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大宗无子，则族人以支子为之后。为之后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礼》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谓人之所知者近，则知亲爱其父母而已；所知者远，则知有严父之义。知有严父之义，则知尊祖；知尊祖，则知大宗者上以继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绝，故有以支子为之后者。为之后者，以受重于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为之降己亲之服，则犹恐未足以明所后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为之降己亲之服，然后以谓可以明所后者之重，而继祖之道尽，此圣人制礼之意也。夫所谓收族者，《记》称与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别以礼义之类。是特诸侯别子之大宗，而严之如此。况如《礼》所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为天地、宗庙、百神祭祀之主，族人万世之所依归，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继立而崇其本亲，加以号位，立庙奉祀者，皆见非于古今。诚由所知者近，不能割弃私爱，节之以礼，故失所以奉承正统、尊无二上之意也。若于所后者以尊服服之，又为之降己亲之服，而退于己亲，号位不敢以非礼有加也，庙祀不敢以非礼有奉也，则为至恩大义，固已备矣。而或谓又当易其父母之名，从所后者为属，是未知考于《礼》也。《礼》，「为人后者，为所后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为所后者而非为己也。为其父母期，为其昆弟大功，为其姊妹适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为己而非为所后者也。使于其父母，服则为己，名则为所后者，则是名与实相违，服与恩相戾矣。圣人制礼，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为人后者，不必皆亲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为之，则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为之者矣，有以缌麻、袒免、无服昆弟之子而为之者矣。若当从所后者为属，则亦当从所后者为服。从所后者为服，则于其父母，有宜为大功、为小功、为缌麻、为袒免、为无服者矣。而圣人制礼，皆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后者重而已，非遂以谓当变其亲也。亲非变则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肃《丧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一等，服齐衰期，其服之节、居倚庐、言语、饮食，与父在为母同，其异者不祥、不禫。虽除服，心丧三年。故至于今，著于服令，未之有改也。岂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绝乎！又崔凯《丧服驳》曰：「本亲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则足以明所后者为重，无缘乃绝之矣。夫未尝以谓可以绝其亲，而辄谓可以绝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后大宗者，为推其严父之心以尊祖也。顾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岂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礼》「适子不可为人后」者，以其传重也，「支子可以为人后」者，以非传重也。使传重者后己宗，非传重者后大宗，其意可谓即乎人心而使之两义俱安也。今若使为人后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变革其名，不以为父母，则非使之两义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于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绝，尊尊也。人子之于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绝，亲亲也。尊尊、亲亲，其义一也，未有可废其一者。故为人后者，为之降其父母之服，《礼》则有之矣；为之绝其父母之名，则《礼》未之有也。或以谓欲绝其名者，盖恶其为二，而欲使之为一，所以使为人后者之道尽也。夫迹其实，则有谓之所后，有谓之所生；制其服，则有为己而非为所后者，有为所后而非为己者。皆知不可以恶其为二，而强使之为一也。至于名者，盖生于实也，乃不知其不可以恶其为二而欲强使之为一，是亦过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为一，而迹其实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终不可以易，则恶在乎欲绝其名也。故古之圣人知不可以恶其为二而强使之为一，而能使其属之疏者相与为重，亲之厚者相与为轻，则以礼义而已矣。何则？使为人后者，于其所后，非己亲也，而为之服斩衰三年，为其祭主，是以义引之也。于其所生，实己亲也，而降服齐衰期，不得与其祭，是以礼厌之也。以义引之，则属之疏者相与为重；以礼厌之，则亲之厚者相与为轻，而为人后之道尽矣。然则欲为人后之道尽者，在以礼义明其内，而不在于恶其为二而强易其名于外也。故《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此见于经「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之明文也。汉蔡义以谓宣帝亲谥宜曰悼，魏相以谓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后世议者皆以其称皇立庙为非，至于称亲、称考，则未尝有以为非者也。其后魏明帝尤恶为人后者厚其本亲，故非汉宣加悼考以皇号，又谓后嗣有由诸侯入继正统者，皆不得谓考为皇，称妣为后。盖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号，而未尝废其考妣之称。此见于前世议论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考妣之明文也。又晋王坦之《丧服议》曰：「罔极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后之身所以有服本亲也。又曰：「情不可夺，名不可废，崇本叙恩，所以为降」。则知为人后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为制服之證。此又见于前世议论「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之明文也。是则为人后者之亲，见于经，见于前世议论，谓之父母，谓之考妣者，其大义如此，明文如此。至见于他书及史官之记，亦谓之父母，谓之考妣，谓之私考妣，谓之本亲。谓之亲者，则不可一二数，而以为世父、叔父者，则不特《礼》未之有，载籍已来固未之有也。今欲使从所后者为属，而变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异义也。不从经文与前世数千载之议论，亦非常异义也。而无所考据以持其说，将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国之所以为贵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经与前世数千载之议论以治之故也。今忽欲弃之而伸其无所考据之说，岂非误哉！或谓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则为两统二父，其可乎？夫两统二父者，谓加考以皇号，立庙奉祀，是不一于正统，怀贰于所后，所以著其非，而非谓不变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则加考以皇号与《礼》及世之称皇考者有异乎？曰：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礼》曰：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是则以皇考为曾祖之庙号也。魏相谓汉宣帝父宜称尊号曰皇考，既非《礼》之曾祖之称，又有尊号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号。至于光武亦于南顿君称皇考庙，义出于此，是以加皇号为事考之尊称也。屈原称：「朕皇考曰伯庸」。又晋司马机《为燕王告祢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达于群下，以皇考为父殁之通称也。以为曾祖之庙号者，于古用之；以为事考之尊称者，于汉用之；以为父殁之通称者，至今用之。然则称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号为事考之尊称者，施于为人后之义，是干正统，此求之于《礼》而不可者也；达于群下以皇考为父殁之通称者，施于为人后之义，非干正统，此求之于《礼》而可者也。然则以为父殁之通称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汉哀帝之亲，称尊号曰恭皇，安帝之亲，称尊号曰孝德皇，是又求之于《礼》而不可者也。且《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无爵父之义，尊父母也。前世失礼之君崇本亲以位号者，岂独失为人后奉祀正统、尊无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亲也。前世崇饰非正之号者，其失如此，而后世又谓宜如期亲故事增官广国者，亦可谓皆不合于《礼》矣。夫考者，父殁之称，然施于礼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庙祝祭之辞而已。若不加位号，则无典册之文；不立庙奉祀，则无祝祭之辞，则虽正其名，岂有施于事者？顾言之不可不顺而已。此前世未尝以为可疑者，以《礼》甚明也。今世议者纷纷，至于旷日累时，不知所决者，盖由不考于《礼》，而率其私见也。故采于经，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天子之适子继世以为天子，其别子皆为诸侯。诸侯之适子继世以为诸侯，其别子各为其国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别子之适子继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谓大宗。其别子亦各仕于其国为卿大夫，其适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谓小宗。盖天子之适子继世以为天子，其别子世为诸侯。诸侯之适子继世以为诸侯，其别子各为其国之卿大夫，世食采地，皆传于无穷。夫岂有服尽而绝其禄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谋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居五十三人，盖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其可见者，则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邗、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之属是也。其称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则周之近属。其称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则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传国至于无穷，夫岂以服为断乎？至于宗庙之数，天子七，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褅郊祖宗，远或至于数十世之上，亦皆未尝以服为断也。其推而上之，报本于祖宗，至不可为数，推而下之，广骨肉之恩，至于无穷。盖其积厚者其流泽远，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报，其理势次序固然也，是岂可以拘于常见，议于锱铢之内乎？故服尽而戚单者，所以节人之常情，而为大宗小宗之数，安可以论帝者之功德，而为广亲亲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唐虞之后，下车而封夏、商之后，其在异代，尚特显之，其急如此。况受重于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俭于骨肉之恩，以不满足海内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于兄弟也，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于同姓之间，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宝玉分之，有宝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是皆无所不尽其厚，未有从夫略者也」。盖《诗》「裳裳者华」，刺时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而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皂隶，叔向亦以为晋国之忧，况于帝者之功德与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孙夷于闾巷之凡民乎？后世公族无封国采地之制，而有列于朝，有赐于府，是亦亲而贵之、爱而富之之意也。其名书于宗籍者，繁衍盛大，实国家之庆。有司虽费，非多于天下之国七十有一，而姬姓独居者五十三人也。其亦求中以节之而已矣。顾令袒免以外毋与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谋，是亦不考于古矣，何其野于礼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议》，使好学者得详焉。

