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何谓常心？父母之于子也，无不用其情，言不意索而传，事不逆虑而知，竭力而不为赐，有不以语其人者，必以告其子，此之谓常心。其于人也不然，以外之不常丧其所常矣。夫天地之常而人得之，其物也，不后而将，不先而迎，喜怒哀乐称事之当然而不为过，见之者疑乎拙，其于应物也无穷。圣人得是心也，奉而行之，用其厚，去其薄，用其朴，去其巧，用其不知，去其知。庙堂之谋，其于野人，必忠告而求同焉，天地不能违，鬼神不能间，复合而为一。是故哀矜恻怛，保惠刑杀，以救其民而复于常。今夫外乎人之思虑而不出于其所测知者，其事文以深，其谋密以巧，伏于潜渊之下而动于九天之上，使人卒然莫得其所从，是亦其心之设也，谓之非常。故过生于非常，不祥莫大焉！盖自秦、汉以来儒者争言唐、虞、三代之事，其功化流行而风俗纯美，天文地理之极无不顺序。至于自言其一代之治，则何其浅陋鄙野而不足称述！爱其君者，往往诱使至焉，而其君亦皆愧耻，其意不敢庶几于万一，盖将从之而不能及也。夫圣人之道，其有以过绝于后世固若是之远者，何耶？昔者孔子序《书》，录上古之帝王，于其兴事造业，布政出令以经理天下之际，始于受禅，终于征伐，已略尽矣；今其存者，其谋智非有以出乎人也，其行事非有以矜于众也。以天为不可不敬，以民为不可不畏，以己为不可任，以谏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心以处其中，如是而已矣。先事而忧，已事而思，天下皆安而圣人自危，其防虑畏谨，有家人父母之所不能知；是故智者以为愚，勇者以为怯，辨者以为讷，圣人之常心独守而勿失，此其所以为大也。穆王始丧其常心，周行天下，上昆崙，涉瑶水，以观天地之所极，车马不足以给其役，货贿不足以充其求。至于邈然衰耄，始为详刑之书，以命吕侯。盖其意悲哀焉。秦穆公过周袭郑，千里用兵以邀得国之功，怒其臣蹇叔，以为悖缪而无智。既而败师囚将，无只轮匹马之返，始复班其悔过之意，誓于群臣。夫二穆，皆好异者也，及其既老而悔过，复得其常心，而孔氏犹有录焉，而况于能常而勿失者乎！悲夫无惑乎后世之言，极于帝王之盛而终以不能至也！夫教不至者杀，养不足者剥，仁不熟者断。今也丧其常心，而君臣上下相饰以智，相斗以巧，愈出而愈奇，愈用而愈疑。盖自秦、汉、魏、晋、隋、唐之君。务为非常不测之智以愚其民，抗焉而为之上，方合而遽散，几得而复失，而欲以空言庶几于唐、虞、三代之治，是犹桀之誉尧，北行而求其越者也，岂不悖哉！夫反常以合常，以其心求帝王之心，其为易而无难也。然自愧其不能为，自恕其不得为，使天下之民欲被父母之化终不可得，而以为圣人不复起于后世者，亦惑矣。

夏、商远矣，书籍所记，存其大略，而其详不可得而言矣。详而可言莫如周，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夫周人之法，始于艰难而成于积累。及其天命既集，极盛而太平，至其始衰而复兴，遂微而不振，与其后世尝更涂炭之民忧伤悲怨，思蒙其道而不可复得者，皆见于歌咏而极其形容。故夫学者于周之治，有以考见其次第，虽远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诗》也。《诗》之兴尚矣。夏、商以前，皆磨灭而不传，岂其所以为之者至周人而后能欤？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坚凝纷错，逃遁谲伏，无不释然而解，油然而遇者，由其理之不可乱也。是故古之圣贤，养天下以中，发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于物。絪缊芒昧，将形将生，阴阳晦明，风雨霜露，或始或卒，山川草木，形著懋长，高飞之翼，蛰居之虫，若夫四时之递至，声气之感触，华实荣耀，消落枯槁，动于思虑，接于耳目，无不言也；旁取广喻，有正有反，比次抑扬，反覆申绎，大关于政化，下极于鄙俚，其言无不到也。当其抽词涵意，欲语而未出，发舒情性，言止而不穷，盖其精之至也。言语不通，嗜欲不齐，风俗不同，而世之先后亦大异矣；听其言也，不能违焉，此足以见其心之无不合也。然后均以律吕，陈之官师，金石震荡，节奏繁兴，羽旄干戚，弦匏箫管，被服衮黼，拜起揖逊，以祭以宴，而相与乐乎其中。于是神祇祖考相其幽，室家子孙协其明，福禄盛满，横畅旁浃，充塞宇宙，薰然粹然，不知其所以然。故后世言周之治为最详者，以其诗见之。然则非周人之能为诗，盖诗之道至于周而后备也。夫王道始自盛而入衰，则天下之心始自亲而入怨。盖幽、厉以来，忽忘天下，无以整齐诸侯而一其民，其势如冰合之忽解，云附之忽散，刀锯斧钺，如林而起，同壤异制，而权术小数始出于政令之中矣。然犹深厚愤发，能自思其先君祖考之旧以宽其意，敢亡而不敢叛，敢怨而不敢怒。呜呼！仇者，亲之对也；逆者，顺之资也；苟未至于不可以悔而或可以收者，则皆眷然而不忍，慨然而有欲为者矣。然则其于周人之治，不独以其极盛者而言之，盖其衰而犹若此也。至于削灭溃坏，亡失其旧，而不复可考然后泯然而不作矣。然则《诗》亡而后《春秋》作，岂不信哉！《离骚》，诗之变也；赋，诗之流也；异体杂出，与时转移，又下而为俳优里巷之词，然皆诗之类也。宽闲平易之时，必习而为怨怼无聊之言；庄诚恭敬之意，必变而为悔笑戏狎之情。此诗之失也。夫古之为诗也，求以治之；后之为诗也，求以乱之。然则岂惟以见周之详，又以知后世之不能为周之极盛而不可及也。

《春秋》者，道之极也，圣人之终事也。天地之大义，在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宾主之交，其尤精者，上通于阴阳，旁达于无间。古之圣人，其必有以合是而出者矣。其于治人也，止恶而进善，有不同焉。止之于心而不行之于事，人不见其自治之迹，而己不多其能自治之功，是虽圣人不能加也。有己则有私，有私则有欲，而既行之于事矣，然而知仁义礼乐之胜己也，折而从之，则圣人之治之也佚，是其次也。仁义礼乐有不能胜，则圣人之治始劳矣，然而闻人之非己也必以为惧，闻人之是己也必以为喜，是故因其所喜惧而治之，是又其次也。是己不喜，非己不惧。不喜者，自弃也；不惧者，自暴也，宜何以治之？然而察其情也，其必不为善则慕夫赏，其必为不善则畏夫罚，圣人之治人，至是止矣。呜呼！使其止于是而天下惟吾之所以治，则《春秋》何独为而书之？于此有人焉，不惟无所喜惧而欲自为是非，不惟无所畏慕而欲自为赏罚，其视天下也，眊眊焉而期乎乱。而又不幸当王道之衰，是非不公而赏罚不行。圣人以为今不能治也，不若揭而示之于无穷。嗟夫！彼何人也，以一时之得而易其无穷之名？故夫《春秋》之所为作者，所以治夫仁义、礼乐、是非、赏罚之所不能治者也。虽然，慕无穷之名而为善，畏无穷之名而不为恶，此犹天下之中人也。其所以卒为而莫或制者，岂其真无所畏而然耶？曰：逆理败道，不自列于人类者，皆其欲之流也。至于定，则未有不反其本矣。故崔杼能为弑君，而不能不杀其书己之史官，斐豹隶也，奋于平难，以求除其丹书之恶。凡天下之恶有未至于杼，天下之贱有未至于豹，仁义礼乐之所不能诱，是非赏罚之所不能革，尧、舜、三代之治虽不复行，而是书犹有所劝也。是故由孔氏以来，二千馀载，《易》、《书》、《诗》之道未明也，其用于当世以为援据折衷者，《春秋》而已。故曰：《春秋》者，道之极而圣人之终事也。呜呼！无仁义、礼乐，无是非，无赏罚，以区区之书禁天下之恶而归之于善，圣人之用法已严矣。而学者又以言求之，则人情之所不能堪，其弊必至于尽弃其书，而天下大乱而不可救，此则学为《春秋》者之过也。虽然，无责焉己耳。彼无圣人之心而用《春秋》之法，则责备者以为疵而明微者以为讦矣。是故从其三而观之：一曰情，二曰势，三曰理。人之为不善，其必有自得于中者也。人之施己也不以道，而后己之报物也不可反。圣人独有察焉，是之谓情。迫于不可止，动于不能已，强有加于弱，小有屈于大，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是之谓势。夫其如是，则宜若无罪焉可也。虽然，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为子，箕子能事纣，而天下不能为臣，汤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为国，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谓理。察其情，因其势，断之于理，而春秋之义始可得而言矣。不以情不以势，其心不厌然而服我，则谁肯自愧于空言之理哉？呜呼！是道之极而圣人之终事也。

