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天章阁待制、赠开府仪同三司张公在仁宗朝既以功业隐然为名臣，乃归休于毗陵之私第，作诗以示其子，自号知幸老人。公没四十八年，大观元年正月，公之孙垂禀于兄坚、如晦、墀，而率其弟牧、睿即圃构轩，以便讲学，取公号为「知幸」者名焉。以谓公之知幸，幸于遭时；我之知幸，幸于流泽。幸于遭时，久其已矣；幸于流泽，岂终以此自画哉，誓与兄弟奉母寿昌君外，念先朝请付属之意，不敢暇佚以成其身，一旦遭时，凡公之所未及为者犹将为之而无不可，况其馀乎。然则公诗所谓「自修清慎，后事无忧」者，不独在其子，而又在其孙矣。流泽之长，未易以世数期也。某虽愚，方且拭目以待。

晋陵孙氏有高士讳世南者，某祖母乐安君之父也。淳化、至道中，与兄诂世宁、弟世仪皆以文行驰声，同时荐于礼部。既归，乃以志之所之形为篇章，如鹡鸰之首尾，交应而弗违；如埙篪之律吕，迭奏而有伦。编联成集，名曰《棣萼》。非夫四人莫逆于心，如四体不言而喻，安能至此哉！《语》不云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宜其子孙蕃衍，宗族隆盛，为东南之所推仰。然则是集非特孙氏所当奉以为训，世世不忘，凡览之者亦可以兴起矣。

岭表归来饭不足，负郭有田多未赎。何当卖剑成此谋，耕遍雨馀春雨绿（右戴松牛。）。

王荆公尝言，安惠周公与其弟越皆以能书为世所称，每出辄为人取去。此书盖亦为人取去者，不知传几人，而微叔得之（右周越草。）。

钱塘方镂圣俞诗为新集，远方得之，犹知贵重，况圣俞所自编以贽当时公卿者乎？微叔不宝珠玉而宝此编，固其宜也（右梅圣俞诗。）。

漳浦李大忠微叔与兄大方几仲皆从山谷游，得书不知几何，必谨藏之。微叔归自中都，道由晋陵，出此集示予，且曰此乃山谷为叶尉时所书也。然与予平昔所见绝不相类，岂其少年作字若此而晚年异此乎？必有能辨之者。

问：古之圣人，居重位，操至权，左右前后，无施而不可者，其上莫如五帝，其次莫如三王。非帝有馀而王不足也，所遇之时异则随而应之，岂能同条共贯哉。是故后世作者无以加焉。晁错曰「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三王臣主俱贤」，庶几知言者。宋有天下馀百年矣，祖造始而宗承之，道德功业，充塞覆载。爰及今上，丕受所付，亹亹乎向三王之圣，两汉而下固不足以比伦也。虽然，稽古验今，果无可指者乎？三五云为，布在方策，炳若日星，可究而知。其所以神圣也，其所以贤也，与我宋之所以尚歉然而宜勉者，愿历举以告，毋曰区区已陈之迹，不足为当今道也。

问：宰相之勋，非自为而成之也，举贤授能，以尽人材；校短量长，以分事务而已。独操其要焉，俾人主优游蒙成，无复内外之患，其为勋岂小哉！荀卿曰「上臣事君以人」，况宰相乎？故禹以惠畴佐舜，傅说以招俊乂佐高宗，下至萧何、姚崇，亦以此冠当时而闻不朽。比者秉钧之臣尝建十科之议，使华涂显人各荐其所知，深副嗣皇访落考慎之意，真得宰相之体矣。识者谓在下者或驰骋构结之谋，在上者或牵制好恶之私，则法虽甚良，秪以为市尔。盖情之所厚，苟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为物转者，庆赏刑威有足以劝沮，固亦其势也。至于实有所负而不求人知，与不幸人莫之知，则又不可得而承庸，犹为圣朝之恨也。救此之弊，其策安在？

