩赐、阅视借请券食者居其一焉；缘兵之蠹弊亏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谓第一等户，尽其赋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者，及其所趁办酒税窠名尽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养大兵，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又尽以养厢、禁、土兵，又有配隶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养。然则财安得不匮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养兵者为其有事而战，不为其无事而备也。无事而备，则必有不养之兵而后可。今养之于无事，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战也，则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乃其势之宜然耳。世之论曰：「养兵之患，无愚智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动众害事，弊未除而乱先作也」。夫畏其动众害事，以为「弊未除而乱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为「养兵之患，无愚智所同知」，则非也。何者？诚不知而已，知其为患，则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于无动众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乱以幸天下国家也，岂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动众害事哉？故不减宿卫屯驻之大兵，则国力不宽；不减厢禁弓手土兵，则州郡之力不宽。夫立法定制于重滞繁扰之中，以困民为安强，以耗国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为远识，以不可举动为体国，以养兵不战为消奸雄之心，遂至于忘仇耻，弃诸华，废天命，礼坏乐失，积众弊而莫革者，宿卫屯驻之兵困之于上，厢禁弓手土兵困之于下而已。陛下思之于外而不图其内，竟行其所难而不寔为其所易者何哉？

欲自为其国，必先观古人之所以为国。论者曰：「古今异时，言古者常不通于今」。此其为说亦确而切矣。虽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内外，建国立家，下之情伪好恶，上之生杀予夺，古与今皆不异也。而独曰「古今异时，言古则不通于今」，是摈古于今，绝今于古，且使不言古，则无所斟酌，无所变通，一切出于苟简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异时之论虽不可废，然臣有献于此，愿陛下深思之。盖陛下之欲自为其国者，必将因其已行，袭其旧例，听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术，以日入于积坏，则不可谓之自为其国。苟为不因已行，不袭旧例，不听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术，则如之何而可？必将以意行之，以心运之，忽出于一人之智虑而不合于天下之心，则其谋愈谬而政愈疏矣。故臣所谓有献于此，请陛下先观古人之所以为国。夫观古人之所以为国，非必遽效之也。故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尽观而后自为之，故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人之为国，具在方册而已，其观之非难也。陛下幸进臣而教之指数筹画，不终朝食，而古人为国之槩森然见于目中矣；陛下深览太息，作而深惟，以断自圣志，则不待食顷，而所以自为其国者可决意行之而无难矣。夫以封建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县为天下者，秦、汉、魏、晋、隋、唐也。法度立于其间，所以维持上下之势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为封建而后王道行；秦、汉、魏、晋、隋、唐，必能不害其为郡县而后伯政举。故制礼作乐，文书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别嫌疑，尊贤举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谓法度也。至于国各自行其政，家各自专其业，累世而不易，终身而不变，考察缓而必，黜陟简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权，簿书期会，课计功效，核虚实，验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汉、魏、晋、隋、唐之所谓法度也。至于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用，予夺自专，刺史之问有条，司隶之察不烦，此所以不害其郡县而行伯政也。论者所谓「古今异时，言古不通于今」者，谓王伯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复而已。若将行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胶而不解，滞而不通，此岂有古今之异时哉？盖古人之所以为国者，虽各系其德之厚薄，化之浅深，世祚之长短，然陛下即而观之，岂有欲其行之而乃从而害之者乎？然而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众大而难去，深远而难言矣。观古之无害而求去今之害，则陛下之国，其大方数千里，举而自为，以复祖宗之旧，雪百年之耻，无不可者矣。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矫失以为得。何也？盖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矫其失而后得之也；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矫而反之，遂以为功。且东汉之末，四方分剖，坏乱甚矣。魏武虽严科条，审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群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尽以行其职守者犹在也。至晋之败，尤甚于汉，南北角立，递兴互灭。及其崛然自见者，犹皆自有为国之意，使其下无饰非养过之心，人存政举，稽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见。及隋之末年，丧乱蜂起，痈疽溃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简直，上下易遵。然则魏不以讳汉之失为兴，唐不以惩隋之亡为强。夫兴亡治乱，各有常势，欲兴者由兴之途，将败者趋败之门，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于相矫也。唐末之乱，重以五代，虽生人之无宁岁久矣，然考其所以祸败，亦何以独过于秦、汉、晋、隋之亡！盖国之将亡，则其形證固若此矣。而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遂揭而号于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泽也，此长久不变之术也」。以仁宗极盛之世，去五季远矣，而其人之惩创五季者不忘也。至于宣和，又加远矣，其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惩创五季而已。况靖康以后，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难之馀，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堤防扃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馀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故举一事，本以求利于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于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则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于下，下则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复之于上。虚文相挻，浮论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恻怛宽平，粗得古人之意，而文具亡实，亦独何以异于周、秦之弊哉！于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请和仇雠而不激其忿，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为无疗病之方，甘心自处于不可振救以坐视其败。据往鉴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岂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讲欤？诚讲之而行之，当举者举，当废者废，昔之密者今为疏，昔之细者今为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变矣，何俟于卒岁之久哉！

