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尝使窦俨论水沴所兴。俨以谓阴阳者水火之本，阴之主始于渊献，水之行纪于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岁，为浩浩之会。当此之时，虽有周、唐之君，不能弭其患者，数也。若至于后辟狂妄以自率，权臣冒昧以下专，政不明，贤不章，则苦雨数至，潦水厚积。德宗壬申之水者，政也。汉以来言灾异者亦然，然则诚古今之通论。宋兴，常雨之沴，间辄有之，然未尝有百川沸腾、黎民昏垫之患也。而太祖开宝之间，常以霖雨之忧，出后宫以销幽闭之感。太宗淳化之岁，尝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崇明门外皆浮罂筏以济，壁垒庐舍多坏，人多压死，物价踊贵，秋敛用微，于是流移者众，而陈、颍、宋、亳之间，盗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给复之恩，赐糜淖之饷，以救其变。此祖宗所以惧天灾、图政务之遗事也。

昔禹于荣泽下分大河为阴沟，出之淮泗，至浚仪西北，复分二渠。其后或曰鸿沟，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荥阳五池口来注鸿沟者是也。或曰浚仪渠，汉明帝时，循河流故渎作渠，渠成，流注浚仪者是也。或曰石门渠，灵帝时，于敖城西北累石为门，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门渠东合济水，与河渠东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东至荥阳之北，而旃然之水，东流入汴。荥阳之西有广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济水至此乃绝。桓温将通之而不果者，晋太和之中也。刘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溃塞，裕更疏凿以漕运者，义熙之间也。皇甫谊发河南丁夫百万开之，起荥泽入淮，千有馀里，更名之曰通济渠者，隋大业之初也。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西北，曰鸿沟，转相输，纳于河阴、含嘉、太原等仓，凡三年，运米七百万石者，唐开元之际也，后世因其利焉。太宗尝命张洎论著其兴凿漕运之本末如此，宋至道之间也。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郡之狱。太宗即位，尤重用典刑，哀矜之诏，岁辄有之。刑部设详覆之员，诸路命纠察之使。至于淳化，又置审刑院于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具狱，先上二司，然后关报审刑，事从中覆，然后下丞相府，又以闻，始命论。盖其重慎之备如此焉。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欲与之休息，故诏书屡下，弛盐禁于河北，实盐价于海濒。有司尝欲重新茶之估以出于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耶」？遂置其议。既平五强国，收天下之地，未尝不去其烦苛，与百姓更始焉，故民始得更生于水火之中。当是之时，靡敝少而用约也。自时以来，兵籍既众，他费稍稍亦滋，锢利之法始急。于是言矾课则刘熙古，深茶禁则樊若水，峻酒榷则程能，变盐令则杨允恭，各骋其意，从而助之者寖广。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犹不能以为足也。

察天时以授民事，则历象不可不谨也。唐虞以来尚矣。唐高祖有戊寅之历，高宗有麟德之历，中宗有景龙之历，明皇有大衍之历，肃宗有至德之历，代宗有五纪之历，德宗有正元之历，宪宗有观象之历，穆宗有宣明之历，昭悯有崇元之历。自时以后，至于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晋高祖始用赵仁锜，有调元之历。周世宗用王朴，有钦天之历。当朴之成历也，王处讷谓之曰：「此历可且行，久则差矣」。既而果然。宋兴，命处讷正之，于是有应天之历，久之又差。而苗守信等承诏论定，于是有乾元之历。至道、淳化之间，王睿、郑昭晏之徒屡校其疏密，而日官韩显符始定浑仪之器，杨文溢增用甲子之数，皆施行焉。

兴国初，绌江南铁钱，铸农器以给流民。而于江东之地，始铸铜钱，民便之，自樊若水始。其后以铅锡杂铸，虽岁增数倍，而钱始粗恶，自张齐贤始。淳化之间，赵安易请铸大钱行于蜀，自大臣皆以为不可，而安易之辨不可屈。既铸非便，天子卒断而罢之焉。

淳化中，改黄门院为内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王继恩、杜彦钧处之。继恩收蜀有功，宰相欲以为宣徽使，天子以为宦官不可令预政事，切责宰相，而置宣政使以命继恩。其后张洎居翰林，请以蓝敏正为学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乱政。朕方复古道，安得踵此覆辙邪」？洎惭而退。盖祖宗之明理乱、慎威福之渐如此焉。

宋兴，承五代之乱。建隆初，尝命崔颂教国子，始聚生徒讲学。天子使使者临赐酒果，以宠厉学者。淳化中，上始视学，命孙奭讲《说命》之篇，天子嗟异久之。

唐氏五代之乱，教化之事久缺。雍熙初，始敕群臣用通丧之制。至道之间，近臣有不能养者，上为赐钱，使迎其母。而使者亦言蜀人有仕于中州，其父家居不能自存者，天子惊叹。于是诏书遂下，称人子之义，以风晓切责，而使执法举不能养者，定著于令焉。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循资之格。

