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甫顷为广东运判，亲往新州追摄本州羁管日前谏官邹浩，就狱根勘宾客往来馈遗等事，偶会大赦释免。窃惟浩以言事得罪，于亲戚故旧往来赒恤之义，朝廷未尝有旨禁绝，而新州所劾与御史台罗织之狱万里相应，欲置浩于必死，其为忍酷，不已甚乎！然议者以为造意为虐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所承受御史台文移如何指挥，本路如何奉承。但考两处行遣次第，则造意为虐者得其人矣。

臣闻人臣之功罪，不论则不明；朝廷之威罚，不断则不行。陛下临御以来，于群臣之功罪论之明矣，然于有罪之人未行诛罚者，所以顺太母之慈，而成坤德之静也。今躬揽之初，当示威断，雷霆之击，宜自近始。臣伏见左仆射章惇，罪恶显著，久稽天讨。方哲宗大渐之时，太母定策之际，惇为宰相，首发异议，一语乖倒，寻合诛殛。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于度外，勉加优礼，如待功臣，容德之大，古无有也。按惇独宰政柄，首尾七年，随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则至于薄神考；矜伐己功，则至于累宣仁。乐于用兵，大开边隙。陕西之民愁矣，而进筑不已；内府之财竭矣，而辇运不休。忘祖宗积累之艰，轻朝廷根本之地。谓人之怨怒为当尔，谓天之谴戒为偶然。斥公论为流俗，以献忠为诽谤。杀张天悦之徒以钳众口，广邹浩之狱以绝言路。天下震骇，人多自危。赖宗庙之灵，不廷不虞之变幸未发耳。哲宗一于委任，何负于惇，惇负哲宗，乃至于此！虽阴谋密计，发于蔡卞，而力行果断，惇实主之。用《春秋》诛意之法，则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颠之责，则非惇而谁？然则卞为谋主，惇乃罪魁，歼厥渠魁，理不可赦。今惇仰恃容贷，谋脱身祸，自谓前日之事，皆禀命于哲宗，职当奉行，非惇罪也。呜呼，罪不在惇，其在谁乎？忍为此言，重可伤叹。孔子曰：「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前日之事，献可替否，假有不售，忠臣之义犹当归过于己。又况哲宗本意，不为已甚，故惇之所谋，多不见从。臣请以二事验之，可以考其馀矣。乃者宣训之说、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宣仁，高氏一门，几不获免。主张保全，力沮其说者，以哲宗本意不为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议诛灭，及其流窜，尚欲剿除，然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梅岭以南犹有全活而北归者，以哲宗本意不为已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则托于密赞，而掠为己功；己之所行，则托于禀命，而归之先烈。所可痛心，孰大于是！汉之匡衡事成帝为丞相，石显用事，不能正救，乃于成帝既没之后，论显不忠之罪，扬著成帝之失。王尊劾衡，以为卑君尊臣，非所宜言。天下后世，以尊为是。又哀帝之初，臣下谤议多及成帝，独议郎耿育以谓：「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各随指阿从，以求容媚；晏驾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讫，乃追采不及之事，讦扬幽昧之过，此臣所深痛也」。今惇于往事，每有匡衡归过之心，而献言之人，未闻耿育深痛之议，其何以称陛下钦承继述之意乎？臣每因奏事，屡奉德音，陛下语及哲宗，则圣颜惨动。感戚之意，形于挽章。笃于天伦，实出圣性。厚天下之俗，正赖乎此。然而惇犹充位，威断未行，故靡薄之风尚未消沮，而仁厚之化所以未孚于天下也。宗庙之轻重，主威之强弱，皆系陛下所以处惇者如何而已，安危之机，不可不虑。且陛下初去蔡卞，为其薄神考也；次责邢恕，为其累宣仁也。惇负哲宗，其恶尤大。今若正此之罪，则君道永正，母道永尊，而继述之义永无愆矣。伏望陛下躬揽之初，先正惇罪。虽用祖宗之意不杀大臣，而流窜之刑亦有近例。惟速示威断，以协公议，天下幸甚。

臣伏睹近降圣旨，修建景灵西宫，拆移元丰库、大理寺、军器监、仪鸾司等处以为地基，奉安神宗、哲宗神御。极于尊崇，彰乎广大，此可以见陛下奉先之孝；只移官舍，不动民居，又可以见陛下爱民之仁。得斯民之欢心以事宗庙，此尧、舜、文、武之用心也。然而稽之礼意，有所不合；考之人情，有所未便。可得而议者有五事焉，臣不可以无言也。夫国之神位，左宗庙，右社稷。左，阳也，人道之所乡。位宗庙于人道之所乡，则不死其亲之意也。神考建原庙于左，盖取诸此。今庙据社位，不合经旨，非神考之意。此其可议者一也。夫人之所居，必择吉地，故《诗》美卫文公能营宫室，而曰：「卜云其吉，终然允臧」。推此心以事其先，则宗庙所居之地欲其允臧，可不择乎？唐大理卿徐峤有言曰：「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之盛，乌雀不敢栖」。盖刑狱之地，必有杀气，人情所恶，古今皆然。今乃择此以建庙宫，既非吉地，神必不安。此其可议者二也。西宫之地，虽云只移官舍，不动民居，而一寺、一库、一监、一司移于他处，却要地基，迁此就彼，彼亦有居民也，不知起遣几家而后可以建此？被遣之民有所不愿，则失其欢心；失其欢心，则非陛下爱民奉先之本意矣。此其可议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于寺观之内，神考合集诸殿会于一宫。今乃离析一宫分为两处，岁时酌献，銮舆分诣，礼既繁矣，事神则难。此其可议者四也。《传》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显承殿奉安以来，一祖五宗，神灵协会。神灵既安，何用迁徙？宗庙至重，岂宜轻动？动而宁之，不如勿动之宁也。虽曲示隆报之心，而未尽宁神之理，此其可议者五也。凡朝廷举动，茍合公论，则天下人情莫得而议。一有可疑，则众说蜂起。凡此五者，臣皆得之于公论而不敢不言者也。宗庙之事，至重至大，陛下于宰相之请虽已恭依，然礼意、人情有所未安。难以施行，何惮于改？伏望圣慈特降睿旨，令三省别行详议，庶于宗庙大事无轻动之悔。

