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均天下之土地而定军赋之法，唯井田为最备。其法之可见，唯周为最著。《周官》：王畿千里，天子正位于其内，而卿遂分治于其外。必以土均之法稽其人民，故小司徒以九地之别，为其三等任人之制。凡役之起，则家无过于一人，而其馀为羡，故六卿、六遂之中，有正卒、有羡卒。五等建国之制虽殊，而出军之数固不易于是也。盖天子六军，而成国半之。若鲁者有因周之成国，宜有三军者也。然僖公之《颂》曰「公车千乘」，又曰「公徒三万」，夫其徒三万者，固合于三军之制矣，其车千乘者，兵车一为卒七十五人，千乘常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鲁安得而有之？故明策以访于学者。夫鲁虽侯国，而出军之法不殊于畿内，故其三郊三遂之中，亦有正卒，有羡卒。《颂》之称曰「公车千乘」者，兼其正卒、羡卒之数而言之也。又曰「公徒三万」者，举其正卒之成数而言之也。僖公能复先君之土宇，而其车徒之盛如此，故颂者尽之，非兵赋之异也。

夫制世御俗非一谋可尽也，便民益国非一术可该也。是以圣人在上，随轻重而御之。民所重则御之以轻，民所轻则御之以重。有刀布之法，有币帛之制。刀布者，货之流也；币帛者，货之源也。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二者循环，迭相为救，此圣人有国御天下之大柄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王。文王已前，德之盛者也，故其道虽立，而其迹不传。逮乎武王建祚，师望佐业，外则通三币之货，内则制九府之常，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也，布者取其散也，泉者取其流也。流则天下之用足，散则天下之财阜，利则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后廉取兴，财阜而后礼义浃，用足然后德化被。管子用之，所以辅桓公而成开塞之术也。周景变之，所以隳祖构而忘小大之法也。缘此而下，废兴不常。西汉以来，其制屡易，陈七福者有焉，述操柄者有焉，锡铜山者有焉，废五铢者有焉，创鹿币者有焉，建三官者有焉。晋宋而后，俗化渐薄，上先其制，下成其私，有风飘水浮之轻，有线环赤郭之异。百名千品，莫可胜述。远近流俗，益用苦之。李唐受命，尽扫其辙，文之以年纪，创之以事宜，规模小大，最为折衷，天下得以从其便，人主得以操其权，较之古先，诚得其术。我国家刬去伪乱，袭有唐休烈，鼓铸有常职，辇运有常数，盗滥有常禁，出纳有常经，稽其本末，可谓详矣。然比岁以来，邦用颇乏。于民也，有困穷耗费之苦；于国也，无丰盈羡给之馀。议者纷起，莫从其便。或曰：宜铸为大钱，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兼造铁制，以同闽蜀之法。大可以益国，小可以便民。行于一时，足见其利。铸为迂远之谈，茍简之谋也，非所谓利于经人也。夫久为大钱，则民失其用，用失其用则众易其业，易其业则困匮生而奸滥起矣。兼造铁则国重其禁，重其禁则俗违其便，违其便则抵冒作而刑辟烦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蓄而不行，一患也；盗铸日积，二患也；于用甚轻，三患也；岁铸不给，四患也。夫伐山取谷鼓铸，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烈，甚于水火，而民或盗铸者，薄利诱之也；大小之法，与前无异，而用之甚轻者，异物害之也；宝货之路出于羡馀，而岁铸不给者，浮费夺之也。为今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谓四利？塞兼并一也，严法令二也，禁异物三也，节浮费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当今之宜，莫便于此。

问：自古钱法，未有如国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来，铜产耗竭，鼓铸不能供。欲案其旧法而弗变，则患乎铜之不给；欲铸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则患乎民之窃铸也。敢问何行而后可？

