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令》三十篇，以常员定职官之任，以府卫设师徒之备，以口分永业为授田之法，以租庸调为敛财役民之制，虽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几乎先王之意矣。后世从事者多率其私见，故圣贤之道废而苟简之术用。太宗能超然远览，绌封伦而纳郑公之议，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故能及此。而当是之时，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类，尽其道，则唐之治，岂难至于三代之盛哉？读其书，嘉其制度有庶几于古者，而惜其不复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纪者，论之于此焉。

臣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书此篇阙。因考之《魏志》，见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馀篇，于是知馆阁及世所有干《中论》二十篇者，非全书也。干字伟长，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贤行状》亦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荣，魏太祖特旌命之，辞疾不就，后以为上艾长，又以疾不行」。盖汉承周衰及秦灭学之馀，百氏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学者罕能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至于治心养性、去就语默之际，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况至于魏之浊世哉！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其所得于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臣始读其书，察其意而贤之。因其书以求其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脱谬，而序其大略，盖所以致臣之意焉。

刘向所序《说苑》二十篇，《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馀皆亡」。臣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三篇，与旧为十有八篇，正其脱谬，疑者阙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以为此书。奏之欲以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当于理，故不得而不论也。夫学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难也，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孔子之徒三千，其显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独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及回死，又以谓无好学者。而回亦称夫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又以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其精微之际，固难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无失于其间也，故曰「学然后知不足」，岂虚言哉！向之学博矣，其著书及建言，尤欲有为于世，忘其枉己而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为者少也，盖古之圣贤非不欲有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闻其政，而子贡以谓非夫子之求之也，岂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岂不得之有命哉？令向之出此，安于行止，以彼其志，能择其所学，以尽乎精微，则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称古之学者为己，孟子称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岂汲汲于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学者之戒也。故见之叙论，令读其书者，知考而择之也。然向数困于谗而不改其操，与夫患失之者异矣，可谓有志者也。

《鲍溶诗集》六卷，史馆书旧题云《鲍防集》五卷，《崇文总目》叙别集亦然。知制诰宋敏求为臣言，此集诗见《文粹》、《唐诗类选》者，皆称鲍溶作。又防之《杂感》诗最显，而此集无之，知此诗非防作也。臣以《文粹》、《类选》及防《杂感》诗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参知政事欧阳修所藏《鲍溶集》，与此集同，然后知为溶集决也。史馆书五卷，总二百篇。欧阳氏书无卷第，才百馀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馆书所无，今别为一卷，附于后，而总题曰《鲍溶诗集》六卷。盖自先王之泽熄而诗亡，晚周以来，作者嗜文辞，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诗尤清约谨严，而违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误谬，又著其大旨以传焉。臣巩谨序。

《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盖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襄汉之间，南游江淮，至楚观云梦。云梦许氏者，高宗时宰相圉师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云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入吴，至长安，明皇闻其名，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涉岐邠，历商于，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浮淮、泗，再入吴，转徙金陵，上秋浦浔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浔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军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材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浔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范传正为白墓志，称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则见于白之自叙者，盖亦其略也。《旧史》称白山东人，为翰林待诏，又称永王璘节度扬州，白在宣城谒见，遂辟为从事。而《新书》又称白流夜郎，还浔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皆不合于白之自叙。盖史误也。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民所未有也。《旧史》称白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余以为实录。而《新书》不著其语，故录之，使览者得详焉。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馀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其书，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讳回。当先王之迹熄，六艺残缺，道术衰微，天下学者无所折衷，深父于是时奋然独起，因先王之遗文以求其意，得之于心，行之于己，其动止语默必考于法度，而穷达得丧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辞反复辨达，有所开阐，其卒盖将归于简也。其破去百家传注，推散缺不全之经，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所以振斯文于将坠，回学者于既溺，可谓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后之潜心于圣人者，将必由是而有得，则其于世教，岂小补之而已哉？呜呼！深父其志方强，其德方进，而不幸死矣，故其泽不加于天下，而其言止于此。然观其所可考者，岂非孟子所谓名世者欤？其文有片言半简非大义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于其细行，皆可传于世也。深父，福州侯官县人，今家于颍。尝举进士，中其科，为亳州卫真县主簿。未一岁弃去，遂不复仕。卒于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尝以某军节度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父既卒矣。

