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言古之隐者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从之；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以当世取舍。以为唐世见于《隐逸传》者，皆出于下概。其说似有可疑，试粗论之。夫古之人未尝无意于世，时或远引，自放于隐沦者，皆有为为之也。或全身远害如箕子、接舆，或须时待价如伊尹、吕望，或抗节伸志如伯夷、叔齐，此隐之大者也。若放情虚寂，不以世故自撄，如广成、巢、许之徒；持其一曲，不达理义之分，如申徒狄、陈仲子之介，则与夫资槁薄、乐山林者，又何尺寸之间？彼以挈治具弗得伸者为次，则是身隐而德不晦者，乃广成、巢、许之徒欤？上广成、巢、许之风，而以伊吕、箕子之节为次，是驱天下之人高蹈远引，遗世绝物，而独善其身也。人人持独善之操，则天下之事其谁任之？废大义，乱大伦，伤败名教，孰烈于此！唐之隐者，如武攸绪，岂诚资槁薄、乐山林，终不可以当世取舍哉？直以不幸生于武后之族，明智通达，远周前后，知祸败之必至，豫为防虑，以保其身耳。夫膏粱之室，纨绔之胄，生所见，长所闻，惟声色势利，而能割情违俗，长往而不顾，安于寒素之所难者，则攸绪之操，加人数等矣，非大雅之君子，安能与于此哉！乃以与王绩之徒同出于下概，可谓脱矣。

