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书既达，而先生使河北，不复得报，然心未尝忘也。近复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为御史，居京师。安石于京师得而友之，称之曰「有道君子也」，以书来言者三四，犹恨巩之不即见之也，则寓其文以来。巩与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谓无愧负于古之人。览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称，于是知二子者，必魁闳绝特之人。不待见而信之已至，怀不能隐，辄复闻于执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树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闻于人也。而巩汲汲言者，非为三子者计也，盖喜得天下之材，而任圣人之道，与世之务。复思若巩之浅狭滞拙，而先生遇之甚厚。惧己之不称，则欲得天下之材，尽出于先生之门，以为报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还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别录。不宣。巩再拜。

巩启：巩多难而贫且贱，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门，无可藉以进，而亦不敢辄有意于求闻。阁下致位于天子而归，始独得望舄履于门下。阁下以旧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损，加礼于草茅之中，孤茕之际。然去门下以来，九岁于此，初不敢为书以进，比至近岁，岁不过得以一书之问荐于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辄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烦贶施，而自以得不韪之诛，顾未尝一日而忘拜赐也。伏以阁下朴厚清明谠直之行，乐善好义远大之心，施于朝廷而博见于天下，锐于强力而不懈于耄期。当今内自京师，外至岩野，宿师硕士，杰立相望，必将惫精疲思，写之册书，磊磊明明，宣布万世，固非浅陋小生所能道说而有益毫发也。巩年齿益长，血气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馀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而不乱于贫贱之中，虽不足希盛德之万一，亦庶几不负其意。非自以谓能也，怀区区之心于数千里，因尺书之好，而惟所以报大君子之谊，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趋，故辄及之也。春暄，不审尊用如何？伏惟以时善保尊重，不胜鄙劣之望。不宣。巩再拜。

巩启：王寺丞至，蒙赐手书及绢等。伏以阁下贤德之盛，而所施为在于天下。巩虽不熟于门，然于阁下之事，或可以知。若巩之鄙，窃伏草茅，阁下于羁旅之中，一见而已。令巩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阁下之知。况巩学不足以明先圣之意，识古今之变，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无愧悔于心。而流落寄寓，无田畴屋庐匹夫之业，有奉养嫁送百事之役，非可以责思虑之精，诏道德之进也。是皆无以致阁下之知者。而拜别期年之间，相去数千里之远，不意阁下犹记其人，而不为年辈爵德之间有以存之。此盖阁下乐得天下之英材，异于世俗之常见，而如巩者亦不欲弃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势而下贫贱之士者，盖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穷达毫发之殊，然相弃者有之。则士之愚且贱，无积素之义，而为当世有大贤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礼，是岂不于衰薄之中，为有激于天下哉？则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门下，不任区区之至。

伏念昔者，方巩之得祸罚于河滨，去其家四千里之远。南向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险，为其阻阨。而以孤独之身，抱不测之疾，茕茕路隅，无攀缘之亲、一见之旧，以为之托。又无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势，下之可以动俗。惟先人之医药与凡丧之所急，不知所以为赖，而旅榇之重大，惧无以归者。明公独于此时，闵闵勤勤，营救护视，亲屈车骑，临于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医药之有与谋。至其既孤，无外事之夺其哀，而毫发之私，无有不如其欲；莫大之丧，得以卒致而南。其为存全之恩，过越之义如此。窃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颂推说者穷万世，非如曲士汲汲一节之善。而位之极，年之高，天子不敢烦以政，岂乡闾新学危苦之情、丛细之事宜以彻于视听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尽于巩之德如此。盖明公虽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爱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推而行之，不以进退。而巩独幸遭明公于此时也。在丧之日，不敢以世俗浅意越礼进谢。丧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陈，徘徊迄今，一书之未进。顾其惭生于心，无须臾废也。伏惟明公终赐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则巩之所以报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义而已。誓心则然，未敢谓能也。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覆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誇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茍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记传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幸甚，不宣。巩再拜。

