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圣人有外惧，故有微权，有密机。权以忍而后济，机以忍而后发。忍不忍之间，安危系焉。使其屈伸在我，平日屈之，一日伸之，大事不足定矣，外惧何为也哉？昔勾践为国，蕞尔国也。奉夫差以玉帛，又奉以子女，常人所不忍者，勾践一切忍之，此岂其真情也哉？彼其奔走事人之日，皆阴谋生聚教训之日也。故吴不有越，而越卒有吴者，勾践得此微权也。曹公之于袁绍也，地不如绍，兵不如绍。绍未除大将军，操不拜也，则避绍而与之。曹公岂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绍者，所以怠绍之心而缓河北之兵也。故袁不并曹，而曹卒并之者，曹公有此密机也。彼两人兴而机权用，机权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霸易霸，臣固知其忍而后动也。恭惟陛下禀希世之明，天锡之勇，常有扫清中都，囊橐宇宙之意矣。然而即位四年，遵养时晦。敌有小大，势有坚脆，陛下权敌以御，时俯己为和柔之盟。陛下意岂在是哉？机权之在是也。陛下忍之亦至矣。越王、曹公之事，规摹虽小，充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内也。然臣近者闻诸道路，敌有无故之形，和有不坚之意。众说纷纷，不可执取。议者犹以祖宗待契丹之礼以待之，是不知役己者也。自绍兴至今，敌凡几和，和亦几变，信书在道，暴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后日庸可保乎？岂可见其形不察其实，信其伪不昭其奸，百事扬扬，犹类平日，上下复欲长此安穷也？为今日之计，志虑当坚，筹谋当预，措置江淮诸处，屯兵几所，孰要孰害，兵甲增减，为数几何，孰训孰惰，诸将可倚者凡几何人，军食可理者凡几何事，谁善应敌，谁长守捍，至纤至悉，不暂懈弛，臣犹恐其未也。若将相循循，尚犹偷玩，今日得报，则四面仓皇，明日无报，则整容閒暇，谋国如此，譬犹抱虎而寝，虎未及起，因谓之安，未有不为伤矣。夫四夷轨道，兵甲不兴，谁不愿之。不幸或有外禦，虽宣王不免也。臣窃恐近臣大吏专以簿书期会为事，舍此弗图，一旦有警，因循将何及也？《诗》云：「维彼雨雪，先集维霰」。而知雨雪者，见其兆也。陛下察敌之兆而预计之，机权在中，应变在外。陛下举能办此，愿戒小大之臣，勿为媮怠而已。杜牧曰：「国家大事，小臣不当言」。臣与牧同一罪也，惟陛下幸赦。

律移舜琯，阳已肇于吹葭；节次周正，日初长于添线。恭惟某官以民为念，共庆暖律之回；与国同休，茂集纯禧之介。某远拘官守，阻造宾闳。展庆无阶，颂怀增极。

即日春暖，恭惟耆明迪哲，卧护疲民，神天荐祉，钧履向用全福。某职縻学省，尽出钧镕，何当服勤崇屏？仰奉鞭靮，亲履絇也，曷胜依咏？

某违去崇馆，几跨岁矣。疏憃之迹，不自齿于俗，静居坐忘而已。独于门下诚有饥渴之勤，然奏记布问，时作时旷，亦恃大君子神融道照，不以苛礼为拘拘也。比承相君每接人士，常形牙颊，有存恤憔悴之意。相君于士始得其文，不特爱其能，又忧其身，至于切切如此，相君真乐士哉！冥顽毫发未有补报门下，但思处下陈颂义觌教，为终身荣也。企仰企仰。

某向尝论相公先生德爵之重，当有与国俱隆者。前此略出绪馀，选用百吏，张持纪纲，勋名高世。天眷久渥，姑藩翰抚摩之寄，然均逸之久，与其福一方，曷若再践台鼎，遂福天下耶？舍人之装，旦晚可趣。不佞不佞。