复雠之议，疑生于乱世，而不起于治朝。夫治朝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有司，虽陵弱犯怯而杀人者，必得而置于法，无所逃罪，尚何臣子兄弟复雠之有哉？然杀人者，国法之义不至伏诛，而臣子兄弟之义不可不雠者，治世之所有也。故《周官》有复雠之制焉，《调人》之职曰：「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雠」。《朝士》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礼》曰：「父母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公羊》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复雠不除害」。此书传之所与也。后之断是狱者多矣，或杀或赦，随时予夺，靡有定制。明君达士，徇其所执，往往立言，而唐史尤详。唐明皇谓：「孝子义不顾命，杀之可成其志，赦之则亏其律。人子孰不愿孝？转相雠杀，遂无已时」。陈子昂谓：「仁而无利，与乱同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义其节而弗诛，则废刑也。释罪利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柳宗元谓：「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唐宪宗诏曰：「《礼》，父雠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韩愈曰：「子复父雠，见于《春秋》、《礼记》、《周官》、子若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最宜详于律，而律无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雠，恐伤孝子之心；许复雠，则人将倚法颛杀，无以禁止。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将使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以议也。复雠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雠，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周官》所称，将复雠先告于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为断于今。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有复父雠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情处之」。明皇、宪宗形于诏，陈子昂、柳宗元、韩愈之徒咸著文议，则经无失指矣。子昂之议，旌诛并行，坏礼黩刑，宗元驳之明矣，不复叙言也。其馀辩议虽详，未畅礼法之意，有足论者。夫所谓雠者，非谓彼杀而我杀之也，谓君父兄弟见杀于人，不以其罪，而国法不加焉。臣子兄弟之心，义不与戴天同国也，故复雠专杀而情不失义，事不越法，圣人不以为罪。是故《礼》经无共天之义，《周官》有执杀之法。父不受诛，子复雠之，《春秋》之所可也。后世不知原圣人之意，遵经传之旨以断斯狱，据法律之阙文，因汎引杀人之例，以自疑贰；及设施龃龉，情理不安，遂至旌诛并行，渎乱彝典。礼法不明，一至于此，岂不误哉！夫礼与刑，相为表里也。入刑者必失礼，失礼者斯入刑，未有刑之所诛，礼之所与者也。复雠而死，则是与于礼而诛于刑矣，何其戾欤？法之所谓杀人必死者，非谓人不可杀，杀则死之；谓人之无罪，与有罪而不至于死者，人或杀之者也。若以雠为无罪，则既尝杀人之父兄，不得为无罪矣。雠而复之，不免于刑，是杀无罪者不用必死之法，而杀有罪者用之，非法之意矣。若曰人不可以专杀，专杀者必死；且专杀之人，法有所容，若《律》曰：「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是杀人者，法不必皆死也。夫夜无故入人家者，未必皆侵害于人；主人可以登时杀之者，有侵害于人之理也。有侵害于人之理者，杀之无罪；既侵害于人之亲者，雠之有诛，此又非用法之意矣。论杀人必死之法，则雠者先在所诛，而雠之者益为无罪。宪宗谓礼、法之说有异。张九龄不知论礼法之意，明其无罪，徒称孝烈之为可贷，故不能胜裴耀卿之徒，卒使不辜滥被诛戮。何则？孝烈之行发于人情，人情之发，有义有不义；合于义则为孝烈，不合义则迹似孝烈，而实为桀骜。法之诛释，亦因此以制之耳。父兄之死果不以其罪，子弟之所可雠也；雠其所可雠，雠之合于义者，言其行则孝烈也，论其法则无罪也。无罪之人，自非法之所治，不待举孝烈之善，然后可贷其死也。父兄之死果以其罪，子弟之所不可雠也；雠其所不可雠，雠之不合义者，言其行则桀骜也，论其法则有罪也。有罪，法之所必诛，不可以其似孝烈而屈法也。如以孝烈而已矣，则《春秋》之所谓「推刃」者亦孝烈也，苟贷之死，岂不违圣人之意，屈公议之法，长暴乱之风乎？夫公私异情，上下殊事。法者，天下之公议，上之所操，以为一世之平者也；志者，一人之私心，下之所守，以制终身之操者也。知方之士，行其志不知其他，志之所为则为之，志之所止则止之，不以旌诛贰其心。知道之君，公其法不计其私，法之所释则释之，法之所诛则诛之，不以人情易其制。复雠者未尝顾公法之可否，而径行其志。则议复雠之狱者，奚必计私心之所至，而轻重其法乎？明皇谓杀之可以成其志，子昂曰「利其生，是夺其德」，此皆私心以议公法者也，失议法之体矣。虽愚夫愚妇，出于一介，奋不顾身以死为得者，人主犹当宥之以正法，又况闻义知方之士，内激忠孝，志在报复以快冤愤之心耶？罪人既得，冤愤之气销，则其志成矣。初无意于德义之名，必死必生之事者，又焉可以黩刑而滥杀乎？韩愈谓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集议以闻而酌处之，是亦不明礼法之意，故欲取裁于世主也。愈言《周官》将复雠先告于士者，未可以为断于今时也。至言百姓相雠，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则脱矣。何者？《公羊》之所谓「父受诛」者，即《周官》之所谓「杀人而义者」也。其所谓不受诛者，则《周官》之所许复雠者也。徒以其辞因伍奢而发，故谓之诛。诛者，上施下之名也。诛之与杀，其实一而已矣。上之诛下，苟以其义，下之所当受；不以其义，则亦所当雠。不许雠之，则为人上者将依势作威，倚法以削，不可制矣。乱之大者，莫甚于此。在百姓则许之复雠，在官吏则不许，是法行于百姓而不行于官吏，非圣人用礼法之意矣，焉知《周官》之所言不兼于官吏，《公羊》之所言不兼于百姓乎？又曰：「律无条，非阙文也，以为不许则伤孝子之心，许则人将倚法专杀，不可禁止」。夫不许而伤孝子之心，则是许之；而人将倚法专杀则非。何者？雠之合于义，专杀不为乱；雠之不合于义，专杀有常刑。不为乱者释之，有常刑者诛之，尚何无禁止之有哉！由此观之，愈不达于礼法明矣，宜其无所折衷也。故曰其馀辩论虽详，皆未畅礼法之意。苟明乎礼法之意，则复雠者可以无罪矣。