先王之治不见于后世，德薄功浅而俗化陋。儒者为之感愤太息，思有以易之，而未能自信于必行，则皆求之于经。于《易》，所以见其载道之用者也；于《书》，所以见帝王之处天下之心者也；于《诗》，所以见天下之处其君之心者也；而《春秋》，所以禁其为此而反之于道，以明其必不可违天下之大义而独任其私者也。夫苟为得道之用，而又知其君臣上下相与施报之心，以折之于是非与夺之际，是亦足以易后世之治而无难矣。然而犹未能自信者，以其说之未具也。盖《周礼》六卿之书，言周公之为周，其于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补上世之未备而后世之为不可复者，其先后可见，其本末可言也。于是儒者莫不为欣然自喜，以为可以必行而无疑矣。虽然，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而后世謏闻寡见之君，因遂以经为不可尽信者，其必自是书始矣。夫其说之未具也，是诚若不可行焉，吾如待其具而行之，何哉？工人之为器也，得规矩以通之天下之器，其可方可圆可觚可椭者，皆规矩之类也。故法存于心，巧形于物，器成而天下利，未有尽待其法而尽用其巧者也。有贱工焉，执三代之器而用今之材，闭户而摹之，出户而示诸人，人不能识也，则彊之而莫之售，是其材非不美也。今夫《周礼》之书，尝一用之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于乱。孔子之于经也，微见先王之意而不尽其所以为之之说，其告门人弟子与其当时之人所以问之政事者详矣，若曰脩身以应变，酌古以御今，然后其继周者百世可知也，奈何取其说之具者而徒加之后世哉？且又有甚不可者非特此也。古之治天下，必辨其内外大小之序，而后施其繁简详略之宜。三代之时，自汉、淮以南皆弃而不有，方天下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小之国千馀，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朝会贡赋，贤能之士入于王都，此其特大者也；而其生杀废置犹不能为小者，天子皆不预焉。而天子之自治，亦断然如一国，不能如秦、汉之数郡；又有贤圣而为之臣，皆久于其官而不去。其为地狭，为民寡，而治之者众。始之以勤，终之以无倦，行之以诚，故其米盐靡密无所不尽，而宫内之隐可以悉布之书而无愧。盖其自治者至，则诸侯之效上也捷，辅相之尊，通行于四海而教率之。而天子又为之巡狩其国，以一道德，同风俗，而正其律度量衡。故《观》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言下观其化也。今也包夷貊之外以为域，破天下之诸侯以为州县，事虽毫发，一自上出，法严令具，不得摇手。而无圣贤为之臣，其臣不能久于其官而遽去，而又有苟简诈伪之心焉。乃欲其米盐靡密无所不尽，以求合于《周礼》之书；而又易其大者，将以复井田封建之旧；其论所以高而难行，人情不安而至于乱也。夫因今之地，用今之民，以周公为之，其必有以处此矣。然则读是书者，深思而徐考之可也。

王政之坏，非一人之力；及其复之也，亦非一人之功。夫暑者，阳之盛也；寒者，阴之极也；阳之复也，不能为暑而能听于寒。几死之能生也，其于平日之膏粱，非恶之也，苟欲生之，曾不如淖糜药石之为美也。天下之士，理经援古，皆欲一举而尽复三代之治，其意非不善也；其言之也遽，其为之也略，不植其本而求艺其末，上不为时君之所信，下不为愚民之所安，此其所以久而无成者也。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管仲非好变先王之法也，以诸侯之资而欲为天子，无辅周之义而欲收天下之功，则其势不得不变先王之法而自为。然而礼义廉耻足以维其国家，出令顺于民心，而信之所在不以利易，是亦何以异于先王之意者！惟其取必于民而不取必于身，求详于法而不求详于道，以利为实，以义为名，人主之行虽若桀、纣，操得其要而伯王可致。此其大较而已矣。昔者先王畏兵之为祸也，是故多其节目而为之法制，使之可以自卫而无以求胜，繁重委曲而不能深晓其义。盖以为吾之仁义行于其间，而讨除天下不仁不义之人，而何忧知利之为患也，是故放绝屏远而不言。其言者，明之以不齿之罚，使虽酒食之微而皆不得以自肆。故其上下习为辞逊而不可争，以为如是而天下之大利何求而不成。夫此二者，先王治天下之大权也。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若咎犯、先轸之于晋，范蠡、大夫种之于越，孙武、吴起、申不害各于其所辅相之国，讲明其说而增益其意。数百年之间，先王之政，隳坏亡灭，至于商鞅破井田，立槩量，李斯废封建，燔诗书，而后荡极而无遗。盖王政之坏，始于管仲而成于鞅、斯。悲夫！天下之才，未有过于管仲者也，皆不若仲而已矣；皆不若仲，则皆师其故智而拾其遗说。然其所以使后世廓然大变于三代者，岂其一人之力也？治变而世变，世变而俗成。然则后世之事，有望管仲而不可及者矣，而况于三代乎！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所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具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然则居今之世，理经援古，欲一举而尽复三代之治者，以寒致暑而进病者于膏粱，不知其不能食而继之以死也，而何以为之哉！其欲为之者，植之有本，复之有渐，因今之弊政而行之，足以为之兆也。其继益久，其变益狎，将有待于后，则其复者固非一人之功也。虽然，可谓难矣。圣人不千岁而一起，圣人不继世而皆遇，夫安得而俟焉！以陋俗而激高论，指王政而为迂学，终不合矣。故具论其意，使学者得详焉。噫！其毋以为空言而已矣。

孔氏之道获尊于后世，非私之也。天下之大，人民之众，后世之远，内之为父子焉，外之为君臣焉，大之为天地焉，生欲以养而不匮，死欲以传而不泯，文、武、周公之不作，而舍孔氏则无由知之。然则后世之所以共尊其道者，岂私其人而已哉？自孟轲拒杨墨，而韩愈辟佛、老，儒者因之。盖杨、墨之道既已息矣，而佛、老之学犹与孔氏并行于天下，是以儒者望而非之，以为非是而无以为儒。夫望而非之，则无以究其学之终始，而其为说也不明。昔者恶夫攻异端者。夫不脩其道，以合天下之异，而纷然攻之，则秖以自小而为怨；操自小之心而用不明之说，则其于佛、老也，助之而已矣。且学者，所以至乎道也，岂以孔、佛、老为间哉？使其为道诚有以过乎孔氏，则虽孔氏犹将从之。惟其参验反覆，要之于道之所穷，卒不可以舍孔氏而他求者，故虽后世亦莫得而从也。呜呼！若此者，可以为忠厚之至，有以合于圣人之本心矣，乌在于望而非之若其世仇也？必奋而操戈焉，是未能尊其道而徒私其人者也。夫聃之书，忧天下而思有以救之，其拯一世之溺，盖有急于孔子焉。使聃而及于文、武、周公之盛也，则何以发其思虑而见之于辞？不幸而当天下之衰，治道之阙也，其意以为天地之初未始有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也，故天下不治而不乱，不安而不危。自结绳以来，圣人继起，则文化日盛，庶事日脩，其极于不可复加矣。而今也天下大乱，则何术以善其后？且货财之争，欲利之智，天下之人有不安于权衡度量之中，是其情之或然者也，而况其今之衰乎！且固以昔者为拙，今者为巧也，今者之华而昔者之朴也，是以立于其末而欲反其初。且天地之运，犹橐籥之相推，长短高下，相形相使，而弛张予夺，倏去忽来，是虽甚微而其理之必然者也。是故以仁为失，以礼为乱，斲华复朴，取拙去巧，使天下复于结绳而用之。夫已立者不可改也，已成者不可毁也，民之已见者不能忘也，而谓聃之智不知此乎？今也闵然欲举君臣父子之盛，仁义、礼乐、圣智、法度之美，一切而尽废之，以为不如是则天下不能速安而已矣。呜呼！是其救世之切盖有急于孔子，则其意之可哀者也。盖昔之为孔氏者，犹曰商、周之道不胜其弊，爵赏刑罚，强民而穷，而至于聃，独何讳焉！虽然，是其术之必不可，而聃之思不至焉而已。何也？夫聃之所以为治天下者，去圣智而以质朴用也。然而以为帝王之道皆不足以知此，则是为聃之术者，必有出于帝王之智而后可，是则圣智之大者也。夫聃之为书，是事之机而道之始也，圣人于《易》已著之矣。阴阳消复，游变出入于天地之常，而夫人之情伪参焉，是以吉凶、祸福、忧虞、悔吝百出而不穷。圣人以是为微而难见也，于是为之君臣、父子以联其大分，饮食、宫室、衣服以相其居处，仁义、礼乐、刑政以化以革，为之学校以劝以率。盖所以伏其机巧，消其诈伪，而全其素朴，是以其术无所不用而其道无所不备也。且圣人惟其息天下之机而无以发之，是以其详至此。今老聃将尽废而以无为治之，是与天下之人以机相示而以微相使也。天下之人，惟其安于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之际而莫见其机，是以默然不喻而自从。今老聃将遂与之并用其机，则是乱愈激而民愈不可治也，而可乎？孔子修废以俟其定，老子尽废以速其安，是老聃自变于俗，而谓圣人变之乎？且昔者圣人之道行于天下，而聃之术存于其中而不知；使后世之人知其为聃之术，而圣人之道不及尽出于其外，是以天下之乱常出于此。则是聃者，欲以速治天下而卒不免于乱也，呜呼！是其思之不至焉而已矣。