至治之极，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未尝不同其指。何则？理当故无二也。是以《诗》《书》之文，自唐虞以来，至秦鲁之际，其相去千馀岁，其作者非一人，至于其间尝更衰乱，然学者尚蒙馀泽，虽其文数万，而其所发明，更相表里，如一人之说，不知时世之远，作者之众也。呜呼！上下之间，渐磨陶冶，至于如此，岂非盛哉！自三代教养之法废，先王之泽熄，学者人人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岂其固相反哉？不当于理，故不能一也。由汉以来，益远于治。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甚众，然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士之生于是时，其言能当于理者，亦可谓难矣。由是观之，则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长乐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数万言，与其兄弟俱名闻天下，可谓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也。读其书，知其与汉以来名能文者，俱列于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后。考其意，不当于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穷探力取，极圣人之指要，盛行则欲发而见之事业，穷居则欲推而托之于文章，将与《诗》《书》之作者并，而又未知孰先孰后也。然不幸蚤世，故虽有难得之材，独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与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于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为之铭。而书其数万言者，属予为叙。予观子直之所自见者，已足暴于世矣，故特为之序其志云^⑴。

「秦」，章校本作「邹」，疑是。

叙事莫如《书》。其在《尧典》，述命羲和宅土，测日晷星候气，揆民缓急，兼蛮夷鸟兽，其财成辅相，备三才万物之理，以治百官，授万民，兴众功，可谓博矣。然其言不过数十。其于《舜典》则曰：「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盖尧之时，观天以历象。至舜，又察之以玑衡。圣人之法，至后世益备也。曰七者，则日月五星。曰政者，则羲和之所治，无不在焉。其体至大，盖一言而尽，可谓微矣。其言微，故学者所不得不尽心。能尽心，然后能自得之。此所以为经，而历千馀年，盖能得之者少也，《易》、《诗》、《礼》、《春秋》、《论语》皆然。其曰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扬子而已。扬子之称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若扬子则亦足以几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于远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马迁、韩愈，亦可谓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囧容季，皆善属文，长于叙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盖能称其兄者也，皆可谓拔出之材。令其克寿，得就其志，则将绍六艺之遗言，其可禦哉！予尝叙深父、子直之文，铭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坚，又集容季之遗稿，属予序之。予悯俗之媮，朋友故旧道缺，不自知其不能，强次是说，以为容季文集序。熙宁九年冬南昌郡斋。

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之奏议，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为十卷，而属予序之。盖自至和已后十馀年间，公常以言事任职。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隐，一有得失善恶，关于政理，公无不极意反复，为上力言。或矫拂情欲，或切劘计虑，或辨别忠佞而处其进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馀上，事有阴争独陈，或悉引谏官御史合议肆言。仁宗常虚心采纳，为之变命令，更废举，近或立从，远或越月逾时，或至于其后，卒皆听用。盖当是时，仁宗在位岁久，熟于人事之情伪与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养元元，至于是非与夺，则一归之公议，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为职者如公，皆一时之选。而公与同时之士，亦皆乐得其言，不曲从茍止。故天下之情因得毕闻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邪恣睢，有为之者，亦辄败悔。故当此之时，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无大阙失，群臣奉法遵职，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馀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繇是而已。后世得公之遗文，而论其本，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则公言之不没，岂独见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无穷也。公为人温良慈恕，其从政宽易爱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时与公有言责者，后多至大官，而公独早卒。公讳师道，其世次、州里、历官、行事，有今资政殿学士赵公抃为公之墓铭云。

