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子论《禹贡》导山四条，云：臣观《禹贡》一书，载禹治水曲折，既以九州之山川各附其境，又总导山导水而聚见于其后，互相发明，而施工之次第毕见矣。王肃则有三条之说，岍为北条，西倾中条，嶓为南条。郑玄则有四列之说，岍为正阴列，西倾次阴列，嶓为次阳列，岷为正阳列。而先儒朱熹以为不然，蔡沈祖其意以两导字分为南北二条，而江河以为之纪。于二之中又分为二，导岍以下为北条大河北境之山，西倾以下为北条大河南境之山，导嶓以下为南条江汉北境之山，岷山以下为南条江汉南境之山。其说最为坦明。今参合而观，则导岍以至大岳，即冀州壶口至岳阳之役也；底柱以至太行，即冀州覃怀衡漳之役也；西倾以至太华，即雍州终南至鸟鼠之役也；熊耳以至陪尾，即豫州伊洛瀍涧与导淮之役也；导嶓至大别，即梁州导汉之役也；岷山至敷浅原，即梁州导江之役也。禹之治水，其条理秩秩如此。人主之治天下，其可不知本末先后之序哉。

卷子论《禹贡》导水九条，云：臣闻中国山水皆来自西北，故随山始于妍岐，浚川始于弱水。随山所以观其势，浚川所以导其归。其实先随山而后可以浚川也。疏导之功，既于各州见之。至此又随其流派而条列之，所以互相发也。其间山川地理之名，非亲见目击，不过诵师传，按传注，非可臆断。至其大义之可以为法为则者，臣请得而详言之。夫百川皆东，而弱水独西，黑水独南，其源又皆在塞外。禹随其势而先导之，欲西者西，欲南者南，然后并力于冀、兖诸州之水，自导河以下，大抵皆东流矣。人主观此，则知为治之道，亦惟行其所无事而已也。碍者凿之，壅者决之，当因者修之，当止者汇之，当分者播之，当合者同之，而一无容心焉。人主观此，则知随时弛张之道，有不容以执一也。川流浩渺，若不胜其用力，然或入于南海，或东入于海，或入河以至于海，其得所归则一尔。人主观此，则知为善不必同，而归于治则一也。虽然，是有本焉。程颐曰：「有《关雎》、《麟趾》之心，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臣亦曰：有大禹思由己之心，而后可以考《禹贡》之法度。

卷子论《禹贡》「九州攸同」至「成赋中邦」，云：臣闻《禹贡》纪禹治水之书也，而以贡名，何哉？夫以四海九州之广，而戴一人焉以为君，为其能兴利除害而生育乎我也。其尊君亲上之心，每因贡赋而见。方洪水之初，斯民自保之不暇，又安知所谓奉上之礼哉。及水患既平，六府既修，于是而制田赋，于是而献方物，在上者尽其仁，在下者致其敬，盖必如是始可以言功成治定之懿矣。此名篇之本旨也。然圣人之心，惟恐一毫之厉乎民。以庶土交相正，则知所产之不可以概同；以三壤相准则，则知所赋之不可以偏重；而成赋止于中邦，则知贡献之在夷狄者不可以或强。其致谨一意，乃所以为制贡之本，使人易供而乐输也。后之取民者，其鉴于兹。

手记云：读《通略》乾德六年至张洎能伺国主颜色，奏云：「臣闻舜好问，则好察迩言，而惟迩言是听，惟迩言是争。诗人以为戒说者，谓迩言为近习之言，要知凡亲密者之言皆是。天下惟亲密之言最难察。其誉是人也，不直致其誉之之词，必委曲以助之；其毁是人也，不直致其毁之之词，必浸润以入之。人主不察而堕其术中，则黑白混淆，是非倒置。张洎善伺候国主颜色，所以自诵其一门荣宠之盛而翻然引退者，是必阴觉唐主有厌之之意，而假是以固其宠也。至于荐汤悦为相，亦必其私相朋比之人。未几复召，未必非悦为之助，而唐主已入其中而不寤也」。

