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喻《三礼图》受冠受服升数，乃《仪礼》间传之文，此固有轻重节次。然古人有织此等布以供丧，升数不容有分毫僭差。在今世论之，升数不可得而考矣。若何而为三升、六升，若何而为七升、八升，如考之果明，则从古岂不甚善？惟其未可的知，难以想像裁决，所以温公《仪》及《家礼》必直至小祥除首绖，亦本间传之文，非臆断也。所并去者，辟领负版及衰三者而已，其衰裳固自在，朔望会哭及馈祭等须服之，非尽除去。此大贤随时损益之精义。所云用练麻头巾，自是合如此，若欲用练麻上项衫、系以索，而去其衰裳、腰绖，则只为服期，何可也？温公于既葬家居，非馈祭见宾客，服白布襕衫，白布四脚巾，白布带麻屦，此亦以已葬后哀情减杀，在閒居中可服此。至馈祭见宾，则须仍旧衰裳。世俗以百日为卒哭，乃本《开元礼》之失。卒哭本三虞后祭名，以亡者已安厝，其情可少杀，故卒了无时之哭，然犹朝夕哭。今丧柩在堂，未有所归，正皇皇伤切之时，遽为之卒哭，服黪衣出谢宾，是割哀自杀而忘其情矣。夫黪者淡墨之色，似白非白，似黑非黑，乃禫制中服色，已非丧初所宜。而乡里近年来，士夫又都变作深皂色，甚可怪，与吉服全无异。且出入无禁，不特以谢宾而已，凡吊贺饯谒聚会，无所往而不之，岂丧中不贰事之谓乎？若谢宾一节，温公《仪》、《家礼》俱不载，非忘之，意者其出世俗吉礼之属欤？如必欲行之，须迟之既葬之后，丧中惟为丧事而出则可。其出，有适人家者，丧服人所忌，不可以入人家；必不得已，须暂假黪衣行之。亦须白布背，不可以纯黪。在《春秋》，晋公已用墨衰即戎，今当知其为变礼，何可安之为常仪？己卯春，某也自中都回，经建阳，拉文公婿范九哥同访朱寺正，不知范几时丁母艰，出相见，乃用麻布巾、麻布上项衫，遂以同造朱宅，彼此俱无讳忌。今汀、赣客人有服者，来往多是虔布上项衫，非学南俗，无理之甚也。所遭二丧相继，斩衰已在身，不容更制齐衰，只从重服服之可矣。然《杂记》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则是两制丧服矣。今不再制，以重可包轻，然亦不可全无辨。恐宜于首更增一绖，本在右及布缨；腰更增一绖，五寸馀及布带；杖更加桐，与竹束之相并，如何？温公《仪》、《家礼》皆于期日易练服，然后行小祥祭，于再期日易禫服，然后行大祥祭，然《士虞礼》卒哭祭竟，宾出，主人拜送，稽颡，然后脱绖带于庙门外。以此例推之，恐小祥大祥亦当先行祭，然后除服。服制令曰：「二十五月大祥，除衰，去绖、杖」。今宜于先小祥日行祭毕，去首左绖绳缨，未服练冠，俟后小祥日祭毕，去右绖布缨，然后练冠。先大祥日行祭毕，缝斩为衰，去腰小绖布带，断桐杖，然后并服禫服。其请神，主入祀堂，彻灵座，亦各随先后行之，方庶几于情文相称耶？东林穴欲于春开验，则定葬想是秋后事，甲戌生人，在术家来年正是大利之年，八月与十二月又是大利之月。葬大事，一而不可再，不必欲速，亦不可自任后生一偏之见，须谋之老成历练，俟既端的审确，然后下手，庶可以免后悔。穴向未定，此亦不难。坐穴，只看左右前后环密，就平匀相称，不高不低，恰好处。所向，则术家从来内向要合本山阴阳，用针法，不可分毫差；外向须看朝对端正，及四畔俱匀。虽然，此皆外面有形势可凭据处，不难于预定。最是穴中美恶煞多，端未可预，必须开凿到底而后见。有山高，而穴中却土薄水浅者；有山势甚好，而穴中土色不佳如枯死状，无生活意者。有到中间，忽遇石块者，如块不甚大，可以掘取去之，则无害；如至大盘据，不可去，辄就其上则易引润，又须度左右前后而改移之。有遇山脉成条小石卵相枕，横贯穴中，而泉行其间者；须少迁而避之。