对：自古钱法，轻与重，大与小，诚莫如国家之折衷也。然所以制之之术，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间，盗铸盈市而法令不能严，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狱，未尝闻梏一铸钱者。故公钱益少而私钱益多，此未至者一也。海外之郡，如高丽、交趾之国，一器一皿皆铜为之。彼以铜非己地所出，乃多聚奇产无名之货来鬻于中国。中国之人爱其异而贪其宝，争以泉货而市之。彼得泉以归，则铸为铜器以便其俗。故钱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贫，而国家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边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间，兴师者数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铸之不绝于时，一至塞下无复返者，此中国之泉所以耗，而边民之豪得以聚而积之也。故中国之物其直轻，由于钱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于钱多也。国家诚能止钱货之运而若谷若帛，募富商巨贾致于塞下，使就取其符于江淮京洛间，或泉或货，杂支以偿之。若此二三岁，而中国之泉不营而自给矣。当今之策，莫此为便，而国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其徒日益广，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有市铜而铸焉者。国家虽有其禁，又宽而不举。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是何异拔树而附枝乎？今诚能稍严其禁，以为之限，是亦策之一得也，而国家不知行焉，反谓于国体有纤削之谓，此未至者四也。此四者，泉货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犹水之有四窦，木之有四蠹也。今诚能窒其四窦，拔其四蠹，则不变旧法而泉可足矣。茍四窦未能窒，四蠹未能拔，虽一变其法而为茍且之利，愚恐有损而无益也。且变法者谓铜之耗竭矣，茍为铜之耗竭，则虽以一大者当百小者，然后可行焉。其次则以一大者当五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其下则以一大者当二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夫民诱于薄利，虽销一为二，犹且为之，况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颈，犹将窃铸而不已也。欲严其禁，则抵冒盈天下；欲宽其禁，则奸滥盈天下。若之何而可为哉？且变法之祸见于前世矣。汉武时改钱法而铸白金，于是吏民盗铸而死者不胜数。王莽之世，又为泉货六品，与贝化龟宝之类参而行之，天下破业而陷刑者相望于道。吴孙权亦铸大钱，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从而罢之。唐明皇时，从第五锜之策，铸为三品，法愈严而犯愈多，商农之业皆失其利，有饿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变法之祸也。今不窒其四窦而拔其四蠹，而欲袭前世已然之祸，愚未知其可也。

世之言治法者，莫不以三代唐虞为之本而两汉隋唐为之末。然三代唐虞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得其便，两汉隋唐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失其利也。故善言治者，不在乎援古高论，在乎当而已矣；善言法者，不在乎超世迈俗，在乎宜而已矣。夫义仓者不兴于唐虞之世也，不建于三代之君也，不起于两汉之时也，盖始于隋而盛于唐者也。其道以振乏为本，以恤民为先，以博施为法，以乐输为率，以众赖为便，以义和为名。各于其社树之以仓，各令其民入之以谷。设其官守，严其戒令。丰岁则劝课而输之，凶年则发彻而散之。不烦于刑而民乐从，不费于国而民无困。于上有救贫恤饥之政，于下无转沟殒壑之苦。以言其济施，则仁之厚者也；以言其输入，则义之广者也；以言其取与，则和之至者也。其在隋则长孙倡而始之，其在唐则戴胄举而行之。文帝从长孙之计，于是民俗以安，国费以省，邦储以厚，而卒能成大业之治焉。及太宗从戴胄之言，于是和气以洽，仁风以畅，王业以固，而卒能成贞观之风焉。降及天皇，其法始敝，弗以为博施之本而为军国之费，弗以乐输之赋而为征取之科。自是之后，名存而实废矣。由此观之，前世所以恤民而后世所以暴民，明主所以为治而昏主所以为乱者，其义仓之谓乎？国家革五代之苛，建一王之治，于兹有年矣。租赋之调不为不中也，配敛之科不为不节也，赈恤之政不为不行也，敝滥之源不为不究也。然此岁以来，急于边费，以征以取，浸暴于常。而又有聚敛之臣，贪残之吏，剥下以奉上，刻私而徇公，往往窃前世恤民之法而为当今敛民之调者，累累皆是，则义仓者亦其一端也。夫昔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者也；今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昔之义仓，务所以安之；今之义仓，务所以掊之。昔之义仓，则立仓于社，聚谷于众，年丰则取之，民饥则与之，不令而民从，不督而民劝，故曰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也；今之义仓，则有仓之号而无仓之制，有义仓之名而无义仓之实，约租之多寡而增其数，计入之丰约而定其籍，年丰则有以取之，民饥则无与赈之，故曰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诚能复隋唐之法而建其仓，探隋唐之本而行其义，则恤灾弭患、安民泰俗无大于此者。茍不如是而徒立其号，以为征取之术，则不若勿行之愈也。

