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鸱枭不鸣，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兽。此虏人虽未动，而臣固将以论战。何则？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然后两国可恃以定盟，而生灵可恃以弭兵。今彼尝有诈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备，一诈一虞，谓天下不至于战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孰为利？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者，孰为得？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论也。详战之说奈何？详其所战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为之势。不详其地，不知其势者，谓之「浪战」。故地有险易，有轻重。先其易者，险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轻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势重者果安在哉？曰：山东是也。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此定势，非臆说也。古人谓用兵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臣窃笑之。夫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固也；若击其首则死矣，尾虽应，其庸有济乎？方今山东者，虏人之首，而京、洛、关、陕，则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虏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无浊流之阻，所谓千二百里者，从枕席上过师也。山东之民，劲勇而喜乱，虏人有事，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至其所谓备边之兵，较之他处，山东号为简略。且其地于燕为近，而其民素喜乱，彼方穷其民，简其备，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则手足无强力；两阵相持，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心。故臣以谓，使兵出沭阳（海州属县。）则山东指日可下；山东已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河朔已震，则燕山者，臣将使之塞南门而守。请试言其说。虏人列屯置戍，自淮阳以西，至于詽、陇（海州，防禦去处，故此不论，），杂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满十万。关中、洛阳、京师三处，彼以为形势最重之地，防之为甚深，备之为甚密。可因其为重，大为之名以信之；扬兵于川蜀，则曰：「关、陇，秦、汉故都，百二之险，吾不可以不争」。扬兵于襄阳，则曰：「洛阳，吾祖宗陵寝之旧，废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扬兵于淮西，则曰：「京师，吾宗庙社稷基本于此，吾不可以不复」。多为旌旗金鼓之形，阳为志在必取之势。已震关中，又骇洛阳；已骇洛阳，又声京师。彼见吾形，忌吾势，必以十万之兵而聚三地，而沿边郡县亦必皆守而后可。是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如此，则燕山之卫兵，山东之户民^⑴，中原之签军，精兵锐卒必举以至，吾乃以形耸之，使不得遽去，以势留之，使不得遂休，则山东之地固虚邑也。山东虽虚，窃计青、密、沂、海之兵，犹有数千，我以沿海战舰，驰突于登、莱、沂、密、淄、潍之境，彼数千兵者，尽分于屯守矣。山东诚虚，盗贼必起，吾诱群盗之兵，使之溃裂四出；而陛下徐择一骁将，以兵五万，步骑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兖、郓之郊，臣不知山东诸郡将谁为王师敌哉。山东已定，则休士秣马，号召忠义，教以战守，然后传檄河朔诸郡，徐以兵蹑其后，此乃韩信所以破赵而举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著，则契丹诸国，如窝斡、鹧巴之事，必有相轧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门而守也。彼虏人三路备边之兵，将北归以自卫耶，吾已制其归路，彼又虞淮西、襄阳、川蜀之兵，未可释而去也；抑为战与守耶，腹心已溃，人自解体，吾又将突出其背而夹击之。当此之时，陛下筑城而降其兵亦可；驱而之北，反用其锋亦可；纵之使归，不虞而后击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矣。然海道与三路之兵，将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锐。盖臣将以海道三路之兵为正，而以山东为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牵制之师，而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尝曰：「吾观行阵形势，每战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遇我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阵间耳。臣以为天下之势，避实击虚，不过如是。苟曰不然，必将驱坚悉锐，由三路以进，寸攘尺取，为恢复之谋，则吾兵为虏弱久矣，骤而用之，未尝不败，近日符离之战是也。假设陛下一举而取京、洛，再举而复关、陕，彼将南绝大河，下燕、蓟之甲，东逾泗水，漕山东之粟，陛下之将帅，谁与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则河北犹未病，河北未病，则雌雄犹未决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韩信请于高祖，愿以三万人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言于光武，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皆越人之都而谋人之国，二子不以为难能，而高祖、光武不以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见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观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则二子未免为狂，何者？落落而难合也。如臣之论，焉知不有谓臣为狂者乎？虽然，臣又有一说焉，为陛下终言之。臣前所谓兵出山东，则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是不战而可定也。议者必曰：「辛巳之岁，山东之变已大矣，然终无一人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兴者，何也？臣之说曰：北方郡县，可使为兵者皆锄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军府之黥卒，则县邑之弓兵也。何则？锄犁之民，寡谋而易聚，惧败而轻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若夫黥卒之与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指呼号令之不可犯，而为之长者更战守，其部曲亦稔熟于赏罚进退之权。建炎之初，如孔彦舟、李成辈，杀长吏，驱良民，胶固而不散者，皆此辈也。然辛巳之岁，何以不变？曰：东北之俗，尚气而耻下人。当是时，耿京、王友直辈奋臂陇亩，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听命以为农夫下，故宁婴城而守，以须王师而自为功也。臣尝揣量此曹，间有豪杰可与立事者，然虏人薄之而不以战，自非土木之兴筑，官吏之呵卫，皆不复用。彼其思一旦之变，以逞夫平昔悒怏勇悍之气，抑甚于锄犁之民。然而计深虑远，非见王师则未肯轻发。陛下诚以兵入其境，彼将开门迎降惟恐后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将，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于此焉择之，未见其可也。故臣于详战之末而备论之。