圣贤之难至，非学者之患也；古义之不立，非世俗之忧也。然则何耶？岂非礼乐之不作耶？制度之不讲耶？性命之理未明而教养之道未备耶？非也。学者之患，患在于以名求圣贤而不能知圣贤之言。所谓知圣贤之言者，非有数之可求而术之可推也；而圣贤之言，又非以高卑、远近、浅深、小大而自为之别也。有以知之，则前识不乱而小大兼得；无以知之，则真伪相易而至言并废。于是将因其一切之自附者有以合夫人之陋心，以为圣贤之道如是而足以遂行之矣。呜呼！此真世俗之忧也。夫生于数千载之后，既不及亲见圣人之行事，循其言语动作而可以得其心，与接闻其风声而可以知其人矣，其所以学为圣贤者，独其言在耳。是故孔子录之为经以示后世，其意反覆深切，将使学者因是言而求之，而可以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与知其为人而无疑也。然则使其虽生于数千载之前，亲见圣人之行事，亲循其言语动作而接闻其风声矣，至于道德之奥，付授之密，犹未尝妄言也。达者知其言也而至于道，不达者不知也，则众人而已矣，今其载于书者皆是也。由是言之，有知言之心者，虽生于数千载之后而可以无憾，其至于圣贤而可以无难。不然，虽在数千载之前，亲得圣人而师之，犹无益也。溺于所闻见则不知，梏于所自守则不知，承其所从得则不知；自广而狭物，自陋而畏物，质不全而力不具，则皆不足以知之。故夫不知圣贤之言者，学者之大患也。其知之至者，高卑、远近、深浅、小大，油然诣其极而不得以毫发眩焉。夫《孔氏家语》、《左氏春秋》与夫记礼之书，杂载孔子之言行，此其人皆尝亲得圣人而师之矣；不然，则其师友问学之旧，言语行事之所及者也；不然，则虽其世有先后而尝接闻其风声者也。近者在游、夏之后，远者出孟轲之间。此其去圣人也不为不近焉，而其所载记者何其浅也！盖略得其辞而转失其意，或皆非其本真而相传以为说。穷乡委巷之人所以道圣贤之事，与夫当世之鄙儒求以自附于圣贤之名者，无不在焉。矜浮而不实，鄙野而无义，观其往反问答，盖不足以知游、夏之言也，岂直非孔子、颜渊之意也哉！孔氏之子孙既集以为一家之记，而司马迁论为世史，又尽取而次之。凡后世称诵阙里之遗言以为口实者，往往皆出于三书。甚矣迁之陋也！孔氏益远而大义微灭，世无复明智深识之士，皎然知圣贤之言于杂乱不可考之中，而遂以为其道止如此，可不痛乎！故自后世若荀卿、司马迁、扬雄，皆不足以知圣贤之言。迁之不知，以其浅也。至于雄遂从而深求之，是以有天地近远之论，而为幽眇奇怪之辞，将以其不可易知者而求至于圣人。然则雄之陋与迁均也。虽然，为今世之知言者，则又有异焉，以性为不可不言，以命为不可不知，凡《六经》、孔子之书，无不牵合其论而上下其辞者，精深微妙，茫然而不可测识，而圣贤之实犹未著也。夫由前之浅，是不求之于心也；由今之妙，是不止之于心也。不求之于心与不止之于心，然则圣贤之难至，果非学者之患矣哉！

孔子既没，而邹、鲁之士传其学，以《礼》为守，以《诗》、《书》、六艺之文为说，以尧、舜、文、武为据，以身为本，以天下国家为用，先诚意而后法令，尊信义而贱功利。然而君德益衰，世变益讹，其学不能信于天下。于是诸侯辨士方羊而起，各以其所闻著书，一切反理而任辨，分流异门，争自为家，莫不非讪尧、禹而嗤鄙孔氏，枯槁者以自高于山林，驰骛者以擅事于诸侯，是以孔氏之徒深疾而力排之。虽然，是可罪也。王化不明而无以养天下之才，彼其智不足以知圣人而不能自蔽其所见，又变于俗而趋于利，故其势不得不背道而驰，则君子哀之可也。若庄周者，其智足以知圣人矣；其于君臣父子之序甚明，本末度数之宜甚详，《六经》之要言，德刑赏罚之道，命义祸福之说，指事离情而无不毕极其至，而不变于俗，不趋于利。然至其所诋訾笑侮，自黄帝以下，圣贤之所以更履世患而身亲其忧，至于孔子老死而不遇，其忧为最深者，而折旋俯仰，形容其穷困不自得之意，又设为老聃、莱子所以教诏迷复之辞，其慢易讥谑乃特甚于诸子。其知之最深，其玩之最甚，譬犹识律者之傲法，乃皋陶之所宜诛，其罪过于愚民之不知而冒为之者也。然则庄周之罪大于诸子，孔子之徒所宜深疾而力排之矣。乃反以为文而好之，甚者以为能助孔子之道；而又言其能自托于道术，若老聃、列禦寇之流，因外而不辨。或见其书奇伟放溢，如河汉之无涯也，而不能察其所穷，因畏之而不敢辨。其辨之者有矣，则以为真老聃、列禦寇之流也，故虽辨之而不得其情。是数者，岂不皆过哉！夫周之所闻于老聃、列禦寇者浅矣，乃不若其得于圣人者之深也。知伏于不知，言至于不言，物之不齐以其齐，桔槔之为用而鷾鸸之为使，其自喻其身若腾猿之在枳棘也。夫聃与禦寇之道，岂若是而已乎？至于宗庙、朝廷、乡党行事之所尚，仁义、分守、刑名、原省之所次，五变而可举，九变而可言者，圣人虽出而治天下不能废也。盖尝反覆其书而深悲之。嗟夫！庄周者，不得志于当世而放意于狂言，湛浊一世而思以寄之，是以至此。其怨愤之切，所以异于屈原者鲜矣。虽然，诸子之书，害小而已息；庄周之书，祸大而长存。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汩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此四者，君子小人之杂也；杂而未定，而周以说乘之。是故人道之伦颠错而不叙，事物之情遗落而不理，以养生送死、饥食渴饮之大节而付之于傥荡不羁之人，则小足以亡其身，大足以亡天下矣，可不惧哉！盖周之书大用于世者再，其极皆为夷狄乱华、父子相夷之祸，然则杨、墨、申、韩之害，曾不若是之远已。夫侮而玩之，意造而纵言，知是道之不可易而欲强聒以为戏，不幸而有庄周之辞焉，则其流患于天下盖未已也。呜呼！