臣近论修建景灵西宫有可议者五，已奉圣旨送三省、枢密院。今数日矣，未有定议。臣谨按大中祥符五年以圣祖临降，诏于大内之南、己丙之位，得祖庙之地，以建景灵宫。亦如天庙星在太微之东南也。神考合集祖宗神御，会于天庙之次，所以契符天象，稽参经旨，述真宗之事，为后世之法。今修建西宫，非神考绍述之意，宗庙至重，不宜轻举。伏望圣慈诏谕大臣速行改议，无贻轻动之悔，天下幸甚。

〔贴黄〕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诏以圣祖临降，令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择地建宫，及令礼官考制度以闻。是月，丁谓言：「得司天少监王熙元等状，按《晋天文志》云：张南有天庙十四星，乃帝王祖庙也。今大内法象太微，天庙星在太微南。若建新宫，宜大内正南次东止丙方，上合天庙星位。又按二《宅经》，大内阳宅新宫宜在正南次东己丙，上合阳宅福德方吉。臣请以锡庆院、开封府两处地位建置，上符天象，旁合经术」。遂诏以锡庆院建宫。

臣闻成王即政之初，群臣进戒之诗曰：「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盖言升黜人材，上合天意，然后可以慰天下之心。初政之所宜谨，无大于此也。臣伏见驸马都尉王师约，近除枢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违神考设官之意，臣不可以不论也。本朝矫衰唐之弊，驸马都尉无有任权要者。惟王贻永尚太宗女郑国公主，一年而主薨，贻永即纳所赐第。后三十年，乃历边任。仁宗知其贤，擢任枢密。当此之时，贻永名为帝婿，实已疏外。今师约赐第犹存，而未历边任，岂可用贻永之例，而遽擢于枢密之地乎？神考诏枢密院置都承旨，以文臣为之，副承旨以武臣为之，或参求外戚之可任者以充此选，然一文一武，不相紊也。今以师约据文臣之位，岂神考设官之意乎？陛下远师尧、舜，近法祖宗，四方万里，无不延颈举踵以观初令。未拔寒俊，而遽以姻戚先之，岩穴之士，将何望焉！三省、枢密院进拟如此，失天下之心矣。愿陛下守祖宗用人之法，稽神考设官之意，罢师约新除，以允公议。

臣十二日曾具奏状，言驸马都尉王师约除枢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违神考设官之意，乞行寝罢，未蒙施行。臣所当论，未可已也。师约在元丰中尝为神考之所试用，其人修谨寡过，士论亦颇与之。然而臣之所言，非论师约之贤否，特以初政用人，不循旧章，未拔寒士，先擢姻戚，恐失岩穴之心，以为庙堂之累。区区之忠，非立异也。若蒙陛下采狂瞽之言，寝已行之命，则用众从善，实为两得。伏望圣慈特降睿旨，罢师约新除，以全初政之美。

山陵使章惇奉使无状，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舆陷泞不前，雾宿于野。愿速降指挥，先次罢惇职事，免其朝见，别与差遣，以称陛下厚于泰陵之意，然后降出臣僚前后章疏，别议典刑。

伏闻车驾将幸蔡王外第，都下之人老幼相传，欢呼鼓舞，愿瞻天表。人心所归，于此可见。然闻欲因幸龙德宫，而传者以为欲观芝草。窃惟陛下即位以来，天下丰稔，庆瑞已多，芝草虽异，臣知不足以动圣意也。况自祖宗以来，乘舆初出，必正其名，若非为民祈祷，即因谒见宗庙。今乘舆之出固有名矣，因幸潜宫，何为不可，然而观芝草之嫌，亦不可不恤也。此而不恤，流传寖广，天下之人将有不远万里而献芝者矣。

臣闻商之高宗旧劳于外，作其即位，不敢荒宁，享国久长，为后王法，《无逸》所陈是也。汉之与唐，四十馀君，贤而可纪者三君而已，汉之文、宣，唐之太宗是也。文帝年二十有三，来自代邸，而有天下，后世恭俭之主莫有及焉。宣帝年十有八，兴于民间，而有天下，后世励精之主莫有及焉。太宗年十有八，举兵除乱，又数年而有天下，后世纳谏之主莫有及焉。此三君者，方其在外之时，斯民之利病，朝政之臧否，耳闻目见，皆得其实。后虽深处九重，而考往验今，不忘鉴戒，此其所以为贤也。恭惟陛下久处潜藩，充养圣德，亦如高宗旧劳于外；春秋鼎盛，历数在躬，亦如三君自外而入；置《无逸》于座右，采唐、汉之所长，则文、宣、太宗之事，盖有灿然可观者矣。神考所谓「吾无间然」者，臣愚愿有稽焉。

