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向老傅氏，山阴人。与其兄元老读书知道理。其所为文辞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贫。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贫。余得之山阴，爱其自处之重，而见其进而未止也，特心与之。向老用举者令温之瑞安，将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谓向老学古，其为令当知所先后。然古之道盖无所用于今，则向老之所守亦难合矣。故为之言，庶夫有知予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书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听之，亦可谓荣矣。然而有若不释然者。余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归者，安车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养以燕飨饮食乡射之礼。自比子弟，袒韝鞠𦜕，以荐其物。咨其辞说，不于庠序，则于朝廷。时节之赐，与缙绅之礼于其家者，不以朝，则以夕。上之听其休，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为无为而尊荣也。今一日辞事还其庐，徒御散矣，宾客去矣，百物之顺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属好之交不与，约居而独游，散弃乎山墟林莽陋巷穷闾之间，如此，其于长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欿然于心邪？虽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闲；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烦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长谷，岂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荣，岂有患乎其辱哉？然则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为。于士之倦而归者，顾为烦且劳也。今之置古事者，顾有司为少耳。士之老于其家者，独得其自肆也，然则何为动其意邪？余为之言者，尚书屯田员外郎周君中复。周君与先人俱天圣二年进士，与余旧且好也。既为之辨其不释然者，又欲其有以处而乐也。读余言者，可无异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丰曾巩序。

均之为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边侧境、山区海聚之间，蛮夷异域之处，或燕荆越蜀、海外万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乡，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驰，往往则风霜冰雪瘴雾之毒之所侵加，蛟龙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触，冲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压。其进也，莫不籯粮举药，选舟易马，力兵曹伍而后动；戒朝奔夜，变更寒暑而后至。至则宫庐器械被服饮食之具、土风气候之宜，与夫人民谣俗语言习尚之务，其变难遵，而其情难得也，则多愁居惕处，叹息而思归。及其久也，所习已安，所蔽已解，则岁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专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为后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东境。士不必勤，舟车舆马不必力，而已传其邑都，坐其堂奥。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无有接于其形，动于其虑。至则耳目口鼻百体之所养，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亲故旧之人，朝夕相见，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风谣习俗辞说之变，利害得失善恶之条贯，非其童子之所闻，则其少长之所游览；非其自得，则其乡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习熟，如此故能专虑致劳职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为先后，不待旁咨久察，而与夺损益之几已断于胸中矣。岂累夫孤客远寓之忧，而以茍且决事哉！临川江君任为洪之丰城，此两县者，牛羊之牧相交，树木果蔬五谷之垄相入也。所谓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既已得其所处之乐，而厌闻饫听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聪明敏给之材、廉洁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图书讲论之适，宾客之好，而所为有馀矣。盖县之治，则民自得于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无为于上。吾将见江西之幕府，无南向而虑者矣。于其行，遂书以送之。南丰曾巩序。

东明刘希声来临川，见之。其貌勉于礼，其言勉于义，其行亦然，其久亦坚。其读书为辞章日盛。从予游三年，予爱之。今年庆历五年，还其乡，过予别。与之言曰：东明，汴邑也。子之行，问道之所向者，以告子。子也一趋焉而不息，至乎尔也。茍为一从焉，一违焉，虽不息，决不至也。子也好问，圣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谈者谓南越偏且远，其风气与中州异。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车船未行，辄已屈指计归日。又咸小其官，以为不足事。其逆自为虑如此，故其至皆倾摇解弛，无忧且勤之心。其习俗从古而尔，不然，何自越与中国通已千馀年，而名能抚循其民者，不过数人邪？故越与闽、蜀，始俱为夷，闽、蜀皆已变，而越独尚陋，岂其俗不可更与？盖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噫！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师而之越，水陆之道皆安行，非若闽溪、峡江、蜀栈之不测。则均之吏于远，此非独优欤？其风气吾所谙之，与中州亦不甚异。起居不违其节，未尝有疾。茍违节，虽中州宁能不生疾邪？其物产之美，果有荔子、龙眼、蕉、柑、橄榄，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属，食有海之百物，累岁之酒醋，皆绝于天下。人少斗讼，喜嬉乐。吏者唯其无久居之心，故谓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为一乡一县，其德义惠爱尚足以薰蒸渐泽，今大者专一州，岂当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说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为越人涤其陋俗而驱于治，居闽蜀上，无不幸之叹，其事出千馀年之表，则其美之巨细可知也。然非其材之颖然迈于众人者不能也。官于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颖然迈于众人能行吾说者，李材叔而已。材叔又与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荐者为县，入秘书省，为著作佐郎。今材叔为柳州，公翊为象州，皆同时，材又相若也。则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势之便，可胜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贺也夫！

