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路铺兵请给为急，凡是州支去处，往往齐整，其就县支者多是拖欠，或高价折支。今乞申明州支指挥，仍立支给次序，先禁军，次铺兵、厢军。却责通判捡察有无拖欠缴铺兵领状，每月结罪保明，申转运司。如有伪妄，坐以报上不实之罪。其去州太远、水路不通铺兵，愿便就便者，州郡缴愿状，申转运司，正名钱米内易于催理者借拨，专委县丞支给，检察有无拖欠，缴领状于通判厅，类申转运司，并同通判法。

一、递铺旧法三等，曰急脚，曰马递，曰步递，并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铺。今总谓之省铺。建炎三年初立斥堠，绍兴三十年又创摆铺，立九里或十里一铺，止许承传军期紧切文字。近来摆、斥堠、省递混而为一，共分食钱，通同递传，所以多有违限。今乞行下诸路转运司，日下分别诸铺名额，就择少壮有行止人充摆铺，依元来指挥。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堠；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堠。常行并入省递。庶几诸铺不致混殽，且免濡滞。

一、铺兵作弊，皆是界首时日不接，无处契勘。近年创立稽察使臣，请给分在交界二州。欲乞委令逐日取责两抵界铺传过文字单状，稽查时刻，须令相接。每旬类申两路所请俸处通判厅，庶可究实。

一、自来界首积弊，前铺往来不将脚历与后铺批凿，后铺一例不肯批还，以至传到日时无所稽考。乞将前界不批脚历，后界不肯批还者，其曹司巡辖并从徒罪立法。仍许监司州县越界拘辖。交界一铺，其交界处曹司巡辖批凿情弊，两界皆可按劾科断。庶几文书有所稽考。

浙西、江东界首点检稽察递角官周絪过数差铺兵当直贩粜，及根刷交界簿历，并皆不在。乞指挥根究施行。

定武之说不一，有李学究所藏，见《春渚记闻》；有孟水清所献，见姚氏《丛语》。又《集古》所录四本，其得于王文公家者与定武民间两本分毫不异，当时自有数本明矣。今所见之种或阙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异，世皆以定武目之，笔法相去不远，皆是旧刻。而薛氏所摹易偶是阙本，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后，而谓薛氏镵去五字以自别，未为至论。然校三本之优劣，则肥而完者最得运笔意。薛道祖签题为唐古本，乃此帖也，尤为可宝。王厚之，淳熙戊戌五月甲寅。

定武《兰亭叙》，熙宁中薛师正为帅，其子绍彭窃归洛阳，斲损「湍流带右天」数字以惑人。宣和间归御府。建炎初宗泽送之维扬，金骑焚维扬，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损，乃旧日定武所拓，尤可贵重。黄太史谓「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谓此帖也。临川王厚之。

《修禊序》，唐人所摹，最有典型者。李学究得此石，携以游四方，而终于定武。宋景文为帅，取而龛之郡斋，遂以定武本著名于世。熙宁中，薛师正之子道祖摹刻伪本，易取归洛阳，掩其迹，而于携去之石，镵损「湍」、「流」、「带」、「右」、「天」数字以为异。其迹终不可掩。宣和间竟归天上。其始末大略如此。其独冠于他本者，山谷所谓「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盖其彷佛矣。此纸乃未归薛氏时所摹，尤为可贵。王厚之书。庆元丁巳下元日。

