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司门员外郎晋国裴君治抚之二年，因城之东隅作台以游，而命之曰拟岘台，谓其山溪之形，拟乎岘山也。数与其属与州之寄客者游其间，独求记于予。初，州之东，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其外连山高陵，野林荒墟，远近高下，壮大闳廓。怪奇可喜之观，环抚之东南者，可坐而见也。然而雨隳潦毁，盖藏弃委于榛丛茀草之间，未有即而爱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与土，易其破缺，去榛与草，发其亢爽，缭以横槛，覆以高甍。因而为台，以脱埃氛，绝烦嚣，出云气而临风雨。然后溪之平沙漫流，微风远响，与夫波浪汹涌，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劲橹，沙禽水兽，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苍颜秀壁，巅崖拔出，挟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冈长陆，虎豹踞而龙蛇走，与夫荒蹊聚落，树阴晻暧，游人行旅，隐见而断续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烟云开歛，日光出没，四时朝暮，雨旸明晦，变化不同，则虽览之不厌，而虽有智者，亦不能穷其状也。或饮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靓观微步，旁皇徙倚，则得于耳目与得之于心者，虽所寓之乐有殊，而亦各适其适也。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灾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发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州人士女，乐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观之美，亦将同其乐也，故予为之记。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赠司徒鲁郡颜公，讳真卿，事唐为太子太师，与其从父兄杲卿，皆有大节以死。至今虽小夫妇人，皆知公之为烈也。初，公以忤杨国忠斥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为之备。禄山既举兵，公与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后，贼之不能直窥潼关，以公与杲卿挠其势也。在肃宗时，数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为御史唐旻所构，连辄斥。李辅国迁太上皇居西宫，公首率百官请问起居，又辄斥。代宗时，与元载争论是非，载欲有所壅蔽，公极论之，又辄斥。杨炎、卢杞既相德宗，益恶公所为，连斥之，犹不满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惭其言，后卒缢公以死。是时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宝之际，久不见兵，禄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动，公独以区区平原，遂折其锋。四方闻之，争奋而起，唐卒以振者，公为之倡也。当公之开土门，同日归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馀万。繇此观之，茍顺且诚，天下从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继续任政，天下日入于弊，大盗继起，天子辄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观望。能居其间，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盖未有也。若至于起且仆，以至于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则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于理，及其奋然自立，能至于此者，盖天性然也。故公之能处其死，不足以观公之大。何则？及至于势穷，义有不得不死，虽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与。维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始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观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乱不同，而士之去就亦异，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时，彼各有义。夫既自比于古之任者矣，乃欲眷顾回隐，以市于世，其可乎？故孔子恶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杀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谓仁者与？今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厚载，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慥，相与慕公之烈，以公之尝为此邦也，遂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过予之家而告之曰：「愿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盖者，固不系于祠之有无。盖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则无以致其至也。闻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亲炙之者欤！今州县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复议。二君独能追公之节，尊而祠之，以风示当世，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谓有志者也。

为后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难也，而县为最甚。何哉？凡县之政无小大，令、主簿皆独任，而民事委曲，当有所操纵缓急，不能一断以法，举法而绳之，则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为，问可不可于州，执一而违之，则其势固易挠也。其罪易求，其势易挠，故为之者有以得于州，然后其济可几也。不幸其一锱铢与之咈，则大者求其罪，小者挠其势，将不遗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岂足道哉？县有不与其扰者乎？方是时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势而好恶不妄者鲜矣，能忘人之势而强立不茍者亦鲜矣。州负其强以取威，县忧其弱以求免，其习已久，其俗已成之后，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于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则仕于此者，欲行其志，岂非难也哉？君子者虽无所处而不安，然其于自处也，未尝不择，仕而得择其自处，则县之事有不敢任者，岂可谓过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兴国六年，分南昌为县，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秘书省著作佐郎黄巽公权来为其令，抑豪纵，惠下穷，守正循理，而得济其志者也。公权亦喜其职之行，因考次凡为令者名氏，将伐石以书，而列置于壁间。故予为之载其行治，而因著其为县之难，使来者得览焉。