某束发志古道，常以不合近世绳度为病，自分不登众目。相公先生乃形于馀论，发于教诱，咨以笔墨古始，其言奥矣。书教枉及，三复凛然，此退之所谓不以时人见待之情，而以古人见待之意，直重臣所以敦奖薄俗而后虚名者也。某不佞，何以处此？但钧问辞严义密，及众碑所出何地何里，不敢以不详对。缓于申答，用是故也。其纤悉具见于书，伏望钧慈特赐亮察，更为指授，其何贶如之。钧阁仙集之眷，发祉川增矣。都不使令，敬三沐以承。

伏以孟冬之月，恭惟某官偃藩卧护，神明扶持，钧候动止万福。谨具短启，仰尘记府申候之仪，谨列右楮。即日冬律告新，霜风初戒，不审钧用何似？载惟一代儒宗，两朝元老，勋德所备，何福不除？更乞仰副倚毗，妙遵时序，即闻涣号，入冠鼎司，以慰苍生之望云。

某伏审茂膺天奖，来镇藩辅，方面得贤，中外称庆，恭惟庆慰。窃以会稽巨屏，密槔行阙，实为东诸侯之长。自非耆德，莫宜任其责者。其间以礼绝之尊，暂屈临之，往往为之假途。侧闻皇上图旧之念，寤寐不忘，衮席久虚，人谓有待区区之悃。得之舆论，非敢谀语也。

恭以某官躬大受之资，起中古之治，以阿衡纳沟之耻为己任，以玄龄救时之术为未优。而道大不容，暂兹去国，熙天之绩，郁未得施。彼都人士，莫不引领倾耳以伫大老之归，鼓舞钧播，将天下实赖。伏自违去光范，再阅寒暑矣。虽尝三贡庆牍，三奉诲问，足以少慰恋慕之诚，犹以不获一望履舄为恨。比者旌纛来临，复以职守无从修敬。溯风翘馆，邈在霄汉，下情瞻仰，日益惓惓。所幸扬庭不久，即有依归，预以欣抃，仰乞融照。

冬候纪极，恭惟偃藩卧护，神相忠嘉，台候动止万福。谨具启仰尘记府，修问兴居，谨布前楮。即日春事伊始，散凛馀劲，不审钧用何似？载惟盛德元老，神物呵护，敢蕲惠令之馀，精调饔寝。嗣有涣号，以宠公归，区区诚情，不胜眷眷。

某伏审自膺天纶，夹辅行阙，股肱之郡，储贤得隽，中外隐然，恭惟庆慰。窃以丞相先生深纯德履，一世誉处，故又为东诸侯之长。久劳于外，天下日望锡衮之期。钧轴又且虚矣，非公其谁任？敬再述荐绅公祝云。

某窃伏三馆，覃精穷思，器任有极，夙夕依仰恩地，志不足达，言不足殚也。自惟何修何饰，而蒙钧座勉以正大之学，可参古昔。自省孱虚，百念灰冷，何为得此于公哉？何当密侍左席，启发蒙端，为大君子正类之依。临风重有悁企。

问：史有十类，曰偏记，曰小录，曰逸事，曰琐言，曰群书，曰家史，曰别传，曰杂记，曰纪书，曰都邑簿。如山阳公之《记》、蒯氏之《隽永》、姚公《后略》、陆贾《新语》，此偏记者也。萧氏《怀旧志》、卢子《知己传》、戴逵《竹林》之书、汉末《英雄》之记，此小录者也。顾协之《琐语》、谢绰之《拾遗》、和峤之《纪年》、葛洪之《杂记》，此所以窜夫逸事而勿敢逸者也。《世说》说晋臣之世也。林众也，谓之《语林》，记众语也；薮聚也，谓之《谈薮》，此琐言之可尚而不敢遗者也。其次为群书，不徒目也。纪益部曰《益部耆旧》，纪汝南曰《汝南先贤》，纪会稽曰《会稽》，非故私之也，亦不忘本也。其次为家史，谱其家者也，扬雄之《家牒》、商恭之《世传》、孙氏之《语纪》、陆家之《系历》，非窃是名也，所以重祖也。若夫别传、杂记之类，以次皆有法式，自时作之，更唱迭和，不可谓无统主者也（《九华集》卷八。）。

