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哀怜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烦扰，欲高吏之行以便民，于是定俸户之制，修益俸之令。太祖犹以为烦民也，于是出库财以赋吏禄。诏书屡出，欲吏之有馀而无内顾之忧，然后于义德备焉。盖其任人之知所先后如此。

南蛮于四夷，为类最微，然动辄一方受其患。至覆军杀将，与夫转饷烦敝之久也，则他盗亦缘而有，大中、咸通之间，安南之变是也。故为政者不得不戒焉。宋兴，尝设广捷之兵，习摽牌之器，其后又益澄海之师，皆以备蛮之为疆埸害也。盖及其辄动，而我之所以威附之术可得而谈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兴国之初，翟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兵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间，曹克明之收抚水是也；有计能屈之，纳以恩信，章圣之世，谢德权之靖宜州是也。盖兵不足以克，则赦不能以来；计不足以屈，则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谋者之所易睹也。今溪洞往往为东南之忧，而议者不谋威略，一欲怀之以利，是见其一，未见其二也。

契丹既胜晋，历汉、周，为中国之患。宋兴，太祖明经纶之体，专择用将帅，以折冲一方之难。自山西关南，所属任皆天下之材，委任专而听断明，豪杰之士，得尽其智力以赴功，故养士少而形势强。当此之时，疆境泰然，无北顾之忧。间有窥塞之谋，虏骑六万，太祖命田钦祚以三千人破之，当世以为谚。虏既屈服，于是叩关请吏，修书币之使。天子见群臣谦让，不自以为德也。其后向之宿将稍死，而天子伐晋，晋虏连兵，既破虏而平晋，遂用事于燕，不克而还。自此，虏复为中国之患。雍熙中，曹彬以十万之众，不能举燕而退，有祁沟之败。既而杨业败于陈家谷，刘廷让于君子馆又败。士多失亡乘塞，疮痍之兵，至不满万。赵魏大震，虏遂深入，陷郡县，杀官吏，执士民，将吏依壁自固，虏辄掠坰野，收子女之俘，掊金帛之积而去，自邺而北，千里萧然。天子下哀痛之诏，而边吏屡请益兵，始科河内之民以戍边。不足，则又科河南之民。犹不足，则取役兵为振武之军以自助。然犹不能以为足也。咸平之间，命傅潜为大将。虏既入塞，塞上皆飞檄请救。潜按兵不出，将卒人人欲战，不许。天子屡使人督战，又为益发兵使进，而潜终不敢出。虏乘其隙也，连破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骚然，天子为戎衣济河，而虏之谋臣射死，兵遂解去。杨延钊以为乘其敝痛杀，幽冀可收，天子抑其言，而讲和之策遂定焉。自此边境去矢石之忧，天下无事，百姓和乐，至今馀四十年，先帝之功德博矣。

折中之法，听商人入粟，而趋江淮受茶盐之给，公私便之。或以为敝滥，既废，而岁失百万之入。端拱初复置，以岁旱而止。淳化中遂复之。

宋兴，既收南越之地，而交阯奉贡职，海外之国亦通关市，犀象珠玑百货之产，皆入于中国。府库既充，有司遂言宜出于民，始置榷易之场，岁收其直数十万贯，自此有加焉。

兴国初，左藏之财既充斥，始分为三，钱与金帛皆别藏，典守者亦各异焉。

宋兴，既歛兵于内，盗贼辄发，而州郡无武备，急则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为适然。故盗起辄转劫数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愚固异焉。及览近世之迹，若宋珰守益州，张雍守梓州，秦传序守开州，何邴守象州，皆以区区一城抗贼之锋，不为不义屈，于是知天子待吏尽恕道矣。而吏之走匿自存者，何其不自力也？

宋兴，承周制，置集津之运，转关中之粟，以给大梁。故用侯赟典其任，而三十年间，县官之用无不足。及收东南之地，兴国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万石至汴。至道间，杨允恭漕六百万石，自此岁增广焉。

三馆之设，盛于开元之世，而衰于唐室之坏。五代高武力，虽存西馆之署，而法度卑矣。宋兴，太祖急于经营，收天下之地，其于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备也。太宗始度升龙之右，设署于禁中，收旧府图籍与吴蜀之书，分六库以藏之。又重亡书之购，而闾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图书始复聚，而缙绅之学彬彬矣。悉择当世聪明魁垒之材，处之其中，食于太官，谓之学士。其义非独使之寻文字、窥笔墨也，盖将以观天下之材，而备大臣之选。此天子所以发德音、留圣意也。

自汉昭始田张掖，赵充国耕金城。曹操以区区之魏，力农许下。晋用邓艾田寿春，羊祜田襄阳，杜预田荆州，荀羡田东阳。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内益蓄积，外有守禦之利，故能服夷狄，兼邻国，或定南面之业焉。宋兴，当雍熙之间，强胡屡为边害。天子念守兵岁广，而赵魏失宁，废耕桑之务，于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后开易水，疏鸡距，修鲍河之利，边屯以次立矣。然中国一统，内缉百万之师，议者以为岂晏然不知兵农兼务哉？天子乃遣议臣东出宿、亳，至寿春，西出许、颍，转陈、蔡之间，至襄、邓，得田可治者二十二万顷，欲修耕屯之业，度其功用矣。天子尤意向之，而任事者破坏其计，故功不立。

