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仁三岁而孤，又二岁丧所恃，寄养外家，世间可悲悯事，无越于此。当是时，人其谓我能自奋身，大其家风，种学绩文，为多缙绅，光贲泉壤，如今日之懿乎？成否有命，虽求仁亦不敢自必。抑其先德有以见符，见于梦寐，殆诚孝所感发云。绍兴二十九年六月辛丑，吴兴刘某书。

太仆公最先得诗名，后来宗英皆莫及。计与东坡先生同官时，距今七十年。中间某居太学，不敢以姓名累典谒。晚乃得此卷轴于公之曾孙师醇，某年已八十矣。追前辈事，三叹而归之。绍兴丁丑八月上浣，吴兴刘某题。

同郡莫用之未老而请老，好閒而得閒，予甚喜之。久不得面，一日，持所书释氏藏典曰《宝积》、《华严》、《涅槃经》及《大智度论》等累四百五十馀卷，通为四十八函见示，以荐其亲。又于报本禅院创修轮藏以贮此经，累岁而后办。呜呼，亦良苦矣！予真为之喜，三叹而归之曰：用之于今，志愿已毕，真得閒矣，真得老矣。绍兴二十九年七月丙戌，刘行简书。

毗陵费懿恭校书之子错为归安丞，一日过余，出其先君同陈去非大参、张彦实舍人召对书命，于今三十年。三君子皆一时名士，士之畏服者也。其后，陈、张二公位通显，懿恭仅居三馆。已而归隐锡山，再召不起，盖其志也。世人以进退议得失，余以谓士各有志，亦有命焉。苟遂其志，均为得也，何失之有。独喜懿恭有子，能世其家，若相乘除云。绍兴三十年正月，吴兴刘行简书。

某弱冠游太学，从师左间得前辈制科进卷读之，其题曰《太平有为策》者，盖贤良都官陈公之文也。观其极论天下民物利疚，慷慨熟复，鄙心慕焉。今六十年矣，尚能记其髣髴。公以嘉祐四年召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自秘阁至廷对，皆为第一。十馀年，始为越州山阴宰。上书论青苗事忤时相，一斥不复。公自谪废，便无仕进意。当是时，诋新法得罪去朝者如中丞吕公讳诲、殿中侍御钱公讳顗、某伯祖杂端讳述，同时出国门，至南京饮酒三日而别，且相戒不复出。公官卑又早世，士论悲之。公之亡，盖某始生之年，独幸与其孙商彦俱为太学生，得公之文独多。商彦以文学驰声庠序，士类推服。既仕宦，不苟进，怀抱怡然。诏某曰：「我自得官，应迁转者并用考功格计岁月而升，未尝侥倖一日恩赏」。中间尝丞秘书，为显州之阶，已而补外。其忠节之高，不辱其祖。史臣称魏谟挺挺有烈祖风，余于商彦亦云。芝亭之瑞，前诸公论之详矣，兹不徒言。绍兴己卯六月丙午，刘某书。