《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又曰：「圣人之情见乎辞」。《易》之为道也，有以见天地之心；后世之为《易》也，有以见圣人之情。天地之间，杂剥解散，更逝迭移，孰能测之哉？其所以相维而不去，不相待而相为使者，圣人有以见其心也。故圣人之所以得其心也，皆见乎书；后世之人，徒私以其情求之，而不能见圣人之情。夫不见圣人之情，而天地之心尚奚得焉！故其书仅存而道不明。夫模阴阳，测宇宙，绵络内外，出入万物，此几足以求圣人之情与天地之心矣。虽然，未也。扬雄为《太玄》以准《易》，世多讥之。《易》准天地而得天地，《玄》准《易》也，几得《易》也。得《易》而得天地矣，夫何伤，而又奚讥焉！天下患《易》之难知也，庶乎因《玄》而通之。今考其书，以求圣人之意而不得者三焉。非以病《玄》也，求通乎《易》而已矣。数起乎一，转入于万物，其往无穷，分而为二十四节以应寒暑，其候杂而无差焉。是星官历师能之，而非圣人之所以为《易》也。分之，挂之，揲之，扐之，有祸有福，有从有违，是有《易》者之事，而非圣人之所以为《易》也。《玄》曾足以准之乎？天地之与人也，杂揉众大，恝然而不相及也。幽而不明，微而不章，浑沦而不能知，是其初也。圣人以为何以治之，夫是以见其要而执其纪，而名之为《易》。夫其杂揉众大、幽微浑沦者，皆《易》也，而后天地之道粲然矣。于是立之卦以告之，重之画以明之，以为其所以《易》者如是也。探鬼神之赜而出之，钩阴阳之动以陈之，以为是卓然而不可惑也。聚九州四海之珍，藏于一人之耳目而使得兼焉，将以明己也，非以衒己也。然则圣人之所以为《易》者，明天下而已矣。其义明，其辞微。天下见其辞之微而真以为不可识也，而不知其所以明之也。今夫《玄》之书，起冬至之首而终于养，备一岁之辞，循而索之，若贯珠焉，是未始不明也。而其名曰《玄》何也？其言曰：「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腹心为玄」。又曰：「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渺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呜呼！得之矣。彼固以为圣人之《易》者，期于天下之不能明也；则吾之所谓《玄》者，亦期乎天下之不能明而已矣。是以出乎罔，入乎冥，其思莹莹，莫见其情。且《易》之明也而天下晦之，《易》之显也而天下隐之，此圣人之所痛也。今顾而得《玄》焉，是其准《易》也，而微若是乎！噫乎！《易》其愈微乎！然则《易》之不明，《玄》佐之也，是其不得者一也。卦之有八也，是文字所以从生也，时也，义也，德也。其为六十四卦也，犹其为八也。《彖》以实之，象以形之，爻以备之，所以明其义之必然也。圣人之与愚夫愚妇，上古之与后世，皆用之而不能违者也。六十四合而《易》可见，《易》见而天地可准也。以正以反，以冬以夏，错出而致其顺焉而已耳。今夫《玄》之有八十一也，其所以明名是首者何也？岂将以助天下后世之用，使之若用《易》之六十四者也？抑徒以自记其阴阳之候而已者也？为历则无以其义，为义则无以其历。且其名也，杂取于文字之馀而非其要，则天下之人有不能用也。其道顺，其词逆，其使天下之人由于其中以至于其养者也。《易》以逆为顺，故天下能从之；《玄》以顺而求其不敢逆也，则惧夫天下之不能也；是其不得者二也。名之为《易》者，上古之圣人也，道也；卦，伏羲也；重，文王也；彖，孔子也。盖圣人之始作也，自以为名；而后世犹患其微，是以圣人更起而名之。至于孔子，以为足矣，然而不终于《既济》，而终于《未济》，所以见《易》之无穷也。后有作者，庸讵知焉！今夫雄之为《玄》也而已名之，参摹四分而已首之，及《表》，及《赞》，及《测》、《冲》、《错》、《莹》、《易》、《文》、《告》，凡《易》之词无所不具。以一人之思而备群圣人之力，是其所以为准《易》者耶？虽然，此《既济》之《易》耶？此《未济》之《易》耶？言《既济》者，使之愈明而不愈微；言《未济》者，其略可也，而何若是之详焉！是其不得者三也。噫！雄之为书劳矣。

《春秋》所以讥刺挹损，皆衰世之事也，而名之曰经，以训天下，学者疑焉。左氏去孔子既远，当战国之初，然以其所闻于弟子之论，采国史之旧文，次其本末以示后世。学者不能读，乃更以为阴谋权术之书，世之欲苟简以赴功者，皆挟左氏以自重。武夫庸人，又暂学以文其阙，其道或足以济乱，而不知其所由乱。而操笔之士，又特取其文义之不类于今者，窃窃然而模之。至其援绳墨，演凡例，以考《春秋》之大义，则往往以为乖异而不合。然则是书其无传乎？夫人心有广狭，则其观物有小大，学者患焉，故略论著其大槩。天下之治也，礼义在于中国；其乱也，礼义在于夷狄。当成周之盛也，夷狄之人皇皇焉思与其礼义而不得者，非以为贱而不足治也，笃于治中国者，其道不可以治夷狄耳，故礼义备而中国无隙。及其衰也，舍其国而治夷狄。夫治夷狄者失中国，失中国者，失礼义也，故夷狄之人执礼义之权以与诸夏抗。秦、楚浸大而齐、吴、鲁、卫弱焉者，礼义失也。至其甚也，崎岖蛮越之间，高山大川之外，种居荐食之人，徒委冠带而称霸于上国，则周之衰极矣，此逆顺之理也。观逆顺之理者，可以知治乱之所从出矣，而左氏录之。王道之行，人才无智、愚，无贤、不肖，一由于至正。其既变也，贤者追思古义，变色太息而言之，故其高者以慕，下者以畏。道微而不继，则畏慕之心止而随世之俗成；及其久也，世远风移而不自知也：盖其变之有渐而废之有始，而左氏录之。古者国必有宗，宗各有族，比联维附以持其国，卿辅大夫不求于他，其国祚之短长，视其公族之兴废，士农不变，工贾不迁。其为士者，所以成德也，非所以求显也，而左氏录之。古者严祀而尊神，重时而从天，口无造言，必称先民，心无造虑，必求之蓍龟，故其民资厚而易治，而左氏录之。古者审乎性命而定乎吉凶，忠信敬义之目，后世之所诵说而不能明者也。古之人，节之于事，一事之曲折而数德者必间见焉，皆可以指言而名举也，而左氏录之。古者上有常世，下有常役，公卿、百僚、牧圉、皂隶，贵贱相承而不相袭处，民无崛起以干大柄，推其族姓，咸有本始，知其与天地并生而不知自弃其身，左氏录之。古者物有定体，德有常容，忧乐有由，歌哭有所，虽当乱世，情性未失，验其祸福，不差毫发，左氏录之。古之人，通乎道德之意，管仲相齐，子产相郑，后世贤之，而叔向、晏子不以为能也。所陈三王之上，经纪伦类，广大不穷，达者识之，可以范世，左氏录之。古之用兵，先治胜而后战，奔乱为败，失将为灭，不多杀士。其行师有法，其杀人有礼，故干戈不以斗而犹无孙、吴之术，左氏录之。秦、汉浅略，庶几得闻尧、舜、三代之遗言，足以自治，于其事最严，于其身最切，其载之者鲜矣，而左氏录之。子臧逃曹，不敢失守，季札避吴，四传而不易其志，其义纯洁，其言不夸，而况太伯、夷、齐乎！左氏录之。古者以礼致天下之治，春秋乱矣，然而阶庭筵几之上，苟得从礼者，犹足以治之而不至于乱也，左氏录之。凡左氏之所录者，将以翼扶《春秋》以待后世之择也。盖《春秋》之祸，大纲已易而小纪未坏。大纲已易，故夷狄化为中国而不能正；小纪未坏，故三代之诸侯，其存者犹数百年。夫溯其末者可以反其本，迹其衰者可以见其兴，《六经》之外，舍左氏其谁欤！