自史起溉邺田，郑国凿泾水，李冰以区区之蜀，修二江之利。汉兴，文翁穿煎溲，郑当时引渭，庄熊引洛，儿宽奏凿六辅渠，而白公注泾渭，邵信臣广钳卢之浸。自是后，王景理芍陂，马臻筑鉴湖。至晋，杜预疏荆兖之水，张闿理曲阿之塘，宋人引渒，魏人引河。唐疏雷陂，筑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长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费。故三代沟浍之法替，而赴时务功，此不可不重也。圣宋当雍熙之间。

河自西出而南，又东折，然后北注于海。当禹之行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酾为二，至大陆又播为九，然后为逆河，以与海属，非屡散裂而顺导之，莫能为功。盖其难如此，故历三代千有馀年，无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尝变也。至周定王之时，禹迹遂改，故河之为败自此始。自是之后，言治河者尤众。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许商、解光之说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齐人延年之说是也。有以为天事可勿理者，田鼢、谷永之说是也。有以为宜空水冲以纵其决，穿漕渠以通其势者，关并、贾让之说是也。有以为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张戎之说是也。有以为宜徙之宽平者，王横之说是也。有以为宜计为堤防，又以为堤防非古义者，王延世、平当之说是也。凡此数者，各乖异。总之，堤防之起自战国，西汉以来，筑作者辄复败，故务壅塞居水者，最闇于用，而复二渠，则水之害去，绝屯氏之河，则害作，故言河宜散裂、仿于禹迹是当。盛宋之隆，河数为败。兴国之间，房村之决为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属者虽有商胡之忧，非曩时比也，然天子大臣讲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为堤防壅塞闇于用，仿禹之迹为可，然水之为迹，难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详，固难以臆见决策举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与之虑定，然后施功，则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绩矣。

周世宗之时，筑李晏口，立县十二，又筑束鹿，增鼓城，葺祁州。遂自浮阳至乾宁之塞，补坏防，开游口三十有六，瀛、莫以通，作治之功自韩通。宋兴，葺镇州西山保障，自王全斌。而筑保州、威虏、静戎、平塞、长城寨，自刘遇。太宗既平晋，隳旧州，迁之榆次，又迁三交，夺故军之险而守之，得胡人咽喉之地，自潘美。

使岁穰谷不贱出，岁凶民不病食，故平籴之令自此始。李悝修之，魏以富强。汉兴，耿寿昌开常平之法，以至晋、齐不能废。后魏定和籴之制，北齐筑富人之仓，隋人置监，唐人置东西市之籴，虽号名殊，其为法一也。当盛宋建隆之间，始因河内之稔，修边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籴复大备。

使岁穰输其馀，岁凶受而食之，故义仓之法自此始。长孙平修之，隋以富足。唐用戴胄之言，而复定著令。高宗又开杂用之禁。神龙之后，纲理疏阔，而义仓遂废殆尽。至开元，自王公以下，至于商人，皆有入，故义仓之实至六千万以上。自是后而衰。宋兴，乾德之初，天子哀岁不登，而仓吏不以时出与民，于是著发粟之制，使不待诏令。其后，又病吏之烦扰，而民罹输转之困，又罢之。至今上而旧制复行。

唐贞元初，赵赞兴茶税，而张滂继之，什取其一，以助军费。长庆初，王播又增其数。大中中，裴休立十二条之利。宋兴，茶盐之法屡有变易，而茶法几至大坏。景德中，尝乘边备之急，而仓卒变法，高塞下入粟之虚直，易江淮茗荈之实，其厚利悉归于商人矣。是时，议臣请以见缗入中。而天圣初，又设三说之法。入见缗金帛，则官虽为便，而商者不通。用三说，则官有七倍之损，而香象之货，居积停滞，公私皆失其利焉。景祐、康定之间，又增以盐利，为四说。虽公家亏于半，而贾贩者复壅。至皇祐中，又用见缗之法。虽壅滞稍去，然调视小失，固未免于乖迂也。