臣窃惟自中兴以来，驻跸临安，阻江为险。然江之为险，须藉两淮。自古南北分离之际，盖未有无淮而能保江者。然则两淮形势，在今日岂不重哉！臣仰惟陛下垂意边防，规恢远略，沈几先物，虑无遗策。然臣偶有管见，虑之甚熟，诚恐有补万一，惟陛下宽听。盖两淮绵地千里，势如张弓。若虏骑南来，东趋扬、楚，西走和、庐，苟吾兵无以断隔其中，则彼东西往来，其路径直，如走弦上，荡然无虑。若吾兵断隔其中，则彼淮东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应淮东。设使势穷力蹙之际，复由淮北而来，则走弓之背，其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为二，其败可立而待。古之为兵者，谓其势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然后其兵立于不败之地。今以两淮地形言之，则淮东为首，而淮西为尾，淮之中则其身也，断其身则首尾不能救，明矣。三国之时，吴人以瓦梁堰为身，筑垒而守之，而魏终不能胜吴者，吴保其身，而魏徒能击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时，南唐虑周师之来，盖尝求吴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犹遣皇甫晖、姚凤以精兵十五万扼定远县，负清流关而守，世宗亦以艺祖皇帝神武之兵当之。虏骑之来也，常先以精骑由濠梁破滁州，然后淮东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惟滁之兵为最后。由此观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尝不先以精兵断其中也。况今虏人之势，一犯吾境，其所以忌我者非战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后耳。一出其后，则淮北之民必乱，而淮北之城亦可乘间而取，如向之海、泗、唐、邓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扬于东，城庐城和于西，金汤屹然，所以为守者具矣。然臣以谓，两淮之中，犹未有积甲储粟，形格势禁，可以截然分断虏人首尾之处。以臣愚见：当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为三大镇，择沈鸷有谋、文武兼具之人，假以岁月，宽其绳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节制东西二镇。缓急之际，虏攻淮东，中镇救之，而西镇出兵淮北，临陈、蔡以挠之；虏攻淮西，中镇救之，而东镇出兵淮北，临海、泗以挠之；虏攻中镇，则建康悉兵以救之，而东西镇俱出兵淮北以挠之；东西镇俱受兵，则彼兵分力寡，中镇悉兵淮北，临宿、亳以挠之。此苏秦教六国之所以为守，而秦人闻之所以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也。比之纷纷纭纭，自战其地者，利害不侔矣。如臣言可采，乞下两府大臣并知兵将帅，详议建立三镇去处，措置施行。

臣闻事不前定不可以应猝，兵不预谋不可以制胜。臣谓两淮裂为三镇，形格势禁，足以待敌矣；然守城必以兵，养兵必以民。使万人为兵，立于城上，闭门拒守，财用之所资给，衣食之所办具，其下非有万家不能供也。往时虏人南寇，两淮之民常望风奔走，流离道路，无所归宿，饥寒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臣以谓两淮民虽稀少，分则不足，聚则有馀。若使每州为城，每城为守，则民分势寡，力有不给；苟敛而聚之于三镇，则其民将不胜其多矣。窃计两淮户口不减二十万，聚之使来，法当半至，犹不减十万。以十万户之民供十万之兵，全力以守三镇，虏虽善攻，自非扫境而来，乌能以岁月拔三镇哉？况三镇之势，左提右挈，横连纵出，且战且守，以制其后，臣以谓虽有兀术之智，逆亮之力，亦将无如之何，况其下者乎？故臣愿陛下分淮南为三镇，预分郡县户口以隶之。无事之时，使各居其土，营治生业，无异平日；缓急之际，令三镇之将各檄所部州县，管拘本土民兵户口，赴本镇保守。老弱妻子，牛畜资粮，聚之城内；其丁壮则授以器甲，令于本镇附近险要去处，分据寨栅，与虏骑互相出没。彼进吾退，彼退吾进，不与之战，务在夺其心而耗其气。而大兵堂堂整整，全力以伺其后，有馀则战，不足则守，虏虽劲亦不能为吾患矣。且使两淮之民，仓卒之际，不致流离奔窜，徒转徙沟壑就毙而已也。