巩启：近托彦弼、黄九各奉书，当致矣。巩至金陵后，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今从泗上出，及舟船侍从以西。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盖古之学者有，或气力不足动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尝编《文林》者，悉时人之文佳者，此文与足下文多编入矣。至此论人事甚众，恨不与足下共讲评之，其恨无量，虽欧公亦然也。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胸中事万万，非面不可道。巩此行至春，方应得至京师也，时乞寓书慰区区。疾病尚如黄九见时，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与足下论者，想虽未相见，足下之心潜有同者矣。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摸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馀俟到京作书去，不宣。巩再拜。

巩顿首介甫足下：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盖先之以教化，则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于迁善而远罪，虽有不肖，不能违也。待之以久，则人之功罪善恶之实自见，虽有幽隐，不能掩也。故有渐磨陶冶之易，而无按致操切之难；有恺悌忠笃之纯，而无偏听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简，而人之从化也博。虽有不从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悦而恐不得归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见之，而岂至于谤且怒哉？今为吏于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诚有所不得为也。以吾之无所于归，而不得不有负冒于此，则姑汲汲乎于其厚者，徐徐乎于其薄者，其亦庶几乎其可也。顾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责善于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恶之必见。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谮诉告讦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烦，而人之违己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厉之行，而为吏者又非素择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齐之以法，岂非左右者之误而不为无害也哉？则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顾吾之职而急于奉法，则志在于去恶，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以谓为治者当如此。故事至于已察，曾不思夫志于去恶者，俟之之道已尽矣，则为恶者不得不去也。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者，己之治乱得失，则吾将于此而观之，人之短长之私，则吾无所任意于此也。故曰思之不审而已矣。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巩比懒作书，既离南康，相见尚远，故因书及此，足下以为如何？不宣。巩顿首。

巩启：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于邮中寓书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书，不审皆到否？昨日忽被来问，良慰积日之思。深父殂背，痛毒同之，前书已具道矣。示及志铭，反复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则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过千岁以来，至于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与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过三数人尔，则于深父之殁，尤为可痛。而介甫于此，独能发明其志，读之满足人心，可谓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顾犹见使商榷所未安，观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寿，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泽今，或可以觉后，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则云「深父书足以致其言」，是乃称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书，与夫本意违矣，愿更详之。《孟子》之书，韩愈以谓非轲自作，理恐当然。则所云「幸能著书者」，亦惟更详之也。如何？幸复见谕。所云「读《礼》，因欲有所论著」，顷尝为介甫言，亦有此意，顾不能自强，又无所考质，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于此，愿遂成之，就令未可为书，亦可因得商榷矣。相别数年，巩在此全纯愚以静俟，庶无大悔。顾苟禄以弃时日，为可怅惜，未知何日得相从讲学，以勖其所未及，尽其所可乐于衰莫之岁乎？此日夜所惓惓往来于心也。示谕溲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审寝食如何？上奏当称前某官，十数日前，见刘琮言已报去，承见问，故更此及之尔。今介甫果以何时此来乎？不惜见谕。子进弟奄丧，已易三时矣，悲苦何可以堪！二侄年可教者，近已随老亲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怀仁，视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有女弟之悲，亦已屡更时序，窃计哀戚何以自胜，馀惟强食自爱，不惜时以一二字见及。不宣。巩启上。

巩顿首李君足下：辱示书及所为文，意向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师其职也」，顾巩也何以任此！足下无乃盈其礼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谓已得诸心、充诸身欤？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欤？不然，何遽急于辞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足下其得无己病乎？虽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则予将后足下，其奚师之敢？不宣。巩再拜。