嘉祐六年，尚书虞部员外郎梅君为徐之萧县，改作其治所之东亭，以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岁秋冬，来请记于京师，属余有亡妹殇女之悲，不果为。明年春又来请，属余有悼亡之悲，又不果为。而其请犹不止。至冬乃为之记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与天地同其变化者，夫岂远哉？生于心而已矣。若夫极天下之知，以穷天下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尽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虚其心也，万物不累我矣。而应乎万物，与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尝废也。于是有法诫之设，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斋其心也。虚其心者，极乎精微，所以入神也。斋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则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国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为是亭，曰不敢以为游观之美，盖所以推本为治之意，而且将清心于此，其所存者，亦可谓能知其要矣。乃为之记，而道予之所闻者焉。十一月五日，南丰曾巩记^⑴。

原无「之」字，据元刻本、《读书记》、顾校本、章校本、吴校本、傅校本、《文粹》补。

事常蔽于其智之不周，而辨常过于所惑。智足以周于事，而辨至于不惑，则理之微妙皆足以尽之。今夫推策灼龟，审于梦寐，其为事至浅，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墉道路、马蚕猫虎之灵，其为类至细，世常严而事之，未之有废也；水旱之灾，日月之变，与夫兵师疾疠、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报，未之有止也。《金縢》之书，《云汉》之诗，其意可谓至，而其辞可谓尽矣。夫精神之极，其叩之无端，其测之甚难，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备者，皆圣人之法。何也？彼有接于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无，则圣人固不得而废之，亦理之自然也。圣人者，岂用其聪明哉？善因于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于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则理之微妙，皆足以尽之也。故古之有为于天下者，尽己之智，而听于人，尽人之智，而听于神，未有能废其一也。《书》曰：「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所谓尽己之智而听于人，尽人之智而听于神也。繇是观之，则荀卿之言，以谓雩筮救日，小人以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尽在乎己者而听于人，不尽在乎人者而听于神，其可也。谓神之为理者信然，则过矣，蔽生于其智之不周，而过生于其所惑也。阆州于蜀为巴西郡，蜀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西乡张侯，名飞字益德，尝守是州。州之东有张侯之冢，至今千有馀年，而庙祀不废。每岁大旱，祷雨辄应。嘉祐中，比数岁连熟，阆人以谓张侯之赐也，乃相与率钱治其庙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为将，号万人敌。当蜀之初，与魏将张合相距于此，能破合军，以安此土，可谓功施于人矣。其殁也，又能泽而赐之，则其食于阆人不得而废也，岂非宜哉？知州事尚书职方员外郎李君献卿字材叔，以书来曰：「其为我书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为之书，而以予之所闻于古者告之。

武陵柳侯，图其青陵之居，属予而叙，以书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属于梁山者，白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属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筑庐于是而将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两崖之间而东注于湖者，曰采菱之涧。吾为桥于其上，而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来有事于吾庐者，与吾异日得老而归，皆出于此也，故题之曰归老之桥。维吾先人之遗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粳稌，而渚有蒲莲。弋于高而追凫雁之下上，缗于深而逐鳣鲔之潜泳。此吾所以衣食其力，而无愧于心也。息有乔木之繁阴，藉有丰草之幽香。登山而凌云，览天地之奇变；弄泉而乘月，遗氛埃之溷浊。此吾所以处其怠倦，而乐于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壮而从事于四方，累乎万物之自外至者，未尝不思休于此也。今又获位于朝，而荣于宠禄，以为观游于此，而吾亦将老矣，得无志于归哉？又曰：世之老于官者，或不乐于归，幸而乐之者，或无以为归。今吾有是以成吾乐也，其为我记之，使吾后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谓先王之养老者备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烦以政」，盖尊之也。而士亦皆明于进退之节，无留禄之人，可谓两得之也。后世养老之具既不备，士大夫之老于位者，或摈而去之也，然士犹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谓两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齿发未衰，方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泽元元之时，虽欲遗章绶之荣，从湖山之乐，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于退也如此，闻其风者亦可以兴起矣，乃为之记。