某窃惟方今之势，恢复岂难为哉？上之人持之坚，下之人应之同，君子曰「不事仇雠」，小人曰「脱有富贵」，如是而恢复之功立矣。虽然，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而江左所未尝有也。持天下之危事，求未尝有之大功，此󲦤绅之论，党同伐异，一唱群和，以为不可者欤。于是乎「为国生事」之说起焉，「孤注一掷」之喻出焉，曰「吾爱君，吾不为利」，曰「守成创业不同，帝王匹夫异事」。天下未尝战也，彼之说大胜矣；使天下果战，战而又少负焉，则天下之事将一归乎彼之说，谋者逐，勇者废，天下又将以兵为讳矣。则夫用兵者，讳兵之始也。某以为他日之战，当有必胜之术，欲其胜也，必先定规模而后从事。故凡小胜不骄，小负不沮者，规模素定也。某谨条具其所以规模之说，以备采择焉。苟从其说而不胜，与不从其说而胜，其请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唯无以人而废其言，使天下之事不幸而无成功，他日徒以某为知言，幸甚。

恢复之道甚简且易，不为则已，为则必成。然而某有大患：天下智勇之士未可得而使也。人固有以言为智勇者，有以貌为智勇者，又有以气为智勇者。言与貌为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身者也，其中未必有也。以气为智勇，是真足办天下之事，而不肯以身就人者，叩之而后应，迫之而后动，度其上之人果足以有为，于是乎出而任天下之事，其规模素定，不求合于人者。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然而特怵于天下之士不乐于吾之说，故切切然议之，遂使小人乘间投隙，持一偏可喜之论以谋己私利；上之人幸其不徇流俗而肯为是论也，亦稍稍而听之。故施于事者或骇，用于兵者有未可知，此某之所以为大患欤。故某以为，今日之论不可白于天下。所恶乎白者，为其泄也。然取天下智勇之士可与共吾事者而泄之。非泄之于天下也。今不泄于吾之共事者，而泄于敌，其泄之也甚矣。盖天下有英雄者出，然后能屈群策而用；有豪杰者出，然后能知天下之情。欲乞丞相稍去簿书细务，为数十日之閒，舒写胸臆，延访豪杰，无问南北，择其识虚实兵势者十馀人，置为枢密院属官。有大事则群议是正而后闻，敢泄吾情者罪之；议论已定，敢泄吾事者罪之。此古人论兵决事之大要也。

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而所谓气者又贵乎平。气不平则不足以知事之情，事不知其情则败。今事之情有三：一曰无欲速，二曰宜审先后，三曰能任败。凡今日之弊，在乎言和者欲终世而讳兵，论战者欲明日而亟斗。终世而讳兵，非真能讳也，其实则内自销铄，猝有祸变不能应。明日而亟斗，非真能斗也，其实则恫疑虚喝，反顾其后而不敢进。此和战之所以均无功而俱有败也。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昔越之谋吴也，二十馀年而后动。燕之谋齐也，谓其臣曰：「请假寡人五年」。对曰：「请假王十年」。故疾之期年而无功，与迟之数年而决胜，利害相万也，符离之役断可见矣。故曰无欲速。

凡战之道，不一而足，大要不过攻城、略地、训兵、积粟，与夫命使、遣间，可以诳乱敌人耳目者数事而已。然而知所先后则胜，否则败。譬之弈棋，纵横变化不出于三百六十路之间，巧者用之以常胜者，谚所谓知先后之着耳，败者反是。故曰审先后。凡战之道主乎胜，而胜败之数不可必。始败而奋，终则或胜；始胜而骄，终则或败。故曰一胜一负，兵家之常。讵一败便沮成事乎？且高祖未尝胜，项羽未尝败，然而兴亡若此者，其要在乎忍与不忍而已，不能忍则不足以任败，不任败则不足以成事。故曰能任败。此三者虽非胜负之所以决，然能以是三者处之胸中，则其所施为措注，气象宏远，浮论不能移，深间不能窥矣。

凡战之道，当先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是数者彼之所长，吾之所短也。然天下有急，中原之民，袒臂大呼，溃裂四出，影射响应者，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彼沿边之兵不满十万，边徼远阔，乘虚守戍，力且不给，一与吾战，必召沙漠。吾之出兵也，在一月之内；彼之召兵也，在一岁之外，兵未至而吾已战矣。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吾之出兵也，官任其费，不责之民，缓急虽小取之，不至甚病，虽病而民未变也。彼之出兵也，一仰给于民，预索租赋，头会箕敛，官吏乘时掊克，夺攘其财，斩艾其命，而天下大乱矣。虽有严法，不知而禁。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彼逾淮而来，长江以限之，舟师以临之，不过虏吾民，墟吾城，食尽而去耳。吾逾淮而往，民可襁负而至，城可使金汤而守，断其手足，病其腹心。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彼之所长，吾之所短，可以计胜也；吾之所长，彼之所短，是逆顺之势不可易，彼将听之，以为无奈此何也。故以形言之，是谓小谋大，寡遇众，弱击强；以情言之，则其大可裂也，其众可蹶也，其强可折也。举天下之大事而蔽之以一言，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