巩启：巩不佞，以身得察于下执事，明公过恩，召而见之，所以矜嗟奖宠、开慰拊循之者甚备，虽至亲笃友之爱，不隆于此已。又收其弟兄之不肖，不谋宾客，任而举之。明公之所以畜幸巩者，可谓厚矣。巩窃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巩愚无知，不适于世用，不能收身于世俗之外，力耕于大山长谷之中，以共饘粥之养，鱼菽之祭，以其馀日考先王之遗文，窃六艺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乐于己者。顾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于皂隶之间，舍自肆之安，而践乎迫制之地，欲比于古之为贫而仕者，可谓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叹嗟，天下之所贱，而至亲笃友之所弃而违之也。复安敢自通于大人之门，望知于侍御者之侧乎？明公怀使者之印，为福于东南。以地计其广狭，则数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养；以材计其多寡，则文武之士以百千数，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举之者，乃独在于巩与巩之少弟。此巩之所以自惟，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巩闻之，广听博观，不遗污贱厄辱之士者，此所以无弃士也；兼收并采，不遗偏材一曲之人者，此所以无弃材也。故明公之意傥在于此，而古之士出污贱厄辱之中，能成功名以报知己者，亦不可胜数。彼皆豪杰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巩之鄙，则安敢望此乎？故忧不能堪明公之意，误左右之知者，此巩之所大惧也。竭固陋之分，庶几不愧于偏材一曲之人者，此巩之所可至也。敢献其情而以为进谢之资，惟明公之垂察焉。

提刑都官阁下：伏承赐书，及示盛制六编，凡三千首，盛矣哉！文之多，工之深，且专以久也。其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国、风俗、万物、治乱、善恶、通塞、离合、忧欢、怨怼，无不毕载，而其语则博而精，丽而不浮，其归要不离于道。视昔以文名于天下者，夫岂易至于是邪？巩之愚且懒，且为事物疾病所侵，以不专而且未久于学也，使之观，若于海不见其涯涘，于深山长谷不见其形势之所极，而敢议其大小高下邪？而阁下不以其所深且专以久者励巩，博而精、丽而不浮、其归本于道者教巩，乃告之曰：「其详择而去其非是者焉」。巩诚怪阁下自处之过，而为以赐巩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凡巩之学，盖将以学乎为身，以至于可以为人也。方愚且懒，且不专，以久之病也，惟阁下之仁，岂欲怠且蔽之也？其欲使知阁下之贵而长，其业之富而成，而犹不止如是，能下于后辈如是，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之教诲，是亦教诲之而已矣」。敢不拜赐也？盛编尚且借观，而先以此谢，惶恐惶恐。不宣。巩再拜。

巩顿首世弼足下：辱书说介甫事，或有以为矫者，而叹自信独立之难，因以教巩，以谓不仕未为非得计者。非足下爱我之深，处我之重，不至于此。虽亲戚之于我，未有过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必不顾之，不足论也。至于仕进之说，则以巩所考于书，常谓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备，己有馀力，而可以治人，非茍以治人而不足于己。故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然世不讲此久矣。故当孔子之时，独颜子者未尝仕，而孔子称之曰「好学」。其馀弟子见于书者，独开之言如此。若巩之愚，固己不足者，方自勉于学，岂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异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时。古之君子，法度备于身，而有仕有不仕者是也，岂为呶呶者邪？然巩不敢便自许不应举者，巩贫不得已也。亦不敢与古之所谓为贫者比，何则？彼固所谓道德明备而不遇于世者，非若巩之鄙，遽舍其学而欲谋食也，此其心愧于古人。然巩之家茍能自足，便可以处而一意于学。巩非好进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无愧于古人。辱足下爱之深，处之重，不敢不报答。所示诗序及答杨生书，甚善甚善。不宣。巩顿首。

巩顿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恶不同也。始足下试于有司，巩为封弥官，得足下与方造、孟起之辞而读之，以谓宜在高选。及来取号，而三人者皆无姓名，于是怃然自悔许与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恶不同耳。巩之许与，岂果为妄哉？今得足下之书，不以解名失得置于心，而汲汲以相从讲学为事，其博观于书而见于文字者，又过于巩向时之所与，甚盛。足下家居无事，可以优游以进其业，自力而不已，则其进孰能禦哉？世之好恶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于心。顾巩适自被召，不得与足下久相从学，此情之所惓惓也。用此为谢。不宣。

