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相持以生，于是圣人者起，绍天开治。治者罔不云道德仁义礼智，六达而不悖，然后人乃克群游族处，生养舒愉。历选列辟，无有改此者也。独浮屠崛起西陲荒忽枭乱之地，假汉魏之衰世，基僭迹，文诡辩，奋丑行。至晋梁，破正擅邪，鼓行中国。有卑世主、轻海内之实，盛从诡谲嵬琐恣睢之邪情，驰骛祓祥倾荡怪神之邪说，离君臣，叛父子，捐耒耜桑柘之务，髡而缁，不俪不嗣，辟而无用。意者在削灭典刑，刬学刮语，寝礼崩乐，涂民视听。遂将除唐虞，汩沉三代，杜塞仲尼之训检，自贤其淫，妄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为言动居处皆变诸夷狄。缅惟在昔，尊礼义而尚失畴，圮废而克终。故圣明者称唐虞，暴乱者蹈幽厉，况欲尽泛扫人之所以生息之道，漂荡圣贤数千载功业，专遂己之私，而可以行之哉！虽宿儒硕生，绳其僻邪乖剌，勤恳于策书，然世主莫之寤，其波流汗漫无其救止。其徒相与唱而大之，习为诪张幻惑，下祸降休，若探诸箧。与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悉天下之财什伍而奉焉。其庐益侈，其众益蕃，其辩益枝叶，耗费无穷而怪乱无极，耗矣，衰哉！孰抑而正之与？或曰：「斯嫉其迹庶矣，盍究其源？其源情性奭然，与孔子异意，凡为之者，不爱官争能，贤失唯印组为务，逐逐然相轧也」。曰：否，明先王之道，内足以不惑，外足以行事。情性有不平欤？背而之他，将失其平，尚何有于孔子之意？官也以行吾道，能也以治，不能或争。而轧之者，自其戾先王之道，而教义不行也。尊教兴义，则上让而下竞，畴轧之乎？谋末而遗本，以售其辞，斯害也已。浮屠利心无足，而假无欲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淡泊也。恶在其为贤哉！则又以谓为愚者设之，故鬼神之相司察、冥报阴谪、灾福相胜相摩之说，以震恐于其心，觊其惑惧而创艾，是又惑也。其以冥报阴谪之可畏，孰与畏刑而慕赏哉？謇謇者陈礼义，损益灼然著乎其前。当世之法，生杀、出入、升黜、成败，焯乎迫于其心，而犹不知省而避也，奚暇顾未至之祓祥哉？若晋魏梁隋之间，蹈道者乡劝，而抵触者衰止欤？否也。则浮屠之说，无益已可知矣。今者虞庠夏校之制未备，而塔庙丛于海宇；缘南亩、操机杼之民寡，而断发胡服之隶肩相摩、踵相交也；缀学立制、补礼改乐之道未极，而蛮貊之书眩中国者，骊驾联驷不足载，邃宇高栋不足容也；声明文物之具未完，而洪钟垒鼓之声铿锵于闾阎也。崇奉之侈，古之未极者，今复尽行之矣。民父子粝梁之食，褐衣之袭，举捐之矣。是以在下不免乎有冻饿之民，操觚囊而为沟中瘠也。为今之策，先民所谓复其人，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导之，出于中计，斥祷祠之末，制厌胜之嵬，学自上先焉，场庙勿新也，诵试勿数也，冠而隶籍，五百髡其一人，为老子学，捶提仁义，截绝礼法，乱人伦，耗桑农之务，其源不可不深为制，仿此颇损其数，亦创艾之一端也。王者正德以应天，纯仁以得民，群天下之智愚，而告之以往古，教之以至顺，粲焉！寰宇之间，形气之内，圣人之典章存焉。可以外运造化，内沾毫芒，寖之以纯嘏矣！恶用胡夷之治、荒唐之学哉？