既知彼己之长短，其胜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已也，故莫若骄之，不能骄则劳之。盖天下之言，顺乎耳者伤乎计，利于事者忤于听。上之人苟不以逆吾耳而易天下之事，某请效其说。智者之作事也，精神之所运动，智术之所笼络，以失为得，转害为利，如反手耳，天下不得执而议也。日者兵用未举而泛使行，计失之早也。夫用兵之道有名实，争名者扬之，争实者匿之。吾惟争名乎，虽使者辈遣，冠盖相望，可也；吾将争实乎，吾之胜在于攻无备，出不意，吾则捐金以告之：「吾将与女战也」。可乎？谋不可以言传，以言而传，必有可笑者矣。陈平之间楚君臣，与出高祖于平城者，其事甚浅陋也，由今观之，不几于可笑欤？然用之而当其计，万世而下，功名若是其美也。某闻其使人之来，皆曰「南北之利莫如和」，某度之：必其兵未集而有是言；使之集，则使者健而言必劲矣。吾将骄彼，彼顾骄我，不探其情而为之谋，某未知胜负之所在也。故上策莫如骄之：卑辞重币，阳告之曰：「吾之请复陵寝也，将以免夫天下后世之议也，而上国实制其可否。上国不以为可，其有辞于天下后世，顾两国之盟犹昔也」。彼闻是言也，其召兵必缓，缓则吾应之以急，急则吾之志得矣。此之谓骄。传檄天下，明告之曰：「前日吾之谓也，今之境内矣，期上国之必从也。今而不从，请绝岁币以合战」。彼闻是言也，其召兵必急，急则吾应之以缓，深沟高垒，旷日持久，按甲勿动，待其用度多而赋敛横，法令急而盗贼起，然后起而图之，是之谓劳。故彼缓则我急，彼急则我缓，必胜之道也。兵法以诈立。

虽然，事有适相似者：里人有报父之仇者，力未足以杀也，则市酒肉以欢之；及其可杀也，悬千金于市求匕首，又从而辱之，意曰：「汝詈我则斗」。曾不知父之仇则可杀，以酒肉之欢则可图，又何以詈为哉！计虏人之罪，诈之不为不信，侮之不为无礼，袭取之不为不义，特患力不给耳。区区之盟，曾何足云？故凡求用兵之名而泄用兵之机者，是里人之报仇者也。

某闻之：「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故善为兵者阴谋。阴谋之守坚于城，阴谋之攻惨于兵。心之精微，出而为智，行乎阴则谓之谋。

某以谓今日阴谋之大者，上则攻其腹心之大臣，下则间其州府之兵卒，使之内变外乱，其要领不可不知也。求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费。非常之费，朝廷所不恤也。然而用之当其计，则费少而功多；不当其计，则费钜而功寡。何以言之？朝廷所谓经略秘计者，不过招沙漠之酋长，结中原之忠义。其招之者，未必足以为之固也。假使招之来，拥兵而强，则为我之师；释兵而穷，则为今之萧鹧巴。不然，使甘听吾言而就战其地，虽婴儿之智亦不为此。结之者固非锄犁无知之民，则椎埋窃发之党，非有尺寸可藉以为变，甚则率数十百人而来耳，势不足以为朝廷重，祸不足以制夷狄命，徒费金钱，为之无益耳。某以谓：与其招沙漠之酋长，不若攻其腹心之大臣；与其结中原之忠义，不若间州县之兵卒。请言其说：虏情猜忌，果于诛杀。其朝廷之上，将相则华夷并用而不相安，兄弟则嫡庶交争而不相下。某顷游北方，见其治大臣之狱，往往以矾为书，观之如素楮然，置之水中则可读。交通内外，类必用此。今之归明人中，其能通夷言、习夷书者甚多，可啖以利，务得其心。然后精择上间，先至其廷，多与之金，结其酋贵，俟得其用事之主名，孰为贤，孰为党；用事则多怨，又知其怨者。俟得其情，然后诈为夷狄书画，若与其党交结为反者状，遗之怨家，事必上闻。嫡庶之间亦必有党，将令其争，又复如此。必将党与交攻，大为杀戮而后已，如是而其国大乱矣。是之谓攻其腹心之大臣。中原州郡类以夷狄守之，故其卒伍之长甚贵而用事，然其心亦甚怨而不平。某尝揣量此曹，间有豪杰可与共事者，然而计深虑远，不肯轻发，非比陇上之民，轻聚易散，出没山谷间止耳。若威声以动之，神怪以诳之，重赏以饵之，若是而未有不变者。彼变则拥兵而起，据城而守，变一兵而陷一城，陷一城而难千里。计无大于此二者。苟朝廷不以为然，择沈鸷有谋、厚重不泄之人，付以沿边州郡，假以岁月，安坐图之，虏人之变，可立以待。今两淮州郡，朝廷功名地也。盖河北可以裂天下，山东可以趋河北，两淮可以窥山东。朝廷不知重此，而太守数易，才否并置，类非可以语此事规模者，某窃譬之有器而不知其用者也。

