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与程君允夫居同邑、学同术，允夫在辈流中藉藉有声，而予出处差池，未之识也。及随牒宦游，始邂逅于庐陵。见其说经史、论古今，亹亹令人属耳不厌，于是始恨相识之晚。允夫亦为予倾倒底里，过于旧交。予自清江秩满，入中都为博士，久不闻问，因询乡人之来者，则允夫已捐馆舍矣。又四年，予始来归。其婿黄君昭远集允夫所著诗文属序。予读之终编，大抵理胜而词彩附之，淘鍊檃括，俱不苟作。盖允夫早名荐书，晚缀仕籍，素所蕴蓄不获见于事业，而惟寓于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足为不朽，计于地下无憾矣。昔者先友竹溪居士张公公予尝为予言：「为文犹之善酿，稻秫必时，曲糵必齐，水泉必香。投于一器，既熟，去其糟粕，沈浊在下，菁华在上。其色澄清，其气芬郁，其味醇旨，此良酝也。惟文亦然」。读允夫之文者，当以是观之。著作郎、军器少监奉祠双溪王炎序。

炎昔从先大夫读书于不窥斋，是时北山翁即世方十有四年，其遗文编次整整，无遗佚者。然炎才年十四五，学作举子文字，未能详观，纵使详观，亦未能识其指趣。其后挟琴书鬻文以糊口，既得一官，又随牒奔走于四方。曩时家集虽欲一见，无由矣。中间解临湘县印，归里中，其孙畤属炎为序。炎即如江西寓居，久之，为序一通附归，而翁之文寔未尝得熟复披阅也。去年自楚东罢归，首求家集，已散失不存，再三搜访，乃于其曾孙从之处得书启杂文二帙，又于族孙实处得古律诗一帙。合所得编次之，分若干卷，盖所有者十之六七，亦非全书。编次毕，喟然叹曰：此天下之杰作也。其初也秘而不传，其后也佚而不传，失今不搜访，且将湮没无传。今幸传矣，虽然，所传者翁之文也，文之外有不传者。炎咨嗟痛惜，不止于喟然而叹也。翁守上饶日，青溪之盗因时升平，俶扰东南，陷睦，陷杭，陷歙，陷处，陷婺，陷衢，处之守臣彭汝方死之，其馀不走则降。贼乘锐来犯上饶，翁以孤城捍其锋，屹然如巨防之制水。奏用其属吏铅山宰王舜举为倅使守城，监铸钱院高至临使提军出战，而翁调兵食，筹守战之策以授二人使行之。贼攻城不能得志，其气稍衰。退屯柳家都，至临夜率锐士衔枚火其营，鏖战，贼狼狈败走，乘胜遂复衢州。奏功，徽宗皇帝嘉叹，降诏褒奖，进官职二等。王甫方当国，与翁旧有嫌，媢其功，用御笔改知严州。上意悟，复还信州。翁于是作二堂，摘诏中语榜以示后人，盖以侈圣上之赐。而甫衔之不置，嗾御史搏吠所憎以快意。会宪臣张苑者希甫意，以事中翁，翁论争之，辞色甚厉。甫等愈怒，益媒孽之，是以诏旨逮翁，欲泄积忿。锻鍊无所得，狱吏曰：「如是，不免烦朝散一行」。翁慨然曰：「天乎，有是哉！吾为人子，岂可牵连垂白亲入牢户」。乃自诬服，坐是流离窜逐，久乃还家。高宗中兴，吕元直丞相当国，知公之冤，乃为上言其无罪，尽还旧秩，驿召诣行在所。连降诏促其行，未至，以淮上多盗，遂知无为军。继而戚方扰江东，漕使朱公异奏知信州。张琪践蹂，宣徽制置使权公邦彦奏知徽州，而公已老矣，遂解印绶以归。归六年，终于牖下。近年郏升卿师古为守，属罗愿端良修《新安志》。有族子馆于郡壁，端良问翁出处本末，族子无远识，不能为翁辨诬，又不能明翁之功，翁之子孙亦不以告端良，遂略而不书。然信州之功有天子之诏，有内翰汪公藻二堂之碑，有信州寓公寄客数十人破贼保城诗颂，粲然如五纬七宿，光芒在天，志虽不书，未足多恨。炎尝执笔隶太史氏，石室金匮所藏皆得见其副墨，意公姓名必载诸汗青；然非特不得立传，《徽宗皇帝纪》中于公破贼一事不书，又求之《方腊传》中，首败于信州一节亦不书。盖王甫用事于内，既媢公之功，而童贯握兵于外，又欲自专其功，故汝方死贼之节见录，而吾翁破贼之功见遗，史臣将不得而书也。昔者汉之韩安国、唐之郭元振，皆凛凛为时名臣，而晚节偃蹇，困踬而不振。然名在册书，千载之下尚得见其行事，而知其为贤。翁之智略才气足以杰立于万夫之上，见于小试，不见于大用，而声烈奇伟如此。傥翁得志，谋谟中朝，则其所成就者从可知矣。不幸以无罪为小人所诬，以有功为小人所掩，重不幸，其姓名不著于册书，日远日忘，且将无传于来世，炎之咨嗟痛惜者在此。故因而次其遗文，恳切言之不能已也。翁之诗，大篇舂容而力常有馀，短章清美而意无不足，他文亦有典有则，皆非苟作。识者当能辨之，无待炎之称赞。翁讳悰，改讳愈，字原道，官至朝请大夫，职至秘阁修撰，晚自号北山老人。今题其遗文曰《二堂先生文集》者，著信州保城庇民之功也。