荆民与蛮合为寇，潭旁数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镇，守臣不胜任，为改用人。又不胜，复改之。守至，上书乞益兵。诏与抚兵三百，殿直天水赵君希道实护以往。希道雅与予接，閒过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几何，贼众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书，书之载，若潭事多矣。或合数道之兵以数万，绝山谷而进，其势非不众且健也，然而卒歼焉者多矣。或单车独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顾其义信如何耳。致吾义信，虽单车独行，寇可以为无事，龚遂、张纲、祝良之类是也。义信不足以致之，虽合数道之兵以数万，卒歼焉，适重寇耳，况致平邪？阳旻、裴行立之类是也。则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乌用易之？必易之，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复曰：「乞益兵」。何其与书之云者异邪？予忧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张也。往时潭吏与旁近郡蕲力胜贼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将特不为是而已邪？抑犹不免乎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抚觇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为我谂其贤者曰：今之言古书往往曰迂，然书之事乃已试者也。事已试而施诸治，与时人之自用，孰为得失耶？愚言倘可以乎，潭之患，今虽细，然大中、咸通之间，南方之忧常剧矣，夫岂阶于大哉？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独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语以送之。庆历六年五月□日，曾巩序。

巩庆历三年遇潜之于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见其非。吾爱也，从之游，四年间，巩于江西，三至焉。与之上滕王阁，泛东湖，酌马跑泉。最数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阁。阁之下百步为龙沙，沙之涯为章水，水之西涯横出为西山，皆江西之胜处也。江西之州中，凡游观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见。见西山最正且尽者，唯此阁而已。使览登之美穷于此，乐乎，莫与为乐也。况龙沙章水，水涯之陆陵，人家园林之属于山者莫不见，可见者不特西山而已，其为乐可胜道邪？故吾与潜之游其间，虽数且久不厌也。其计于心曰：奚独吾游之不厌也，将奉吾亲、托吾家于是州，而游于是，以欢吾亲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独其情旦而作，夜而息，无顷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潜之又遽去，其能不怃然邪？潜之之将去，以书来曰：子能不言于吾行邪？使吾道潜之之美也，岂潜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镌切邪，视吾言不足进也。视可进者，莫若道素与游之乐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尔。嗟乎！潜之之去而之京师，人知其将光显也。光显者之心，于山水或薄，其异日肯尚从吾游于此乎？其岂使吾独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称道，亦使人假借以称道己之辞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问其名曰忠与义，其字亦然，则人无有求其信然者，责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问其行曰忠与义，则人皆求其信然者，责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无贵贱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爱其身而已。爱其身而不善充之，犹曰姑以圣贤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诚乎身莫大焉，岂爱其身也！不若于名字乎勿求胜焉，于行乎汲汲尔以爱其身，是以圣贤之道归诸其身也。以为爱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尝一皆善其行。有爱其身之心，而于其身反尔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无咎来请字，余思夫字虽不必求胜也，然古之人重冠，于冠重字，字则亦未可忽也。今冠礼废，字亦非其时，古礼之不行也甚矣。无咎之请也，虽非时之当，然庶几存其礼。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谓无咎者，善补过者也，为之字曰补之。夫勉焉而补其所不至，颜子之所以为学者也。补之明经术，为古文辞，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颜子之所以为学者期乎己，余之所望于补之也，假借乎己而已矣，岂予之所望于补之哉！