臣闻知几而预戒，则君无过举；先事而早谏，则臣无智名。君明臣良，上下两得，治道所以隆也。臣以驽散之才，冒处言职，适遭明圣之主，窃慕良臣之义，事有临机不当默者，安可有待而不早言乎？宋有天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尧、舜三代，乃至汉唐，皆不及也。譬如安乐之人，年过百岁，尤当兢兢畏慎，护养元气，无使疾患乘间而入，则愈老愈健，永保康宁之福矣。祖宗以圣继圣，古无有也。母后继有圣德，亦古无有也。天覆地载，一健一顺，万物生成，各遂其性，至神考而治道益隆，至皇太后而家道益光，可谓盛之极矣。盛必有衰，安可不预戒乎？汉之衰也，以外家太盛，人不敢言，以至亡国。陛下守祖宗之成法，监衰汉之覆辙，宋德方隆，内外无患。然以臣所闻，宜预戒者有一事焉，恐陛下未知也，恐皇太后未知也。向宗良兄弟，交通宾客，漏泄机密，陛下知乎？皇太后知乎？皇太后功德隆备，格于皇天，陛下极天下养，未足以报，惟使我宋固万年不拔之基，外家享与国无疆之福，夫然后足以为报。汉唐母后称制，有至终身。或欲威福之柄，久出于己；或因左右之请，贪恋权势。惟我皇太后恬寂足以全威福，严明足以戢左右，不待祔庙，果于还政，事光前古，名垂后世。陛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为报也。乃者还政以前，陛下欲除向宗良等开府仪同三司，将锁学士院矣，而皇太后诏寝此命。中外传闻，咨嗟叹仰，知皇太后以撝谦为德，而陛下以养志为孝也。汉章帝欲加恩三舅，马后曰：「吾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何必营外家之封，违慈母之拳拳？至孝之行，安亲为主。此吾家之事，故得专之。吾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于是章帝不封其舅^⑴。今皇太后盛德全备，与天同功，非马后之比。臣之所言，但欲有补于外家而已，想亦皇太后之所乐闻也。若不达圣母之心，而自为猜嫌之虑，当言不言，臣所不忍。臣谓马后之所以诏其子，章帝之所以顺其亲，内慈外孝，两得之矣。陛下及皇太后前日之事，撝谦养志，正与此同，天下之所以服也。汉哀帝之初，急封诸舅，孔光谏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贵？不宜仓猝若是，其不久长矣」！帝以逼于傅太后，不能从也。今皇太后诏寝成命，不待孔光之言；陛下恭禀慈训，遂无仓猝之举。此乃前古难行之事，于今见之，皇太后之圣德可胜言乎？陛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为报也。陛下虽受天眷命，历数在躬，然而力摧异议，独定大策者，皇太后也。盖有功于陛下者，天及皇太后而已。天道公而不私，陛下之所以报天者宜如何哉？皇太后为而不恃，功成不居，陛下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陛下以道制情，无一毫之私，则可以服人之心；服人之心，则可以得天之心；得天之心，则可以合皇太后之意矣。神考之所以报慈圣者，用此道也。治平之末，韩琦为相，中外协心，定策为易。前日之事，章惇秉政，首唱异议，定策为难。然则皇太后之功，比之慈圣，又为光矣。陛下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唐之衰也，天以定策之功付于矜伐之臣，于是责报不已，而有「负心门生」之语。主道之强弱，可见于此矣^⑵。今者功出圣母，国本既正，唯陛下永思所以图报而已。大公之报，报之上也；假借外家，岂足以为报乎？宗良兄弟依倚国恩，凭藉慈荫，夸有目前之荣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与游者，连及侍从，希宠之士，愿出其门。裴彦臣无甚干才，但能交通内外，漏泄机密^⑶，遂使物议籍籍。或者以谓万机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与也。良由中外关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溢传耳。若非皇太后明谕圣意，严加约束，则籍籍之口，未易塞也。仁宗笃于舅家，尤以李玮为贤，诏玮举官为将领。玮言家有宾客之禁，无以知士人之贤否。仁宗特许玮见宾客，而命日抄所见宾客名氏以闻。盖仁宗之所以保全外家者，委曲周旋，至于如此。神宗敬厚曹佾，加以王爵，然而佾口不敢荐一人，佾门不敢接一人，不过以自娱乐而已。神考所以厚佾而无厌者，以其得外戚之体也。宣仁圣烈皇后戒训外家，尤为切至。绍圣时利口之祸，几及门户，然而高氏之族终获免者，则亦宣仁训戒之明效也。皇太后功德之大，光于前人。念保持之艰，为无疆之虑，事戒其渐，正在今日。《老子》曰：「为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乱也」。凡未有之事，今虽无之，后或渐有。既有而后图，不如未有而先戒之。汉之马廖，章帝之舅也，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趋赴之，遂至于私赡三辅，第五伦之所言者是也。今虽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渐乎？王氏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内外要官皆出其门，推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刘向之所言者是也。今虽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渐乎？杜钦、谷永自托于外戚，专攻人主之身，而无一言敢及王凤；遇有灾变，则反推天异，归之他人，以为外戚之地。怀二心之士，如杜钦、谷永者，何代无之！今虽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渐乎？成帝之时，外家子弟，据势满朝。成帝欲以刘歆为中常侍，临欲拜官，而左右奏曰：「未白大将军，不肯奉诏」。帝虽坚执，终不能夺。由是朝廷之事，只由外家，不由成帝。今虽未有此事，安可不戒其渐乎？王音、王根，奢僭不法，天子怒之，于是兄弟欲自黥劓以谢太后。封侯之日，黄雾四塞。谏大夫杨兴等以王氏为言。于是大将军惶惧，乞骸辞职。然而外家强盛，故人主之威终不得行。今虽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渐乎？神考有言曰：「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臣愚以谓欲见前车之失，则往古之事不可以不考；欲辨履霜之渐，则方今之事不可以不戒。《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事之有渐者，无不然也^⑷。汉之王商、王章，皆当时之贤臣。因为王凤所恶，一则死于暗昧之过，一则死于缧绁之中。当此之时，外家之势已如合抱之木、九层之台，岂一手之所能拔，岂一锸之所能平哉？商等区区可怜，而谏诤后时，戒之不早，何益于事！今臣所论，乃在于累土、毫末之初，遏萌杜渐，何难之有！在陛下从容求皇太后一言之诏而已。自古戚里侵权，便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国之本。亦如州县之政，只要权出于一。若使守令人家子弟亲戚交通宾客，关节无禁，如此则奸人鼓舞，良民咨嗟。此陛下及皇太后之所不取也。以小喻大，有以异乎？臣愿陛下采刍荛之言，念老子之说，遵神考之训，合太母之心，以臣此疏达于慈闱。若蒙皇太后察臣愚直，以慈爱之，则自今日已往，忧国忘身之士，皆欲竭忠自效，而无所畏矣。臣下尽乐告之忠，朝廷有不讳之善，好察如虞舜，不吝如成汤^⑸，圣德日跻，治道日隆，我宋固万年不拔之基，外家享与国无疆之福，岂特贱臣一身之幸乎？如其不然，则臣有僭易妄言之罪，罢黜投窜，理不可逃，在陛下命之而已。臣以孤寒远贱之迹，误蒙陛下过有拔擢，责臣不轻，眷臣方厚，臣是以及时而言，先事而谏。岂敢以身之不肖而自废其所当言乎？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臣虽不肖，而区区之言，有益于朝廷，有补于外家。若不以臣之不肖而取之，则忠言由此而并进；若以臣之不肖而废臣之言，则谄言由此而交人。听言，治之基也；信谄，乱之本也^⑹。国家治乱之机在此一举，臣一身蝼蚁之命，安危生死，岂足道哉！臣不胜惶惧待罪之至。