卷子论《禹贡》「锡土姓」至「告厥成功」云。臣闻圣人一身，天地民物之宗主也。一事之未理，一害之未除，一物之未遂，皆圣人责也。方尧之时，洪水横流，天不得其所以成下民。其咨昏垫而不得其所以安，其为患何如哉。禹以身任胼胝之劳，大而山川鬼神莫不宁，小而鸟兽鱼鳖莫不若。水土平矣，贡赋定矣，五服建矣，道化行矣。八九年间，建如此大功业，去如此大菑患，定如此大经制，阐如此大风教，禹岂自以为有馀哉，仅足以塞宗主天地民物之责而已。陛下圣德高明，不下大禹，然临御二十二年，视禹告成之时，不翅过倍，而国本未建，边境绎骚，财计空虚，人民离散，盗贼窃发，几无一事卓然植立者，是必有其故也。读圣人之书，当以圣人为法。臣愿陛下谨思之，勉图之。

手记云：读《纲目》「晋安帝隆安三年」至「燕主盛遣李旱讨李郎，旱既行，急召而复遣之。郎闻旱还，谓有内变，不复设备」。奏云：「急召复遣，此乃兵机，所以疑李郎也。既中其计，故至于败」。至「帝即位以来，内外乖异，石头以南，皆为荆江所据，以西皆豫州所专，京口及江北皆广陵相高雅之及刘牢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吴而已。及恩作乱，八郡皆为恩有」。奏云：「此一节臣愿陛下反覆玩绎」。因再读一过，奏云：「陛下试观今日大势，得无有类此者乎？尾大不掉，已有其象，不审陛下与二三大臣曾图虑及此否」？

卷子论《甘誓》至「予则孥戮汝」，云：臣闻君臣，天地之大义也。古者于其臣，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未闻以战言也。周威王失政，与郑战于繻葛。《春秋》犹书曰：「王伐郑」。今序书既曰「与之战」，而史之所书又曰「与之大战」，则扈之不臣亦甚矣。启继承之初，骤当大变，乃能亲帅六师以讨犯分之诸侯。其誓师之辞，雍容整暇，峻发明厉，而天冠地履之义，昭然若揭日月。此可以见启之贤，真能继禹之道矣。然方是时，纲常素正，朝廷素尊，犹有如扈之负固者。后世人主，其于防微杜渐之道，可不谨乎？汉至文帝，七国之祸，萌象已著。使用贾谊分王子弟之说，亦可以潜杀其势，而养痈护疽，至景帝而大决。犹幸当时元臣宿将，遗烈尚存，南北军与郡国之兵皆百战之馀，尚有可恃，不然殆矣。若唐天宝以后，藩方跋扈，赏罚自专，官属自置，贡赋自私。而天子之尊，至于无人无兵无财。宪宗、宣宗，威令甫振而复弛。积而不已，遂以亡唐，又岂特君臣交战之比哉，由辨之不早辨也。恭惟艺祖皇帝，风雪之夜，君臣从容，杯酒之顷，神领意会，一语之契，消除五季之祸根，扶植万世之纲常，此我宋家法也。圣子神孙，所以斡旋宇宙，阖辟万变，而消患于未形者，可不于此致深长之思？

卷子论《五子之歌》至「以作歌」，云：臣闻国之兴衰在民，民之离合在德，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雠，甚可畏也。盖君民之心，同一德尔。君以忧勤为心，则其德日彰，而有以感动乎民心，故聚而成国。君以佚豫为心，则其德日亡，而反以拂戾乎人心，故散而为仇。天位之艰如此，太康常一念及此乎？皇祖之所以畀付者何如，而乃尸其位；四海之所以属望者何如，而乃安于逸。太康有是德而自灭之，民心安得而不贰哉。不此之惧，方且盘游无度，其远至于有洛之表，其久至于十旬弗反，此固羿之所为窥伺也。大抵奸臣贼子虽有不肖之心，未有无因而动者。汉文帝仁孝恭俭，人心爱戴如父母，七国虽强，何名而敢为乱？唐玄宗骄奢淫泆，不恤国事，安禄山遂得投隙而称兵。是知离天下之心，生奸雄之心，皆自人主之失其本心始。逸游之乐，所得几何，而败亡之祸，贻笑万世。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君国子民者，谨毋快耳目之欲，而为奸雄之所因哉。