对：天下之事，形虽不同，而其理则一。所为异者，患在不得其要，苟得其要而持之，若举目而提其纲，挈裘而振其领也。夫何故？原其所始，要其所终，归而已矣。是故有难易之说者，其形也；无难易之说者，其理也。世之说曰：「创业诚难，守文不易」。而后之议者又以中兴为尤难。且天下草昧，群雄竞逐，攻破则降，战胜则取，兹创业之诚难。富贵则骄，骄则淫，淫则怠，兹守文之不易。中兴之事，则兼而有之，此所以为尤难。故曰：有难易之说者，其形也。天之所以授人主者，非以其人心之归耶？人心所在，天命随之。《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然则理之所在，在不失人心而已矣。故曰：无难易之说者，其理也。尝谓天之废兴，犹一身之安危，其所以扶衰而已病者亦不异，顾医何如耳。明者见形色于未病之先，故为之也易；昧者究脉络于已病之后，故为之也难。夫医国亦然。上有秕政，下有幸民，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凡可以驯致败乱者，皆病也。昔贾生当文帝治安之时，痛哭流涕，以为深忧。其说以诸侯势强为病肿，夷狄嫚侮为病痱，盖未形而见之。然生自谓医能治而上不使者，顾元气未大损也。形脉病而元气存，则文帝不用贾生，而生之说虽验于后，国终不亡。如其不然，生且望而去之矣，又奚以痛哭流涕为哉。故医国者必视其元气存亡多少为决，所谓国之元气，则民心是矣。夫谓之中兴，则国既病矣，既绝而复苏矣。然先世之德泽在于人心者岂遽亡耶？故愚不敢以为甚难而不为者，有可因之势数也。自昔所谓中兴之君多矣，然未尝无可因之势。周之宣王也，汉之光武也，唐之肃、代也，晋之元帝也，此明问之所及也。其一时将相，在宣王时则有若仲山甫，在光武时则有若邓禹，元帝则有王导，肃、代则有李、郭，君臣之间，所以扶持颠危，恢复大业。顾其事不同，而其势则皆有所因。何也？三代而下，享国之尤长者莫如周。周自后稷始封于邰，再传至不窋而失其国。公刘继之，改修其政，去邰而国于豳。又九传而至太王，獯鬻迫之，去豳而国于岐。文、武继之，遂有天下。又九传而至厉王，犬戎迫之，失其大业。宣王继之，内修政事，外攘戎狄，而周室中兴焉。三代如周，无以加矣，然失国者再，失天下者一，或迫于獯鬻，或迫于犬戎。然而不亡者，岂世世修德在人心者固耶？故山甫之所以辅其君者，虽不多见于经，凡宣王之所以劳来安集其民，与修政事、攘夷狄之实，盖山甫出将入相之力也。汉纪二百而中绝，然高祖开基，规模弘远；文、景继之，以德化民，敦本节用，轻徭薄敛，所以结民心者厚矣。当时未见其效也，至强臣擅命，国纪已绝，天下之心犹惓惓焉思汉不忘，则惠泽之入人心为何如哉。光武之初，百姓见司隶官属，且驩然相庆，以为不意复见汉官威仪，则是思汉之心既久而未忘也。唐自高祖起义兵，既消群盗，太宗继之，修教化、明政刑，以府卫养兵，以口分世业授地，以租调任民，百姓安业，为日久矣，贞观之治，比隆成周。又开元二十馀年之间，天下熙洽，外户不闭，行粮不费，则惠泽之在民心固深。安史之乱虽生于所忽，而肃宗以太子起灵武，代宗以广平王相继靖难，克复西京，再安社稷。当是之时，功归郭、李，不可訾也，宰相如苗晋卿、裴冕辈，何能为哉！然则宣王也，光武也，肃、代也，席祖宗之世德而兴者也。若元帝则不然，悯、怀之难，晋祚既绝，元帝以琅琊王渡江，承孙氏累世之旧，皓首淫虐失民，而司马氏之德泽亦未有以结江左之心，故愚以王导佐元帝之兴为尤难。然所恃以兴者何也？中原之毒方炽，而人心易收也。观导等请用顾荣、贺循等，谓之以收人心，则亦不可谓无所因矣。呜呼，羯胡乱华，生民涂炭，导之佐元帝也，宜若捕龙蛇、格虎兕，不得斯须暇也，顾乃开设学校，宾礼贤才，措事业于雍容谈笑之间。其后谢安为相，亦以雅量镇之，议者讥其以清谈废务，浮文妨要，终不为变。此两公者，岂智识有不及耶？意当是时，中原方乱，人心虽曰易收，亦或易危，未容以威猛胜慑之也。然江左立国，既不能与周、汉并隆，又不若肃、代之能克复旧物，岂其世德之厚薄异耶？故中兴之功或系之将，李光弼、郭子仪是也；或出入将相之间，山甫、邓禹是也。然议者谓再造汉室，禹为元勋，岂耿、贾、吴、祭之徒卒不敢与之齿耶？自冯愔之叛，禹之威望亦少损矣，然而功不减焉，何也？关中天下之根本，且汉之旧，人心之所依归者也。萧何任关中之寄，以基帝业，为时宗臣，则禹之功独高者，亦岂以关中之重为能佐佑中兴耶？洪惟我宋之兴，为民立极，拨天下之乱而反之正，人心乐推，神器自至。卜宅梁汴之间，非有太行、孟门、羊肠、伊阙以为塞，非有洞庭、彭蠡、沔川、汉水以为池，立国百七十年，无一日犬吠之惊，其所恃以为强且固者，人心而已。故祖宗以来，所以惠养元元甚厚，而德泽渗洒在人膺肺间，虽千万年不忘也。承平既久，衅生边隅，远人犯顺，躏蹂京邑，于兹六年矣。圣主忧勤，夙夜图回事功，阅日既久，未见赫然振起之象。然有志之士，愿有献于上者，亦以人心未忘，有可用之势而已。今明问以四代任人之方，与其将相救时之得失，孰可以为法于今，且在当时有遗憾，而可为后世鉴者，颇使论之。愚固论其略矣。抑复深维天下之事，所以不克济者，患在于不为，而无患其甚难。故圣人畏无难而不畏多难，以其因难而能图也。又况祸福倚伏之理为未易料者。昔吴王夫差既胜齐，伍子胥曰：「天之所弃，必骤近其小喜，而远其大忧。使吴不得志于齐，而以觉悟王心，吴国犹世。今天禄亟至，是吴命之不常也」。未几吴果灭于越。吴人侵楚入郢，楚人大惧，令尹子西独喜曰：「乃今可为矣」。夫战胜人所喜也，而以为大忧；丧败人所废也，而以为可为，则是祸福倚伏之理果不可料，而不可不为者也。如其不为，而俟天命之自回，人事之自正，敌国之自屈，盗贼之自平，庸有此理也哉。愚愿圣主与二三大臣蚤夜以思，凡可以收人心而服之者，悉举而行之。于此有二说焉。人主忧勤，寅畏天命，侧身修行，罔敢暇逸，然后能服人心，宣王之事是也。大臣至公，黜陟明允，选用群才，皆从人望，然后能服人心，王导之事是也。虽然，用贤不可不尽，去邪不可不力，何则？贤者之于君也，以礼进，以义合。所言而从，则将继此以进其所未言；所行而信，则将继此以勉其所当行。苟有疑焉，则亦已耳。以邓禹之智略，而遇光武之君，受任之间，犹有所愧，而况其他乎？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志则害君子，此理之必然者也。尝怪光弼之勋业若此，而不肯离军中，君臣之间，不能无疑。代宗虽厚抚其母，终不一至朝廷，岂以谗邪之人为可畏耶？光弼且然，而况于馀人哉！故曰，用贤不可不尽，去邪不可不力也。然则在当时有遗恨，而可为后世鉴者此欤。呜呼，君子小人不可不先辨也。君子阳也，小人阴也。犹人之身，少壮则多阳，非无阴也，阴不能胜阳而反制于阳；老耄则多阴，非无阳也，阳不能胜阴而反制于阴。方天下盛时，固多君子，及其久也，听用原情之术不至，浸淫至于衰。小人者以类至而日胜，以至于无君子，则亡矣。故善养生者，求所以辅阳而消阴；善医国者，求所以进君子而退小人。顾中兴岂难哉，惟上之人勉焉。若以为甚难而不为，则愚不知也。谨对。

问：文者贯道之器，道有升降，故文有变革。虞夏商周之文均于言道，而体则三变，曰浑浑也，灏灏也，噩噩也。典谟训诰誓命存焉，可得而知其辨与。自汉至魏，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曰善为形似之言也，长于情理之说也，以气质为体也。诗赋纪传书檄论赞存焉，可得而知其辨与。终唐之世，文之变亦有三：饰句绘章，则王、杨为之伯；崇雅黜浮，则燕、许擅其宗；嚅哜道真，涵泳圣涯，则韩愈倡之，柳宗元等和之。今其文具在，可考而知。不识所谓文之变者，其必因时而变欤？因人而变欤？抑时与人相待也？且所工又有所拙，所长必有所短，其在一时，孰得孰失，孰强孰易，孰同孰异？《书》曰：「辞尚体要」。《语》曰：「辞达而已矣」。虞夏商周之文虽不同，皆不害为辞达与体要欤，汉魏及唐又何如哉？顾必有能臻是者，赫然与诗书表里焉，不诬也。诸贤致力于斯文久矣，试摭其实，为有司论之，无以汉魏而下为区区不足道也。