先大夫平生诗文遗藁，题曰《南窗杂著》。诸孤不天，先大夫捐馆舍于今四十有五年。其不肖孤某用先大夫之学，侥倖登科，处则鬻文以补伏腊之不给，出则随牒转徙，糊其口于四方，岁月侵寻许久，而遗文未及编次。追念先大夫事祖母太夫人极爱敬，问起居，视饮食，日日皆有常节，有疾不离左右，药必尝而后进，承颜养志惟谨。执丧苫次三年，不饮酒，不茹荤，不入私室。事兄嫂致恭且顺，行之以礼，终其身无违言。教兄子以诗书，不啻如己子，间有违之者，待之泰然如常时，未始含怒。燕居与先太宜人相敬如宾，未尝见其疾言遽色。臧获有恩意，蓄产二字不出诸口。隐德奥行如此，可以追配古人。某不肖，既不能发扬其幽光，而遗文在箧，手泽如新，又不能编次成书，跼天蹐地，何所逃罪！曩自临湘解官归里中，携遗稿如分宁。及临江解官，入中都，归故里，遗稿留分宁，寓居远，不可即致。傥更失于会粹，大惧湮没无传，无以见先大夫于泉下。乃访于亲旧，得其副墨所传者辑为一编，分若干卷，盖所佚者三分之二，尚俟他日取分宁所藏本足之。

樗叟王氏子，字至卿，于先大夫族孙行也。少从先大夫学，某与之友良善。先大夫既没，某宦游四方，而至卿浮沉里中，挟琴书鬻文以为生。某每归与相见，惟话旧论文不厌，尘俗事一毫不挂牙颊。不相见虽千里，尺牍问寒温无虚岁。及某自中都罢归，而至卿已亡，其子天骘裒至卿诗文釐为若干卷，属某为序。至卿少时意亦欲驰骛当世，其为文引笔亹亹不休。然性简率，胸次无城府，好庄周书、李白歌诗，颇自放于酒，累试有司不得志。晚自号樗叟，遂弃举子事业而专于诗。虽若不甚经意，而属词精确，用韵妥贴，他人竟不能过。又愈出愈富，前后无一语一联相犯。诗之大略如此，可传已。至卿始薄有田园，不计有无，久而贫，桑柘数亩，茅茨数椽，处之泰然。不特其诗可传，其人固可尚也。故并著于篇首，归诸天骘使藏之。

炎弱冠时见先大夫与诸父唱酬，有《上元雪》诗，用「峥嵘」字韵。某不揆，斐然成一篇缀卷尾，有「鳌山耸处尚峥嵘」之句，先大夫为一启齿。传至诸父处，族伯父镇江通守见之，莞尔笑曰：「上元用鳌山事，于押峥嵘韵有意思。吾辈不如后生，乃能为此语」。当是时，群从昆弟数十人，而伯父独每见某欣然谈笑忘倦，其教诲奖提良厚。后四年，当绍兴辛巳，先大夫弃诸孤。又三年，当隆兴甲申，伯父捐馆。又五年，当乾道己丑，某始登科，而先大夫与伯父皆不及见，某心切切然为恨。自己丑距今三十有七年，某发种种，而伯父之后亦衣冠○落不振矣。每一念此，喟焉太息以悲。去年，其曾孙师楚持画像来，炎敬赞之曰：「不问有无，知其如玉石之清。不校通塞，知其如金石之静。所怀不试，是曰有命。绘事彷佛，神清气定。凛然如生，见者起敬」。文虽不工，盖纪实也。今于族弟梦宣处得家集，编次，釐为若干卷。读诵其诗文而味其意旨，竦然如立乎几杖之侧，慨然如闻乎其謦欬之音。《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炎于伯父虽欲勿思，乌得而勿思？自伯父云亡，某虽窃进士第，学不加进，而曩时为仪曹郎，因笺表，诸公颇相称许，追惟所自，伯父教诲之力为多。今编次遗文，不敢无语，敬叙其编首曰：伯父今人与居，古人与稽。内不立城府，外不事边幅。故发于诗文，易直平淡，如行云流水。读之文从而字顺，玩之理到而味长，与绳削织缋以为工者异矣。自号冰玉老人，故题曰《冰玉老人文集》。若其出处本末，某将为小传以著其详。

《绿净文集》，族伯父万载丞所著也。古律诗四十、诗颂三、偈一、表笺十有七、书二、序二、述一、墓表一、乐语一、长短句一、釐为上中下三卷。公讳昭德，字子辉，北山翁长子。才气秀迈，辅以淹博之学，由乡贡入太学，三试南宫始中选，未及廷对而没。某少时闻诸父皆推公能文，然不获见其片言只字。近方于公从孙从之处得诗文一帙，亦非全书。编次篇目如右，其漏佚者不可复得矣。公少从三衢毛达可学，其文逼真，达可见之击节称善。今所编次，其诗文皆有典则，节奏清越，步骤蹀躞，而超卓之才、秀杰之气于文字中尚可见其髣髴，而某于心有感焉。集中所言三二叔者，族祖墙东先生也；真老者，从伯父小云溪翁也；文刚者，族伯父镇江通守冰玉老人也。方其时，王氏为婺源著姓，而人物文采彬彬如此。墙东气豪健，自负不薄，而老死于布衣；公与小云溪翁又皆早世，其年仅及三十。北山翁悼公诗有云：「皎然玉树照珠林，俊逸天材夐不群。天上楼成要作记，地中宫阙去修文。当年暂泊尝经此，今日重来独念君。拨置清樽双泪落，人间此恨岂堪闻」！呜呼！三复此诗，云亡之叹岂特父子真情，宗族中有识者所共也。两翁二父，某皆不及见，惟于冰玉老人获侍杖屦，承教诲，然捐馆舍亦四十有二年矣。山川如旧，人物皆非，此炎所以起九原可作之念，不觉为之堕睫也。