复奏乞宸翰云：臣生长寒士，误蒙陛下许侍经幄。恭睹陛下多能天纵，肆笔成书，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凡臣子祈恩望赐者，无不满意而去。臣于诵说诸臣，最为末至，本不当冒昧有请。然臣有目眚，度不能久事陛下。失今不言，恐如入宝山空手回也。伏念臣一廛四世，仅庇风雨，有阁曰味书，有堂曰遗安。欲望睿慈，赐臣二扁，使得藉手归见松菊，实拜天地之赐。冒犯天威，臣下情无任皇惧之至。

卷子论《仲虺之诰》至「旧哉」，云：臣观尧舜揖逊之风，去夏、商未远也，而汤反之。当其初时，桀之凶德炽矣。斯民陷溺于涂炭，不容一朝居也。汤使伊尹五反五就，亦庶乎桀之能觉矣。桀既不悛，民怨益甚。汤不得不为应天顺人之举，其心盖有所甚不忍也。既已为之矣，然唐虞之事如彼，今日之事如此，后世必将曰汤至圣也，而犹为之，则是启奸盗之门，紊君臣之纲，自我始也。于是忸怩愧耻，无以自容。然天下之所望汤者，岂徒曰胜夏而已。其康四海而垂万世者，植基培址，正在此时。使汤而不以为惭也，何以为汤？使汤累于惭而不能自广也，亦何以慰天下之望？故仲虺所以开释其意，一则曰「天之所命，不可违也」，二则曰「商见恶于夏不容已也」，三则曰「汤德在民，不可辞也」，四则曰「民望所归，不可遏也」。天人之责在汤，汤岂必留此惭于胸中，久而不化，以伤维新之政哉。凡此皆所以消释汤不自安之意也。然仲虺终不敢以为无惭者，亦足以见天冠地履之义，凛乎不可犯矣。此仲虺言外之意。

卷子论《仲虺》后段，云：臣观此篇，前五节皆释汤自惭之心，后三节皆勉汤当为之事。盖人主一心，万事之根本也。此心如明镜，如止水，则虚灵澄湛，轩豁恢广，以之运量酬酢，无事不可为。一有系累，则芥蒂凝滞，如镜之尘，如水之波，安能有所立哉。汤既胜夏，凡所以昌其国，怀万邦，裕后昆，保天命者，皆在此时，皆在此心。任责重大，有无疆之休，亦有无疆之恤。今乃留一点惭忸于胸中，久而不化，以伤维新之治。始既不谨，终无可观，此正虺之所深惧。故先有以释其惭，后有以勉其进，自佑贤以下，皆其事也。至于一篇之要旨，则全在「德日新」之一辞。盖是德运而不息，则其用久而不穷。不然，则惭已化矣，而满心乘之。惭则此心慊而有所累，当为者不及为；满则此心泰而有所止，可为者不复进。以汤之圣，固非自满者。然臣子责难之言，备精粗，该本末，不得不如是也。《盘铭》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汤因所得于虺者而推广之也。能自得师者，王谅哉。后之明主，其可不以汤为师？

卷子论《伊训》前一段，云：臣闻人主之继述，莫严于初。成汤所以贻谋创始者，其德至矣。由之则治，违之则乱。太甲即位之始，乃宗庙神灵之所顾歆，群臣万民之所观听，能嗣厥德在此时，不能嗣厥德亦在此时。欲占他日之治乱，惟观太甲之能嗣与不能耳。人心同此爱也，吾能尽吾事亲之孝以立其爱；人心同此敬也，吾能尽吾事长之礼以立其敬。即此一念，充而广之，由今日至于后日，益广益大，益远益著，则始于家而刑于国，以极于四海，莫不知所爱敬，而汤德为不坠矣。不然，有诸己而欲求诸人，不能谨其始而欲责其终，是己且不立，而欲立人乎哉？故谨初者嗣德之要也，立爱立敬者谨初之要也。虽然，始之不善，未有能善其终者矣。而善始而不克终者，亦岂少哉，汉武帝、唐玄宗是也。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臣请继之曰：今王全厥德，罔不在终。

讲毕，奏云：「善始固难，克终尤难。《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如汉武帝、唐玄宗、晋武帝之流，初年非不可观，一念少差，贻害天下，贻笑千古。惟本朝仁宗、高宗、孝宗在位最久，终始一心，度越前代。陛下春秋鼎盛，加之世道艰屯，丙午、丁未，人多疑为厄运。臣愿陛下日新又新，日谨一日，上畏天命，下畏民碞，则治平之懿，当与三圣齐休而俪美矣」。