以天下而行唐虞三代之道，不唐虞三代如者，无有也。然而治之难也，何故？治世非无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参非庸者也，虽有，正人弗病也。唐之时四罪立唐之朝，周之时三监在周之廷，唐尧、周公大圣人也，其辨之也不疑，其知之也果，彼虽幸而至乎大臣诸侯之间也，绌矣，于正人焉无病也。汉元之初，萧望之相汉，刘向、周堪、张猛为之腹心。东汉之末，李固、陈蕃、杜乔相汉，李膺、范滂之徒布据，禁寺光大矣，天下仰而待治也。去斯时则已矣，使克其所施，功德万计哉。孝元、桓、灵，常主也，主其相参者史高、稚圭、韦成、胡广、赵戒而下庸者也，而邪者嚣其间，其于辨众贤之不明，而用之也不果，虽进而立于公卿之内，儇然而危矣，可得天下国家之安乎？呜呼！治之难也。以此观天下者，不观小人、正人、贵贱、升黜，观其用否如何耳，则治乱审矣。

令必行，则民信上而尊其令，令二三则反此。天下之所以归其上者，以令行也。今也朝与一事焉，暮或夺之；暮夺一事焉，或不越宿而与之。二三孰甚焉？使民安所从而守之耶？又不务实也，故令发于朝，出于市，布于野，民则曰：「非必行也，非可信也」。脱然去之而莫顾，已而果不行不信也。是不独道民二也，又滋之使易其上也。所以使民能一其归者几何？其不损焉，行之乎久，得无失执重以召败耶，然则如之何？曰：要之议于朝也，稽其本末，审其利害，为可久之意焉，如斯而已，可也。

时之人，非皆不知事之本末、势之治乱也，然而举天下之务者，惟利而已。凶年野无其青草，而租赋取盈也；徙人杀人以锢山泽之货与税与酒，而犹曰不严也。民之馑而死者相比，而不肯发义仓一粒，虽发常平之仓，斗不五十则六十其价也。强之输绢而曰和买，不更其价而曰折发，变纤悉之财皆计而争之，如此者以为利上也，无贵贱，无智愚，拘拘然穷身力而行之，犹恐不暨焉。曰复流亡，曰弛岁歛，曰劝耕殖，曰兴水利，如此者皆益民也，虽诏书丁宁，皆使其文而已，莫有一缀一心者焉，况穷身力而行之也？此非其性工于利上而专于疾民也，以利者有司之所甚急，民者有司所甚忽也。成俗几百年，所以百姓未厚而仁政未兴也。为时之计者，安得不损天下之浮费而下求其利之术焉？既然矣，则官者庶几忧其本、爱其民，百姓可厚而仁政可举也，先王之所以为天下者，归然而已矣。或曰：费不可损也已。而曰：布冠弋绨，丁时之匮也，有安之者，所以致足也，况其过于彼者乎？推是以在己也，至于他费，有不可损邪？

古者有常农无常兵，今也有常兵无常农，兵日以愈蕃，农日以愈贫，治之所以未孚者以此也。举天下之地连千亩而不耕者何数？举天下之民投为兵者相望焉。莫若始今募兵者比而田，因弛旧兵也。或曰：何谓也？旧兵之享利也多，而病于政甚矣。惠养戒驭少不至焉，辄怨且戾不可止；不持一物而从出入，往往有怠色；以之值敌焉，则惧而溃；使之田与，废之不可也。识其敝之所以然且存之，害不有大于此者耶？莫若择旷田，募今投而为兵者伍而耕，暇而隶武，递入而卫，旧兵之耗也勿完焉？如斯而已矣。井甸田车之制未可复也，宜于今者非此欤？谋于庙，行于天下，不先此，吾不识其能为治也已。

妾之移人，自至也者，人弗自知其身之至也。如知之，古今岂有败哉？予尝悲汉高帝之英伟绝特，光武之仁明，而至于爱恶于其子。以及魏武，忮险绝世，其心非复人也，至其且终，眷眷于所昵，与小夫懦竖无异。此二谊主、一暴臣，皆非常之人也，及蔽之来，虽英伟之量、仁明之器、忮险之性皆不能免，况中材乎？故曰：妾女之移人自至也。自至也者，人弗自知其身之至也，非信哉？及观向之书虏事，则又知虏之陆梁暴恣而蔽于帷帐之间，不能自知，死之日卒大乱其国，然后知妾女之祸，非特甚于中国也。吁，可畏哉！吁，可畏哉！