臣闻公而不私则朝廷无过举之事，私而不公则天下有不服之心。臣伏见近差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兼修《哲宗皇帝实录》，此朝廷过举之大，而人心不服者也。国家自太宗以后，每朝实录，提举、修撰皆有正官，用度虽多，不敢惜费，命官虽众，不敢惮烦，所以重大典而敬先朝也。今修《哲宗实录》，独用兼官而已，岂非以蔡京欲擅史局，而朝廷不欲重违其意乎？蔡京得兼局，而哲宗史事不得其官，轻一朝大典，违祖宗故事，皆为一京，则是朝廷之所以厚京者过于哲宗矣。臣前章所谓朝廷大政无不委曲迁就而为一京之地者，此亦其一事也。陛下笃于天伦，曲致其厚，每对臣下语及泰陵，则圣颜惨戚，感动左右。岂肯以天下而俭于先朝之史事乎？今物议讻讻，皆有公私厚薄之说，无不归过于陛下矣。京为陛下画不忠之策，陛下为京受不厚之名。京无忌惮，人不敢言；陛下孤立，人不敢助。卑君尊臣，陵压主道。岂有朝廷事势倒置如此，而可以久安乎？昔者为修王安石《日录》专置一局，今者为修《哲宗实录》则兼官而已，王氏尊于神考，蔡氏重于哲宗。三家僭鲁，六卿分晋，原其起因，不过如此。前古已陈之事，安可以不监戒乎？臣自十八日不得上殿，次日又复隔下，自知必有重谴，理当诛窜；然而未受谪命，犹在言职，岂敢以身之危辱，而弃其所当言乎？愿诏三省、枢密检会累朝差官修实录故事，如臣所言不诬，乞行改正，以称陛下厚于泰陵之意。

臣切见自熙宁以来，至今三十馀年，天下之事，已经四次更改。熙宁改治平，元丰改熙宁，元祐改神宗，绍圣改宣仁。凡所行之事，各有先后次第，若逐一开敷张陈，方见本末。今据臣所见，画一具析如后。

一、熙宁之初，宋兴已得一百八年，太平日久，天下之事理合变革，神考所以大有为也。是时专任王安石，凡安石所恶之人尽加疏外斥逐，如司马光、范纯仁等，人数甚多。

一、元丰之时，王安石既去，神考独揽威柄，凡安石所恶之人渐却收用。至元丰末年，神考因事觉悟，大改熙宁之意，苏颂、王存之徒皆为侍从，孙觉、李常之徒渐次进擢，苏轼自贬所放归，司马光加资政殿学士。如此之类甚多，但检当时日历，可以尽见。

一、宣仁垂帘之初，先帝冲幼，用司马光「母改子」之说，不待三年，大改先政。此既往欲速之失也。臣谓改之是也，欲速非也。

一、绍圣之初，大改元祐，此乃必致之理，天下皆知其然。然以用事之臣自任私意，既不师古，又绝人言，所以有误朝政。

右四次改更，所行之事略已具析如前。臣愚所望乎今日者，唯愿陛下以前事为鉴而已。神考变通之意，念念日新，熙宁之初废流俗而用安石，熙宁之末用人惟己，当时日历所记差除之日可以考也。绍圣大臣专以私意主张王氏，违神考日新之绪，述安石熙宁之迹。凡先朝之政所以膏润天下者，皆以为王氏之泽也，所谓「不敬其亲而敬他人，悖德，民无则焉」。负神考而欺先帝，此政事之所以乖错，而天之所以不助也。《书》曰：「若稽古，帝尧」。又曰：「若稽古，帝舜」。又曰：「若稽古，大禹」。又曰：「若稽古，皋陶」。自古圣君贤臣皆以稽古为先，既往之事，有可法者，有可鉴者，可以自得矣。人主之学，其要如此。绍圣大臣假托经义，用士大夫进取之学，支离虚诞，欺惑先帝，其罪与晋之王衍无异。范宁曰：「王衍之罪，大如桀纣」。事可考而知也。