孔子之语教人曰：不愤悱不启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告也。孟子之语教人曰：有答问者。荀子之语教人曰：「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响」。故《礼》无往教而有待问，则师之道，有问而告之者尔。世之挟书而讲者，终日言，而非有问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师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则示之以道者，以审喻之为浅，故不为也。况于师者，何为也哉？正己而使观之者化尔。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弥高，钻之而弥坚，德如是，然后师之道尽。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势，而唐虞三代大有为之君所以自忘其势也。世之挟书而讲于禁中者，官以侍为名，则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谓吾师道也，宜坐而讲，以为请于上，其为说曰：「必如是，然后合于古之所谓坐而论道者也」。夫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语其任之无为与有为，非以是为尊师之道也。且礼于朝，王及群臣皆立，无独坐者；于燕皆坐，无独立者，故坐未尝以为尊师之礼也。昔晋平公之于亥唐，坐云则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参复坐。则坐云者，盖师之所以命学者，未有果师道也。顾仆仆然以坐自请者也，则世之为此者非妄欤？故为此议以解其惑。

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坏庐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忧悯，下缓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钱不可以立屋庐；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饱，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虽主上忧劳于上，使者旁午于下，无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请发仓廪与之粟，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许之，赐之可谓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毁败者甚众，可谓非常之变也。遭非常之变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后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废其业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于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是农不复得修其畎亩，商不复得治其货贿，工不复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复得转移执事，一切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直以饿殍之养养之而已，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难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则百姓何以赡其后？久行之，则被水之地，既无秋成之望，非至来岁麦熟，赈之未可以罢。自今至于来岁麦熟，凡十月，一户当受粟五十石。今被灾者十馀州，州以二万户计之，中户以上及非灾害所被、不仰食县官者去其半，则仰食县官者为十万户，食之不遍，则为施不均，而民犹有无告者也；食之遍，则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办此？又非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也。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过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庐构筑之费将安取哉？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于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虽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必弃之而不暇顾，甚则杀牛马而去者有之，伐桑枣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谓甚也。今秋气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处，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已众矣。如是不可止，则将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战斗之民，此众士大夫之所虑而不可谓无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众士大夫所未虑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则？失战斗之民，异时有警，边戍不可以不增尔；失耕桑之民，异时无事，边籴不可以不贵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欤？万一或出于无俚之计，有窥仓库，盗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负有司之禁，则必鸟骇鼠窜，窃弄锄梃于草茅之中，以捍游徼之吏，强者既嚣而动，则弱者必随而聚矣。不幸或连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国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虑，内有郊祀之将行，安得不防之于未然，销之于未萌也？然则为今之策，下方纸之诏，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何则？令被灾之州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赀，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得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与专意以待二升之廪于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此可谓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者也。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况贷之于今而收之于后，足以赈其艰乏，而终无损于储偫之实，所实费者，钱五钜万贯而已。此可谓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者也。又无给授之弊、疾疠之忧，民不必去其故居，茍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虽寒气方始，而无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夫饥岁聚饿殍之民，而与之升合之食，无益于救灾补败之数，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钱与粟一举而赈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河北之民，闻诏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赖，而自安于畎亩之中，负钱与粟而归，与其父母妻子脱于流转死亡之祸，则戴上之施，而怀欲报之心，岂有已哉？天下之民，闻国家厝置如此恩泽之厚，其孰不震动感激，悦主上之义于无穷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悦于上，然后玉辂徐动，就阳而郊；荒夷殊陬，奉币来享；疆内安辑，里无嚣声，岂不适变于可为之时，消患于无形之内乎？此所谓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枹鼓之警，则虽欲为之，将不及矣。或谓方今钱粟恐不足以办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馀则取，不足则与，此理之不易也。故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盖百姓富实而国独贫，与百姓饿殍而上独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贫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备水旱之灾，然后谓之王政之成。唐水汤旱而民无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国家仓库之积，固不独为公家之费而已，凡以为民也，虽仓无馀粟，库无馀财，至于救灾补败，尚不可以已，况今仓库之积，尚可以用，独安可以过忧将来之不足，而立视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肤，割发宜及体」。先王之于救灾，发肤尚无所爱，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军凡三十七，灾害所被十馀州军而已。他州之田，秋嫁足望，今有司于籴粟常价斗增一二十钱，非独足以利农，其于增籴一百万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钱，吾权一时之事，有以为之耳。以实钱给其常价，以茶荈香药之类佐其虚估，不过捐茶荈香药之类，为钱数钜万贯，而其费已足。茶荈香药之类，与百姓之命孰为可惜，不待议而可知者也。夫费钱五钜万贯，又捐茶荈香药之类，为钱数钜万贯，而足以救一时之患，为天下之计，利害轻重，又非难明者也。顾吾之有司能越拘挛之见，破常行之法，与否而已，此时事之急也，故述斯议焉。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何也？武王叹而谓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协顺其所居。居，谓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叙」。箕子乃言：「我闻在昔，鲧之治水也，至于五行皆乱其陈列。故上帝震怒，不与之以洪范九畴，而常理所以败，鲧则殛死，及禹继而起，天乃与之以洪范九畴，而常理所以叙」。盖水之性润下，而其为利害也尤甚。故鲧之治水也堙之，则失其性，而至于五行皆乱其陈列。及禹之治水也导之，则得其性，而至于常伦所以叙。常伦之叙者，则舜称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也。其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盖《易》亦曰「洛出书」，然而世或以为不然。原其说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习见也。