居十日，求文于某者四人，义不克与也。客至曰：「盍与之？不然，子其戒，毁且至矣」。应之曰：「与非义，吾不敢违义也。虽然，君子者未尝不戒也，毁何患」？「吾闻君子之不志于毁誉也久矣，其何以应之」？曰：「君子之于道德，力行不倦而已矣，内顾不愧而已矣。誉，恶乎喜而慕；毁，恶乎惧而避。古之人如吕尚者，观其成功，其道德可知也。方其渭水于渔，自修于己而已耳，天下之不己知无以为也。盖尝穷困且老矣，及周之逢，而天下乃克知其懿。由是观之，其自守如何也？力行不倦而已矣，内顾不愧而已矣，其不志于毁誉也以此」。曰：「彼自守其如是也，孔孟何以不如彼」？应之曰：「子以孔孟之汲汲于行其道为其自守欤？孔子拒王孙贾，而孟子亦不枉尺以直寻，夫不自守乎哉？君子者未尝不自守也」。「然则彼何以不汲汲于行其道也」？应之曰：「彼有文王以为之归也，何汲汲哉？卒武王之相而东也，非汲汲哉，惟其时而已矣」。「然则士奚师」？「师孔孟与，彼之自守而为其所汲汲可；师所汲汲而不为孔孟与，彼之自守其可哉」？客曰：「然。盍书之」？遂书。

古者乡党学校少长为序，以州处，其有司所施用十有二教，举用六德六行六艺，节用五礼六乐，纠用八刑，论用其乡之老，其体惟以化民成俗为教之意。故其士之入朝、在乡、居家皆有法度而不为非，所以励世而育材也。周之所以垂七八百年而治为称首者用此。自乡党之制废不行，学校虽存者亦非古。故其处无长少，施无十有二教，举无六德行艺，节无礼乐，纠无八刑，论无其乡之老，惟课试文字之习否以为务，其体未尝志于化民成俗，故其士之入朝、在乡、居家皆无法度，而为亦无所不至，求其所以励世而育材可乎？今议者曰：宜郡立学校，使天下士师弟子为位以居学。曰：讲古传业亦周之盛也，予独以谓教之之意不如古，虽设学无益也。噫！古之制不必尽用也，其意不可改也，故原古之事以存之，庶夫有通治乱者能用之。

古者命官各因其材，而致于久也，则必总核而升绌之，所以适于治之要也。帝王之法皆然，而尤详于舜。舜之分任九官，其人皆禹、稷、皋陶仁智大人也。然而即知水土，必以为司空，不以为虞；知五教，必以为司徒，不以为士师，以有宜也。三年一考绩，九年一绌陟。水土不治责司空，蛮夷奸究不禁责士师，以有守也。其法之大较，鲧一以不胜任而殛死焉，盖明其材，分付责任，久其岁时，严其诛赏也如此。故百官各尽其能，务治其业而以赴功，则舜无为已。后世不然，自公卿大夫至于百执事，每一官之阙，则有司诎指计资之先后而升之，不然则择其或有执重、或得人间之誉者而升之。升之者一涂人之材，而遍历群有司之任，未尝计其能否、优劣、宜不宜也，用人之敝至不精于大臣，况其他耶？此茍全其私而忘其所以公进贤退不肖之弊也，深戾所谓各因其材也。而当迁者概以三岁为限断，少者再岁、一岁、甚者不穷月盈时而迁耳，非可以至夫三年、九年、屡考而又绌陟也。即天下迁举，每岁得失可责吏部乎？天下钱谷，每岁登耗可责度支乎？自公卿大夫至于州县吏，莫非居其位而不任其责者也。万事之众，王者独治而已。而吏之输钱赎罪，或免于位，或徙或诛者，一切触法耳，非为不胜任也。是一皆违古，进之不循其材，用之不久其时，侵其职而忘其责，故百官之于万务也，皆怠而忽。为国或百年，上之事繁且勤，而不足以致治也。噫！何久而不思变也？曰：如之何而可？曰：求庶于古而变之。

室堂奥备然后为宫。宫，贤有力者之所有也。若乃为之，则非贤有力者之所能也。故有材木于此，虽累千万，必待匠人焉。尔匠人之为之也，广轮高下、横邪曲直，一板以上皆有法也。巧既发于心，绳墨刀尺皆应于手，其成也必善。巧既夺于心，绳墨刀尺皆戾于手，且以高者为库，直者为钩也，其卒可以成自善乎？有若公输在，肯舍法度而利之乎？不肯，则将得拙工，而嗜利者从之，为之穷岁月，耗材与力，至竭而已耳。今夫天下之为公也，人主之所安而有也，州县有司之为室堂隅奥也。万机之为材木也，人主之所不能自治也，其势必付之人。付之而当且颛，则辑矣。付之而当否未前定，又一一束缚之，其异于戾匠人也亡矣。有圣且贤，肯枉道而就之乎？不肯，则易而他使。使圣且贤则犹是也，又易而他使，则得庸者邪者而从之与之，日夜力为之，至尽败万事而已耳。秦之亡其宫也以此。

