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书》之害」？本朝以律为经，而敕令格式随时脩立。自嘉祐、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大观、政和、绍兴，皆自为书。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书矣。以后冲前，以新改旧，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维持、相制使者，奉行此书而已。且天下以法为治久矣，臣岂敢遽议《新书》之为害，如晋叔向之所以告郑子产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无不备于此书，而人之智虑不能出于此书之外者，一害也。书既备矣而事复弊，法既具矣而令不行，则宜有说焉。今止谓之「各已有见行条法，止于检坐、申严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强委之，二害也。人才因此浸以颓惰，掎摭利害，汎然推广，及其终也，不过亦曰「臣愚欲望申严已行之法而已」，以法为弊，犹可言也，以人为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于朝省之有批状，六部之勘当，诸司州郡之照条施行，又其相习公为欺诞以度岁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为治，今世之大议论，岂可不熟讲而详知也！盖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无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乱法不乱」为常语，此所以难于任人而易于任法也。虽然，人则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诚一意以相与，而后其人可任。今则安能！至于不任人而任法，则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与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后法可任。此易见之论也，而今则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书而果已备天下之事，则将何取于人？盖是书之所备者，备其文不备其实，备其似不备其真也。夫使见行条法诚已皆具，而天下何为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则非无其法之罪，而无其人之罪也审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检坐、申严以谆复其法，然则法终不行矣。故任人而废法，虽诚未易论，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必非若今之所谓检坐、申严，批状、勘当、照条之类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于检坐、申严，批状、勘当、照条之类以烦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聪明愦眊，智虑不知所出，求以应故事而塞章奏，则亦欢然愿助陛下之申严。此法令之所以日坏而人材之所以日消，日用饮食而不能自知，法烂道穷，暂相縻系而无经久固结之道，国威之所以不振而强虏之所以凭陵也。臣故欲陛下纵未能任人而废法，以行唐、虞、三代远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为虚文而人亦因以见其实用，功罪当于赏罚，号令一于观听，简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汉以来者可矣。

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条令宪法多所不谙，而寄命于吏，此固然也。然虽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谓伊尹、傅说之俦，而以夫区区条令宪法仍为不晓，而与是吏人共事，终亦不可。然则今世吏胥之害，无问乎官之得其人与不得其人，而要以为当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国以来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听命焉。而秦、汉之弊法，屈天下之豪杰，由刀笔选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别品流，而其馀弊未尽去。且又皆以天下经常之事立为成书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为害，又过于秦、汉。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禄，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汉之公府掾、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此直以鞭挞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禄若是，何哉？今官冗而无所置之，士大夫不习国家台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见侮于胥。今胡不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三考而满，常调则出官州县，才能超异者，或遂录之。若此，则有三利：士人顾惜终身，畏法尚义，受财鬻狱，必大减少；吏曹清则庶务举，且因以习士大夫使之有材，而无至于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为之，无根固窟穴之患，无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势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员百馀，稍去冗官之患，待阙择地争夺伺候之风亦渐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劳民动众之难者。京师纲纪之首，吏曹清，则诸司州县之吏蠹亦必少异于今日。盖结托干请有所不行，与决众事，整齐簿书，不为疑玩，则下亦知畏故也。

何谓「监司之害」？朝廷之设官也，必先知其所以设是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说。州郡众而监司寡，谓州郡之事难尽察也，故置监司以察之；谓州郡之官难尽择也，故止于择监司亦足以寄之。自汉以后，所谓监司者，亦如是而已，未暇及于方伯相维之义也。且其如是，则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监司也。故监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则必无又从而操制之，此则今世所以置监司之体统当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监司，反甚于监司之操制州郡，紧紧恐其擅权而自用，或非时不得巡历，或巡历不得过三日，所从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礼馈，皆有明禁。然则朝廷防监司之不暇，而监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责其大而姑禁其细，何哉？是谓不知设官之意，用人之说，而缘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监司之弛惰，人反以为宽大，上亦以为知体；监司之举职，人反以为侵权，上亦以为生事：此其大缪戾者也。夫监司者，以法治下以义举事者也。今转运司则以刬刷州郡之财赋，候伺其馀羡，衮杂其逋欠，为一司岁计之常。提举司则督责茶盐，用法苛惨，至常平义仓，水利农田，则置而不顾。提刑司则以催趣经总制钱、印给僧道免丁由子为职，而刑狱冤滥，词诉繁滞，则或莫之省焉。是监司之不法不义，反甚于州郡。故今之为州郡者，相与聚而嗤笑监司之所为，岂监司本然哉？是谓不以法治、不以义举之权付之，而使监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义，则所为付之事功者，故宜得其实焉。今也转运司徒报上供之数于户部，而转输运致之实则无之，则其所以总一路之财计者，将何所用也？茶盐则以受其剩利于榷务都场，而提举司者受其掯留，掌其住卖，督其煎煮，为之索逋理债而已。经总制钱，州郡各以趁辨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帐，稽考纲解，以报户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为职，徒养资考多人，徒凭意气，作声势，以便其私可也，国纪民命何赖于此？是谓既无法无义，而事功又不得实，三失也。至于还转运司之权以清户部之务，罢提举司之事以一转运之权，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谓「止择十道使，犹患不得人」，则监司者盖甚重矣，岂以为例差循致之用哉？

纪纲、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细也，纪纲其大也。古人之为国，岂能尽正！盖或得其大，或得其细，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细大俱失，而欲恃烦文细故以维持国家，可静而不可动，易屈辱而难尊荣，则本朝之事是也。虽然，法度之失，未至于如纪纲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讳也。自尧、舜已来，外有岳牧，内有九官，一以制度，颁以文告，观以巡狩，诸侯虽国异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国，此唐、虞、夏、商之纪纲也。至周，参以宗室，维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则破坏封建而为郡县，削弱黔首，禁制将相，自天子以外，无尺寸之权，一尊京师而威服天下。是时北胡亦始合为一国，则筑长城以限隔之。重缘边之兵，攘却其要地，而匈奴遁迹自屏，不敢争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败亡，后世皆以秦之纲纪为失。虽然，秦之纪纲则诚失也，然而以强为失而不以弱失，以大为失而不以小失。夫强大之势易为也，秦特不知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汉因秦制，三边各自备，内郡专刑赏。丞相、御史虽统摄天下，刺史、司隶虽督察郡国，而守、相皆得自为。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财其财也，极其所治，无不可者，有进而授首，无退而掣肘。两汉之治所以独过于后世者，岂非其操之简而制之要哉！当其盛时，攘夷辟地至数千里，至其衰也，尚能系服单于而臣妾之，夫岂蹙缩凡儒之论，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汉之纪纲也。三国分裂，虽科禁严密，民无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边方鼎立，彼此窥伺，一有蹉跌而祸败随之。其所以皆自立于窘匮衰乱之馀不可动摇者，岂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归，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晋使外制内以成诸胡之乱，及其征镇固守，以忠义相奖激，虚名遗号，犹为统一海内之具。至王导为东晋，重上流之柄，壮扬州之势，石勒、苻坚，皆竭天下之力，无岁不战，而晋卒赖以立。其后北则魏、齐、周、隋，南则宋、齐、梁、陈，皆循用之。是则纪纲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为不当授任，患乎分画之无地而不以地为不当分画，患乎外敌而不患乎内侮，其事盖昭然矣。唐用周、隋府卫之法，拣择天下之民，聚为强兵，内则诸卫将军，外则节度总管，四夷臣属，万里请命。虽常困于征伐，而唐之威令又过于汉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杀之权，视前世皆已稍损。至于中年，边将权重，遂成末大之患，无以抗之，而内地亦皆裂为藩镇，淆乱混并，不分缓急，不辨内外，百世相承之纪纲由此坠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惩创之说，而纪纲不可复振矣。

