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相承，每遣使者，以行黜陟。今天下万里，使者不为少矣。然自陛下即位以来，使四方者有能推行陛下保养元元之意，不使暴政侵渔，慢吏姑息，如唐陆贽之说，能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赋轻财费、六听保罢瘵、五要简官事，如是者虽有其人，不以闻不可也；无其人，不救其弊，尤不可也。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诏大臣立法，专令御史台纠举以闻。设若下吏贪赃犯法与弛慢不才，及才贤过人，使者宜详知之。一或不知，犹可至二三人焉，则使者为不职矣。乞以臣言降付三省，委御史台纠察，仍降诏诸路，使预知此意。

〔贴黄〕臣访闻四方使者以陛下即位以来罢行青苗、免役及市易等事，以为朝廷专务姑息，虽有贪赃不法之吏，莫敢谁何，以故民受其弊，臣故敢乞令御史台弹奏。若黜一人归吏部，则其他莫不耸动矣。

臣窃闻陕西诸帅臣，皆朝廷夙所选擢，及被边稍有警急，事事闻于朝廷，从来仓猝，又须应副。臣恐委任帅臣之道，为未尽也。臣以为诸路帅臣之中，唯陕西五路，朝廷之所留意，万一有警，帅臣自有所处，则朝廷无事矣。今御帅臣之法太急，不敢以便宜行事，故帅臣凡边事不以大小，悉闻于朝廷。臣谓宜稍略其法，使帅臣便宜于边境之间，然后责以边事，事之小者，不以闻于朝廷，稍习用祖宗御边帅之道，则帅臣悉心，朝廷无事矣。

〔贴黄〕臣闻定州韩忠彦时有请于朝廷，不敢以边事为任。帅臣之中不任责，朝廷又不责之，如此则帅臣虚设矣。

臣昨在陕西，备见本路盐钱、铁钱之弊，前后累有言者奏请改更，终未见有经久可行之利。勘会即今盐钞，民间价直甚贵，客人买至京师，折钱一倍。商旅往还，既无回货，盐钞折钱既多，故物重货轻，公私俱病。铁钱不可流转，常赖盐钞以为用，官司能低昂物价，以权铁钱之轻重。则铁钱可以流转，是钞与钱相须而后行。今欲救弊，莫如官自出卖盐钞，以见钱桩充本，卖钞折籴，亦是旧法。盖旧来钞价增长以来，以私利于收钞面钱折籴斛斗，故不肯卖钞，钞面钱虽多，斛斗价直亦从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钞面之名，而贩籴之家常增价以相当。若以见今钞价量行减定出卖，收钱桩充籴本官司支遣，并许以钱、钞中半兼行，民间输钱入官。准此公私通用，钞自均平，上下为利。钞价既平，钱乃流转。此盖交子之法，特名目不同。陕西习知盐钞，卖钱人自乐行，无复疑惑，决可经行，不能破坏。救弊之术，莫良于此。伏望圣慈少赐省察，试以臣言委本路使者讲究推行，利害明白，可立见成效。

三代以降，列圣相承，政通人和，道传统续，不以佛数未来为欠；周姬讫箓，更秦换汉，宪纲刑巢，敝空络野，不以佛教已至而革。四海瓜分，异说捷出，由唐至五季为甚，庶务万机，理乱不常，奉佛之教奚益？间有草衣木食，岩栖涧饮，不过独善其身耳。又有名而未行，假而非真，教化未孚，弊乃生欤？师必有以辩之，伫闻其说。