既谋而后战，战之际又有谋焉。吾兵与虏战，众寡不相敌也。使众寡而相敌，人犹以为虏胜，何者？南北之强弱，素也。盖天下之势有虚实，用兵之序有缓急，非天下之至精不能辨也。故凡强大之所以见败于小弱者，强大者分而小弱者专也。知分之与专，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所与战者寡，则吾之所以胜者必也。故曰：「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又曰：「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又曰：「形之所在，敌必从之」。今虏人之所备者，山东也，京师也，洛阳也，关中也。其备山东者轻，而京师、洛阳、关中则重也。彼山东者，于燕甚近，而其民好乱。天下有事，虏人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计不知此而轻其备，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今夫二人相搏，殴其心则手足无全力；两阵相持，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志。故某以为：兵出沭阳，则山东可指日而定；山东已定，则河北可传檄而下；河北已下，则燕山者某将使之塞南门而守。请试言其说。虏人沿边之兵不满十万，使召兵而来，又必十万（若乘其不备，则不及召兵。）。二十万之众，较其数则多，然其边徼阔远，势能分之使备我，则寡。将战之日，大为虚声，务使之分。命一使于川蜀，曰「收复关、陕」，建以旌旗而布以诏令，彼必聚兵而西。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是而两月，又命一使于荆、襄，曰「洒扫陵寝」，建以旌旗而布以诏令，彼必召山东之兵而俱西。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是而两月，又命一使于淮西，曰「御营宿卫」，声言直趋京师，若为羽檄交驰、车马旁午状，以俟天子亲驾者，彼必竭天下之兵而南。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又令舟师战舰，旌旗精明，金鼓备具，遵海而行。四路备兵，势分备寡，内郡空虚，盗贼群起，吾之阴谋又行。援我者众，虽有良、平，不能为之谋矣。然四路者非必以实攻也，以言耸之使不得去，以势劫之使不得休。何则？彼重之吾又重之，其信我者固也。然后以精兵锐卒，步骑三万，令李显忠将之，由楚州出沭阳，鼓行而前。先以轻骑数百，择西北忠义之士，令王任、开赵、贾瑞等辈领之，前大军信宿而行，以张山东之盗贼。如是不十日而至兖、郓之郊，山东诸郡以为王师自天而下，欲战则无兵，欲守则无援，开门迎降，唯恐后耳。然后号召忠义，教以战守，传檄河北，谕以祸福，天下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著，城不攻而下，兵不战而服，有不待智者然后知者。此韩信之所以破赵而举燕也。彼沿边三路兵，将北归以自救耶，其势不得解而去也；抑为战与守耶，腹心已溃，人自解体，吾又将突出其背反攻之。当是之时，虏人狼顾其后，知为巢穴虑而已，遑恤他乎？故曰燕山者将使塞南门而守也。今之论兵者，不知虚实之势，缓急之序，乃欲以力搏力，以首争首，寸攘尺取以觊下，譬之驱群羊以当饿虎之冲，其败可立待也。惟详择毋忽。

正取之计已定，然后谋所以富国强兵者。除戎器，练军实，修军政，习骑射，造海舰，凡此所以强兵也。其要在于为之以阴，行之以渐，使敌人莫吾觉耳。至于富国之术，民无馀力，官无馀利矣，国不得而富也；兵待富而举，则终吾世而兵不得举矣。虽然，某有富国之术，不在乎聚歛而在乎惜费，苟从其可惜者而惜之，则国不胜富矣。何以言之？自朝廷规恢远略以来，今三年矣。其见于施设者，费不知其几也。城和、城庐、城扬、城楚，筑堰，募兵，建康之寨、京口之寨、江阴之寨，与夫泛使赂遗，发运本钱，其他便宜造次，恩泽赏给，不可得而纪者，合千有馀万缗矣。一岁之币，三年而郊，又二千万矣。岁币、郊祀之费是不得已而为之者，其他得已而不已者，为恢复计也，然而于恢复之功非有万分一也；非有恢复之万一而费之，则费为可惜矣。若规模既定，断以三岁而兴兵，未战之岁，取是数费而聚之，当战之岁，岁币可绝也，郊祀可展也，如是而得三千万缗矣。今帑藏之储又仅二千万，合五千万缗而一战，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其次则宽民力，可以息民者息之，可以予民者予之。盖恢复大事也，能一战而胜乎？其亦旷日持久而后决也。旷日持久之费，缓急必取之民。凡民所以供吾缓急，财尽而不怨，怨甚而不变者，以其素抚养者厚也。古之人君，外倾其敌，内厚其民，其本末先后未有不如此者。不然，事方集而财已竭，财已竭而民不堪，虽有成功而不敢继也。今世之所病者，深根固本则指为迂阔不急之论，从事一切则目为治办可用之才。国用既虚，民力又竭，求强其手足而元气先弱，是犹未病而进乌喙，及其既病也，则无可进之药，使扁鹊、仓公望之而去者是也。