有浑是金沙者，此色甚好，但有乾松者，有带润意者；若带润意则又防见湿，不可深。有土成五色，甚鲜明者，有腻如粉者，有莹如切脂者。此等皆是极好之色，为难得也。外既山势聚，内又土色好，无他阻，而所处于中者又尽善周至，则决为万世固无疑矣。人子之心，至是岂不甚惬乎哉！石灰，仙乡既有，则《家礼》之式可按。但上盖薄版，断不任重，须用厚椁之制。椁木不必求完，每边用杉枋二三片相接亦不妨，但双柩合葬，或当一兆而并室，或当一室而并位，更在审处之为善。如或石灰难得，当富羡，不用《家礼》三物之制，则只如乡俗，用坚塼并结双室，上用厚石灰盖之，中央一壁塼用横下，庶厚壮耐承。石版双头四外以炭末厚二寸包一周匝，而中亦用。椁之内用沥清填实，棺四旁亦为坚致安稳。但如此，用椁则不必过厚亦可，或只如灰隔样，可承沥清，亦不妨。大抵穴中所最患者泉水、地风、虫蚁、木根，上面环密，无缺陷，无风门，则无地风之变。凿穴时，土色好，则无泉水之虞。而又为此沥清炭末之制，则虫蚁、木根皆无虑矣。更在斟酌裁之。前书所答挽歌，乃按温公《仪》所论挽柩索而歌者，随官品有人数多寡，为失哀乐之节，不可用。若士夫挽章一节，却无害。但出乡闾亲戚知契，自形追慕之诚，则可贵。今世俗都是刻行状，送有官及文士求之，编列纸碑辇之，为从葬之仪。此却是求名耀俗，虚文无益，在名德之士，一言犹可为重，若世俗常人之显秩厚誉者，虽获绮言锦语，亦何足为泉壤之光乎！

春首，绍兴书院得拜侍先丈郎中，极荷欸洽。岂意自此一别而归，反成永世之诀。追思畴昔，其为感怆，何可言谕？前日一慰之顷，仓卒不及少叙所欲言。既而归村，杜门不复入郛，日来传闻襄事已有定期，在十二月十六日，果然否？切惟郎中之才学、行义、风节，度越于人，非循常之比，不审所当墓志铭之类，亦曾经营诸作者之笔，以发先德之幽光否？在《祭义》孝子显扬其先一节，反复甚详明，以为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况郎中如彼卓卓，而道义之交，为世显显者，有廖帅宝谟公，其次有黄宰直卿，皆平生号为素相知；而时之贵人，有如邹给事公，又其门下士最相与者。合具其行状，为之一请可也。而行状则孝子之职，非他人所得熟知。不然则或编其事实，只作段子亦可也。夫孝子所谓孝之云者，岂专在于送死，能终其大事之谓哉？又岂专在于泣血三年，而尽其痛慕之谓哉？又岂专在于保其财业，承其爵命，以光大门闾之谓哉？善继前人之志，善述前人之事，显扬其美，而明著之后世，最为孝子致孝之大节，所关系事体甚重，未易以尺楮究想，在贤者素有是议，无俟于鄙贱者之言。而区区忝辱知识之末，不得不为之一讯。抑又有欲讯者，郎中道义家，平生素持正论，不与世俗浮沉，其身后举动，正乡人观礼者之所属，最不可以不谨。始者自荒，惟未至之前七七日，盛为缁黄之会，存殁殆若相反，何谓邪？或者犹可诿曰：此家人随俗之礼，而贤者不之与也。昨承惠斋食，甚感至意，然亦颇为讶。愚不晓其所谓，将随乡仪为此以答来吊之客邪？抑尚缁黄荐拔邪？若是为乡仪以答吊客，则已为濡滞流俗，而立脚不住，然犹庶几其有说也。若是靠缁黄荐拔，则无乃随颓波流转，全然放倒门户者，所谓君子之泽，一世即斩，不待其至于五世之后也。如何如何？已往无可言，会葬之礼，更宜谨之。唐突附此，少伸平日道义交契之忠，更望炤亮。不宣。