唐之中世，既失其纪纲而藩镇横；及其后也，藩镇复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骄。五代之乱，帝王屡易者，非藩镇也，士卒也。虽然，藩镇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镇以为名，见者不察，而以为其患专在于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始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监当治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者块然徒管空城，受词诉而已。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师，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其时契丹强盛，太原未服，西有诸戎之遗种，所以备守之者，犹倚边将；至太宗时又渐收之，虽边庭亦如内地矣。盖民困于唐末、五代之久乱，一日能使强藩悍将退听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为制驭宇内之善谋，遵用而不易哉？虽然，为天下之纪纲，则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篱垣墉，所以为固也；堂奥寝处，所以为安也。固外者宜坚，安内者宜柔；使外亦如内之柔，不可为也。唐失其道，化内地为藩镇，内外皆坚，而人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故自雍熙、端拱以后，契丹日扰，河北、山东无复宁居，李继迁叛命，西方不解甲，诸将不能自奋于一战者，权任轻而法制密，从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真宗幸大名，傅潜、王超以畏懦败北，王继忠以轻进被禽。景德初，复幸澶渊，幸而迄成和议。不然，用当日之规画而欲久与虏校，犯阙之危，不俟靖康而后见矣。夫恃虏之已和而苟天下之无事，割西方以封殖赵德明。至其治具则日密，法令则日烦，禁防束缚日不可动，爵禄恩意，豢养群臣，狃于区区文墨之中。于是侥倖之习胜，而志气日消削，节义日隳败矣。论者亦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内斌、董遵诲、郭进、冯继业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丰财厚禄，久任责成，边警无虞，而太祖能以其力内平僭伪，盖雄略如此，而窃叹后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为国之本然，曩以惩创五季太甚之故，削损已多，堤防已严，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后则尽去之耳。自景德以后，王旦、王钦若，以歌诵功德撰次符瑞为职业。上下之意，以为守邦之大猷当百世而不变，盖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独得也，奚暇他议哉！纪纲之失犹其粗者耳，并与人材皆坏。人之知虑，不能自出于绳约之内，历代载籍非不粲然明备，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于烦文细故加增之，使不可复脱而后已。此岂不为大可叹哉！

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真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约者三十八年，赵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见其为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然忿其小丑，欲剪灭之，立论必于不赦。既而屡出屡败，潼关以西，人无固志，而契丹遂聚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为解之，然后乃已。于是形势大屈，而天下皆悟其为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与范仲淹、韩琦为两府，议论前却，施行舛误，小人交斗其间，三人逐去，而前规故习遂不可破。当时议者，以为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以岁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锐，故至于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岁月成天下之事耳。弼与琦相继当国，其惩前之祸愈深，而循致之说愈用矣。虽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于是财用耗乏，人材颓弛，天下玩弊愈甚，而士以虚名相高。故王安石相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为患在于纪纲内外之间，分画委任之异，而以为在于兵之不强，财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纪纲，明其内外，分画委任而责成功，然后取赋敛之烦者削之，本学校，隆经术，以新美天下，岂复有汹汹之论，不惟无成而反有所表也！以神宗之励志有为，终于举措衡决，变法则为伤民，开边则为生事，力图灵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无益者，不知改弱势而为强势，而欲因弱势以为强势也。夫改之与因，由始论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坚执，乃成党锢，更绍圣、崇宁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财之政，所谓欲因弱势而为强势者，至宣和末年，扫地无有。昔日弱势之可守者，又皆废坏，而其弱势之不可反者，遂为膏肓不可疗之危疾。虽分四总管以固捍禦，委长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冰解云散，一城之地，劫制于虏，而号令不能及矣。当是之时，割地以与人，使自为守，犹且不可，况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则本朝之规画，其终始本末之际，盖可睹矣。自周德威失榆关之险，继以云中、燕山两道归于契丹，虏在长城之内，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势。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图籍，略其四旁，规其中央，左顾右望，以尽天下之大形；坚外柔内，分画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归，以正天下之常势；第因其所有，掩绝前后，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岂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论今天下之事所以穷数百万言而不能决也。

建炎初载，李纲用事，议分京东、河北，用唐藩镇之法，使自守其地，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马之权。纲所措画，则已陋矣。括马敛财，骚动天下，议者群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于是汪伯彦、黄潜善无所施为，以为稍徙近南，安常守旧，命使祈请，自足苟延岁月。既而有维扬之祸，牵连奔走，东极海峤，始委张浚以川、陕，而宣抚、处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继建请，而江、淮亦各分裂为镇抚使。于时盗贼充斥，伪齐拥挟虏人，连兵内向，上流又置镇抚大使，文武参用，犬牙相维，复遣执政督视以一威望。浚虽狂疏，竟失关、陕，然节制诸将，保有全蜀；张俊、韩世忠、岳飞，亦次第平殄群寇。江左所以粗定，而虏肯和者，亦任人之效也。虽然，分画无法，寄任不专，张浚、赵鼎泛然于事机之会，言战不敢，请和不欲，费日累月，师老粮匮、上下厌倦。而秦桧以为国权不可外假，兵柄不可与人，故屈意俯首，唯虏所命，以就和约。废诛诸将，窜逐名士，使兵一归于御前，督府结局，收还便宜，使州郡复承平之常制。桧方矜其勋伐，自比赵普，以为经国之长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无故而失其太半，迁劫之仇，百世而不可复矣，乃以抚定江左为大功，何哉？庚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逊语，闻于殿陛，朝野喧然，搏手无措，相对骇愕，无可为者，而叶义问、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来，张浚总统于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属相继宣抚于汉中，盖四五十年，时用分画之法，稍以事权付托臣下。昔人为国之纪纲终不可废者，亦已粗见于此。然而不明其地，则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则不可以要其功。内治不定，则夫仇雠者谁与谋之？今百计裒取，竭东南之力以供馈四驻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旧将之子弟、部曲，以次得为统帅，而将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内廷，报发承受名为机密，而大臣不闻；诸州禁兵零细纤弱，专使路钤教阅训练，而守臣不预；防遏内江，虚撤沿淮，纪纲所在，错缪无序。然则有民谁治？有兵谁用？有地谁守？岁迁月易，孰为可见之效？而陛下规恢之图，终将邑邑不试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为也，方略非可以私术验也。胜败兴废，古今出一涂辙而已。唯本朝之论，则欲私为而私验之，是以颓弊委靡，至于今日而莫晓其故。此臣所谓必尽知天下之害，而后能尽知天下之利也。