所谓「举一事求利于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于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经久常行不可变改者，十数条而已，而皆为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资格为利，而资格为用人之害；铨选以考任为利，而考任为铨选之害；荐举以关升、改官为利，而关升、改官为荐举之害。至于任子，则有数害：自员郎致仕即得荫补为一害，太中大夫待制已上荫补得京官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无穷为一害，今者汰其谬滥，限其员数，又为一害。科举亦有数害：取人以艺既薄于古，今并与艺而失之为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为士使之知义，今也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解额一定，多者冒滥，少者陆沈，奔走射利，丧其初心，于今之法又自坏之为一害，一预乡贡，老不成名，以官锡之，既不择贤，又不信艺，徒曰恩泽，官曹充满，人才败坏，又为一害。京师之学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诱天下，州县之学无考察之法，则聚食而已，而学校之法为害。制科所以求卓越多闻之士，而责之于记诵，取之于课试，所言不行，所习不用，而制科之法为害。博学宏词者，以罢词赋而进人于应用之文耳，美官要职，遂为捷径，一居是选，莫可退却，而宏词之法为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为役者耳，今也保正长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为害。著之律敕，综理万事，朝廷随时制宜。定为《新书》以一条贯，有出意见，莫知推行，但曰检坐申严而已，而《新书》为害。国家本患州县之过失不得上闻，故置监司以禁切之，而今也禁切监司之法反甚于州县之吏，岂以监司为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监司之法为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书、给趋走，虽尧、舜不能废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摇动，大官拱手惟吏之从，而胥吏为害。又因是以推昔之所行，行经界则经界为害，行保甲则保甲为害，行方田则方田为害，行青苗、市易则青苗、市易为害。举事立法，无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则无非为害。上下内外亦举皆知其为害矣，然而贤者则以为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则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则或求甚于所害。天下皆行于法度之害而不蒙法度之利，二百年于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故臣愿陛下揭其条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旷然一日得行于昭昭之涂，虽三代以上远而未易言，两汉及唐之盛世可立致也。