唐自贞观以来，复雠者甚众，或杀或贷，罔有定制。惟柳子厚、韩退之之议，达而近于理。至柳不设惩禁之科，韩谓《公羊》之说不可施于今者，未能无憾。若张曲江，徒知孝烈之可贷，而不能陈礼法之义，为政之体，以发明时君，卒使横议见售，无辜被刑，黩滥典章，伤败风教，是为可恨。夫礼法者，先王之所以禁暴止乱，使人不失其平者也。礼有所不能制，则待之以法。故失礼然后入刑，安有礼之所善，法之所诛；法之所存，礼之所去者哉？夫人有可杀之罪，而人杀之，《周官》所谓杀之而义者也。为人子者不问其父之罪，徒以人杀其父，从而杀之，则是不达义，不畏法，桀骜暴横，肆为屠戮之人也。若是者，岂得谓孝烈而合于礼者哉！此礼之所去，而法之所诛者也。若人无可杀之罪而杀之，《周官》所谓仇雠者也，国法不加，罪人幸免，死生存亡之心不得其平，为人子者从而杀之，则是内能致其孝，而外能伸公家之法，使强暴之人不得逞矣。如是者，其善甚大，不独宜贷其死，又当旌赏，以激风俗。若曰杀人皆死，而加之以刑，则是恃强以杀无罪者见容，而殉义以杀有罪者偿死，汩陈礼法，黩滥刑诛，孰甚于此哉！苟殉《周官》之制而责其专杀，则人有伺便投会，势不及告者，自当录大遗细，以善补过，未宜以不告而致之于死也。明皇知孝子不顾命，杀之可以成其志，而不知议法者当计其罪，而不当用其志；知赦之为亏律，而不知杀之乃甚亏于律；知为人子者孰不愿孝，转相雠杀，遂无已时，而不知立法以柅其弊，使复雠而义者既从原贷，雠人之子复雠者死，自不至于转相雠杀，遂无已时矣。使九龄持此以争之，则礼法之义著，为政之体显，而人主有所发明矣；徒谓其孝烈可贷，而不言其所以，安能折拘文者之论哉！子厚驳子昂之议，辨旌诛之分，其言至矣，而未能尽于禁暴止乱之术。退之探法律之深意，析经旨之微文，其说详矣，而不知官吏所诛不当于罪者，与百姓相残无异。夫百姓相残，故为过失，得罪不同；官吏所诛不当罪者，亦有故失之辨。为官吏者故以公法杀戮无罪，则亦法之所诛矣。法之所诛者，人子雠之，何罪之有？《公羊》之说行于今日，不见其悖，此所谓未能无憾者也。若陈子昂者，曾未识礼法之旨，刑赏之体，妄肆胸臆以乱大义，所谓未可与言者也。

古之至公者，以天下为己任，视国之存亡，犹其家之隆替；轸君之休戚，犹其身之安危。进当事任，不知以为荣；退之散地，不知以为悴。顾可以利国家、幸天下，则为之。名位功实，其在己如在于人，出于人如自其己，不私窃以为利，不苟辞以为廉。故能楙建丕绩，光辅王室，载休声于无穷。曹参之事汉，其志有在于此，故代萧何以为国，遵其约束，无所请事，虽众人疑之，天子问之，而所守弥固。此参致公之义，而贤于汉之庭臣者也。议者或谓何之法令，非若周公之制作，曲尽其美，不可或改。参知惠帝之材弗迨高帝，则宜有以辅成之；知己之贤不及萧何，则宜自引远以避能者，恶得久居其位，持循静默而费日乎？使汉之功烈不及先王之隆者，参之过也。愚窃以为未然。夫益损昔人之制作，必贤于昔人而后能；智均而术相似者，未足以有为也。参之贤弗迨于何，固无以异何之术矣。求其人代参而为之，则必得贤于何者然后可。当其时果有其人欤？抑亦未有其人欤？有其人而参蔽之，参之过矣；未见可以代己者，而不自引远，乃其所以贤于众人者也，岂得指以为过哉。何则？汉承秦、项之后，人厌涂炭而思息肩；呻吟憔悴之馀，可以抚养而未可以用也。何之约束虽无伊、周之美，经纶藻饰，明备王道，至于简易宽厚，滋牧生齿，深有宜于时者。得伊尹、周公之才，因乘而润色之，固可以极制作而致太平；苟非其人，徒纷更前人之成事，岂惟无补于治，或召祸而速乱矣。观高帝之语吕后，萧公之对孝惠，与参之闻何死而自度必入相，则当时之士，未有贤于参者，又焉得贤于萧公，而可以上比伊尹、周公者哉？参于是时自谓不能而辄引远退避，则是忘其君而全其身，殉小廉而委大计，顾视名实，屑屑然有彼己之辨，非公天下者之所存心也。参与高帝起布衣，成王业，尊为相国，位冠群侯，存亡休戚，天下之重，己之所当任。顾其身而不思其君，殉小廉而轻委大计，非刘氏之所望于参，非参之所以事刘氏者也。故奋然以天下为己任，违至尊、屏群议而不疑，参之大节盖出于此。进退之际，尚恶得而议哉！