天地之大，万物之众，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变之不可尽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远也。彼以非其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为是说者，不独蔽于洪范之锡禹，至凤凰、麒麟、玄鸟、生民之见于经者，亦且以为不然，执小而量大，用一而齐万，信臆决而疑经，不知其不可，亦可谓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材万物之间也，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为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则身修矣，身修然后可以出政，故「次三曰农用八政」。政必协天时，故「次四曰协用五纪」。修身出政协天时，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极」。立中以为常，而未能适变，则犹之执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所以适变，而人治极矣，极人治而不敢绝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尽之于人神也，人治而通于神明者尽，然犹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于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徵有休咎，则得失之应于天者可知矣，犹以为未尽也，故「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福极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于民也。敬，本诸心而见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农用。农，厚也。天时协，则人事得，故五纪曰协用。谨其常，则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极曰建用。建，立也。乂者所以救其过、持其常也，故三德曰乂用。明则疑释，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见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则宜向之，故五福曰向用。极之在于民，则宜畏之，故六极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杂，而其序不可乱也。推其为类则有九，要其始终则犹之一言而已也。学者知此，则可以知《洪范》矣。「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何也？盖爰者，于也。润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于天者也。曲直从革者，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也。于之稼穑而不及其他者，于之稼穑亦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于之稼穑也。夫润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于天者。然水导之则行，潴之则聚，火燃之则炽，宿之则壮，则其所化亦未尝不因之于人也。或曲直之，或从革之，或稼穑之，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从革，可以稼穑，则其所性亦未尝不成之于天也。所谓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学者之自得之也。润下者水也，故水曰润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穑则非土也，故言其于之稼穑而已者，辞不得不然也。又言润下所以起咸，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从革所以起辛，稼穑所以起甘者，凡为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味者，皆养人之所最大者也，非养人之所最大者，则不言，此所以为要言也。《虞书》：禹告舜曰政在养民，而陈养民之事，则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与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视，曰听，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何也？盖自外而言之，则貌外于言。自内而言之，则听内于视。自貌言视听而言之，则思所以为主于内，故曰貌，曰言，曰视，曰听，曰思。弥远者弥外，弥近者弥内，此其所以为次叙也。五者，思所以为主于内，而用四事于外者也。至于四者，则皆自为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于言从，视不明者不害于听聪，非貌恭言从然后能哲，能哲然后能谋，能谋然后能思，而至于圣也。曰思曰睿，睿作圣者，盖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极，圣者人之极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材，不能尽其材者，弗思耳矣。盖思之于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盖人有自诚明者，不思而得，尧舜性之是也。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诚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汤武身之是也。所谓思诚者，人之道也。然而尧舜汤武之德及其至，皆足以动容周旋中礼，则身之者终亦不思而得之也。尧舜性之矣，然尧之德曰聪明文思，盖尧之所以与人同者法也，则性之者亦未尝不思也，故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谓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圣，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无算，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视曰明、明作哲、听曰聪、聪作谋者，视之明，无所不照，所以作哲；听之聪，无所不闻，所以作谋也。人之于视听，有能察于闾巷之间、米盐之细，而不知蔽于堂阼之上、治乱之几者，用其聪明于小且近，故不能无蔽于大且远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纩塞聪，又以作聪明为戒。夫如是者，非涂其耳目也，亦不用之于小且近而已矣，所以养其聪明也。养其聪明者，故将用之于大且远。夫天下至广，不可以家至户察，而能用其聪明于大且远者，盖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诸侯百官，而总之以四岳，舜于视听，欲无蔽于诸侯百官，则询于四岳，欲无蔽于四岳，则辟四门，欲无蔽于四门，则明四目，达四聪。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户察而能立于无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达四聪者，舜不自任其视听，而因人之视听以为聪明也。不自任其聪明而因之于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独然也，不自任其聪明而因之于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舜于聪明，下尽人，上参天，斯其所以为舜也。舜之时，至治之极也，人岂有欺舜者哉？舜于待人，亦岂疑其欺己也？然而访问反复，相参以考察，又推之于四面，若唯恐不能无所蔽者，盖君天下之体，固不得不立于无蔽之地也。立于无蔽之地者，其于视听如此，亦不用之于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聪，而天下之情可坐而尽也。言曰从、从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则言之要为可从而已也。言为可从也，则其施于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龙亦曰：「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言之不可违如此也。貌曰恭、恭作肃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盖威仪动作见于外者无不恭，则生于心者无不肃也。传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礼义威仪之则，所以定命也。故颜渊问仁，孔子告之以视听言动以礼。而卫之君子所以称仁者，亦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养其聪明，而不失之于言貌，故尧之德曰聪明文思。言貌者，盖尧之所谓文，则虽尧之圣，未有不先于谨五事也。「三、八政：曰食，曰货，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宾，曰师」。曰食、曰货、曰祀、曰宾、曰师，称其事者，达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称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于养生，莫大于事死，莫重于安土，故曰食，曰货，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养生送死无憾为王道之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于养生送死之具，然后教之，教之不率，然后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伦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诚，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国家天下治。以是为大学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见于经者，莫详于尧。盖聪明文思，尧之得于其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诸心，故能求诸身也。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有诸身，故能求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诸家，故能求诸国也。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有诸国，故能求诸天下也。积于其心以至于身修，此尧之所以先觉，非求之于外也；积于其家以至于天下治，此尧之所以觉斯民，非强之于耳目也。夫然，故尧之治何为也哉？民之从之也，岂识其所以从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为无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导之以效上之所为而已也。养之于学，所以使之讲明；文之以礼乐，所以使之服习，皆教之之具也。使之讲明者，所以达上之所为，使之服习者，所以顺上之所为，所谓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无，下得而效之也。