请言「资格为用人之害」。以贤举人，以德命官，贤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从之，一定而不易。此尧、舜以来之常道也，无有所谓自贱而历贵，循小官之次而后至于卿相，如后世之所谓资格者。然尧、舜以来远矣，未可遽复，则资格用人未可遽废。至于不能得资格之利而受资格之害，资格之害深，则人皆弃贤而为愚，治道日坏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变之也。夫计日月，累资考，虽尧、舜、三代则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贤材有德之人。何者？贤材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称此人可也，岂可疑其资格未至而姑迟之哉？至汉人则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为九卿，九卿为三公，天下之贤材伏而俗吏用矣。伊、吕、周、召之俦，非其不为秦、汉以后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虽以战伐取天下，而用人能尽其材，不拘挛于常格，以起一时之治，尚有可喜。盖资格者，生于世之不治，贤否混并而无所别，故以此限之，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艺祖、太宗所用，犹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间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资格始稍严一，寇准欲出意进天下之士，而上下群攻之矣。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司马光、吕公著，在哲宗时谨守资格；此其人皆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惟王安石破资格以用人，一时所谓名士，力争而不胜；其后章惇、蔡京、王黼、秦桧相踵效之。然而进小人而乱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用，则当以不守资格为讳。虽然，资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称治，何也？盖能先别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涂，以定清浊高下之序；彼其号为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许之矣，特欲其履历以实之而已。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以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为之。若此者，可谓得资格之利也。今也不然。无有流品，无有贤否，由出身而关升，由关升而改官知县，由改官知县而为四辖六院，由四辖六院而为察官，由察官而为卿监，由卿监而为侍从，由侍从而为执政大臣，或由知州、监、司而为郎，由郎而为卿、监、侍从、执政，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而已矣。若是而欲以举贤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从不荐士，执政不举贤，执资格而进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虽欲责之以事，询之以谋，彼安所从知乎？此臣所谓受资格之害也。且本朝废资格而用人，无若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桧之为相；守资格而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故臣欲陛下审乎资格之实，深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变通，号召收拾，以终成资格之利而不受资格之害。且天之生材也甚难，人主之得材也亦甚难，毋夭阏摧折之使至于尽。盖今世犹有可用之人，诚使朝廷之资格一出于人才之所当用，则有资格之利而无资格之害矣。

何谓「铨选之害」？甄别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务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谓贤者，而不以便其不肖之人。窃怪人主之立法，常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贤材以俱入于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铨选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处也；尚书侍郎者，天子贵近之臣也。处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与之以天下士大夫甄别黜陟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贤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远近，其资之先后，其禄之厚薄，其阙之多少，则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详，曲折诘难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举手措足不待刑罚而自畏者，顾无甚于铨选之法也。呜呼！与人以官，赋人以禄，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于此乎望治，风俗不于此乎求厚，人才不于此乎责实，而将安所取之？柰何举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缚蔽蒙之，尘坌蠹折，乃为天下大弊之源乎！虽然，是几百年于是矣，其相承者非一时之故矣。学士大夫，勤身苦力，诵说孔、孟，传道先王，未尝不知所谓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为是官，噤舌拱手，四顾胥吏，以问其所未尝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视之，其人亦抗然自言曰，「吾有司也，固当守此法而已」。嗟夫！岂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为鼓舞群动之具，与夺进退以驭天下，何忍袭数百年之弊迹，汩没于区区坏烂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则治道安从出，而治功何自成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犹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乱之馀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至于陛下而不复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谤，曰动众，曰招权，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坏治道于将兴之时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于众，因今之铨选，一二人而付之。盖今之大臣与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铨选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职任有大于此，而止以堂除为宰相之大权。堂除为宰相之大权，则无怪铨选为奉行文书之地也。使今日铨选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选尽归铨部，然后大臣知职任，而铨选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书侍郎者不虚设矣。