诗文当论工拙，不当论穷达，达者未必皆工，穷者未必不工也。唐人尚诗，士以能诗取高科、登达宦者接踵，然王昌龄、孟浩然、孟郊、贾岛之徒其身至穷，而言语之妙有不可掩没者。文章天下公器，其品级高下当定于公论，非私意所能翕张。富贵利达则其言语常重，贫贱隐约则其言语常轻，乃区区世俗之论，识者顾安取此？予从兄懒翁，壮年慨然欲以翰墨自见于世，题所居之室曰「铁砚」，其学贯穿经史，其文自出杼轴，不肯蹈袭，而终以不耦。今老矣，惟诵佛氏书不辍，其意若有所悟解而不能释。尤喜莳花卉，欲以观造物之巧，其心乐之不厌也。出则徜徉里巷间，好事者饮以酒即径醉，绝口不谈世事。入则萧然茅茨之下，淡泊无营。素嗜诗，今亦不复吟咏。亲旧间从索所作，乃裒其旧稿凡若干篇，以书来属炎为序。炎诵之终编，见其语精而意婉，如孤桐之琴、清玉之佩，节奏锵然，知音者闻之，自当属耳，非炎之私言也。郊、岛困穷，诗诚工，语多酸寒，且有怨怼。翁则不然，辞气恬淡而和平，不激不戚，其所得有在诗之外者，可以为贤矣。翁名纲，字德维，姓王氏，晚自号懒翁。

三山郑中卿来宰婺源，予郊居杜门，相见不能数，间一见，相与论古人成败得失，商天下事利害，如指诸掌，而绪馀及于文章，其言纚纚，使人属耳忘倦。予因知其蓄之渊渊、轸之源源也。久之，中卿始出平日所著示某。其别有六：一梅隐，二哦松，三南游，四北辕，五经论，六诗馀，而总目为《松窗丑镜》。且曰庐陵曾幼度尝为序，请益之。予视幼度之序已详，尚何言，然不可以无言也。先秦古书不论，西汉以文名世者，自贾谊始，《政事》一疏、《过秦》一论、《鵩鸟》一赋，笔力顿挫卓诡，此天下杰作也。谊之后文章支而为三，晁错之文出于杂学，主父偃、徐乐、严安似之而广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于经术，公孙弘、刘向似之而纯正不及。枚乘、司马相如之文出于楚骚，王褒、扬雄似之而妙丽不及。是三者如淄渑合流而异味，非易牙莫能辨也。自汉而下，以文鸣者虽接踵，而古人秀杰之气、浑厚之质、萧散之趣衰矣。至有唐，诗称李、杜，文称韩、柳，然后唐之文方驾乎汉之文。至我有宋，文有欧、苏，古律诗有黄豫章，四六有王金陵，长短句有晏、贺、秦、晁，于是宋之文掩迹乎汉唐之文。夫自汉至今，上下二千年间，卓然名世者不三十人。噫，难矣哉！今前辈彫谢，翰墨中未闻有与古人比肩者。予得《丑镜》阅之，议论以意胜，诗以格胜，词以韵胜。中卿虽慨焉以文鸣自许，是诚无与多逊，而乃自以为丑，不以为美，何也？岂不足则夸诩，有馀则贬损故耶？虽然，此一说也，而予又有一说。予观韩、柳《元和圣德诗》与《平淮夷雅》、《十琴操》与《铙鼓歌》、《送文畅高闲》与《送浩初序》，未知其孰优孰劣。至《罗池庙碑》、《郓州溪堂诗》，奔轶绝尘，子厚不止交一臂而失之矣。是故东坡歛波澜而为简严，金陵去绳削而为閒雅，豫章罢追琢而为高古，皆其老笔如此。夫文生于才，养之以学，将之以气。中卿才高而学博，其气不挫，今日之文可几于古，他日之文又过于今，其名世也孰禦？

凡郡县必有明神司祸福之柄，庇其一方，在吾邑则五显是也。阖境之人旦夕必祝之，岁时必俎豆之惟谨。神之灵应不可殚纪，然当论其大而略其细可也。地方百馀里，民近数万户，水旱有祷焉而无凶饥，疾疠有祷焉而无夭折，其庇多矣。馀威遗德，溢于四境之外，达于淮甸闽浙，无不信向，灵应孰大于是？若夫时出变异以耸动愚民之耳目，此特其小小者耳。迩者，太常加封，以聪明正直之德著于显号，非论其大而略其细欤？夫神人一也，神庙食于一方，如长吏禄食于一州一县也。为长吏者廉以洁其身，公以平其政，恺悌以抚其民，是谓循良。若其贪，若其私，若其薄，则于善之大者无称焉。或能决一疑狱，察一隐慝，岂足以为贤哉？故论神之灵，略于其大而详于其细，非特识者疑其近诬，神亦且以为渎矣。或曰：「如公所言，则神之灵应皆无庸编辑乎」？曰：事神者敬而已矣。不因灵响而敬心常存者，君子也。因灵响而不敢不敬，否则慢者，愚民也。神之意将假是以警愚，摄其凶戾而生其善心，存而不议，不亦可乎？

王氏居婺源之武口，至炎十世，坟墓皆去家不远。当其盛时，同居聚而食者五千指，以义相保，松槚皆百年合抱之木，无侵犯者。至炎六世祖三四府君行义于一乡，称为长者，始聚书教子孙，其嫡长孙官至部使者，是为云溪翁。府君殁，云溪兄弟二十有六人析居，分书该载祖坟四至内不许伐木作坟造屋，违者族人相率闻官治其罪，坟必改，屋必拆，不得以俟良年为词。其约束非不坚明，然子孙间有不肖者，既不保家，又不能持身，于是睥眤丘垄而寻斧斤焉，而加锄耰焉，甚者书契券而鬻其地焉。此炎宿心也。天假之年，荷祖先遗泽，获登仕版。自乾道己丑逮今四十三年，九世坟墓剪伐者、耕垦者稍护之，鬻而属他人者稍复之。盖四十三年间日夕往来于心，不能释然。今老矣，裒集族人田产文书，历考先世坟墓地段等色、亩角四至，自始祖石门府君而下，画一开述，籍而记之。具公牍告于县大夫，印押为照，庶几他日无散佚不可援以为据之患。子孙观此，则先世坟墓可指掌而见矣。因为之说曰：昔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颜渊曰：「去国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也」。古之人其重坟墓如此，而况可寻斧斤乎？而况可加锄耰乎？而况可书契券而鬻之乎？大抵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重坟墓所以重本也，重本义也，忘本不义也。薄于义者祖先不享，天道不容，鬼神不佑；厚于义者祖先享之，天道与之，鬼神助之。视前之失以自戒，视后之善以自勉，坟墓全矣。虽然，炎谆谆有言，为中人虑也。子孙若有贤者，将立身扬名以大其家，以显其先，以为九泉之下之光，何待予之言也？嘉定四年秋九月，朝议大夫、知湖州军州事、前军器监、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十世孙王炎谨序。