承喻及《绍兴服制》之说，某不曾见此书。但据礼经，己之子与兄弟之子，以己视之若有亲疏，以父母视之，己与兄弟均为父母之子，己子与兄弟之子均为父母之孙。故己视兄弟之子谓之犹子，其服均为期，不容以私意有所轻重。此引而进之者也。兄弟之妻，与堂兄弟子之妻，若有尊卑，然古礼嫂叔无服，盖推而远之，重别之义。以亲兄弟之妻犹无服，况堂兄弟之妻乎？自唐太宗始制嫂叔服小功，而后代因之。兄弟子之妻，绍兴服缌，今律服大功，已为定制，盖亦以子妇视之，引而进之者也。若其式古无传，不可考矣。荀氏始有祠版，而温公因之，然字已舛讹，分寸不中度，难于据从。至程子始创为定式，有所法象，已极精确，然陷中亦不言定寸。至高氏仪始言阔一寸、长六寸。朱文公又云：当深四分，若亡者官号字多，则不必拘六寸之制。温公仪韬以囊，考紫妣绯者，亦是以意裁之，见《小祥》篇首，所谓「府君」、「夫人」，则自汉来以为尊神之通称。文公说汉人碑，已如此云。

某伏睹判府大卿先生视事以来，爱民如子，痒疴疾痛，皆切于身，有病民者，为之辄弛，实漳民千一不可逢之幸会。然合境赤子，有久年缠饥刻骨之锢疾，日夜甚切望医救而不可得者，今正遇其时，敢为斯民一冒言之。夫鬻盐一横赋，在漳民实为锢疾，民罹斯苦馀七十年矣。盖自绍兴庚申，虔寇陆梁于西隅，陈敏一军屯于郡，林倅安宅为权宜之计，创以食盐暂鬻民间，以佐军须。民以一时桴鼓之警，义在扫除，犹未言病。后来寇靖，屯移于泉，而盐鬻如故，斯民嗷嗷，始告病矣。绍兴丙子，陆侯涣特疏请罢于朝，闰十月丙辰蒙圣旨依奏施行。奈何陆侯去，而奸吏为之复起。绍兴庚辰，乡人主簿林公宗臣，又以书谒台谏论其病，时汪参政澈为侍御，为之敷奏。四月八日，再蒙圣旨特降本州驻罢。奈何至乾道辛卯，高侯禹以少年武弁，不为民远虑，复于城中鬻之。然利门一启，岁入甚美，人非夷齐，见率动心。官府来继者，人人类欲囊橐之厚；胥徒效命者，人人类欲室家之肥。于是张皇滋蔓，流毒四出，遂为漳民之痼疾，缠肌刻骨，不可以复解矣。始者十八铺，后旋广而数倍之，遍及乡村。外邑铺有监胥一人，走卒十数辈，擅将人户编排为甲，私置簿籍，抄括姓名，分其主客，限以斤数。或父子一门而并配，或兄弟同居而均及，虽深山穷谷，无有遗漏。虽单丁孀户，无获逃免。每季，客户勒买九斤，斤十七文，该钱一百五十三足，通一岁计，六百一十二足。主户勒加三斤，为十二斤，该钱二百单四足，通一岁计，八百一十六足。又有加至六斤，为十五斤，该钱二百五十五足，通一岁计，一贯二十足。成数一定，列在私籍，更不容脱。至其俵盐，则非复有元斤数之给，但一升半合，姑以为名云耳。而盐又非复官仓故物，杂以灰泥，黪污不可食。人户多有宁空输钱，而不愿受盐者。其或与校斤秤，诘美恶，则以不肯买盐，率众甲而罪祸立至。继者懔然，更无谁何，强弱贤愚，一噤听命。间有偶他出户闭者，则撮少盐于屋檐之瓦沟，或门限上，或户外有败瓦器，倾之而去。其姓名已挂私籍，及季将终，踵门索钱，急于星火，往往鬻妻质子，卖牛解屋以偿者。亦有聚落僻处，绝无升合俵散，但持空籍，按月索钱，如数取足。稍有稽迟，则呵詈箠楚，系缚拘囚，亦有被杖殴毙者。或欠零金数十馀，其农器即径携去，更不问所直若干。农民遇有钱，欲以就赎，则季终替去，无可从得矣。一季一胥，前胥之去，必以是籍授于后胥。后胥之来，复以是籍按于前。盐既不实给，则自官仓所请而来者，俵散极少，而堆剩极多，故百户之聚，只半笼可匝；千户之乡，只五笼可均。其馀堆剩，则主胥又径作一纲，私卖与龙平、水头二铺之吏，或寄转货于商旅。每笼本价例一千七百，而客贩腾踊，则又不啻此。总之，又动以百计。漳土瘠薄，民之生理本艰，与上郡不同。主户上等，岁粟斛千者，万户中末一二；其次斛三五百者，千户中末一二；外此，大率皆仅收斗斛，不足自给，与无产业同。年间二正税所输升斗，尚不能前；正税之外，所谓二产，盐不过数斤，复不能了，况四季又重叠以鬻盐钱，所谓八百一十及一贯二十足者，夫岂易供哉！其馀客户，则全无立锥，惟藉佣雇，朝夕奔波，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岁输身丁一百五十犹不能办，则四季所谓盐钱六百一十二足者，将于何而出之？