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建行社仓之法，使愿者必里之富豪大人，常平借其粟以贷民而收息什二，米足偿官则以息之所积岁常给散，可益多而不穷。盖其法必使有司不与焉则无扰，取其愿为而已则不强，其息此民自贷者才半则能抑兼并无已之心，因常平而成社仓则不费，以民所自食者还而与之而不至于凶岁徒受官粟则有义。然则先思其无害而后为民兴无穷之利，宜其说之无不便矣，而论者犹多以为疑，或以为民玩而不偿则刑必用，或以为任事者贪而不足信则粟陷而法必坏。且以偶其民之所不愿而上之所必行，则其势亦不得而不强也，而又常平之藉借少而贷者多，则恐社仓未成而常平先废矣。此其说亦果然欤？且使因此而为社仓，则奸人执米粟之权以生事者将反多于旧，则求以便民者或以弊之，又果有此欤？夫举事而不便之论先起，此固古今之所患，今也逆虑其无不便而犹不能免者，何欤？呜呼，社仓一事尔，至微不足道也，而儒者之学，其所以为民深计者条目至众矣，而卒难行欤！愿所以审稽之。

君子小人消长之际，其难言欤！为君子之意，常欲使国无小人而后天下治，天下其可以无小人欤！小人之于君子，亦必若是矣。君子之疾小人也甚，小人之怨君子也深，此固祸患之所从来矣。嗟夫，其亦何以合之欤！诚使君子知小人之情而不以己之所长形其非，小人乐君子之名而不敢出其不肖以与之较，君子小人相安而不求胜于天下，其亦可以治欤？《易》于《泰》之九二曰：「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而《否》之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盖《易》以君子为主，其否泰之时尤在于维持而安全之，然则何独不察此乎？国家尊名以厉俗，养望以隆贤，四五十年以来，虽未至于甄叙清明，内外不杂，然而小人乐君子之名而不敢较，此则天下之所恃以为治也。夫天下治乱其权在君子，而衅兆之相寻、气燄之相乘，亦可畏矣。若夫汉有党锢，厥咎何由，唐世朋党，致患何始，消弭范防，岂无其道，激作斗间，抑又甚焉，所谓维持安全以为天下国家之虑而不专其身以私其徒者，又将谁属欤？则可不思其故乎？

周成王以幼冲嗣位，四国流言，信任不明，内外交祸，几危周室。前辈谓成王本是中人之资，周、召二公尽力弼谐，考之《诗》、《书》可见。及其末年，聪明睿哲，师用贤圣，修立制度，兴行礼乐，以至张皇六师，四征不庭，海内率服，遂为三代之盛王。然则后世贤君少而昏主多，岂其得于天者有所不足耶？抑辅相师保之功不至也？

昔尧、舜、夏、商之治，武丁、文王皆以数十百年之久，恭畏不怠，克成厥勋，而夫子亦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圣贤在上，以远大为心，不以迫近为效，此古求治者之常道也。秦、汉以来，所谓贤者若文、宣、光武，莫不课计岁月以求速成之功，而唐太宗直以数年之间剪乎方夏，稽慕仁义，遂号太平。呜呼，何其甚易者欤！岂古今之时不同而其治效之难易亦随以异哉？将古之圣王务尽其诚心之所安而不饰于耳目之外，苟以笼取虚名而然也？虽然，先勤而后勌，始成而终毁，固圣贤之所畏矣。恭惟圣上博谋海内，明诏臣下，治功迟速之验，天人佑助之符，喟然有追迹武丁、文王之意，源流深远，休德甚美，此尧、舜、三代之功可以复继之时也。故愿与诸君考次古今之治所以难易者，审订其要，以补国论之中焉。