王氏居武溪，为婺源望族。自唐季迄今三百年，相传十馀世矣。炎族属繁衍，昭穆不可无序，亲疏不可无辨。曾伯祖云溪翁尝为《九族图》。云溪翁没，四八府君又别疏本房世次而系其详。府君殁七十年矣，而王氏之族枝分派别，益以阔远，叙昭穆，辨亲疏，尤宜详审。族侄大中本云溪翁所图而为谱，以续系之。其间不无脱漏，亦百之一二耳，更询访其脱漏可补也。然予观此图，于心有感焉。夫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者，为其生而有知而又有义也。薄于义，则虽兄弟子侄、功缌之亲犹路人也，况其疏者乎！厚于义，则服属虽尽，溯而上之，同所自出皆骨肉之戚也，况其亲者乎！云溪翁之序有二：其前序曰：「我王氏盛时，聚而居者三数百人，鸣鼓而后食，家之内外井井有条，肃如官府」，此笃于义者之善也。其后序言：「今人视兄弟如仇，顾子侄如盗贼，以财相妒，以事相陷，贫不能相保，祸不能相扶」，此薄于义者之恶也。读其序者，由前之善以自勉，由后之恶以自儆可也。王氏今视昔稍替矣，盛必有衰，废必有兴，非特天数，亦人事也。后有贤者，力学以发身，明义以睦族，一洗风俗衰薄之弊，王氏其再兴乎。吾老矣，不及见，安知来者之无若人也？

王氏居婺源之武口，自唐至今十有四世矣。曾伯祖云溪翁始为《九族图》叙其世系，盖止于八叶，族侄大中乃续为《文谱》，而世系始全。炎采掇二书，以为《王氏世系录》，八世以上以云溪翁之图为据，九世以后按大中所续《文谱》而书之，补缀其一二阙遗，是正其一二讹舛，所载详矣。然其间有湮没不振、不能自著其名字者，有转而之他、岁月既久不相闻知者，无由书之，盖亦详而未尽也。王氏出自太原，其传曰唐左散骑常侍仲舒之后。自元和迄于广明，不过百年，其传则犹可信。广明中自歙之黄墩徙家婺源者讳翔，是为武口王氏之始祖，其所以迁不可知也。始祖惟有一子，讳延钊，是为二代祖也，殁于建隆元年。有子十人，名皆从「仁」；有孙二十四人，名皆从「文」；有曾孙五十一人，名皆从「德」。二代祖葬于旧居之侧，其地号三万林。由建隆元年至天圣二年，凡二十有五年，以义同居者四世，阖门三百二十有六人。食指众，产业少，不免析居，此王氏最盛之时也，于是遂为婺源著姓。析居之后，未几即有贫不能自业者。切意所以析居，必有败群者厕于其间。故其势聚而必散，殆不专为食指之众、产业之少而用度不足也。久之，丁黄之籍视曩时殆且什百，而三万林东西十里间，王氏屋宇相望。以才自奋者登科入仕，足以显荣其亲，而猥下者或至于目不识书；以智自将者治生殖产，足以豪于乡县，而困顿者或至于无立锥之地。由是舍去不顾，为浮屠之徒者有之，弃其亲戚坟墓，徙于他乡者有之，为耕农、为舟人、为负贩之夫以自食其力者有之，为百工执艺事以自食其技者有之，甚者不能自立而自侪于奴隶矣。夫不以奴隶为羞，其人诚不足齿；而载于谱牒，昭穆可叙，苟以奴隶视之，古人之待同姓，恐不如此。然犹有可诿者，为其疏也。若夫兄弟同产也，兄之子若孙同堂而居、同爨而食者也，可谓亲矣。或者以财相妒，以事相陷，至于视兄弟如仇雠，顾子侄如盗贼，如云溪翁所叹息者往往有之，四世同居之义扫地矣。然则，王氏之族或兴或替，岂得一切诿之于天哉！夫仁不忘祖，义不遗族，古之制也。今人不若古久矣。善治资产者谨身节用，不犯非法，不为非礼，以广其衣食之源。学而入仕者习诗书，尚礼节，近贤士，远小人，以保其衣冠之绪，而推以待其族属。虽不能尽于古义，诚能随其亲疏远近之宜，喜则相庆，忧则相吊，患则相救，贫则相恤，量吾力所能及而行之，不失古人为义之意，王氏尚不替也。岂惟不替，天将相之，王氏必兴。