君子之于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于外也；然而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者，所以与人同其行也。人之于君子，潜心而已矣，非有待于外也；然而有表其闾，名其乡，欲其风声气烈暴于世之耳目而无穷者，所以与人同其好也。内有以得诸己，外有以与人同其好，此所以为先王之道，而异乎百家之说也。随为州，去京师远，其地僻绝。庆历之间，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河南尹公洙以不为在势者所容谪是州，居于城东五里开元佛寺之金灯院。尹公有行义文学，长于辨论，一时与之游者，皆世之闻人，而人人自以为不能及。于是时，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学，盖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故其居于随，日以考图书、通古今为事，而不知其官之为谪也。尝于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间，结茅为亭，以茇而嬉，岁馀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废坏，辄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从事谢景平刻石记其事。至治平四年，司农少卿赞皇李公禹卿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狭，斩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宽深亢爽，环随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旧亭峙之于北，于是随人皆喜慰其思，而又获游观之美。其冬，李公以图走京师，属予记之。盖尹公之行见于事、言见于书者，固已赫然动人；而李公于是又侈而大之者，岂独慰随人之思于一时，而与之共其乐哉？亦将使夫荒遐僻绝之境，至于后人见闻之所不及，而传其名、览其迹者，莫不低佪俯仰，想尹公之风声气烈，至于愈远而弥新，是可谓与人同其好也。则李公之传于世，亦岂有已乎？故予为之书，时熙宁元年正月日也。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馀，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及其已衰，而󲦤绅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间，至于废锢杀戮，而其操愈厉者，相望于先后。故虽有不轨之臣，犹低佪没世，不敢遂其篡夺。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惇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其于贫富贵贱之地，则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茍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馀，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至于渐磨之久，则果于义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导之如何尔。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平，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茜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斋祭之室，诵讲之堂，休宿之庐，至于庖湢库厩，各以序为。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使筠之士相与升降乎其中，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其贤者超然自信而独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则是宫之作，非独使夫来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熙宁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坏城郭屋室，瀛州为甚。是日再震，民讹言大水且至，惊欲出走。谏议大夫李公肃之为高阳关路都总管安抚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晓，讹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仓储库积，无所覆冒。公开示便宜，使有攸处，遂行仓库，经营盖障。雨止，粟以石数之，至一百三十万，兵器他物称是，无坏者。初变作，公命授兵警备，讫于既息，人无争偷，里巷安辑。维北边自通使契丹，城壁楼橹禦守之具，寝弛不治，习以为故。公因灾变之后，以兴坏起废为己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乃请于朝，力取于旁路之羡卒，费取于备河之馀材，又以钱千万市木于真定。既集，乃筑新城，方十五里，高广坚壮，率加于旧。其上为敌楼，战屋凡四千六百间。先时，州之正门，弊在狭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馀凡圮坏之屋，莫不缮理，复其故常。周而览之，听断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廪，货有深藏，宾属士吏，各有宁宇。又以其馀力为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污淖，即于夷涂。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积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苇木瓦之用，积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盖遭变之初，财匮民流，此邦之人，以谓役钜用艰，不累数稔，城垒室屋未可以复也。至于始作逾时，功以告具。盖公经理劝督，内尽其心，外尽其力，故能易坏为成，如是之敏。事闻，有诏嘉奖。昔郑火，子产救灾补败，得宜当理，史实书之。卫有狄人之难，文公治其城市宫室，合于时制，诗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败，与郑之火灾、卫之寇难无异。公禦备构筑不失其方，亦犹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从父兄适与军政，在公幕府，乃以书来，属予记之。予不得辞，故为之记，尚俾来世知公之尝勤于是邦也。

