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录真君；衷，保命仙君，皆汉景帝中元间人。盈天汉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来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寿二年乘云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时拜执金吾卿。衷宣帝地节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并解任还家修学。成帝永始三年，固为定录真君，衷为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张绎建此碑，孙文韬书。

《常乐寺浮图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记室曹胡逵撰。其辞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乐寺塼塔七层」。其碑文今仆，在襄州开元寺塔院。其文字书画无过人者，特以后周时碑文少见于世者，故存之。

《九成宫醴泉铭》，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九成宫乃隋之仁寿宫也，魏为此铭，亦欲太宗以隋为戒，可以见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栏记》，贞元十七年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撰，掌书记胡证书。记一，参谋太子舍人甄济撰，判官彭朝议书，云「上元二年，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移井栏，置于襄州刺史官舍，故为记」。甄济者，韩愈所谓阳瘖避职，卒不污禄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为可喜，而朝议书尤善，皆可爱者也。

《襄州遍学寺禅院碑》，黄门侍郡、修国史韦承庆撰，太子少詹事钟绍京书，开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将仕郎阮弘静与其属人建遍学寺禅院，故立此碑」。承庆有辞学，张易之败时，承庆以附托方待罪，众推令草赦书，承庆援笔而成，众壮之。绍京，景龙中以苑总监从讨韦氏有功。惟嗜书，家藏王羲之、献之、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以善书直凤阁。武后时，榜诸宫殿明堂及铭九鼎，皆绍京书也。其字画妍媚，遒劲有法，诚少与为比。然今所见，特此碑尚完，尤为可爱也。遍学寺于宇文周为常乐寺，于今为开元寺。

丁道护书《启法寺碑》一，《兴国寺碑》一，皆隋开皇中立。启法寺今为龙兴寺，在襄阳城西；兴国寺今为延庆寺，在望楚山。欧阳永叔云：「兴国寺碑不知所在，特见其模本于太学官杨󵩪家」。而此碑阴又有道护书襄州镇副总管府长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号姓名，其字尤可喜，得之自余始，世盖未有传之者也。

《韩公井记》。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韩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传言汲者死，行人虽暍困不敢视。朝宗移书谕神，自是饮者亡恙，人更号「韩公井」。楚故城今谓之故墙，即鄢也。此记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为「墙」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诚，当时避之，故至今犹然。

《晋陆祎碑》。此碑云：「祎字元容，吴郡吴人。其先家于陆乡，因氏姓焉。显考吴故左丞相。祎赤乌六年召宿卫郎中，转右郎中、左郎中、治书执法、平中校尉、平义都尉、五官郎中、骑都尉，迁黄门侍郎，封海盐县侯，加裨将军，行左丞相、镇西大将军事」。又云：「委戈执笏，入宾皇储」。而《吴志》云孙皓宝鼎元年以陆凯为左丞相。又云，凯子祎，初为黄门侍郎，出领部曲，拜偏将军，凯亡后，入为太子中庶子。皆与此碑合。而此碑晋太宁三年立也。

《尚书省郎官石记序》，陈九言撰，张颠书。记自开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为此序。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字，精劲严重，出于自然，如动容周旋中礼，非强为者。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盖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

《桂阳周府君碑》并碑阴。

《唐安乡郡开元寺卧禅师净土堂碑铭》，监察御史张鼎撰，雍县尉吴郁书，天宝九载庚寅立。称卧禅俗姓辛氏，名顺忠，陇西狄道人。陇右按察使崔升进奏，住河州开元寺，右胁而卧，诸漏已无，开元中诏陇右节度使张守圭为就寺造净土堂，故为铭。自河陇没于羌夷，州县城郭、官寺民庐莫不毁废，唯佛寺与碑铭文字载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为四方幽远，殊类异俗，不知礼义，出于天性，故夷之。然其于佛知信慕，以其有罪福报应之说。余以谓四夷虽恣睢甚者，及晓之以曲直是非，悦且从也，固不可谓其天性无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则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报应之说动之，未若不动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为盛也。

《江西石幢记》，观察支使、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来择撰，大和二年建。自采访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为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

《后石幢记》，都团练判官、试太常寺协律郎李方玄撰，大和七年建。自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谊为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

《续石幢记》，节度掌书记陈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兼侍中、颍川郡钟某为始，列副使已下如后记。