世所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皆鸠摩罗什所译本，语似明白，意或不圆。偶得龙舒王日休校正六译本，其一则罗什所译，次则魏三藏留支、陈三藏真谛，隋三藏笈多、唐三藏玄奘、唐僧义净，是为六译。日休所释不足以发能仁之旨，其校正不可废也。刘元城尝言须菩提解空第一，故《金刚经》佛专为说空，其言未然。须菩提既解空矣，佛又谆谆演说，不已烦乎？予闻佛为大士说六度，为中根说十二因缘，为下根说四谛。须菩提所问，首言佛以最胜摄受，以最胜付属。最胜无上法也，所摄受、所付属必指菩萨欲超四果因缘也。佛所答粗自游根六尘，多至一切有为法，等而上之，至佛法皆无实相，不可染着，又不可断除。无断除、无染着，方全佛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六度中般若最胜，故佛谓此善谓为发大乘者说，是为菩萨根器说也；为发最上乘者说，是为诸佛根器说也。然经中有三布施：一财宝，二身命，三佛法，其福德多少悬绝。世人见有福德之说，乃晨兴颒面盥手，诵纸上陈言，为恶者欲以除罪，贪利者欲以规福，此经之旨隐矣。佛谓以财宝、身命布施，虽如诸世界须弥山、恒河沙之多，布施业尽，福德亦尽。法施异此，最胜。波罗蜜是大乘法，可至诸菩萨位中；是最上乘法，可至诸佛位中。以此为人解说，使人听受，使人修行，得无所住之真住，皆为诸佛菩萨。是故福德无量无数，无有边际，经之本旨如此。故发大意于卷首。若字字解释，蝇钻故纸，于般岂复梦见？

古诗自风雅以降，汉魏间乃有乐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长短句盖乐府曲之苗裔也。古律诗至晚唐衰矣，而长短句尤为清脆，如么弦孤韵，使人属耳不厌也。予于诗文本不能工，而长短句不工尤甚。盖长短句宜歌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予为举子时，早夜治程文，以幸中于有司，古律诗且未暇著意，况长短句乎！三十有二，始得一第，未及升斗之粟而慈亲下世，以故家贫，清苦终身，家无丝竹，室无姬侍，长短句之腔调素所不解。终丧，得簿崇阳，逮今又五十年，而长短句所存者不过五十馀阕，其不工可知也。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或者欲为豪壮语以矫之。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贵，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不溺于情欲，不荡而无法，可以言曲矣。此炎所未能也。曹公论鸡蹠曰：「食之无益，弃之可惜」。此长短句五十馀阕，亦鸡蹠之类也，故裒而集之，因发其意于卷首云。嘉定十一年四月朔日，双溪王炎序。

禘祫，宗庙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谛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故谓之祫。此公、谷二氏所传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以审谛昭穆，是故谓之禘。此戴氏所记也。《周官》以宗伯掌邦礼，禘祫无见焉。然六享之目，一曰肆献祼，二曰馈食，皆在时祭之上，即为禘祫无疑矣。郑康成之传《礼》，其论禘祫甚详，而有四失焉：其乱礼之经者有一，其失礼之节者有三。《祭法》记四代之禘，虞夏皆禘黄帝，商周皆禘喾，所记虽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庙之事也。康成则曰：「《周颂·廱》之禘祀文王也，《商颂·长发》之大禘，祭天于圜丘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己之臆说，汩郊庙之定制，所谓乱礼之经者此也。既虞而升祔，谓之祫事，与大事之祫实异而名同。祥禫而后禘，以定昭穆之序，禘而后祫，其先后不可易置。康成乃以升祔祫事为證，遂言先祫而后禘，此失礼之节者一也。禘祫之祭，庙祧之主或在，然祫则太祖东向，禘则祖之所自出者东向，而太祖配之，祫大于时祭，禘大于祫明矣。康成乃谓禘小而祫大，此失礼之节者二也。祫非不酌祼也，而以食为主，故《周官》馈食又谓之朝享，以是知其为祫禘非不荐食也，而以祼为主。故《周官》肆祼献又谓之追享，以是知其为禘。康成乃以肆祼献为祫，馈食为禘，此失礼之节者三也。去此四失，禘祫之礼正矣。然则舍康成之失，议禘祫可以无疑乎？自汉以来，诸儒异论，其不可不辨者犹有三焉：天子有禘有祫，诸侯有祫无禘，一疑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疑也。祫礼行于三时，禘礼行于孟夏，三疑也。夫祫祭太祖东向，则天子、诸侯之礼同。禘非常之祭也，诸侯止于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祖之所自出，则隆杀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诸侯有祫无禘」，此因《大传》不王不禘之说而失之也。《国语》言「荒服终王」，此蕃国世一见者也。颜师古释之曰：「新王即位，乃来助祭」。此乃禘祭之时，非是则不禘。故《丧服小记》论虞祔祥禫之祭，而及于不王不禘，则天子新即位而后禘，其义甚明。而谓天子有禘，诸侯无禘，不已疏乎？此不可不正其误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说也。《公羊》盖失之矣，而韦元成乃为之说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礼纬》因之。张纯又为之说曰：「三年一闰，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闰，天道之大成」。以是为禘祫之节。郑康成又因之，且谓鲁礼三年丧毕而祫太祖，禘于群庙，自后五年而再殷祭。其说益以乖异不同。夫新主入庙，昭穆递迁，则有禘，自是而后有祫而无禘，此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时月，经无明文，而《戴记》则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春祠夏礿，周礼也。春礿夏禘，殷礼也。文献不足，夫子不能讨论夏商之礼，汉儒何从知之乎？是以知其说之不足證也。张纯曰：「禘以四月，取纯阳之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之皆备也」。其说未为皆得也。春夏难于备物，故礿祠之礼薄，盖不可以祫于斯时。而秋荐新故谓之尝，冬备物故谓之烝。祫于秋冬，夫岂不可，安用必以十月乎？若夫禘礼取四月之纯阳，则失之矣。《明堂位》记鲁礼季夏六月禘于太庙。郑康成从而迁就其说，曰周六月，夏四月也，则尤失之矣。《春秋》书禘于庄公则以五月，禘于太庙则以七月，未闻其必用四月也。盖禘行于祥禫之后，祥禫既无定时，则禘礼亦无定月，此又不可不明其失也。议礼者不能正其误，明其失，故自汉至唐，禘祫不合于圣人之经。颜真卿曰「禘祫，懿祖东向，而太祖以下列于昭穆」，则禘祫无辨，非经也。韦武曰「祫宜献祖东向，禘宜太祖东向」，则以禘为祫，以祫为禘，尤非经也。经文固残缺矣，其意犹可考也，而诸儒汩之。辑诸儒之论，用经以折衷其是非，此吾所以著论之意也。