巩启：承足下不以大热之酷为可畏，畏涂之阻为可惮，徒步之劳为可病，候问之勤为可讳，三及吾门，见投以书及所业五编。发而观之，足下之学多矣，见于文辞者亦多矣。其说往往有非乡闾新学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岂少哉？况其进之未已邪。顾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于鄙闇。推足下此志，其进岂可量哉？仆之所可告于足下者，无易于自勉也。薄遽不宣。

巩再拜：与深父别四年矣，向往之心，固不可以书道。而比得深父书，辄反覆累纸示谕，相存之勤，相语之深，无不尽者。读之累日，不能释手，故亦欲委曲自叙己意以报。而怠惰因循，经涉岁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略，其好欲密而反疏，以迄于今。顾深父所相与者，诚不在于书之疏数。然向往之心，非书则无以自解，而乖谬若此，不能不欿然也。不审幸见察否？比得介甫书，知数到京师，比已还亳，即日不审动止如何？计太夫人在颍，子直代归，与诸令弟应举，皆在京师，各万福。巩此侍亲幸无恙。宜和日得书，四弟应举，今亦在京师。去年第二妹嫁王补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补之欲继旧好，遂以第七妹归之，此月初亦已成姻。巩质薄，去朋友远且久，其过失日积，而思虑日昏，其不免于小人之归者，将若之何？在官折节于奔走，悉力于米盐之末务，此固任小者之常，无不自安之意。顾初至时，遇在势者横逆，又议法数不合，常恐不免于构陷。方其险阻艰难之时，常欲求脱去，而卒无由。今于势者已更，幸自免于悔咎。而巩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谕及介甫所作王令志文，以为扬子不过，恐不然也。夫学者，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无常产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则？使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然而无常产也，则其于亲也，生事之以礼，故啜菽饮水之养，与养以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礼，故敛手足形旋葬之葬，与葬以天下一也。而况于身乎？况于妻子乎？然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者，非尽于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谓无常产而有常心者，唯士为然，则为圣贤者不止于然也。介甫又谓士诚有常心，以操群圣人之说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于世也。夫学者茍不能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必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后之学者之患也。茍能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必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于礼矣，而复操何说而力行之哉？此学者治心修身，本末先后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为士，而终乎为圣人也。颜子三月不违仁，盖谓此也。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盖乐此也。凡介甫之所言，似不与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为扬子不过，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学之要义，以相去远，故略及之，不审以为如何？其他未及子细。剧寒自重，书至幸报答。不宣，巩再拜。

蒙疏示巩，谓扬雄处王莽之际，合于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谓纣为继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与雄不同。又谓《美新》之文，恐箕子不为也。又谓雄非有求于莽，特于义命有所未尽。巩思之恐皆不然。方纣之乱，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盖皆谏而不从，则相与谋，以谓去之可也，任其难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见于《书》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难，乃人臣不易之大义，非同姓独然者也。于是微子去之，比干谏而死，箕子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夫任其难者，箕子之志也，其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盖尽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谓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王，不必同也。当其辱于囚奴而就之，乃所谓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见于《书》、《易》、《论语》，其说不同，而其终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谓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书，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谓与箕子合。吾之所谓与箕子合者如此，非谓合其事纣之初也。至于《美新》之文，则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则乡里自好者不为也，况若雄者乎？且较其轻重，辱于仕莽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则于其轻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则于《美新》，安知其不为？而为之亦岂有累哉？「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顾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见也；于阳虎，非所欲敬也。见所不见，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谓诎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则非雄所以自见者欤？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见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则雄于义命，岂有不尽哉？又云：介甫以谓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夷甫以谓无不可者，圣人微妙之处，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圣人，强学力行，而于义命有所未尽，故于仕莽之际，不能无差。又谓以《美新》考之，则投阁之事，不可谓之无也。夫孔子所谓无不可者，则孟子所谓圣之时也。而孟子历叙伯夷以降，终曰「乃所愿则学孔子」。雄亦为《太玄赋》，称夷齐之徒，而亦曰：「我异于是，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则无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学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则宜有可有不可，以学孔子之无可无不可，然后为善学孔子。此言有以寤学者，然不得施于雄也。前世之传者，以谓伊尹以割烹要汤，孔子主痈疽瘠环，孟子皆断以为非伊尹、孔子之事。盖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观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谓世传其投阁者妄，岂不亦犹孟子之意哉？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介甫亦以为然。则雄之言，不几于测之而愈深、穷之而愈远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处莽之际，考之于经而不缪，质之于圣人而无疑，固不待议论而后明者也。为告夷甫，或以为未尽，愿更疏示。