熙宁元年冬，广德军作新门鼓角楼成。太守合文武宾属以落之，既而以书走京师，属巩曰：「为我记之」。巩辞不能，书反复至五六，辞不获，乃为其文曰：盖广德居吴之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货富穰，人力有馀，而狱讼赴诉、财贡输入，以县附宣，道路回阻，众不便利，历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图，因县立军，使得奏事专决，体如大邦。自是以来，田里辨争、岁时税调，始不勤远，人用宜之。而门闳隘庳，楼观弗饰，于以纳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览示贤客，弊在简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钱公公辅守是邦，始因丰年，聚材积土，将改而新之。会尚书驾部郎中朱公寿昌来继其任，明年政成，封内无事，乃择能吏，揆时庀徒，以畚以筑，以绳以削，门阿是经，观阙是营，不督不期，役者自劝。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兴，复宇相瞰，壮不及僭，丽不及奢，宪度政理，于是出纳，士吏宾客，于是驰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称。至于伐鼓鸣角，以警昏昕，下漏数刻，以节昼夜，则又新是四器，列而栖之。邦人士女，易其听观，莫不悦喜，推美诵勤。夫礼有必隆，不得而杀；政有必举，不得而废。二公于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书美实，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于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鄞县张侯图其县之广德湖，而以书并古刻石之文遗予曰：「愿有纪」。盖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于四明山，而引其北为漕渠，泄其东北入江。凡鄞之乡十有四，其东七乡之田，钱湖溉之；其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而湖之产，有凫雁鱼鳖、茭蒲葭菼、葵莼莲芡之饶。其旧名曰莺脰湖，而今名，大历八年令储仙舟之所更也。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书请废湖为田，任事者左右之，为出御史李后素验视，后素不为挠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废。刺史李敬方与后素皆赋诗刻石以见其事，其说以谓当是时湖成三百年矣，则湖之兴，其在梁齐之际欤！宋兴，淳化二年，民始与州县强吏盗湖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复。转运使言其事，诏禁民敢田者，至其后，遂著之于一州敕。咸平中，赐官吏职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顷为之，既而务益取湖以自广。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堤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滨，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桥腊台，而其中有山曰白鹤，曰望春，自太平兴国以来，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绝，而湖始复。天圣、景祐之间，民复相率请湖为田，州从事张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报如至道诏书，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请湖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县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张侯之为鄞，则湖久不治，西七乡之农以旱告。张侯为出营度，民田湖旁者皆喜，愿致其力。张侯计工赋材，择民之为人信服有知计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属吏，人以不扰，而咸劝趋。于是筑环湖之堤，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广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广倍于旧，而高倍于旧三之二。鄞人累石堙水，阙其间而扃以木，视水之小大而闭纵之，谓之碶。于是又为之益旧，总为碶九，为埭二十。堤之上植榆柳，益旧总为三万一百。又因其馀材为二亭于堤上以休，而与望春、白鹤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之上为庙，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于此湖者。以熙宁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万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于工之馀。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鱼雁茭苇、果蔬水产之良皆复其旧，而其馀及于比县旁州，张侯于是可谓有劳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废不治，盖出于吏之因循，而至于不知所以为力，予方患之。观广德之兴，以数百年，危于废者数矣，繇屡有人，故益以治。盖大历之间，溉田四百顷，大中八百顷，而今二千顷矣。则人之存亡，政之废举，为民之幸不幸，其岂细也欤？故为之书，尚俾来者知毋废前人之功，以永为此邦之利，而又将与越之人图其废也。张侯名峋，字子坚，以材闻，去而为提举两浙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于时云。

齐滨泺水，而初无使客之馆。使客至，则常发民调林木为舍以寓，去则撤之，既费且陋。乃为之徙官之废屋，为二堂于泺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盖《史记·五帝纪》谓：「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郑康成释：「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负夏，卫地」。皇甫谧释：「寿丘在鲁东门之北」。「河滨，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宜相远。二家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独在河东也。《孟子》又谓舜东夷之人，则陶、渔在济阴，作什器在鲁东门，就时在卫，耕历山在齐，皆东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图记，皆谓《禹贡》所称雷首山在河东，妫水出焉。而此山有九号，历山其一号也。予观《虞书》及《五帝纪》，盖舜娶尧之二女乃居妫汭，则耕历山盖不同时，而地亦当异。世之好事者，乃因妫水出于雷首，迁就附益，谓历山为雷首之别号，不考其实矣。由是言之，则图记皆谓齐之南山为历山，舜所耕处，故其城名历城，为信然也。今泺上之北堂，其南则历山也，故名之曰历山之堂。按图，泰山之北，与齐之东南诸谷之水，西北汇于黑水之湾，又西北汇于柏崖之湾，而至于渴马之崖。盖水之来也众，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则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历城之西，盖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数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齐人皆谓尝有弃糠于黑水之湾者，而见之于此。盖泉自渴马之崖，潜流地中，而至此复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经冬常荣，故又谓之温泉。其注而北，则谓之泺水，达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齐者皆于是乎出也。齐多甘泉，冠于天下，其显名者以十数，而色味皆同，以予验之，盖皆泺水之旁出者也。泺水尝见于《春秋》，鲁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齐侯会于泺。杜预释：在历城西北，入济水。然济水自王莽时不能被河南，而泺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预盖失之。今泺上之南堂，其西南则泺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泺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馆，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为之识，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宁六年二月己丑记。