当尧之时，万邦黎民之所效者，尧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尧之九族；九族之所效者，尧之身。而导之以效上之所为者，舜为司徒也。舜于其官，则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后至于五典克从，民效之也。及舜之时，舜之导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后，其命契为司徒，则犹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敬敷五教，在宽」。盖忧民之不亲，而念其不顺上之化，命之以谨布其教，而终戒之以在宽，岂迫蹴之也哉？其上下之际，导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为之命令，为之典章，为之官守，以致于民，此先王之政也。盖化者所以觉之也，教者所以导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觉之无可言，未有可以导之者也；导之无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于率之无可言，而欲一断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谓善，觉之者也；其所谓法，导之者也；其所谓政，率之者也。其相须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备者也。先王之养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详且尽矣，而民犹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眚也，过也，非终也，虽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过也，终也，其养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则必责己而恕人。故《汤诰》曰：「惟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如是，故以民之罪为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养之无所不足，教之无所不至，不若我政人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犹有渐于恶者久，而蒙化之日浅者，则又曰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眚也，非过也，终也，自作也，教之而犹不典式我也，则是其终无悛心，众之所弃，而天之所讨也，然后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谓「至于再、至于三」者也。故有虽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杀。用刑如此其详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养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详且尽，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际，相继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于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馀年。则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无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于衣食，迁善而远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废，故曰宾，宾者非独施于来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废，故曰师，师者非独施于征不庭、伐不惠也。八政之所先后如此，所谓彝伦之叙也，不然则彝伦之斁而已矣。「四、五纪：曰岁，曰月，曰日，曰星辰，曰历数」。盖协之以岁，协之以月，协之以日者，所以正时。而协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验于显也；协之以历数者，所以考其验于微也。正时，然后万事得其叙，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也。「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与众民。而惟时厥众民，皆于汝中，与汝保中。盖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众民，无有以淫为朋，人无有以比为德。盖淫者有所过也，比者有所附也。无所过，无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谓学士大夫别于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者，汝则念其中不中，其不协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类，大则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颜色，而谓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协于中也。有猷有为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无恶者也。不协于极者，不能无所过而已，教之则其从可知也。如是而汝则与之以福，富之以禄，贵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劝也，如此则是人斯其惟大之中矣。夫刚不中者至于虐茕独；柔不中者至于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刚无虐茕独，柔无畏高明，所谓刚而无虐，柔而立也。盖刚至于虐茕独，则六极恶之事也；柔至于畏高明，则六极弱之事也。惟皇之极，则五福攸好德之事也，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则犹一言而已也。洪范于皇极，于三德，于五福、六极，言人之性，或刚柔之中，或刚柔有过与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尝不欲去其偏，与夔之教胄子、皋陶之陈九德者无以异。盖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与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协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为者进其行而不已，则久而后能积，积而后能大，大而后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国其有不兴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可以责善。责善者，必始于汝家，使无所好于汝家，则是人斯其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则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与之福，其起汝为咎而已。故曰「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极」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于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又曰使无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必本于富，行之必始于家，其先后次序然也。「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何也？「无偏无陂，遵王之义」者，无过与不及，无偏也；无不平，无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无适莫，遵王之义也。「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恶，偏于己之所好恶者也；好恶以理，不偏于己之所好恶，无作好作恶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径，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异辞也。「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者，存于己者无偏，则施于人者无党，无偏无党也；其为道也，广大而不狭吝，王道荡荡也。「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者，施于人者无党，则存于己者无偏，无党无偏也；其为道也，夷易而无阻艰，王道平平也。「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者，无所背，无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无侧也；其为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为王之义、为王之道、为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会于有极」者，来而赴乎中也；「归于有极」者，往而反乎中也。由「无偏」以至于「无侧」，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达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遗小，能远而不遗近，能显而不遗微，所谓天下之通道也。来者之所赴，归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应者弥广，所操者弥约，所谓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国家天下可为者也。其可考于经，则《易》之智周乎万物，道济乎天下，故不过。其可考于行事，则舜之执其两端而用中于民；汤之执中立贤无方，能推其无偏陂、无作好恶、无偏党、无反侧之理，而用其无适莫、无由径、无狭吝、无阻艰、无所背、无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执其所会所归之中以为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为圣人之要道，非穷技曲学之谓也。舜之治民，为皇建其有极，用敷锡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谓也。汤之用贤，为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独恶之谓也。《洪范》之为类虽九，然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极者，则在于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则在于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辞也。其辞以谓人君之于大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为常，是以为顺，于帝其顺而已，人君之为言，顺天而致之于民，故凡其众民，亦于极之布言，是顺是行，以亲附天子之辉光。