古今之士，能以口舌轻重安危人之国者，无甚于战国；君之求士急而礼之卑，士之得利速、挟势重者，亦无甚于战国。六国不相振而至于亡，而始皇、李斯迁怒，禽灭其人，烧除其书，盖天地之大变，更数千年而未复，天下以其祸福之报归罪于士大夫。六国土地最大，而其为国之政，天时、人事、农桑、地力、祠祀、亲宾之节，皆无所见，独其游士以策干其君，辨兴亡之效于反掌，使之立致重宝尊位，割先人之地以中其欲者，具之于书，其饰辞成理，有可观听。以此知六国之君，劫于游士之说，合天下之兵以剡之而不暇计其国家，而士之不义无行所以致此极者，亦其流靡使然欤！夫因其流靡之使然而罪之者，为世俗之论可也，若天下何赖焉！先王知天下者，一人之所能有而非一人之所能为也，是故以天下而为天下。夫以天下而为天下者，隆民之所尊，教民之所贤，用之以时而不使壅，养之有源而不使息，故其要在士。周之盛时，其论士之法详矣。盖其比、闾、族、党、乡、遂之民，莫不有学，而京师之学，天子亲临视之，农、商、工、贾之髦异者，皆进之于学而教之礼、乐、射、御之事；京师有三岁之宾兴，而诸侯之君又皆以贡士为贤否；会其祭而为之赏罚。夫士进得事于天子，退得臣于诸侯，为善于家者，知其必显于朝也；修身于私者，知其必用于公也；是故自重难进而不为干世之行。故有秀士、进士、俊士、造士之目，有贤、圣、君子之德，而宣为大夫、为公、为卿之官。故周人之治所以称为太平之世者，以其得士之多而为用者众也，夫士何尝负国家哉？其后周衰而取士之法坏，独一宣王能修之。未几奔遁于戎，人主自救不给，不知起天下之士以自辅，而取士之法废不复讲，京师之学先废，而周人反皆去为商贾负贩之业。诸侯不复贡士，而下国之才绝望于王都，其豪杰皆屈意俛首而为陪臣。然则周之不振，非诸侯之罪也。虽然，诸侯犹知自用其士，则士犹各自贵于其国。其后诸侯失政，则虽其一国取士之法亦废矣。天下之士望望焉而无归，则皆自附于大夫之家，食其斗升之粟，则为之屏首受戮而不敢悔。若孔子弟子，皆天下之高才异能者也。犹未免去为家臣，独公皙哀季次未尝仕，而颜渊、闵子骞不及仕，见称于门人。呜呼！士之不遇，至此极矣。孰知兼并之祸吞灭无馀，故家旧俗亡失世次，则天下之士盖有愿为家臣而不得者耶！夫三百馀年之间，天下不复有论士之法，以至于天子、诸侯、大夫，皆不得为之臣矣，然后及于战国之时。则士何以自业于世而不恣睢四出，奋口舌之能以要其君之位而自快于一时者哉？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然则游于战国者，乃其士之业。游说也，游侠也，游行也，皆以其术游。而椎鲁之人释耒耜，阡陌之人弃质剂，相与并游于世。子不难于诈其父，臣不难于胁其君，士不难于卖其友，黄金横带，从车粱肉，以偷乐焉而已矣，而尚奚择哉！故曰其流靡使然也。夫因其流靡之使然而遂罪之，则禽灭其人而烧除其书，岂独始皇、李斯有是心欤？噫！后世之士，当其盛满之际，举选之道阙，去家捐亲而游于天下，其流靡以至于不义者凛凛矣，非惟战国之时为然也。而遂从而罪之，则天下何赖焉！然则举而措之而已矣。

述作其难事乎！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故《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其在于上世者，远而难明，故放弃而不录，录其可明，又止于如此，然则可谓简矣。使仲尼之意犹有所未尽而必见于他书，则法当益详；惟其以为不待他书，而古今之世变已尽见于此矣。然则法简而义周，后世可不深思其故哉！夫尧、舜相继二百馀年，而《书》之所纪者十一篇，今其在者二篇而已。尧、舜之大法垂于无穷者，既已尽见于二篇之中，然则果不欲其详也。且以世求年，以年求时，以时求月，其间事之当否，人之贤不肖，政之迁革，是何所不有，安得而尽录之？夫其随世而化，则不著见于后世何伤！盖其治乱兴衰，圣贤更迭，与夫桀、纣之大恶，不可使之不传；而纤细烦琐，徒以殚天下之竹帛而玩习后世之口耳者，圣人固宜其有所不录也。噫！太史迁不能知圣人之意，而纷然记之为奇以夸天下者，何耶？迁出秦人之后，诸侯之史皆已燔灭而不可见，然犹傅会群书，采次异闻，如此其多。使迁如圣人尽见上世之书籍，衒其博而不能穷，将如之何耶？战国之人，尚诈无义，贼天地君臣之大经，苟以奉一时之欲；而楚、汉之兴，其事迹又皆已浅近苟且而不足信。使圣人处此，固绝而不书，虽书之且不使尽见。何者？天下之事，惟其有一人述之，是以不可磨灭。若夫豪商、大贾、奸人、刺客之流，优笑之贱，日者之微，莫不奋笔墨之巧以示其能，使后世之士溺于见闻而不能化，荡于末流而不能反，又况残民害政之术尽出于其中哉！嗟夫！其意深矣，远矣。此述作之所以为难，非圣人不得尽其义者也。战国之时，著书甚众，更秦皆不复行。苟使《六经》之学得不泯绝于世，则诸子异说亦可以已矣。自迁发其端，而刘向始尽求而叙之，异端之学遂以大肆于后，与圣人之道相乱。呜呼！天下之人所以纷纷焉至今不能成德就义而求至于圣贤者，岂非迁之罪耶！读其词之辨丽奇伟，而纵横谈说，慷慨节侠，攘臂于征伐之间者，皆蛊坏豪杰之大半矣。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丽奇伟，而辨丽奇伟必出于小道异端，然则迁之得失，尽见于此矣，其叙秦始皇、汉武帝巡狩、封禅，穷奢极欲，与其尽变先王之政以开货利之门者，本以示讥耳。然后世皆即其术而用之，与夫战国、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资取以为不肖者。然则述作之大义，夫岂力，是有以使之矣。天下之祸，无大于莫之使而自亡；自亡者，非天也，其人而已矣。天下至大也，其存亡之数至难也。故其上则有至仁而伐不仁，其次必有英雄为之役，最下而奸雄之人或执其国家之命，势强力厚而不能舍。夫视其国本之所由兴，或久或近，而有是三者，则其国不得不亡，是固有以使之也。以汤武而当桀、纣，桀、纣安得不亡！此所谓至仁伐不仁者也。秦之亡也有项羽、高祖，隋之亡也有太宗，虽秦隋之暴有以取之；然当是时，投袂徒手而大呼于天下者，皆一世之豪杰，其智勇强力足以号召天下而服役之。况于高祖、太宗，非有尺寸之势，而天下之士望风奔走，其为之臣仆而不惮，则所谓有英雄为之役者，亦天命之所宜然也。曹操、司马懿与夫南、北篡夺之际，已尝收其天下之权而自有之，使其臣民士大夫之众，委国而听威福于己，远者或至数世；一旦得其便，遂扼而取之。盖势去力孤而不敢较，则所谓奸雄之人执其国家之命。而出于是三者，则亦若天之使然耳。夫东周与唐，方其革命之时，未尝有是三者之事，而其为国又皆已数百年矣。其遂至于亡者，岂非莫之使而自亡，非天之命而其人之罪哉！虽然，周自东迁之后，天下非无奸雄之君也。盖其外自相攘，无所不至，独存周之名位而不敢废，待其力尽而后自亡，则犹有辞于天下。若夫黄巢，特以饥困无赖，聚为盗贼，以窃衣食，不幸吏不能胜，使之浸淫。其意不过望一招降之赏，而唐之大臣又吝而不肯授，是以转斗蛮岭之外，遂入京师，如履无人之地。巢虽不就，而其所建置之盗贼卒以亡唐。若朱全忠、杨行密之徒，使其当英雄并逐之际，秦、隋之间，其智与力，俛首一校以供鞭箠之不暇，而曾谓其足以立于天下以分其壤土哉？以唐之大，其为国之久，岂无深固难拔之势？幸而无英雄为之役，无奸雄收其权，不至于智力之不可较，而盗贼小人共起而亡之，何欤？是其势有自亡者矣。然则其存亡之数，盖有非天之所能为者也。隆栋大宇，有小阙桡之处，非震雷崩石不足以摧之；及其坏陋颓朽，梁梠摧折，一朝自仆，三尺之童拾其腐败之馀薪而爨之而已耳。负千金之宝，遇贲、育之盗，力不能胜，杀而夺之可也。如使病悸僵伏而不能进，则田中之夫发箧而分之矣。呜呼！知天下有自亡之势，而非天命之使然，若唐之最甚者，而盗贼之不肖犹足以得国，则人主其可不惕然而自惧哉！