佛学最为多涂，而禅尤多病。唐之盛时，南北更相诋訾，而北禅浸微，逮今可见者千有馀家，皆六祖之所自出。近世言禅尤盛，而云门、临济独传。上自朝廷学士大夫，其下闾巷扰扰之人，莫不以禅相胜，笃好而力探之，亦皆得其髣髴。故古今禅者，其微言绪论，有见于笔墨之间，收索殆尽。玄沙备师，名遍四海，为禅者宗。余守此且二年，求其全编不可得，晚得五六断缺不完之本，畀僧校之，合为一书，虽有未具，十已得七八矣，因命玄沙僧刻板，以行于世。按宗一大师师备，福州闽县人，俗谢氏，咸通初从芙蓉山义通上人，事弘照大师。久之，往钟陵开元寺道玄律师受具足戒，雪峰大师尝曰：「备头陀，再来人也」！曰：「何不出游诸方」？对曰：「初祖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初住玄沙，光化初，王审知请为安国开山，学者从之，尝七百馀人，慧球、桂琛，皆其高弟。审知奏赐紫袈裟、宗一之号。开平二年十一月示灭，年七十有四云。元丰三年闰月二十七日序。

陈公固所尝闻，然不及见也。今公之孙以公诗为阙读之，亦足想见其风采矣。元丰四年七月一日，高邮孙觉题。

《春秋》者，鲁国之史，孔子老而后成之书也。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删《诗》、《书》，定礼、乐，在于反鲁之年，而赞《易》在于五十之后也。《春秋》止于获麟，而孔子没于获麟之后二岁耳。是孔子于未没之前，犹记《春秋》之事，则《春秋》之于六经，最为晚成也。孔子于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后作者，盖孔子尚壮，犹冀当时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于穷老，而一丘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乱不止，至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天子不加诛，方伯不致讨，三纲五常，扫地俱尽。孔子于是因鲁之史，以载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于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褒也；《春秋》之所恶，王法之所褒也。至于修身正家理国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法，莫不大备。故前史云：「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恶之名；为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学者不可以不务也。《春秋》之作，盖以天下无王，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诛罚褒赏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传》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预、何休之徒，又妄为之说。如杜预之说则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其馀则皆即用旧史」。若如其说，则孔子乃一史官尔。《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记注，即用旧史，则圣人何用茍为书也？何休之说曰：「《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孔子为天下无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鲁？如经书「王正月」者，大一统也；先王人者，卑诸侯也。不书王战者，以见天下莫之敌也；书王而加「天」者，别吴、楚之僭伪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谓之黜周乎？作《传》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释者又妄为之说，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书端门、诸谶纬之说，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没，能深知《春秋》之所以作与《春秋》之所存者，唯孟子尔。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谓王者号令尚行于天下，而于号令之中有过差失谬，则诗人得以规刺而正之。至其大乱，而王道板荡，号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则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赏罚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已没，又其书刺讥诛绝，多病当时之人，不可显传于世，故门弟子受业《春秋》者无闻焉。其后遂有《春秋》五传，邹氏、夹氏，久已不传，且《左传》、《公》、《谷》，代兴于汉。然其祖习传受，传记不明。如习《左传》者，即托为丘明，言与孔子同其好恶，又身为国史，所载皆得其真。然左氏之书，时亦失谬，此亦党左氏之言也。习《公》、《谷》者，又言孔子经成，独传子夏，公羊高、谷梁赤，皆子夏门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门，不应传有同异，此亦党公、谷之言也。三传之出，既已讹谬，诸儒之说，不可据依，但当取其是而舍其非尔。《春秋》之名，说者亦众，如《左氏》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又孟子亦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是孔子于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预曰：「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综以为所记卜之名也」。《孝经》亦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是言「春秋」可以举四时，杜预之说为得矣。三《传》之说既未可质其后先，但《左氏》多说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陆淳以谓断义即皆不如《谷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而《谷梁》最为精深。且以《谷梁》为本者，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唐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闻，即以所闻安定先生之说解之云。

富贵而寿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贫贱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于此者，必遗于彼。故宁处康强之贫，寿考之贱，不愿多藏而病忧，显荣而夭短也。赠尚书刑部侍郎张公讳维，吴兴人。少年学书，贫不能卒业，去而躬耕以为养。善教其子，至于有成。平居好诗，以吟咏自娱。浮游闾里，上下于溪湖山谷之间，遇物发兴，率然成章，不事彫琢之巧，采绘之华，而雅意自得。徜徉闲肆，往往与异时处士能诗者为辈。盖非无忧于中，无求于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谓贵；不治职，而受禄养以终其身，亦可谓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谓寿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违其所哀，无忧无求，而见之吟咏，则其自得而无怨怼之辞，萧然而有沉澹之思，其然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书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爱诗十首，写之缣素，号《十咏图》，传示子孙，而以序见属。余既爱侍郎之寿，都官之孝，为之序而不辞。都官字子野，盖其年八十有二云。