郊祀，国之重事也，先王之礼犹可以考之于经，而诸儒异论者，经之所著不同也。盖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号也，天地分合之异也，春冬时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谓之圜丘，《戴记》谓之南郊，又谓之泰坛。郑康成之说曰：「祀昊天于圜丘谓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谓之郊」，而泰坛无说。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阳位于郊，故谓之郊，夫子尝有是言矣。王肃曰：「筑丘以象天体，是谓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谓泰坛。兆于国南，是为南郊」。然则南郊也，圜丘也，泰坛也，其名有三，其实一也。天帝之异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为上帝，孔安国之说也。天为昊天，元天为上帝，五方之帝为五帝，郑司农之说也。孔、郑之说质之于经固已不合，而郑康成则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于青帝灵威仰，终于黑帝黑光叶也」。以纬乱经，虽不辨可以知其无稽。夫遍覆无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书》言「类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为禋祀昊天上帝，则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诗》《书》所载，有「皇天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无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礼》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则张毡案」，「朝日祀五帝则张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则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类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类之先，则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则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吕不韦之《月令》尝言五帝矣，春则太皞，夏则炎帝，秋则少昊，冬则颛顼，夏秋之交则黄帝。不以五帝为天也。魏相之奏，亦尝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离，黄帝乘坤，少昊乘兑，颛顼乘坎，亦不以五帝为天也。秦汉间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说必有所从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礼简则严，严则敬，是故事天所以报本，尊祖故以配天，严敬之义也。合上帝与五帝而谓之六天，则近于诬矣。天地分合之异，先儒考于经者未审也。《春秋传》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尊天而亲地，隆杀固有辨焉。犹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则又有大社，大社谓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阴气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国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明地不可与天相并，尊天之义也。《周官》论国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泽中方丘，此冢土也，即古人所谓大社也。《书》谓之冢土，《礼》谓之方丘，而《戴记》谓之泰折，折则方矣，其名有三，其实亦一也。至汉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说，则失先王尊天亲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并配之说，则又失先王之意益甚矣。虽然，莽之说因《周颂》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于方丘，冬日至祀天于圜丘，则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谷，其诗为《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诗也。秋冬报，其诗为《丰年》，报有二祭，而所歌者《丰年》一诗也。《昊天有成命》之诗，可歌以祭天，岂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质之，武王东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则类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则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礼之意，则天地未尝合祭无疑矣。冬春时日之异，则《戴记》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长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继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礼也；卜日用辛，鲁礼也。杂周鲁之礼而兼记之，而郊之时日紊矣。盖周人之郊有二，皆无所用。卜日至而郊，报本之郊也，故其礼行于一阳之初复；启蛰而郊，祈谷之郊也，故其礼行于农事之将兴。制礼之意坦然易明。《戴记》言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鲁之郊而紊其时日也。诸儒异论，为《礼经》之蠹者多矣。去其异论之蠹而究其《礼经》之正，经虽残缺，礼意则固可知也已矣。

郊丘之辨者有三：圜丘以事上帝，方丘以事地祇，而四郊以事五帝。圜丘谓之南郊，方丘不谓之北郊，何也？因理而处其当然者义也，因义而制其节文者礼也。苟无节文，不足以为礼，是故祭地之位，《戴记》谓之泰折，《周官》谓之方丘，《诗》、《书》谓之冢土，而正其名曰「大社」，不曰北郊，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记》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诸侯既有社矣，谓之祭土，不谓之祭地；何也？吾于孔安国、韩婴之言有證也。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归而立社，则诸侯之国有社而无五土之大社，等级有间。是故诸侯可以谓之祭社，其祭社可以谓之祭土，不可以谓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谓之南郊，其祭地不谓之北郊，皆所以谨礼之节文也。夫子曰：「礼者义之实也」。祭天于郊，南面阳也。祭地于社，北面阴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义也。汉儒记礼之言曰：「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国以列地利」。以帝对社，则社主于祭地，其證一也。「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殖」，以郊对社，则社主于祭地，其證二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夫社坛而不屋，谓之达天地之气，则社主于祭地，其證三也。天神莫尊于上帝，地祇莫尊于后土，是故事天于郊，所以祀上帝也；事地于社，所以祭后土也。而郑康成则曰：方丘所祭神在昆崙者也，北郊所祭神州地祇也。甚矣，其说之不经也。若夫四郊之祀五帝亦谓之郊，则与祀后土者有异义焉。天地相配，疑于相敌，五帝贵于百神而降于大祇，是故祭地不命曰北郊，嫌也；祀五帝命曰四郊，无嫌也。故凡经之言上帝者皆天也，其言五帝皆人帝也。《记》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诸侯方祀，祭四方」，则祀五帝于四郊是也，方祀则祀五神之在其方者也。郊丘之义，天神地祇人鬼之等，于经皆有见焉，则先王之礼意犹存。自郑康成引纬乱经，持诡说以汩正论，而先王之礼遂晦而不明。盖汉儒之论经，党同伐异，求伸其专门之说。自世祖以来，谶纬之学盛行，是故何休假纬书以言《春秋》，康成假纬书以言礼，皆欲因时君所好，借纬为重，而求其说之胜也。昔人固有知其失者矣。王肃曰「郑氏学行，孔氏之路枳棘充焉」，盖诋其以纬乱经也。后世之言礼者考信于经，合于经则得之，不合于经则失之，故吾之论郊祀，详于稽经而略于议史也。