问：盖闻为治之道，必由于人才，用才之术，莫先于人望，人望所在，民心归焉。昔者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而用赵武、祁奚等六官之长，皆民誉也，晋国所以复霸。元帝渡江，王导劝用贺循、顾荣辈以收人心，群才并至，江左以之中兴。岂中兴复霸之功必待是而后立，且其人之事业果有异于人耶，抑用此以为收人心之术也？汉高帝以马上得天下，所用皆丰沛故人，鬻缯屠狗轻滑之徒，有所不择。所过郡邑，询问贤豪，及于麾下骑士，甚者登坛拜大将，而一军皆惊，恶在其为人望也哉？至光武则小异，其所与共起南阳者固多一时亭长县吏，及天下稍定，以厚礼聘严光以三公，起卓茂，特见尊宠，则又或以人望为重，此其故何也？或曰：创业中兴，其事不侔，顾理势不得不然。诸君讲明于人才之说宜有日矣，今圣天子乐闻之，并陈于篇，以俟采择。

汉武帝向儒术，丞相窦婴、太尉田鼢亦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绾荐其师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命议明堂事。

臣尝谓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君，未尝不慷慨思见天下之贤士，求天下之议论，次第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实既了了于胸中，则忍而不能决，见利不克兴，知害不克除，谈有馀而实不足者往往皆然。《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武帝之初，盖未辨知此也，故于申公之对有惑焉。其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制礼乐，易服色，典章文物，灿然大备，意有所在，皆力行之，不见甚难，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发之欤。使其所行不改文景之恭俭，向专在于爱民利物之间，则后世必以为贤哲不世出之君矣。然武帝席文景极治之后，于天下之事尚谓犹不可不力行如此，况多难之时乎？臣故曰：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魏文侯与士大夫坐，问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之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对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长子，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问：「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对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对曰：「臣闻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为大卿。

臣观翟璜之谏近乎直，任座之谏近乎讽，讽谏为上，直谏次之。何也？二子之谏同出于忠也，任座能正其逐谏臣之过，而翟璜不能救其封子之失，是直不如讽明矣。然则翟璜知直之可为而为之欤？抑知其不可为而故为之欤？曰：如其不可为而故为之，有恃者也。然则何恃也？曰：恃同列之有君子也。使同列有非君子者交斗其间，鬼神勿助之，翟璜之祸岂特见逐而已哉。然则任座谓文侯为仁君，其出于诚耶？其不出于诚，苟以救其过耶？曰：是恶言也。事君者可不以诚乎哉？君子之谏其君，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所谓任座者固恃其君之能改过，而翟璜亦知其终见容也。特先发后继，势有不同而已。然则如文侯者，安得不谓之仁君乎。呜呼，同列而无君子，不可以立人之朝矣，何独翟璜，古之人皆然。要之，朝多君子，不问而知其君之为仁君矣。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今者有以楚庄王之语闻者乎」？武侯曰：「未也。庄王之语奈何」？起曰：「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敢逮，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吾闻之，诸侯自择师者王，自择友者霸，是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议于朝，群臣莫敢逮，吾国其几于亡矣。是以有忧色』。庄王之所以忧，而君独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谢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臣尝谓人主之忧，莫大乎国无谋臣，茍无谋臣，不可以为国矣。故有为之君，不以独智先物为能，而以众智不足为忧，惧事变之鼎来而谋不胜应也。今群臣之谋反不逮君，谓之无谋臣可也。楚庄王之所忧，而魏武侯乃以为喜，是何见之相戾耶？晁错谓五霸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任之以事。使其臣之谋乃不逮君，则臣知其不能霸矣。汉高帝尝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盖不以不如为耻，此其所以能兼众智、屈群策，而成大功也。《书》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谓人莫己若者，好自矜大而已，然犹惧焉，况其臣真莫及之，将谁与谋？臣故以国无谋臣为人主之大忧也。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勿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尝闻前修之言，以谓知人无法，臣心疑之。夫知人尧之所难也，故皋陶为舜陈九德之事，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此知人之诀也。而谓之无，可乎？及求之孔孟之书，而得其说者有二，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一也。「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二也。然后知是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于晓然独得于心者，岂言之所能尽哉？谓之所以也，所由也，所安也，与夫言辞眸子之间，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者为君子，何者为小人，皆未尝言其状。而大佞似圣，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辞辨察，则知人之难也。虽圣人不敢易言之。然则知人之道非内明而无所蔽惑，又恶能晓然独得于心哉？惟明也一见而得之眉睫之间为有馀，如其不然，则终日与之言而不知其人之心。由是论之，所谓知人者谓之无法可也。皋陶之陈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与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谋相而未定也，问诸李克，克以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决，其故何哉？公子成与翟璜皆贤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于所亲、所与、所举之间，岂一日之积哉？不然，不如是之决也。臣独喜李克之言，诚有助于后世知人之道，虽所谓独得于心者不在于是，而于吾圣人之说，亦无所戾云。

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士」。曰：「士非吾无由贵富，士骄君」。曰：「国非士无由安强。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国是无由定矣。夏桀、商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故致亡而不知」。庄王曰：「善哉！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祸国骄士民哉」。

臣窃惟国是之说，不闻于尧舜三代之时。庄王之问，叔敖之对，不知何自而言，其无乃为奸人之资乎。天下之士，一是一非，宁有定哉？君子之所是，小人以为非；小人之所是，君子以为非。虽一物之是非，有不能定，况于国乎。君人者知任贤而已，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君子进为，小人退听，群枉之门塞，众正之路开，君不以己之取舍病民，臣不以己之爱憎罔上，如天地四时之化，未尝有心。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乌取国是之名也哉？如其反是，所谓小人者，亦将立国是之名簧鼓天下，劫持其君，使必从之，贼害善良，植其徒党，而天下日趋于乱。桀纣之主，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则是私欲已胜，无所适从，尚何国是之有？而叔敖乃曰「由不定国是而亡」，岂不陋哉？呜呼，名不可妄立也审矣。名一立，必有挟斯名以为奸如前所云者，臣故曰：其无乃为奸人之资乎。

李道裕于贞观末为将作匠。有告张亮反者，诏百官，皆言亮当诛，独道裕谓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斩之。岁馀，刑部侍郎阙，宰相屡进，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尝议张亮反者。朕时虽不从，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臣窃谓臣受知于君，不以一时遇合为难，而以知其心之所存为不易。太宗之于道裕也，始弃其言，卒乃用之，岂以畴昔之事为过而悔之欤？曰：不然。太宗愿治之主也，其措心积虑，未尝不在于天下国家，虽一事之疑必悔之，况其平时钦恤用刑，每决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后定意。太宗之断，未必为疏，而追悔不忘若是者，岂恤刑之心诚有合耶？呜呼，人主未尝无愿治之志，然而不克有济者，诚不至而已矣。茍出于诚，则反覆念虑，浸久而不忘，惟其当而后已。故于听用之际，有合于其心者，虽弃之于前而收之于后，不以自慊也。若德宗之于陆贽则不然，当危难时惟贽言是听，天下既定，乃追仇尽言，怫然以谗悻逐，犹弃梗焉。以此一事，足以观人主之用心矣，何必多耶。