道不可见，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谓之皇极，下之教谓之大学，行之天下谓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无不合于此，缘其名以考其实，即其事以达其义，岂有一不当哉！变周为秦，上下皆失，而天下之道亡。汉兴，而天下之人意其有在于《六经》、孔氏之所录者，于是《礼》、《易》、《诗》、《书》分门为师，补续简编之断阙，寻绎章句之同异，因而为言者又数百家。当其时，大合诸儒于石渠、白虎之殿，九卿承制难问，天子称制临决，莫不自以为至矣，而道终不可明。故晋求之老、庄，梁求之佛，其甚也，使人主忘天下之富贵而听役于其言，忠智贤明之士因之以有得者，亦莫不自足于一世。南北离阻，道术湮灭，至唐起而一之，刺采百家众说，祖述汉世经师之旧，而名其书为《正义》，使天下皆取中焉。然则于圣人之道，亦莫不自谓既明而无蔽矣。夫其或出于章句，或出于度数，或出于谶纬，或甘心于夷狄之学，岂不皆以为道哉？观其一代之议论，士之生于其间自为豪杰者，亦何独以远过！然则缘其名以考其实，即其事以达其义，岂非无一之当哉？夫未尝求之于心，而沿习于口耳之末流，幻妄于赘附之奇庞，则虽以二千馀年之久，欲挽而复于三代之上，固宜其有所不厌。而中间自为阙绝不继之世，则亦何怪于此，而治乱兴亡之所由，可胜道欤！是故今世之学，以心起之，推而至于穷事物之理，反而至于复性命之际，然后因孔氏之经以求唐、虞、三代之道，无不得其所同然者，而皇极、中庸、大学之意始可以复见而无疑。呜呼！发之而使明，操之而使存，扩之而使广，养之而使全，久之而使化，是心之用，何以异于唐、虞、三代之圣人哉？虽然，是下之教也，上何以治？上不以治则不求，下虽以教而不辅，然则天下何以治！唐、虞、三代，内外无不合，故心不劳而道自存，推之父子而合，推之君臣而合，推之兄弟、朋友、夫妇而合，上合天明，下合地性。今之为道者，务出内以治外也；然而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常患其不合也。守其心以自信，或不合焉，则道何以成？于是三者或不能知其所当施之意，而徒饰其说以自好，则何以为行道之功？故夫昔以不知道为患，而今以能明道为忧也。夫上有治，下有教，而道行于天地万物之中，使无以异于唐、虞、三代之世，然后可以无憾。故具列其义，天下得详焉。

《洪范》之于皇极也，以八为一；皇极之于《洪范》也，以一御八；箕子以为微眇而难见，故从而敷言之。天下因箕子之言而求其所谓极者，则已众矣，顾其微眇而难见者犹在也。古之圣贤，其析言于事物，甚辨而详，至于道德之本，众理之会，则特指其名而辄阙其义，微开其端而不究其极。夫非谓皇极而后然也，曰：极之于天下，无不有也。耳目聪明，血气和平，饮食嗜好，能壮能老，一身之极也；孝慈友弟，不相疾怨，养老字孤，不饥不寒，一家之极也；刑罚衰止，盗贼不作，时和岁丰，财用不匮，一国之极也；越不瘠秦，夷不谋夏，兵革寝伏，大教不爽，天下之极也；此其大凡也。至于士农工贾，族姓殊异，亦各自以为极而不能相通，其间爱恶相攻，偏党相害，而失其所以为极；是故圣人作焉，执大道以冒之，使之有以为异而无以害异，是之谓皇极。天地之内，六合之外，何不在焉？立于不测，传于无穷，并包洪濛，执知其终！夫非为其有此极耶？故皇极无不有也，而其难在于建；建极非难也，而其难在于识其所以建。天畀之，禹受之，武王虚己而访之，箕子斋戒而言之，皆非极也，皆建极也。故曰其难在于建。虽然，后世之建极而能尽合乎箕子之言者，何其少也！故曰其难在于识其所以建。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是极者则有物也。君子必将即其所以建者而言之，自有适无，而后皇极乃可得而论也。室人之为室也，栋宇几筵，旁障周设，然后以庙以寝，以库以厩，而游居寝饭于其下，泰然无外事之忧。车人之为车也，轮盖舆轸，辐毂辀辕，然后以载以驾，以式以顾而南首梁、楚，北历燕、晋，肆焉无重趼之劳。夫其所以为是车与室也，无不备也。有一不备，是不极也，不极则不居矣。是故圣人顺天之五行，敬身之五事，纪以协于天，政以齐于人，蓍龟吉凶以占其心，雨旸燠寒以證其外，而又刚柔正直以平其施，五福六极以示其报。盖其忧勤恐惧，上下惕息，不敢怠荒，而事物之来者无不应也，防患救变之术无不有也，使其犹可以为者无不尽也。然后天下之淫朋比德、不协不罹之士，有能有为、好善欲利之人，至于偏党异类、强暴难化者，相与并生交养于其间。其消沮驯服，沾渍润泽，会彼归此，盖自一而出者至八而止，自八而入者至一而尽，其义无馀矣。此《洪范》之所以为九而皇极之所以明八者也。茍为不然，得其中而忘其四隅，不知为有而欲用之以无，是以无适无也，将使人君何从而建之，箕子之言何从而信于后世哉？当尧、舜之时，与其臣四岳、九官、十二牧建之。其最大者，禹以水土，稷以百谷，伯夷典礼，皋陶明刑，皆建极者也。其后桀不能建，汤以诸侯建之，其臣伊尹、莱朱之徒与其后世更起而建之。其后纣不能建，文、武以诸侯建之，其臣若周公者建之最备，其极最大，故天下之言治者归于周。自是以来，其建者未尝绝也。安于逸乐而不知建，则其极倾挠而日危；困于寡陋而不能建，则其极疏阙而难居；有所制而不暇建，则无极而自亡；自出其智力而不以众建，则亢爽而不安；以众建而不能大建，则其极朴固鄙近，可以茍安而不足以有为：治乱之效，皆在是矣。虽然，《洪范》言天人报应之际备矣。而不及于刑。然则刑者，以人治天而非天之所以畀人也。而自秦、汉相传，皆以刑赏为治，则既失建极之本意矣，况皇极乎！

脩其身而后推之于天下，古之帝王莫不皆然，此学之所谓大也；智足于其身而不及脩，不能治天下国家而能顺天下国家之所以治，此学之所谓小也。学无小大之异也。书有刚柔比偶，乐有声器，礼有威仪，物有规矩，事有度数，而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学而不至，至而不合，合而不能遗忘，故君子小之。虽然，不可废也。古之人以小养大，今之人以大遗小。以小养大者，未有不大者也；以大遗小者，未有能大者也。《大学》之说备矣，始止于善，终明于德，不待外物而自为正。其用于天下国家也，若环之无端，其序若升高者之于阶，不能以其足为先后也，可谓切且至矣。而孔氏未尝以学语人，何哉？孔氏没百有馀年，子思、孟轲继之，其说自亲亲敬长之心达之于天下，虽匹夫匹妇可以能行焉，而不若此其备也。盖汉之儒者杂记礼乐之言，始并取而载之，又太阔远；而至于今乃始光明盛大于世，以弥纶六经百氏之道，为圣人之遗书，而天下之人非是则无以学也。道之不一久矣。王政阙而礼乐坏，礼乐坏而民性失，目无正色之视也，耳无正声之听也。自外而入者，其不为夷狄者几何！惟其心之不可变。性之不可忘，由中而出者，犹可以复得于圣贤之旧，则是书存焉耳。虽然，道难言也。意可形也，心可存也；在意为诚，在心为正，夫然后修其身，齐其家，以至于天下，而是书既言之矣。致知格物在心、意之先，为大学之要，而是书不言焉；非不言也，不得其所以言也。呜呼，岂其难言欤！古之人，其学之也愈大，则其守之也愈微；其守之也愈微，则其取之也愈近。呜呼！岂以夫致知格物者为愈近而不必言欤？其不言也，而世皆以学求之，几得其似而非其真，于是意诚而非其意，心正而非其心，以是而施之于天下国家也，几何其不以毫釐而谬寻尺也！盖世有得熊蹯者，知其美于百味也，而不知其所以食之；虽食也，比于庖丁，则犹为不知味而已矣。夫内有肺腑肝胆，外有耳目手足，此独非物耶？其主是物也，大为天地，幽为鬼神，微为虫鱼，远为万世，皆得而主之。此孰主之也？是其人欤？是其性欤？是未可知也。人之所甚患者，以其自为物而远于物。夫物之于我，几若是之相去也，是故古之君子，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喜为物喜，怒为物怒，哀为物哀，乐为物乐。其未发为中，其既发为和。一息而物不至，则喜怒哀乐几若是而不自用也。自用则伤物，伤物则己病矣，夫是谓之格物。《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其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物之至我，其缓急不相应者，吾格之不诚也。古之圣人，其致知之道有至于高远而不可测者，而世遂以为神矣；而不知其格之者至，则物之所以赴之者速且果，是固当然也。夫如是，则意不期诚而诚，心不期正而正，而天下国家尚何足为焉！且物格而后知至，是其在卓然之中与吾接而不能去者也。然则古之人以为不必言而世未之察欤？使其察是而后得之于心，则放之天下国家而准矣。