传曰：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明策谓修废官者，如何而为废耶？逸民者，如何而为逸耶？施之于今，修其官者何职？招其人者何方？以考于承学之人。夫无其官而不补，有其官而不修，皆废官也。无其官而不补，则五官废而五行失其性之类是也；有其官而不修，则乐官不陈诗，国史不明及之类是也。士之术业修、道德备而不见于天下者，此逸民也。伊尹之于莘、太公之于北海是也。修废官则事无不举矣，故曰四方之政行焉；举逸民则人乐为用矣，故曰天下之人归心焉。宜于今者，莫若修先王法度之政而备其官，其责任也明，其绌陟也果。修先王责任之制而兴其贤，使豪桀之士不遗佚于闾巷穷僻之中，如此则任者举汲汲于成天下之务，处者举欣欣于赴天下之用矣。所修者不在一职，所招者不必异礼，而圣人之意得，当今之务适矣（《曾子固集》卷一○。）。

矣：原本作「夋」，据文义改。

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师经。经者，万世之法也。自教学废而经术不盛行于天下，言理者舍经而各师其意，此后世之患也。若治水之说亦有焉，昔是之时，水害遍于中国，尧能得禹之材而属任之，禹能知水之性而顺导之，然后水之害熄。其法之可见者，《禹贡》是也。自禹功立而更三代千有馀年无水害。周定王之时，河始徙禹之迹，自此水之为中国害者特河耳。汉以来言治河者众矣。齐人延年则以谓宜出之匈奴。许商、韩牧则以谓宜复其故道。田鼢、谷永则以谓宜属之天事。关并、贾让则以谓宜弃水冲之地以肆其行，穿溉漕之渠以短其势。王横则以谓宜徙之宽平。王延则以谓宜为堤防。平当则以谓堤防不可以为固。张戎则以谓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去。数说者各异，然未尝知图患者莫若究其原，究原者莫若求之经，求经者莫若《禹贡》之可信，而各率私意，次进其说，故考之而无本，推之而难行，此舍经之害也。方汉之时，经术虽不盛行于天下，然学经者犹不尽废，而害已然。至今千有馀年，言经者益少矣，决事者用私见耳。故明策以谓《禹贡》之学久废，而以访问于学者，此可谓于千载之论中其所大蔽，当今之务明其所大本也。夫《书》称五行，水曰润下，则就下者水之性也。禹知其然而治之，欲使顺其归。盖地之形，雍州高而兖、冀下，故其有事也，始兖、冀而终于雍，此高下先后之异也。天下至广，百川至众矣，使小水皆致其力，则功有所不逮而日有所不给也。故治江之道，使之顺则河、潜皆得合而行；治河之道，使之顺则漳、滏皆得附而泄。它水皆然。故用力少而败功多，用日近而见效远。故所谓治其大而小者从之，能知其要者也。曰江、曰淮、曰河、曰济，经渎之所最大而施功之所最多，此其名之尤章章可见者也。计其力则州十有二师，九州当二十七万人，计其日则四年而毕，此用力多少之数也。夫禹之于水，知其地形高下、所治先后，又知其法之要，又能审其名，揆其功，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此所以能去水之败也。宋兴，百川循道，为败者不过于河，兴国之间防村之决为尤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今横胡、商胡再决，自天子大臣谋救讲利害之勤矣，明策访《禹贡》之法于学者，必将要之可行。夫古今之变虽殊然也，形之高下不易，至于明其所治之先后小大与其法之要，而辨其名、审其用人之多少，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则禹之迹有不得尽循，禹之法有不得而改也，在详酌而法之耳。