经纬天地曰文，文所以立德。戡定祸乱曰武，武所以济功。以武继文者，以功济德也。周家之兴，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成厥勋，非无功也，以德为主。武王于此，将以昭三后之功，顾必有圣德，然后能集天命，则功不期昭而昭矣。《大明》之诗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此诗曰：「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然则天命所在，在兹德也。所谓德者，宜若在我，而诗以谓天之复命武王，乃自于文王之有明德，何也？盖天方授周，则世有哲王以相缵述，克就大业，岂人之所能为哉。诗曰：「笃生武王，保佑命尔，燮伐大商」。推本言之，则武王之能昭先人之功也，抑天而已。哲者知之，加乎人主所为，不如是，不足以昭德塞违，临昭百官也。先王以是造始，后王以是续终，故曰「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也。《书》曰：「兹商多先哲王在天」。所谓在天，言其神也。于三后言在天，则知武王所以配之者以圣德而已。惟武为足以继三后之文，惟圣为足以配在天之神，故曰「三后在天」。诗言「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则天为将命文王君天下于周京之地，武王之作镐京，于是配行其德焉，故曰「王配于京」。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曰「世德作求」者，盖作而求先王之欲，善继志者也。曰「昭哉嗣服」，善述事者也。《书》曰：「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老子》曰：「常德不式，为天下式」。君人者孰不欲天下之丕式哉？上无以配天命，则下无以立信于民；下无以立信于民，则欲其式之也难矣，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孝子不过乎物所谓则者，性之物则而已，故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曰「媚兹一人」，则道足以媚上下；曰「应侯顺德」，则德足以应民物。《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上天佑之，武王所以得天人之助者，以此而已。夫然，故百姓与能，而天降之福焉。非徒与之，又将来贺；非徒贺之，又将奔走而佐助之。曰「昭兹来许」，则许其能昭先人之功焉，百姓与能者也。曰「于万斯年，受天之祜」，天降之福者也。曰「受天之祜，四方来贺」，非徒与之，又将来贺者也。曰「于万斯年，不遐有佐」，非徒贺之，又将奔走而佐助之者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况其近者乎？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况其远者乎？呜呼，昭先人之功至于四方奔走而佐助之，斯真有道矣。验于《诗》《书》，以四方则无思不服，以诸侯则不期而会，鹰扬之师起于渭滨，献獒之贡及于西旅，微卢彭濮称戈而辅，九夷八蛮通道而至，侯卫骏奔而奉祀，巢伯来朝而向方，则其奔走来佐可知矣。窃尝原诗之意，所以臻此，有两言焉，哲见于外，孝存诸内而已。何以言之？自昔创业守文之君，未有不本于哲。世有哲王，非特周也。《酒诰》曰：「在昔商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无逸》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然则其来尚矣，于此欲以昭先人之功，顾非哲不能也。《中庸》曰：「武王其达孝矣乎」！又曰：「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于是诗见焉。然则得天与民，顾非孝不能也。不然，是诗何以首言哲王，屡言孝思也哉？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则政之所由立也无他道焉，得人而已。是道也，三代共之，莫不皆然。而周公于成王又告戒熟复若是其至者，以用人之际，不容于或失也，国之强弱以之，国之治乱以之，国之兴亡以之。然则如之何？亦曰审择而已。审择之要，必自近始。王左右之臣，其近者也。所谓左右之臣者，常伯也，常任也，准人也，缀衣也，虎贲也。常伯，庶官之长，所谓在位者也。常任，任事之臣，所谓在我者也。准人非伯非任，王所取以为准者也。缀衣则内侍之类皆举矣。虎贲则外卫之类皆举矣。是五者，宜王之所尤审择，而周公之所当先告也。故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抑尝观夏之事矣，「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所谓三宅者是也。抑尝观汤之事矣，「用三有宅，曰三有俊」者是也。以夏商之事为未至也，又以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告焉。所谓三宅者，居常伯、常任、准人之位，而既用者也；三俊者，有常伯、常任、准人之才而将用者也。在夏之君则居之而安矣，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其商之君则用之而就其事，称之而就其才矣，故曰「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在周文、武则又能克知灼见其心，故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所谓强弱以兹者何？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则以无其人为不竞也，非强弱以之乎？所谓治乱以兹者何？曰「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则以无其人为不能协厥邑也，非治乱以之者乎？所谓兴亡以之者何？于文、武曰「以并受此丕丕基」，则以无其人为不足以共兴起也，非兴亡以之者乎？强弱也，治乱也，兴亡也，其因则人，而其成则天，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贤。故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钦事，皆以有是三宅三俊而得乎民，得乎民盖所以得天也。非特左右之臣也，自王庭以及乎都邑之臣，自诸侯以及乎夷狄之官，皆以得人为本。自三宅至百司庶府，王庭之官也；自艺人至于尹伯，都邑之官也；司徒、司马、司空、亚旅，诸侯之官也；夷微、卢烝、三亳阪尹，夷狄之官也。内之王庭，外之都邑，远之诸侯，又其远之于夷狄，皆得常事之士，以充其任，此文武所以并受大业之基也。三代之政，皆以得人为本，则为成王以继其后者当何如哉，益求人以自辅而已。故以庶言、庶狱、庶慎，则戒之以思成德之彦；于立政、立事，则戒之以其惟吉士，又戒之以「克用常人」，然后内足以相国家而成文武之业，外足以诘戎兵而陟夏禹之迹也。然既曰成德之彦矣，既曰吉士矣，又终之以「继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何也？是篇语名官之意，皆取其有常德焉。曰常伯、常任、准人，则非有常德之人不可以居是选也。常之为义大矣哉，荀卿论曰：「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馀不敢尽」。皆取诸常也。《恒》卦之《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至于「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则其失见于九三常有之次五曰天地之常，君臣常也，至于月不常，臣失幸也，则其咎见于次曲。《都人士》谓有常以齐其民，《常武》言有常以立武事。《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缁衣》曰：「人而无常，不可以为卜筮」。然则取诸人以立政也，其可以无常乎？曰吉士，曰常人，其揆一也。此篇曰「庶常吉士」，《皋陶谟》曰「彰厥有常，吉哉」，则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为吉士焉耳。虽然，得常吉之士矣，有一憸人间之，则政亦无自立焉。是书告戒尤详于君子小人之际，曰「用憸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又曰「其勿以憸人」，又曰「时则勿有间之」，言憸人不容有也。盖君子小人并立于朝廷之上，而小人者以其类至矣。此无他，君子之道刚，小人之道柔，君子未尝谋小人，小人必谋君子也。《夬》之为卦，以五阳决一阴，故曰：「夬，决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夫以五君子决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者，小人之道不得行焉，非无小人也，小人之道消也。在《泰》之时，上下交而志同，虽有小人，恶得行其道哉？若乃君子乘小人衅，则小人之道忧而已矣。惟其有忧，则将谋之，虽以一小人之寡，或能为众君子之害，正复有待焉耳，此所以不容有也，故曰「勿有间之」。