巩启：比得吕南公，爱其文。南公数称吾子，然恨未相见。及至南丰，又得黄曦，复爱其文。而吾子亦来，以文见贶，实可叹爱。吾子与吕南公、黄曦皆秀出吾乡，一时之俊，私心喜慰，何可胜言？惟强于自立，使可爱者，非特文词而已。此鄙劣所望于三君子也。道中匆匆奉启。不宣。

巩启：辱惠书及古律诗、杂文，指意所出，义甚高，文辞甚美。以巩有乡人之好，又于闻道有一日之先，使获承重贶，幸甚。足下论古今学者，自好者少，茍合者多，则固然矣。因以谓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则岂敢当？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则岂敢怠？足下之材，可谓特出，自强不已，则道德之归，其孰可禦？恨不相从，不能一一具道。能沿牒至此一相见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钦企钦企。春暄，馀保爱保爱。不宣。

巩顿首再拜上书某官：窃以先王之迹，去今远矣，其可概见者，尚存于《诗》。《诗》存先王养士之法，所以抚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谓备矣。故其长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则如萝蒿之在大陵，无有不遂。其宾而接之，出于恳诚，则如《鹿鸣》之相呼召，其声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则有饮食之具；乐之，则有琴瑟之音。将其厚意，则有币帛箱篚之赠；要其大旨，则未尝不在于得其欢心。其人材既众，列于庶位，则如《棫朴》之盛，得而薪之。其以为使臣，则宠其往也，必以礼乐，使其光华皇皇于远近；劳其来也，则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为将率，则于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识薇蕨之始生，而恐其归时之晚；及其还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忧，而及于仆夫之瘁。当此之时，后妃之于内助，又知臣下之勤劳，其忧思之深，至于山脊、石砠、仆马之间；而志意之一，至于虽采卷耳，而心不在焉。盖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详如此。故称周之士也贵，又称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其君臣上下相与之际如此，可谓至矣。所谓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将母」。而其卒章则曰：「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释者以谓：「谂，告也。君劳使臣，叙述其情，曰：女岂不诚思归乎？故作此诗之歌，以养父母之志，来告于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观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尝不恐失其养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养父母之心，未尝不以告也。其劳使臣之辞则然，而推至于戍役之人，亦劳之以「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则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于此也。及其后世，或任使不均，或苦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则有《北山》之感，《鸨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离散，则有《陟岵》之思。诗人皆推其意，见于《国风》，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伏惟吾君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方兴先王之治，以上继三代。吾相于时，皆同德合谋，则所以待天下之士者，岂异于古？士之出于是时者，岂有不得尽其志邪？巩独何人，幸遇兹日。巩少之时，尚不敢饰其固陋之质，以干当世之用。今齿发日衰，聪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进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仪。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邦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巩固不敢为不肖之身，求自比于是也。顾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则非独省晨昏，承颜色，不得效其犬马之愚。至于书问往还，盖以万里，非累月逾时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义不可以茍安，恩不可以茍止者也。方去岁之春，有此邦之命，巩敢以情告于朝，而诏报不许。属闽有盗贼之事，因不敢继请。及去秋到职，闽之馀盗，或数十百为曹伍者，往往蚁聚于山谷。桀黠能动众为魁首者，又以十数，相望于州县。闽之室闾莫能宁，而远近闻者，亦莫不疑且骇也。州之属邑，又有出于饥旱之后。巩于此时，又不敢以私计自陈。其于寇孽，属前日之屡败，士气既夺，而吏亦无可属者。其于经营，既不敢以轻动迫之，又不敢以少纵玩之。一则谕以招纳，一则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执拘以归，其不变者亦为吏士之所系获。其魁首则或縻而致之，或歼而去之。自冬至春，远近皆定。亭无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乐。士气始奋，而人和始洽。至于风雨时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俦。市粟四来，价减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泽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馀，曾未期岁，既安且富，至于如此。巩与斯民，与蒙其幸。方地数千里，既无一事，系官于此，又已弥年，则可以将母之心，告于吾君吾相，未有易于此时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详，思劳归之诗；本士大夫之情，而及于其亲，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则仁治之行，岂独昏愚得蒙赐于今日，其流风馀法，传之永久。后世之士，且将赖此。其无《北山》之怨，《鸨羽》之讥，《陟岵》之叹，盖行之甚易，而为德于士类者甚广。惟留意而图之。不宣。巩顿首。