古者公侯卿大夫士，非惟外行淑也，盖亦有闺门之助焉。考《诗》之二南，言后夫人之事，明妇人之于夫也，不独主酒食、奉巾栉而已，固实有以辅佐之也。先王之制，闺门之内，姆保师傅，车服佩玉，升降进退，起居奉养，皆有条法。妇人少习而长安焉，故禔身正家莫有过也。近世不然，妇人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悍妒大故，负力阀贵者，未成人而嫁娶，既嫁则悖于行而胜于色，使男事女，夫屈于妇，不顾舅姑之养，不相悦则犯而相直，其良人未尝能以责妇，又不能不反望其亲者，几少矣。其于舅姑然尔，而况于夫之昆弟、相与为等夷者乎？有祀祭、宾客之礼，不自为具，而使人为之。浣濯之服，蚕桑之务，古天子后礼安而常行者也，而今之庶人孽妾羞言之。姆保师傅、佩玉仪节、采蘋蘩、贽枣脩之事，则族而笑曰：「我岂能是？是非我宜也」。一切悖礼，相趋于骄骜淫僻而已，求其所以辅佐夫，可乎？噫！古士庶人之妻，知秉礼义，服训导，而今王公大人之匹反不能，可怪也。剪缕之不工，刻画之不善，则耻而学焉；至大伦大法之不修，则瞷然安之，吾未见其可也。古语曰：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阃内。岂非风俗之厚薄，人道之邪正，寿夭之原系于此欤？其可以忽然流恣而不返欤？曰：如之何而可返？曰：放今之敝，考古之制，而先之于公卿大夫之家，兹可也。《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吾说岂疏乎？

王者之贵，普天之下，其义莫不为臣妾，尊至极也。然而三公也进见，在舆为下御，坐即起。其于诸侯，曰伯父伯舅而不名也。至于群臣，皆变容色，正冠服而俟之。其于进退疾病死丧之事，虽小未尝不勤，义至厚而恩至亡量也。非徒用其礼而已，乃所以推其情而见于下也。上下之情交，则治道之所由出也。近世自王公大臣之进见，皆俯首侧身，屏息以听仪相者疾呼姓名敕进，使拜舞已，则立而侍。设有宴享，则郎中以降皆坐于庑下，与工祝为等仵，王者遇之，体貌颜色未尝为之变也，而曾起且下，又不名乎。其于进退疾病死丧，未尝皆备其礼也。自公卿莫能得其从容，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上下之情间然可知矣。至有罪故，则又困辱而刑之。此所以使偷安倖进之利深，无节自薄之俗胜，百官之于上，茍若而已，能无因败而利之者邪？国家之治最甚已，可无变欤（《曾子固集》卷八。）？

其：原本作「甚」，据下文改。

夷狄负其险力蕃鸷也，辄引而窥中国。议者曰：不蚤痛剪其株蘖，浸淫至此不禁也。或者又曰：有数。夫壤之有蚁也，与木之有蠹也，与肉之有虫与人体肤之有疾也，是岂不以先有败而生耶？推而观之，则凡孽之生，皆以物先有败也，而独夷狄为病非中国之先有败耶？故凡孽之生，则物滋不善，夷狄之病攻而中国亦益不宁。或曰不蚤杀，或曰有数，是皆妄，吾独以敝生于不自治尔。天下之敝，常生于不自治。既而岂不思复治之？诚尚有可治之时，即能修其政令，择材而任职，使百姓乐于为上用，则彼岂独不识也？之无间可窥乎，然而且肯妄寇犯以触死乎？《诗》、《书》以来可质也，未有内自治而夷狄汩之者也，其汩于夷狄者，率不自治者也。善也，严尤之论之也。不自治而至乎禦者，其有上策乎？