自「王曰来汝说」以下，高宗以师道命傅说自说；「曰王人求多闻」以下，傅说以学告高宗；自「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以下，高宗知说所以教而更命之；「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则傅说知高宗所以命而终成之也。《君奭》曰：「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则高宗尝学于甘盘，而不终其业矣。《无逸》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则遁于荒远，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其所以有望于傅说者，盖困而知学焉。酒醴不能自发，有以发之者曲糵也，犹才不能自达，有待于达之者欤。羹不能自和，有以和之者盐梅也，犹德不能自成，有待于成之者欤。曰「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则许之以受教而不拒也。说于是乎可以语学。学之道莫先于求多闻，求多闻所以学古也。不通于古则处经事而不得其正，莅变事而不知其权，亦恶能有所建立哉？非特不足以建立，抑将坠先王之绪而不克永久也。故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则知道，知道然后乐循礼，故曰「逊志」。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故曰「务时敏」。学自外至，故曰「厥修乃来」。至是，则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故曰「道积于厥躬」。不足则学，有馀则教，故曰「惟敩学半」。《记》曰「教学相长」，此敩学半之谓也。始于学，终于教，学不可已也，故曰「念终始典于学」。积善在身，犹日长加益，而人不知，故曰「厥德修罔觉」。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然则高宗之务学，可不以成汤伊尹之事为监乎？则说当「式克钦承」，以辅王之学。非特克式钦承也，又「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以成交修之志焉。高宗于是乎知识，所以教而更命之。所以更命之者，先正保衡，俾厥后惟尧舜，悯一夫之不获，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又其效至于「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则今安得有愧？于是乎「罔俾阿衡专美有商」，「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则非特说无愧于阿衡，我亦无愧于先王矣。是乃说所以教而欲成之之意也。故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窃尝论之，事不可以不师古；苟师古，不可以不务学；苟务学，不可以不隆师。古之贤君所以能大过人者，无踰于此三言者矣。且君之于臣也，岂特臣之而已哉？有不得而臣者则友之。费惠公曰：「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吾者也」。有不可得而友之者则事之。子思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曰，事者师焉而已矣。《经》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传曰：「其君贤君，而有师者王；其君中君，而有师者霸」。然则固不可以无师也。黄帝学于务成，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伊尹，文王学于畴子斯，武王学于郭叔，周威公学于宁越，齐小白学于管仲，魏文侯学于子夏，晋献公学于祖朝，燕昭王学于孙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至于功德有远近，成就有大小，所学有贤不贤，则系乎人而已。然则固不可不学也。尝观尧舜之为君，禹、皋陶之为臣，都俞吁咈，共济于一堂之上，宜必有甚高难行之法度，不可逮及之谋谟，更新一时，焜耀来世。不然，何以得圣君贤臣之名于霄壤间哉！及考《书》之所载，不称其能作古，而称其能稽古，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帝舜」，曰「若稽古大禹」，曰「若稽古皋陶」。君臣之间，皆称稽古焉，然后知虽圣帝贤臣，未有不本于师古。所谓学者学此也，所谓教者教此者也。《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然则事不可不师古明矣。由得师以务学，由务学以师古，以至于建立无愧乎先王，此高宗之所以为贤君者也。孟子曰：「天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呜呼，所谓大有为之君，盖不世出。然而无是君则已，苟有是君，未有无其臣焉，此殆若符契之合，故曰「必有所不召之臣」。高宗即位之初，精诚感格，梦赉良弼，得说于傅岩，置说于左右，以版筑之贱位冢宰，以人臣之卑处师道，君任之而不疑，臣居之而无畏。此非有神契默会，恶能臻于是哉？文王之得臧丈人，高宗之得傅说，原其遇合，盖有异于人矣。宜其相得之深，无所疑畏焉。然说之始对高宗曰「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者，彼以臣之事责我也；卒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者，彼以师道望我也。谓之对扬，则若与为敌焉。有道之士，处辞受之间，无可苟也。且当其任不辞其责，有是实不辞其名。孟子之于齐王，且将以师道自居也，而况有高宗之君乎？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高宗之于说，臣焉而后学，其事虽殊，然其成功一也。

德清盖吴兴支邑，而山水明丽清远，为他邑冠。南朝以来，曰沈氏者世有韪人，或以文雄一时。士虽少，必秀于其额。民贫而安，力于农桑种艺渔樵之业，斗讼简少。岩居川观，吏或似隐，故仕于此者乐焉。县治枕山，山岿然特高，为百里之镇。问其名于长老，则无所根据，缙绅者不道。旧有台，下直令舍，相距仅百尺，规制甚美。松竹清閟之音，桃杏妖冶之容，与他名木秀蘤，分列左右。天欲雨，云气习习生于步武襟衱之间。今大夫沈次仲与二客燕其上，客咏韩吏部「释峤孤云纵」，以为台名。次仲喜，以告余，见属为记。次仲之临是邑也，阅五晦朔矣，旦朝坐堂上受诉谍，群吏立两庑，屏息侧睨。次仲独即民听其事，究所以然，反复问诘，其情毕得。文书虽多，必尽读乃止。律身严，无毫发私，亦不受私吏。退与寮佐休于台上，危坐剧谈，或随时觞豆，举酒相乐。抑尝语人：「仕吾非所爱也，有不得志则弃去如传舍」。人以其志笃而事勤，谓若将窘，而中实纵适。然则客之名是台有当于主人之心者，岂以云之逸为可羡，固将仰之耶？余邑寓而山栖者也，朝见云之出，暮见云之归，进退容与于太虚寥廓之中，千态万状，不自知其然。其于出处，亦何心哉。余观云于此山四年矣，余年有尽，而云之朝出暮返、变化容与之状，如余所见，不知何时而已。以其无心，故能久也。虽然次仲方仕，余方隐，迹若不同，而从容于事物之境，愈久而愈安，则或仕或隐，未始有异。余燕坐内观，欲忘其心，如此云之出处，未能也。次仲勉乎哉！余既告焉，因为之书。次仲名造，处之缙云人。二客，归安沈文伯名长卿，福唐陈仲久名袒安。名台者文伯，题其榜者仲久，皆奇士也。绍兴五年七月壬申，郡人刘某行简记。