郊以事天，庙以事祖祢，三代之达礼也。明堂以享帝则非郊，以享亲则非庙，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归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礼行于朝觐、耕籍、养老之先。而严父配天之义，夫子不属之武王而属之周公者，盖明堂之礼武王主其祀而行之，其制度则周公明其义而为之也。夫义者礼之质也，故礼虽先王未之有，而可以义起。周公达于义者也，其在《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之乐章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之乐章也。后稷始封之君而以配天于郊，故曰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尊祖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变者也。而周之王业实成于文王。夫《易》始于《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则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于王天下也。虽然，《诗》之《国风》始于《关雎》，《小雅》始于《鹿鸣》，《大雅》始于《文王》，《颂》始于《清庙》，皆文王之诗也。《关雎》有王者之化，《鹿鸣》有王者之政，《大雅》始于文王则受命作周矣，《颂》始于《清庙》则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于孟津，誓于牧野。其伐商而归也，告于群后，无不以文王为言，则王业成于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于郊则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尝于庙则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义之所当然、礼之所从起，而非厚于其祢也。知此则周公制礼之义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记》固尝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庙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寝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郑康成曰：或举宗庙，或举路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记亦未可尽信也。其未可尽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无坛墠，则严父配天当在宫室之中矣。先王之礼，非特禋祀上帝于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坛而不屋。汉文帝作庙以祀五帝于渭阳，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于庙，人且议其非礼，况祀天帝之尊，乃即宫室行事，而谓周公为之乎？故曰《考工》所记未可以尽信也。夫《考工记》，先秦古书也，且难以尽信，则诸家之异说纷纷，从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于经。夫传记有之，经无之，不得已而从传记可也；传记有之，经亦有之，舍传记而从经可也，舍经而从传记，可乎哉？此理至易晓也。二《礼》，周公之经也，《周官·司仪》将合诸侯则为坛三成，宫旁一门，此明堂之说也，然略而未详。《仪礼》所载则详矣，诸侯觐于天子，为宫四门，为坛其深二尺，加方明于其上而设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于是拜日、礼月、祭天、燔柴，此则明堂之坛而祀神以为盟也。既盟，王设几即席，诸侯之驾不入王门，奠圭缫上，此则明堂之宫，而明诸侯以为朝会也。其盟会诏于明神，是故谓之明堂。郑康成曰：「王巡守至于方岳，诸侯来会，亦为此宫以见之」。康成以知方岳之为此宫，而不知此宫之为明堂。是说也，吾于《孟子》有證焉。齐，国于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时明堂尚存。赵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守朝诸侯之处也」。是说也，吾于班史有證焉。汉武帝之东封也，泰山东北阯有古时明堂处，则宫坛不存，而其阯犹在也。虽然，郑康成、赵台卿知时会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诸侯祀五帝之义也。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盖即其坛而祀之；辅成王负扆以朝诸侯，盖即其宫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与其礼典，晓然如指诸掌，可以决千载之疑议，摈诸家之异说矣。夫诸家之说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诞，或失之谲，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杂，皆非所以论周公之典礼也。吕不韦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个，与月迁徙，以视朝而布政」，此失之诞者也。大戴之《记》则曰「上圆下方，九室，每室四户八牖」；桓谭《新论》又从而广之，以为有四闼以法四时，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论又以太庙、灵台、辟雍合为一区，此失之杂者也。《晏子春秋》所传茅茨蒿柱，则陋而不中礼；公玉带所图复道曾楼，则诡而不经。折之以二《礼》，其说盖不攻而自破也。大抵圣人制礼必有大经，而寓于度数则有节文。大经本也，议礼者之所当重；节文末也，议礼者之所当轻。明堂之礼，下则以朝诸侯，上则以事上帝，大经存焉。若夫坛墠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广狭，区区节文之末，酌其宜而为之，虽或异于古人，何病焉？自汉以来，儒者之议明堂至今不决，而考《礼经》残阙之文，断以臆见则备矣。虽然，汉儒所传，不敢尽诬以为非，亦不可尽信以为是，故详其义于《礼经》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⑴。

意：各本同，疑误。

仁义，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于亲亲，义莫严于尊尊。下治子孙，旁治族属，亲亲之道也。上正祖祢，尊尊之道也。祖远而易忘，族散而易疏，先王于是因仁义而为之节文，故礼必有宗，所以继祖于上而合族于下也。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诸侯，不可以二一国之尊也。是故诸侯之世子继统为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为适子，异所出者为庶子，而适子则先君之别子也。曷为谓之别子？不得祢其先君也。曷为不得祢其先君？公庙不可设于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为始，故曰「别子为祖」。别子之适长，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继别为宗」。别子之庶长子与庶子之庶长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继祢者为小宗」。宗之为言尊也，上继祖祢，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迁之宗也。故曰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继者祢祖曾高，此五世则迁之宗也。故曰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夫亲亲者以三为五，以五为九，骨肉之戚，主于恩爱以为仁，因其远近而辨其等差以为义，而又修其节文以为礼。自斩衰三年而杀之，四世而缌，五世袒免，而服尽矣。服尽则宗易，宗易则祖迁，昭穆之疏且远者不复可相属也。是故有百世不迁之宗，明祖祢之正体也。均公子也，而正体以适为重。有适而无庶，则有大宗而无小宗；有庶而无适，则有小宗而无大宗；所出惟己而已，则无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适者。傥适子非止一人，适长必有君命然后为宗，此则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适而宗适，此大宗也，其服齐衰九月，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齐衰三月。无适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无服。夫为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齐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轻，大宗继祖，小宗继祢，而不得继祖，是故降杀其服，所以致察于小大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祢，其祭必于宗子，明正体之重也。庶子不继祖祢，故不为长子斩，尊正体而不二其统也。适子、庶子虽富贵，必以寡约入宗子之家，衣服车马献其上，牲献其上。若非所献，不敢入宗子之门，以祖之正体为尊且重，不得以爵禄加之也。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大夫则有庙矣，而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贵贱而紊适庶之辨也。宗子去国，庶子为大夫而居者，其祭谓之摄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不厌祭，不旅，不假，不绥祭，不配，不归肉，避正主也。其无爵而居者，祭则望墓而为坛。宗子既没，告于墓而后祭于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缌之为服之穷也，袒免之为无服也，自是以往疏矣。昭穆各以其属相从，宗则一而不变也。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尊卑长幼亲可序者，由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异于庶姓，而仁义行焉，人道竭矣。后世宗子之法既亡，非缌麻之服，相视几如路人，冠婚不共其喜，丧葬不共其忧，又稍疏焉，则昭穆不复可齿，是无类也。谱牒不存，则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无本也。仁之薄而遗其所亲，义之失而忘其所尊，礼之废而无以为仁义之节文，公卿大夫之贵莫能继祖而收族也。其流及于庶人，人情日薄，风俗日坏，又何怪焉？