何谓「荐举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荐举天下之卑官，宜若为善法矣，而今乃为大害。且关升令录职官，改官京官若升朝官，又转而至员郎，此朝廷自设限隔以分贵贱，而使人非举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举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举者五人，则关升，则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岂不曰「吾不徒与，以贤能而与，贤能不自知，以荐而知」乎？然则朝廷岁与人以关升、改官者，岂曰「此诚贤与能者」乎？大吏岁举人以改官者，亦岂曰「此诚贤与能者」乎？其人之得关升、改官者，又岂曰「吾诚贤与能者」乎？上不信其举人者，举人者不信其求举者，求举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则不得不出于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则不得不听其如此」。然则是上下相与为市，均付于不可知而已；故奔竞成风，干谒盈门，较权势之轻重，不胜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盖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体以求之，仆隶贱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此岂复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脱乎此也，抗颜庄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为卑身屈体之状以进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则以此见举，以此举人，陛下之人才坏而生民受其病，无足疑者。嗟夫！其始则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极，皆固守而不思变。且京朝官者，已为天下之所贵，而朝廷亦自贵之矣。不自贵而使天下亦不知贵之，宜在朝廷无不可为者，而计今或未之能也。今盍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积日计月而无在官之过者，可以循至于次第之京官，毋必举焉。其诚可举者，因今之法而举之，与之以今之所与之官。若是，则庶几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为是卑身屈体以求之，而仆隶贱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其举人者不困于求者之多，庶几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举其贤能以报上矣。解举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风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进，必无俟乎举者；而大吏或一举其才，则朝廷信而用之，拔于常调，此荐举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执政大臣之所当请而后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财之有所难也。睥睨隐忍而不知为之，遂为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夫！

何谓「自员郎致仕即得补荫为一害」？人臣之子任官，亦国之重事也。其与之，宜当于义而称于恩，使朝廷录功记旧之意有所表见。今自举主而改官，率十馀年而至员郎，由常调入仕，不过佐郡而止，其功业未有以异，然且从而官其子。岂以为是庸庸无所短长之士，而必使继世为之邪？且又其仕而显者，职任功效或见称于天下，而不幸其官止于员郎，则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无异于常调而至此者。此所谓其义不当而其恩不称也。何谓「自大中大夫待制以上荫补得京官为一害」？京官者，朝廷之所贵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举主五六人而后得之。今阙远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忧患，公私愆犯，有终身不得者。或一人特与之改官，上下相目以为异事。今至使其为大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于彼而不惜于此邪？岂为侍从大臣之子，则无俟乎举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贤士大夫者欤？重之则其法穷而不能变，轻之则其恩滥而不能变，所谓轻重彼此不相应也。何谓「一人入仕世官无穷为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报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孙嗣之，所以酬祖宗，垂后裔也。至于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应法令而直与之，以为恩则滥，以为法则敝，以为义则悖。且朝廷不尚贤而尚贵，朱紫混然，夷、蹠杂处。崇、观以来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贵仕者，在其元身自宜削夺。而今也子孙仕宦，不知艺极，骄侈无忌，自称世家，将使世之所谓贤者何以劝焉？何谓「今者汰其谬滥，限以员数为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尽与之者，不知其谬滥而姑为是无穷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员数，则亦不可。夫为上者使其下，知义而已；义所可与，虽尽与之，吾何所吝！不然，与其一而弃其一，曰「此在吾限员之外耳，此不得独贤，彼不得独愚」，义理愈敝而人纪隳矣。故员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调而至此者，可勿复与。其果有勤劳，或贤有德闻于上者，与之可也。京官为朝廷之所贵，奈何以与从官宰执之子弟？以今之所与员郎卿监者与之可也。计其入官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之有功无功，贤与不贤，为之止法可也。如是，则可与者与之，何必以员数限之乎！虽然，因今之法而有所变改，不得不出于是。若举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养之于学校，择天下之明师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才器卓然，可以为国家用，则于此乎官使之，而苛法烦例，前冲后改，皆可一决而去，而先王之意见矣。