卷子论《伊训》后一段，云：臣谨按，《伊训》之书，始言桀失天下之易，次言汤得天下之难，次言前人之垂宪者为必当守，终言天命之难保者为必当畏，而又咨嗟叹息，唤醒太甲而告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此正一篇之要旨，吃紧用力处也。盖虽有如是之良法，如是之谟训，而吾身本原之地，一不加敬，又安能御于家邦而对于前人哉。想是时，太甲虽茕茕在疚，而纵欲之端，尹固有以密察之，故思有以遏其萌而杜其微，此大人格心之学也。虽然，太甲中才之君，伊尹所以望之者，犹不敢恕。若夫臣子遭值圣明，则责难之义，又当何如哉。臣尝即「惟德罔小，惟不德罔大」之言而推广之曰：舞不必常，歌不待酣，但逸乐之间，微有失节，非祗也；不必孜孜货色，不必旦旦游畋，但苞苴之蹊，一线未绝，燕安之鸩，一息不儆，非祗也。圣言虽不侮，而亦未达于用；忠直虽不逆，而亦未见于行；耆德虽不远，而私议或在于王宫；顽童虽不比，而异服或污于宫禁，皆非所谓祗也。灾祥之判，治乱之分，不在天而在身，不在著而在微。呜呼，敬之哉，敬之哉！

卷子论《咸有一德》前一段，云：臣按自《伊训》至《咸有一德》，皆伊尹训太甲之辞，而时有先后，语有浅深。其节凡四：奉嗣王祗见厥祖，明言烈祖成德，以正其初，其辞雍容不迫，此一时也。至于王惟庸罔念闻，则戒以无忝厥祖，戒以无越厥命以自覆，戒以无俾世迷，辞愈切，此又一时也。及其悔艾深至，始告以升高自下，陟远自近，盖直告以用功下手处，此又一时也。洎复政告归，然后以精微传心之蕴，空臆而尽言之，而名之曰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涵揉切磨，具有次第，而其大要，则不出此一而已。何谓一？曰：运行而无息，纯粹而无杂，贯通而无间，莫非一也，而有常则大体焉。合而观之，则德在初者，此一之基也。谨乃俭德者，此一之修也。允德协于下者，此一之充也。至于此篇曰常德，又曰庸德，则知其不容息也。曰德惟一，又曰「德二三」，则知其不容杂也。曰天佑民归，曰吉凶灾祥，则知其不容间也。谆详恳到，愈精愈密，其意盖以嗣王克终允德，固万世无疆之休。然师保既归，而寒之者至，则有时而不常矣。不常则前日之功间断而不续，不可以言一矣。是善始易，谨终难，作圣作狂，一念间尔。君天下者，可不戒哉！

臣闻人主之学与经生学士异，执经入侍者，必有以发明正理，开启上心，然后可以无愧所学。训诂云乎哉！诵说云乎哉！《四牡》一诗，为劳使臣作也。生民休戚，系所遣之是非。官吏臧否，观于使者之得失。不难于劳，而难于遣，周人于此，何其谨重之至而不敢苟哉。方其行也，则宠以礼乐之华，勉以咨诹之寄；及其还也，则又述其劳勚不遑暇之勤，而念其思亲思家之意。欢欣悦怿，常浮于言意之外。臣子奔走于原隰阪险之间，而微劳片善，坐见于黼座蜎蜎之邃，何其尽人之情，记人之功，纤悉至到若此？《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臣子宁有见知而不说以忘劳者哉。王泽既微，古意渐尽，遣者既苟，劳者亦废。往往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州县，威福便行。才有尺寸之权可以藉手，则无非毒民厉众之事。既不知所以遣之，借曰劳之，亦徒以为欺，而不足以为惠矣。今宜追仿古意，严于遣而劳行焉。我朝盛时，鲜于侁尝使京东，既又再使，司马光叹曰：「一道福星也。安得百子骏布在天下乎」！由今而言，一遣已病，况再乎；一人已多，况百乎。张咏守金陵，范延贵一殿直尔，咏问：「天使沿路曾见好官员否」？延贵曰：「昨过袁州萍乡，邑宰张希颜者，虽不识之，知其好官员也」。问其故，曰：「驿舍桥道全葺，田莱垦辟；野无惰农，肆无赌赙，市易无喧争；夜宿邸中，更鼓分明。是知其必善政也」。咏笑曰：「希颜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员也」。即日同荐于朝。古道既薄，上下往往交相为瘉，有采访人物于一殿直如咏者乎？有天使过邑，而县宰不识者乎？是可叹也。虽然，臣岂敢谓今世遂无其人哉。精遣而后劳之，是在陛下一转移间尔。