而「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曰父母者，亲之辞也；曰王者，往之辞也。上之人于「遵王之义」至「王道正直」，能繇前之说，则下之人于顺上之所行所言，而相与附之，其爱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后之说。经所以始其义于彼，而终其效于此者，以明上之所以王者如是，则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虚致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刚克者，刚胜也。柔克者，柔胜也。「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者，所遇之变殊，故所乂之德异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柔克，沉潜刚克」，何也？人之为德高亢明爽者，本于刚，而柔有不足也，故济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潜晦者，本于柔，而刚有不足也，故济之以刚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则无所偏，故无所救。凡此者，所以治己与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刚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则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畴之所有；九畴之所无者，箕子盖不得而言也。知此，则知九畴之为九矣。人君于五事，思无所不通，聪明无所不达，言之出纳无所不允，于皇极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侧、作好作恶、淫朋比德之事。人臣虽有小人之桀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玉食者也。人臣虽作福作威玉食者，必窥其间，缘其有可蔽之端。故虽小人之庸者，犹得以无忌惮而放其邪心也。《洪范》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刚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则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则僭君之刚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则为侧颇僻，无所不僭矣，故于三德详言之，至若杜其间，使无可蔽之端，虽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则在于五事修、皇极建而已也。「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何也？言选择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职，曰雨、霁、蒙、驿、克之五兆，所以卜，所谓卜五者也。曰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谓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职矣，乃立是人，使作卜筮之事。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卜不同，则从多也。「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何也？谋及乃心，揆诸己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质诸人也；谋及龟筮，参诸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谓此也。「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何也？从于心而人神之所共与也，故谓之大同。则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也。「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何也？所从者多，则吉可知也。「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何也？心与龟之所从，则作内吉而已；龟筮之所共违，则不可以有作矣。凡谋先人者，尽人事也；从逆先卜筮者，钦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则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则逆、卿士逆者矣。若龟从、筮从，则皆不害其为吉。又至于龟从、筮逆，则可以作内而已。龟筮共违，则皆不可以有作也。盖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谓通诸神明。神明之所从，则吾必其吉；神明之所违，则吾必其凶。诚之至，谨之尽也。「八、庶徵：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徵：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何也？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所谓五者也。曰时，则五者之时也。五者无不至，则所谓五者来备也。无不时，则所谓各以其叙也。五者无不至，无不时，则至于庶草莫不蕃庑，言阴阳和，则万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则为侧，所谓一极备凶也。有所不至亦为沴，所谓一极无凶也。于五事，貌足以作肃，则时雨顺之；其咎狂，则常雨顺之。言足以作乂，则时旸顺之；其咎僭，则常旸顺之。视足以作哲，则时燠顺之；其咎豫，则常燠顺之。听足以作谋，则时寒顺之；其咎急，则常寒顺之。思足以作圣，则时风顺之；其咎蒙，则常风顺之。凡言时者皆休之徵，凡言常者皆咎之徵也。五事之当否在于此，而五徵之休咎应于彼，为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己之得失于天也。「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与王共其任者，卿士、师尹也。则庶徵之来，王与卿士、师尹之所当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谓念用庶徵也。王计一岁之徵而省之，卿士计一月之徵而省之，师尹计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责重；所省少者，其任责轻，其所处之分然也。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岁月日三者之时无易，言各顺其任，则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日月岁三者之时既易，言各违其任，则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则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从，则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与卿士、师尹之动则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从，则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从星之所好，则以风雨。犹王政失其常，而从民之所好，则以非僻。言此者以庶徵之来，王与卿士、师尹则能自省，而民则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则王与卿士、师尹当省民之得失，而知己之所以致之者也。己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则休徵之所集也；己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则咎徵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复如此者，所以畏天变、尽人事也。知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者如此，则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徵则不言也。不知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者如此，则于念用庶徵无所当，而于言为赘矣，是不知九畴之为九也。「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极，则不为外物戕其生理，故寿。食货足，故富。无疾忧，故康宁。于汝极，故攸好德。无不得其死者，故考终命。人君之道失，则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宁，故忧。食货不足，故贫。不能使之于汝极，则刚者至于暴，故恶；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者也。或曰：福极之言如此，而不及贵贱，何也？曰：九畴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极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福之在于民，则人君之所当向，极之在于民，则人君之所当畏。福言攸好德，则致民于善可知也；极言恶弱，则致民于不善可知也。视此以向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贵者也，未有恶弱而非可贱者也。故攸好德则锡之福，谓贵之。所以劝天下之人，使协于中，固已见之皇极矣。于皇极言之者，固所以勉人，于福极不言之者，攸好德与恶弱之在乎民，则考吾之得失者尽矣。贵贱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于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于己。次之以八政，推其用于人。次之以五纪，协其时于事。次之以皇极，谨其常以应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适天下之变。次之以稽疑，以审其吉凶于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于天。终之以福极，以考其得失于民。其始终先后与夫粗精小大之际，可谓尽矣。自五事至于六极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于六极皆以顺五行，则五行之用可知也。《虞书》于六府言修，则箕子于五行，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是也。《虞书》于六府，次之以三事，则箕子于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书》于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则箕子于九畴，言庶徵之与福极是也。则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尝不同。其道未尝不同者，万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畴之所以为大法也。