今天下之害，其胶固而不能解，挛缩而不能伸，宿患积蠹，臣已尽言之矣。解之伸之，岂无其道乎？陛下始初出令，必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必先罢去经总制钱之半。今州县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复有所为者，尽坐此钱而已。罢去其半，稍稍苏息天下，然后州县之月桩、板帐罢矣，然后民之头子、蹙零、勘合、牙契之额皆宽减矣，然后罢和买，罢折帛，和买、折帛罢，则民所谓不正之敛皆无有矣。三者罢而天下之心慰喜满足，然则国用安所取给？臣以为二年之后，分画既定，则朝廷之经费，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罢者足以当之有馀，而二年之前则未也。陛下会计二年所罢之费为六千万缗，尽斥内帑封桩以补助之。夫此内帑封桩者，以之罢减三者之苛敛而以代户部四总领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观听，自两汉以来，未有此举动也。然则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无不可者。以之减进士入官可也，以之减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资格可也，以之重铨选可也，以之废胥吏可也。百年以来，世论所谓动众而召乱，惴惴然不敢举，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并举而为之无难也。如此，则朝廷清矣。然后分两淮、江南、荆湖、四川为四镇，以今四驻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谓四镇者，非尽举此百馀郡之地以植立之也。于中各割属数州，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问焉，馀则名属之而已。而又专择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谓兵民财赋，皆得自用，则朝廷平日所以置四总领馈其军粮者，二年之后，皆可无复与彼，以数州之财足以养之矣。如此，则彼之任专，而吾之费轻矣。虽然，以兵与人，以地与人，此今日异常之大事也。然其为之也，不惊世，不动众，陛下一日命之则成矣。成则久，久则安之以为常然。若此者，内以期月之内，尽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勇士厉可用之于死，而大功可举矣。陛下不惜财，不吝权，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胶固，伸挛缩，易于举动，果于责成，以立大功而已。则减经总制，除和买、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后朝廷所谓烦密不可变之法度者尽变之，以共由于疏通明达之途矣。分江、淮、川、蜀之地，与之兵民财赋以重人臣之任，而后朝廷所谓专闭不可分之纪纲者尽分之，以各合于外坚中柔之术矣。若此者，兼两汉之长而不袭两汉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治不难进也。虽然，为此者，官非难也，而士为难；士非难也，而民为难；民非难也，而兵为难。兵之为难，诚今世之大事也。图兵之难者定，则天下之利尽矣。

致今日之治无他道，上宽朝廷，下宽州县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宽者，四驻劄之兵也；竭州县之力使不得宽者，厢、禁军、弓手、土兵也。然则何以治四驻劄之兵而宽朝廷？今既减经总制，罢和买、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内出二年之费以供馈四总领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摄都统制，召旧师使归宿卫，钩考其隐冒、乾没、请给不尽及军人之罪，声而治之。然后使四人者一听其所为，而吾无问焉。所问者，吾欲精其军，使各不过三四万；吾欲用士之锐，而不并富其家小。夫厉士而养之，将用之于死地以求胜也；乃为之立家，是兵为民也。古者民为兵，今也兵为民，宜其消惰耎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论曰「欲一当百」，又曰「欲一当十」。夫百十何可当也！姑得以一当一，则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则固已十四五万人矣，用之必死，谁敢敌者！女真之来南也，杂以奚、契丹、渤海、汉儿，前才五六万，后亦不满十万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气也，多兵以自困，气先索耳。吾之所闻者如此。又有所闻更其敝政，行其新令，吾欲其无欢无动，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与之以数州地使自食，而馀州得宽焉。此二年之内所得为，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则朝廷宽矣。然则何以治厢、禁军、弓手、土兵，而宽州县？宜先择一二十州畀之，使散杂役之厢军；今之厢军尽隶官下，无在营者，并与之以一二年之衣粮，使各自为子本以权给之，而州无复给。又散禁军。夫厢军可散也，禁军散且为乱，奈何？曰：禁军之可畏者，为有以禁切州郡，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杂役如厢军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则散禁军如散厢军。弓手之费差轻，土军差少，不急散也，久将消尽，要以必散而止。夫厢、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为兵，蠲其税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县各为之所，将校率其州人；秋冬而教，春夏则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为兵也，必在州县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内所得为，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则州县宽矣。朝廷宽，则凡所以取州县者皆不用，而食租税之正矣；州县宽，则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敛租税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宽，则群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县宽，则庶民有暇而良善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费寡而富，五年之内，二年之外，合其气势，用其锋锐，义声昭布，奇策并出，不用以灭虏而何所用哉！虽然，为此者无他也，力行而已。按其岁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内。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见；弊不去效不见则易其人。加之意而必行之，以日月计，其实效收矣。

臣前所论者，皆国门内事也。夫门外事，难论也。自陛下嗣位以前，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门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后，始争以门外事为言，几成俗矣。言门外事，既孟浪茫广，多虚寡要，而门内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尽门之内而及门之外。今其将帅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形，则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请先论女真之始所以得者。盖每怪士大夫过于誉虏而甘为伏弱者，何也？其誉之也，谓「阿骨打、黏罕、兀术三人者，夷狄之雄杰，皆古所无有，故本朝之被祸最深」。此大妄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烦扰既过，不堪囚执，起而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乱，未尝交锋，辄以败北，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粮，取其遗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获其国都。而谓「阿骨打之雄杰，如石勒、慕容隽之流，以智力百战，屡偾屡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吴乞买立，不能主令，而斡离不、黏罕分之；其后兀术来江南。三酋者之夺而我之所以布阵立敌而复不胜者，何故也？自其始入，吾固已空千里无当之者矣。彼荡然而来也，夫未尝与之战败，则黏罕、兀术何以能独过于古之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之酷哉？盖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誉虏甘为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东耳。山东、河南之地，先以与张邦昌，后以与刘豫，又后以归我。张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迁维扬耳；刘豫见废以归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真见吾之不能守也，然后取而据之；然至于今日，犹有不自安之心焉。夫过于誉虏而不能自守，当其始也，乍见骇闻，仓皇扰攘，容有此论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誉之不已，何也？誉彼之兵则精锐而吾则疲弱，然则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誉彼之精锐何也？誉彼之威令则明信而吾则玩侮，然则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誉彼之明信何也？誉彼之规画则审当而吾则苟简，然则何不易吾之苟简？而誉彼之审当何也？誉虏以胁国人，而因为偷安窃禄之计，此风俗不忠之大，而无有知者。方靖康艰难时，惟宗泽不平此论。如泽，未足以见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泽得用，二圣不终北狩矣，固可一战而败也。盖天下之祸，有大可痛者，不战而败，不守而下，此则自古未见有如靖康已来者矣。不追议此而为可以战可以守之事，反谓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豪者，臣谓此论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郁不伸，必有待于陛下也。夫黏罕与斡离不同出，而独围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尽取中国之辎重，徐行而去。兀术生长极北，梦寐不知江海舟楫为何物也，空行问津，至于四明而后返。使古之兵法皆尽废不可用，则彼之雄杰，诚若可信矣；使兵犹有法，则彼之所为乃丧心失灵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誉丧心失灵狂惑求死之人，以为古之雄杰皆莫过也哉？

