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唐室正元之规，示谨严于正始；用孔圣《春秋》之法，重改作于踰年。考古验今，体元立极。鸿名所锡，鳌抃攸同。臣某（中贺。）恭惟皇帝陛下广运圣神，徇齐肤敏。光受庭闱之训，诞膺历数之归。浚哲惟商，远接建隆之皇统；重华协帝，亲奉绍兴之宸谟。乃集大成，以都显号。有秩斯祜，无疆惟休。臣远乘使轺，肇膺诏綍。金声玉振，既逢条贯兼总之初；雾塞飙回，愿睹谋谟咸赞之盛。臣无任。

某畴昔效官都下，所阅时髦国士多矣，每惟以间见长者、获识实才为幸，何慰如之！何庆如之！故岁请违，未几，某抱病奇废，偶于死中得活，延驻及今，馀毒犹未尽也。远蒙台慈遣介存问，贶示诲翰，所以慰荐矜拊之意甚厚。自非德爱之诚发于忠诲，何以及此？披诵感激，无以名喻。即日庚暑方隆，共惟岂弟君子，神介所听，台体起居万福。某顷得外补，渡江此来，宗司职事殊为稀简，而绍兴应接亦少，盖可以终日杜门，静以补病，悔以补过。昨则非矣，又未知今之果是否。思见君子，求开悟之悔，顾邈然千里，未易遂也。淮壖之圉，以人而固。吴人云，防护风邪，不过数处。郑语云：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固长者之所素讲而熟知者。尊所闻，行所知，将在今日，日日见诸行事深切著明矣，空言云乎哉？所欲面剖，非一而足，瘅暑力疾，姑此以为门下谢，且敷方寸之拳拳。惟万为德业洪毅自爱，式慰公愿。

右《观澜集》所编百二十有九篇，皆澜之动也。余于是观焉，亦聊足以称是区区闻见之所及者，发吾管蠡之陋识，作吾金鼓之懦气也而已，非以古作者之文为止于是也。代有不录之人，人有不收之文，盖廑有存者，故不以世次列叙先后，且虚其左方以待之。继此复有会于予心，而可以广予传者，固将特书大书屡书，不一书而止也。夫《文选》不收《兰亭记》，《文粹》不收《长恨歌》，识者于今以为二书之遗恨。由其所取乎斯文者，以为尽于其书，故其所遗者人得而恨之。余方收《选》、《粹》之所遗，其敢自谓无所阙轶乎？昔孔子之始删《诗》也，得周之《国风》、《雅》、《颂》于自卫反鲁之初，既列而叙之矣，末乃得鲁、商二《颂》，又从而附益之，不以世次之先后为嫌也。曾子从学最在二三子后，而犹及乎《商颂》之传，是以其穷居于卫也，曳縰而歌之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其乐之动于中而发于声音，形于抃蹈，有不期然而然者。凡今《中庸》、《大学》之所载子思、孟子之所传，揆厥端倪，无非繇《商颂》而入者也。青蓝冰水之喻，于是乎信矣。余之为是集也，以为至游真乐之纯全在焉，则固朝夕不庸释也。且将独处，则终日自诵而玩味之，群居则与人同诵而商论，厌倦则使人旁诵而谛听之，习熟则教人遍传之。藏于斯，脩于斯，息于斯，游于斯，以饮其酎，啜其醨，含其英，咀其华。庶或有其人之曳縰浩歌，因《商颂》而有得以光大乎斯文者出焉，是则《观澜》之本志也。余之《观澜》，非曰能之，亦徒为过屠之嚼、望洋之叹耳。

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古之人将欲报夫不共戴天之雠者，不可使敌人知吾有疾之之意，而后其雠者可得而报。越王勾践之栖会稽，其怨吴也至深入骨髓矣，然而称臣妾于吴，尽夫所以事之之礼者二十有五年。寝薪尝胆，吊死问孤，以维持其国家，而徐为之计，然后得志于吴，卒栖吴王于姑苏，以刷前日会稽之耻。善报怨者固如此也。鸷鸟之击，必匿其形。燕丹怨秦，欲报之，使荆轲持匕首以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桓公；不可，因而刺杀之。此二谋者卒皆不成，遂遭秦王赫然之怒，而为秦所灭。夫越王勾践之报吴，谋于二十五年之间，而后得行其志；燕丹之报秦王，乃欲劫之于一日之际，亦可谓浅虑无谋之甚矣。秦王既不可杀，又不可劫，而燕遂以亡，其亡也固其所也。然向使荆轲得劫秦王，以反所侵之地，则燕亦不免于亡。何则？秦王肆虎狼之威，不复以信义接于诸侯，又安可以桓公待之？使轲能劫之于一日之间，则轲之反也，秦亦发兵而伐灭之，是劫之亦亡也。夫以燕之小国，而杀大国之君，则秦人举国而雠之，又独无始皇者乎？以是知不可劫亦亡，可劫亦亡；不可杀亦亡，可杀亦亡。是荆轲之行，有以取亡者二，而丹乃以为自全之计，是所谓不忍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国家者也。