中国之大戒，无急于边防。自秦、汉以来，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远。窃尝求三代之法宜于今日而推之，乃知圣人封建之深意，不独尚德专治吾民而已，其禦边之要，微妙深远，固在术内，殆非众人之知所及也。盖天下之势，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则上无以制命，而为下者肆；一而不分，则下无以陈力，而为上者劳。故古者分为天下为列国，统万国于一王，使礼乐征伐一出于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诸侯。则是天子持威福之柄，优游于内，以专察国君之善恶；诸侯任功过之责，勤劳于外，以同体王室之休戚。如是，则四方之警急，何以劳天子之视听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执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之道，特招携怀远以德而已。在商之时，古公以皮币犬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时，晋国拜戎不暇，而周室不与。然则三代禦边之略，盖可知矣。臣窃谓剖分天下以为列国，则未敢轻议。如使边郡略法古意，慎选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调出入，一切不问，惟财用不足者，附以次边之郡以共。其法其治，以安靖不扰、敌人感服者为上，富强自守、彼不能侵者次之，战胜攻取、无所退屈者又次之。赏罚者，增损其名位而已，甚者则升黜之，不使轻去其郡。若此，则安危利害，不离其身，势不得不尽其力以从事，尽其心以防患。所谓世守者，亦不得纯如周制，父子相继。必使举贤以自代，毋问亲疏，天子加察焉，然后可之，遂使贰其郡事，以终举者之身，然后命之，没则禄其子孙以祀之。若有功德，则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孙，庶几可以为备边之一术也。

凡人臣当谨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长之势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祸，如其不密，则害于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论，无所忌惮，亦何谨密之有乎。惟有奸邪小人，以枉为直，惧为公论之所不容，则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辈在位，□□何所利乎？

太平为县，自唐天宝十一载至今，盖三百馀年矣。唐衰，更五代，强者相与裂天下而有之，所在建国，国地小蹙，赋役繁重，而争大不休，方州大都，往往破碎。于是江南号为多事，四面敌国，又最倔强，被兵者屡年，太平是时为县自若也。宋兴，天下为一，民生不识刀兵更戍之苦，祖孙安养相守，以益蕃衍。水冲山落，聚辄万家，地耕无荒，而岩崖崭绝，可谓既富而庶之时，极盛最隆之际也。然而有犹以陋名闻于天下。盖其为县，在州之极南，山断岭隔途绝，复道不可车马，用里计之，二百有四十，而后至州。隶县之民，其间衣食器用，资其地之所出。其田凿山为畦，播以稻。不可畦者，以粟以麦。岁丰则斗米三十钱，歉亦自倍。其畜鸡豚牛羊，而用以飨宾客，以祀非其鬼。其腊之时，或鹿或熊不常，而异者不可识。其溪可渔，而鱼特美。又善治塘陂，以豢以溉也。其果与蔬，宜于山者皆具。其油漆榧柏竹木，以器而足乎用，邑人无外求焉者。其绩麻丝，织以布帛，不为朽刻无用，而适乎温凉。其山多莫名，所望孤峰拔立于群山之上者曰黄山，盖其峰三十有六云。县堂见之百里，然非所领也。其大啬而嗜利，良民间亦自重，但不知儒而未之学。盖其僻陋，不与世接，而为生之资自足也。夫更乱世而不与争斗杀戮之害，而父子室家相保独完，亦其所居僻陋之幸也。至于遭治定之时，万里一家，天子屡诏州县立学，以风励天下，归之纯厚，于是他邑旧俗寝变，而好学自修之士，所至有之。独兹陋邦，在籍者至于万人，而应书者无一。此岂南北异才，而姓分之不同哉？是亦所居僻陋之不幸也！余既令之明年，易视事之堂新之，悉取前任名氏可考者列之屋壁，又为编次其山川物食财用之可嘉，被服风俗喜好之所尚，后之君子得以览焉。嘉祐二年丁酉十二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县令孙觉记。