问：史之录实录也，过实则诬，失实则漫，吾不知其为史也。左氏简以法，迁、固虽有法而不简也。迁、固以次，吾无得焉。独欧阳文忠之史，史之巨擘者也。观其序云，自开平终显德凡几年，自河北放江南凡几国，自梁祖至周帝凡几战，及其言贯而不乱，盖其实录也。吾犹有病焉。夫文忠之史五代也，有所谓《忠臣传》者。孔子志《春秋》，及周不及夏、商。《春秋》，周志也，是以夏、商无与焉。本纪五代而及唐，无乃与《春秋》异旨乎？《五代》有所谓杂传，有所谓传。士二其行固杂矣，宜文忠之病此也。必不得已，吾以汉唐为正，其臣且未正也。吾姑以正，名之五代，吾所取正也，而曰杂传，曰传，何也？先儒谓冯道盖有道者，依世寓迹者也，而文忠丑之。夫为史而贬有道者，以不正为正者，以其事为实录者，非诬则漫矣。文忠儒宗，岂诬漫者乎？抑传之失其真乎？或真矣，有不可言，有不可测，愿有以告之。

问：汉制九卿出为太守，二千石高第入为丞相，所以均内外也。然有出守淮阳，不受印绶，愿出入禁闼者；又有出守平原，雅意本朝，内不自得者，其故何耶？唐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又有政迹者除京官，亦所以均内外也。然入为王官，则当时有登仙之叹；或出而外补，则家人有降晚之恨，抑又何耶？恭惟国家圣圣相承，深监兹弊，选用人才靡间中外。淳化诏旨、绍兴圣政，宏规具在，垂法万世。肆我圣上，缵承丕绪，临御以来，凡久次中都者，使之更迭补外以治民考功；厥有治效著闻者，则以次收召，旋加甄擢，德至渥也。然而重内轻外之弊犹自若，其说安在？岂士徇习俗，廉退之节未厉，而贪进之风日竞邪？抑朝列有定著，州县有常员，除授或轻，徼倖者众，外滥则内冗耶？不然，何方来者无以处之，而重去者犹总总也？且监司守令，其选亦重矣。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国初朝臣分治剧邑，行之于今，其于人情所安否乎？或谓不历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不得任台官、给舍。虽时移事异，其说可行乎？夫天下之势如持衡然，此重则彼轻，此轻则彼重。倘欲轻重适平，无偏倚之患，疏源导流，要必有术。诸君讲之熟矣，愿茂明之，以观通世务之学。