臣伏睹初八日制书，章惇落左仆射，知越州。臣窃惟惇之大罪多矣，陛下以天地之量，含容假借，累月于此竟缘奉使亡状，黜而去之。事干泰陵，则不敢赦，威断如此，可谓是矣。按惇初唱异议，欲摇大策，久稽天讨，公论沸腾。臣亦屡以为言，而陛下谕臣曰：「惇负哲宗，其罪固多，朕之初政，方以百姓为心，岂欲以己事责人乎」？臣仰奉圣训，退而叹息，知孔子之无我，老氏之外其身，唯博大圣人乃能与此。彼汉唐自私之主，计功论罢，取快一时，先一身而后天下者，有愧于今日矣。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古之明王后其身而先天下者，其说盖本于此。陛下不欲以己事谪惇，而以百姓为重，得孟子之心矣。若非圣学高妙，自臻于此，岂臣下之所敢言乎？然方陛下践祚之始，四海之安危治乱在此一时，是乃宗社之所系，岂独陛下之己事？天下神器，非私物也，不以己事，岂是以为公乎？然则以道制情，公而不私者，在明慎用刑而已。开成之责李珏，绍圣之贬王圭，古事可考，近例甚明。然李珏所言犹是文宗素定之意，武宗怒之，遂有昭州之命；王圭所言，非是帘前亲奏之语，言者诬之，犹有万安之贬。今惇心造其谋，非珏意也；躬奏其语，非圭言也。然则惇罪之大，异乎圭、珏，但夺相印，安可已乎？况惇将命不敬，露宿者一夕，为相无状，误朝者七年，所以负哲宗者非一事也。越州之命，指其一事而已，执一废百，加以私宥，用刑如此，其何以服天下乎？臣愿陛下断自宸衷，降出臣僚前后章疏，特行流窜，以厌公议。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臣昨具劄子，言修建景灵西宫有可议者五。续具奏状，言祖宗神御与圣祖天兴殿皆列于天庙之次，不当迁徙。续又具劄子，言真祖用道家之制，而参取阴阳之说，神考依礼经之旨，而不易左右之位，今一举而两失之，愿诏三省、枢密院及侍从台谏官重行审议。未蒙施行。臣窃惟宗庙之祠不可轻易，祖宗之绪不宜茍改，而朝廷固执初议，臣不敢以为然也。《周礼义》曰：「位宗庙于人道之所向者，不死其亲之意也」。不死其亲虽公羊之旧说，而三经妙义乃神考之所以训天下者也，庙社之说安可破乎？今欲弃先儒之是说，违神考之圣训，专用私意，率改成绪，臣是以知其不然也。或者以谓，若东展旧基，则高头街之地必见侵掘，国之左臂不可侵也。夫天庙之说出于阴阳家，真宗用之，今尚不取，何独左臂之说为可据乎？况旧基之北有榷货务，移一务，则不动民居而得殿基矣。不欲侵掘，则因地形之高下，何为不可？释此可因之绪，而坚持难就之计，臣是以知其不然也。又或谓，以祖宗神御昔者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随寺观之所在即置殿宇，岂有左右之拘乎？臣谓随处奉安，斯无定位，会而为一，必辨东西。昔者散处之时，后或在南，帝或在北，今既会而为一，岂可以不分南北，而皆以因旧为说乎？臣是以知其不然也。夫此三不然者，皆不足以固守，然陛下所以不敢轻改前议者，谓神考素有修建西宫之意，蔡京亲闻先训，而《实录》备载其语，故不可以不恭依也。陛下用史官亲闻之语，遵神考素定之意，以奉先之孝，述宗庙之事，臣下之所宜将顺，其有大于此乎？然而以臣观之，此乃蔡京矫诬神考之训，无足信者。臣请以一事验之。元丰中，神考于英宗治隆殿后留一殿之基，宣仁诏曰：「此以待未亡人也」。因逊此基为神考庙宫之地。宣仁之意，不欲多迁民居耳。而绍圣大臣因谓宣仁轻蔑神考，裁损庙制，于是重卜奉安之地，以极崇报之礼，今显承殿是也。方建修显承殿之时，蔡京正在朝廷，若神考之言审如《实录》所载，京于此时何不具以先训闻于哲宗？况当哲宗之时，京最用事，凡可以毁宣仁者无遗力矣，岂有宗庙重事，亲闻先训，可以證元祐之非，无大于此，而乃隐忍不言，复何待乎？臣是以验其为矫诬也。且绍圣之初，哲宗圣意本无适莫，章惇虽挟功自恣，然其初犹有兼取元祐之意。及京自成都而来，与其弟卞共毁宣仁，共欺哲宗。京之得售其说自役法始，从大改役法以后，事事无不大改。兄弟同朝，埙篪相和，无有一事不如其意。当此之时，不以所闻神考圣训告于哲宗，至于今日，然后引所自书《实录》以为證验，唱为不经之论，而欲迁神考于西宫，其为矫诬，可谓明矣！京以矫诬之笔，妄增《实录》之事；以矫诬之舌，伪造神考之训。朝廷用矫诬之言而轻改宗庙，信矫诬之说而力沮言者。臣恐自此以后，矫诬之人无复忌惮，矫诬之政不可复救。奸雄生心，四夷相贺，必始于此矣。伏望圣慈出自睿断，正京矫诬之罪，明示贬窜，然后三省、枢密院及侍从、台谏官如臣所请，重行审议。