古之州从事，皆自辟士，士亦择所从，故宾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从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择士，士亦不得择所从，宾主岂尽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辄去也。故守之治，从事无为可也；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亦势然也。议者不原其势，以为州之政当一出于守，从事举其政，则为立异，为侵官。噫！从事可否其州事，职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则舍己之是而求与之同，可乎？不可也。州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责，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则举其政，其孰为立异邪？其孰为侵官邪？议者未之思也。虽然，迹其所以然，岂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势然也。今四方之从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从事视其政之缺，不过室于叹、途于议而已，脱然莫以为己事。反是焉则激，激亦奚以为也？求能自任其责者少矣。为从事乃尔，为公卿大夫士于朝，不尔者其几邪？临川蔡君从事于汀，始试其为政也。汀诚为治州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诚未治也，人皆观君也，无激也，无同也，惟其义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异日官于朝，一于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欤？其行也，来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守令之于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尝论今之守令，有道而闻四方者，不过数人。此数人者，非特任守令也。过此数人，有千里者相接而无一贤守，有百里者相环而无一贤令。至天子大臣尝患其然，则任奉法之吏，严刺察之科，以绳治之。诸郡守县令以罪不任职，或黜或罢者，相继于外。于是下诏书，择廷臣，使各举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爱国与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谓无不至矣。而诏虽下，举者卒不闻。惟令或以旧制举，不皆循岁月而授。每举者有姓名，得而视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举者，卒亦未见焉。举者既然矣，则以余之所见闻，阴计其人之孰可举者，卒亦未见焉。犹恐予之愚且贱，闻与见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则求夫贤而有名位、闻与见之博者，而从之问其人之孰可举者，卒亦未见焉。岂天下之人固可诬，而天固不生才于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则数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岂今之去古也远，治天下卒无术哉？盖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师友之游，有有司之论，而赏罚之始于乡，属于天下，为教之详至此也。士也有圣人之道，则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质，则皆可为材且良，故古之贤也多。贤之多，则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仓廪贱官之选咸宜焉，独千里、百里之长哉？其为道岂不约且明，其为致天下之材岂不多哉？其岂有劳于求而不得人，密于法而不胜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师友、赏罚之法非古也，士也有圣人之道，欲推而教于乡于天下，则无路焉。人愚也，则愚矣！可教而贤者，卒谁教之哉？故今之贤也少。贤之少，则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仓廪贱官之选，常不足其人焉，独守令哉？是以其求之无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苏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也。又知其邑人，邑人无不乐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观良吏一传，则反覆爱之。如丁君之信于其邑，予于旁近邑之所未见，故爱之特深。今为令于淮阴，上之人知其材而举用之也。于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余文者多矣，拒而莫之与也。独丁君之行也，不求余文，而余乐道其所尝论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为吏者也。

五年时，某送别介卿于洪州。黄生年十四五，在舟中出入吾二人之间，与众童子无异。其时从介卿于淮南，至者独言黄生敏且勤，自此黄生之能浸浸闻。至介卿之门者归，莫不爱其为人，而异其业之进。介卿以书抵黄生之亲，亦骤称之。于是黄生之里人皆叹其善自致，而畏且慕之。其大父虽已老，其母虽久寡居，闻黄生之进如此，虽在千里之外，犹朝夕侍其旁也。虽书信岁不过三四至，犹朝夕与之上下语也。非特如是也，其喜殆甚于朝夕侍其旁，朝夕与之上下语也。何则？黄生在其家，无以异于众童子，一出而得大贤为之依归，遂以能闻于人，为其大父与母者，其独能勿喜乎？其不愈于朝夕侍其旁，朝夕与之上下语乎？予闻之亦喜甚。而予自洪州归，虽其身去介卿之侧，其心焦然，食息坐作，无顷焉不在介卿也。人有至自介卿之门者，虽奴隶贱人，未尝不从之委曲反复问介卿起居状与其行事，得其所施为，虽小事皆识之，以自警且自慰也。初如此，时以谓介卿虽系职于扬，不可以来视我，我幸布衣，有兄弟以养，可去而视介卿，或一年或二年，当复见之心。既别之明年，则欲经营家事而后去，不幸祖母病不起，遂不果行。明年返葬祖母于南丰，行事益以阔，而未之南丰时，予已病，虽病犹谓旦夕且愈，南丰归，可必于行也。既归，病几不可治，至于今且三年，虽幸可治，然气闭胸中，既食则不可坐，不可骑，而介卿方为县于鄞，自抚之鄞，不可以舟通行，事愈未合也。然日孜孜念之，凡询介卿之事于人，虽奴隶贱人加详焉。于奴隶贱人犹然，况衣冠降登，絜然为士者乎？况吾介卿朝夕所与居，教诲而称之者乎？故闻黄生之归也，日企而望之，庶乎其来视我也。居一日，黄生来。望其表，其步趋之节，揖让之容，固有似乎介卿者。入而视其色，听其言，其气愉愉而其音淳淳，不似乎介卿者少矣。其学其归，得之乎介卿何多也。间而省其书，则又如出诸介卿之手。问介卿之事，皆能道其远者大者焉。甚矣！黄生之似吾介卿也。吾得之，废食与寝而从之。吾喜也，惟恐其去我，而尚恨其来之不早也。庄生言见似人者而喜矣，信然哉！嗟乎黄生，岂特一时慰我也！于是知介卿之德，入人之深、化人之速也如此，使得其志于天下，何如哉？以从介卿于淮南者数人较之，不人人皆然，而黄生独然，则又知黄生之所自致者亦荦荦绝众，使坚且久，其所至如何哉？因介卿之教诲、黄生之自致而思乎人莫不欲有立，然而有贤父兄之渐泽，而卒不入于善者，其自反于心如何也？亦思介卿之道德，于今为大备，而黄生为日进，独予断然不一二备而不尺寸进，比其少之时缺且忘者众矣，其自愧于心如何也？以心之愧也，则欲重警戒自修。是介卿之教不独裕于黄生，黄生之自致不独裕于己，而皆有以及予也，其喜不又多乎？黄生勉之。如介卿者，方驾周孔之道行乎百代之下，而迫于百代之上者也，生之似介卿，宜求至乎是而止也。若予者，将从事于左右焉，介卿与生也，其能勿助乎？因其然也，故历道之，作《喜似赠黄生》而示介卿，且将自省焉。