史官咎王重荣不杀朱全忠，以书考之，未足多罪。方全忠以同州归，一降虏耳，未有跋扈之渐，顾天下多事，惜其材之可用而活之，非知其必叛，留以为己资也。第不若王夷甫、张曲江之前知耳，安足多咎？若李绩之不争立武后，是为可诛。太宗托绩以高宗之重，使高宗惟绩之听，绩曰不可，则高宗之意定矣。乃逭祸要福，求固恩宠，为自安计，卒使孽后得志，流毒社稷，罪莫大焉。然身以幸免，衅钟子孙，覆其宗祀。绩之负唐诚深，而天之报绩亦称矣。

昭宗以郑綮为相，綮曰：「歇后郑五为宰相，事可知矣」。三月而去之。若曰天下多事，非綮所能办，则当时贤于綮者相继在位，亦安能胜其乱？唐之季世，祸稔运迁，人知其不可支矣，虽有贤俊，末如之何。使綮窃冒权利，苟岁月之宠，未必即至于败；顾才与望雅不逮此，邂逅而至，内知自愧而不居，与夫不度其力，饕嗜声势，自贻覆餗之羞者远矣。人之所受，固有长短，苦不自知，以至于偾乏。綮之明既足以反照，而勇又能行之。公才公望，虽不高于时，其识虑之芬芳，有足歆者。

六经虽非完书，仅存者尚或过半。惟礼乐之篇，靡有孑遗。然旁求馀经，稽合传记典制之名数，述作之微意，虽其书不传，可得而言已。试粗论之。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證也；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證之矣」。證，成也。言而无成则疑，疑者圣人之所阙也。《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当是时，杞、宋二邦典刑与老成人皆丧矣，故无得而成焉。至周则不然，有司所传笾豆之事，旧法未失，邹鲁之士、󲦤绅先生能言其意。故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其不贤者识其小者」。礼法之来尚矣，始于伏牺，而成于尧。尧授舜，舜授禹，三圣相授而守一道。夏后氏之王天下也，用之以忠，忠者诚也，犹未离内也。商人继之，用之以质，质，朴也，则既有形矣，然而未备也。周公承二代之后，述文武之事，或损或益，兼修其法，而用之以文。故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事为之制，物为之容，制致其详，容致其美。故朱干、玉戚、黄流、圭瓒以为器，而后世不可以加焉。礼者文也，文则圣人之所取也，故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是言之，经之所书，盖周礼也。《周官》大宗伯之职曰：「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谓之五礼。五礼修则庶事备矣。故其名数之大者，止于此也。《书》曰：「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盖唐虞之时，其制已定矣，非特至于成周而后为然也。天下事物，殆无外于此。夫国事之大惟祀与戎，人伦之重始于冠昏，慎终者德之厚，礼宾者政之备。圣人有吉礼以事天地，而社稷、宗庙、山林、川泽，百物咸秩。有凶礼以哀死亡，而凶礼祸灾、围败、寇乱，则加之以荒吊禬恤之意。有宾礼以亲邦国，而春夏秋冬，则异之以朝觐会同之文。有军礼以用师旅，而封均田役，则文之以简恤任合之节。有嘉礼以成男女，而宗族、兄弟、故旧、朋友、四方之宾客、列国之诸侯，则亲之以饮食、宾射、飨燕、脤膰、贺庆之恩。若然者，闺门之内，乡党之间，朝廷之上，邦国之远，鬼神之幽，民物之微，师田行役，凶荒礼丧，莫不有礼，而天下之事物举矣。后世虽有述作，何以加于此哉？此圣人之所以书也。呜呼！道民者不可一日而无礼，然而礼之籍不传也久矣，为之奈何？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君子本孝弟以为仁义，而因事之宜以制节，因物之质而文之。节文备，而明圣之事尽矣。

《大学》曰：「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克明峻德者，道之所先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谓之人伦。能从五典之教，然后不失其伦矣。传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然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勤于财者不若勤于道也。董子曰：「俭非圣人之中制」。故与其奢也宁俭，与其不逊也宁固。俭、固，美矣，然圣人之所宁也。克明可字之以彦先，克从可字之以彦伦，克勤可字之以彦道，克俭可字之以彦宁。