请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于东北穷远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虑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于不顾死命之中，屡败辽人，杨朴者因教以称帝改元，至尽并契丹而燕人为之用。及郭药师导以犯阙，其后遂破都城而据中原。盖昔之所谓刘、石、鲜卑、氐、羌，皆尝生长中国，奋其雄心，公起窥伺。而黏罕、兀术本无其志也，特以敢于杀斗而二国皆自莫敢较。其故臣亡虏相与为之立其国家，文法制度，参以本朝及辽之大略，繁杂牵制。若乃聚重兵，凭坚城，衣食嗜好，极于精善，非复戎虏之本质矣。始者我以二圣、显仁之故，使命百请以讲和好，骄不见从。郦琼之叛，拥全众以归刘豫，虏疑有间且合从困彼也，遂急废之，以河南、关、陕来而罢兵。兀术再出，大败于顺昌、柘皋，始稍惧我，而盟约遂定。且以女真种落而兼中原契丹为之主，其势不顺，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馀年者，以中原积怯懦不自振之气，且无有为天下倡者；虽或倡之，而居文法牵制之地，亦决不能坚壁而穷斗故也。自绍兴十一年之后，不惟我之所欲者专在和好，而女真之族类亦皆以和为利。亮氏弑君杀母，志平区夏，移都旧汴，南临江、淮，鼓声所震，水波腾涌。然发足未几而今酋自立于后矣，方变昔日之君臣而为敌国，又常声以还故疆为言。范成大之使，汤邦彦之使，中间屡较礼文矣。自其向者平视我师，投袂贾勇，及此开隙，足以取怒，而虏卒不动。今岁迁入其穴，传闻多端，难可信据；然而上京萧条，从行死丧，思燕之乐，既而复返，此不可诬也。然则女真失其故部与契丹之地，而以燕为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国者，皆以中国为法，而又愿和而不愿战，喜静而恶动，是虽有六十年积累之久，而与此二国之人，终非有手足肺腑之托也，其与刘、石、鲜卑、氐、羌之勍对不侔也明矣。然则其事在一大战而胜之耳。夫一大战而胜，虏之心摇，不复留中原，当以燕为固耳。吾之始一大战而胜，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终于胜而不可禦，使并燕得之，此则难矣。虽然，事岂有不难而后成者哉？今姑未言其终于胜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大战而胜之之道焉。胜之之道，尽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帅、必死之将、必死之士，决坏二百年糜烂不可通之说，真以必死敌之，则胜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张某阵，用某人，以奇立功者，岂可赖邪？在以实胜虚，以志胜气，以力胜口而已矣。

请言前日之所以谋为恢复者。赵鼎书生，自附于问学，收拾文义之遗说，与其一时士大夫共为贵中国贱夷狄之论，此说《春秋》者所常讲也，不可以为不美。虽然，中国之不可以徒贵，夷狄之不可以徒贱也。所谓女真者，岂口舌讲论、析理精微之所能胜邪？张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疏，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勇未足以服人，蹙迫强项玩命之将，一举而失关、陕，蜀之全者幸耳。鼎既泛然于事机之间，不战不守；虏来则进而拒，名曰亲征；虏去则退而安，名曰驻跸。而浚尤为无统。光尧四顾无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则祐陵之梓宫未归，显仁之銮辂未返；以言图功之敉宁，则治兵讲武不休，而汉虏之分决迄无期度。于是秦桧「南自南北自北」之论冲入其中，坚不可破，而鼎与浚均逐矣。及乎绍兴之末，桧死虏动。而隆兴之初，浚专以恢复之说自任，号召天下，名为忠义自喜者和而从之，其实无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则祖述范仲淹之旧说，欲与虏帅往返以定和议，为两国生灵请命；一则欲结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遗种，相率响应以谋大功。至其一败符离，师徒溃散、人情摧阻，异论交兴，而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败事，及其招徕归正、归明之人，散满内地，穷困州县，冗杂铨部。至今无根柢者上书论事，自谓能知虏情，画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岁月者，大抵皆浚所为也。盖浚与鼎乃前日言恢复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两立，南欲反城而归北，北欲夺地而来南。无义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为将帅者啖致之而不敢绝，岂真以此为立功实验哉？今南北虽复为两立之势，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旧家，常思归顺，其理必然，无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战不胜耳。威立而战胜，可使中原之士奋梃逐虏而迎我。然吾之真能恢复者，终不在此。况于契丹遗种，岂可诱致？此与童贯辈用郭药师伐燕拒女真何异邪？浚年少为将相，困踬白首，忠义不衰，而其所经画者止于如此。光尧圣训言浚终不可用，岂非知人之明哉！今乡曲之拐士，志在邀利取宠，复取浚门下已陈之说，更互藩饰，以为北方之奇策；而国信小吏，以土物相馈遗，窃问厮养，而谓得虏密事以相衒耀；沿淮守臣，思为进用计，布心腹于跳河之曹，越淮未几，撰造虚事，以为间探之明。若此者纷然继踵，而恢复之说，遂与举子习程文以媒课试者无异，而国事真无所考据矣。愿陛下一扫尽去，勿留圣思，力行今日之实事，以实胜虚，以志胜气，以力胜口，用必死之帅，必死之将，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内责其成功可也。

请论今之所当分画者。虏以得中原为守而不以备我为守，其战妄进而已，其守严兵而已。昔人南北对垒之形，彼不知也，我无对垒之势故也。然而吾以其无对垒之形，而战则亦欲效彼之妄进，守亦欲效彼之严兵，是所谓无对垒之势者也。符离之战，是妄进也；虽使得宿，得亳，得徐，遂至汴郊，将何为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进者，明我之不敌尔，而我亦效之，何哉？驻劄之兵，是严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于无用之地，将何为乎？故我之当进而置兵者四：兴元一也，襄阳一也，合淝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当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当进而置兵，其必进者二：兴元也，襄阳也；其不必进者，则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谓必进？襄阳之出宛、洛，兴元之出秦、凤，二者我之所必当有事。据中州，按关、陇，形势之最先，古今之同论，决不可易者也。何谓不必进？从淮以出亳、宋、大梁，地散而难一，且虏之所必争也。虏所必争，吾能拒之使不可进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进所以取齐也。使关、洛事济，四方响答，朐山复来，则可用矣；不然，则练而待之耳。何谓当守？夫建康、鄂州，非当守也。然为国必分内外，其四外也，其二内也。内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安江南也。虽然，置兵无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则合淝最多也，兴元、襄阳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尽二十万，足以满之矣。夫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无备，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攻坚排深之力而后可。我以此进，彼亦以此进。昔日谓彼能而我不能也，今无谓我能而彼不能。故我能彼亦能，尽我之所能以较彼之所能，短长相形而胜负分矣，一再胜则伯王之资也。夫天下之功难成也，天下之事难谋也。晋、宋之间，耀威河南常事尔，枋头、灞上、滑台、虎牢、洛阳，皆得至焉。独其不合天下之势，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复失淮，复失江北，故隋并陈也。绍兴十一年之前，中原之号令犹或可接，后始截然矣。末年溃乱，而诸将亦或有所至，今也复不能望见襄、庐以北。论者方嚣嚣然以取中原为希世之事，不知中原虽可得，而北方犹未可图也，况其不能望见襄、庐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宜执分画之要，谨命帅臣，立为至难不可动之实，以对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气势，而不务出于无备不意，以为立说之观美而实不可用，此则今世谋事立功之始也。