君子之于德泽谊行，大有为者也。于为之也，有明而易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数度号令，因造损益，淳杂出入，则所谓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绝于动作趣舍之际耳，无深关复键穹墉奥屋为之掩覆也。泊然莫能知其所以发而至者，则所谓不示其用者也。《易》曰「知微知彰」，彰显之微，不显之谓也。又曰「几事不密则害成」、「退藏于密」者，皆不显之谓也。陈郡谢君名缜，缜，密也，而取字乃本诸此，而字曰通微。以谢君之材，其向道也，茍为无画，无不至者也。可以有为者也，能见其事业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懋之而已。

建隆初，始以户口增耗为州县吏岁课之升降。兴国初，又定三等之法，以核能否。其后遂诏郭贽、滕中正、雷德骧典其事。雍熙间，上尝阅班簿，欲择用人，而患不能遍知群下之材，始诏德骧以群臣功过之迹引与俱对。淳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课，使王沔主之；幕职州县官考课，使张宏主之；三班考课，使魏廷式主之。沔既条奏其法，于是御史弋子元、郎吏张绅皆以负黜焉。然沔之法，亦以烦碎无待士君子之体，物议非之。久之，复废京朝官考课，而置审官院，以钱若水主之；废州县官考课，归之流内铨，以苏易简主之；唯三班无所改易。其后，天子又尝欲自宰相修唐制书考之事，既而但欲责其称职，遂不行焉。然亲书考课最之意二十馀幅，以赐若水等，盖其丁宁之意如此焉。