《六经》载道德性命之要，而孔、孟之书为义理之宗。不幸更秦焚弃之馀，后千馀载，虽有特起之士，或以章句，或以文词，皆止于记诵笺解而不能通其意，士之聋聩固蔽不及知圣贤之大义亦已甚矣。盖自近世百馀年之间而其学始明，其荡涤俗儒傅会牵合之论，而人人皆自以为得孔、孟不传之意于六经群藉之外。虽然，自其时而异同之论起而相攻固已众矣，所谓道学之说是也。或疑其清谈而无用，或讥其好怪而近情，或以为迂缓取名而不及于事，而其甚者则以为其学杂出于佛老之篇说。嗟夫，岂其果然耶！岂其不足于其道者特为沮妄俚近之语以诋之而然耶！夫学问固不可与不知者讲，而圣人之道其始莫不皆以为自得，而其终之差殊遂至于相攻而不可解者，果何欤？古人之学不专在书也，孔、孟、周公、汤、武、尧、舜之盛，所以成其德、明其道者，非章句文词记诵笺解之谓也，则道学之说既得其要矣。虽然，古人所以成其德、明其道，扩而推其所存以与万世之理合者，其必有本末先后之可见，而今或未之闻焉。然则因不知者之论以与其知者讲明之，其或可耶？

王通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盖司马迁始以己意改古史之法，此通所为论也。迁自以为唐虞世主史事而易古法以从己意，何欤？古今之史不同矣，请因是而极论其所以然者。

患目前之难为者，其正大宏远之法常至于不得立，此甚可惜也。昔者戴盈之告孟子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夫盈之所谓未能者，岂非以其目前之近患也哉？而孟子诮焉，谕之曰日攘邻鸡者，以为直当速已而勿为耳。夫不计其事之利害而独论其义之是非，以孟子为之，必有道焉，而盈之之智不足以及此欤？然则不能反先王之政而甘心于末利之征，岂亦后世有不得已者？往者诏书宽大，取凡州县之关征非朝籍所置者尽废之，盖庶几于周文之治焉。既而又蠲畿甸之内其为商之征者一岁，以今之厚利举而委之州县。然则虽文王亦未必能也，所谓正大宏远之法，其将由此而遂立欤！虽然，自关征之废也，州县官吏皇皇然自以不足为忧，而都畿之内又方病其岁家之不给，虽出内府之藏以偿其入，而顾以为隐征羡利在于倍称之外者，今无所从得焉，而问其目，则曰官吏之禄也，兵之廪也，朝廷百事之须也，是固不可缺者。嗟夫，此特目前之近患耳。虽然，以仁心行仁政，其势常沮挠于目前之近患，而有大于此者，则将真不可欤？今将讲求孟子之遗意，其所以能速废而立政者，必不使有目前之患以自沮其良法，而遂宽盈之之忧，可乎？夫果若是，则岂惟关市之不征哉？夫果不若是，则凡为厚歛多取之术者，固后世为国者之正义也，其何以辨之？愿尽心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盖上以仁义为心，下以正君为义，则天下之民被润泽、蒙休德，而唐、虞、三代之盛治皆可考而无疑。圣上临御，富安海宇，君臣之道，尤在责难，仁义之意施于政事者至矣，不可悉数也。比者郊祀常典，克举弥文，而近臣请禁刺史州县毋得于名籍之外有所求取以为贡举，诏既许之矣。又以往岁却羡钱为缗数十万偿其州之赋入也，请申前事以戒天下，诏又许之。而江汉之舟驾空航以输征算者谓之力胜，复用奏请，俾得蠲免，诏又许之。若是者，岂非上之所以为仁义，而下之所以正其君者乎？随奏即从，屡请不厌，曾未终月，三善继之。呜呼，虽尧、舜、三代之君臣，其何以过此哉！当今之患，末利盛而本业微，取已尽而用不给，臣工奔走，争以聚歛为先务，而公私罄竭，不能一朝安，其故安在？天下之民愁苦无告，犹不为被润泽、蒙休德也，何哉？将意已善而实未孚，抑法有弊而势难革，或言于此者未察于彼，岂先其小者，姑缓其大？且下有未正而上无不从，推广仁义之意而施实德于民，庶几复见什一之法，关讥不征，泽梁无禁，农乐在野，民欲出途，以追唐、虞、三代之盛治，在斯时矣，其深思博考以俟询择。