济南多甘泉，名闻者以十数。其酾而为渠，布道路民庐官寺，无所不至，潏潏分流，如深山长谷之间；其汇而为渠，环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为门以泄之。若岁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则常取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坚完，又劳且费。至是始以库钱买石，僦民为工，因其故门，累石为两涯，其深八十尺，广三十尺，中置石楗，析为二门，扃皆用木，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于是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虞，劳费以熄。其用工始于二月庚午，而成于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备库副使、驻泊都监张如纶，右侍禁、兵马监押伸怀德。二人者，欲后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来请书，故为之书。是时熙宁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贤校理、知齐州军事曾巩记。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间，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传》，鲁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是也。其后曰夷水，《水经》所谓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后曰蛮水，郦道元所谓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蛮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筑宜城之大堤为城，今县治是也。而更谓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田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长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数苦旱，川饮者无所取。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堨，使水还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毕，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曼叔又与民为约束，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盖鄢水之出西山，初弃于无用，及白起资以祸楚，而后世顾赖其利。郦道元以谓溉田三千馀顷，至今千有馀年，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使并渠之民，足食而甘饮，其馀粟散于四方。盖水出于西山诸谷者其源广，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至今千有馀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势无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兴于既废。使水之源流与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则曼叔虽力，亦莫能复也。夫水莫大于四渎，而河盖数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济水，又王莽时而绝，况于众流之细，其通塞岂得而常？而后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务蹑古人之遗迹，不考夫山川形势古今之同异，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欤？初，曼叔之复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张瑰唐公。公听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则渠之复，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为，盖将任其职，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后言渠堨者蜂出，然其心盖或有求，故多诡而少实，独长渠之利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宁六年，余为襄州，过京师，曼叔时为开封，访余于东门，为余道长渠之事，而诿余以考其约束之废举。予至而问焉，民皆以谓贤君之约束，相与守之，传数十年如其初也。予为之定著令，上司农。八年，曼叔去开封，为汝阴，始以书告之。而是秋大旱，独长渠之田无害也。夫宜知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书以告后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为尚书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八月丁丑曾巩记。

汉元兴以后，政出宦者，小人挟其威福，相煽为恶，中材顾望，不知所为。汉既失其操柄，纪纲大坏。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杰特起之士，相与发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织罗钩党之狱起，其执弥坚，而其行弥励，志虽不就而忠有馀。故及其既殁，而汉亦以亡。当是之时，天下闻其风、慕其义者，人人感慨奋激，至于解印绶，弃家族，骨肉相勉，趋死而不避。百馀年间，擅强大，觊非望者相属，皆逡巡而不敢发。汉能以亡为存，盖其力也。孺子于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辟皆不就，举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车备礼召，皆不至。盖忘己以为人，与独善于隐约，其操虽殊，其志于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节于乱世，不以死生动其心，异于怀禄之臣远矣，然而不屑去者，义在于济物故也。孺子尝谓郭林宗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皇宁处」？此其意亦非自足于丘壑，遗世而不顾者也。孔子称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孟子亦称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乃所愿则学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长进退，择所宜处，未尝不惟其时则见，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稚，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图记》：「章水北径南昌城，西历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历南塘，其东为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号孺子台。吴嘉禾中，太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种松，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晋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又尝为台也。予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处，结茅为堂，图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宾属拜焉。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则世之欲以智力取胜者，非惑欤？孺子墓失其地，而台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处之意为记焉。

江州景德寺戒坛，作于熙宁九年某月某甲子，成于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费出于太子宾客陈公讳巽，其主而成之，出于寺之僧智暹。坛成，是岁同天节，度僧若干人。初，景德寺屋坏几废，智暹慨然以经营为己任，不舍其昼夜之勤，凡二十年，为佛殿、三门、两廊、钟楼与戒坛，总为屋若干区，总费钱二十馀万。智暹食淡衣粗，所居屋坏不自治，所得于人惟资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为无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经营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强力盖有馀也。余嘉其意，故为之记云。熙宁十年五月乙亥记。