物之可乐多矣，惟其性之所嗜。至山溪之胜绝，水石之清凉，则未有不乐之者。夫无情然后可以待有情，无情之至，则有情者皆为之役。山水之乐，不几于无情者与？若夫声利之士沉酣而渗渍，天理遁而世习深，未尝须臾而乐也。暂而至山水之间，濯去迫怵，而返其本真，则释然而喜，翛然而忘归。逋放之士颓倾而偃蹇，脱身乎祸灾而谢乎事物，动之山水之间，适其所欲而安于自弃，则浩然而笑歌，悠然而忘返。均之二者，皆为有过，而未造乎道。夫惟至乐，无假于外。彼皆未能无忧于中，故假于外而后乐也。盖君子出处，不累于心，而忧乐两忘矣。然则君子无忧乐已乎？君子乐与众乐，忧与众忧，而身不与也。余令太平之年，得县之东山溪之会处以作亭焉，而至者乐之，因名之曰众乐，又列其所以乐者，为之记以自览。嘉祐三年六月，守县令孙觉记。

三代之所以治天下，损益有所不同。至于学校以养士，乡党以兴贤能，千数百载之间，未之有改也。先王之迹熄，下更汉、唐，仁君义主欲有为于天下，未尝不以得士为先急。然养之不以其素，求之不以其道，虽欲因时以就功名，而俊伟杰出，有纪于当世，考之以先王之法，观之以大学之序，则彼焉能胜其任哉。宋兴百年，仁宗皇帝始诏天下立学，盖有意于礼乐教化之事矣。今上即位，患学者弊精神于无用之诗赋，不足以应治官临民之实，三年春，始御集英殿试礼部贡士，策以致治之极；明年，遂下诏黜诗赋之科，使士明一经而求义理之所在，盖将遍得天下明经之士，以官使焉。夫诗赋之文，能言者知其无用。然自庆历以来三十馀年之间，朝廷以古文相尚，州县推行诏书，往往建庠序，教诸生，朝夕从事于六艺之文，虽隐约穷陋，多能喻上意，厌于雕篆淫浮之辞矣。故登科第，立朝廷，号多经术之士。上因人情之所愿，欲顺其势而利导之，反之所本，故天下翕然驰而赴之，莫有参差不齐之论。朝廷方兴学校，推三代选举之法，庶几于古治。呜呼，其盛矣哉！当是之时，秘书丞刘君定为县于歙之婺源，治成事简，邑之子弟从之学者，率常百有馀人。学者患其庙学庳也，相与请于州，易地而新之。盖经始于庚戌九月，越明年六月以成，凡为屋百有二十楹，而庙学之所宜有者皆具。材力不出于凡民，故无扰；簿领不关于胥吏，故无弊。因其时之閒暇，而无事于督责，故其成也迟久而壮大。刘君之为县，知其所先后缓急，邑人信而服之。又遭其时，得推所闻于学者，故能成此而不劳。然予闻之，学不患乎难知，患乎莫能行；不患乎难至，患乎莫能返。学者皆知宗孔氏矣，乃或得其粗而遗其精，或见其高而忽其下，或彷佛其一端，而不量其力之称否。故问农圃者有所不言，问鬼神者有所不答，问为政对之不同，而终其力之所至，岂苟相为异也哉！所以教之者各当其分，达之各尽其材而已。故其徒有可以治千乘之赋、任南面之责者，至于朝诸侯、有天下，则颜子一人而已矣。以彼诸子之材，有圣人为之师，日闻其所未闻，见其所未见，卒所以成就之者若此。呜呼，学其不既难矣哉！若夫后世之士，去圣人既已久远，得其书读之，不尽其意，又不谨其所习，则其入于杨、墨、申、韩之学也，将孰禦之哉？予既爱刘君之治，又嘉其邑人服从其令，以相勉于学，悉力以营新宫。思所以传示永久，则相与千里而丐文于予，因为原本朝兴学之次序，告以学者之所难，以相其邑人，使之归镵诸贞石，立之庑下，以俟朝廷教化之成，而婺源之士多成材也。刘君字子先，鄱阳人，好学而有文章，盖其志将有为，以见于世云。熙宁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右正言、直集贤院、知广德军管内劝农事、骑都尉、赐绯鱼袋、借紫孙觉记。