博士和岘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蜡祭之名。蜡，腊之别名也。汉乘火德，以戌日为腊。腊，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猎取禽以报百神，享宗庙，旁及五祀，以致孝尽虔。晋魏同之。唐以土王，贞观之际，尚用前寅蜡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腊宗庙。至开元始定礼制，三祭皆于腊辰，以应土德，议者是之。宋兴，推应火行，以戌日为腊，而独以前七日辛卯蜡，不应于礼，请如开元故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庙，同用戌腊，如礼便。制曰「可」。

乾德初，用博士聂崇义之言，以赤帝为感生，每岁正月祠，用坛。其后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帝皆从祀，与感生帝祭同日。既渎，且从祀礼杀，失所以致崇极意。自此，感生帝始别祭，不从祀昊天。

太祖开宝元年，幸河南，定圆丘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将行，躬告于太庙。既行，不载主焉。

兴国中，兆太一于城南，用学士张齐贤、春官正楚芝兰领祠事。齐贤等以为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贵神，祠宜半祀天之礼又小损之。天子使加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汉制焉。

太祖已尊四祖之庙，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帝。及太宗继大统，礼官以为王业所兴自太祖始，故兴国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泰山，扈蒙建白，以谓严父莫大于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后封禅之礼辍，而雍熙之郊，遂用蒙议，学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于圜丘，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永徽故事。自此，孟春祈谷，孟冬祀神州，季秋大飨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祗，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永泰之礼。皆礼仪使苏易简所定焉。

周世宗尝患赋税之不均，诏长吏重定。颍州刺史王祚躬行部县，均其轻重，补流民逋赋以万数，增其旧籍，百姓诣阙称颂焉。

盐铁、户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馀人。乾德定考课之法，兴国增判官之员，淳化之间，或专置一使，或离为二司，已又复之为三，而副贰官属之损益视焉。天子尝召见其吏李浦等，问利害之理。浦等言七十馀事，多见听纳。于是三司使陈恕等，皆以不胜任见让，而浦遂试用显于世焉。

太祖哀怜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烦扰，欲高吏之行以便民，于是定俸户之制，修益俸之令。太祖犹以为烦民也，于是出库财以赋吏禄。诏书屡出，欲吏之有馀而无内顾之忧，然后于义德备焉。盖其任人之知所先后如此。

南蛮于四夷，为类最微，然动辄一方受其患。至覆军杀将，与夫转饷烦敝之久也，则他盗亦缘而有，大中、咸通之间，安南之变是也。故为政者不得不戒焉。宋兴，尝设广捷之兵，习摽牌之器，其后又益澄海之师，皆以备蛮之为疆埸害也。盖及其辄动，而我之所以威附之术可得而谈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兴国之初，翟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兵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间，曹克明之收抚水是也；有计能屈之，纳以恩信，章圣之世，谢德权之靖宜州是也。盖兵不足以克，则赦不能以来；计不足以屈，则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谋者之所易睹也。今溪洞往往为东南之忧，而议者不谋威略，一欲怀之以利，是见其一，未见其二也。

契丹既胜晋，历汉、周，为中国之患。宋兴，太祖明经纶之体，专择用将帅，以折冲一方之难。自山西关南，所属任皆天下之材，委任专而听断明，豪杰之士，得尽其智力以赴功，故养士少而形势强。当此之时，疆境泰然，无北顾之忧。间有窥塞之谋，虏骑六万，太祖命田钦祚以三千人破之，当世以为谚。虏既屈服，于是叩关请吏，修书币之使。天子见群臣谦让，不自以为德也。其后向之宿将稍死，而天子伐晋，晋虏连兵，既破虏而平晋，遂用事于燕，不克而还。自此，虏复为中国之患。雍熙中，曹彬以十万之众，不能举燕而退，有祁沟之败。既而杨业败于陈家谷，刘廷让于君子馆又败。士多失亡乘塞，疮痍之兵，至不满万。赵魏大震，虏遂深入，陷郡县，杀官吏，执士民，将吏依壁自固，虏辄掠坰野，收子女之俘，掊金帛之积而去，自邺而北，千里萧然。天子下哀痛之诏，而边吏屡请益兵，始科河内之民以戍边。不足，则又科河南之民。犹不足，则取役兵为振武之军以自助。然犹不能以为足也。咸平之间，命傅潜为大将。虏既入塞，塞上皆飞檄请救。潜按兵不出，将卒人人欲战，不许。天子屡使人督战，又为益发兵使进，而潜终不敢出。虏乘其隙也，连破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骚然，天子为戎衣济河，而虏之谋臣射死，兵遂解去。杨延钊以为乘其敝痛杀，幽冀可收，天子抑其言，而讲和之策遂定焉。自此边境去矢石之忧，天下无事，百姓和乐，至今馀四十年，先帝之功德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