盖今之所谓分画者，以一当一，而以一取一，适得平焉。以蜀当秦，亦以取秦；以荆、襄当韩、魏，亦以取韩、魏；以淮当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当齐而志取齐焉。如是而长江之内，深入吴、越，旁极闽、广，而我之所以为国者，又当在分画之外，其自守犹为有馀。至于人徒、兵械、财谷，而我之所以为具者，不待收聚经营而可以自足。则是非必奋于微弱，立于艰危，以小取大，以寡取众，若昔者越之取吴，燕之取齐也，又非若女真之于辽与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华者我之名，报复仇耻者我之义，则自燕以南，其势易以倾动而从我。若是，则我于一当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谓易者。虽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无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难也。力均者必以力胜，而我又有所谓难者。自宣和以前，以弱势行弱政，百二十馀年矣。宣和以后，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气夺心慑，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首奋势，大正其纪纲，欲必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内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窃笑，或以惊骇，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异论四出，解体不前。且复人才未尝素练，识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则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而变，财之欲少者未必不因而乏。此必至之势，而君臣相与之间，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虽然，事决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盖昔者其人所行之事，与其人所立之论尚为不远。论立于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后挟弓注矢以从之，故弓矢从的而的非从弓矢也。今日之论，先揣其人之不能行与其势之不可行，而论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无能而已。自东晋王述、蔡谟始有量力度时之论，而殷浩诸庾屡谋北方，桓温事力尤盛，谢安时会最捷。然皆劳民动众，无所成立而败丧随之，故王述、蔡谟之论胜。而今世偷惰无能之人，窃取其说以疑乱当世，所以国威久不振，而陛下欲为之志久而无所为也。故臣愿陛下究观古今之变，尽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难易之实，解胶固，申挛缩，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倾耳张目，耸动四顾，而莫知陛下之说安从出也，然后立坚定之论而讲分画之规，警策群臣，生其智力，以终行陛下之论，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群臣一前一却，怀诈饰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无能也。此天下之大决，安危兴坏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者也。知此者定，则臣虽微且陋，得以其说为群臣之倡，承望圣意而敷畅于下，诛赏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材出矣。

秦既一天下，筑长城以限胡，蒙恬将重兵境上，匈奴畏威远遁。秦之亡，非戎狄能为害也。汉初有天下，韩、赵更叛，匈奴屡入，高帝受围白登，仅以身免，始与中国分权并角。自后历代盛衰不常，攻守异用，和战迭行，而安危存亡系焉。以本朝故实考之。渡江前约和坚定，而南北幸无事者百馀年矣，渡江后约和坚定，而南北幸无事者六十馀年矣，前世所未有也。然于其中间，盟誓渝爽，和约倾败，则恣意摧残，极力倾辱，中原故地沦没大半，残杀之暴，遍于江、浙。其他琐琐一嚬一笑而能制吾之死命者，常人耳目惯见熟闻，不暇赘陈矣。韩侂胄愚騃专擅，以功名自喜，轻举妄动，号为复仇。中国皇惧，亟杀侂胄，匣其首谢虏，请再定和约，甫得无事。忽女真、蒙靼递相攻击，议臣谓可乘隙经营，遂绝币罢和。六七年间，牵引山东、河北，破坏关外，未有毫发之益，而所丧巨亿万计，东南之人不得相保。夫安危大虑，存亡大决，必有成论，终始不移，课功索效，若探囊而取，犹恐不及。奈何疏略茫浪，一不顾计，如处燎原焦烂中，乃谓得清凉安坐之乐哉！窃尝朝思夕念，非复归于和，终不能一日无事，然而势有甚不可者。女真、蒙靼，兴灭未定，各责重赂，争邀厚礼，使聘并驰，何以立国？绝旧希新，后福奚算？禁新挟旧，先效焉取？化我沃野，卒为污莱，一也。山东忠义，聚于山阳十万，始畏其强梗若仇敌，今安其捍禦如腹心。使蒙则已疑，和金则增忿，反侧立见，变乱遂形。且养兵百万，安有倚山东人捍禦之理！北不为北，南不为南，则议和方为目前莫大之忧矣，二也。议和不可，独有守淮。淮非边也，今为边耳。前世守边，旷数百千里无垣塞，当其盛时，虏不敢入者，以人守之也。本朝废不用，自以文法为守，渡江后尤密矣。然百守而不一固者，知以文法为守而不知以地为守也。今欲一守而百固，则必画地而守。姑以近事言之。嘉定十年，虏始突中渡，自是我无岁不守，虏无岁不突。梅林、沙窝，山水阻深，虏绕出其后，残黄破蕲，直至大江，湖南、江西处处震动。今建县为军，升关为使，是弃淮而守江也。然其百守而不一固者如故也，一日突过，则大事去矣。愿庙堂回虑易意，行一守百固之策，自淮为始，画地而守，今岁行之，来岁必收其效。天子以保民为职。宰相群臣，助天子保民者也；智虽绝伦，谋虽超众，必其可以保民而后用之，不足以保民者不可用也。今西则阜郊保、洋州，东则眉子洲，北则泗州，南则蕲、黄，我百姓死者四十馀万人矣，是累岁守边之策果不足以保民也。行之不变，民命都尽，其事非远。且民知其终不足以保我，必将自求生路，东南全蜀皆为盗区，是时虽欲一守而百固，可得乎？淮濒，美土也。其水清，其鱼肥，其种易熟，其熟不独饱，东南之地不能及，非塞外沙碛比也，民所乐耕而愿守也。请朝廷专建使名，自一里至三四十里止，令民居之，有陂泽之利者固之，有已居之家者助之。于淮水内^⑴深广壕堑，略如冈阜，乘高瞰下。虏攻则拒守，常时耕作自恣，以逸待劳^⑵。夫浙西都邑，我之阃奥也；江东、西，我户庭也；两淮，我界限也。譬之人家，必严其界限，不使偷人暴客突过，而后户庭、阃奥得安焉。今虏一突过，则吾界限数百千里之民以肉喂虎狼，然犹以其未至于户庭阃奥也而忽视之，此旁观之所以凛凛也。