对：言后世内重之弊者，当言轻内之弊，不当言重内也。夫使上之人诚重内选，而不轻畀天下之士大夫也，则士皆策功自见于外，以求超躐登用于内矣。如是则不惟内重也，而外且得人焉，则外重随之矣。惟夫用人于内者，其名若重而实轻焉，是以卒至于内外之俱轻。方一男子，而皆有觊倖王官之心焉，是犹谓之内重，得乎？愚尝汎观天下大势，而窃慨叹于士大夫之弊矣，请因明问之逮而深言之。虽然，亦将先要诸古人公天下之道，而后及于后世之私者焉，其源流有自来矣。夫自典谟而降，言治之近者莫如周。成周之盛时，至治之极于斯时也。周、召、毛原在朝端，蔼蔼吉士在百官，其相与图谋于上，以经理一代之治者亦既悉矣。其于外之官吏虽无事乎一切之区处，若未害治也，而犹必取天下之贤者以与天下共之，盖其公天下为心，不独私王朝以自隘也。故周公《立政》一书，论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卢之烝，三亳、版之尹，皆以为有常之事，其选无异于三宅焉。夫遐陬僻峤，卑官薄职，委天下之贤而浼居之，无乃有所不安于心者耶？而当时上下莫以为异。盖文、武、周公惟知择天下之贤以供吾事，不见其为内外之间。士大夫委职为臣，亦惟知尽吾职守，而羡慕决择无所措于其间也。况有如文、武为君，非弃贤之主，周公为相，非蔽贤之相，其心事暴白于天下，诸侯无相，周公犹出居之，以主东诸侯，况其馀乎？此成周之世，所以君臣上下相忘乎直道之间也。驯至后世，无复古人公天下之意矣。朝廷甚尊，郡县甚卑，然犹可诲者曰：「所以重王朝之势也」。萃之内地，列置之天子之左右，皆天下之选也，吾以为虽非天下之公，而犹未至尽出于私。至末流之弊，内重已甚，而士大夫皆有慕内之心，上之人又不自爱其权而轻择焉，于是人人皆将茍得于其德业之所不逮。内重之源于是为后世深弊，而秪以为内之轻矣。徇耳目之见者，不深考其故，而又欲任意矫枉于其间，而尊外之权首抑则尾扬，左支则右仆，心有亲疏则内外之弊如相倚伏于无穷，此汉、唐君臣所以徒自纷纷而卒无补于天下国家也。吁，成周之制，其不可复乎？夫后世之有天下，吾非敢尽责以成周公天下之法也。盖使后世而真能重内抑外，亦有可言者。京师，郡县之根本也，根本治则枝叶将非所甚虑矣。彼其建为公卿大夫，列为百司庶府，岂顾不重哉？然所以有是者，初非为士大夫计，皆所以为天下计，而其权盖出于上也。自夫上之人不重其权，轻用之也，则任官之本意已失。始以朝廷之爵禄徇天下之士大夫，倖门一开，则德薄才卑者皆有思出位之心，而睥睨于其间。谋国者不反求诸其上，而徒归过其下，一则曰是士大夫风俗之不立也，二则曰是士大夫心术之不美也，是岂知拔本塞源之道，上之人抑有可加之意乎？且朝廷职事清望之选，岂非擢置天下人才之地，二三大臣所当求下，而非士大夫所当求上者乎？今世之士一登姓名于仕版，则皆不安于州县，请托营谒，不遗馀力。而其夤缘稍足，自致其身者，则急起而乘之，往往亦得之矣。一日而致身内地焉，近者一二年，远者三数年，视寺监丞簿如探囊取物矣。而其久者，亦从而为之日月叙迁。不幸而畀之外焉，亦不失郡刺史郡守之权。视役身州县，跬足以进，而竟老死焉者，相去何啻倍蓰也？夫乐贫贱而轻富贵，是惟圣者能之也，如之何而责士大夫之辐凑乎？此，而冀其俛首帖耳乎彼也哉？今世之官，德薄而位高者，可以无愧，何也？德又有薄于我者也。亡功而厚禄者可以无慊，何也？功又有寡于我者也。三公之位，人臣之极也，而人皆曰我能为之。万钟之禄，至贵之奉也，而人皆曰我能享之。吾不知其果何习而见于四维方张之时耶？夫昔者帝王之世，所谓爵禄品秩，非以应士大夫之求，而选贤登俊，皆上之人所好自为谋耳。自一命以上，莫不知尽其职，而自以为终其身。故上之建官分职，坦乎无所徇于下也，下之克己厉行，确乎无所徇于上也。后世侥倖之门，未免一二可乘得之者，或不足以厌服人心，则继至者已动心于其后矣。接迹相寻，来者源源而方无以处之，上之人又从而递迁迭易区处焉，以求当其欲，是岂所以振肃纪纲而尊严朝廷也乎？朝廷不尊，群吏无乃怀茍且，士大夫而有贪冒无耻之心乎？员有常限，来者无常数也。其已至者路壅于上而不得进，欲进者肩摩于下而日未已也。若是则尽朝廷之官，若之何而胜处？故愚以为诚能广至公之道，抑私绝之求，毋使求者得之，不求者不与，任实而不求名，循名而必责实，如前辈所谓官爵非房闼中物，以抑天下好进之吏，则内果重矣。必察守臣之有治效，而非名实不相应者，使之为郎；必县令之居官可纪，而非以觅举至者，使之居台察六院之寄；必天下之有道术行艺者，畀之清要之地，则凡为国以吏而分职于外者，皆知尽心以求得于内，而思所以自见于世矣。若是则不惟内重也，而外且重焉。均内外之策，孰大于此者？不然，徒见士大夫之奔趋内地也，而欲反其道以重外焉，则唐中叶以来其弊可鉴矣。上方以礼义廉耻婴士大夫之心，而讲宣洪化之地，且与植立此公道，维持此公道，而愚犹喋喋如此，亦深恶士大夫风俗有未满人意者耳。明问以公直策愚，愚不敢不以公直对，幸执事以复于上。

