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既言和与战二议而一事，不可偏执，惟所施之宜而已。又以谓天下有必胜之势，亦有必败之理，我与敌人之所共用者。若其必胜之势在我，而必败之理在彼，则在我者不可以不用，虽未能用，亦不必过为之虑，知此则和与战之议可决矣。何以言之？昔者三国之际，魏最强，吴次之，蜀又次之。方孙权、刘备无恙时，以曹操之奸雄，既平中原僭乱，因其馀勇以却乌孙、鲜卑，一弱子之力耳，而不能并吴、蜀而有之，则以吴、蜀之险可恃故也。故吴、蜀利于守，魏利于战。魏虽能战，而吴、蜀必不可入。吴、蜀并力以攻魏，则魏可亡。魏与吴、蜀合而为一，则内陵外侮皆不足忧矣。唯其各守其所，久之而不能合，虽合而无以守之，此其所以有而不能久也。今我据有吴、蜀以为根本，虏虽强大，终莫能侵。又益我以河南、陕右六十州之地，盖三国之所难合者。此虽大帝三王之天下，绝长补短，未能远过，顾吾所以主张而维持之者如何耳。故用此以战，则战无不克，用此以和，则和无不成，此所谓有必胜之势也。自古彊盛无过于秦，既已蚕食六国，遂并天下，莫与为敌矣。然夷狄种性，仁义不施而暴虐是用，故传之二世而亡。今虏邈在万里之外，豺狼狐兔之与居，非能为秦也，而以小加大，志得气满，贪黩无厌。方且骨肉之间，自相屠戮，心腹之内，日以离间，专为淫侈，以夸其所有之富。旁附之国，至有不忍其虐，逃而远之者。察其所为，必不能久，此所谓有必败之理也。用我之所必胜，以当彼之所必败，可以有为。而我方约和，不欲言战，惴惴然唯恐虏之复来，此虏所以得而轻我也。且我之所以不欲言战者，岂非以往日维扬之迁徙，浙东之奔播，有不可以不戒乎？此又过虑也。胡不观今日之势，与靖康以后为如何？今日之势方兴也，靖康以后之势已坏也，此岂可同年而语哉！盖自宣和以来，朝廷所以待金人者，有得有失。其失在于靖康之前，而不在于建炎之后，不可不辨也。靖康以前，败盟于契丹，贪得于燕云，贼来不拒，贼去不追，其失已不足咎矣。建炎以后，不守南都，避而之维扬，不守维扬，避而之临安，又之会稽、四明，如太王之于狄人，盖有不得已而然者，非失计也。其后复归临安，彼固以我为怯，无足惮者，故我得以收人心，彊国势，选将治兵，严为之备。所以屡战屡胜，十年无患，此非其得耶？观虏之意，既得中原，岂不欲谋吴而据蜀，兼有四海之利乎？然每举辄败，知我之有备也，必将待时而发，则虽名得中原，其实不可保矣。与其既得而不能保，孰若弃而不守，犹足以缓我而市恩乎？此虏所以废刘豫而退保河南之意也。而我之所有如此，犹且以往日之祸为戒，亦已过矣。臣尝游荆州，见荆人所以事关羽者，家置一祠，虽父子兄弟室中之语，度非羽之所欲，则必相戒以勿言，唯恐羽之知之也。夫羽之死已数百年，其不能守以害人也审矣，而荆人畏之如此，以其馀威在人，上下相传，有以诳惑其心耳。今金人去中国，限以北虏，水慄陆詟，不知经几聚落，然后能复至燕云也，不为之备，而徒畏之，岂知所先务乎？且虏所谓生女真之兵者，自南而北，所存无几，所可致者，诸蕃乌合之丑类耳。散而复集，其势实难；集而使之远来，必不能久。纵使驻足于燕云之境，而垂涎于雍梁之地，亦必有豫，未敢轻入。盖进则有山寨必叛之虞，退则有契丹修怨之虑，不顾而越河，亦虏之所忌也。又况河南之民既归而安，必以死守，虏虽善战，恐亦未必得志耳。臣故曰用我之所必胜，当彼之所必败，可以有为。不当以前事为戒，而和与战之事可决而无疑者，为是故也。臣本书生，于用兵之事，实不能晓。至于天下之理，盖尝得之于经术矣。意之所见，不敢缄塞。若和未可变，战亦当备，则臣所言，未必全无补也。臣愿陛下察今日胜败之由，与在我者可以有为，在彼者可以无戒，虽未绝和，以战为主，如陛下所以谕臣者。此计一定，万世无患矣。臣不胜区区之忠，惟陛下财择。