右，臣误被圣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谕所以任属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处，是以蚤夜一心极虑。惟祖宗积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岂能拟议仿佛？将无以使列圣巍巍之韪迹焜耀昭彻，布在方策，此臣之所惴惴也。窃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颂》所纪，繇汤上至于契。周诗《生民》、《清庙》，本于后稷、文王。宋兴，太祖开建鸿业，更立三才，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显扬褒大之意，固以谓太祖雄才大略，千载以来特起之主，国家所繇兴，无前之烈，宜明白暴见，以觉悟万世，传之无穷。臣窃考旧闻，伏念旬月次辑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终始之际，论著于篇，敢缮写上尘。臣内自省，大惧智不足以窥测高远，文不足以推阐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满足陛下仁孝继述之心，仰负恩待，无以自赎。伏惟陛下聪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赐裁定，使臣获受成法，更去纰缪，存其可采，系于《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以称明诏万分之一，臣不胜大愿，惟陛下留意万幸。臣未敢请对，谨具状，以所论著随状上进以闻，伏候敕旨。

盖唐之敝，自天宝已后，纪纲寖坏，不能自振，以至于失天下。五代兴起，五十馀年之间，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变数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国，擅立名号。当是时，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缪乱，不同夷狄者亡几耳。太祖为天下所戴，践尊位，以生民为任，故劝农桑，薄赋敛，缓刑罚，除旧政之不便民者，诏令勉核相属，推其心，无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镇之病民也，故设通判之员，使敛以绳墨。忧吏之不良也，故数使在位举其所知。患吏或受赇、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无所贷。原其意，盖以谓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于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诸国，必先已逋欠，涤烦苛，赒乏绝，雪冤滞，惠农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复不倦。或遇水旱，辄蔬食请祷，欲移灾于己。其于群臣，有恩旧，有劳能，待之各尽其分，以位贵之，以财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虽雠不废；不可用，虽光显矣，不处以势。其有罪多纵贷之，或赐之使自愧。及至坚明约束以整齐天下者，亦使之不能逾也。强僭之国，皆接以恩礼。商贾往来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乃为之置市边邑，使两利。有所乏少，常赈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师出未尝不以义也。其君长已降，及就俘执，道路劳问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数辱之，优假秩禄，及其宗亲吏属，赐以田宅，使子孙世守。拥护保全，皆得以寿考终。自晋既覆灭，契丹寖大，中国惴畏不敢当。太祖拔用材武护西北边，宠以非常之恩，任属专，听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有讼进者，谓曰：「进军政严，此必犯进法」。送进，使杀之。关市租赋，诸将得恣用，不问出入。以其故，士附，斗者尽力，谍者尽情。边臣可诿者，皆十馀年不易其任。然位不过巡检使，众不过三五千人。盖任专则势便，位不极则士励，兵少则用约，御将亦多术矣。总其所长，能兼用之，故能省费息民，振新集之众，屈凭陵之虏也。盖太祖笃于孝友，有天下之行；聪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爱人，有天下之志；包含遍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俭恭慎，虚心纳谏。鉴于粤、蜀，以奢侈为戒。思天下之重，不复游畋。封拜诸子，务自约损，不尽循故典。收纳学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备；或守难进之节，亦不夺也。晚喜读书，劝诸将以学，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从容以德。江南平，览捷书而泣曰：「师征不义，而顾令吾民死兵，彼何负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钱俶来朝，复归之越。契丹愿听盟约，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势连数十城之镇，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动难畜之兵，敛置怀服，以消其难。至于举贤良，崇孝弟，缀礼乐，明考课，虽宇内初辑，然庶政大体，弥纶备具。遗文故事，施于后世，皆可为法。民于是时，从死更生，室家相保；士农工贾，各还其职；鸟兽草木，亦莫不遂。前世旧臣，备将相、处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乡，如素委质。天下广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怀二三之臣，负众自用，令之不从、召之不至者尚数十，皆束衽来庭，代易奔走，如水凑下。粤、蜀、吴、楚、瓯闽之君，分天下为八九，曰帝与王，传子及孙，更数十岁者，编名囚虏，并聚阙下。四海之内，混齐为一。海东之国高丽，极南交阯，西戎吐蕃、回纥，北狄契丹，皆请吏奉贡。天地所养，通途之属，莫不内附。当是时，更立天下，与民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乱而复正。盖太祖之于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图众以智，图柄以力，其处心积虑，非一夕一日在于取天下也。其在天者历数，在人者群臣万民、三军之士不归周，归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谓天也。及其传天下也，舍子属弟。是则太祖之受天下，与舜受之尧，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传天下，与尧传之舜，舜传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传天下，视天与人而已，非其心未尝有天下，岂能如是哉！世以为太祖不世出之主，与汉高祖同。盖太祖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宝以后、更五代二百馀年极敝之天下；汉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乱，所因之势既殊。