问：量入以为出，善法也。推而行之，惟令王之时乎。其略见于《王制》，其详见于《周官》，其效则公私俱足，而无伤财害民之弊。汉之孝武，唐之明皇，不知出此，而海内萧然矣。今圣主嗣兴，子育亿兆，凡法之有未便者悉以义更张之，欢声协气，衍溢于普天，是宜咏《芣苢》之和平，歌《行苇》之忠厚，以与古令王相后先也，宁有汉唐之弊哉？然民之所输，虽无前日之赢，而国之所用，尚循前日之式，未可谓量入以为出。知治之士尝以建言，朝廷既欣然纳之，则国用宜有在所损者。损百官之禄廪，则惧不足以养廉；损二虏之币帛，则惧不足以结好；损边陲之供须，则惧不足以守禦；损器械之增置，则惧不足以防患。然则孰为可损者？否则继自今往，其何以给之？况诸路郡县庾无陈腐之粟，库无朽贯之钱，亦已久矣，如之何其可？

问：士、农、工、商，古之所谓重民也。方其盛时，处之以学校、田里、官府、市井，期之以贤能、稼穑、饬化、阜通。比其既成，有馀不足交相济于上下之间，则为之君者不必焦心思而智不穷于治，不必疲体力而物不穷于养，冯几南向，以底太平，后世称颂焉，岂不伟哉！国家神圣继兴，以道临御，天造而地成之，恩覃根著之徒，风靡编发之属，况四民之有知而居域中者乎。是故造士以三舍而书考其行艺，劝农以官师而具修其防列，置监局以鸠工而器械绝苦窳之患，严关市以征商而豪右消擅财之权，宜若无间然者。然而谓之行则止于率教不戾规矩，而孝悌睦姻，不究其平时；谓之艺则止于治经程文，而涉猎傅会，非由于自得。以劝农则惟虚名而无其实，以防列则顾暂费而略其大；苦窳之患虽绝于公家，而淫巧日新，感移志意，则于民俗不为无伤；擅财之权虽消于私室，而货贿滞留，税入寖减，则于国用不为无损。知治者慨然于此久矣。今欲去四弊，致四利，远不缪于先王，近不骇于当世，使无累于太平之盛，如之何则可？幸摅素蕴，直指明计，以俟按察者采而上之，庶几有补于新化。

问：《记》曰：「化民成俗，其必由乎学」。故武王作辟雍而无思不服，僖公脩泮宫而淮夷攸服。国家若稽古以经纬天下，其于兴学，尤所先务。辟雍屹立于中，泮宫环列于外，严其官师，付以教法，固无愧乎镐京鲁国之盛。然而日月久矣，奸伪未革，囹圄未空，礼义廉耻之风未胜，安在其为化民成俗邪。夫广土众民，古犹今也。古兴学如彼，今兴学如此，岂今教法失其本而与古异乎？岂官师非其人而不能推明上意以耸动斯民乎？岂为士者不知自重，而民之易之，遂无畏慕学校之心乎？岂长吏忽而不问，不知所以诱进之乎？其弊果有在于是也，则教法如之何而不失其本，官师如之何而推明其意，士如之何而自重，长吏如之何而诱进？幸覃思而告焉，庶几共勉其所当为者，勿使古人专美于载籍。

问：先王之制彫敝于末俗久矣，至汉始有举而行之者。籍田之耕，起于孝文；孝廉之贡，发于孝武；郊社之礼，定于元成；三雍之序，备于显宗。后世言治者推焉，考之于史，其事至悉。果合先王之制乎？抑有以义损益而不必一二追袭其迹者，算计见效，又何在邪？方今典章文物之盛，非直两汉而已，然其事尚有阙而未举者，岂诚不可行欤？审以为可行，则如之何而可？

问：道德不明，天下之治方术者各骋其私智，而取之以名家而授徒，自以为莫己若矣，奈何世之君子能折之于圣人而不可欺邪？故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卿尝言之。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扬雄尝言之。夫诸子之于道德，譬犹紫之于朱，莠之于苗，郑声之于雅乐，向非荀、扬力自比于孟子而指擿以待后之学者，则读其书，随其所喜，沦胥以败而莫之止者，往往皆是也，其害岂胜计哉！然而太史公猥以名家之学各有不可废者，其与荀、扬之论果可以两立乎？是非必有在也。荀卿之学，扬雄以谓同门而异户；扬雄之学，韩愈以谓大醇而小疵；又何其明于指擿诸子之失而昧于自救其失乎？其异户也，其小疵也，无乃有流于诸子之习而不自知者乎？愿迹其书，且折之于圣人并诸子之已事告焉。