臣观遣劳使臣之诗，二篇相为首尾。臣于前篇言当遣而后劳，盖以遣重于劳也。夫使臣之职，惟以询访为先务。人主以求贤自辅为心，则可以自广其聪明。人臣以访善报君为心，则可以辅成人主之德意。将命而行，靡不周遍，四方万里皆如在畿甸之间，斯谓为不辱君命矣。然尝观《春秋传》，穆叔之言曰：「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虽各有意，然皆欲其访求善道，同归于正而已。夫苟正直恭俭不以言，则非咨善矣；人伦天伦不以明，则非咨亲矣；孝弟忠信不以白，则非咨礼矣；田里愁叹不以闻，则非咨事矣；水旱盗贼不以达，则非咨难矣。志不在于善道，而以摘发隐伏为能，以浮言单辞为信，以欺诳生事为心，则臣恐壅上德，贼生民，将自遣使始，岂周人询谋之本旨哉！惟明主重之。

卷子论《常棣》至「烝也无戎」，云：臣观此诗八章，说者皆知其欲笃于兄弟，固也。然不察诗人起兴之本旨，则犹未足以言诗也。夫一篇之中，所兴者二。以常棣兴，则见其众多相辅，一气同枝，自相亲倚，非有假于外者天性也；以脊令兴，则见其飞鸣摇动，出于至情，不能自舍，非有所待于人者亦天性也。知二章之所以兴，则其馀六章之义可识矣。盖兄弟天伦也，天理不可泯，则兄弟不可离。是皆自然而然，动于中而不容已者。周公闵二叔而诲之，使非本诸固然之天以感发其至性，则虽欲强为纠合，庸可得乎。若馀章，不过反覆铺陈，使知是理之不可不深体，而有以见凡今之人皆莫有过于兄弟者也。何以明其然哉？死亡之可畏，恻然怀思而致其情者，兄弟也；急难之不料，乐于协力尽其助者，兄弟也；外侮之侵凌，相与捍禦而不敢避者，亦兄弟也。皆所以深言兄弟之不可及也。至于他人，则虽有矜闵之情，逮势力稍不及，则有相视长叹息而已矣；利害稍相涉，则有避远不敢近而无复致其力者矣。天真所存，其可诬哉。臣故首及之，以发诗人之本旨云。

口奏云：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牛有兄弟，而言亡，慨然形于伤叹如此，必其心大有所感动者。然则天理人心之际，凡有似此者，岂得不恻然兴怀哉。

卷子讲《常棣》至末章云：臣观上五章，皆反观展转以致其情，言兄弟至亲，不可暂离，而终可托可恃者，以其为天属故也，所谓出于天之本然者也。至此则又反其言辞。世俗既降，方丧乱则思兄弟，及安宁则怀友生。是谓于所厚者薄，而失其本心矣。因是心而纠合之，谁能不自反乎。既又为之旁證曲谕，以尽其情。饮燕乐矣，然非兄弟皆至，则其乐不足慕。「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乐矣，然非兄弟翕合，则其乐不能深久。乐至于可慕可久，皆由兄弟而后致，则知兄弟信非他人之可及也。然自二叔之变，虽以至亲，且日以衰薄，推而至于九族，则薄益甚矣。其曰「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谓他人昆」，是乃失其本心。纠合之道，若只以言辞谕之，未必信其然也。又谓宜室家，乐妻孥，而后兄弟之情可久。试究竟而深图之，其道岂不信然哉。周公亲亲之心，于此可谓至矣。然有不幸而遇天理人伦之变者，宜如何哉。象之于舜，是自绝于天者也。孟轲乃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臣以为亲爱之迹，或有所不能及，而亲爱之理，则不可一日忘。此念一存，则一家仁，一国兴仁矣，此舜之所以与天合也。惟圣明念之（《清正存稿》卷四。）。