郡立刺史，所以主其治也。郡之不治，刺史之过也。黜一刺史、立一刺史而已矣，夫岂遂污其郡哉？邑有县令，亦所以主其治也。邑不治，县令之过也。黜一县令、立一县令而已矣，岂遂污其邑哉？今有人曰郡不治则污其郡，邑不治则污其邑，则以为狂惑之人也。今夫太学之设，何以异于是？天子立太学，立官以掌之，立师以教之，所以兴教化也，所以出礼乐，所以萃贤材也，所以养俊髦也。俊髦不能养，贤材不能萃，礼乐不能出，教化不能兴，则官师之过也。当黜其为官而屏其为师者，而别置其能官能师，则岂遂隳其学哉？向者国家兴学校自京师始，天下之人倾耳而听，竦目而视，其皆以为三代之治复起于今日，而今日之治复为于三代也。既而官师非其人，措置非其宜，怨谤并起而天下窃笑，其实皆官师之过也。黜一官师、立一官师可矣，而议者皆以为太学之过，官师未出而太学废。呜呼！太学何过哉？今愚愿立一官师，使居其职，以恢大其业，而无罪太学，前所谓养俊髦、萃贤材、出教化、兴礼乐无所不可者。若不度其本，不推其源，案而责之曰：此学之过，废之而已矣。是刺史不治而污其郡，县令不治而污其邑也，治天下者当为如何？

农桑贡赋，王道之本也；管榷杂税，王道之末也。善为国者，重其本而轻其末，不善为国者反是。由尧舜至文武皆重其本者也。由秦汉至隋唐，重其本故薄征轻敛，而天下有仁义之俗焉；重其末故急徭横赋，而县官遂兴管榷之利焉。管榷之利，茶其首也。当汉武之时，其食国用皆不足，虽群臣献策，尽笼天下之货，然茗荈之利犹不之取，历代议者亦未尝一言及之。至唐永泰中，天下耗竭，莫或为计，乃有赵赞首陈税之策。贞元之后，又兼张滂之谋，虽权宜立制，功不合于古，然亦未至于榷也。逮乎文宗，当李训辅之，恣为诡说以惑其听，内则协郑注奸邪之议，外则资王涯刻暴之苦，始立使号以榷茶为名。茶之有榷，自此始也。于时新令一出，所暴虐者甚众，以是故身伏大诛。尔后贤臣继世，一兴一废，或以惨急而行之，或以仁慈而议之。如裴休者，则欲去榷复税以十二之法；如令狐楚者，则欲通商惠众，以增上下之便。虽深究利害各极当时之宜，然行之一朝，流弊千载。我国家勃兴昌运，抚有方国，四圣接武，泽流生民。所先者仁义之化也，所行者礼乐之教也，所敦者农桑之业也，所后者管榷之利也。然卒所以资国用而足兵食者，唯货一扃尤为剧大。自曩岁群臣定议随土宜而制之，或禁其私鬻以充郡县之课，或通商人以泄县官之利，各任其俗，成乎便宜。以今观之，则禁者诚非，而通者诚是也。何则？茗者山林之所产也，山林者人力之所营也。所营者博，则所生者众；所生者众，则所赋者馀；所赋者馀，则常生之业毕出于是矣。今乃申严号令，窒其私鬻之路，欲使民利一归于公，虽歛之计诚得其术，曾不知敝生于下，而抵冒之狱阗然而起矣。及其不胜也，然后从而加之，民或至死亡而不惧令，或至峻烈而无益，久不易则无乃伤仁慈之政乎？而又上之而急，继以千艘，一岁之庸，动逾百倍，伤财暴众，无大于此，故曰禁者诚非也。今若普治天下，均其常法，上则蓄之以大扃，下则通之于商人。其直也，就中都而入之；其茗也，由外郡而与之。俾夫周旋海内，自受其益，所过关市，则悉增其税，所至郡国，则悉弛其禁。大可以减县官每岁之用，小可以息生民抵冒之狱，此谋一立，万世利之。故曰通者诚是也。二者之论，期于一择。