何谓「今并与艺而失之为一害」？盖昔之所谓俊乂者，其程试之文往往称于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于世。今之所以取之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选，辄为天下之所鄙笑。而乡曲之贱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诵习谓之「黄策子」者，家以此教，国以此选，命服之所贲者，乃人之所轻。且夫世之所重者，岂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艺文之可称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内。今其可称者又莫之获，而人之所轻者乃反得之。然则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涂出，岂有始于为人之所轻而终也乃足以为国家之所重者乎！何谓「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使天下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兔罝》之诗所以作也。盖羡于为士则知义，知义则不待爵而贵，不待禄而富，穷人情之所欲慕者而不足以动其所守之勇。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然则尽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砺，义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将何所赖以兴起天下之人才哉？何谓「解额一定为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时酌中之法也。其时闽、浙之士少以应书，而为解之额狭矣。今江、淮之间，或至以仅能识字成文者充数；而闽、浙之士，其茂异颖发者，乃困于额少而不以与选，奔走四方，或求门客，或冒亲戚，或趁籴纳。夫士之为学，其精至于性命之际，而其用在于进退出处之间，然后朝廷资其才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诱之于前而以法限之于后，假冒干请，无所不为，然则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义理之当然者耳，则解额之狭于彼者，何不通之使与宽者均乎？何谓「一预乡贡以官锡之为一害」？古人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后定其终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乡贡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复弃其人，三十年之后，怜其无成而亦命之官。盖昔艺祖之初，悯天下士有更五代困于场屋而犹不得自遂者，因以为之赐。今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为言，则安用此而遂为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国之命系焉。四患不除，而朝廷于人才之本源，戕贼斲丧，不复长育，则宜其不足于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谓养之于始，自拱把而至于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何谓「京师之学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诱天下」？三代、汉儒，其言学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不复论。若东汉太学，则诚善矣；唐初犹得为美观。本朝其始议建学，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几而大狱起矣。崇、观间，以俊秀闻于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朝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及诸生伏阙搥鼓以请起李纲，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己，而以小利啖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故至于今日，太学尤弊，遂为姑息之地。夫秉谊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学。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盖其本为之法，使月书季考校定分数之毫釐以为终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势利招来之，是宜其至此而无怪也。何谓「州县之学无考察之法则聚食而已」？往者崇、观、政和间，盖常考察州县之学如天子之学，使士之进皆由此而罢科举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废。今州县有学，宫室禀饩，无所不备，置官立师，其过于汉、唐甚远。惟其无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愿于学矣。州县有学，先王之遗意幸而复见，将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愿于学，岂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讲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学，变其故习，无以利诱；择当世之大儒，久于其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为无难矣。而州县之学，宜使考察，上于监司，闻于礼部，达于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进于太学，或遂官之。人知由学，而科学之陋稍可洗去；学有本统，而古人文宪庶不坠失。若此类者，更法定制，皆于朝廷非有所难，顾自以为不可为耳。虽然，治道不明，其纪纲度数不一揭而正，则宜有不可为者。陛下揭而正之，则如此类者，虽欲不为，亦不可得也。

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来，能言之士有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于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之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弊法也。至于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几乎得之矣。虽然，科举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法焉；而制举之法反密于科举。今夫求天下豪杰特起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彼区区之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制度者，胡为而责之？而又于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纪，问之略遍，以为其说足以酬吾之问，则亦可谓之奇才矣。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举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举又或失之。然则朝廷之求为一事也，必先立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无意于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又有甚于此者。盖昔以三题试进士，而为制举者，以答策为至难；彼其能之，则犹有以取之。自熙宁以策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则制举之策不足以为能。故哲宗以为今进士之策有过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废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荐而不得试者，其试而不见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于科举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诏而追复，不俟科举之岁，皆得举之，将何所为乎？设之以至密之法，与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与此者，为急官爵计耳。且天下识治知言之人，不应如是之多，则三岁以策试进士，使肆言而无所用，是诚失之矣。今又使制举者自以其所谓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陈利害，其言烦杂，见者厌视，闻者厌听。且士之猥多，无甚于今世，挟无以大相过之实而冒不可加之名，则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为讥笑之具。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士无亲策，制举无记诵，无论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非惟无益而反有害也。