城山在邑之坤维，距邑五里，为溪流之区。溪自天目馀杭而下者，出其背，并山分港，旋绕而北趋于郡城，是为苕水。院北乡，居山之半，自外及内，阶而升者几二百级。溪南北之山，初散漫若不相即，登级三之一，却而望之，则苍颜秀壁，明措列侍，若趋若伏，若絙曳策驱可揽。而有舟樯往来，水鸟浮没，悉出眺听之下，而委弃于榛丛茀草之间，不知其几年矣。熙宁中，天台僧曰了因者，始结庐其上。会岁大疫，收弃骸于道，加苇衣篾，给聚而焚者以数千计。又乞食邑之人，以苏流亡。于是邑人相与出财，建转轮藏，增治堂庑。初因藏心木未获，因梦神僧指前溪有沈木焉，物色其处，已乃得之。因出入廛间，饮酒啖肉，人莫见其异。一夕见梦于邑令，云天台化士告辞。异日，院僧以告，盖因以坐逝。今真身存焉。然后以禅律相踵住持者数辈，而转轮藏施利之人，未尝有虚日。用是加苇，门序略备，而简陋褊迫，不类丛林，邑之人恨焉。乡老邑大夫访求名德为道俗所信慕者，得今住持僧佛智大师道容。容始至，心隘之，将尽撤其故，易而新之。时余以柱史得罪寓邑中，过而问焉。容指谓余：于此累石常广若干尺为大殿；于地凿山，廓左序若干尺，为斋包之。容于此培土实涧壑若干尺，廓右序为栖僧之堂，为复舍，为诵经寮、浴室。仰面指曰：山之椒为浮图，其下为临眺之亭，又为方丈寝室，规制甚靡。余怪其言之易也，问工程出费之数几何，且安取之？容笑而言曰：「佛氏子以精进广大为心，耐苦忍辱为行，其徒谓之海众，其求募于人谓之十方。凡所建立，患志之不笃，与狭劣而勿广，成不成则有数存焉。工程费出之事，弗预计也，志于成而已矣」。其意甚暇，若不足为。余老且病，未尝数出，他日过之，门径既成，殿址累石数寻，若砥砺然。阅岁又过之，则飞甍刻桷，高出木杪，则殿宇之邃，像设之严，无遗举矣。如是数年，余再以罪去朝，而归访山林，凡容所谓凿山培壑，高下建立，无一物不如言者。其众二百馀人，其崇饰之意未艾也。呜呼，何其易且速耶！患志之不笃，与狭劣而勿广，则余既信其言矣。然余所深怪者，以其甚暇不怠，若无心焉，宁有情而然者哉？于是知其昔所谓建功立事者，非独才志之难，而优游暇豫，无遑遽猝迫之状为尤难。故凡才智之士，才之能优游暇豫者，吾罕见之，抑造物者之啬与人也；苟有是，虽钜细不同，其必有所立。是院之设，固未足多也，而于余心有感焉。容见而属为之记，乐为之书。始于建炎三年某月某甲子，成于绍兴十一年某月某甲子。院初未有额，兴役之岁，访安吉县故赐额，请于郡得之，容遂为妙香第一代住持云。某年某甲子，吴兴刘某记。

国朝建隆中，天下初定，诏儒臣参裁典礼，而国子司业聂崇义者，以唐相张镒等六家所撰，稽其详略是非，总为一书，是曰《三礼图》。书成，天子嘉之，命国学图于宣圣殿后之北轩。其后惧其圮剥，复易壁以板。盖已有意乎礼乐之教，规模宏远矣。然当是时，狃于故学，士鲜知经，且师道之废，实自前世，未有杰然兴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间，海陵胡公先生与泰山孙明复、徂徕石守道皆以所学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吴兴，往来郡学常数百辈。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师，士皆知仁义礼乐之说，为足以诚身而格物。其学问之成，为时显用，翊赞治道，见于嘉祐、治平之间者，不可概举。初，郡学求先生乃以三礼仪物，黜其于古无考，而益其未见者，图之讲堂，遵故事也。于是人人得窥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对之，皆若素习。阅岁既久，有司不知故事，至皆污镘，学者痛心焉。太守汝南公某以左史出奉相，寻领是郡。于其始至也，见诸生于堂上而劳勉之，又增饰黉宇，被以丹雘，而掌学关君某与归安丞胡君某抉剔故壁，得所谓三礼仪物，绘事故存。公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顿还旧观。郡之士子周览太息，咸谓公之赐大矣。学者将因是加习焉。异时鸣佩执玉于朝廷之上，讨论故实，裨补教化，苟不愧于前人，赐岂不大哉。公以关君之请，贻书属某为之记，且曰：「前太守秦公某初有意于是，会召去，不果，今幸卒成之」。某于乡校为老诸生，知其事宜悉，所不应辞。若先生之行义、世次、历官，见于国史与墓隧之文。其阐学精识，见于著书者固多，其藏于家及士大夫手抄，皆秘不出；蒐索编次，罔有逸遗，俾镂板而行于世，则关君之力也。关嗜学若饥渴，行则诲人，以先哲为师，不拘时好。尝曰：「我先父学于先生，敢有二事」。故于此致志云。绍兴十二年八月丙子，郡人刘某记。