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古之言道者必以两。凡物之形，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耦，离、合，经、纬，纪、纲，皆两也。夫岂惟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一物无不然，而况万物；万物皆然，而况其相禅之无穷者乎！交错纷纭，若见若闻，是谓人文。虽然，天下不知其为两也久矣，而各执其一以自遂；奇谲秘怪，蹇陋而不弘者，皆生于两之不明。是以施于君者失其父之所愿，援乎上者非其下之所欲，乖迕反逆，则天道穷而人文乱也。及其为两也，则又形具而机不运，迹滞而神不化。然则是终不可邪？彼其所以通行于万物之间，无所不可，而无以累之，传于万世而不可易，何欤？呜呼！是其所谓中庸者邪！然则中庸者，所以济物之两而明道之一者也，为两之所能依而非两之所能在者也。水至于平而止，道至于中庸而止矣。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何谓也？曰：「是智巧果敢之所不能为也」。去其所以不为者，自丘山而至于毫釐，极矣，然而毫釐未去也。为则遂于一，不为则留于两，然则是不能为而不能不为也。古者以天下之至圣而行愚夫愚妇之所能行，极天下之高明而道众人之中庸。后世不然，其视中庸也精而学之也粗。所谓智巧果敢不能为者，非以智巧果敢为不足用也，以其所能为见其不能为而已矣。诚者，何也？曰：「此其所以为中庸也」。日月寒暑，风雨霜露，是虽远也而可以候推，此天之中庸也，候至而不应，是不诚也，艺之而必生，凿之而及泉，山岳附之、人畜附之而不倾也，此地之中庸也。是故天诚覆而地诚载。惟人亦然，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君臣父子，仁义教化，有所谓诚然也。是心与物或起伪焉，则物不应矣；高者必危，卑者必庳，不诚之患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何谓也？曰：「此明其所以为诚也」。未发之前非无物也，而得其所谓中焉，是其本也枝叶悉备；既发之后非有物也，而得其所谓和焉，是其道也幽显感格；未发而不中，既发而不和，则天地万物，吾见其错陈而已矣。古之人，使中和为我用，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而吾顺之者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臣是也。夫如是，则伪不起矣。故中和者，所以养其诚也。中和足以养诚，诚足以为中庸，中庸足以济物之两而明道之一，此孔子之所谓至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何谓也？曰：「此中庸之失也」。由周而后，天下之贤者、智者常过之，愚者、不肖者常不及也。过者以不及为陋，不及者以过为远，二者不相合而小人之无忌惮行焉，于是智愚并困而贤不肖俱祸。呜呼！孰知君子之中庸耶！

圣贤之所为过乎人者，不恃其力之足以致物，而忧其心之未能通物。一人御于宫中，昧爽而起，天下之物有非吾之所求而自至者千万也。所以为应之之具，曰可否、予夺、爵赏、生杀而已，皆因其求而设以予之。吾唯无言，言则天下无不听命。暂出于我，而天下之人被之者，或惨怛而畏，或欢乐而慕，或去贫贱而得富贵，或失尊荣而就忧辱。其效如此，夫是谓之力足以致物。夫徒恃其力之足以致物，则吾应物之道浅而心之所存者狭矣，是以古之圣人于此不存焉。嗟夫！后之人君，任势与力以待物之自至，而心犹不加或反失之者众矣，若之何其能如古圣贤之事耶！世多言高宗之用傅说，自徒步役夫超为公相，而不拘牵于法度，以致治功，且叹后世君臣相遇之难。若此者，岂足以言高宗耶？夫高宗以聪明过人之资，此其于天下国家之治，可以当之而无疑者矣。宅忧而谅阴不言，是也；既免于忧而犹不言，何耶？曰：「不敢言也」。不敢言者，恐己德之弗类也。然则其果弗类耶？能弗敢言于免忧之后，曰己德弗类者，此高宗之聪明所以为过人也。当是时，举朝之臣，公卿大夫之位未尝阙也，冢宰、四岳，皆先王顾命之大臣所以托嗣君者也，高宗顾不任之耶？使高宗诚欲用贤耶？使大臣举而用之可也，拔吾之所谓贤者，亲贵之于疏贱之中可也。且虽未得其人，而商之政事犹未至于溃散不理，而忧之至于不敢言，何耶？交神明于天，赐之以所见之人，曰，「是为尔相也」。不求之于必可得之人而求之于不可知之梦，事近怪矣。然而高宗审其所梦之象而旁求之于天下，而并以其所梦之意告之于人，而举朝之臣与其天下之人，不怪且疑耶？使者四出，交错道路，而傅岩之野负版之役夫，俨然肖焉，遂载而去之，而说亦不辞，举朝之臣与其天下之人与其同役胥靡之人，其愈不怪且疑耶？既至而相之，命之为「砺」，命之为「霖雨」，命之为「舟楫」，命之为「瞑眩之药」，自比于「弗视地之跣夫」，其勤若是，其诚若是，何耶？以高宗之不言，且梦帝而得之，且形求而肖之，且举版筑而相之，且命之，则说宜有惊世之智，绝人之谋，而徒曰从谏、好学之类而已耶？而高宗又从而信受之，服行之，终始尊任之，卒以继伊尹之功而兴商，何耶？甚矣其不恃其力以致物，而以其心而通物也如此！盖尧之于舜，汤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太公，虽非不言且梦，且以形求而得之，而自下以求其臣，齐心以通于物，亦必若是也。然则后世之君臣，何以言相遇之盛，而欲以傅说为比哉？挟一策，画一智，其色腼然，其辞赧然，而其君邈然不听且不视也；虽听且用，是将何为而求其为说耶？汉武帝知倪宽，宣帝知萧望之，唐太宗用马周，后世之所谓贤君，而其臣得相遇之盛若此矣，其不若此者可言耶？悲夫！其无以傅说之事干其君哉！有高宗之心而后说能为之用，不然，可强用耶？夫高宗之事，使其不出于孔子，则后世必废之矣。使后世之君能复如高宗之心，则不必出于孔子以为信，而其事显矣。