古者学士之于六艺，射能弧矢之事矣，又当善其揖让之节；御能车马之事矣，又当善其驱驰之节；书非能肆笔而已，又当辨其体而皆通其意，数非能布策而已，又当知其用而各尽其法。而五礼之威仪，至于三千，六乐之节文，可谓微且多矣。噫！何其烦且劳如是！然古之学者必能此，亦可谓难矣。然习其射御于礼，习其干戈于乐，则少于学，长于朝，其于武备固修矣。其于家有塾，于党有庠，于乡有序，于国有学，于教有师，于视听言动有其容，于衣冠饮食有其度，几杖有铭，盘杆有戒。在舆有和鸾之声，行步有佩玉之音，燕处有《雅》、《颂》之乐。而非其故，琴瑟未尝去于前也。盖其出入进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动于四体，达于其心者，所以养之至如此其详且密也。虽然，此尚为有待于外者耳。若夫三才万物之理，性命之际，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而斋戒以守之，以尽其才，成其德，至合于天地而后已者，又当得之于心，夫岂非难哉？噫！古之学者，其役之于内外以持其心、养其性者，至于如此，此君子所以爱日而自强不息，以求至乎极也。然其习之有素，闲之有具如此，则求其放心，伐其邪气，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实者，可谓易矣。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盖乐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于《乐》」。昔舜命夔典乐，教胄子，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则乐者非独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纳之中也。故和鸾、佩玉、《雅》《颂》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于前，岂虚也哉？今学士大夫之于持其身、养其性，凡有待于外者，皆不能具，得之于内者，又皆略其事，可谓简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气，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实者，岂不难哉？此予所以惧不至于君子而入于小人也。夫有待于外者，余既力不足，而于琴窃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于京师，始合同舍之士，听其琴于相国寺之维摩院。洪君之于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将就学焉，故道予之所慕于古者，庶乎其有以自发也。同舍之士，丁宝臣元珍、郑穆闳中、孙觉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巩子固也。洪君名规，字方叔，以文学吏事称于世云。

盗三十人，凡十五发。繇孙仙而下，盗吴庆船者，杀人皆应斩，盗朱缟船者，赃重皆应绞，凡应死者十有八人。繇汤庆而下，或赃轻，或窃盗，或常自言，凡应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图之所见者，其名氏、税等、械器，与其发之日月，所盗之家、所取之财，至于人各别其凡若干发，皆旁行以见之。人各别其凡若干发者，又别之以朱，欲览者之易晓也。吴庆之船，赃分为三，与吴庆、吴道之属有亲疏，居有异同。至于孙仙、汤庆之族属，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别见于图之上下，而狱之轻重详矣。其创作兵仗，合众以转劫数百里之间，至于贼杀良民，此情状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时，水之害甚矣，田畴既以荡溺矣，屋庐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内，籴官粟以赈民，而犹有不得食者。穷乡僻壤、大川长谷之间，自中家以上，日昃持钱，无告籴之所，况于蹑短素困之人乎？方且结草苇以自托于坏堤毁垾之上，有饥饿之迫，无乐生之情。其屡发而为盗，亦情状之有可哀者也。《康诰》曰：杀越人于货，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谓不待教而诛者也。是则杀人之盗，不待教而诛，此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此谓养之既足，导之既明，则为盗者知耻而自新。则非杀人之盗，有待教而诛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诛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诛者，俟之之道既尽矣，然后可以责之备也。茍为养之既有不足，导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尽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为盗贼者，天子尝密下宽大之令，许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杀人与赃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诰》之意也。余当阅是狱，故具列其本末情状以览观焉，以明余之于是尽心矣。

分宁人勤生而啬施，薄义而喜争，其土俗然也。自府来抵其县五百里，在山谷穷处。其人修农桑之务，率数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馌，其外尽在田。田高下硗腴，随所宜杂殖五谷，无废壤。女妇蚕杼，无懈人。茶盐蜜纸竹箭材苇之货，无有纤钜，治咸尽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亩，廪实藏钱，至累岁不发，然视捐一钱，可以易死，宁死无所捐。其于施何如也？其间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妇，相去若弈棋然。于其亲固然，于义厚薄可知也。长少族坐里闾，相讲语以法律。意向小戾，则相告讦，结党诈张，事关节以动视听。甚者画刻金木为章印，摹文书以绐吏，立县庭下，变伪一日百千出，虽笞扑徙死交迹，不以属心。其喜争讼，岂比他州县哉？民虽勤而习如是，渐涵入骨髓，故贤令长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云峰院在县极西界，无籍图，不知自何时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门闼靓深，殿寝言言。栖客之庐，斋庖库庾，序列两傍。浮图所用铙鼓鱼螺钟磬之编，百器备完。吾闻道常气质伟然，虽索其学，其归未能当于义，然治生事不废，其勤亦称其土俗。至有馀辄斥散之，不为黍累计惜，乐淡泊无累，则又若能独胜其啬施喜争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学，其归一当于义，则杰然视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庆历三年九月，与其徒谋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无声畀来人，相与图文字，买石刻之，使永永与是院俱传，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来请记，遂来，予不让，为申其可言者宠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丰曾巩记。