方今之论，以为将有事于中原，必先迁都建业。某以为有不得已而必迁者，有既迁而又当迁者，又有不可得而迁者，及未可得而迁者，不可不知也。不迁则不足以示天下之必战，中原之变也必缓，吾军之斗也必不力。深居端处以待舆地之来，是谓却行而求前。此不得已而必迁者也。所谓战者，将姑为是名耶，其亦果有志于天下耶？姑为是名，虽迁都建业，徒费无益；志于天下，虽迁建业，犹以为近。何则？人主破天下庸常之论，图天下难能之事，而又阴得其所以必胜之权，不躬犯艰难而决之，天下有不信吾心而殆吾事者矣。向之城扬、城庐，费累百万，其实甚无益也。腐缣败素，染而紫之，价必十倍。异时有急，敕庐、扬为车驾东西巡幸地，以决三军胜负之数，则城庐、城扬真恢复大计也。此既迁而又当迁者也。天下无事，󲦤绅之论，人人得以自尽：「主上方以孝养治天下，北内晨昏之问不可得而远也」。「国用方虚，民力方困，千乘万骑，百司庶府，一动而百费出，迟留岁月，无从而给也」。苟󲦤绅之论以是而相持，上之人必无说而却此。此不可得迁者也。两敌相持，见之以弱，犹恐为强；示之以怯，犹恐为勇。见强示勇，敌必疑惧；敌既疑惧，吾事必去。故先事而迁，是见之强而示之勇也。两敌相持，士未致死，天子顺动，亲御鞍马，隆名重势，猝压其上，三军思奋，斗必十倍。敌势惊乱，变必内起。此古英雄之君御将决胜之奇术。故先事而迁，是兵未战而术已尽也。吾未战而迁建业，万一虏因是而迁京师（逆亮是也。），此事之不可知者也。凡吾所以未战而求胜者，以中原之变为之助也；虏迁京师，胁以兵力，中原之民必不敢变；中原不变，则战之胜负未可知也。故先事而迁，是趣虏人制中原之变也。此未可得而迁者也。参四者而论之，则大计见矣。某以为宜明降约束，以禁传言迁都建业者，姑少待之。异时兵已临淮，则车驾即日上道，驻跸建业以张声势；兵已渡淮，则亲幸庐、扬以决胜负。如是，则󲦤绅之论，不见持于无事之际；敌国之重，不及虑于已战之后，最为得计。

事有甚微而可以害成事者，不可不知也。朝廷规恢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南北之士斗，其势然也。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有才者相媢，有位者相轧，旧交怨其新贵，同党化为异论，故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私战不解则公战废，亦其势然也。武王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胜商杀受，诚在于此。某欲望朝廷思有以和辑其心者，使之合志并力，协济事功，则天下幸甚。

右，某所陈，皆恢复大计，其详可次第讲闻也。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盖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不胜愚者之多，而智者之寡也。故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虽然，某尝为之说曰：今之议者皆言：「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某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强暴不可以久安于华夏」。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为南北，吴不能以乱魏，而晋卒以并吴；晋不能取中原，而陈亦终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故至于此。而蔡谟亦谓：「度今诸人，必不能办此，吾见韩卢、东郭俱毙而已」。某以谓吴不能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虽欲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拥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如此，何暇谋人？宋、齐、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其位，其心盖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自固也。至于南唐、吴越之时，适当圣人之兴，理固应尔，无足怪者。由此观之，所遭者然，非定势也。且方今南北之势，较之彼时亦大异矣：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交征，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摹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是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鲁之习纯用而不杂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故曰：较之彼时，南北之势大异矣。当秦之时，关东强国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十数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墟。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救钜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馀壁皆莫敢动。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坑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不可以南北勇怯论也。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夫彼岂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此耶？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某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合，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无衰乎？某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又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今之议者，皆痛惩曩时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谟之论晋者以藉其口，是犹怀千金之璧，而不能斡营低昂，而俛首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详覈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亦以过矣。昔越王见怒蛙而式之，曰：「是犹有气」。盖人而有气，然后可以论天下。