《修禊序》乃留定武未归薛氏本，承平日已不易得，况今日乎？临川王厚之。

《乐毅论》，淳熙癸卯岁徐仁叔持以见遗，云此即周越《法书苑》所记高绅学士得于秣陵井中者也。绅之子安世死于吴，其家以石质钱，没入州民钱氏。钱氏遗火石焚，裂为数片，虽未甚损缺，素厌州县索取，因绐以不存。熙宁间，吴中大饥疫，始出碎石求售。赵子立捐黄金数十两得之，铁掬匣藏，躬自濡纸，以绵帛渍墨浥取，所传于人盖寡。子立死，以授徐平甫，徐氏二世秘藏，不以语人。虽极加爱护，亦日就剥落。今则石面尽脱，初见若不复有字，侧目细视，仅存髣髴。拓取稍不谨，石屑随纸而起，想不复能传远矣。子立名竦，泉南人，曾漕两浙，为都水使者。二女，无子。徐平甫讳康直，实子立长婿。仁叔名寿卿，平甫孙也。因以其说考之。欧阳公《集古录》云：「高绅死，其子弟以石质钱于富人，富人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赵德甫《金石录》云：「《集古》云非也。元祜閒予侍亲官徐州，时故郎官赵竦被旨开吕梁洪，挈此石随行，已断裂，用木匣贮之。竦甚珍惜，亲旧有求墨本者，必手模以遗之。竦殁，今遂不知所在」。盖欧公为质钱所绐，而赵德甫不知后归徐氏也。按褚遂良《右军书目》，《乐毅论》四十四行，而高绅旧本存二十九行，又缺一角，损者九行，而最后二行止有一字，至「海」字止，字之全者三百五十七。今伯仁所摹可见者一百八十九字，又内二十二字不全，疏瘦仅存字骨，不复见运笔势矣。予先得旧本，校欧阳氏所藏文忠公本，分毫不异。今又得此，遂附其后。可以见物之变迁，虽金石之坚，亦就泯灭也。临川王厚之。

右《石鼓文》，周宣王之猎碣也。唐自贞观以来，苏勖、李嗣真、张怀瓘、窦暨、窦蒙、徐浩咸以为史籀笔迹，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称。杜甫《八分小篆歌》叙历代书，亦厕之仓颉、李斯之间。其后韦应物、韩愈称述为尤详。至本朝，欧阳修作《集古录》，始设三疑，以韦、韩之说为无所考据。后人因其疑而增广之。南渡之后，有郑樵者作《释音》，且为之序，乃摘「丞」丞、「殹」也二字，以为见于秦斤、秦权，而指以为秦鼓。伪刘词臣马定国以宇文泰尝蒐岐阳，而指以为后周物。呜呼，二子固不足为石鼓重轻，然近人稍有惑其说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汉桓、灵碑大书深刻，磨灭十八九。自宣王至今为尤远，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予谓碑刻之存亡，系石质之美恶，摹拓之多寡，水火风雨之及与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论也。且如《诅楚文》刻于秦惠文王时，去宣王为未远，而文细刻浅过于石鼓远甚，由始出至近岁，戕害所不及，至无一字磨灭者。颜真卿《干禄》字刻于大历九年，显暴于世，工人以为衣食业，摹拓为多，至开成四年才六十六载，而遽已讹阙。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无可疑者。二疑以谓自汉以来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谓隋氏藏书最多，独无此刻。予谓金石遗文溷于瓦砾，历代湮没，而后世始显者为多。三代彝器或得于近岁，其制度精妙，有马融、郑玄所不知者。又《诅楚文》笔迹高妙，世人无复异论，而历秦汉以来数千百年，湮沉泉壤，近岁始出于人间，不可谓不称于前人，不录于隋氏，而指为近世伪物也。予意此鼓之刻虽载于传记，而经历代乱，离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录，乃复显于世。及观苏勖叙记，尤喜予言之为得也，则夫隋氏之不录，又无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视今为甚备，而历秦不敢为臆说。自贞观以来，诸公之说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韦、韩也。而韦应物又以为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言之如是之详，当时无一人非之，传记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于大篆，「丞」、「殹」二字见于秦器，固无害。况「丞」字从山，取山高奉丞之义，著在《说文》，字体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宇文周为甚近，事语尚在于长老耳，使文帝镌功勒成，以告万世，岂细事哉？宜时人共知之。况苏勖之祖邳公绰用事于周，文物号令悉出其手，岂得其贤子孙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呜呼，三代石刻存于世者，坛山，「吉日癸巳」刻与此耳，而「吉日癸巳」无所考据，独此鼓昔人称说如是之详。观其字画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遗风，而学者因可以知篆隶之所自出，好异者又附会异说而诋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其初散在陈仓野中，韩吏部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以数橐驼舆致太学，不从。郑馀庆始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本朝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搜访而足之。大观中归于京师，诏以金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绝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后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或传济河遇大风，重不可致者，弃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则拓本留于世者，宜与法书并藏，讵可轻议也哉！绍兴己卯岁，予得此本于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装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郑樵二音，参校同异，并考覈宇书而是正之，书于帙之后。其不知者，姑两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质焉。

《诅楚文》有三，《告巫咸文》在凤翔东坡，《凤翔八观诗》尝纪其事。旧在府廨，徵归御府。述秦穆公与楚成王相好，及熊相倍十八世诅盟之罪。以《史记》世家、年表考之，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与楚怀王同时，此诅为怀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