《续立石柱题名记》，知节度判官胡顺之撰，天圣元年建。自太平兴国元年，自殿中丞、通判军州事李斡为始，至熙宁九年祠部郎中、集贤校理叶均。

《辱井铭》。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槛上，不知谁为文。又有《景阳楼下井铭》。又有《陈后主叔宝辱井记》，云：「江宁县兴严寺井石槛铭，莫知谁作也」。历序隋文帝命晋王广伐陈，后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开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单父县令、左转此县丞、太原王」。已下阙。

《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狭阁道通梁、益，缘壁立之山，临不测之溪，危难阻峻，数有颠覆霣坠之害，乃与功曹史李旻定策，敕衡官掾仇审治东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鐉烧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广厄。既成，人得夷涂，可以夜涉，乃相与作颂刻石。其文有二，其所议一也。其一立于建宁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称翕尝令渑池，治崤嵚之道，有黄龙、白鹿之瑞。其后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连理之祥。皆图画其像，刻石在侧。盖嘉祐之间，晁仲约质夫为兴州，还京师，得《郙阁颂》以遗余，称析里桥郙阁，汉武都太守、阿阳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没之患。而「翕」字残缺不可辨得，欧阳永叔《集古录目跋尾》以为李会，余亦意其然。及熙宁十年，马城中玉为转运判官于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颂以视余，始知其为李翕也。永叔于学博矣，其于是正文字尤审，然一以其意质之，遂不能无失。则古之人所以阙疑，其可忽欤！近世士大夫喜藏画，自晋以来，名能画者，其笔迹有存于尺帛幅纸，盖莫知其真伪，往往皆传而贵之，而汉画则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图，所画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之木，然后汉画始见于今，又皆出于石刻，可知其非伪也。汉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陇西南接于巴蜀，为武都郡，及其后始分而为兴州，为成州，成州则武都之上禄也。郙阁立于建宁五年，翕治崤嵚、西狭、郙阁之道，有益于人，而史不传，则颂之作，所以备史之阙，是则传之亦不可以不广也。

余读三代两汉之书，至于奇辞奥旨，光辉渊澄，洞达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长江之活流，而恍然骇其气之壮也。故诡辞诱之而不能动，淫辞迫之而不能顾，考是与非若别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彻际涯，虽千万年之远，而若会于吾心，盖自喜其资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辄发，足以自壮其气，觉其辞源源来而不杂，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质其华。其高足以凌青云，抗太虚，而不入于诡诞；其下足以尽山川草木之理，形状变化之情，而不入于卑污。及其事多，而忧深虑远之激捍有触于吾心，而干于吾气，故其言多而出于无聊，读之有忧愁不忍之态，然其气要以为无伤也，于是又自喜其无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视天子所以措置指画号令天下之意，作之训辞，镂之金石，以传太平无穷之业，盖未必不有可观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则自以为皆无伤也。余悲贾生之不遇。观其为文，经画天下之便宜，足以见其康天下之心。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足以见其悯时忧国，而有触于其气。后之人责其一不遇而为是忧怨之言，乃不知古诗之作，皆古穷人之辞，要之不悖于道义者，皆可取也。贾生少年多才，见文帝极陈天下之事，毅然无所阿避。而绛灌之武夫相遭于朝，譬之投规于矩，虽强之不合，故斥去，不得与闻朝廷之事，以奋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发于一时，犹可托文以摅其蕴，则夫贾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穷饿，足以知人之穷者亦必若此。又尝学文章，而知穷人之辞自古皆然，是以于贾生少进焉。呜呼！使贾生卒其所施，为其功业，宜有可述者，又岂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谁欤？虽不吾知，谁患耶？

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惟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夫。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谏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与？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焚稿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令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岂非然哉！

韩愈作《欧阳生詹哀辞》，其序曰：「读其书，知其于仁孝最隆也」。余观其《出门》、《怀归》等赋，思曰：愈之所称，岂谓此耶？又观其《陶器铭》、《驽骥》诗等，则悲生之志焉。至《栈道铭》，观其铸金蒸云之谕，至《珍详论》，观其反复风谕，则又知生之尤魁怪于文，而其材果奇也。最后观其《自明诚论》，卒曰「知之者知之」。知之者知之，知生于此甚自负其说。三四观之，而其说皆不出于旧，生卒无己见者，不知生于此何其自大也。则又思余舅氏吴君，尝论斥生之所谓「尹喜自明诚而长生，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张子房自明诚而辅刘，公孙鞅自明诚而佐嬴」之者为非，是明诚之非为长生、为卿，非尹喜、公孙、子房、商君之所能至，其理较然，舅氏之论无疑矣。此于生为一失，于舅氏非其意所极也与。生材高下如何，故不可知，其可知者，舅氏之从事于明诚，可谓知所守矣。其不溺而趋于为长生、为卿、为子房之谲、商君之刻薄可必也，则其材亦诚卓然可畏者也。惜乎死矣，不得见其施之于行事，而其论与其集今皆亡，使其有补于生与后世者，独余知之，而世不得尽知也。故书于生集之末，以见其意焉。舅氏临川人，讳迥，字明远，死时年三十四。