臣窃见朝廷行用会子以来，民间争言物货不通，军伍亦谓请给损减。以臣观之，是大不然。盖会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以至此者，盖由朝廷用之自轻故耳。何谓「本以便民」？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今有人持见钱百千以市物货，见钱有般载之劳，物货有低昂之弊；至会子，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百千之数亦无亏折，以是较之，岂不便于民哉？何谓「朝廷用之自轻」？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此无他，轻之故也。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此无他，稍重之故也。古谓「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岂不信哉！臣以谓：今诸军请给微薄，不可复令亏折，故愿陛下重会子，使之贵于见钱。若平居得会子一贯，可以变转一贯有馀，所得虽微，物情自喜。缓急之际，不过多印造会子，以助支散，百万财赋可一朝而办也。臣尝深求其弊：夫会子之所以轻者，良以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今所谓行使会子之地，不过大军之所屯驻，与畿甸之内数郡尔，至于村镇乡落，稍远城郭之处已不行使，其他僻远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姑住印造，止以见在数泄之诸路，先明降指挥，自淳熙二年以后，应福建、江、湖等路，民间上三等户租赋，并用七分会子、三分见钱输纳^⑴民间买卖田产价钱，悉以钱、会中半，仍明载于契；或有违戾，许两交易并牙人陈诉，官司以准折受理。僧道输纳免丁钱，亦以钱、会中半。以臣计之，各路所入会子之数，虽不知其多寡，姑以十万为率论之，其已输于官者十万，藏之于家以备来年输纳者又十万，商贾因而以会子兴贩往来于路者又十万。是因远方十万之数，而泄畿内会子三十馀万之数也，况其数不止于此哉。会子之数有限，而求会子者无穷，其势必求买于屯驻大军去处，如此则会子之价势必踊贵，军中所得会子，比之见钱反有赢馀，顾会子岂不重哉？行一二年，诸路之民，虽于军伍、市井收买，亦且不给，然后多行印造，令诸路置务给卖，平其价直，务得见钱而已，则民间见钱将安归哉。此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之术也。然臣所患者，法行之初，僻远州郡会子尚少，高其会子之价，纽作见钱，令人户准折输纳，及其解发，却以见钱于近里州郡收买，取其赢馀，以资妄费，徒使民间有增赋之名，而会子无流通之理。臣愚欲乞责之诸道总领、转运，立为条目，以察内部之不法者。俟得其人，严寘典宪，以示惩戒。如此，则无事之时，军民无会子之弊；缓急之际，朝廷无乏兴之忧，其利甚大。

臣窃惟方今朝廷清明，法令备具，虽四方万里之远，涵泳德泽如在畿甸，宜乎盗贼不作，兵寝刑措，少副陛下厉精求治之意；而比年以来，李金之变，赖文正之变，姚明敖之变，陈峒之变，及今李接、陈子明之变，皆能攘臂一呼，聚众千百，杀掠吏民，死且不顾，重烦大兵剪灭而后已，是岂理所当然者哉？臣窃伏思念，以为实臣等辈分阃持节，居官亡状，不能奉行三尺，斥去贪浊，宣布德意，牧养小民，孤负陛下使令之所致。责之臣辈，不敢逃罪。臣闻唐太宗与群臣论盗，或请重法以禁，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尔。当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大哉斯言！其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卒致贞观之治。以是言之，罪在臣辈，将何所逃。臣姑以湖南一路言之。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谓斯民无所愬，不去为盗，将安之乎？臣一一按奏，所谓「诛之则不可胜诛」。臣试为陛下言其略。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歛可知。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而科罚者；又有已纳足租税而复科纳者，有已纳足、复纳足、又诬以违限而科罚者；有违法科卖醋钱、写状纸、由子、户帖之属，其钱不可胜计者。军兴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科钱，每都保至数百千；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有二三月间便催夏税钱者。其他暴征苛歛，不可胜数。然此特官府聚歛之弊尔，流弊之极，又有甚者。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且近年以来，年谷屡丰，粒米狼戾，而盗贼不禁乃如此，一有水旱乘之，臣知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如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况陛下付臣以按察之权，责臣以澄清之任，封部之内，吏有贪浊，职所当问，其敢瘝旷，以负恩遇！自今贪浊之吏，臣当不畏强禦，次第按奏，以俟明宪。庶几荒遐远徼，民得更生，盗贼衰息，以助成朝廷胜残去杀之治。但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使他日任陛下远方耳目之寄者，以臣为戒，不敢按吏，以养成盗贼之祸，为可虑耳。伏望朝廷先以臣今所奏，申敕本路州县：自今以始，洗心革面，皆以惠养元元为意。有违弃法度、贪冒亡厌者，使诸司各扬其职；无徒取小吏按举，以应故事，且自为文过之地而已也。臣不胜幸甚。

军政之敝，统率不一，差出占破，略无已时。军人则利于优闲窠坐，奔走公门，苟图衣食，以故教阅废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至调大军，千里讨捕，胜负未决，伤威损重，为害非细。乞依广东摧锋、荆南神劲、福建左翼例，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止拨属三牙密院，专听帅臣节制调度，庶使夷獠知有军威，望风慑服。