金主亮竭其国兵财南侵，其身先出汝州（京西道。），示欲出襄汉上流，朝廷果从三司发精兵五万人，合荆鄂之兵凡十二万。先是虞侯作天官属，上殿先论敌异时为南牧之计，必为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东之地沮洳，非用骑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庚辰年劄子是。）。是年冬奉使，又明年十月回，具言敌必南侵，盖已授甲造船，必为南渡之计，申言前轮对之语。上曰：「记得卿此言，极是极是」。是年五月十九日，敌使上殿有奏，言欲得两淮之地，欲得将相大臣。朝廷骇愕，议所以发兵。是时金主以兵驻淮阳（汝州。），以避暑为名，作计渡汉江，从上流以窥吴会。朝廷发成闵领禁槔五万人来戍襄汉，上出金使语，令宰相就都堂，命侍从台谏议所以备敌之策。时宰相宣上语云：「今日更不尚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庙论欲遣成闵全领禁槔兵禦襄汉上流，虞侯说不须得发兵如此之多，敌必不从上流下，恐发禁槔则兵益少，朝廷内虚，异时无兵可为两淮之用。兵行未几，旬日得报，金主回汴京。虞再白堂，金主已去，乞留五千殿后兵（五万中。），约止江、池之间，欲留此为用。若上流兵盛，自江、鄂间应援；淮西兵盛，便出大信口（池州采石近。），可以援淮西。是时无人为虞侯之助，其说卒不用。至九月间，敌以五万重兵出淮东，刘锜拒之于楚州青江口。金主自提重兵号五十万，皆精甲，自寿春（寿州。）渡淮，王权拒之。二将不敢战，望风奔遁。敌才与南兵相接，王权退自安丰（属庐州。）至合肥，合肥又退至石杆，而中军已退至濡须（和州大江口。）。虞侯见事急，知二将必退回，遂率四五侍从，又同白宰相，说王权退师已临江口，必败国事。诸公云：王权申云，此退所以导敌深入，身当其冲，令邵宏渊出其右，李显忠出其左夹攻之。虞侯率四五侍从辨其不然，此权必为走计。时朱倬、杨椿犹不以为然。明日得报，权果渡江，朝廷震骇^⑴。十九日，上命叶枢密（义问。）督视江淮军马，因命虞侯参谋军事。二十一日陛辞，上慰劳甚渥，云：「卿本词臣，不当遣，以卿谙军事故也」。二十二日出临安，是日得报，刘锜兵走，自楚州走至瓜州，尽弃淮东之地，敌追骑至皂角林（瓜淄之前。），锜之将员琦小捷，锜乃托病过江。十一月初四日，锜兵大败于瓜州（刘汜之役。），江淮之间，民皆奔逃。是时金主以重兵临采石已数日，知建康张焘屡遣官来催督府措置。虞侯与叶枢密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罢王权，以李显忠代之。督府诈以檄召权来府议事，夜遣虞侯持檄走池州，唤李显忠分付人马，令会于采石，盖权兵在采石未走。初七日发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馀路十五里，闻鼓声振野，问道傍人，云是金主临江，昨日刑白黑马各一祭天，取今日过江。虞侯见道傍茶坊酒店官军閒坐，虞侯呼之，其说与道路之言合。虞侯又问云：「既是金主今日过江，因甚却只在这里」？众兵皆言：「王节使在淮西，每日只打锣，不打鼓，未尝得接战。我辈皆是马军，节使令我弃马，徒步过江，如今已无马，我辈不会步厮杀，随行官吏多欲回」。虞侯云：「须要江上看兵势，盖上遣我来，当进不当退」。有进言者云：「事败至此，舍人与人一担担，何也」？虞侯不听。虞侯至采石，诸将皆无战意。公方会合诸将士，诘之曰：「我闻王节使在淮西，每日打锣不打鼓」。众曰：「果如此」。虞侯慰劳曰：「权不战，教汝辈不成事。令汝辈半死半活」。众皆唯唯，虞侯曰：「虽然，王权已罢兵权，管汝辈不得。我是朝廷官，官家差我担银来犒设你懑。今有节度观察至副校尉官诰，皆担来，汝辈食官家禄，官养汝辈三十年，不审能戮力一战否」？众曰：「我懑也要战，但无人主此事」。虞侯与说：「我今日只办两眼随你懑，成得功大，与你填大的官诰；立得功小，填小的官诰。若死于此，则当同死于此。若你懑走，我亦随你去。你懑道我走去甚处，我便去见官家，说某人通制已下，某人肯厮杀，某人不肯」。