方书为医者设，医为病者设。未尝治之，不可谓书无是疾；未尝求之，不可谓世无是医。余尝怪世之医者，学有所不足，则求备于方书之所不载，曰：「师之所未尝言也」。又尝怪世之病者，识有所不广，则厚诬于举世之无良医，曰：「是必不可治之疾也」。使医师果有所未尝言，则方书为可焚矣；使世果有必不可治之疾，则医科为可废矣。若是者，举未之思也。余顷岁得痿痹之疾殊殆，始焉瞑眩如沉醉者累日，既乃左支挛若不随运掉。步武踸踔仅能不僵仆，而握之力不胜匹雏，举履之官虽存而实废矣。时在都下，国医之所萃也，余则延请亡虚日，使各诵其方书，而试以其药投之。凡阅十馀医，人人言殊。或曰此风也，或曰此湿也、寒也，或曰此风寒湿之参也。余起居之素不谨，晞风露，寝彊㯺，未尝之惧。虽不敢以其言为必不然，亦未敢遂以为必也，姑使各以其伎试之。投药如注壑，灼艾如兆龟，凡历数月，医之伎止是矣，而余之病固自若也。得请负丞于大宗，而朅来绍兴居，其谒医药、问方书如在都下时，而加详审焉。亦阅数医，其说又举不出乎风、寒、湿之三者。余始惛然莫知所适从，则使各献其伎而尝试其药。更历数月，越医之技又止是矣，而余之病亦自如也。末乃遇威敏孙公之曾孙，邻几其名，而字楚士者，深于医者也。邂逅余于温国司马端行同寮之室，问余之疾状，而得余證于颜面之间，以谂韩国富子立曰：「噫，固非得于风寒湿者也。是故在吾书中，而诸医偶未之察耳。人之血气，如天道之旋斡，盖一日而一周焉。久于端坐而不时运转，则荣卫凝滞而不得骋，手足捍格而不为用，则此疾之所由来也」。故楚士之为余处方用药，则举异乎族医之见，前日所用剽悍峻亟之剂一切屏除，而顾以疏道气血、流通经络者先焉。余始易其说，久而益信之、乐从之，盖旬有五日，而病良已，居无何，而起居饮食之状浸复其旧矣。余然后始信夫方书之果无不载，而世果无必不可治之疾也。思所以发明张大乎楚士之医，以表于世，而余之文又不足以为楚士之重。然余之文则陋矣，楚士之说诚有所不可废于医者，庶几余之不腆之文，以楚士之说而传乎。余尝观司马子长为《仓公淳于意列传》，载意之治病，其所疗之人、所诊之脉、所用之药、所告之期纤悉备具，凡列数十条，其于记述详矣。至宋景文《新唐书·方伎传》所称道孙真人思邈之为医，则于如是者举皆略之，独著其言之可以垂世立教者而已。夫岂真人之医，其十全之效果不如仓公之于医伎也？十全之效在伎为足尚，故每谨书之；真人之于医，则伎而进乎道者也，进乎道，则伎固不足言矣。「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雪霜，张为虹蜺，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烝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热则燋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彗孛飞流，其危诊也；寒暑不时，其烝否也；石立土涌其瘤赘，山崩土陷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燋槁。高医导以药石，教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凡此皆真人之垂世立教，可传于不朽，又在乎《千金方》数百卷之外者也。以是列在史传，为世模范足矣。一疾之顿瘉，一药之偶中，世有方书，足以概见，又何必一二而传之哉？今楚士之医，盖于真人之书有所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其原者。其论余之疾，又与真人畴昔之论若合符契。余爱之重之，虽不泛观其所以愈他人之疾者，而独信其能起余之疾，不愆于素。乃并叙其所论之合乎真人者，以见楚士之学，其所能者匪直于余而验也，尝鼎一脔，旨可知矣。楚士勉之！推真人之馀论达之于国，是则威敏之为也已，楚士其勉之！

《易》曰「介于石」，《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是二义毋乃并行而相悖乎？曰：皆是也。惟其匪石之不可转，是所以介于石也。古之善用兵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当其如处女之时，是其介也，虽有百万之敌，吾介然而不动矣。然苟一于介然不动，则见可而莫之进，知难而莫之避，或至于失事之几矣。故良将于此，有所谓「如脱兔」而「敌不及拒」者存焉，乃匪石之不可转者也，在《易》固已言之矣。虽曰「介如石」焉，然必继之以「不终日，贞吉」，而夫子释之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夫介者所以体常，几者所以尽变。非介无以立，非几无以行。二者阙一不可。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君子之守其身，无所不用其介也。然非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以行，或将执一而无权，则愎而不逊，重违一世之人，而果于自矜其私知，遂至以其学术祸天下后世者有之矣。会稽石君庭坚问字于余，余字之曰几仲，又为是说以告之。庶其两全于《诗》、《易》义，而不为无几之介，斯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