伏闻诏书以执事直谏院，不胜喜贺。夫以执事蓄才美，知古今，力学，善论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执事，不止为谏官也。然巩区区致喜贺者，亦有云也。方今内外居位之士以千数，贵者贱者举措趋向一本于茍且，天下没没，日就衰缺，虑终不可更兴起，四方每见用一伟人，则皆曰：「是人也，天子特达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几可复见乎」？群臣颙颙，思见其为国家兴太平也。天下既以此望之，而又为公卿大夫侍从司计谋、持纪纲之臣，是宜朝拜职而夕建言，使四方闻之，皆曰：「天子明于知人，而群君子不负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久而默默而自欺也，岂国家用贤者意适然哉？四方有司论而疑，且叹息者矣。始者执事为天下主军画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台阁有虚位，则人人皆意执事宜为之，至今而乃为谏官，非大位，然论议一皆司之，则非大位，乃大任也。谏官刚果有气节，不浮沉，则得失利病，上无不闻，下无不达也。谏官与时俯仰，则天下之事，上欲闻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导其恶闻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历观前世之得失，而察当时谏官有言与否，则为谏官贤不肖立定是则：凡居其职者，固以一人之身而系天下之得失，当万世之是非也。其重较然者，于内外之利病，主虽力行之，其事不可，则宜争而舍之；主虽力止之，其事当然，则论而行之。不听，则继言之。又不听，至于再三，则释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谓从时重而乡背者也。今世有为谏官者，设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塞责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过趑趄簿书畦陇閒浅事，一纸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时人喜怒，不然则迂僻诞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听，又不引去者，天下以为是非固不论而易明也。今如执事者，始自举曰贤而能谏诤，天子以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虽欲因循畏避自同于众人，固不可也。然世傥有不顾其不可而为之者，则执事岂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时文字声名倾四海而取进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悦附而蹈利者之所为，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汉有公孙、杜钦、邺、谷永，皆贤良选用，计其一时之名迹，不减于今世也，其才岂尽不及今人哉？当时既得名位，而终于无所开陈，以至于泯泯其始于人而以为安矣。由今观之，则谀之迹固不可掩也，后人已见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径乎？窃计须自择也。天下自唐天宝以来，上下汲汲，以谋相倾，材力相长，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于困穷。生于困穷，欲勿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烦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敛未休，可为太息。执事既居得言之任，将终为身谋而已，则巩言虽切何用？若欲兴太平，报国家，则愿无容容而随俗也。矧执事计当世之得失已详矣，忿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舍、去就、轻重之分，又岂不尽知而熟晓也？巩是以闻成命而不觉喜，且以为贺也，想日夕当有言，故陈区区，少助思虑。今世布衣多不谈治道，巩未尝一造而辄吐情实，诚有所发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