使天下之人皆可以谏其上，此圣人之盛德也。然而天下之人懦者不敢谏，庸者不能谏，其敢且能矣，又有不欲越次干名而谏，则谏者不既加小乎？于是专置谏官，集数人之耳目而尽天下之事，使之无不可以不谏，然后过失可闻而壅蔽可通矣。此亦治道之所由兴也。虽然，后之居其官者往往反不知所以谏，及欲修其职而谏者，或乃以为触忌讳，肆侵讦，怒之，甚者至诛绝而不使谏焉。则有者亦必旁引曲讽，先请以闻，而后敢试言之。呜呼，何其难也！然则居今之世，治其官、修其职者，其不顾而辄谏，以尽言为能乎！如必旁引曲讽、先请以闻而后可也，或者以为上有讳、怒、诛绝之意，则宁力争而强谏；若上有容纳宽大之德，则不如有所俟焉，以成其君臣之美名。果若是乎？然则古之人亦有若是者乎？二三子学而求用者也，请试择之。

治化莫盛于周而礼文大备于周公，盖儒术之所由出焉。及《六经》成于孔子而诸儒世传之，其后豪杰大贤间起，皆自著书，以翼其道，所谓尧、舜、禹、汤、文、武之统纪，圣人经世之事业，皆独得之，而邪说杂学不得参焉。夫其博通于天地人之际而推明治乱废兴之原，指麾拱揖而能使天下定于一，可不谓盛哉！然上下数千载间，其晦明离合之不常，用舍盛衰之不一，亦未有能专儒者之用而尽行其学者也。敢问自春秋以来，齐、晋迭兴而诸侯自各守其国，于儒者曷用？秦废儒术，既立天下矣，汉兴凡四百年，其以儒佐之乎？抑自有以立其国家乎？魏、晋之后，战争不已，固不足以言治矣，而儒者之学亦得少自见于其间乎？至唐海内合一而法制最修列焉，当是之时，儒道之大者惟王通，或以为通之道不及用。若太宗犹不为用儒，则唐氏之于斯道也复何赖哉！盖又更衰乱而至于我宋，其极治太平而儒者之学亦益明，上之所以辅成治具而分布官师百执事之臣，非儒不在焉，然则儒之获用未有盛于今世者。嗟乎，治道远而难明，弊事积而难变，世方急于功利以济一时之欲速，彼退然拱揖于其间者，乌能胜哉！故或以□□□无用，亦无有甚于今世者也。然则其晦明离合、用舍盛衰之变，岂可不深考而求其故乎？二三子修周孔之业，今将进而数焉，夫儒者之道何要，治天下之务何宜，历□□用舍何□，纪纲统理何赖，其备论之。若夫今之所以学□□于□，若徒曰儒而已，非所以求闻也。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人道之大伦也。昔者天□□□□□𨸒□为夷狄以限其外，□山川以别其内，而□□□□□□□五者□维□而□伦顺而不违，经立而□□□□□□可拱揖而使也。至其解弛混并，蒙杂反覆□天地为□□□，日月为之侵蚀，阴阳不能为之神，寒暑不能为之□而况于人乎，况于草木昆虫乎？《六经》之所载，百氏之所□，外乎此者为佛老，薄乎此者为申商，舍是而夷狄禽兽矣。古之圣贤相与出其死力以奉之，动息俯仰不改，自暇逸也。竭其诚，尽其性，德盛而道隆，盖有不谋而皆合者矣。人心之才有限，天下之理无穷，于是有所竭尽而不能至，或至而得其偏者也。或守此而违彼，或害彼而成此。方其剡锋刃，甘鼎镬，至于其身有所不爱，而犯一世之所哀者焉，要以为不得已也。其下则意出于幸而不能知其义之当否，而为之，则逆伦反经而已矣。又下则畔弃而不顾，明犯于大恶而自安于小人者也。夫是理之难明而天下之不能常终，岂其讲之有未明而信之有未笃欤？彼圣人之所以全尽而无憾者何也？今也群士而居之学，进人而裁诸义，谓是大伦而不知焉不可也，知而不能言不可也，言而不必于行，行而不求其合，滋不可也。考之于古，验之于身，于是数者未必识其所以然，而得吾之所自信焉可也。不然，则圣贤之责将谁归乎？