自一里至三四十里，居民可百家（袁云：元稿有「则为一堡」四字。）。淮名千里，实可居七八万家。请朝廷专建使自为之，勿委边帅^⑶。募浙西、江东、西、湖南、福建厚赀产及盐茶米商能以力居民者，自一里为差至五里止，计其费以官之，或^⑷佐以盐茶。募及其三，即择阴阨，先为之遣将将万人，沿淮上下以护其作^⑸。虏来争，幸三数得胜，则惩创渐退，吾役可成矣；其败，谨勿追蹑。如此，则淮间极边，有材鸷勇力头目数百人错杂而居，其麾下所将可任事者亦不为少，一二年中，安集稍定，则边头形势壮，而淮地三四十里外，南至于江，可以奠枕，淮奠枕则江南晏然，不忧二虏矣。卖官有常价，然无仕进之路，民以为弃己也。今自一里而至三四十里，所居百家，室庐、粮种、什器、浚壕约费三万缗。其能五里者，补宣教秉义郎，即理知县、监押资任，其下差次。关升改官，自知县监押而上，两任通判、路分，两任知州、路钤，不愿转出者，与职名或朝官称谓。任子孙出仕依常法。淮东、西已成，西至襄、汉，土尤美，民尤乐耕愿守；其无水险可因者，再浚之。古人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山川丘陵为地险，不以人为险也。今极西至关外，已有山林堡障。然自与虏和，不知捍蔽之利，而和约一败，则被残破之害矣。山东忠义人，决不可同处。石圭已叛。今淮北实得州县若干，立李全为大使，专其地。自五百人首领已上，各差次与官，某乡某县皆析与之，居处耕作之费皆稍助之，使之欣然挈携北去，北自为北，南自为南。观今议者往往以为山东忠义既聚，理无复散，因循目前而忘异日之大祸。然何待异日，可畏甚哉（袁云：此一段系回刘子至书。）！自府兵立而兵农分，自府兵废而兵农不可合，遂遗唐、五代之患，而本朝至渡江受其极弊。略计四总领之所给，岁为钱六千馀万缗，而米绢犹不预。百官群吏，日夜鞭挞疲民以奉其费而不能安也，危乎殆哉！夫因民为兵而以田养之，古今不易之定制也。募人为兵而以税养之，昔人一时思虑仓猝不审，积习而致然尔，改之无难也。请择任总领，以濒江近里凡民夫四至包套而种植实不到者耕之，其屋宅、农具、器用、役作、种粮，朝廷各给与百万缗。今安边所及岁币所不用，足以办此。若尽力为之，倍给可也。欲其坚实完好，皆粗如私家，家为百亩，可为三十家，从兵居之^⑹。教阅皆如在军法^⑺。次用总领历后钱。往岁历后率一二百万缗或数百万缗以上，近馈师常苦不继，当无馀矣。次募故将相贵臣家子弟之愿进者^⑻。自百家至千家，第其官职而褒优之，虽次对可也（卜式为关内侯，往事之明例也。）。然则四总领五年中当有十万兵，不待粮饷。通以十年，则六千万缗及它米绢皆无用，而月桩、和买、折帛、折估、青草诸钱，皆可大削损而归还其民。夫其所以简易捷疾能若此者，岂有奇术！特以田养兵而不以税养兵尔。古人为天下，虽黄帝、舜、禹，无不战者。惟孙武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呜呼！彼固以其学意之尔，非真能不战而屈人兵也。虽然，于今则有可以不战而屈二虏之道。彼既挫于吾坚堑之下，求战不获。昔耶律德光既灭晋，尽以其兵分守中原，忽刘知远称帝，所在州镇起兵逐之，虏遂大败。今吾下令中原人勿与虏角，签刷勿应，先锋勿行，能取胡一级（必真胡人，中原人勿自斗也，），与钱五百缗。彼有无穷之级，我有无穷之赏。以其名王、贵婿下至千户级来者，差次重赏，级至二十万，则真胡人部伍离散，无与守中原者，遁还其巢穴矣。故曰「不战而屈人兵」，于今独然者，亦非有奇术，适值其时然也。城濮之役，但言「少长有礼」，一战而胜，遂霸诸侯。本朝制兵，虽荒陬绝戍，一阶一级，佥归伏事，可谓严密矣。然而龠米寸帛皆仰于官，先军后民，养卒不满三千，阖郡为之困弊，举三百年之中以为无可为者，亦不思以田养之而徒以税养之故也。今欲傅城三十里内，以爵及僧牒买田。今岁买之，则来岁之获可永减民税十之三，官以其全赋给一郡之用，犹馀十之五^⑼。营分给散，悉循今法，无改毫分。夫可以损民税之十三，可以赢郡用之十五，所行止于傅城三十里之近，而一境数百十里之远不预闻焉，取成于一岁之内而无悠久而难见者焉。昔人有言，「利不百者不变法」，嗟夫！此亦百矣，可以变矣。尝以温州赡军，粗为程式，虽吏文粗鄙，今特存之。

臣窃以陛下循祖宗之旧，特诏近臣，于科举之外荐闻天下之豪隽，许以极言当世之事，而考察其尤异者，秩以不次之爵，待以非常之用，而天下之豪隽，亦莫不欣喜自效，愿致于其间。夫开天下以不讳之门，纳疏贱于至高之选，此岂非尧、舜之盛德哉？而臣之不肖，则独有所甚忧于此。何者？治道本不如是之易言也，而陛下必以言求之。使臣而少言之欤？则略而不足听；尽言之欤？则可以听而未必信。而天下之不知者又将强言之，于是天下之言杂然并进，而其上莫能择也，则一切以为空言而尽废之。夫以有用之学责臣等，而卒不免以空言废之，此非陛下之意也，而其势有必然者。盖自庆历、元祐以来，著而为书者，何其众也！其于天下之治乱，军旅、钱谷之大计，常先为之画而以意处之者，何其敢决而不疑也！其言之多，思之深，岂无一二足用于世哉？而后进之士，耳剽目习，以为言语文字之流，使之运奇于异说之馀而求夸于陈言之外，足以败天下之定势，则夫朝廷之上，于其发谋举事之际，而何以为守！是故今日之患，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患其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其尽言而无所用。夫上有宽博无忌之心，下有慷慨尽言之意，皆前世之所不及也，而其效止于若此，此岂可不为之深忧其故欤！以臣所论，士之深识远见，卓然特出，有志于天地君臣之大义，而务尽其精微以兴起一代帝王之业者，虽以汉、唐有国之长，其间不过数人而已，况其不少槩见，而泯没于山岩木石之间者。此臣所以中夜窃叹，废食忘寝，以为陛下幸使因方正之选，万一能进于朝，则其所以稽参成败之迹而推原当世之故，宜特发其大意而无至于尽言。夫废置更革，立命造谋，而出政事于天下者，天子与大臣之事也，而疏远一介之士，岂得以借言之！夫惟居安者不思其危，习常者不察其变，见近者或忘于远，独任者或失于人，计利太卑而求民太甚，持法愈密而为治愈疏；至于经国之规，御世之要，切近而不为陋，宏阔而不为迂，盛衰之相因，治乱之相易，若此者臣皆有以发之。夫朝廷之上，公卿百官所以统天下，而常患于不能知天下之情；四海之广，南北异俗，贤愚异虑，而常患不能通朝廷之意。上下不合，则祸败出于其中而不知。故臣以为，诚略发其大意，见于馀篇，而又序其所以发者本末如此，庶几无猖狂惊世之论，豫定必然之谋，以逆堕于空言之讥而失明天子设科之意。陛下幸使大臣择焉！