反观：胡思敬校云：「疑是『反覆』之讹」。

卷子讲《伐木》一篇，云：臣窃观周之盛时，所以治安千百岁而不可拔者，正以大纲小纪，详法略则，足以为后世凭藉扶持之计故也。其后小雅尽废，至于荡荡无纲纪文章，卒至于徒拥虚名而国非其国矣。今圣祖神宗，精神心术之所建置，栉风沐雨之所经营者，至于近年，百度浸已废坠不举，所恃以为安者，仅有累世仁厚一脉。而《四牡》之君臣，《常棣》之兄弟，《伐木》之朋友故旧，所谓建三纲以为纲，立五常以为常，犹幸无恙尔。若《鹿鸣》、《皇华》、《天保》、《采薇》、《出车《、》杕杜》、《鱼丽》、《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蓼萧》、《湛露》、《彤弓》、《菁莪》之类，或荒茀而不修，或废坏而不复。而上安下恬，视为不切虑，不动于耳目，几何而不至于小雅尽废哉。扶持修饬，要当汲汲而图之。臣以为当自君臣、朋友、兄弟，凡有关于纲常之大者，先致意以明其本，而以忠信孝弟、廉耻礼义诸诗相与修辅而维持之，则小雅庶几可以渐复矣。此乃缓而实急者，惟圣明深念之。

卷子讲《天保》一篇，云：臣观此诗，自三章以前，皆以「天保定尔」为首，盖言天之所以保安于善者，无一不至，且进进而未已。山川之高深，冈陵之广大，日月之光明，松柏之茂密，皆未足以形容其福之盛。至若四时丰洁酒醴以事其先王先公者，神亦降之福，而神之来格者，皆诒尔以福。斯民质实无为，但日用饮食而已，言群黎百姓皆助尔而为福也。至此则天地两閒，山川鬼神莫不锡之福，此固天之所保定于我君之本旨也。虽然，天之锡福于君者如此，则君之所以受福于天者，固无穷矣。然臣窃谓君之所以自求多福者，犹有在焉，仰体列圣仁厚之意，则生不伤、厚不困者，一念不可忘也。深察内外是非之分，则进忠厚、退浮薄者，一事不可忽也。天下之事固众矣，是二者尤为集福之本，臣请得终言之。

卷子讲《采薇》一篇，云：臣窃谓兴兵动众，人情之所甚难也。苟无其道，尚安能强之必我从哉。《易》之《兑》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劝民，大矣哉。然后知古人使民轻于犯难者，以明夫说之道也。故遣使之诗，必先使天下晓然知用兵非我之本意，又为备述其劳勤困苦之状，如亲履其地而亲见其事。虽曰托诸戎役之自言，而实则以明我之深察其情也。其有不说以犯难而忘其死者哉！此可以观诗人体物之心矣。

淑民心非难，变民习为难。西蜀在汉以前，有蛮夷风，不齿于中土。文翁为守，乃修起学宫，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宫子弟。高者补吏，次者孝弟力田。每行县，益从诸生与俱。又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吏民荣之，由是大化。至武帝时，邛笮不通，遂遣司马相如乘传往使，竟能略定西南夷以归。自后如王褒、扬雄、严君平彬彬继出，而蜀郡安治者累年，至先主遂倚之以抗吴、魏。是知民之习变，则民之心始可恃也。横浦三县，惟南安最为僻远。民居深山穷谷间，与溪峒杂揉，贤士大夫足迹之所不到。其民非因词讼不至州郡，所见者犷戾之风，争竞之事耳。虽有秀民，亦往往沦没于其中。每岁本县不过春秋二季，差官往大傅寨，招为士者而试之以场屋之文，一日而散。如此而欲变其习，诱之为善，莫若仿文翁之意，令本县每岁县庠及大傅寨春秋补试，务宽其选。喻其乐于从学者不限员数，仿秋闱劝驾之礼，集县官饮饯之，而给其道里之费，遣诣郡学受业。其成人者，则随经分隶学谕教导，童子则处之小学，而委教谕职之，校官时进而诲之以礼义之大端，彝常之大训。如有所学优异及月书季考入等之人，则州郡亦稍加旌别。其登第者，则与之升甲。而两预乡举，年至四十以上者，得比广郡，诣广之漕司铨量，权摄在广州县官。其正奏、特奏人，欲于广定差者，皆得视二广例。使之知儒学之为荣，而渐销其豪横之气。一旦或有暴戾之事，则令其乡人请举入任者化谕之，如相如之于蜀，庶乎其情易孚，而坐得其要领。如是则礼义之习成，而可以为不叛之地矣。