情性得而内外和，义分明而习俗美，此学之成也。自昔儒者之盛，称齐、鲁焉，岂地势殊哉，乃其父兄之虑远而师友之论一，闻见之习熟而沾渍之功深也。今世能言之士至众多矣，诚使行有合于言，学必志于用，则三代何远哉！夫上接百世之统纪，内存一心之仁义，修身以应变，酌古以御今，用不息之诚推而至于无所不通之圣，其道大矣。然而其超然自致者则郡国之间往往乏焉，何哉？毫釐之利害足以丧其所守，一传之得失足以累其终身，所闻高矣而趍者下，用意广矣而成者狭，而又文不能化其质，伪足以胜其真，本亡而末不具也，外浮而内不实也，于是有慈孝不足于家，忠信不施于友，则其进也无以待官之使令，其处也无以善乡闾之俗。盖相与驰骛而不止，曰此其所以为学也，学之患岂不甚哉！夫处心有本，择术有要，其勉焉者若戚，其畏焉者若仇，实修而名至，德重而爵尊。昔之圣人未尝绝人于利也，去其所患，从其所善，则以夫中人之资持不倦之诚，其变而为齐、鲁也不难矣，又况其超然而自致者乎！故愿与同志者勉焉。

古之为学岂不难哉，盖博学多识而不疚于用，此儒者之所当尽心也。礼乐之器数制度，百物之等，阴阳天地之运，古之达者既举之于书，而转相附益者多至数百家，必通行其意。其最大者又有井田、肉刑、学校、封建，其事阔远绝灭，而必欲一二牵合以就其说，噫，何其难且劳也！夫此数十条者，唐、虞、三代之所资以治天下，士生斯时而治其学者，将以待上之用己也。顾今远矣，其所资以为治者非此数十条也。刑名律书之疏释，盐茶酤搉之出内，契要文簿回互不明之故，与凡礼乐制度，皆一切有异于古之为者，此今之所资以为治者耳，而莫有辨之者焉。然则士之于学，岂其虽劳而无补欤？使今之世必求合于古之法而后可以为治，则自汉以来千有馀年，其间治安之隆无以异于唐、虞、三代之盛者，岂必古之法欤？夫学其所不爱，用非其所爱，至其施之则朴固不合，足以为笑于天下，而自伤其不逢，又从而怨之，其亦可欤？然世相与学之而不止也，岂其中有所得而冀幸一日之可用欤？不然，则固好古之笃而不求用也。力学而不知其患，此士大夫之所通病，而不可不讲耳。