臣窃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圣王以百姓心为心，故朝廷之所谓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至于国是之说，其文不载于二《典》，其事不出于三代，乃孙叔敖之所以告楚庄王者也。此虽霸者之事，而后之君子亦有取焉，为其能以一是而折众非也。若夫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此孙叔敖之所不取，而楚庄王之所不用也。彼一国之事犹去其取舍之私，然后为是，况天下之事而可以私意为是乎？臣复睹初八日章惇麻制曰「参陪国是之论」，此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之词也。京与章惇初无异意，自蔡卞为执政，而京有觖望，于是与惇睽矣。自林希为执政，而京始大怒，于是与惇绝矣。睽绝之后，京岂以惇之所行尚是乎？今于麻制之文，特申国是之说，京之设辞岂特为惇而已哉？夫国是一定，不可改也；既改其事，又谓之是，传之天下，人必惑矣。昔者瑶华之事，京为废诏，今则废者复矣，京前日之所为犹自以为是乎？究治之事，京亲为奏劄，请灭刘挚等家族，今则挚等皆复其官矣，京前日之所为犹自以为是乎？言官常安民、董敦逸、陈次升、孙谔、邹浩皆京之所恶而陷害之者也，今则敦逸而次皆召还矣，前日之所为犹自以为是乎？神考有为之初，冠绝前古，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京与弟卞谄赞王氏，过于先烈，知有安石，不知有神考，纂修《日录》，如嗣考事。今陛下亲批言章付于三省，虽未行遣，而卞之用意陛下已灼知其非矣。京前日之所为犹自以为是乎？假托制书之言，含藏自便之计，以己好恶达于天下，巍巍乎蔡氏之门，国是之所从出也，敢有以为非者，则祸必及矣，此京所以申明国是之本意也。今朝廷大政无不委曲迁就，以为一京之地，而京又因朝廷制命，托辞寓意，以罔惑上下。臣在言职，安敢心知其事而口不言乎？伏望陛下以臣此言察京之行事，并示威断，以警天下。

臣闻尽言招祸，古人所戒，言路之臣，岂能免此！臣伏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当绍圣之初，与其弟卞俱在朝廷，导赞章惇，共作威福。卞则阴为谋画，惇则果断力行，且谋且行者京也。哲宗笃于继述，专于委任，事无大小，信惇不疑。卞于此时假继述之说以主私史，惇于此时因委任之笃自明己功。京则盛推安石之圣过于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毁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为有助；卞之乖悖，京实赞之。当此之时，言官常安民屡攻其罪，京与惇、卞共怒安民，协力排陷，斥为奸党。而孙谔、董敦逸、陈次升亦因论京，相继黜逐。哲宗晚得邹浩，不由进拟，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节，上副圣知。京又因其得罪，从而挤毁。是以七年之间，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门之利势。言路既绝，人皆钳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当时之所行，皆为今日之所改。臣请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埙篪相应，事无异议，罪岂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谕。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训之语，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诬造，于是司马光、刘挚、梁焘等皆蒙叙复。京尝奏疏，请诛灭挚等家族。审如京言，则所以累宣仁者岂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则逐之，在京则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灵乎？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贬王圭；京亦谓元丰末，命京带开封府刽子携剑入内，欲斩王圭。京之门人皆谓京于此时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圭之罪，还其旧官，则是以惇之贬圭为非也。在惇则非之，在京则留之，如是，则惇有词矣，圭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笃信京、卞，倾心竭意随此二人，假继述之说以行其私，三人议论，如出一口。自绍圣二年十月卞为执政，于是京有觖望，而与惇暌矣。四年闰二月，林希为执政，于是京始大怨，而与惇绝矣。自今观之，京之所以与惇暌绝者，为国事乎？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语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听也，我故绝之；我教卞而卞不从也，我故怒之。我与弟卞不相往来久矣，我缘国事，今与爱弟不相往来，而况于惇乎」？臣窃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验之？卞之赴江宁也，京往饯之。期亲远行，法当赐告，而京之所以告閤门者，初以妹行为请，法不许也，遂请朝假，终不敢以弟卞为言。虽在朝假，而日至国门之外。京之动静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实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议国事，自无不相往还之理。假使不相往还，岂人伦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贤去邪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无忌惮。陛下必欲留京于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圣意本无适莫，而京之所以据位希进，牢不可拔者，盖以韩忠彦、曾布不能为国远虑，轻率自用，激成其势故也。京、卞同恶，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议，则显正二人之罪，何难之有？忠彦等不务出此，而果于自用，于是托于谋帅，而出之太原。虽加以两学士之职，而实以诡计除之。想当进拟之时，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设策，不由诚心。二圣安得而无疑，公议亦以为未允。及京之留，布复争辨，再三之渎，无以取信，相激之势，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以为不可。明皇曰：「但加实封可乎」？九龄又以为不可。明皇变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由是明皇悦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龄由是浸疏，终见黜罢。今忠彦及布无九龄之望，而京之气燄过于仙客，因势观望，而为林甫之言者不知几何人也。陛下进贤退邪，法则尧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复留故也。京之所以复留者，以忠彦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则留之者生于相激。万一京果大用，则天下治乱，自此分矣。崔群谓唐之治乱，在李林甫、张九龄进退之时。今京轻欺先帝，与卞无异，而又归过于先烈，卖祸于惇、卞，曲为自安之计，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复留，后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乱之势系于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祸乱之机，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开言路，可谓知所先务矣。臣愚首预兹选，明知京在朝廷必为大患，而不能以时建言，万一有意外不虞之变，陛下翻然悔悟，诛责当时言事之臣，则臣虽碎首陷胸，何补于事？此臣所以愤闷而不敢默也。臣尝为卞所荐，与京无纤介之隙，所以言者，为国事耳。非特为国，亦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终必累国。国有迍邅，私家将安归乎？卞之尊绍王氏，知有安石，岂知有神考；知有金陵，岂知有京师。绝灭史学，一似王衍；重南轻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忧，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虏至澶渊，王钦若请驾幸金陵，当时若用此请，则天下分为南北久矣。赖真宗用寇准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锡陛下，聪明仁勇，融会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实忧之。兄弟一心，皆为国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会昌中，工部尚书薛元赏与其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皆宰相李德裕之党。及德裕既败，贬元龟为崖州司户，元赏为忠州剌史。乃者苏轼及辙，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独一京，获以计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业何负于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来，牢笼荐引，天下之士，处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数百人。其间才智艺能之士、可用之人诚不为少。彼皆明知京、卞负国，欲洗心自新，舍去私门，顾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谓京在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指为蔡氏之党；若京去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为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党，广收人才，正在陛下果于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说，乃神考已用之术也。熙宁之末，王安石、吕惠卿纷争以后，天下之士分为两党。神考患之，于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后，不复用此两人，而两门之士则皆兼取而并用之也。当时天下之士，初有王党、吕党，而朋党之祸终不及于朝廷者，用此术耳。今陛下留京于朝廷，而欲收私门之士，是犹不去李昪、钱镠，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难乎？然则消党之术，唯在去京而已。今京关通交结，其势益牢，广布腹心，共谋私计。羽翼成就，可以高飞，愚弄朝廷，有同儿戏。陛下若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自古为人臣者，官无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祸，一触权臣，则破碎必矣。或以为离间君臣，或以为买直归怨，或托以他事阴中伤之，或于已黜之后责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岂敢自爱其身乎？若使臣自爱其身，则陛下不得闻京之罪矣。国家内外无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无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宁无疾，日服温暖，犹恐气衰，至于保养阴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异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业，独持威福之柄，断自宸衷，果于去恶，天下幸甚^⑴。