臣闻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夫莫尊于君之名，莫重于君之位，然而不得其道以行之，则生杀予夺之命，皆无以服天下之心，其所以为之臣者，特迫于名位而不敢抗耳。夫是，故以天下之大，常沾沾焉疑其并出以挠己，而禁防维持之不给，尚安能保其民而与之长守而不变哉！昔之人思其所以为人君之道，以授世主而使操之者，其说多而详矣。或以为所宝者在令，令行而莫能逆，故有留令、亏令、不从令之罚，皆至于死；或以为权者上之所独制，而不得与臣下共之者也，故杀之足以为己威，生之足以为己惠，而天下之事自己而出者谓之君；或以为人主之所恃者法也，故不任己而任法，以法御天下，则虽其父兄亲戚而有所不顾。此三者，虽非先王之所废也，然而不以是先天下。而后世之君，奈何独甘心焉！是以申、商、韩非之祸，炽于天下而不可禁，而其君之德固已削矣。夫偏说鄙论，习熟于天下之耳目，而近功浅利，足以动人主之心。于是以智笼愚，以巧使拙，其待天下之薄而疑先王之陋，以为譬若狙猿之牧者，数千百年于此矣，哀哉！盖世有狎猛虎者，能使之忘其搏噬之毒以媚己也，此盖非智巧之所能为也。而况治天下者，慈父母之于弱子之类也，又非若狎猛虎者之类也，智巧何为于此哉？以智巧行令，其令必壅；以智巧用权，其权必侵；以智巧守法，其法必坏。臣窃尝悲当世之故，而其义不得以尽言，请泛论前世之帝王得失成败可考之迹，以见其意。其远而在唐、虞、三代者，臣未敢及焉。秦始皇、汉武帝，雄武之资，慑服宇内；意所诛戮，如毙犬豕，东征西伐，万里巡狩，役使天下以赡其欲，而天下之人赫然震恐，不敢自必其命。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威，后世之君，虽外讳其失而中有羡慕之侈心焉。汉之宣帝，有明智之才，执赏罚之柄，足以独任天下，鄙远俗儒而参之以霸道，略务宽厚而齐之以法律，其勤敏不懈，而及于工技之细，器械之微，而天下之人拱手退听，不敢有所自为以逆其上之意。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权。唐之太宗，少而为将帅，长而为帝王，英锐明达，驾驭贤俊，利在仁义则行仁义，利在兵革则用兵革，利在谏诤则听谏诤，惟所利而行之，而天下之人，欢然毕力愿为之用，至于弊精罢力，继之以死而不悔。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功，是以后世之君，推其求治之心，欲庶几焉而未之得也。夫慨然有志者，不免于羡慕始皇、武帝之侈，而精实求治者，又止于庶几宣帝、太宗之事；然后以其智巧而行申、商、韩非之说，则虽有天下之威也，天下之权也，天下之功也，抑犹未得其所以服天下之道，而徒恃夫名位以临之者也。且夫风俗之所系，治化之厚薄，享国之长短，人心之向背，是岂可不留意而详择也！故臣以为天子之明圣，诚能破坏数千百年之偏说诐论而无所入于其心，虽不远求唐、虞、三代之名，而近亦无取于汉、唐之陋，则人主之实德见于天下，而天下服矣。

所谓人主之实德者何也？岂不以其容受掩覆，大度不疑，有以深结其臣民之心欤？夫猜忌不信，持法必行，阴见天下之过，而戾戾焉有疾其臣民之心，使之胁息目语而不敢肆者，则夫容受掩覆，大度不疑，旷然而与天下为一，是宜可以服天下也。虽然，天下之治，非若是而可致也。名位者，人主之所自有，天下不得与也。好治之君，常恐名位之去己，是故或出于令，或出于法，或出于权，役巧任智，断制刑赏，以执天下之命。若此者，凡以为留名位之术，而不知夫名位者不必留而未尝去也。未尝去而留之，然后天下始有不安之心，不安而将去也，则必反之而后可。然则容受掩覆、大度不疑者，是亦留名位之术也，未有服天下之道也。古之圣人，自知其身有可以服天下之道，而因名位以行之。何者？天下之政，其大者为礼、乐、兵、刑，而其小者有期会节目之要，其远而万民而近则群臣侍御仆从之职，其物为子女、玉帛、器用、服食之事，而其所分别好恶者，则在于君子小人邪正所由之途也，吾之一身足以验之矣。其于事天地、尊宗庙也，真见其肃恭诚一而不敢懈而神祇祖考之来格也，非貌为之敬而意其不吾享也，而况于简慢废阙而不知畏也！其于刑狱杀戮也，真见其哀矜恻怛而不忍，虽不忍而不可赦也，非徒减膳、彻乐以为是虚文故事而已也，而况于轻怒暴诛、喜深而致刻也！其于天下之民也，真见其可佚而不可劳，可安而不可动，可予而不可夺也，非轻租、捐赋、宽释逋负以为之赐也，而况于急征横敛而无极也！其于群臣百官也，真见其官各有守，才各有宜，畀之以事而不相易也，非贵其所贱，亲其所疏，而要之以报己也，而况于姑使之充位而自用也！其于听言受责也，真见其过言过行之出有以害天下而幸其臣之告己也，非内不乐闻而外为宽容之意以悦天下也；于其言也，可从则用之，真见其朝不能以及夕也，不徒听之而终置之也，而况于拒谏塞谤而以不受教为能也！其于君子小人也，真见君子之可敬而小人之当远也，诚以恶佞谀而好匡救也，不徒敬君子以为名而乐小人之自便也，而况于疏君子而比小人也！其于声色、游畋、玩好、珠玉也，真见其简静而无欲，屏弃而不御也，不待于欲之而以理禁之也，而况于沈溺堕坏于其中而不知反也！积之以岁月，真见其悠久也；烦之以万机，真见其能无倦也。凡此者，皆实德也。真意实德充塞于人主之身而施之于天下，是故其高厚可以配天地，其明察可以并日月，顺阴阳之序，遂万物之性，裁成辅相以左右民，鼓舞动荡，运转阖辟，则令不期而信，权不制而尊，法不严而必，兵强国富，而讨除残暴不顺之夷狄，何向而不济！故人主诚自知其身有可以服天下之道，则偏说诐论，何足以累于其心！且夫忽近而务远，虚内以事外，恶静而不能动，喜强而实弱，此人主之深患也。方其长虑远想，拊髀太息，而思功业之盛，忿夷狄之骄横，则欲锐兵勇将，鼓行四出以诛之；厌风俗之颓堕，则欲考核名实，数见赏罚以厉之；财之未丰，兵之未练，则欲讲求遗利，肄习行伍以精之。故夫人主有好治之意如此其急者，必自知其所以服天下之道，则众务不劳而并举矣。