世言丁晋公嗜奇玩而善蒐致。思得端溪石砚，取朝士之博雅者上为守将，延之馆第，燕语周密，与之论研石材，尽出所藏以示之。守已愕眙，叹其精绝，公曰：「此常材，不足录。愿因使君获彼奇宝，黄金五十以为市致之资」。守受，辞而行，骇不知所出。至郡，尽集研工，俾道其闻，阅百馀辈，皆碌碌常谈，无足采者。最后一老匠逡巡不言，若有所待，引而叩之，乃曰：「研石之美，众工言之详矣。使君犹以为未，必得子石而后可。然子石，奇材也，未易骤致。致之有术，非众人之所知，请试求之，庶或有得。第多聚溪石，聚于旷地，当就择焉」。用其言，得石几万枚，工乃结巢石傍，寝处其上。越三日，欣然告于守曰：「得之矣」。请分其石为三聚。更三日，辄去其二，以其一复三分之。其后率三日又去其二，留其一以为三聚。如是久之，所遗才三枚，乃于昧爽之间，晏阴之际，引守就视。其一蔚蔚然有云气出其上，剖之得圆石，径数寸，析为二研，稹如玉，坚而不顽，润泽之气，蔼然常在，此真所谓云根也。致其一于晋公，其一守自保之。参政苏公《文房四谱》有子研，云：「端州石研，匠识岩之文理，乃凿之。五七里有一窟，自然有圆石，青紫色，琢之为研，故谓之子石研」。所言虽小异，而端溪之石有子为研材，则不诬矣。

权衡度量，先王制之以平物，天下所赖，至今信然。执度者约之，则分寸不差；操量者概之，则龠合不失。权衡二物或异于此。权之所措，动与物钧，不劳进退，而重轻立辨者常少，惟指不违心，进退有节者能之。尝过市见持权于肆者，物仰而权俯，则知其为轻，于是乎引其权而进之；进之已甚，向之仰者乃变而为俯矣。既俯而权仰，则知其所重，于是乎抑其权而退之；退之已甚，向之俯者又变而为仰矣。一进一退，或仰或俯，至有移日而不能平铢两之物者。岂权衡之制未善哉？岂心智之识未明乎？则亦指掌之用无节。故退而思之，乃为变法救弊之说。天下有二弊：不失之宽，则失之猛。济宽者莫如猛，救猛者莫如宽。宽猛仁义之用，皆先王之道；然济宽以猛者，或弊于刻核；救猛以宽者，或弊于纵弛。何则？制法在君，而行法在臣者。人主固知弊之所在，而宽猛时用，各有攸趣矣。推行之吏，意或不然。近臣希望风旨，远方迎合朝廷，郡县趋向监统，上下风靡，弥远弥甚。敕法则洗垢索瘢，慎罚则轻释有罪；理财则锥刀必取，厚下则国用不虑。问其纵弛，则曰朝廷方务宽厚；问其刻核，则曰朝廷方务谨严。不知谨严不在于刻核，宽厚不在于纵弛。至于刻核纵弛过于已甚而害治，失宽厚谨严之意，终不足以相济，是何异于向之持权者乎？此无它，殉利而不由道，务承望以徼倖一切也。余惧承望之伤义，次其言为《权说》以自警云。

问：巡狩者，前世之大经，百王之通法也，书传所载，其详可考。故舜有天下，五载一巡狩，岁遍于四岳。夏商因之，其典不废。虽周监二代，郁乎有文，六年五服一朝，而申之以谕言语，听声音，同数器，脩法则，足以协和天下。至于十有二载，王亦时巡，考制度于四岳。汉魏而下，中智之君，粗安之世，犹或射蛟江流，耀武朔漠，存问耆艾，赒赐疾苦，作盛典于当年，追高风于治古；而况圣德日跻，王业祗固，礼制乐作，兵销刑措之世乎？则斯礼也，在所当讲。国家因五圣之丕绪，绍百年之治迹，法度脩举，庶绩熙凝，四陲无犬吠之警，中原蔼休和之气。斯可以振清跸于岱宗，觐群后于太华，协时月于南岳，同律度于朔方，东脩白云之故封，西申汾阴之典祀。扬艺祖之大烈，觐神宗之景光，方驾商周，并驱虞夏，垂训后昆，永永无极，岂不伟哉！然舜用五载，虽数而不费；周十有二年，虽疏而不缺。其出有时，其适有方，其所以告神祇之礼，觐群后之仪，同乃制作，一乃度数，览观风俗之变，而考察治忽之故，庆以旌善，削以黜幽，有政有事，载在方册。诸君考古之制，度今之宜，孰在所因？孰在所革？幸详言之，有司将以献焉。