王平甫既没，其家集其遗文为百卷，属予序。平甫自少已杰然以材高见于世。为文思若决河，语出惊人，一时争传诵之。其学问尤敏，而资之以不倦，至晚愈笃。博览强记，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群。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遗文既丧。汉兴，文学犹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尽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几于汉，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馀年，天下文章复侔于汉唐之盛。盖自周衰至今千有馀岁，斯文滨于磨灭，能自拔起以追于古者，此三世而已。各于其盛时，士之能以特见于世者，率常不过三数人。其世之不数，其人之难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见于世者也。世皆谓平甫之诗宜为乐歌，荐之郊庙；其文宜为典册，施诸朝廷，而不得用于世。然推其实，千岁之日不为不多，焦心思于翰墨之间者不为不众，在富贵之位者，未尝一日而无其人，彼皆湮没而无传，或播其丑于后。平甫乃躬难得之姿，负特见之能，自立于不朽，虽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贵，人亦莫得而掩也。则平甫之求于内，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于诗，或长于诗不必有文。平甫独兼得之，其于诗尤自喜，其忧喜、哀乐、感激、怨怼之情，一于诗见之，故诗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为人质直简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为毫发疑碍，与人交，于恩意尤笃也。其死之日，天下识与不识，皆闻而哀之。其州里、世次、历官、行事，将有待于识平甫之葬者，故不著于此云。元丰元年。

几圣讳至，姓强氏，钱塘人，几圣字也。为三司户部判官、尚书祠部郎中。既没，其子浚明集其遗文为二十卷，属予序。几圣少贫，能自谋学，为进士，材拔出辈类，出辄收其科。其文词大传于时。及为吏，未尝不以其閒益读书为文。尤工于诗，句出惊人。世皆推其能，然最为相国韩魏公所知。魏公既罢政事，镇京兆，及徙镇相魏，常引几圣自助。魏公喜为诗，每合属士大夫、宾客与游，多赋诗以自见。其属而和之者，几圣独思致逸发，若不可追蹑，魏公未尝不叹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岁时庆贺候问，及为书记通四方之好，几圣为属稿草，必声比字属，曲当绳墨，然气质浑浑，不见刻画，远近多称诵之。及为他文，若志铭序记、策问学士大夫，则简古典则，不少贬以就俗。其所长兼人，以此魏公数荐之朝廷，以谓宜在馆阁，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几圣亦以疾卒。几圣之遗文，在魏公幕府者为最多，故序亦特反复见之，览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于志几圣之葬者，故此不著。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书屯田员外郎林君慥通判抚州，协于上下，以修其职。于是时，蝗起京东，转入江淮之间，秋又皆旱，抚独无害灾。故君得以其閒，益疏其寝北之池，厚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轩曰思轩。士之能诗者，皆为君赋之。观君之蚤夜于其治，既有馀日，乃自以为不足，而深思于此。得士大夫之作，读而推之。以察君之志，将无小大言动，万事之作止，一择其宜，则思之尽，岂独一时寄此轩之内哉？君之大父水部君，当太宗时，实通判是州。今六十馀年，而君来世其官。众于是考于州人，以求水部之馀思遗德。又荣君之能业其家，而谓君之势且益显，以大其宗门，将岂止于此！后有君子低回此轩，而迹君之思见于事者，不违于理，不坠其先人，则诗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九月十五日序。