欲治天下而不见其势，天下不可治已。昔之论治天下者，以为「三代之时，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质，周之文，数百年而不变。其后周之失弱，秦之失强，故忠、质、文之相代，若循环之无穷」。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于惠也，则莫若济之以威；强之失在于威也，则莫若反之以惠。惠止于赏，威止于刑，故赏不至于滥而无所劝，刑不至于玩而无所惧」。盖其意以为治天下之势无出于此矣。夫一弛一张者，弓也，而羿之能不与焉；虚而敧，满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与焉。故三代非忠、质之尚，而周、秦无强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尧、舜、禹、汤、文、武，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虽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浅深，而要以为天下之势在己而不在物。夫在己而不在物，则天下之事惟其所为而莫或制其后。导水土，通山泽，作舟车，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义、礼乐、刑罚、庆赏以纪纲天下之民；至于宾饯日月，秩序寒暑，而鸟兽草木之类不能逃于运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圣人自为之者也。及其后世，天下之势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势之至也，汤汤然而莫能遏，反举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锋；至其去也，坐视而不能止，而国家随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而用区区之刑赏以就天下之势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见其可也。盖天下之势，有在于外戚者矣，吕、霍、上官非不可以监也，而王氏卒以亡汉，有在于权臣者矣，汉之曹氏，魏之司马氏，至于江南之齐、梁，皆亲见其篡夺之祸，习以其天下与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奋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势无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乱，西晋之倾覆，此其患特起于公卿子弟、里巷书生游谈聚论，沈湎淫佚而已，而天地为之分裂者数十世。呜呼！势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犹豫反侧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于宦官，或在于士卒，而举威福之柄以尽寄之者，此甚可叹也！臣尝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临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脩举，文武并用。太祖皇帝践祚，十年之间，不耀兵甲，俘取僭伪之君若拾遗，而天下为一，身致太平，为子孙万世之计。向之衰败圮阙者二百馀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图回收取不能什一，而孱王幼主，俯首服从，相顾愤发，以至于流涕痛哭莫敢谁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内，何其速也！此无他，能以其身为天下之势，则天下之势亦环向而从己，其必然而无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恶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岂不能自谋？勇者岂不能自卫？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赏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赏生杀，岂以吾能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虽然，鸟高飞于重云之上，鱼深游于潜渊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忧。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后先，维附联络而不敢自弃者，诚以势之所在也。故夫势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则治，离则乱；张则盛，弛则衰；续则存，绝则亡。臣尝考之于载籍，自有天地以来，其合离、张弛、绝续之变，凡几见矣，知其势而以一身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臣请言祖宗天下之势。天下之势，其乱也有门，其亡也有途。夫高垣厚鐍，足以备盗贼于外者，此众人之所为无忧也。盗贼在内而与我共其垣鐍，絙垣掊鐍而纳外寇者，此忧之所不及也。天下之乱与亡有五，而人主之得罪于民不与焉：一曰女宠，二曰宦官，三曰外戚，四曰权臣，五曰奸臣。此非特秦、汉之近事为然也，而三代亦莫不然。是五者有一焉，此其天下未遽乱也，未遽亡也，而天下之垣鐍已与我共之矣。发以虐政，致以严刑，而播人主之失德于天下，然后乘之以水旱，动之以甲兵，则小者乱，大者亡。是故善治天下者，不惟闭是门也，又使其门陋而不足求；不惟塞是途也，又使其途微而不足行。太祖、太宗，削平专国，统一方夏；真宗、仁宗，祈天永命，乂安海宇。当是时也，其要在使天下无女宠，无宦官，无外戚，无权臣，无奸臣，随其萌檗，寻即除治；而又蹙狭其门，颠错其途，使其至者蹊隧绝灭，四顾而问，不得其所求，俛首而去之。宫中之裁决，大臣之平章，近臣之献纳，小臣之议论，无不咸出于此，操天下之垣鐍，以与天下共守之而无所害。是故以言其井地牧民、税赋均一，则不如周；群臣才智，赴功遵力，则不如汉；蓄积富厚，国用沛然，则不如隋；拓地沙漠，冠带夷蛮，则不如唐。然而天下之势，周密而无间，附固而无隙，不忽治而乍乱，几亡而仅存，可以传之后世，垂之无极，则远过于前代。夫学者之言治也，其远而在尧、舜，则常苦于迂阔而不信；其近而在汉、唐而可信也，则又以其不能久安长治而不足称。然则祖宗之天下，亦可谓盛治而无以加矣。而中国之所患者，辽人也，夏人也。夏小而悍，辽大而骄。大而骄者，或汎遣命使，传道言语，以示其嫚侮之意，则天下恐然如有百万之师，申严警备，旁及岭海；为之益金币，厚书辞，水陆之产，百物毕致，以中其欲。小而悍者，或狂僭自大，窃扰边鄙，则大帅贵将，相次陷没，配民为兵，多至百万，分遣大臣，经略中外，朝野聚议，谋画屡请，而卒之天下困弊，一方空虚，曾不足以奏一战之捷。然而朝廷之上，羁縻慰抚，不失其欢；而天下之士，相与慷慨愤激，渺然长虑，以为不可以久也。故其大言者，则欲脩改法度，振起弊事，使天下富强，将士用命，然后鞭笞以臣服之；小言者，则欲绝赂以斗之，反间以乱之，屡出以扰之，委西北之地，使之人自为守以持之；而其所谓见远察微之论者，则皆以为异日天下之大祸，存亡之所由分，必出于二虏而不可救。嗟乎！处至足已安之势，而有慊然未厌之心，深思极智，以为国家忧未然之外，其意诚若此矣，而况于二虏之必然欤！虽然，法始变于熙宁，成于元丰，虽中沮于元祐，而卒行于绍述之后，凡祖宗之旧，废革无馀，则其大言者既尽行之矣。前取兰会，后取鄯善，招拊族帐以剪西人之手足，则其小言者又略试之矣。二虏卒无患也。而天祚昏虐，反足以自亡其国而已，尚何足以为天下之忧哉！则见远察微之论，习于目前而终不之验欤？且夫当中国安富、契丹抗衡之际，天下岂复知有女真也哉？彼其崎岖种落，人则不当一校，而岂有窥窬二大国之意于数百年之前者乎？盖所以致靖康之变者，昔之五患有其四焉耳。由此言之，天下之势在内而不在外也。故其上莫若使势在己而不在物，其次莫若使势在内而不在外。忘内忧外以起内乱，其为计也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