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汉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馀蓄，行者有馀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汤之治，由汤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馀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馀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馀年而未遇极治之世也。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馀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后千有馀年，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虽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⑴。

夫修先王之法度，而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以成其化，则其体虽大，四海九州虽广，其治不难至也。不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则虽有良法不能行。不守之以法度之具，则虽有笃好之能，至与两者之皆废。则其体虽小，其去人虽近，有不能集于治者。或谓：先王之法度去今千有馀岁，不可行也。夫修先王之法度，非必服古衣冠，乘车出入，席地而坐，用俎豆之器、俪皮之聘，然后为治也。复农于田，复士于学，复官于职，复兵于耕，复佛老于无，以正民之业，制礼节用以养民之财，修仁义之施以教民之俗，先王之法度，大者不过乎此。而因今之器，顺今之变以行之，归之乎不失其所为之本，不务其末而已，时之相去虽万岁可行也。楚汉陈隋之际，天下争于战攻，人之在者少矣，耕之废孰有甚于此时？而文帝、太宗能养之以少求广爱之思，诱之以自然之势，则数岁之间，耕者有馀食，然则农非不可复于田也。秦既焚书册，绌礼义，绝天下之学，未有酷于此时。而汉武以来立学校，专之以经，励之以行，其制未可谓备也。其中间又或存或熄，然而士皆蒸薰渐渍，至于东汉之日，怀道德、救衰微之君子皆由大学而出，然则士非不可以复于学也。秦、隋之亡，在位者皆不称其任，人才之不见，未有甚于此时也。及汉、唐受命，高祖、太宗设百职之员，充其选者皆向时之士，非借才于异世也。用变业而示之，则人人自奋，争出其才，求将相则得将相，求百执事则得百执事之才，欲除敝则敝革，欲修政则政举，无求而不得，无为而不成。由是观之，顾所以厉之而所以用之如何耳。汉武之末，纲纪大坏矣，官之耗乱未有甚于此时也。及宣帝总核名实，信赏必罚，而公卿百官皆称其职，然则官非不可复其职而使也。隋唐之际，无井田之法千有馀岁，兵之易农未有久于此时。天宝之后，将立于军二百馀年。而至周，天子又军中之所立。天下之势劫于兵之骄，患于兵之不可用，未有极于此时。而太宗能开府设卫，则兵归于田。世宗能诛其奔军之将，则行师四方无不如其意者。然则兵非不可复于耕而使也。武宗之时，佛入中国千年，人之相化，家酣而户溺矣。然而一朝去之，受冠带而为民者几五十万，曾无一人之阻，然则佛、老非不可复于无也。魏、唐之际，毛玠、杨绾之势耳，然而变千岁之奢，不旋日而效，然则何患乎制礼节用之不可行也。秦、隋之后，灭廉耻，捍文网，未有如此之熟烂也。然而文帝、太宗一日变之，则人人自厚，大臣至耻言人过，百姓至不烦于刑，然则何患乎仁义之不可施、俗之不可变也。凡吾之欲行者，此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择之而未精，为之而未详，然而亦各随其小大深浅而如其计，见其效。茍有大有为之心，则知明先王之法度而用之，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以成其化，其说非迂，其道易行也。昔秦设首功之科，驱人于敌场，非伤即死，然而士皆靡然乐斗而喜战，此岂徒畏法哉？以秦之笃好力行之以移其俗也。今为治不改其业，不违其欲，所行者常礼，所为者常道，谨其节文而尊其行，养之以学校，而率之以身行，示之以所好恻怛恳诚之心，其亦孰有不从而劝者乎？且民之生不见先王之法度，不闻其教而日习于今之俗，故不能无恶也。使皆粲然日见恭俭之节、仁义之施，晓然皆知其行之易成，其物之易足，上之所好之在此也，则亦何为而不率乎古之人？得其时、推此道以行于天下者，唐、虞、禹、汤、文、武之君，皋、夔、益、稷、伊尹、太公、周公之臣是也。不得其时，守此道以俟后世者，孔孟是也。其法已行，其效已见，告后之人使取而则之者，六经是也。然而士之欲有为者，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遂若不可以为者，何也？昔周之衰，诸子之徒散之诸侯，管、晏、孙、吴、申、商之徒是也。诸侯用之，或伯或彊，仪、秦之说至倾覆也，亦安中国者各十馀年，彼岂不效见于一时哉？然而孔子恶其小，曾子耻其卑，至于孟子，尤独患之，何也？盖以其非尽爱人之意，非极于治人之体，非醇于教人之法，非备于防人之具，为之以亟而见于事者陋，驱之以势而强于民者薄，偷合于诸侯而用，焉可也？本之以先王之法度，推之以化导之方，则彼恶足以论乎？今其为失固已明矣，非必过人之智而后知也。天下之士固尽学于孔子矣，而欲有为者复不能自信，此亦千岁以来学者之患也。何哉？世之学孔子者，读书求治乱之际，未尝不知其治由先王之道，其乱由后世之失也。欲有为于当世，莫若推其所学于孔子，而知者力行之，就其所以为治乱之故，其于公事最切，而于计最通也。而先王之道，有非俗之所能就；后世之失，有非俗之所能去。方其势牵于上下也，不能去之而不茍，一则仆仆焉而求进其说，一则乐其与之合而自小也。于是则宁贬道而随其失，不从先王而从近世，至不胜其弊也。欲治人之所为者反病之，欲正人而自我者反违之，其为之以亟，其驱之以薄，举其一，遗其二，急其末，忘其本，一切不异于诸子之为，又从而为说，曰近俗而易行者，尚无可奈何，安能以迂远之道为？呜呼！何其惑也。夫所为者得，固可以救其失，所行者大，固可以兼其小，未有所为者失而其效反得，所行者小而其至反大。此所谓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也。为此者有原：讲之而不明，守之而不固，汲汲乎欲有为者，固不可以为者是也。使其得君矣，则先王之法度，其说非高，其具甚易，何顾而为彼乎？孔子于周之末世，守二帝三王之道而不茍，孟子亦于其后守孔子之道而不茍。二子者，非不欲有为也，知不本先王之法度则不可以行，不得可为之势则不可以行，不得可为之势则不可以强通。故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曰「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守之以终身，传之以待后之学者，此二子之见所以异于众也。故闾巷之匠，规矩指画不可以非，不可以茍作而妄从，虽不用于世，其法度犹存，其为技犹良者，天下之知为匠者也；规矩指画既非矣，茍作而妄从矣，虽用于世，其法度已亡，其为技已卑者，天下之贱工也。天下之士亦若是。自守而不茍者，天下之知为治者也；乐其与之合而自小者，天下之贱士也。天下之知为治者，有不用则非在乎人；天下之贱士有用有不用，非常在乎己。士之欲学圣人之道而仕者，得吾言而考之，其庶矣。