太祖开建帝业，作则垂宪，后常可行；汉祖粗定海内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脱民榜笞死祸，定著常刑，一本宽大；汉祖虽约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诛，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终一意；汉祖疑间诸将，夷灭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强，藩臣遵职；汉祖封国过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汉祖数战辄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汉祖非得三杰之助，不得无失，不及六。开宝之初，南海先下；赵陀分越而帝，汉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汉祖折厄白登，身仅免祸，不及八。太祖后宫二百，问愿归者，复去四之一；汉祖溷于衽席，女祸及宗，不及九。太祖明于大计，以属天下；汉祖择嗣不审，几坠厥世，不及十也。汉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来，拨乱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孙太康失国，汤之孙太甲放废。文、武之后三四传，昭王不返于楚。繇汉以下，变故之密，盖不可胜道也。太祖经始大基，流风馀泽，所被者远。五圣遵业，至今百有二十馀年，上下和乐，无变容动色之虑接于耳目，治安久长，自三代以来所未有也。维太祖创始传后，比迹尧舜；纲理天下，轶于汉祖。太平之业，施于无穷，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盖唐天宝十四年，天下户八百九十一万。太祖元年，户九十六万。末年，天下既定，户三百九万。今上元丰二年，户一千三百九十一万。六圣之德泽，覆露生养，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实，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刘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为其序论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馀泽未熄之时，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馀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讳其失。天下之士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先王之遗文虽在，皆绌而不讲，况至于秦为世之所大禁哉！汉兴，六艺皆得于断绝残脱之馀，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诸儒茍见传记百家之言，皆悦而向之。故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漫于中国。一切不异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汉之士岂特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时者，豪杰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绝学之后也。盖向之序此书，于今为最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岂好辩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书》六本纪、五十列传，合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纪，以成此书。臣等即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在梁为尤甚，故不得而不论也。盖佛之徒，自以为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诎。虽然，彼恶睹圣人之内哉？《书》曰「思曰睿，睿作圣」，盖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万物之理，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此之谓穷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则在我者之足贵，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诚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乐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乐之。能乐之则能安之矣。如是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万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能尽其性，则诚矣。诚者，成也，不惑也。既诚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则含智之民，肖翘之物，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与天地参矣。德如此其至也。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通道也。故与之为衣冠饮食、冠婚丧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者，莫不一出乎人情；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乱之所去也。与之处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谓圣矣乎！既圣矣，则无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无为也，其动者应物而已。是以覆露乎万物，鼓舞乎群众，而未有能测之者也，可不谓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圣人之内也。圣人者，道之极也。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为失也。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内矣。《易》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则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亦可谓妄矣。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汉书》向列传。而《隋书》及《崇文总目》皆称向《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雠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茍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叙论以发其端云。