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州之东，自城至于东江，其北堤石橽二，阴沟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属漕渠，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州之东六十里，自东城至于东江，其南堤阴沟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并山，西并堤，东属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门，通民田，田之东并城，南并堤，北滨漕渠，西属江者皆溉之。总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其东曰曹娥斗门，曰稿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径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馀，田又高海丈馀，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者也。繇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也。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馀户，为田七百馀顷，而湖废几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桐坞，十里皆水，广不能十馀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蒋堂则谓宜有罚以禁侵耕，有赏以开告者。杜杞则谓盗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故为之立石则水，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会稽主之；一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阴主之。而斗门之钥，使皆纳于州，水溢则遣官视则，而谨其闭纵。又以谓宜益理堤防斗门，其敢田者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犹以为未也，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课其督察而为之殿最。吴奎则谓每岁农隙，当僦人浚湖，积其泥涂以为丘阜，使县主役，而州与转运使、提点刑狱督摄赏罚之。张次山则谓湖废，仅有存者，难卒复，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利处，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识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约则谓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则湖可不开，而其利自复。范师道、施元长则谓重侵耕之禁，犹不能使民无犯，而斥湖与民，则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则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张伯玉则谓日役五千人浚湖，使至五尺，当十五岁毕，至三尺，当九岁毕。然恐工起之日，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虽有智者，犹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使高八尺，当一岁毕。其竹木之费，凡九十二万有三千，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赋之而复其租，其势易足，如此，则利可坐收，而人不烦弊。陈宗言、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又以谓宜修吴奎之议，以岁月复湖。当是时，都水善其言，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其为说如此，可谓博矣。朝廷未尝不听用而著于法，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万，刑有自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谓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浚而日愈废，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茍且之俗胜也。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太守孟顗不听，又求岯崲湖为田，顗又不听，灵运至以语诋之。则利于请湖为田，越之风俗旧矣。然南湖繇汉历吴、晋以来，接于唐，又接于钱镠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遗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镠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近世则不然，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而请湖为田者，其语言气力往往足以动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故郑国之役，以谓足以疲秦，而西门豹之治邺渠，人亦以为烦苦。其故如此，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来易至之责，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繇是而已。故以谓法令不行，而茍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夫千岁之湖，废兴利害，较然易见。然自庆历以来三十馀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废，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况于事之隐微难得而考者，繇茍简之故而弛坏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谓湖不必复者，曰湖田之入既饶矣，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之所未睹也。故曰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实知利害者也。谓湖不必复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茍简者言之也。夫以地势较之，壅水使高，必败城郭，此议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势较之，浚湖使下，然后不失其旧；不失其旧，然后不失其宜，此议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阴之石则为四尺有五寸，会稽之石则几倍之，壅水使高，则会稽得尺，山阴得半，地之洼隆不并，则益堤未为有补也。故曰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茍简者言之，而又非实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开告者，则有赏罚之法矣；欲谨水之畜泄，则有闭纵之法矣；欲痛绝敢田者，则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责于州县与转运使、提点刑狱，或欲以每岁农隙浚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浚湖之浅深，用工若干，为日几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费几何，使之安出；欲知浚湖之泥涂积之何所，又已计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论之矣。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令言必行，法必举，则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复哉？巩初蒙恩通判此州，问湖之废兴于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实者。及到官，然后问图于两县，问书于州与河渠司，至于参核之而图成，熟究之而书具，然后利害之实明。故为论次，庶夫计议者有考焉。熙宁二年冬卧龙斋。

晏元献公出东南，起童子，入秘阁读书，遂赞名，命入翰林为学士。真宗特宠待之，每进见劳问，及所以任属之者，群臣莫能及。皇太子就书学，公以选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为仁宗。公遂管国枢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馀年，常以文学谋议为任，所为赋、颂、铭、碑、制、诏、册、命、书、奏、议、论之文传天下，尤长于诗，天下皆吟诵之。当真宗之世，天下无事，方辑福应，推功德，修封禅，及后土、山川、老子诸祠，以报礼上下。左右前后之臣，非工儒学，妙于语言，能讨论古今，润色太平之业者，不能称其位。公于是时为学者宗，天下慕其声名。人见公应于外者之不穷，而不知公之得于内者深也。及得公所为《类要》上中下帙，总七十四篇，凡若干门，皆公所手抄。乃知公于六艺、太史、百家之言，骚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谱、佛老、方伎之众说，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诡变奇迹之序录，皆披寻䌷绎，而于三才万物变化情伪，是非兴坏之理，显隐细钜之委曲，莫不究尽。公之得于内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显于世者，有以哉！观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则知士不素学而处从官大臣之列，备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馁且病乎？此公之书所以为可传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书属余序。余与公仕不并时，然皆临川人，故为之论次，以为公书诸首。