民生所最急处在饥无粮，而何阙于盐？假使官司实有按月如数给之，彼亦何用此盐为？当旰不足以代粮，当食不足以代肉，故谚者类曰：「官与盐一合，恐我饭无夹；不知我无饭，饥来不可呷。官与盐一甔，恐我肉食淡；不知我无肉，瘦来不可啖」。况胥辈于中又有需粮索酒之扰，攘鸡盗犬之殃，是以愁叹之声，穷年竟日，喧溢田里。常以所亲自松州一铺实计之，松州一铺，每季定额官仓支盐一万二千斤，为一百二十笼，敷钱二百单四贯足，而铺籍所管户眼有四千馀，无不尽数遍敷。今且就四千载数言之，以二千五百户为客户，自一户九斤，该钱一百五十三足，而积之，计三百八十二贯足。又以二千户为主户之加三斤者，自一户该钱二百单四足，而积之，计二百单四贯。又以五百户为主户之加六斤者，自一户该钱二百五十五足，而积之，计一百二十七贯五百足。合计七百一十三贯五百足。就其中以二百单四贯足纳官司元额，其馀五百单九贯五百足，则入之胥家。兼以铺内如前所谓堆剩而私货者，百二十笼中可有百笼，为钱不啻一百七十贯足，通计一季，合得六百八十贯足，则盐钱所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缩，胥家得四分之三有赢。又有纳赂得兼重两季者，合两季为得一千三百六十贯足。彼胥无故安坐，不久而骤得此横富之财，买田置屋，顿为巨室。果何理哉！即此一铺，以推其馀，皆可类见。环千里之郡，为几万户；岁之所敷，为几万缗。大抵到官五万缗，则入胥家者十五万缗；到官十万缗，则入胥家者三十万缗。正如劫盗分赃，坐家指纵者听一分，而亲操戈者三分以优之。官府何故贪恋一分，甘冒劫民之盗而不耻，乃反为胥家大作暴歛，纵与之三分，而不啬乎？绍兴辛亥，朱侯待制察其然，亟罢去沿海之铺十有一，正欲区处尽罢，迫于奉祠而去。至嘉泰癸亥甲子间，俞侯监簿又深为讨论，灼见底里，实无与乎岁计，于是一举阖郡诸铺而尽除之。载在厅壁记，可考也。时惟特存龙平、水头二铺，以此二铺者，乃卖邻郡商旅之盐，与吾郡内之民无相干。所谓诸弊亦无容作，凡其来贩，皆汀赣之民，动以千百为群，苟措置有方，俾盐皆精白上品长厚，堆铺前斤两不亏，而贸易无阻，则所货易流通，而所入易丰衍。每铺元额一年一万六千缗，合二铺为三万二千缗。其公家杂用绰然矣。自俞侯尽罢诸铺后，应经费之外，如燕飨、营缮、犒军、招卒，皆无阙用，而又代纳民丁一万七千缗。至秩满，郡帑亦无损前政交承之数。则盐之利害，自昭然可见。其或以岁计为辞，而听之存留者，用实不及，竟将何归？亦可不言而喻也。民沾俞侯实惠，二年之内，帖息安寝，吏不登门，真若痼疾脱去体而复康宁，再生为太平人。奈未几，而开禧丙寅，毛侯监丞为其子运属所迫，旧病依然再发，复缠肌刻骨，以至于今。漳民于此，抑又重不幸哉！本路濒海四州，上三州皆弛禁不鬻，漳独非王土王民乎？而独罹荼毒至根深枝蔓如此之甚！贪夫污吏顽然瞪目，固不足与语。仁人君子，见之恻然动心，岂能一日以安？而亦岂能以一日留？今大卿廉素之节，仁慈之德，盖与朱侯待制、俞侯监簿共骨骼，而同肝胆，真医国治人手也。必能仰体绍兴两罢之圣旨，而深斥高、毛再发之奸谋，一洗漳民百年之痼疾，而永贻漳民万古之遗爱。鮿生于此时，苟不为斯民出而一言，以赞其决，则进为有隐于君子，而退为抱愧于乡人矣。所以冒昧而前，并录汪侍御劄子别纸，以参照本末，而不自知其渎也。伏望台慈特赐矜察。

谨以释奠之明日，致祭于徽学侍郎忠肃李公。公在绍兴，力排和议。权臣见嫉，出牧此州。建学崇儒，人怀忠烈。遗祠未泯，报事敢愆？式遵彝仪，少陈明荐。来格来祐，多士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