臣闻事有大小，言有先后，事之大者，言之所当先也。臣伏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久在朝廷，为害甚大，今所当言，无先于此。绍圣之初，常安民为御史，京为安民所击，得罪赎铜，因与安民有隙，离间谮诉，无所不至。自逐去安民，而朝廷耳目于是蔽矣。去年邹浩之狱，天下震骇，人皆归罪于两惇，孰知其事始于京之去安民也？今朝廷大政又皆委曲迁就，而为一京之地，公议詾詾，人不敢言。臣若畏祸缄默，恐负陛下，今所当言，其有先于此乎？夫国之大事，无过宗庙；可传万世，无过信史。今京以矫诬之言，唱西宫之事，妄托先训，以胁上下，自改《裕录》，以实其说。朝廷遂信其说，欲迁神考于西宫，岂非以朝廷大政委曲迁就而为一京之地乎？京在绍圣中，亲入文字，请灭刘挚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惠也。今哲宗之大惠不闻于天下，而京复自谓有究治平反之力，欲使天下皆谓哲宗有滥诛之意，而京有及物之仁。始则为国生事，以复私雠，今则归过先朝，自图身利。前言既效，今计亦行，岂非以朝廷大政委曲迁就而为一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考，钦承哲宗，至德美意达于天下，而京乃矫诬两朝，上累圣政。如此二事，未免委曲迁就以为京地，况其它乎？前日缄口之人，今欲有言于陛下，京在朝廷，则莫不以言为戒矣。前日沮隔之士，今欲有望于陛下，京在朝廷，则莫不以进为惧矣。以言为戒，则依旧钳默；以进为惧，则甘于沉废。天下公议与陛下即政之初，渐不侔矣。京之计策渐行，人情之向背渐一，为京之羽翼者渐张，为陛下之耳目者渐沮，朝廷之威自此而渐弱，蒙蔽之患自此而渐成，安危治乱，渐可卜矣。臣谓方令之患，无大于此。臣虽不肖，而所言皆得于公议，陛下黜臣不肖之身可也，因废臣言，则为不可。臣愿陛下俯察刍荛之忠，速去腹心之患，独出睿断，正京罪恶，以警天下。

臣孤远不肖，误蒙拔擢。窃谓陛下既开言路，以防壅蔽，臣职在献替，义当如何？乃不能慎默，辄贡不根之言。陛下原其用心止为忧国，虽行贬黜，寻复改命。臣蝼蚁之身，将何以上报圣主涵容之私乎？臣昨者自闻隔对已后，曾将上殿劄子具状缴进，为言京在绍圣中亲写奏劄，乞诛灭刘挚等家族，赖哲宗仁圣，不行其请；今京自谓有究治平反之功，欲归过于哲宗。又言，京自谓当元丰末命，带开封府刽子携剑入内，欲斩王圭，以沮宣仁怀异之谋。京自言己有社稷之功，而使宣仁大谤终未辨明。又言，京因不得为执政，与章惇睽绝，今乃欺陛下与惇睽绝者为国事也。又言，京为弟卞执政无状，自来不相往来，以欺陛下。又言，京欲独擅史局，妄有奏请，以致《哲宗实录》不差正官修撰，轻一朝大典，违祖宗故事。又言，京所荐引，得美官、在要路者不下数百千人，其间多有才智艺能之士。若京在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指为蔡氏之党；京去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为朝廷之用。然则广收人才，消合朋党，唯在去京而已。又言，京关通交结，其势益牢，广布腹心，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同儿戏。陛下若不早悟，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臣上件劄子所言，在既责扬州粮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为是，则当如臣所请，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后改差遣以示听纳；若以臣言为非，同是臣事发更为，其罪益大，重加贬窜，乃得允当。今京桀骜自肆，无所畏惮，而臣章屡上，未蒙降出，则是陛下不以臣言为信矣。不信其言而轻于改命，传之天下，人必骇惑，其为初政之累，莫大于此。且京久在朝廷，专以轻君罔上为能，以植党任奸为术。挟继述之说，为自便之计，稍违其意，则以不孝不忠之名胁持上下，决欲取胜而后已。主威不行，士论忧恐。今京不出，必为心腹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一身迁贬危辱，何足道哉！