臣生长东南，以儒为业。间尝学兵，自太公、司马、孙、吴之书，击刺、行阵、坐作、进退之法，与夫历代谋臣猛将奇正相生、虚实相形、合散无常、变化莫测、战胜攻取、谨守豫备之术，以至阴阳卜筮、天星地志、占谢厌禳、异端曲学之说，凡支离而不合、交路而难通者，实无所不观，亦无所不知。盖自尧、舜、夏、商、周、秦、汉以来，迄于五代之间，所以得失成败、治乱安危之迹，如《春秋》史籍之所著见者，以臣所知揆之，如辨白黑，如数一二，如驾轻车，驰驷马，而行于四通五达之衢，唯意所适，无不快者。又尝以谓古今殊时，利害相绝，故当世之务，尤不可不讲，于是本之天时，验以物理，辨风气之所宜，察南北之异习，相山川之险易，稽人情之思斁，较天性之能不，别民力之勇怯，究习俗之向背，度夷狄之从违。如是者盖有年，反而自观，亦以观世，胸中之所既得者了无可疑矣，而未有能发之者。方少年时，志气激昂，过自标置，诚有所负。而臣所居邈在闽海之陬，爰自胜衣以至今日，游泳太平和气之中，耳不闻钲鼓之声，目不睹旌旗之色，虽欲自效，其道无由。是以泯默退处，自同寒蝉，若有所待，不自知其愚不肖，不足以为当世用也。去年以臣老亲之命，俾臣求试礼部，谓纵罢斥，例当得官。臣以家贫，急于禄养，间关远来。至会稽，遇故人为守将，留臣踰月。是时睦寇方跳梁于山谷之间，或谓不旬日当就擒戮，实无足虑。臣独言：「瓮牖绳枢之子，一旦猖獗，聚徒万计，安得不虑」？或者笑之。臣已而以心语口曰：是难与他人计者，当囊书北去，言之君父，庶几万有一达焉。其遇不遇，虽死无悔。及臣来京师，试于礼部不偶，幸与廷对，复处下列。又自以谓，古者功名之士，必其资可以富贵。今臣命穷如此，借使其术不疏，亦必无补于事，以是亟欲南归。又念臣亲年八十，臣今既归，势不可远去膝下。遂将老死岩穴，而平生所志，终不能少摅一二，以报陛下天地覆育之恩。顾欲与麋鹿相为春秋，草木同归于尽，何果于自弃之甚也。于是洗心易虑，追书曩时所自得者，为《兵说》十篇。虽词意儇浅，计策无取，引脰长命，自其真性，非自欺以欺陛下者比也。敢献之阙下，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闻赵括读其父书，至其论兵，虽奢不能以口舌难也，然无救于长平之败。孙膑、吴起各有著述，考其所言，膑尤精密，而屡有敌国之辱。由是观之，言之不足信也固矣。故霍去病曰：「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兵法」。夫言之而善如二子者，尚不足信，况如臣十篇之说，言不能达其心，文不能究其言，亦何足道。又况草窃未诛，上自朝廷，下至布衣韦带之士，奇谋硕画，日陈于黼座之侧，盖必有瑰伟绝特之论，过如臣万万者。方斯时也，持其狂瞽，欲以上动冕旒之听，臣固知其难矣。虽然，汉之所以定三秦、擒项羽者，韩信之策也；蜀之所以制孙权、取刘璋者，诸葛孔明之策也。是皆立谈之顷，遂定大计，卒如其说。使言皆不足信，又焉有此？夫言岂可以一槩论哉！惟真知兵者为能言，唯善听言者为能用耳。今臣区区之忠，欲以自见，非适为利。文虽不工，志或可取。陛下幸听臣言，以为不欺，置之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附，时出智略以裨主帅，或能为陛下安反侧之心，收散亡之卒，使逆贼腹心内溃，党援外离，割裂糜溃，卒于无以自植，臣于是盖不能无分毫之助矣。干冒雷霆，罪当万死，谨缮写《兵说》十篇并书一通投进。臣不胜俯伏战惧待命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