《礼阁新仪》三十篇，韦公肃撰，记开元以后至元和之变礼。史馆、秘阁及臣书皆三十篇，集贤院书二十篇。以参相校雠，史馆、秘阁及臣书多复重，其篇少者八，集贤院书独具。然臣书有目录一篇，以考其次序，盖此书本三十篇，则集贤院书虽具，然其篇次亦乱。既正其脱谬，因定著从目录，而《礼阁新仪》三十篇复完。夫礼者，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使人之言动视听一于礼，则安有放其邪心而穷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穷于外物，则祸乱可息，而财用可充。其立意微，其为法远矣。故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所谓其用在乎言动视听之间者也。然而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法制数度，其久而不能无弊者，势固然也。故为礼者，其始莫不宜于当世，而其后多失而难遵，亦其理然也。失则必改制以求其当。故羲、农以来，至于三代，礼未尝同也。后世去三代，盖千有馀岁，其所遭之变，所习之便不同，固已远矣。而议者不原圣人制作之方，乃谓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者，当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后礼可得而兴也。至其说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于人，不合于用，则宁至于漠然而不敢为，使人之言动视听之间，荡然莫之为节，至患夫为罪者之不止，则繁于为法以禦之。故法至于不胜其繁，而犯者亦至于不胜其众。岂不惑哉！盖上世圣人，有为耒耜者，或不为宫室；为舟车者，或不为棺椁。岂其智不足为哉？以谓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后圣有为宫室者，不以土处为不可变也；为棺椁者，不以葛沟为不可易也。岂好为相反哉？以谓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后圣，则有设两观而更采椽之质，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岂不能从俭哉？以谓人情之所好者能为之节，而不能变也。由是观之，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后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饱，一以为贵本，一以为亲用。则知有圣人作而为后世之礼者，必贵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废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后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势，骇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农以来，至于三代，礼未尝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尝异也。后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为，或为之者特出于其势之不得已，故茍简而不能备，希阔而不常行，又不过用之于上，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礼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者，历千馀岁，民未尝得接于耳目，况于服习而安之者乎？至其陷于罪戾，则繁于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书所纪，虽其事已浅，然凡世之记礼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时之得失具焉。昔孔子于告朔，爱其礼之存，况于一代之典籍哉？故其书不得不贵。因为之定著，以俟夫论礼者考而择焉。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陈书》六本纪，三十列传，凡三十六篇。唐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馀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论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然及其既成，与宋、魏、齐、梁等书，世亦传之者少，故学者于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详也。而其书亦以罕传，则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误，嘉祐六年八月始诏校雠，使可镂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著，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传之学者。其疑者亦不敢损益，特各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录，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夫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然而兼权尚计，明于任使，恭俭爱人，则其始之所以兴；惑于邪臣，溺于嬖妾，忘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以亡。兴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于有所因造，以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之制，虽其事已浅，然亦各施于一时，皆学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当时之士，争夺诈伪，茍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而况于坏乱之中，仓皇之际，士之安贫乐义，取舍去就，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亦不绝于其间。若此人者，可谓笃于善矣。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风雨》之诗所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见于天下哉？则陈之史其可废乎？盖此书成之既难，其后又久不显，及宋兴已百年，古文遗事靡不毕讲，而始得盛行于天下，列于学者，其传之之难又如此，岂非遭遇固自有时也哉！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大小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之馀，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