《周官》六典，周公经治之法也。秦人秉竹简以畀炎火。汉兴，诸儒传于煨烬之馀，藏于岩穴之间，其书已亡而幸存。汉既除挟书之律，武帝时六典始出，帝不以为善，作十论、七难以排之，藏于秘府，不立于学官，其书虽存而如亡。天下之治不可无法，犹之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六典之备也，武帝之志欲驰骛于规矩准绳之外，虽四代之书且以为朴学而弗好，其于《周礼》何有，立论排之宜矣。东都诸儒知有《周礼》，而其说不同。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者，何休也；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郑康成也。六官所掌，纲正而目举，井井有条，而诋之以为战国之阴谋，休谬矣。而康成以为致太平之迹，其说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而大备，而所以致太平者不专系于法之详也。周公辅政，管、蔡流言，不安于朝，而之于东都。及其《鸱鸮》之诗作、《金縢》之书启，然后成王逆公以归。既归之后，伐管、蔡，作洛邑，迁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迁，洛邑既成，公则归政于成王矣。当公归政之时，成王莅政之初，淮夷犹未定也，而况公未归政，管、蔡未平，殷民未迁，洛邑未成，虽有六典，安得尽举而行之？成王即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无事，还归在丰，作《周官》之书以戒饬卿士大夫，则周公之经制，盖施行于此时。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后备，非用六典而能致太平也。夫为治有定法，天下无定时，时异则法异，虽尧舜禹相授一道，法亦不能无损益也。分画九州，尧之制也，至舜则析而为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尧之制也，至夏则羲、和合为一官。圣人察人情，观世变，立法经治，虽不可变，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读《周礼》者至今不能无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为九服也，三等之国不可斥之以为五等也，井田之制积同为成，积丘为县都，内外不容异制也。或者见其可疑，则曰《周礼》非周公之全书也，盖汉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汉儒之言《周礼》，诚不能无失，然亦不敢遽变其意也。考之于经，见其可疑，举而归罪于汉儒，岂得为至论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东西相距而为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则以其方广言之，东西相距其地亦止于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职方所无，周公岂不能复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内者，务广德不务广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为九服，考之不详之故也。周之洛邑，虽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东西长而南北狭，不可以规方千里。然温在今之河北，下阳在今之河东，皆畿内地，不以河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规方千里，则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见于《商颂》？则言千里王畿之非实者，亦考之不详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为井，皆以成田言之，沟洫道涂不与焉。内而乡遂，外而县都，其法一也。然在乡遂则自一井积之，方十里为成，又自一成积之，方百里为同，所以定乡遂授田之数也。在家邑则自一井积而为邑，为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郑康成不察内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积之，见其广狭不同，而以为井田异制。又为之说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为同」。此康成之误，有以汩经之文，而遂谓先王井地之制不应内外异法，此又考之不详之过也。若夫三等之国分为五等，则周公之意盖逆虑世变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号为万国，然强则肆，弱则屈，敌则争，于是迭相兼并。至周之初，宇内不过千八百国，则向之万国，社稷丘墟十七八矣。周公于是欲分而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国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几可以小大相维。然必建邦国之时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经制之国，尽从而更张之也。盖周公虽定六官之制，亦度时措之宜而行之，盖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后世随时而变者矣。定鼎郏鄏，谓之建国以为民极，然成康未尝都洛，幽王之败，周始东徙，此所谓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国分为五等，法虽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变为祥刑凡三千条。穆王去成王未远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吕刑》一书，夫子盖有取焉。此所谓后世随时而变者也。若曰徙封数大国，则诸侯尽扰司徒之制，言封国不言徙国，以封为徙，此又考之不详之过也。虽然，前辈之所疑者吾固推经意而辨之矣。《周礼》犹有可疑者，先儒盖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于南至服裘为宜，祀黄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大圭，又执镇圭以朝日。《考工记》谓之大圭其长三尺，杼上葵首。郑康成谓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长三尺，设若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则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之乎？王乘玉辂，建太常，维者六人，服皆衮冕。夫衮冕，王与上公之服也，维太常者徒行于车后，乃亦衣龙衮，与王同服，不几于尊卑无辨乎？太宰，六官之长也，其属六十，而内小臣、寺人、九嫔、世妇、女御之职皆与焉。以天子之正卿，而宦寺宫妾悉为之属，不已亵乎？天官既有世妇，春官又有世妇，且曰每宫卿二人。谓之妇，则不得以为卿。郑康成乃曰如汉有长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为卿，则又不得谓之妇矣。且王后六宫，而天子六卿，若宫有二卿，则卿十有二人，何其数之多耶？《周礼》一书，今学者所传，康成之训释也，则康成可谓有功于《周礼》矣。虽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传，亦以康成而晦。盖康成之于经，一则以纬说汩之，一则以臆说汩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学者不得不疑也。前辈之所疑者，不揆其僣而释之。而吾之所疑，则世未有辨之者，后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说以待来者考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