自本文至下卷《茶》，总题为「本朝政要策五十首」，今釐为上、下二卷。

古者四时田猎，以习武事。孔子讥不教民战者，《周礼》司马军旅之政详矣。战国至于汉唐，兵法尤具焉。自府卫废，而执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宝之败。以至晋汉，兵虽数十万，而皆不素习。士居閒暇，则自为生业，将乘势重，则取其课直。至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骁勇之士，命太祖习焉。取其尤者为殿前军，而禁卫之精，自此始也。宋兴，益修其法，壮锐者升其军籍，老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真宗屡自临试而蒐择。故兴国有杨村之阅，咸平有东武之蒐。军旅之盛，近世无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广，议者以动众为疑，而简练之网遂疏，黜废之法益恕矣。虽天子丁宁，欲救其敝，而群臣莫能奉其意焉。

唐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兵，不过三数万人，以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故禄山之叛，驱市人以战贼。德宗蒙尘，扈驾者四百馀骑。甲兵皆散在郡国，自河朔三镇不统于京师，馀可举者，太原、青社各十万人，邠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人，而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万人。五代之际，四方割裂，以区区中州之地，晋汉之兵尝至于数十万人，养之既费，教与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中国兵制始修列焉。宋兴，太祖监前世之敝，益修教习之法，始黜老懦之兵。至于边鄙，务在择用将帅，以折冲一方之难。故姚内斌领庆州，董遵诲领环州，二人所领之兵，才五六千而已。当是之时，举中国之兵，才十六万人，平五强国，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刘继元，驾前之兵盖十馀万，兵之稍稍益广自是矣。其后曹彬之败祁沟关也，在行之兵实二十万。既而杨业败于陈家谷口，刘廷让败于君子馆，全军殁焉。士卒前后战死，沿边疮痍之兵不满万计，皆无斗志。河朔震摇，悉科乡民为兵以守城。咸平之间，又集近京诸州丁壮以为兵，而西北边臣犹请益兵不已。张齐贤请调江淮丁壮八万以益西师，天子忧之，谓吕蒙正曰：「方事之警急，升卫亦可抽减，其如卫兵，数亦不足」。蒙正复请取河南丁壮以益兵，天子难其言，然不得已而卒听焉。其后又请济师不已，遂令刘承圭取环庆诸州役兵，升为禁兵，号振武军以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广矣。天子延见近臣，屡叹兵数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减兵之意。尝曰：虽议者恐其动众，亦当断在必行。然群臣莫能承上意焉。

百工之事，皆圣人为，而其于兵械尤重。弓矢之取诸睽，始见于经。至于《周官·考工》所陈五兵之法，可谓详矣。汉兴，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守之胜。语曰：器不坚利，与徒抟同。是兵械之不可不修也。宋兴，太祖将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责以称职。每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上亲阅之，作治之巧尽矣。国工署有南北作坊，岁造甲铠、贝装、鎗、剑、刀、锯、器械、箭箶簏、皮笠、弩橦、床子弩，凡三万二千。又有弓弩院，岁造弓、弩、箭、弦、镞等，凡千六百五十馀万。诸州岁造弓、弩、箭、剑、甲、兜鍪、甲叶、箭镞等，凡六百二十馀万。又别造诸兵幕、甲袋、钲、鼓、炮、炒锅、䥷、行槽、锹、钁、镰、斧等，谓之什器。凡诸兵械，置五库以贮之。戎具精劲，近古未有焉。景德中，以岁造之器可支三二十年，而创作未已。天子念劳费之宜省也，因遣内都知秦翰阅武库所聚，令给用有馀，诸作治以权宜罢焉。

周世宗时，韩通筑城于李晏口，凡立十二县。又筑束鹿，增鼓城，葺祁州。数年，又自浮阳至乾宁，补坏防，筑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宋兴，王全斌葺镇州西山堡障，刘遇筑保州、威虏、静戎、平塞、长城等五城。太宗既平太原，以潘美守之，隳旧州，迁于榆次。又命美镇三交。三交在西北三百里，地号故军，溪谷险绝，为戎人之咽喉，多由此入寇。美帅师袭之，伪军使安庆以城降，因积粟屯兵以守之。久之，迁并州于三交，以美为帅焉。

尧舜禹皆立二昭二穆，与始祖之庙而五。商人祀汤与契，及昭穆之庙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亲庙而七。汉初立庙不合古制。至晋，采《周官》，定七庙之数，而虚太祖之室。隋兴，但立高曾祖祢四庙而已。唐初因其制，贞观立七庙，天宝祠九室。梁氏以来，皆立四庙。宋兴，采张昭、任彻之议，追尊僖、顺、翼、宣四祖而立其庙，用近制也。盖自祢至于高祖，亲亲之恩尽矣，故有四庙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预为其数，故有五庙、六庙、七庙之礼。先儒以谓有其人则七，无其人则五。此古今之文，损益之数昭昭可考者也。