昔者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治天下，孔子、子思、孟轲氏之所以著书立言，所传者一道，所宗者一说。孟氏而后不得其传，而诸子百家杂出，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同异相攻，往往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然而扶翼正道，放黜邪说，当有俟于大贤之继作。使其复相诋訾，是非不一，则后何望焉？荀卿子明礼乐，宗孔氏，黜异端，而有功于斯道不在孟子下。至观其著书以非十二子，乃并子思、孟子而诋之，岂其不知道统之所在耶？荀卿子非子思、孟子，扬雄复非荀子，谓其同门异户，而子云之学又不免见非于世，转而相之，无有穷已，兹岂诸儒有以自取之耶？隋王通祖述六经，讲道河汾，一时门人皆有功于唐室之初造，亦可为特起于绝学之后者，而韩退之绝口不言之意，似亦无取。至退之以斯道鸣于唐，为诸倡，而柳子厚于其议论多所不合。夫六七君子皆毅然以斯道为己任，非党同伐异者比也，而徇其所见若此，则夫曩时专门之徒，守残缺之经，各是其师说，分离乖隔不合不公者，固可以一之耶？本朝圣学相承，崇重儒学，二帝三王之统纪复传于上，鸿儒硕学相与讲明于下。当熙、丰、元祐间，可谓极盛矣。苏氏、程氏、元城刘氏，皆杰然于时，以为斯文宗主。考其论议，无非本于正心诚意而用以治国平天下，初不闻其为异也。而当时学者互执所见，至有因其地而目其学，不免异同之病，是果何为而至此耶？抑岂其徒自相刻画，各失其师之意耶？不然，三君子经世大业，随其所用小大，卓然一出于正，其不同者安在而所趍一乎否也？皇上缉熙圣学，揭大中以示天下，凡以游言相高者既禁切之，学者咸知所向矣。夫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君子固不必苟同，亦不可苟异，要知统宗会元，黜非从是，必有至当之说，愿并前数子好恶得失而论之，将以观诸君所蕴。

天下不能无弊事，救弊者必变法，法可变而意不可变也。方今天下之患，岂其上犹有所不足于其下者哉！任子常滥，进士常多，荐举常众，百官有司之数常冗，缘事为恩、因例为法者常不可禁，虚名自便、养安取宠者其侥倖之路常辟，至于不给天下之欲，不胜天下之求，而朝廷为之忧劳百虑，不得已而变更其法以裁抑天下之太甚。盖自近者釐改之制，条目轻重既有闻矣。夫治道贵宽不贵严，贵广不贵狭，此所谓意之不可变者也。自宽而严，自广而狭，则变法者常至于并失其意，此又深于谋国者所当知也。故有既变而旋复，将行而辄沮，方议而遂辍，诚不忍并失，其意则可谓善矣。而天下之弊终以不去，则今之为治者其说奚从？随其弊而为之欤，则烦细而无益，龃龉而不合；由其本而正之欤，则汗漫而无统，疏阔而难行；因其已然而听之欤，则实患被于天下而不可解，而执大柄以驭贵贱者无以行其威福之正。然则博于古而通于今者，其术何以，幸悉著之。

古者上无必举之人，下无必求之士，今设法以必天下，其意厚矣。虽然，以其必也，故上以为不得不举耳，而何必贤哉；下亦以为不得不求也，而何不肖之有？权势奔走，请谒肆行，至于留意岁年，换易改定，纷然无耻而不以为愧，非惟不足以得贤，而使贤者转入于非义矣。故举官之弊莫此为甚。今既要其所荐之功实，严其所荐之日时，尚书奏闻，间或不用，士大夫稍不能自必矣。然法枝于末流之弊以艰难欲进之门，而不思反于举贤之初以褒广得才之效，则昔之时贤愚并升，今之时能否同黜而已，是未有以为上之利而怨积愤叹，无以禁止士大夫之心也。故欲推考前世察举之道，深原祖宗设法之始，参酌其中以为用焉。

尧、舜、三代之治天下不在赏罚，赏罚事之报也，非所以治也。然其用之也，常先赏而后罚，或有赏而无罚，罚不及死而戮者，辱之而已。以赏罚而为治，何所始乎？岂其在春秋战国之世乎？至秦始专以赏罚治天下而汉承之。汉之所谓贤君者，不过曰吾能信赏而必罚耳。至其用也，常先罚而后赏，或至使民见其罚矣，而未见其赏也。故于是古人治体中绝，而赏罚始迭出，以为制治之具矣。宋有天下，累圣相授，代虐以宽，易残为仁，厚赏而薄罚，畏刑而重死，其于治天下之道有大者焉，盖上接尧舜而忘其为秦汉之苛，未有以易此也。虽然，怠惰者不肃，有罪者失刑，议者固以为宽厚之过而慈仁之失矣。天锡圣上勇智，始慨然思执赏罚之中以御天下，既已播而为辞训，使承学之士与闻焉。范民防世，人主之大权也，趍事赴功，臣子之大分也，虽尧、舜、三代其将何以过此矣！学者学其所以治也，古今之变，圣贤之道，其始终不同，先后不一，其规画可传，其法守可继，其垂之《六经》而杂出于传记者具在可考也，其论次所以广上德、定国是而为民极也。