门之作，取备豫而已。然天子、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则讥之，见于《易》、《礼记》、《春秋》。其旁三门，门三涂，惟王城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宫视天子或过焉，其门亦三之。其备豫之意，盖本于《易》，其加于度，则知《礼》者所不能损，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军南城县麻姑山仙都观，世传麻姑于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绝岭而上，至其处，地反平宽衍沃，可宫可田。其穫之多，与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尝视而叹曰：「岂天遗此以安且食其众，使世之衎衎施施，趋之者不已欤？不然，安有是邪」？则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饶，则其宫从而侈也宜。庆历六年，观主道士淩齐晔相其室无不修而门独庳，曰：「是不足以称吾法与吾力」。遂大之。既成，托予记。予与齐晔，里人也，不能辞。噫！为里人而与之记，人之情也；以《礼》、《春秋》之义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齐晔之取予文，岂不得所欲也夫？岂以予言为厉已也夫？八月日记。

秃秃，高密孙齐儿也。齐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绐娶周氏，与抵蜀。罢归，周氏恚齐绐，告县。齐赀谢得释。授歙州休宁县尉，与杜氏俱迎之官，再期，得告归。周氏复恚，求绝，齐急曰：「为若出杜氏」。祝发以誓。周氏可之。齐独之休宁，得娼陈氏，又纳之。代受抚州司法，归间周氏，不复见，使人窃取其所产子，合杜氏、陈氏，载之抚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与其弟来，欲入据其署，吏遮以告齐。齐在宝应佛寺受租米，趋归，捽挽置庑下，出伪券曰：「若佣也，何敢尔」！辨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久之，以布衣书里姓联诉事，行道上乞食。萧贯守饶州，驰告贯。饶州，江东也，不当受诉。贯受不拒，转运使始遣吏祝应言为覆。周氏引产子为据，齐惧子见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惧，则收以归，扼其咽，不死。陈氏从旁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瓮水中乃死，秃秃也。召役者邓旺，穿寝后垣下为坎，深四尺，瘗其中，生五岁云。狱上更赦，犹停齐官，徙濠州，八月也。庆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张彦博改作寝庐，治地得坎中死儿，验问知状者，小吏熊简对如此。又召邓旺诘之，合狱辞，留州者皆是，惟杀秃秃状盖不见。与予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敛之，设酒脯奠焉。以钱与浮图人升伦，买砖为圹，城南五里张氏林下瘗之，治地后十日也。呜呼！人固择于禽兽夷狄也。禽兽夷狄于其配合孕养，知不相祸也，相祸则其类绝也久矣。如齐何议焉？买石刻其事，纳之圹中，以慰秃秃，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无忌言。二十九日，南丰曾巩作。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县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为县。县百四十馀年，无城垣而滨大江，常编竹为障以自固，岁辄更之，用材与力一取于民，出入无门关，宾至无舍馆。今治所虽有屋，而庳逼破露，至听讼于庑下，案牍簿书，栖列无所，往往散乱不可省，而狱讼、赋役失其平。历七代，为令者不知几人，恬不知改革，日入于坏。故世指繁昌为陋县，而仕者不肯来，行旅者不肯游，政事愈以疵，市区愈以索寞，为乡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穷必变，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为门以通道往来，而屋以取固。即门之东北，构亭瞰江，以纳四方之宾客。既又自大其治所，为重门步廊。门之上为楼，敛敕书置其中。廊之两旁，为群吏之舍，视事之厅，便坐之斋，寝庐庖湢，各以序为。厅之东西隅，凡案牍簿书，室而藏之，于是乎在。自门至于寝庐，总为屋凡若干区。自计材至于用工，总为日凡二千三百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庆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为县，止三千户。九十年间，四圣之德泽，覆露生养，今几至万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馀，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资，而无贫民。其江山又天下之胜处，可乐也。今复得能令，为树立如此，使得无岁费而有巨防，宾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之为观。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狱讼、赋役之书悉完，则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县之去陋名，而仕者争欲来，行旅者争欲游，昔之疵者日以减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称其县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用荐者为是县，至二十七日，而计材以至于落成，不惟兴利除弊可法也，而其变因循，就功效，独何其果且速与！昔孟子讥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呜呼，如夏令者，庶几所谓知为政者与！于是过子产矣。凡县之得能令为难；幸而得能令，而兴事尤难；幸而事兴，而得后人不废坏之又难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难得，而令又幸无不便己者，得卒兴其所尤难，皆可喜无憾也。惟其欲后人不废坏之，未可必得也。故属予记，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丰曾巩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庆历八年四月，抚州菜园僧可栖，得州之人高庆、王明、饶杰相与率民钱为殿于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来乞予文以为记。初，菜园有籍于尚书，有地于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践之，求屋室居人焉，无有也。可栖至，则喜曰：「是天下之废地也，人不争，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医取资于人，而即其处立寝庐、讲堂、重门、斋庖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独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为，乃使庆、明、杰持簿乞民间，有得辄记之，微细无不受，浸渐积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来居至于此，盖十年矣。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茍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经营，捃摭纤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岂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殖之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既自以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少长相与语曰：「茍一时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为教化之渐，而待迟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历千馀载，虽有贤者作，未可以得志于其间也。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则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欤？与之记，不独以著其能，亦以愧吾道之不行也已。曾巩记。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馀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不复理。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与？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与！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其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而是时，家事亦滋出。自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而望洞庭，转彭蠡，上庾岭，繇浈阳之泷，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貙虺之聚，与夫雨旸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筥碎细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也。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閒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疾其卑，或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