法或生于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录为经常之词以教后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制诏，词意短陋，不复彷佛其万一。盖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于后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宁之以经术造士也，固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适于实用；凡王安石之于神宗，往反极论，至于尽摈斥一时之文人，其意晓然矣。绍圣、崇宁，号为追述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已仕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为宏词，则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高爵厚禄轻以与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于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久矣，而词科迄未尝有所更易，是何创法于始而不能考其终，使不自为背驰也？盖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

自熙宁为募役法，尽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获其利，官当其劳而民居其逸。虽然，官岂能自为其病与劳哉？故差役之患虽去而募役之患方兴。故役钱者，募役之患；而今之所谓保副正长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钱则不可复论，保副正长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为大患，穷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与谋之而不能自出一说也。盖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将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内物力最高者，户长则以催科，耆长则以追胥，而皆有雇直」。熙、丰之法，其分画详明如此，然犹纷纷而不能定。其后艰难，用度日阙，讲利源者无所取财，以为耆户长雇钱者，官未尝尽支，而为耆户长者亦不愿请，故取其窠名以起发上供，而耆户长之役尽以归于保正副。然则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尝不存，而未尝不强差之也。其计较物力，推排先后，流水鼠尾，白脚歇替之差，乡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惮出死力以争之。今天下之诉讼，其大而难决者，无甚于差役。盖朝廷之上，其于庶事条目，纤悉委曲，动有法禁，而所谓保正副之役者，乃独无法。何为其无法也？名募而实差，是以若此其不可齐也。而近世浅夫庸人之论，不过仇疾于官户，诛抉于诡产，其说有自宰执而与编户齐役者矣，而诡产遍天下，其弊安可绝？且不咎州县之以差保正副长困民，而区区然姑欲治官户诡产，何哉？今复以耆户长雇钱还州县，使二税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隶之于保正副，则差役之害太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内，诚有材力可以服众，智勇可以率人者，遵用旧法，使为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户二税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争为之而不可得，而不使强委己而不欲也。夫如是，则天下岂复以差役为患哉！又如是，则虽官户，无问新故亦皆可为之，而何至以此督责官户哉！且今世为民之意何其薄，而办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师有诸道，诸道有诸州，诸州有诸县，自县而后亲及于民也。其势宜使什、伍、比、闾、里、党而后达于县令，则择其人而为保正副者，正所以亲切于民，服习其小争而无使至于大斗，教民使不犯，省刑罚之先务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办！而今顾未尝为之，施甚陋之意以与民较至下之策。民愈争而不知悔，则以鞭笞随其后，是独何益哉！且其行之非有所难，而不思去者，何也？

何谓「《新书》之害」？本朝以律为经，而敕令格式随时脩立。自嘉祐、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大观、政和、绍兴，皆自为书。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书矣。以后冲前，以新改旧，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维持、相制使者，奉行此书而已。且天下以法为治久矣，臣岂敢遽议《新书》之为害，如晋叔向之所以告郑子产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无不备于此书，而人之智虑不能出于此书之外者，一害也。书既备矣而事复弊，法既具矣而令不行，则宜有说焉。今止谓之「各已有见行条法，止于检坐、申严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强委之，二害也。人才因此浸以颓惰，掎摭利害，汎然推广，及其终也，不过亦曰「臣愚欲望申严已行之法而已」，以法为弊，犹可言也，以人为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于朝省之有批状，六部之勘当，诸司州郡之照条施行，又其相习公为欺诞以度岁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为治，今世之大议论，岂可不熟讲而详知也！盖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无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乱法不乱」为常语，此所以难于任人而易于任法也。虽然，人则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诚一意以相与，而后其人可任。今则安能！至于不任人而任法，则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与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后法可任。此易见之论也，而今则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书而果已备天下之事，则将何取于人？盖是书之所备者，备其文不备其实，备其似不备其真也。夫使见行条法诚已皆具，而天下何为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则非无其法之罪，而无其人之罪也审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检坐、申严以谆复其法，然则法终不行矣。故任人而废法，虽诚未易论，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必非若今之所谓检坐、申严，批状、勘当、照条之类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于检坐、申严，批状、勘当、照条之类以烦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聪明愦眊，智虑不知所出，求以应故事而塞章奏，则亦欢然愿助陛下之申严。此法令之所以日坏而人材之所以日消，日用饮食而不能自知，法烂道穷，暂相縻系而无经久固结之道，国威之所以不振而强虏之所以凭陵也。臣故欲陛下纵未能任人而废法，以行唐、虞、三代远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为虚文而人亦因以见其实用，功罪当于赏罚，号令一于观听，简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汉以来者可矣。