问：论议之不一久矣，非有圣人之书折衷焉，则学者之疑或穷年没齿而莫之决。故柳下惠，少连疑于不逸者也，得孔子之言，然后知其为逸民。禹、稷，颜回疑于不同者也，得孟子之言，然后知其为同道。使孔孟之言皆如此其辨也，学者之释然，不犹仰天庭而睹白日乎，奈何自相违异而有不可以一贯之者？孔子语子贡曰：「伯夷，古之贤人也」。孟子则以为圣之清。孔子罪臧文仲曰「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孟子则以为圣之和。孔子称德行则兼举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而孟子称善言德行与具体而微，则仲弓不与焉。孔子称文学则止于子游、子夏，而孟子称有圣人之一体，则子张亦与焉。又言语之宰我、子贡，政事之冉有、季路，曾不得与子张并日而谈。夫圣人无两心，言，心声也，况孟子之所愿学者，孔子而已。其题品取舍之际，宜重规而叠矩也。今乃不然，岂不重可疑哉？诸君必尝深考此，愿闻其说。

问：水旱之变，阴阳之数也。圣王在上，道赞化育，亦岂能使之不臻于其时哉，能为之备，使不冻馁吾民而已矣。其先事也，崇五涂，峻五沟，谨乐岁之蓄而不敢懈，故虽遭变而民不忧。其后事也，薄征以舒其财，弛力以蠲其役，颁其兴积，唯民所便，故虽引久而民不病。非特如此，祈祷之事，人情所不能免者，亦未始忽焉，此其所以无冻馁之民也。比年以来，率土之内，不水则旱，每每有之，民之重困，不堪见闻。朝廷所以仁之者，固无歉乎古先之时矣，知治者犹谓以有限之费，待难忱莫测之变，可暂而不可常，则先事而图之者又其可以已乎。然沟涂之利可修而耕必有蓄可复乎。不知出此，而惟祈祷是严，殆非所谓祝史荐信者也。昔董仲舒相江都，闭纵阴阳，以救水旱，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其法亦可行于今乎？幸明计之。

问：士方平时，本原六经，衡鉴千古，其出处去就之节，盖了了于胸中矣。异日游人间世，则廊庙山林，自成系輆，以畔君子之大道者，尚或有之。故尝观鲁之二生，竟不为汉起而疑焉。以叔孙通之谀，不足与同朝乎？佐汉之兴，足以利物，其事大；避通之浼，止以洁身，其事小。以所遭非其时乎？则六合一家，宽政兹始，实愈于伊尹受币、吕望登车之世。以礼乐未易制作乎？则舍礼乐，独无可为者。况情文之备，虽必俟于百年，而君臣之义，弗容紊于一日。以故通以鄙儒诮之。虽然，稽其所言，不可谓所养非远且大者。其于喜于为郎得金而猥以圣人颂通者相万矣。扬子遂以为大臣，岂其然乎？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二生果有得于此乎？诚如是，则通之所为复非矣。而迁、固赞之，以为为时儒宗，共成大业，又何也？呜呼！守正似鄙，随时似谀，而随时守正者亦鄙谀之人所幸以自托也。士之立节，如之何而蝉蜕于二者之中乎？朝廷兴学，正此为务，诸君盍以所自期者断其是非？

问：忠厚之俗既衰，《行苇》之诗不复嗣音于天下。有真贤作，铜章墨绶，不动声气，而封内之儿童有仁心焉。孰谓王者之治独古人专其美乎？上以齐圣，绍休祖宗，与物为春，常恐疵疠，其诚意良法，固肩随乎有周矣，又妙简郡邑之吏，俾承而广之勤勤也。奈何日月浸久，而衣冠之列，宗族乡党之间，所以施报，尚多惭德。欲冥冥之民推厥不忍以及动植之微，岂不难哉！君子谓弊在吏未必学，学未必王者事，规近效而忽远图耳。此言似不苟者。然则吏之设施，如之何而可以旷然丕变，与中牟比，以副上委寄之万一？