得邻之茀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世固有处廊庙之贵，抗万乘之富，吾不愿易也。人之性不同，于是知伏闲隐隩，吾性所最宜。驱之就烦，非其器所长，况使之争于势利、爱恶、毁誉之间邪？然吾亲之养无以修，吾之昆弟饭菽藿羹之无以继，吾之役于物，或田于食，或野于宿，不得常此处也，其能无燄然于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于物者，有以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识，其皆受之于天而顺之，则吾亦无处而非其乐，独何必休于是邪？顾吾之所好者远，无与处于是也。然而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镵冢刻、浮誇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皆伏羲以来，下更秦汉至今，圣人贤者魁杰之材，殚岁月，惫精思，日夜各推所长，分辨万事之说，其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罔不毕载。处与吾俱，可当所谓益者之友非邪？吾窥圣人旨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贤人智者所称事引类，始终之概以自广，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行之。其过也改，趋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于内者。得其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于义，或爱而誉之者，过也。吾之足于义，或恶而毁之者，亦过也。彼何与于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与人者。然则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所言虽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谓重也。书之南轩之壁间，蚤夜览观焉，以自进也。南丰曾巩记。

庆历八年，润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来治寺事。某月，择山之阳，亢爽之地，劝州之人某氏为水陆堂，积钱之数百三十万，积日之数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观游之美取胜于天下，非独据江瞰海，并楚之冲，而滨吴之要也。盖其浮江之槛，负崖之屋，椽摩栋揭，环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则天下之东驰，莫不顾慕者，岂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盖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余固嗟夫未尝得与时之君子者游，而纵夫余心之所乐焉。至于今未久也，则闻夫山之穹堂奥殿、瑰杰之观滋起矣。此非徒佛之法足以动天下，盖新者，余尝与之从容，彼其材且辨有以动人者，故成此不难也。夫废于一时，而后人不能更兴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于更千百年，委弃郁塞而不得振行于天下者，吾之道是也。岂独牵于势哉？盖学者之难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坏，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轶于百年累世之迹，则事之废者岂足忧，而世之治可胜道哉？新方以书告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业为士，因以求予记堂之始，故为之历道其兴坏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庆历某年某月日，信州铅山县鹅湖院佛殿成，僧绍元来请记，遂为之记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与士大夫劳于议谋，材武之士劳于力，农工商之民劳于赋敛。而天子尝减乘舆掖庭诸费，大臣亦往往辞赐钱，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义而死，农工商之民或失其业。惟学佛之人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食与寝自如也。资其宫之侈，非国则民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费，十万不已，必百万也，百万不已，必千万也；或累累而千万之不可知也。其费如是广，欲勿记其日时，其得邪？而请予文者，又绍元也。故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