窃惟今天下事夥矣，其尤重大者，非寒远疏贱所敢儳言。而通国指为急證者有二，曰：积强之虏也，积轻之楮也。而虏之视楮尤急，请先言之。夫鞑非能为吾祸，吾实自祸耳。竭事力以挑犬豕之怒，导蟊贼以养背胁之疽，遂使变起萧墙，忧关宗社。而君臣上下，未闻有断断一定不易之谋。前有一误，而莫之惩，后有二疾，而莫之救，将何以为自立之地哉。何谓一误？闻之道路，朝廷阳虽讳和之名，阴有向和之实。庙算弘深，必自有说，岂非以边城已破，器械已空，兵粮已竭，不得已而为权宜之举。彼其盘据荆襄者，为虏为盗，未可知也。使鞑诚欲讲解，果虏邪，必能引而去之，果盗邪，必能扫而清之。还我旧疆，受我岁币，而吾因得假岁月之暇，为葺理之图。藉令它日不免寒盟，而吾之家计立矣。边臣之所以主和，朝廷之所以向和，意或出此。而国人之论则不然，谓以为当中原云扰之时，鞑去我凡几何里？沙漠辽绝，岁帑当于何而交？道里梗塞，使介当于何而进？是以未论和之不可保，已忧和之不可成。而主议之臣，曾不察此，所遣间使，更往互来，支犒之数，动至盈万。岁月堕于渺茫之计，帑藏耗于非泛之供，今其效亦可睹矣。万一虏盛兵以临我，假和以绐我，我不能战，而复纽于和，则是甘蹈亡金之辙也，可不惧哉。何谓二病？一曰规摹不立。昔乐毅下齐七十馀城，齐以不支之势，一举而尽复之。惟其无一念不在于复城，故卒无一城不可以必复。厥今立国东南，以荆、襄、淮、蜀为屏蔽。荆襄者，弃荆之渐；弃荆者，弃淮、蜀之渐也。方城汉水，我所必争，纵未能收功于目前，亦岂宜遽置之度外。而在边在庭，志气消索。襄阃一跌，则以堕甑目之；边城一失，则以土梗视之。荆州之孤注甚微，两淮之风寒孔棘。至蜀则又甚矣，处日蹙百里之时，而悠悠舒舒，不异平日。虽不显然为画江之言，而已隐然成画江之势。识者之忧，不在荆、襄，而在淮、蜀矣。二曰谋虑不孚。越人之谋吴也，举越国同一报复之心。吴之谋日益暌，而越之心日益叶，胜负之机，于此而决。今强鞑之众，中原之盗，逆全武仙之馀孽，尅敌王旻之叛卒，皆叶口一力，求以快意于我。而回视吾国，则上无勾践卧薪尝胆之志，下无种、蠡分治内外之忠。朝廷之意不白于天下，边帅之意不孚于同列，江、淮之阃，各自为谋，上之人调娱委曲，惟恐咈之，其何以当百胜之虏哉。为今日计，谓宜惩一误，去二病，大作规画，以守易和，密为收复荆襄之图，中寓联络吴、蜀之势。北兵，吾雠敌也，一人一骑，不可复引而置诸大江之南。边民，吾根本也，虐征重歛，不可复横出以竭其生生之理。练兵择将，备器峙粮，尽心力而为之，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一州可取，则复一州；一邑可图，则复一邑。然后遴选边豪以为守令，又择尝仕于边、谙练事体者，与之参错，假以便宜，优其事力。而举前日所储之兵粮器甲以实之，俾得纠集兵民，且耕且战，为效死勿去计。是则所谓守者，将以守吾祖宗疆圉之限，非画江而守之谓，而战在其中矣。政使虏情无餍，则将移吾之所以守备者与之战，战胜而后和，则和可久，而后祸不作矣。夫七年之病虽已锢，而三年之艾犹可求，不求则终其身而不可得。某愚不知兵，然蒙恩禀议宥府，故敢陈其管窥之陋如此，惟庙堂赐省，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