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条令宪法多所不谙，而寄命于吏，此固然也。然虽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谓伊尹、傅说之俦，而以夫区区条令宪法仍为不晓，而与是吏人共事，终亦不可。然则今世吏胥之害，无问乎官之得其人与不得其人，而要以为当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国以来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听命焉。而秦、汉之弊法，屈天下之豪杰，由刀笔选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别品流，而其馀弊未尽去。且又皆以天下经常之事立为成书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为害，又过于秦、汉。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禄，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汉之公府掾、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此直以鞭挞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禄若是，何哉？今官冗而无所置之，士大夫不习国家台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见侮于胥。今胡不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三考而满，常调则出官州县，才能超异者，或遂录之。若此，则有三利：士人顾惜终身，畏法尚义，受财鬻狱，必大减少；吏曹清则庶务举，且因以习士大夫使之有材，而无至于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为之，无根固窟穴之患，无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势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员百馀，稍去冗官之患，待阙择地争夺伺候之风亦渐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劳民动众之难者。京师纲纪之首，吏曹清，则诸司州县之吏蠹亦必少异于今日。盖结托干请有所不行，与决众事，整齐簿书，不为疑玩，则下亦知畏故也。

何谓「监司之害」？朝廷之设官也，必先知其所以设是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说。州郡众而监司寡，谓州郡之事难尽察也，故置监司以察之；谓州郡之官难尽择也，故止于择监司亦足以寄之。自汉以后，所谓监司者，亦如是而已，未暇及于方伯相维之义也。且其如是，则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监司也。故监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则必无又从而操制之，此则今世所以置监司之体统当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监司，反甚于监司之操制州郡，紧紧恐其擅权而自用，或非时不得巡历，或巡历不得过三日，所从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礼馈，皆有明禁。然则朝廷防监司之不暇，而监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责其大而姑禁其细，何哉？是谓不知设官之意，用人之说，而缘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监司之弛惰，人反以为宽大，上亦以为知体；监司之举职，人反以为侵权，上亦以为生事：此其大缪戾者也。夫监司者，以法治下以义举事者也。今转运司则以刬刷州郡之财赋，候伺其馀羡，衮杂其逋欠，为一司岁计之常。提举司则督责茶盐，用法苛惨，至常平义仓，水利农田，则置而不顾。提刑司则以催趣经总制钱、印给僧道免丁由子为职，而刑狱冤滥，词诉繁滞，则或莫之省焉。是监司之不法不义，反甚于州郡。故今之为州郡者，相与聚而嗤笑监司之所为，岂监司本然哉？是谓不以法治、不以义举之权付之，而使监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义，则所为付之事功者，故宜得其实焉。今也转运司徒报上供之数于户部，而转输运致之实则无之，则其所以总一路之财计者，将何所用也？茶盐则以受其剩利于榷务都场，而提举司者受其掯留，掌其住卖，督其煎煮，为之索逋理债而已。经总制钱，州郡各以趁辨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帐，稽考纲解，以报户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为职，徒养资考多人，徒凭意气，作声势，以便其私可也，国纪民命何赖于此？是谓既无法无义，而事功又不得实，三失也。至于还转运司之权以清户部之务，罢提举司之事以一转运之权，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谓「止择十道使，犹患不得人」，则监司者盖甚重矣，岂以为例差循致之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