臣近为言事不根，谪授监扬州粮料院。受告方得数日，便蒙改差知无为军。闻命皇惑，唯知感涕。臣闻圣人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以一时之怒，黜忠谏之臣，此如日月之食也。今兹改命，可见圣人之心矣。天下有识之人，谁不叹仰！岂独贱臣一身之私幸乎？臣虽上感圣恩，而未敢便受新命者，诚有说也。明道中，仁祖欲率群臣为皇太后上寿。范仲淹谏曰：「人主无北面之礼」。明肃大怒，而仲淹得罪。元祐中，蔡确之贬，范纯仁以为不可。宣仁大怒，而纯仁得罪。此二臣者，可黜可逐，而尊主不贰之心，不可以威势夺也。方刘氏甚危之日，极力救护，却是仲淹。以宣仁晚年，翻然远虑，复思纯仁。知忠言之有益于国家也。大抵忠臣之心，唯欲保全国体，为千万年久长之虑，岂忍使天下议论及于慈闱！今宗良等内外交通，迹状甚明；蔡京交结之迹，天下所共知也。京作《向縡墓志》曰：「吾平生与士大夫游，无如承旨蔡公与我厚者」。京为从官，而与外戚相厚，书于碑刻，以自矜夸，如此之类，非止一事而已。又京与弟卞久在朝廷，同恶相济。卞则出矣，京则牢不可拔，自谓执政可以决取。人皆谓京因慈云寺得裴彦臣交结之助，外议讻讻，众所知也。京作《向宗良麻词》云：「元丰末命，尝有嘉言」。嘉言若出于宗良，则大谤必归于宣仁矣。京亦自谓，曾带开封府刽子，携剑入内，欲斩王圭，以沮宣仁怀异之谋。京以禁中疑似之传，书于制命，扬于天庭，自谓与宗良皆社稷之功，而使宣仁负无穷之谤。京之谄事外戚，不畏上天，一至如此，岂惟有害于朝廷，实亦无益于外家！臣尽忠于陛下，尽忠于皇太后，所以言也。皇太后圣德大功，冠绝今古，陛下承颜养志，方以大舜、武王为法。入修家人之礼，则恭顺无阙；出治朝廷之事，则威柄不分。大舜、武王之孝，何以加于此乎？京所谓孝则不然，但欲陛下授柄于外家而已。此蔡氏之利，非宗社之福也。陛下以圣德嗣位，春秋方富，如汉文帝、宣帝即位之年矣。尽孝于东朝，励精于政事，独操大柄，足以有为。而京之所以胁持陛下者，原其用意，谓陛下未可以独为也。哲宗躬揽之初，圣意本无适莫。章子厚虽挟功自恣，然其初犹有兼取元祐之意。自京、卞首发邪论，盗攘国柄，凡有所请，必以继述为说。稍违其意，则欲以不忠之名加于上下。假朝廷之诛赏，示私门之好恶，轻君误国，首尾八年。至于今日，狃于故态，又以此意胁持陛下，傅会继述之论，假托报功之说，密持离间之谋，伺察陛下，包藏祸心，若有所待。京之出言用意，谅无逃陛下之圣察也。且陛下述神考之圣德，报太母之大功，岂独陛下之私心，是亦臣子之所愿。合臣子之所愿，尽四海之欢心，然后陛下有庆，兆民赖之。天子之孝，孰大于此！今京所赖，非兆民之所同赖也。陛下一违京意，则京必以不孝之名责陛下矣。陛下徇一京胁持之私名，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义乎？畏天下至公之大义，当流窜蔡京，以安国家而已。臣前日之言不负天，不负陛下，不负皇太后。果蒙陛下移臣差遣，若非皇太后察臣之忠，陛下必不欲如此旨挥也。然而京在朝廷，则家国未安。臣虽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说如是。臣露章所言，未甚子细；复以此章干渎圣听，所以尽惓惓之诚也。皇太后以无我之慈，至明之照，既已察臣之忠矣。臣今日之言，必是亦蒙照察。今虽未察，终无不察之理。臣虽远去朝廷，仰赖慈庇，纵未牵复，于臣无损。臣所望者，当以流窜蔡京为急，不当以移臣差遣为先也。盖恐京在朝廷，则烦言日进；烦言日进，则圣虑日劳。朝廷虽严示威刑，而天下公议，终不可遏。盖公议若必以威势夺之，则人心离矣；人心既离，则主势孤弱；主势孤弱，则外陵内侮，何所不至！非所以奉承宗庙，而慰安东朝也。然则蔡京之所谓孝者，果天子之孝乎？愿陛下勿爱一京，而切为国家之虑也。臣愚不胜惓惓爱君忧国之心，惟陛下裁赦，幸甚。

臣窃谓人君稽古之学，一经一史。经则守之而治身，史则考之而应变。天下之事，其变无穷，故往古可监之迹不可以不详知也。仁宗尝谓辅臣曰：「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戒也」。英宗命儒臣论次历代君臣事迹可以为监戒者，既上《通志》八卷，又命置局续修，书成，取旨赐名。神考继志述事，赐其名曰《资治通鉴》，又亲制序文，炳若云汉，为章于天，自然之功，变化出焉。臣尝三复明训，掩卷叹息，以谓诸史所载数千年事，文字繁多，不可胜览，窭儒寒生，业专习一，穷年皓首，犹或昧陋。仰窥圣作，区判事类，数语之间，尽史之要，翕受以蓄德，敷施而日新，尧、舜之所谓稽古，何以加此？而况不忘谦抑，俯比汉、唐，自谓「于文、宣、太宗无间然矣」。自馀治世盛王得圣贤之一体者，皆有取焉。至于荒坠颠危之主，乱贼奸宄之臣，可观可监，无不悉论，以著圣志。盖自祖宗以来，圣圣相继，稽古之学同乎一心，以后述先，非一日之积也。至于神考，然后典刑之总会，策牍之渊林，底于成就。继而张之，正在今日。恭惟皇帝陛下道隆业大，极本该末，揆万事而复乎一，制群节而适于变，六经妙义既自得于心术之微，而于前古已陈之迹又尽心焉。今经筵将开，而进读之官尚循习旧例，泛读诸史，文字繁复，事实支离，不得其要，未周于事。伏望圣慈特降睿旨，候经筵开日，令侍读官读《资治通鉴》，以承神考所以继述英庙缉熙圣学、垂训后嗣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