转漕有使，其职任重矣，或轻其事而自视为聚财之司，是何所从来欤！意者官失其守而然欤！恭惟明诏博举古谊以训敕使者，使之周知其经费，通融其有无，廉察其能否，裁抑其损耗，岂非大哉王言，深切著明，而四方岳牧所当承守德意而不敢惰者欤！夫均节天下，其条目而事节详矣，不敢深论也。天下之财其当尽总于转运使，朝廷约其用度之数以诏诸道而使供之，若是可欤？其无以专达于王府而徒受其虚藉欤？州县之经费取具于常赋而毋委之使自为可欤？添置之官、剩员之兵、祠庙之廪、巨官贵人之寓食也，州为几人，其费几何，其州之赋入足以当之欤？其亦使者之所当察而不使之猥多而无供，可欤？岁举之数可广于旧，其沉伏下僚能奋然特以其名闻者，遂拔擢之，使由此得自见于当世，若是则去恶而进善，其利害果而惩劝明矣，其可欤？夫其诚若是，则明诏之所以训敕者，其可以承守而不惰矣，顾恐不能考而为是闵默以如诏也，其毋为非明天子委任待遇之厚意欤！

□下始置提点刑狱，以察狱事，乘传而行州县，悉虑谳之□□而事未尝□其居也。其后积习既久，权已重而事稍□□养尊而自□矣。故近者以虑当死之囚与谳可疑之□□使亲行之。□委属吏，非特以见钦恤之意，亦以复祖宗之旧也。□□家以仁厚为根本，二百馀年，用刑最平，虽成周不能逮，其所制置必有道矣。而使者威重太甚，所奉迎供给，仆从冗卒皆饱满其欲而后已，然则数谳数虑而数出也，是未足以止杀而先病民矣。盖昔者民以得见使者为幸，而今以使者所不至为少宽，此宜在所察也。且汉部刺史固尝遣从事下郡国，今真其属尚不可出，独遣州县使，可信乎？真不可信而必亲至，则无亦损其权、专其事以复于祖宗之旧，彼固不能宁居矣。然后令行所部以察狱事，则虽小罪轻负犹可，而况死囚疑比者乎？然而积习者难变，已重者难轻，则固有所不行焉，而国家钦恤之厚意又不可以无其实也，而何以为之计乎？

自春秋晋、楚争重名，言其国之卿大夫，于是有晋楚人才；汉之将帅由关陇良家起，而齐、鲁之人多以儒术文学致相位，故以山东西言之。至三国并峙而晋、宋、齐、梁相继立国于江左，于时北方唯元魏为最大而久，其建立事功之际，则有南北人才。唐藩镇之强，以宾客相倾，故又争言燕赵奇士。然则人才亦各系于其方者欤？总而言之，南方之士多浮华，北方之士多勇敢，而南以智术称，北以志义奋，其果然欤？而或者又以为南方之士辨于说而穷于必为，北方之士可以有为而言不足以自见也，其又然欤？又曰南方之士器不足而易动，其朴重沉实不如北方之士，故南常见轻于北，然则天之生才与人之道问学以成就之者，其遂以南北分之，可乎？圣上方兴起天下之士以图混一之功，于今非南方之士孰用，士其可以自安而不思奋欤？然则考书传之所称孰贤孰才，以见之于用孰成孰否，验之于今世孰离孰合，其不以能一官、效一事者遂以为才而已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