或曰：「事之弊，作而更之欤？安而弗顾欤」？曰：作而更之也。「人之不善，按而诛之欤？安而弗顾欤」？曰：按而诛之也。「然而作而更弊，世以为纷纷也；按而诛不善，世以为刻讦也。何谓欤」？曰：有以也。事之体有小大，罪之情有深浅。彼以系者大而罪也深，任忠义者之视之也，则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诛之，恐未果也。何则？为国家天下之计然也。人见忠义者之然也，不识其心而希之也，曰：「事皆然也，我顾不能然欤」？当其坐于府，立于庭，而议之以四方。使彼其系者小而罪也浅，而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诛之。恐不果也，甚者构而侈之也。为国家天下之计乎？则未然也。于是欢然厌其纷纷也，病其刻讦也。岂惟厌且病欤？当世诚有任忠义者为其所当然，则上必思彼纷纷者之所行，刻讦之所存，而皆让焉。诚有任忠义者为其所当然，则不之见信；幸而信，则奸与庸者，得扳厌且病之事而间之矣。嗟夫！事有似之而不然者，此是非之所以乱，虚实之所以昧，不可恶也欤！恶则如何？亦察焉。其请而更者，利害也，大系于国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则固忠义者之事；其请而诛者，奸佞也，大系于国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则固忠义之事也。反是也，则末矣。「然则弊之细也，恶之浅也，安而弗顾欤」？曰：考其弊而更之，得其大者焉；审其罪而诛之，当其深者焉。则细且浅者熄焉。睹细者浅者之可忧，抑其不熄，则徐徐而治可也，岂安而弗顾也欤？或曰：「彼虽纷纷也，刻讦也，然其于事也，情欤」？曰：或情不情焉杂也，然则凡彼之所美也，有让而不情，情而不以其地，则罪始让者欤？否则彼之纷纷也，刻讦也，或情不情时也，罪忠义亦可欤！

正者一，邪者十，乌知正者之为正，邪者之为邪欤？曰：考其实焉尔。言者曰：「某正人也」。必考焉，其言与行果正也，犹曰无乃其迹然欤？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考焉，其言与行果邪也，亦曰无乃其迹然欤？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为之，迹亦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有无之，有似之，有构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也，有间之必辨焉，不阴受之也。以邪人焉，处之勿迩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阴受之也。审邪正之术循是也，不失矣。抑未尽于是也。孰谓未尽？任与责之之谓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考之，见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则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考之，见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则思曰：我考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终而质其效。不戾于其始也有赏，戾则有咎。未至于其终而质其效，赏与咎无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与责之之术如是也。故正者得尽其道，邪者不得其间于冥冥之间，于计也素定，于信用也不轻以蔽，于号令也一，于赏罚也明，于治也几矣。考之其实尔，此之谓也。不知正者之为正，邪者之为邪，岂异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于其言与行则未之考也。茍考焉，则亦其迹而已矣，或无之，或似与构之者也，于其情则未之考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间之者则阴受之，不之辨也；以邪人处之，或迩焉，有助之者则阴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胜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考之耶？则未尝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则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考之，待其终而质其效，正者赏与咎耶？则未尝也，其于是非用舍茍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尽其道，邪者得间之于冥冥之间，于计无必定也，于信用轻以蔽也，于号令也二，于赏罚也不明，于治也疏矣。正与邪两尊焉，一日而有败，乌有职其责者欤？或曰：「大贤大佞之不可以考其实也」。曰：子之言不可以考其实者，不以大贤之为贤，大佞之为佞，或无其迹欤？吾固言之也，无其迹则孰由而知之欤？必也本其情之谓也。本其情，是亦考其实矣，岂不可欤？知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贤与佞，顾非不可欤？然则子之言者，恶其迹之难知也。吾云尔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鲜矣。

或曰：「尧之圣不逮舜，尧不能用九官、诛四罪，而舜能焉」。曰：「舜之所以圣，由尧之圣。舜之用与诛，宜也」。曰：「然则尧之时，独不可用与诛乎」？曰：「将以遗舜也」。「其以遗舜奈何」？「尧信舜之圣久矣，将举而禅焉，且以信于众，因四岳之举，遂试之，其试由是夫起。圣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于众。德莫大于用贤诛恶，于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与诛，盖假之舜云耳」。曰：「然则尧之圣，将蔽贤纵恶乎」？曰：「否。用与诛至于舜之时可也，故尧迟之云尔，以成乎舜也，则其德在尧者多矣」。曰：「然则尧其私于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为天下也」。曰：「《左氏传》所谓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论圣人之说，彼左氏何与焉」！

治乱之本在君之好恶，好恶在所习。少习也正，其长也必贤；少习也不正，其长难与共为治矣。不幸而然，则将磨之。孰能磨之？择人焉。朝夕相与俱，出入言动相缀接焉，是则可磨之也。主然而是者助之，主然而违者替之，不释则极论之。勉焉。除其蔽欲而接之以道，不见邪者而变焉，其志素定矣，然后可与共为治。其为大体，不亦艰且勤与？然于习之也，有渐矣，古之所以为治者，岂异焉？此众官不有任也，岂必人之不材也？朝夕未尝相与居也，出入言动未尝相缀接也，是焉而不能助，违焉而不能替，不释而莫之极论也。其蔽欲日益固，其为道日益拙，所见寺人女妇邪者也。其志素定矣未也？其可共为治乎？其为大体，不亦怠且忽欤？噫！宰相虽尊也，然其见也有间矣。置斯职也，不慎欤！使职此者不尽也，而寺人女妇得其心，其谁曰可也？噫！左右侍从之官，其非所谓常伯、侍郎、给事、谏议、司谏、正言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