建隆元年，以河北仍岁丰稔谷贱，命高其价以籴之。

淳化二年，诏置常平仓，命常参官领之。岁熟增价以籴，岁歉减价以粜，用赈贫民，复旧制也。

淳化中，柴禹锡、赵镕掌机务，潜遣吏卒变服侦事。卒王遂与卖书人韩玉有不平，诬玉有恶言。禹锡等以状闻，上怒诛玉，京师人皆冤之。自是廉得他事，上不复听。至道中，又有赵赞，性险诐捷给，专伺中书、枢密及三司事，乘间言于上，上以为忠无他肠，中外畏其口。既而天子觉悟，卒诛赞焉。

贡举之制，建隆初始禁谢恩于私室。开宝五年，召进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对于讲武殿下，诏赐其第。六年，又召宋准等覆试于讲武殿。殿试自此始也。自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以来尤盛，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亦复故。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进士外以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至太宗即位，兴国二年，以郡县阙官，旬浃之间，拔士几五百，以补阙员而振滞淹。又未命官，而赐之绿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进士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万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贡举苏易简等受诏即赴贡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请托。至殿试，又为糊名之制。

天宝之后，将之废置出于军，则军之骄可知也。五代之际，国之兴亡出于军，则军之骄又可知也。及周世宗奋然独见，诛败挠之将，而军之约束始修。太祖之为将也，每有临阵逗挠不用命者，必斫其皮笠以志之，明日悉斩以徇。自是人皆死战。及太祖受天命，谓征蜀诸将曰：「所破郡县，当倾帑藏，为朕赏战士。国家所取，惟土疆尔」。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蜀既平，择其亲兵得百二十人，隶殿前司，谓之川班殿直，廪赐优给，与御马直等。其后郊祀优赏，太祖特诏赏御马直，更增五十。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击登闻鼓诉之，太祖怒，立命中使执归本营，各杖二十，明日尽戮于营中，馀八十人配诸州，遂废其班。初，太祖尝问：「唐庄宗享国不久，何也」？飞龙使李重进对曰：「庄宗好畋，而将士骄纵姑息，每出近郊，卫士必控马首曰：『儿郎辈寒，必望敕赐』。庄宗即随所欲给之，如此者非一。末年之祸，盖令不行而赏赉无节也」。太祖抚手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天下，而不能以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诚为儿戏。我今养士卒，固不吝爵赏，但犯法者，惟有剑耳」。及闻川班殿直之诉，使中使谓之曰：「朕之所与，便为恩泽，又焉有例」？故尽诛之。世宗、太祖之驭军赏罚如此，故世宗取淮南、关南之地，太祖平五强国，如拾地芥。由是观之，军无骄否，惟所驭之术何如。若太祖之智，可谓神矣。

周世宗患雅乐陵替，得王朴、窦俨考正之。宋兴，俨定文舞为文德之舞，武舞为武功之舞，大朝会用之。又定十二曲名，以为祭祀、会朝出入之节焉。朴、俨所考正，有未备者，和岘继成之。然裁减旧乐，乃太祖之圣意。章圣用随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乐备焉。

建隆初，诏佛寺已废于显德中，不得复兴。开宝中，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岁度一人，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万数。天子惊骇，遂下诏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东南之俗，游惰不职者，跨村连邑，去而为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天子，动则左史书之，《春秋》是也；言则右史书之，《尚书》是也。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晋归之著作，其后亦命近臣典其事。后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会，则在御座前记君臣酬答之语，又别置起居注二人。北齐有起居省。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内史。唐起居之官隶于门下。显庆中，即与舍人分隶两省，每天子御殿，则左右夹香案，分立殿下螭头之侧，和墨濡翰，皆就螭头之坳处，有命则临陛俯听，对而书之。典礼文物、册命启奏、群臣薨免惩劝之事，悉载于起居注。季冬终，则送于史官。长寿中，姚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使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由而书。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命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季终付于史官，即今之时政记也。元和十二年，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缀录。大和九年，诏郎、舍人准故事入阁，日赍纸笔，立于螭头，以记言动，故文宗实录为备焉。至后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学士、枢密直学士修日历。世宗用陶谷之言，修明宗之制。开宝中，扈蒙为修撰，以谓内庭日历，枢密院抄录送史官所记者，不过对见辞谢而已。盖宰相虞漏泄，而史官限疏远，故莫得而具也。请言动可书者，委宰相、参政，月录以送史官，使修日历，遂以参知政事卢多逊专其事。兴国中，诏书病史氏之漏落，又以参知政事李昉专其任，而枢密院亦令副使一人专知纂述。昉请每月先以奏御，乃送史官。时政记之奏御，自昉始也。淳化之间，从张佖之请，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谔掌舍人事焉。周翰、宗谔言：「崇德殿、长春殿宣谕论列之事，时政记记之。枢密院事关机密，本院记之。馀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撰之事，请悉使条送，以备论撰。月终皆送史官」。从之。又令郎、舍人分直崇政殿，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谔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