君讳惟熙，字伯广，景祐元年进士，起家楚州盐城县尉。君时尚少，然已自力为吏。县滨大江，盗恃之，杀人覆舟去，莫可得。君常治轻舸，乘风辄出，索其江之上下，以多克获，群党皆避匿解散。州有狱，群饮酒，毙一人，意一人抶之，莫能辨，以属君。君脱其械，劳以酒食如平民。既食，君呼曰：「汝手用左，而死者之伤右，尚何拒焉」？囚服曰：「有仇久矣，幸其醉，抶之。官得其情，死不恨」。秩满，为开封府扶沟县主簿，选开封府县尉，辟刑部详覆官。逾年，迁大理寺丞，改大理寺详断官。持法坚正，事有奏成，而卿不可，使易之，君不为易。卿置酒以命其属语之曰：「王详断，易某奏耶」？君曰：「否」！卿怒，呼吏戒曰：「王详断，如是不可以共事矣」。移奏罢之。坐为之恐，君徐曰：「事顾是否何如，罢非所恤也」。奏亦不报。知常州晋陵县，有兄弟居，而更诉其子殴世父与叔父者，求异其籍。君曰：「是宁可以法治之耶」？呼谕之曰：「兄弟，天属也；子，犹子也。争钱财小不忍，隳其天属，寘子以法，非人情，后将大悔」。为杖其二子而去之。二人者卒听君教，相与如初。其为政多类此。召为审刑院详议官，赐绯衣银带，谳上而平反之者甚众。泗洲船卒盗米当死，君议之曰：「米来远矣，盗者岂一朝耶？如必其赃于所败之州，即杀人多矣」。覆之，得不死者五人。朝廷嘉之，赐帛三十疋。侬智高反，转掠岭南诸州，州吏弃城者数十人。弃城，法死，君与其长进议上前曰：「州之所恃以守者，城完而兵足用也。岭南诸州多不足恃，奈何以常法加之」？先帝内亦矜之，数十人者皆得不死。丁母夫人徐氏仁寿县太君忧。服除，通判棣州，至则完复旧防，以除棣民决河之菑，其长盖数百里，而民不告劳，流移四归，州大有年。召修《嘉祐编敕》，权大理少卿。《编敕》成，迁权判大理寺、兼光禄寺。累官至尚书司封员外郎，阶朝奉郎，勋上骑都尉。君天性平恕，虽从事于法令，专务推原人情，傅以古义，今所行敕，多君所为更定。大理领天下之狱，奏谳烦委。君既通达，而又久于其间，遇遭先帝慈仁钦慎，恤刑缓死，君故得伸其志，议论每为朝廷所从，其属多自以为不及。居家恂恂，事上接下，皆能得其欢心。与人交久而不渝，俸入与族之贫者共之。喜读书，于诸史尤能记悉。所为文章，皆可观采，其家收而类之，凡十五卷。年四十有六，嘉祐七年九月十日，卒于光禄寺之正寝。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于泰州如皋县之赤岸乡先茔。夫人史氏，太康县君，有妇道，能相其家。子觌，进士及第，秀州司户参军，学行知名。子晛，太庙斋郎。女二人。孙男计，孙女二人，皆尚幼。铭曰：