湖州报恩光孝禅寺，在郡治东北。地势亢爽，土木雄胜，门序殿舍，斋宫宿庐，规制井井，他伽蓝莫及。盖陈永定中，后家舍宅建焉。初曰「龙兴」，后曰「孝义」，至唐复为「龙兴」。吴越钱氏易为「天宁」，以其女为比丘尼，遂为尼宫凡一百年。大朝崇宁二年，始复为十方禅刹，曰「崇宁万寿禅寺」，后又易「崇宁」为「天宁」。绍兴七年更赐今额，恭为固改，荐灵社也。旧有观音大士像，在寺西偏两楹之间，郡人张氏病痿三年，一夕梦白衣女子告曰：「若臂不举耶？吾亦若此，若能拯我臂，吾亦拯若臂，且寿若矣」。张问所居，则曰：「居天宁西廊」。翌日，张舆掖诣寺，得大士像如梦所睹，瞻仰感涕。察大士右臂为坠木所伤，命工拯之。张病随愈。自是郡人归心，以疾痛苦见于求拯者，日不下数十，应感事迹，不可疏举。而所处闇陋迮迫，不副人意。今道师居久与其徒慧智募众出财，谋建别殿奉安妙相，而患栋干之伟，求之山林，未易以日月冀。或告之曰：「近郊曰宝溪者有故侯第，今去弗居，盍往图之」。慧智亟往，则其家已先见梦告于其主，欣然许焉。于是廊庙之前左建殿屋四楹，前为复廊，与旁两庑，深明壮丽，具妙庄严，盖前住持经画累岁而不克成者。道俗欢喜，竦踊赞叹，咸若有所依归。久以其事求记于余，以侈其成。余曰：「吾闻观音大士，性相等空，无刹不现，身光互涉，有感必通，于诸众生，悲心不舍。是故身为三十三应，因事摄化，利益见闻。则我之身与子之身，一为比丘，一为居士，俱在三十三应之内，真源实济，视此大士为二为一，为同为别？以是思惟，大士众生，体本圆成，无二无别。以无二无别，故随众生心想所感，周遍无遗。则是大士非但无我，亦无我所。而子独以象设区宇为所依归，则利益众生为有择欤」？久曰：「不然，大士身相无边，固无我所，而彼信士心想乡慕，则有所矣。我观道俗至前，摄衣俛伛，炷香膜拜，陈其疾痛苦死，种种希求之状。诚意所教，汗泚颜间，言出肺肝，感通梦寐，初若一体。我是以崇其向慕之所，为之庄严，以益其信心。若彼信心一念回光，睹色明空，入佛知见，则知夫亡不起于座，周遍十方，在在处处，无非道场。而此道场实无所在，利益众生，亦无受者。如我所说，为有择欤？为无择欤？如是问答，亦无实义」。余曰：「是名实义，是名大士，悲心救物，无二无别，子言似矣」。是用识之。始于某年某月某甲子，成于某年某月某甲子。后若干日，太简刘某居士记，并说偈言：

我闻大士观世音，具大功德妙庄严。初从闻中入三昧，闻空觉空空亦灭。惟有一念悲众生，三十三应为说法。法施无尽身无边，周遍十方河沙土。母陀罗臂如虚空，云何示此疾痛缘。以众生痛我亦痛，究观起灭无处所。伟哉宝殿严睟容，清净绚丽光夺目。惟导师久善方便，谓彼众生心想殊。要令睹想生实解，入佛知见如诸掌。在在处处皆道场，而此大士实无在。一一众生蒙利益，亦无受此利益者。我知信施及见闻，决定同證无上道。

出城南行五十里，少东有村曰石冢，其梵刹曰青莲。唐大顺二年始建，乾宁中得额为「报恩禅院」。至国朝治平二年赐今额。环水为院，四无居邻，盖栖心学道之境。初若无路，惟轻航短楫至焉。粥鱼斋鼓，闻于傍近。禺中而食，则孤烟突起于云水渺瀰之间，望之郁然。余未及造也，问诸道傍：「彼僧院者何如」？曰：「院不至崇大。已而规制整整，精丽明洁为可观。异时垣颓壁败，栋宇倾挠，左右撑柱，更阅岁久，观者悸心，如将压焉。今院僧慈济人师齐岳，尽彻其故而一新之，盛矣哉」！余同识岳：「是妙于医者耶」？曰：「然」。岳自少习卢华之术，通金匮石室之书，以是济人，亦以自养身，余尝赖之。一日过余，始询其事，岳曰：「吾受业自院，既而游方累年，稍倦而归，视所谓受业之区，几为荒墟，惕然动容，寝不安席，炷香自誓，勉励其术，以所得赀财，次第建立，不敢有一毫之私。是吾之发是心也，以疾扣门者加众。吾潜心以思，思则得之，疾无重轻，赋药授方辄验，可期以时日。又有知我之有是心者，乃力而交助之，市木于某乡，采石于某山，有不受赀而愿施者。自绍兴戊午距今十有九年，而众工释用。初营三门，再岁而办斋厨次之。厨成，而二时清众合食堂上。僧舍钟楼、观音大士殿又次之。最后建转轮宝藏，极一时金碧之工，灿烂升离，夺人眸子。吹螺击鼓，铿鍧于庑廊之下，施利日至，斋厨之费，赖此以给。布砖累甓，内外前后，纤悉备具」。余怪而问之：「是何成之易耶」？岳曰：「吾志于成矣，然成之者非吾也，意其有阴相焉。何以云然？吾之术不加于昔也，而灵于人若此。事既济矣，自今以往，不自料吾之术复能灵于其身若此其易者乎。以是知世之怀自利之私，求得于人，而偶得之，以为吾能彼不能者，妄也」。余闻其言而韪之。岳求记于余。余年七十有九，病且昏，岂复能文。既赏其勤，且有感于其言，而为之书。余于世间之见，固未能超出也，又欲于此警夫后之人，可哂也已。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丁卯记。