问：昔汤居亳，地方不过七十里，德茂于内，淑闻四驰，天下望之，若云霓之在旱岁。遂及其身，享有大宝，传五六百载。其遗统馀绪，微而不绝。武丁因之，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周文王之治岐也，亦百里之国，端本正始，载于闺门，德教道化，远渐江汉。虽大勋未集，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绍兴，克承丕烈。后世厉王失道，天下板荡；幽王荒废，褒姒灭之。然而德泽之美，风俗善人心者，犹未卒斩。故《风》、《雅》之变，尚知止乎礼义，民之允怀，未能弭忘，子孙相承，复五百馀年然后已，何其懋哉！五伯桓公以元侯之重，据十二之地，挟王室以令诸侯，周旋数十年，而功名止乎九合，劫辱于曹沬，见欺于陶涂。智力之强，盛年有所不伸，宁足以传无穷而庇嗣续乎？王伯之道，优劣异效甚矣。汉宣帝持杂伯之说，鄙成周之政，元帝言之，愤然不以为是，其为论驳矣。考之前史，宣帝之起，实继昭帝，强明俊发，汉道复兴，为政之效，优于文景。孝元承中宗之后，尊儒重道，有意乎商周之为，卒之优柔纵弛，纲纪弗振。汉之衰微，乃自此始。王伯之效，何其悖于昔耶？诸君试详言之，庶有以质前世之事。

问：帝王之道，尽于尧舜；天下之法，备于成周。是故仲尼祖述二帝，而宪章文武。恭惟朝廷深明先圣之微旨，体尧舜之达道，修文武之良法，以幸天下。繇熙、丰以来，至于兹三十馀年，显谟承烈，有继述而无遗美。是故分曹设官，六卿之典也；保甲隶武，卒伍之政也；农田水利，沟洫之制也；岁考月试，庠序之教也。居养以厚无告，漏泽以及渊泉，皆岐镐之所行，王政之先务，罔不毕举，难遍以一二数。兹可谓千载一时，大有为之世矣。《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吕刑》曰：「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此三者，四代所共由，三王之不改。王者之政，莫大于此。今庙堂之上，将议之不轻，为之有序，神明之用，藏于妙微，不骤以示于人欤？抑古今异宜，通变不一，师其心不胶其迹，矜其治不矜其同；一代之制，等其名实，自足以比隆前王，贻训后世欤？此承学之士所知也，诸君详言之，毋隐。

问：昔者三王相承而起，质文迭用，或损或益，不相沿袭。至于建侯世守、井地、肉刑，虽封域异制，助彻殊号，刑罚轻重，与世升降，而三者大法，未尝易也。圣人之法，有盛有衰，必至之理。岂夏商之季，百度皆弊，而此独未坏哉？必其法尽善，而百世不可改也。扬子云曰：「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夫鲁人什二，而孔子有「盍彻」之谈；秦人罢侯，而汉世有孤立之戒；孝文用鞭笞代刀锯，而当时议者，已谓名为轻刑，而实重之。由是以观，先王之法，此殆不可变已。何新室为王田而天下怨叛，东汉议肉刑而孔融异词，贞观复世封而郑公不然，岂复之者未得其道耶？殆议者不达先王之法耶？今国家蔑视汉唐苟简之政，无小无大，必师成周。顾此三者，法之大要，为今之务，在所宜讲。诸君究明其术，盖有日矣。试述先王之时所以用之得其利，汉唐之世所以复之非其道。若孔融肉刑之议，郑公封建之论，皆一时之伟人，必有可观。其悉陈之，毋有所略，有司将以献焉。