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漳、泉、汀三州皆未经界，漳、泉民颇不乐行，独汀之民，力无高下，家无贫富，常有请也。且其言曰：「苟经界之行，其间条目，官府所虑谓将害民者，官不必虑也，吾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经界为上。其次莫若行钞盐。钞盐利害，前帅臣赵汝愚论奏甚详，臣不复重陈。独议者以向来漕臣陈岘固尝建议施行，寻即废罢；朝廷又询徵广西更改盐法之弊，重于开陈。其实不然。广西变法，无人买钞，因缘欺罔。福建钞法，才四阅月，客人买钞，几登递年所卖全额之数。止缘变法之初，四州客钞辄令通行，而汀州最远，汀民未及搬贩，而三州之贩盐已番钞入汀，侵夺其额，汀钞发泄，以致少缓。官吏取以藉口，破坏其法。今日之议，正欲行之汀之一州，奈何因噎而废食耶？故曰钞盐次之。

臣窃观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两淮而绝江，不败则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必然之势也。虽然，荆襄合而为一，则上流重；荆襄分而为二，则上流轻。上流轻重，此南北之所以为成败也。六朝之时，资实居扬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阳以南，江州以西，水陆交错，壤地千里，属之荆州，皆上流也。故形势不分而兵力全，不事夷狄而国势安。其后荆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备，亦甚固矣，臣独以为缓急之际，犹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责者，臣试言之。假设虏以万骑由襄阳南下，冲突上流，吾军仓卒不支，陛下将责之谁耶？责襄阳军帅，则曰：「虏以万骑冲突，臣以步兵七千当之，襄阳戍兵，入队可战之人，犹未满此数。大军在鄂，声援不及，臣欲力战，众寡不敌，是非臣之罪也」。责鄂渚军，则曰：「臣朝闻警，夕就道，卷甲而趋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阳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责襄阳守臣，则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军则有帅。战而不支，虏骑冲突，是非臣之罪也」。责荆南守臣，则曰：「荆与襄两路，道里相去甚远，襄阳之不支，虏骑冲突，是非臣之罪也」。彼数人者以是辞来，朝廷固无辞以罪之也。然则上流之重，果谁任其责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阳诸郡合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势不分，首尾相应，专任荆襄之责；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上属江陵，下连江州，楼舰相望，东西联亘，可前可后，专任鄂渚之责。属任既专，守备自固，缓急之际，彼且无辞以逃责。如此，上流之势固不重哉！外不失两路之名，内可以为上流之重，陛下何惮而不为？虽然，臣闻之，天下之势有离合，合必离，离必合。一离一合，岂亦天地消息之运乎？周之离也，周不能合，秦为驱除，汉故合之。汉之离也，汉不能合，魏为驱除，晋故合之。晋之离也，晋不能合，隋为驱除，唐故合之。唐之离也，唐不能合，五季驱除，吾宋合之。然则已离者不必合，岂非盛衰相乘，万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夥地大，德不足，力有馀。过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将豪杰并起，四分五裂。然后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号令海内，为之驱除。当此之时，岂非天下方离方合之际乎？以古准今，盛衰相乘，物理变化，圣人处之，岂非慄慄危惧，不敢自暇之时乎？故臣敢以私忧过计之切，愿陛下居安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畴咨兵本，眷用老成。清乎尚书之言，久受知于南面；任以天下之重，爰正位于中枢。明良庆千载之逢，宗社增九鼎之重。事关国体，喜溢舆情。共惟某官，浑璞难名，清明共睹。在朝则美政，在位则美俗，见谓通才；若旱用作雨，若川用作舟，益储瑰望。觕举其大，可知其馀。笑比河清，无孝肃尹京之严令；行惟鹤伴，有清献入蜀之流风。锡驲轺以遄归，长天官而率属，维时宥密，并注安危。智勇若子房，乃能决胜于千里；文武非吉甫，孰当为宪于万邦？今而付之真儒，上将属以大事。尽发所蕴，聿观厥成。复郓、欢、龟阴之田，请从今日；致唐、虞、成周之治，何待来年，爰立之期，可拱以俟。某瓜庐屏迹，药裹关心。属柄任之得人，与士类而增气。竿牍小夫之智，莫抒诵言；岩石具民之瞻，徒皆佥瞩。毫端易窘，底里难倾。

光膺制策，进贰枢庭；知贲儒科，入本兵柄。觉庙堂之增重，庆军国以交欢。共惟某官，开物成务之姿，登峰造极之论。至诚无息，悠远博厚而高明；其德日新，笃实辉光而刚健。人知伟器，自奋亨途。慷慨功名，有谋必尽；周旋内外，靡劳不宣。刻建邺之麟，忽兴怀于泉石；曳尚书之履，旋亟上于星辰。盖必有非常之人，乃可当不次之举。惟枢机运动之地，须帷幄谋画之才。精神折千里之冲，文武为万邦之宪。久积苍生之望，果闻涣号之扬。虽周伯仁怅望神州，共当戮力；然管夷吾复生江左，此复何忧。某风雨孤踪，山林晚景。候西清之对，疏浅奚堪；分北顾之忧，切逾已甚。所托万间之芘，殆成一己之私。富贵功名之及时，行快风雨之会；王侯将相之有种，更增茅土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