汉武帝以太初元年亲祠后土于渤海还，以柏梁台灾，受计于甘泉宫。方士言，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此建章宫之所为作也。宫之制度，张千门，立万户，张华能为晋武陈之，后世莫得闻焉。见于史者，台则神明、通天，楼则井干，阙则铜凤、祈风、壁门，池则泰液，亭曰商中，殿曰骀荡、曰馺娑、曰枍诣。阙之高踰二十丈，台与楼之高至五十丈。池中又为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仙龟鱼之属。班固赋云：「顺阴阳而开阖」。观东为祈风，西为商中。则集名义或然，馀可概见。宫室之盛，自三代以来未之有也。武帝承文景之后，侈心生于富饶，鸩毒起于晏安，内巡行天下，外甘心夷狄。开玉门，通西域，牂牁、越巂、大宛、安息之役，连年不已，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营千门万户之宫，以飨四方宾客。誇酒池肉林之富，陈巴俞都卢、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用度既乏，榷盐税酒算及舟车。民力殚屈，盗贼蜂起，绣衣持斧之使出焉。呜呼，征输之烦，力役之苦，未有如斯时者矣。愚虽欲侈其宫阙壮丽之容而骇叹之，有不忍也。高帝七年，萧何营未央宫，帝怪其过度，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于时项氏虽灭，黠将剧贼未尽诛锄，乃欲于此就宫室，何哉？意者抢攘之时，劳苦之事，民所更习，且未知归怨之所；若天下既定，乃始为之，怨有归矣。自始皇起骊山阿房之役，后世靡于见闻厥成，告以茅屋采椽之事，且未之信，不若极其壮丽，以为永久之传，不然，异日必有改为之者。是不欲以土木奢靡劳民召怨之过遗后人，呜呼，何之虑诚深矣！仅阅四世，而建章作，其所以遗后人者，果安在乎？是故三代受命之君，未尝不以俭德诏天下。其后不免有琼台瑶室之兴，而况以奢靡示之哉？使其子孙而贤，则露台百金之费，有所不忍；如其不然，后世复有如武帝者，虽处以千门万户之宫，其心未必厌也。如何者，盖深于虑而浅于识，故并论之以为古今鉴云。谨记。

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用麒麟阁故事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示不忘。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卓茂以德，馀皆以功，皆能以功名始终者也。甚矣，功名之难全也！岂惟其全之难，抑其全之者为尤难，何也？高祖一见黥布以为淮南王，一见韩信以为上将军，一见彭越以为丞相，其后皆连城十数，南面称孤。所与高祖清群盗、灭项氏而成帝业者，大抵皆三人之功。其英谋伟略，非后世所能跂及。史臣曰：「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嫌疑之势既成，谗间之祸必至。当是时，虽欲图全，盖已晚矣。矧自负功大，志意易骄。光武深鉴乎此，天下始定，以三公起卓茂，以厚礼聘严光，异时功臣，率不以任职。至于封爵锡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奉朝请而已。嫌疑谗间，何从而生？非但如此，中兴之将，二十有八，其数乃多于高祖创业之时，后世无能识其意者。以传考之，惟邓禹、寇恂当腹心之任，略比萧、张，耿弇、贾复受爪牙之托，略比信、布，而此四人者，好学有识，故委寄特重。其馀仅立一二功，或一节可观，无卓越积累之勤可以自负。然后知光武多任将帅而分遣之，殆不使功高而难制，骄肆而祸及，其所以保全之，实在其始。前世之将，虽有裂地封王之贵，而菹戮随之；虽有高世惊人之略，而终为叛逆。求为列侯奉朝请以终其身，生受恩宠，殁有显荣，而又能使后世之君思念之不忘，至绘形像如云台之臣，其可得乎！呜呼，功名之难全，而全之者为尤难，岂不信哉。故并论之，以为后世之鉴，且以见云台功臣之荣，非得君如光武，未易致也。谨记。

尝闻得道而仙者，未尝不游于人间，求为善之类而诲勉成就之，其得之也难。得之难，盖有甚于求之也。乃毁裳败履，蓬发垢面，行自廛市中，人孰得而识之？若志行符合，夙植缘契，固有不待求而至者卒然遇焉。如其无所契合，虽建楼居，筑仙馆，巡游海上以礼神仙，望方壶以跂想，祗益见其不智也。呜呼，回仙之与东老，其亦异哉。东老震泽人，名思，字持正，姓沈氏，隐于东林而老焉。郡守秘阁陈成伯以东老名其所居之庵，后人因而称之曰东老。有至行，乡里所师，尊贤礼士，闻于四方。家惟酿十八仙白酒，以饮宾客。一日，有青巾道人长揖于门，自称回山人，欲求一醉。东老熟视，识其非尘埃中人，延坐，相与论古今治乱、《老》、《庄》浮屠氏之说，纵横钩贯，可喜可愕。自日中至暮，饮酒数斗，谓东老曰：「闻公能黄白之术，未尝妄用，且多阴功，此吾所以来也」。既而劈榴皮书壁留诗，及晨乃告别，握手告语。行至西舍石桥，乘风而去。语甚多验，然有秘而不得闻者。独告以后五年此日数尽，再约再见。至期而东老果卒，则东老盖仙去也，世俗不解其化。时熙宁元年八月十九日。书榴皮之诗留传人间。其后东坡先生苏公和章，并为其书「东老庵」、「回仙桥」，石刻存焉，高名之士，皆有和诗。自始遇回仙，距今八十有五年，华阳公以尚书二卿出镇吴兴，诸公贵人咸赋诗赠行，而少保观察秦公末章独云：「欲询东老榴皮字，试问溪头鹤发翁」。公开府之初，威德并行，靡所不举，化人以神明，雅俗安其恺悌。曾未期月，上下咸宁。暇日以少保公之诗访回仙事迹，而得乡人耆老所录事详，又得回仙像于东老舍西祇园寺之北壁。而薜荔生罅甃之间，蒙络壁上，若龙蛇夭矫，独不侵面貌衣服，人益为异。公命增葺祠宇，严奉其祀，贻书属一止曰：「乡邦之胜事也，愿有记焉」。予尝观颜太师始至临川，访麻姑坛，纪其事甚悉。鲁公端亮英烈人也，其跂慕如此，意必以神仙之道、冲虚清净之说，足以脩身靖民，有补于世教，见之述作，非但侈其神异而已。今少保赠公之行，首及回仙之事，岂偶然哉。以道相期，且以公之行事殆将无愧于古今，而又欲以发扬兹事，为隐君子之宠，风动士类。今东老已矣，乡里实与荣焉，一止其敢不承公命，以强一言乎？回姓盖吕字之隐，山人则仙字之拆文云。绍兴二十二年春二月癸未，左朝奉大夫、检校中书事、直史馆、编修、赐紫金鱼袋邑人刘一止撰。敷文阁直学士、左朝议大夫、知史馆、编修兼侍读、劝农事俞俟书。奉议大夫、直集贤院、起居舍人兼国子司业、轻车都尉□□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