榷酤之兴久矣，桑羊建白之，武帝力行之，千秋奏罢之，新莽重立之，绝于魏，起于陈，盛于唐，大备于当今之世。其源益深，其本益固，其所害者多，所利者寡。虽有非常之智，弗能去其害也；虽有不世之略，弗能益其利也。盗滥日益起，争夺日益繁，狱讼日益长，刑辟日益峻。非酌以便宜而建以中道，则淳厚之化其何以致哉？昔武帝之世，骋志四夷，兵资国用皆所不赡，则置之者乃其榷也。孝昭之世，海内休息，务以仁政，绥怀于民，则废之者亦其宜矣。虽新莽诡制，强复其法，然历东汉魏晋，数百年间而弗复用焉。及陈氏膺统，文帝当御，始下诏令恢而袭之。至于有唐，厥制渐备，或定其酤之税，或别为三等之目，可否相半，损益相兼，行于一时，稍得其便。厥后京都免榷，以优乎大众之聚，五州榷曲，以当乎鬻卖之利，随所利害，以为定法。载在前史，灼有明验。我宋绍位，有三制焉。王城之中，则征其糵而不征其市；闽、蜀之地，则取其税而不禁其私；四方郡国，则各有常榷。军旅之饷，非是不能给也；帑藏之实，非是不能充也；岁时之课，非是不能足也；醝茗之扃，非是不能并也。其名虽异而其课则同，其法则三而其利则一。课既同，利既一，则天下之制可以尽一矣。然朝廷所以不一者，盖将优遐迩之徼而重畿内之民。诚深利矣，孰若兼四海而利之？且盗滥争夺，天下之公患也；狱讼刑辟，天下之大殃也。今使王城之中则亡其公患，闽、蜀之地则弃其大殃，其馀郡国则兼殃患而有之。呜呼！亦仁者之所非也。愚以谓京都之内则宜遵旧常之法，天下郡国则宜通闽蜀之制。无损于课而课以之集，不烦于刑而刑以之省。可以导仁政，可以消争心。前所谓酌其便宜而建以中道者，莫大于此。

荀卿言富国之道曰：「节用裕民，而善藏其馀。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所谓裕民者，取之有制，使之优厚之谓也；所谓节用者，使之出入有度，足以相掩之谓也。善哉！荀卿言富国而先及民者，知本欤！比咸平、景德虽有北警之役，而国用民力上下交足者，其是道哉？今日无向者之警役，而藏于国者或寡，赋于民者或多，何哉？且节用经制、百官谨职皆如向之时，胡为国用民力不加焉？是亦天时之水旱，兵食之多冗，管榷之未通。姑当乘丰而储备，利商而通货，练兵而去冗。昔尧汤水旱而民无捐瘠者，备先具也。唐大历后，国费能给者，刘晏辈利商转货也。兵贵精，昔曹公以五千敌众万，故冗食可省也。如是，其民赋少省，国用少充，庶几民裕国足如荀卿之言也。

可以均天下之土地而定军赋之法，唯井田为最备。其法之可见，唯周为最著。《周官》：王畿千里，天子正位于其内，而卿遂分治于其外。必以土均之法稽其人民，故小司徒以九地之别，为其三等任人之制。凡役之起，则家无过于一人，而其馀为羡，故六卿、六遂之中，有正卒、有羡卒。五等建国之制虽殊，而出军之数固不易于是也。盖天子六军，而成国半之。若鲁者有因周之成国，宜有三军者也。然僖公之《颂》曰「公车千乘」，又曰「公徒三万」，夫其徒三万者，固合于三军之制矣，其车千乘者，兵车一为卒七十五人，千乘常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鲁安得而有之？故明策以访于学者。夫鲁虽侯国，而出军之法不殊于畿内，故其三郊三遂之中，亦有正卒，有羡卒。《颂》之称曰「公车千乘」者，兼其正卒、羡卒之数而言之也。又曰「公徒三万」者，举其正卒之成数而言之也。僖公能复先君之土宇，而其车徒之盛如此，故颂者尽之，非兵赋之异也。