南昌于《禹贡》为扬州之野，于地志为吴分。其部所领八州，其境属于荆闽南粤，方数千里。其田宜粳稌，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在江湖之间，东南一都会也。其城之西为大江，江之外为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势，为门东西出。其西门既新，而东门独故弊。熙宁九年，余为是州，将易而新之。明年，会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还京师，过南昌，视其东门，则今守元侯既撤而易之。元侯以余为有旧于是州，来请曰：「愿有识」。余辞谢不能，而其请不懈。盖天子诸侯之门制，见于经者不明，学礼者以谓诸侯之制，有皋、应、路门，天子之门加库、雉。然见于《春秋》者，鲁有库门，有雉门。见于《孔子家语》者，卫有库门。或以谓褒周公、康叔，非诸侯常制，其果然欤？盖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绵》，古公亶父徙宅于岐，作为宫室，门墉得宜应礼，后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辞曰：「乃立皋门，皋门有伉」。释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乃立应门，应门将将」。释者曰：将将，言其严正也。则诸侯之门，维高且严，固诗人之所善。圣人定诗，取而列之，所以为后世法也。今元侯于其东门革陋兴坏，不违于礼，是可书也。将予之识，会予未至京师，易守明州，元侯则使人于途，于明州，速予文不已。按南昌之东门，作于淳化五年。识于其栋间者曰：皇第六子、镇南节度、洪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徐国公元偓，尚书户部郎中、知洪州军州事陈象舆。以籍考之，徐国公后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兹南土，实留京师，则作门者盖象舆也。至门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于是役，其本取于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于役卒之羡者，其瓦甓金石髹彤黝垩之费，取于库钱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毕。既成，而南北之广十寻，东南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广，于以出政令，谨禁限，时启闭，通往来，称其于东南为一都会者，而役盖不及民也。元侯名积中云。又明年，实元丰二年，尚书度支员外郎、直龙图阁曾巩记。

闽故隶周者也，至秦开其地列于中国，始并为闽中郡。自粤之太末，与吴之豫章，为其通路。其路在闽者，陆出则阸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汉尝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盖以其狭多阻，岂虚也哉？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钜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得闽山嵚崟之际，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𡏖之外，其志壮哉！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既新其城，又新其学，而其馀功又及于此。盖其岁满就更广州，拜谏议大夫，又拜给事中、集贤殿修撰，今为越州，字公辟，名师孟云。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廪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馀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馀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馀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钜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钜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閒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閒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凡有贵于物者，岂特物不能胜之欤？抑亦无所待于物故也？世之有学者名占一艺，苟不期于徇物，则亦足贵矣。然以自售，然后人得而贱之。故工于艺者，常恐人之羞薄，则往往拂人之好，而自要其简重。虽求之者愈勤，而拒之者愈坚，然不知人亦愈羞薄之也。琴之为艺，虽圣人所不废也。其制作之意，盖有所寓。而至其所闻者，不出乎几席之间，而所感者常在乎沧浪之滨，崔嵬之颠，亦已至矣。虽然，声自外入也，使闻于彼而应于此者犹且如此，况不自外入者乎？故乐之实不在于器，而至于鼓之以尽神，则乐由中也明矣。故闻其乐可以知其德，而德之有见于乐者，岂系于器哉？惟其未离于器也，故习之有曲，以至于有数，推之则将以得其志，又中于得其人，则器之所不及矣。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岂能易吾于须臾哉？若夫吾之心在于雁门，吾之目在于鸿鹄，则虽九奏于吾之前，犹不闻也。故琴之作，有厌乎人之耳者，岂非自外入，无有久而不倦者乎？虽然，吾尝学琴于师矣。反宫于脾，而圣亦不废也；反商于肺，而义亦不废也；反角于肝，而仁亦不废也；反徵于心，而礼亦不废也；反羽于肾，而智亦不废也。方其时也，非春也，求之于律则不中夹钟，物安得而生哉？非夏也，求之于律则不中蕤宾，物安得而长哉？非秋也，求之于律则不中南吕，物安得而敛哉？非冬也，求之于律则不中应钟，物安得而藏哉？故无出无内，无缓无急，无修无短，巧历不能尽其数，岂止于十九八六而已耶？故闻者无闻也。其神之游，东不极于碣石，南不极于北户，西不极于流沙沈羽，北不极于令正之谷，则鸟何从而舞？鱼何从而跃？六马何从而仰秣？景风何从而翔？庆云何从而浮？甘露何从而降？醴泉何从而出？吾之琴如是，则有耳者无所用其听，尚何厌之有哉？则凡贵者，且不足贵也。故在郑则不淫也，在宋则不溺也，在卫则不烦也，在齐则不骄也。用之于祭祀，则鬼神亦莅乎其所矣，尚何烦于知音哉？若乃当春而叩商，及秋而叩角，当夏而叩羽，当冬而叩徵，虽知四时之行，在我未免乎有手动弦也。某人尝与巩适抚之金溪，因以琴称，而不知吾之琴也。某人茍知所存不在弦，所志不在声，然后吾之琴可得矣。虽然，他日祭酒之堂，樽俎之宴，追三代之遗风，想舞雩之咏叹，使闻者若有所得，则庶几不愧于古人矣，尚何恨于羞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