问：盖闻尧有冀方，舜都蒲阪，禹宅安邑，成汤居亳，咸因起兵之地，体国经野，以统诸夏。至于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业，然后占星测景，考天地之中，作洛邑以会诸侯，俾朝觐贡赋，四方远近，道里均一。当风雨之所会，得阴阳之所和，极制作之美，以尽帝王之能事。考之前世，未之有闻；施之方来，无以或加。何则？集累圣而大成，监二代以损益，人文帝制，于是乎备故也。恭惟朝廷继志述事，敦古善今，法无远而不陈，物虽微而有制，刑政具举，礼乐修明，郁郁乎成周之隆也，营洛之盛，宜复见于今日。况艺祖之丰沛，章圣所驻跸，关河自若，城阙孔修，生齿繁滋，田畴垦辟。傥六飞顺动，翠华时巡，三朝令辰，临御太极以觐群后，玉帛在列，图籍充庭，一人高拱以宅中，四海骏奔而面内，遂前人之美意，觐乃圣之景光，岂不伟哉？诸君承乐育之德久矣，盍考周之典，度今之宜，增新补遗，务适其中，以俟上帝之采择焉。

问：盐铁之材，民并用之，其来久矣。自管氏铢量寸计，而齐用富强，后之言利者，必以为称首。由西汉以来，或弛或禁，不常其法，而经制之方，未尽善美。弛之则利归豪右，威去公朝，而下有朐邴、吴濞之强；榷之则民失其利，器多苦窳，而上有卜式、仲舒之议。然则山海之藏，必在所禁；而弘羊之术，未易推行。今国家制盐之法既致其详，天下奉行，为效已久；而冶铁之利，尚在所略。议者谓其材可以上佐大农之调度，下通百姓之器用，宜有制作，以究其利。此治古之所当行，而当世之所宜讲者也。然谋安宅者务厚下，谈王道者贱霸图。利虽足以富国，而术未便于百姓者，主上之所不为；功虽足以盖世，而道或诡于先王者，朝廷之所不取。为今之议，必取散之而上不失权利之重，收之而下无受其敝者，然后可以称兴造之意，而在所行也。诸君讲前世已行之事，考当今时措之宜熟矣，何施而可以与于此乎？盖三王之盛时，所以驭山海之利者，宜有良法可考而行；管子以来，兴利之士，计议之臣，其所以措置施设之方，辩析利害之说多矣，必有当否，在所去取。幸详言之。

夫流而为江河，蒸而为云雨，经乎中国，放乎四海者，水之为物也。方其出于悬崖仄石之下，则乘航之力韬乎滥觞之小，不测之势藏乎一勺之多，虽鱼虾萍藻，未或有所容焉，又况生蛟龙、殖货财者乎？非其材之微而不能与于此也，沈涵韬晦，所以养其源而已。盖其源大，则其流广。乃若未能盈科而骤以行险者，适足以丧其源也。人之成性也如是。故《易》以山下出泉之象谓之《蒙》，而系以辞曰：「君子以果行育德」。盖以《蒙》果行，则行无不周；以《蒙》育德，则德无不崇。德成于内而行成于外者，卷而怀之，以独善其身，孔孟之畴也；发为事业，以致君泽民，禹稷之徒也。舒卷在我，而观时察变以应之而已，何所施而不可哉！亦犹原泉浑浑，可东可西，可曲可直，而卒不失其至于海也。吾友季重家西湖之上，依山结庐，石崖如壁，屹当书馆。寒泉一脉，旁出其下，昔人命之曰「蒙泉」。余因登其门，酌泉，味其所以命之之旨。进而目其室为「果育斋」，庶几居者仰以视其榜，俯以鉴其渊，而朝夕之间以是存其心而养其性，亦以成昔人之志也。

广利侯，自东汉时发迹于会稽郡之上虞县，苏旱救涝，祈福穰灾，德施于人久矣。虽以时祭祀，而邑人报施之心犹有未慊。皇宋熙宁七年十一月，天子郊见上帝，泽覃幽明，有善必旌，无文咸秩。邑人沈文亮等乃论列侯之功德，上告于县；本县尉权县事张某遂闻于郡；郡守张某乃荐之朝廷。粤明年七月，敕封今号。邑人沈𣓟等诣郡请记其事，郡守大资政赵公遂为之文，知县事方某并以其敕刊于石，主簿施某书丹，市易关某题额。工石之费，则本州都知兵马使黄谧因众心而募成之。以今年七月十二日建于庙庭。谨书其始末，以诏于后时。元丰元年五月望日，会稽华某题。