仕不习法，治或阔疏。习而精深，有刻有拘。其孰如君，质有信厚。施用不疑，宽而能守。先帝陟君，天下之平。宜君百年，明清邦刑。岂其柅之，半涂而止。是将又兴，君实有子。

公姓陈氏，讳襄，字述古。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时王氏入闽，因随家焉，今为福州侯官县古灵人。曾祖讳令图，仕闽通显。祖讳希颖，文林郎、果州司户参军。父讳象，台州黄岩县尉，累赠尚书兵部侍郎；母黄氏永嘉县太君，继母王氏集庆郡太君。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建州浦城县主簿。浦城多世族，侵扰请托，以挠法败政为常，县阙令者久之。公不为恤，辨治有能名。移台州仙居县令，益务以礼法教其民，民爱乐之，莫肯犯。皇祐三年，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阳县。时司徒郑国富公为之守，一见而知之。土人不知水种之利，公度田二百亩，为法以示人，人习行之至今。移彭州濛阳县。富公入相，荐之，召试，充秘阁校理、判尚书祠部。有乞寺观额度人为僧、道士者，公论不可。编定昭文馆书籍。知常州。州滨大湖，而运渠高，水不能溉。公为刬去堰埭，浚之，与湖通波，赖其利者二百里。民有父母存而出赘，公叱使还养，凡数十人。召为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上初即位，使契丹。契丹欲屈公下坐，公以礼固争，不为屈。还，知明州，未至，召修起居注、知谏院、管勾国子监。有诏两制、台阁议学校贡举之制，公因奏常秩等四人知经有实行，宜以礼召见，补太学官。未几罢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有旨知制诰阙，召试，公上言：「陛下以义使臣，臣当听命之不暇，敢怀利以事上哉」？从之。兼判吏部流内，赐紫衣金鱼。言内外臣僚乞亲属官，多选人已授者，请以三月为限，从之。时朝廷大新法度，而听者为屈。公数上疏论列，辄留中不下。召试知制诰，公奏辞曰：「臣有言责，不敢不言；言未足塞责，谴其可逃！召试，臣何敢当」？又除直舍人院、天章阁侍讲、兼修起居注，皆固辞，乞补外官。上赐手诏曰：「近以卿知制诰，卿以言事未遂，恳不受命，且求外补。朕素慕卿经术行己，深惜远去，特还旧职，庶几左右经席，渐磨道义，以适所愿闻。今览来奏，尚欲固辞，岂未悉朕意欤？还卿来章，当亟就职」。乃复起居注、判流内铨。明年，知制诰、兼直学士院。诏河决河北诸郡，公当视草，以「水不润下」为言，中书改之，乞知陈州，移杭州。复唐相国李泌六井，通判杭州事苏轼为之记。僧方人居，而禅学久废不传，公以宗本、宗传二人为之倡，其徒至奔走天下。移应天府，未至，又移陈州。修八字沟以泄城中霖雨水潦之苦，州人便之。召还，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提举进奏院。公久去朝廷，上见而劳问之甚渥。除尚书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太常寺兼礼仪事。明年，兼侍读、知审官东院。又明年，提举司天监。元丰元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明年，兼判尚书都省。是年十月，慈圣光献太后山陵以公为卤簿使，公盖已病矣。三年三月十一日，卒于京师，享年六十有四。公在告久，上数以问大臣，及遣中贵人临视，而公已卒。奏至，上为悯悼，赠给事中，录其子之未官者，且及其外孙焉。阶朝散大夫，勋护军。公布衣居里巷，与陈烈、周希孟、郑穆游，乡人尊之，号四先生。仕宦所至，必大葺学舍，新祭器，岁时行礼其中，亲为诸生横经以讲。及任太府，事剧体重，犹不倦以止，其乐善好学，殆天性也欤！资禀温厚，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人交，久而弥笃。折节下士，所游多时闻人，郑穆、刘彝，皆其女弟之婿。娶陆氏，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绍夫，秘书省正字；中夫，将作监主簿。女五人：长适苏州录事参军傅楫，次适宣德郎方蒙，次适承奉郎孙之敏，二女未嫁。所著文集二十五卷。以元丰四年九月葬于常州宜兴县永定乡蒋山之原，铭曰：

有严陈公，不降色辞。躬厉以正，去尝见思。小邑大州，视之若一。劝学谈经，人罔不率。问学醇古，操行则高。经术行己，天语之褒。如公羁孤，又无党援。学士殁身，维帝之眷。行信于友，有德在人。虽不百年，在公犹存。毗陵宜兴，公治昔者。今葬其乡，将配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