昔子产告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若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弱，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故宽难」。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子太叔悔之，于是尽杀攻萑苻者而盗少止。子产以为德不足而用宽，是诱人以轻犯法；待其乱而后大禦之，则人之得罪也滋多。故子产所谓猛者，将致重以省刑耳。然而夫子忧其说之偏，足以误世，故具论之曰：「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而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夫子产自言其为政之意以告子太叔，此岂一国之政所当然哉？而崔寔论天下之政乃推本于子产，以为严之则理，宽之则乱，累千百言，皆教人主以深刑，反失子产之意矣。至于考论汉事以信其说，甚多疏谬，盖申、商之所不忍言者。仲长统既以为当置于人主之右，而后世果从而好之。以疏论招实祸，无酷于此，不可以不辨也。夫宽严者，为政之势，而政不出于宽严；故善为政者，有必行之实而无宽严之名。人主谨操天下之大柄，使之无不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欲为。当此之时，天下之从其君，若婴儿之赴慈父母也，虽宽且无所用之，严何施焉！天下之柄不幸有所分，则必自其分而收之；收之而不遂听，则或不免于用法，若宣帝之于霍氏是也。虽然，不度难易，不计浅深，而遽用法，则或以致乱者有矣，鲁昭公之于季氏，唐文宗之于宦官是也。夫不知其柄之所由分，而欲致区区之严刑以督责无罪之人，驱天下以叛己而助之决，则岂惟德不足之过哉？其愚闇而无智亦已甚矣。东汉自章帝而柄始分于外戚，和帝诛戮窦氏而柄始分于宦官。其后宦官、外戚迭相表里，盖北乡、顺帝之兴废，冲、质、桓、灵之更立，而天下之政在外戚、宦官者十九矣。当此之时，寔劝其君以严刑者，将何所用也？用之于内乎？则所以收外戚、宦官者有道，而非果于杀者之所能制。用之于外乎？则虽多杀长吏之贪奸者数十人，豪强大姓之不循法者数百人，平民缘以坐死者数千人，此何损于梁氏之权耶？而谓其可以兴汉乎？汉法苛重，而人主或不能尽持，故权臣因借以济其恶。李固、杜乔，天下忠义之望，累朝傅相之尊也，为梁氏相继陈尸于衢。其他以忤恨残灭者不知其几，而宦官、常侍之横，州郡轻以人命而资之者，弗称数焉。寔曾不见天下之势，而轻论天下之政，何耶？虽使其时君用之，用之于外而不能收其内，固不足有所救；而遗说著于后世，将遂从而深信之，岂不过甚矣乎！呜呼！人君其谨察天下之政而已。政柄无所分而法律不可乱，则不待为严而天下固已治矣。夫以宣帝之勤且明，足以治天下有馀矣，独恨其无人君之德而过于严耳；然且无妄刑滥杀之事，柰何诬之！元帝之衰，罪在用恭、显，杀萧望之、周堪、张猛耳；遽议其优游不断，可乎？孝文发仁政于一女子，是以变上世之肉刑。至于笞令之过，改法之失耳；乃谓其「以变法而行重刑，以严致平而非以宽致平」，其诬之也又甚于宣帝焉。夫文帝恭俭之福，岂不足以致治？今也必曰「其变肉刑以多杀人而后能有功」，何耶？寔不经如此，皆不足论。噫！欲治天下而必曰严刑而后治，亦见其无术矣。今天下计行轻刑日凡几人，行重刑月凡几人，行死刑岁凡几人。刑人相望，而奏报之书大半皆狱书也，犹曰「吾刑病不严」。呜呼！世有论政如崔寔者，可以痛哭之矣！

君子欲有所立于天下，必使之无一不正而后从其君，皋、夔、稷、契之在尧、舜是也。其进退用舍，君臣相信，始终之际，使后世一一推考而可以无疑其间，故其功名特为盛大，而天下终莫能及。虽然，此其时不可常得，而天下之事不能以尽正，故君子必有以就其义而执其名，不然，则不可徒立于天下。伊尹、太公辅诸侯而兴，卒取其故所当得之天下而易置之，其事舛矣；而号为以仁义救天下之危，乾坤之息者复运，人道之绝者复续，故二人者可以行之而无愧。夫富贵利达，苟无以加吾之一毫，而贫贱忧患未尝不正其志，此一以见其无待于外矣。然则事其可以徒立哉！后世之君臣，若管仲相齐侯，始不禁其身之不义者足以害霸，而独操其权，然犹引区区尊周为名而用安夏攘夷为义。故柯之盟不以劫倍，宁母之会不以奸终，然而功名之陋盖自仲始。悲夫！始以大义不足之故而借于外以成功，后世因谓其不足为而尽去之，于此之时而欲用天下之士，乌得而用之哉？大义难就也，大名难执也，士之思欲有所立于世，欲乘其隙而取之，有终不可得者。范增请项梁复奉楚后，而张良乃为韩王报仇。当汉氏败灭之馀，其实已亡，而天下之士犹争其名，故拥兵专地，内制割以自利者，皆挟汉为重。而曹氏以得幼主之故，投会奋机，乃独收卷天下之太半。然天下之心知操之将遂取之也，于是孙权以不敢忘汉自立于江东。而刘备宗室之疏属，未尝有尺地一民之势，亦欲信大义于天下，故孔明教之西取蜀，南取楚。其后独以益州当天下十一之地，因曹氏禅代之时，乃绍汉为帝，东向而争，以恢复为辞。夫以孔明之智，非不知其不可也。且天下之心既已去汉而安为曹氏之臣矣，虽其子孙，安得而强之！而况于徒托其义以为名者乎？虽然，孔明不得此，终不可立于天下矣。虽其闭关绝栈，茍以一州自王，非有先人世守之旧也。而今年出师，明年出师，驱其民于必死之地以求不可必之功，此何为者耶？虽以战国之君臣处之，亦不过是。然知道者何乐于此！悲夫！孔明有三代君子之资，于其纤悉微密，能无所不用其义，不幸而不遭其时，使无兴汉之名，且不得自见于世。由此论之，仁义者人之所自尽，功名者人之所难必，有其具而不及试，亦已众矣，天下固未尝无其人也。今夫有昭然不可掩之名与义，非必借于外也。揭而用之以来天下之君子，虽皋、夔、稷、契可坐而得矣。而曰是不足用，一以茍简卑近，相与竭天下之命以自厚其身而已，则天下之君子固不得而用之，而独遗恨于斯焉，悲夫！

治天下有常道，下不过为民，上不过为君，君民不过欲交得其所愿。人无异性，则古今无异时，其所以治之者一而已矣。《诗》、《书》所载，皆上古之俗也。其人之好恶、逆顺、哀乐、死生之情，微细出入何以少异于今世？知此理者，尧、舜、汤、武之治可复见于今日。盖其所以为治之道，必有相承而不可废者矣，非各务信其术而自为也。战国纵横，诸子辩士之学起，始取皇帝王霸之道别异而言之，以惑乱世主。其意以为帝不及皇，王不及帝，而霸之所以异于王者，以其弃道而任智，舍迂而趋近。夫帝王之道，非不大而可乐也，时异而不能行，民奸而不能胜也。而后世又有所谓彊国之术者，其说复异于霸。盖愈大则愈远，愈奇则愈近，变常用巧以求功于天下。夫平心克己，节俭爱人，务农重本，轻刑薄赋，此岂非为治之常，百世相承而不可变者哉？而韩非、商鞅、申不害之流，以为此皆帝王已行之迹，熟烂废格而不可施于后世；且悒然待数百年子孙之效，孰与吾身亲见其朝夕之功！是以意制彊国之术，务出于前人之所无有，惊骇其民而要束之；鄙笑先王以为不知出此，而何苦自为迂远难成之意。秦之亡天下，后世虽知其祸原于鞅，至于彊国之术，立见之效，则不能少贬而废之也。噫！由秦而至于今，天下之所以纷乱杂揉，上下相疑而不可治者，岂非失其常道而皆好异术以愚之哉！夫非民心之所有，则安能强而从我？今也见其不治而尤其术之未工，将复出于异，则天下几何而不亡！夫宇文泰之造周，当元魏败亡残灭之馀，奸雄挟制其命，分为东西。泰之所有盖鞅之故地，而苏绰起而佐之，其所行者，又止于计帐、文案、朱墨之程式耳，非有远大之务，欲为帝王者也。方高氏扼关而攻，西人凛然不能自保，则其为彊国之术，求立见之效，宜有出于韩非、商鞅之所未及者矣。而乃犹用古人治国之常道，爱之如慈父，训之如严师，作六条之诏以教守宰，始于清心以脩身，崇教化而尽地力，然后擢任贤人，矜恤狱讼，均平赋役而已，未尝有奇功过人之智也。使诚如鞅所论，则其迂谬无术亦已甚矣，尚何足以计功于争夺之时哉？而周竟用其术以兴，卒并齐灭梁，益以强大，无敌于天下。然则古人治国之常道，其果相承而不可废者欤？既已中弃于商鞅数百年，治国者以为不可复用矣，亦有用之而复验者欤！绰之身亲见富强之效，而周之存亡在于数世之顷，然则果非悒然远待数百年子孙而后可得者欤！观绰之所论，朴直钝弊，腐儒老生之所能谈也，岂其更元魏大乱之后，人之所不闻不知者，而绰骤用之，故反以为新奇而可喜欤？然则今天下之不治有由矣。举天下之人，皆能言绰之所言，皆能知绰之所知，是以朴直钝弊而不足用，其高者则务引帝王之事于荒眇难继之上、闻见之所不及，其卑者尽目前之苟且，或不能如韩非、商鞅有先定决然之智，又从而贸贸然求其所以为治之方。呜呼！治天下者岂有异术欤？夫惟通达高明之至，圣智深远之极，然后能力行熟烂废格之事而深信钝弊朴直之言，此唐、虞、三代之所以为大治而不可及也。若绰者，盖安能之，徒猎闻其一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