《书》记皋陶之说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释者曰：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则不必当罪；有细功者，其赏厚则不必当功。然所以为忠厚之至者，何以论之？夫圣人之治也，自闺门、乡党至于朝廷皆有教，以率天下之善，则有罪者易以寡也；自小者、近者至于远大皆有法，以成天下之务，则有功者易以众也。以圣神渊懿之德而为君于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为其公卿百官于下，以上下交修而尽天下之谋虑，以公听并观而尽天下之情伪。当是之时，人之有罪与功也，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迹，核其虚实以审其情，然后告之于朝而加其罚、出其赏焉，则其于得失岂有不尽也哉？然及其罪丽于罚、功丽于赏之可以疑也，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于天下之智，以其谋虑非不通于天下之理，以其观听非不周于天下之故，以其有司非不尽于天下之明也。然有其智而不敢以为果有其通，与周与明而不敢以为察也。必曰罪疑矣而过刑，则无罪者不必免也；功疑矣而失赏，则有功者不必酬也。于是其刑之也，宁薄而不敢使之过；其赏之也，宁厚而不敢使之失。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及其有罪也，而加恕如此焉；先之以成法以导之矣，及其不功也，而加隆如此焉。可谓尽其心以爱人，尽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则能然乎？皋陶以是称舜，舜以是治其天下。故刑不必察，察当其罪；赏不必予，予当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其厚焉。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言圣人之德至于民者，不在乎其他也。及周之治，亦为三宥三赦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成也，则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于草木。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风俗亦归厚焉。盖其行之有深浅，而其见效有小大也，如此，《书》之意岂虚云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