诸军大欢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厮杀」。于是方布阵摆戈船，是时江北敌兵甚厚，极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绝，鼓声震地。虞侯即跃马至岸口，见北岸一高台，台上有大红绣旗黄旗各二，左右立，中有大黄盖，有一人服金甲，据胡床，坐其上。众云，此金主也，兵号四十万，马数倍之。虞侯遂与诸将议，统制官张振、王琪、戴皋、时俊、盛新，列马军步军为阵，静以待之，分戈船为五，以其二傍东西岸，行东护岸，西裹敌船；其一驻中流，载精兵以待战；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测。摆布仅毕，或闻敌中发喊，金主亲执小红旗，麾百舟绝江而来。未顷间，有数十舟达南岸，敌登岸与官军战，公往来行间。公谓时俊，俊先登，军皆死斗，斩敌过半，岸上之敌皆投拜战于江中，死以万数。天色晦，敌犹未退。会官军在淮西有溃散者三百人，自光州路转江而至，虞侯抚劳之，授以旗鼓，设为疑兵。敌果以为援至，鼓声乃已，却打梆子声，敌引馀舟遁去。或欲引水军掩其前，断其归路，虞侯以为不可，所谓归师勿遏是也。倘或官军一伤，我军少，何以继之？敌万里入寇，如此之盛，今日必欲战，则官军少，而明日何以为敌？但以强弩袭其后追射之，敌兵多伤。至夜师旋，计岸上之尸二千七百馀人，射万户一人，生获千户五人，女真三百馀人，馀皆正军健者，星夜遁去。即夜具奏，旧将去，新将未至，决不敢引去。是夜椎牛设酒以劳军，有说舍人宣赞者，及见枢密院人吏，在虞侯前甚恭，问之，云：「乃中书舍人，非武官舍人也」。将辈乃尽礼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阵，再与将士待敌。敌兵已稍希，至辰时以来凡再鼓，公举旂挥出海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杨林河口，诸将或问公何故，遂说与诸将，当时只合将船守杨林河口，不合放敌船令出。命统制盛新引船直杨林河，于江心下泊船，度敌前所不到处，戒之曰：「若敌船自杨林河出，即齐力射之，必争与死，无令一船得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即以克敌神臂弓射北岸」。于是盛新受令于江心驻船，齐力射敌，应弦而倒以万数。敌见船无归路，即时从下流放火自焚，官军亦于河口上流以火船焚其馀舟凡一百八十馀只。亮陆遁去，至午间遣一小舟，令张千持书至，书意似与王权有约，察其策出于用间，亟以已发遣王权之事报之，以绝其意。又遣探马渡江，至暮归（初九夜。），说金主焚龙凤舟（宫人所乘。），斩船作头二人（责船致败。），鞭梁大使一百（名球，引亮来采石者。），连夜往瓜州，与金主书意合。虞侯却与李显忠商量，令移时俊军于马家渡，辍李捧一，全军一万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来会京口。于是月二十三日习水战，耀兵。亮唤万户渡江，万户说江口阔如采石三倍，不可渡。亮遂拔剑数万户罪，万户涕泣以告，释之。约十二月初一日离杨门，初三日建康早饭。金主上马去，众议共谋杀之。夜即其所居帐中，连发三箭，射中。又挟弓欲射，已而问曰：「你是江南人，是自家人」？万户答曰：「自家人」。金主曰：「我自去年煞做无道理事，今日饶我也得由你辈，杀我也得由你辈，不若早早快脆」。万户一人直入，即其帐中杀之，并及其帐中妃侍五人，并杀梁大使、郭副留、（药师之子。）马钦、李参政共四人，盖皆为金人谋来南者，尽焚其尸焉。是月初二日，虢州签军雷政来告，虞侯即日同杨存中、成闵渡江，至瓜州措置。后二日，金之大将檄来请和，公是日往行在奏事，两淮之民自镇江至平江，见公船过，焚香投拜甚众。初六日奏事毕，初十日车驾幸建康，明年二月十八日还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