夫制世御俗非一谋可尽也，便民益国非一术可该也。是以圣人在上，随轻重而御之。民所重则御之以轻，民所轻则御之以重。有刀布之法，有币帛之制。刀布者，货之流也；币帛者，货之源也。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二者循环，迭相为救，此圣人有国御天下之大柄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王。文王已前，德之盛者也，故其道虽立，而其迹不传。逮乎武王建祚，师望佐业，外则通三币之货，内则制九府之常，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也，布者取其散也，泉者取其流也。流则天下之用足，散则天下之财阜，利则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后廉取兴，财阜而后礼义浃，用足然后德化被。管子用之，所以辅桓公而成开塞之术也。周景变之，所以隳祖构而忘小大之法也。缘此而下，废兴不常。西汉以来，其制屡易，陈七福者有焉，述操柄者有焉，锡铜山者有焉，废五铢者有焉，创鹿币者有焉，建三官者有焉。晋宋而后，俗化渐薄，上先其制，下成其私，有风飘水浮之轻，有线环赤郭之异。百名千品，莫可胜述。远近流俗，益用苦之。李唐受命，尽扫其辙，文之以年纪，创之以事宜，规模小大，最为折衷，天下得以从其便，人主得以操其权，较之古先，诚得其术。我国家刬去伪乱，袭有唐休烈，鼓铸有常职，辇运有常数，盗滥有常禁，出纳有常经，稽其本末，可谓详矣。然比岁以来，邦用颇乏。于民也，有困穷耗费之苦；于国也，无丰盈羡给之馀。议者纷起，莫从其便。或曰：宜铸为大钱，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兼造铁制，以同闽蜀之法。大可以益国，小可以便民。行于一时，足见其利。铸为迂远之谈，茍简之谋也，非所谓利于经人也。夫久为大钱，则民失其用，用失其用则众易其业，易其业则困匮生而奸滥起矣。兼造铁则国重其禁，重其禁则俗违其便，违其便则抵冒作而刑辟烦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蓄而不行，一患也；盗铸日积，二患也；于用甚轻，三患也；岁铸不给，四患也。夫伐山取谷鼓铸，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烈，甚于水火，而民或盗铸者，薄利诱之也；大小之法，与前无异，而用之甚轻者，异物害之也；宝货之路出于羡馀，而岁铸不给者，浮费夺之也。为今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谓四利？塞兼并一也，严法令二也，禁异物三也，节浮费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当今之宜，莫便于此。

问：自古钱法，未有如国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来，铜产耗竭，鼓铸不能供。欲案其旧法而弗变，则患乎铜之不给；欲铸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则患乎民之窃铸也。敢问何行而后可？

对：自古钱法，轻与重，大与小，诚莫如国家之折衷也。然所以制之之术，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间，盗铸盈市而法令不能严，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狱，未尝闻梏一铸钱者。故公钱益少而私钱益多，此未至者一也。海外之郡，如高丽、交趾之国，一器一皿皆铜为之。彼以铜非己地所出，乃多聚奇产无名之货来鬻于中国。中国之人爱其异而贪其宝，争以泉货而市之。彼得泉以归，则铸为铜器以便其俗。故钱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贫，而国家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边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间，兴师者数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铸之不绝于时，一至塞下无复返者，此中国之泉所以耗，而边民之豪得以聚而积之也。故中国之物其直轻，由于钱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于钱多也。国家诚能止钱货之运而若谷若帛，募富商巨贾致于塞下，使就取其符于江淮京洛间，或泉或货，杂支以偿之。若此二三岁，而中国之泉不营而自给矣。当今之策，莫此为便，而国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其徒日益广，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有市铜而铸焉者。国家虽有其禁，又宽而不举。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是何异拔树而附枝乎？今诚能稍严其禁，以为之限，是亦策之一得也，而国家不知行焉，反谓于国体有纤削之谓，此未至者四也。此四者，泉货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犹水之有四窦，木之有四蠹也。今诚能窒其四窦，拔其四蠹，则不变旧法而泉可足矣。茍四窦未能窒，四蠹未能拔，虽一变其法而为茍且之利，愚恐有损而无益也。且变法者谓铜之耗竭矣，茍为铜之耗竭，则虽以一大者当百小者，然后可行焉。其次则以一大者当五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其下则以一大者当二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夫民诱于薄利，虽销一为二，犹且为之，况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颈，犹将窃铸而不已也。欲严其禁，则抵冒盈天下；欲宽其禁，则奸滥盈天下。若之何而可为哉？且变法之祸见于前世矣。汉武时改钱法而铸白金，于是吏民盗铸而死者不胜数。王莽之世，又为泉货六品，与贝化龟宝之类参而行之，天下破业而陷刑者相望于道。吴孙权亦铸大钱，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从而罢之。唐明皇时，从第五锜之策，铸为三品，法愈严而犯愈多，商农之业皆失其利，有饿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变法之祸也。今不窒其四窦而拔其四蠹，而欲袭前世已然之祸，愚未知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