问：两汉多士，其慷慨谈治体者殆接武于朝野。贾谊之《书》，贾山之《至言》，刘向之《封事》，王符之《潜夫》，仲长统之《昌言》，崔实之《政论》，尤章章于其间。诸君盖尝成诵而深思矣，果孰得而孰失？今欲取其说之宜于时者用之可乎？且何说最为宜于时者？别白以告。

问：大河之患，几千百年，其间有为之君臣非不欲规长久之利，使由地中行也。顾旷世而未能者，岂天数之有待乎？圣人在上，万物遂生，四夷稽首。所谓大河，宜不治而自理，况治之以法度之政，信易乎其永宁矣。然而国用方窘，而重以不赀之费；民力未裕，而猥兴莫大之役；就令水涸之际，勤苦而成之，以遏异日之怒流，未必可恃。此中外之论所以腾口而纷纷也。夫《禹贡》之所载，从古谋士之所建明，其利害详矣，当有可行于今者，博举以告。

问：扬子云论当时之名臣多矣，石太仆之对，金将军之谨，张卫将军之慎，邴大夫之不伐善，则以为自得；张子房之智，陈平之无误，绛侯勃之果，霍将军之勇，则以为社稷之臣；张廷尉之平，隽京兆之见，尹扶风之洁，王子真之介，则以为名卿。夫子云之言，法言也，其品藻之异，岂无谓而然哉。以汉人物之盛，殆非后世所能拟伦，而其所取者止于如此而已，无乃太简乎？诸君必能言之。

问：颍川四长，前史谓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故序循吏而及焉。夫不欺人易，使人不欺难。从古以来，有使之不能欺者，子产之于郑是也；有使之不忍欺者，子贱之于单父是也；有使之不敢欺者，西门豹之于邺是也。彼四长者，必居一于此矣，果孰从而然乎？今考其传，韩仲黄之于赢，陈仲弓之于太丘，其详可知也。若乃荀季和之于当涂，初不载其设施之迹；钟季明之于林虑，虽以命之，而实未尝就。则史何以知其所为而称之乎？将以其已然之效而逆知其所未为乎？然则其已然之效又何在也？如此而议人，亦可乎？诸君非其乡人，则寓其乡校者，闻其风而讲之有日矣。愿以释有司之惑。

问：酷哉，东汉党人之祸也！始锢其身，终及其五属。其所斥止五十八人，其所蔓衍殆不可胜计，甚至以死处之。贤者既尽，而刘氏不复汉矣。后世有志之士读其书，想见其时，未有不废卷而流涕者也。今考其迹，以为王政不纲，奄寺横逆，特欲以此驱除天下之士，则牢修、朱并之言独无證乎。况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范晔盖尝言之，以为事出于下而其势必至于此。则转相汲引，不为比周，更相称誉，不为朋党者，彼何道邪？或谓使州郡之吏皆与史弼同胆，则天下虽大，何若不为平原？贤者惟义所在，不以生死夺常。一旦诏下，就狱而不辞，宜皆如陈实；就死而不惧，宜皆如李膺、范滂。奈何张俭、岑晊汲汲遁逃，而夏馥、何颙则变形易姓，世亦不以为议？逮捕所急，尤在名士，而郭泰、袁闳，卓荦等伦之上者，乃不罹其害；李笃纳张俭，贾彪拒岑晊，其事不齐，如何为两是之？诸君折疑辨惑，必有处于此，庶几与闻焉。

问：自先王之泽竭，而礼禁不明于世久矣。上由公卿，下逮黎庶，婚姻丧祭之仪，宫室服器之数惟所欲耳，不复馀问。甚者以富相稚，僭拟尚方。而匮乏之家或耻不及，则有称本而贷，空产而售，以事目前之观美者。如此而欲财用足、风俗厚，不为太平之累，其可得乎。呜呼！世无贾谊，即已不误不谀，有如谊者焉，其亦慨然长太息而不能默也。夫三代之礼，惟周最盛，后之称治者不能加毫末于是矣。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于婚姻丧祭之仪，宫室服器之数，差等之至备也，愿博载籍而摭其所可行于今者为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