余元祐丙寅五月，来监永嘉郡之盐场。秋，海风大至，发仓庾馆舍。二年三月，始得请于郡，俾缮完之，因以其馀治厅事之南旧屋三楹为小轩，既成，名之曰「颐」，用《易》颐养之义也。其屋南向，背接虚室，卑不至于下湿，而塈茨足以待风雨。门闱洞达，疏窗虚明，夏多好风，冬有爱日，有以养其天和。左挟巨海，群山西来，带以飞泉，萦以磴道，翠光紫雾，潮汐之声，日在观听，有以养其德性。官无二事，而复一岁出纳不过五六万，僻在闲冷，宾客罕至。居暇日，得优游于方策，考前世治乱兴亡之本，观先民出处去就之概，察鬼神变化之妙，稽礼乐法度之制，有以养其道术。月给之秩，日给之廪，仰充甘脆，俯庇妻子，随所多寡，有以养其家人。环莳芳树，间以怪石，因坎而为池，菱莲生焉。春华秋英，赤白递发，绿筱媚水，碧芦绕藩。鸣鸠晴呼，仓庚晓语，清籁四起，时如竽笙，有以养其耳目。鲜鳞香稻，浊醪黄鸡，无待城市；山木之实，水草之滋，终岁不乏，有以养其口体。怀才抱术，须时而行者，此焉可以整辔；放情云壑，不辞小官者，此焉可以自适；世路多奇，资禄以生者，此焉可以糊口；力困浩穰，断断自守者，此焉可以卒岁。彼致养之实虽殊，而为名则一，故揭其名而题之；若其实，则居者随所取而得矣。暇日设平榻其中，列琴书于左右。开黄卷，接圣贤之雅言；叩朱弦，得太古之淳音。倦则起而徘徊于庭，散发曳履，阔视广听，挹山海之胜，酌风月之秀，揽朝华之流芳，弄漪涟之游鳞。杳然自放于埃𡏖之外，曾不知岁月云迈，齿发将改，迹与世疏，情与世阔。因述为名之意，并以其所值书之。斯言也，虽不可陈于经世之君子前，傃乎野人俯仰之间，疑若未有所愧。元祐丁卯中元日，云溪山客记。

元祐壬申岁，余来为营道郡督邮。越明年，冬十月，葺舍馆之西颓庑，设户牖以为室。既成，目之为「适斋」。客有过而疑之曰：「吾闻适，当也。物有当于心而无迕于意，为适。若夫资雅材、抱道术以游乎可用之世，行既久而步不进，日向晚而道则远；主郡簿书于放逐傲人之地，俛眉高拱，与众进退庭下，捷步不异胥史，组绶不足以为六尺之华，廪稍不足以饱数口之腹，续短裨薄，斗构榱桷，方有风雨飘濡之虑，曾何物之有当而无迕也，而谓之适耶」？余起而应之曰：「客闻求、廉氏之二子乎？昔求氏与廉氏同里闬也，求氏家富而宦达，日患失其所有而务得无已，终年戚戚以忧；廉氏农圃也，食其力仅免其冻馁，不羡涯分之外，终年熙熙以游。若吾子之所谓，则高位厚禄、金珠华屋为可适，而卑官薄廪、荜圭之门、青绿之品为不可适已，吾恐特未定也。吾之所谓适者，适于己之谓也，非适人之所适也。人之所适者，物也；物不足，则有时而不适。己之所适者，道也；道无往而不在，则己无入而不适。世之道不足者，视名位禄养、车服室宇之丽，切切然以为己之所宜保而不得去。兹其乐也，乃所以为苦欤！人之所恶夫犴狱牢系者，谓其锢絷而不可去也。今贵富之人，无道以处之，而累于物，则高位厚禄、华服美宇，曾何异犴狱牢系锢絷之地耶？至于欣捧一檄，折腰斗升，所养在中，浩然自得者，曾不知卑飞之为劳，数粒之为薄，抢榆控地，时止时行，则其忧也，乃所以为乐欤。物之所贵乎春台太牢者，谓其赏心餍腹也。今微贱之士，有道以自居而忘于其所贵，则卑官薄廪，圭荜之门，青绿之品，曾何异于春台太牢餍赏之所耶？若然，则世之所谓适者，果在己不在物，而吾之为『适斋』不妄」。言毕，客惭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