文叔姓张氏，讳彦博，蔡州汝阳人。庆历三年，为抚州司法参军，余为之铭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寝，得婴儿秃秃之遗骸葬之，余为之志其事。是时文叔年未三十，喜从余问道理，学为文章，因与之游。至其为司法代去，其后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为袁州判官以死。其子仲伟集其遗文为四十卷，自蕲春走京师，属余序之。余读其书，知文叔虽久穷，而讲道益明，属文益工，其辞精深雅赡，有过人者。而比三遇之，盖未尝为余出也。又知文叔自进为甚强，自待为甚重，皆可喜也。虽其遇于命者不至于富贵，然比于富贵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为说以自恕者，则文叔虽久穷亦何限哉？仲伟居抚时，八九岁，未丱，始读书就笔砚。今仪观甚伟，文辞甚工。有子复能读书就笔砚矣，则余其能不老乎？既为之评其文而序之，又历道其父子事反复如此者，所以致余情于故旧，而又以见余之老也。熙宁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熙宁三年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为婺州，三馆秘阁同舍之士相与饮饯于城东佛舍之观音院，会者凡二十人。纯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处者之思也，乃为诗二十言以示坐者。于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为韵，赋诗以送之。纯老至州，将刻之石，而以书来曰：「为我序之」。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浸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而其赋诗之所称引况谕，莫不道去者之美，祝其归仕于王朝，而欲其无久于外。所以见士君子之风流习尚，笃于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将待上之考信于此，而以其汇进，非空文而已也。纯老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历教国子生，入馆阁为编校书籍、校理检讨。其文章学问有过人者，宜在天子左右与访问，任献纳。而顾请一州，欲自试于川穷山阻僻绝之地，其志节之高，又非凡材所及。此赋诗者所以推其贤，惜其去，殷勤反复而不能已。余故为之序其大旨，以发明士大夫之公论，而与同舍视之，使知纯老之非久于外也。十月□日序。

齐故为文学之国，然亦以朋比誇诈见于习俗。今其地富饶，而介于河岱之间，故又多狱讼，而豪猾群党亦往往喜相攻剽贼杀，于时号难治。余之疲驽，来为是州，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几熄，岁又连熟，州以无事。故得与其士大夫及四方之宾客，以其暇日，时游后园。或长轩峣榭，登览之观，属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纵舟上下。虽病不饮酒，而閒为小诗，以娱情写物，亦拙者之适也。通儒大人，或与余有旧，欲取而视之，亦不能隐。而青、郓二学士又从而和之，士之喜文辞者，亦继为此作。总之凡若干篇。岂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绝可喜之辞不大传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览者得详焉。熙宁六年二月己丑序。

臣巩言：世称麟凤龟龙，王者之嘉瑞，则盖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称麟凤龟龙四灵以为畜，则至治之世，盖可狎而扰也。故官有豢龙，而刘累以善其职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驯，而或漦于庭，至周卒为女祸。盖龙之为祥异，通于治乱如此。伏惟陛下仁圣之德达于渊泉，故龙实来慕，若可扰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跻，则必有游于宫沼，或负图出河，而且将领在有司，群于庶物，故臣敢刻敕书祝辞于石以俟。臣巩谨序。

福州元丰元年戊午，自四月甲子，至五月辛巳，凡十有八日不雨，田已忧旱。太守率属吏士，分祷诸佛祠，迎像能致雨者陈之通路，用浮屠法为道场，率属吏士罗拜以请。丁亥夜五鼓，出祷鳝溪，属吏士分祷群望。己丑，率属吏士蔬食。夜四鼓，就城南近水祭告后土，将为坛祭龙。庚寅蔬食如己丑。夜三鼓，就坛壝，刲鹅祭龙。辛卯夜五鼓，就视牲血，以法推之，当得雨。壬辰，就紫极宫坛，用青童二十有八人，更咒蜥蜴如古法。癸巳，分祷诸祠未遍者，取黄檗山龙潭水置道场，率属吏士往请。甲午，又往。乙未夜二更得雨，连三日夜，远近皆有馀。盖自辛巳至丙申，凡十有六日，无日不致祷。自丙戌至甲午，四境多得雨。至丁酉，乃皆有馀。是日，罢道场，还所迎佛及水，送蜥蜴南涧之滨。庚子，遍祭谢。欲知闽粤之间，兼旬不雨，则已忧旱，而请祷之为不诬也，故刻其祝词于石，而并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