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子产告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若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弱，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故宽难」。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子太叔悔之，于是尽杀攻萑苻者而盗少止。子产以为德不足而用宽，是诱人以轻犯法；待其乱而后大禦之，则人之得罪也滋多。故子产所谓猛者，将致重以省刑耳。然而夫子忧其说之偏，足以误世，故具论之曰：「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而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夫子产自言其为政之意以告子太叔，此岂一国之政所当然哉？而崔寔论天下之政乃推本于子产，以为严之则理，宽之则乱，累千百言，皆教人主以深刑，反失子产之意矣。至于考论汉事以信其说，甚多疏谬，盖申、商之所不忍言者。仲长统既以为当置于人主之右，而后世果从而好之。以疏论招实祸，无酷于此，不可以不辨也。夫宽严者，为政之势，而政不出于宽严；故善为政者，有必行之实而无宽严之名。人主谨操天下之大柄，使之无不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欲为。当此之时，天下之从其君，若婴儿之赴慈父母也，虽宽且无所用之，严何施焉！天下之柄不幸有所分，则必自其分而收之；收之而不遂听，则或不免于用法，若宣帝之于霍氏是也。虽然，不度难易，不计浅深，而遽用法，则或以致乱者有矣，鲁昭公之于季氏，唐文宗之于宦官是也。夫不知其柄之所由分，而欲致区区之严刑以督责无罪之人，驱天下以叛己而助之决，则岂惟德不足之过哉？其愚闇而无智亦已甚矣。东汉自章帝而柄始分于外戚，和帝诛戮窦氏而柄始分于宦官。其后宦官、外戚迭相表里，盖北乡、顺帝之兴废，冲、质、桓、灵之更立，而天下之政在外戚、宦官者十九矣。当此之时，寔劝其君以严刑者，将何所用也？用之于内乎？则所以收外戚、宦官者有道，而非果于杀者之所能制。用之于外乎？则虽多杀长吏之贪奸者数十人，豪强大姓之不循法者数百人，平民缘以坐死者数千人，此何损于梁氏之权耶？而谓其可以兴汉乎？汉法苛重，而人主或不能尽持，故权臣因借以济其恶。李固、杜乔，天下忠义之望，累朝傅相之尊也，为梁氏相继陈尸于衢。其他以忤恨残灭者不知其几，而宦官、常侍之横，州郡轻以人命而资之者，弗称数焉。寔曾不见天下之势，而轻论天下之政，何耶？虽使其时君用之，用之于外而不能收其内，固不足有所救；而遗说著于后世，将遂从而深信之，岂不过甚矣乎！呜呼！人君其谨察天下之政而已。政柄无所分而法律不可乱，则不待为严而天下固已治矣。夫以宣帝之勤且明，足以治天下有馀矣，独恨其无人君之德而过于严耳；然且无妄刑滥杀之事，柰何诬之！元帝之衰，罪在用恭、显，杀萧望之、周堪、张猛耳；遽议其优游不断，可乎？孝文发仁政于一女子，是以变上世之肉刑。至于笞令之过，改法之失耳；乃谓其「以变法而行重刑，以严致平而非以宽致平」，其诬之也又甚于宣帝焉。夫文帝恭俭之福，岂不足以致治？今也必曰「其变肉刑以多杀人而后能有功」，何耶？寔不经如此，皆不足论。噫！欲治天下而必曰严刑而后治，亦见其无术矣。今天下计行轻刑日凡几人，行重刑月凡几人，行死刑岁凡几人。刑人相望，而奏报之书大半皆狱书也，犹曰「吾刑病不严」。呜呼！世有论政如崔寔者，可以痛哭之矣！

君子欲有所立于天下，必使之无一不正而后从其君，皋、夔、稷、契之在尧、舜是也。其进退用舍，君臣相信，始终之际，使后世一一推考而可以无疑其间，故其功名特为盛大，而天下终莫能及。虽然，此其时不可常得，而天下之事不能以尽正，故君子必有以就其义而执其名，不然，则不可徒立于天下。伊尹、太公辅诸侯而兴，卒取其故所当得之天下而易置之，其事舛矣；而号为以仁义救天下之危，乾坤之息者复运，人道之绝者复续，故二人者可以行之而无愧。夫富贵利达，苟无以加吾之一毫，而贫贱忧患未尝不正其志，此一以见其无待于外矣。然则事其可以徒立哉！后世之君臣，若管仲相齐侯，始不禁其身之不义者足以害霸，而独操其权，然犹引区区尊周为名而用安夏攘夷为义。故柯之盟不以劫倍，宁母之会不以奸终，然而功名之陋盖自仲始。悲夫！始以大义不足之故而借于外以成功，后世因谓其不足为而尽去之，于此之时而欲用天下之士，乌得而用之哉？大义难就也，大名难执也，士之思欲有所立于世，欲乘其隙而取之，有终不可得者。范增请项梁复奉楚后，而张良乃为韩王报仇。当汉氏败灭之馀，其实已亡，而天下之士犹争其名，故拥兵专地，内制割以自利者，皆挟汉为重。而曹氏以得幼主之故，投会奋机，乃独收卷天下之太半。然天下之心知操之将遂取之也，于是孙权以不敢忘汉自立于江东。而刘备宗室之疏属，未尝有尺地一民之势，亦欲信大义于天下，故孔明教之西取蜀，南取楚。其后独以益州当天下十一之地，因曹氏禅代之时，乃绍汉为帝，东向而争，以恢复为辞。夫以孔明之智，非不知其不可也。且天下之心既已去汉而安为曹氏之臣矣，虽其子孙，安得而强之！而况于徒托其义以为名者乎？虽然，孔明不得此，终不可立于天下矣。虽其闭关绝栈，茍以一州自王，非有先人世守之旧也。而今年出师，明年出师，驱其民于必死之地以求不可必之功，此何为者耶？虽以战国之君臣处之，亦不过是。然知道者何乐于此！悲夫！孔明有三代君子之资，于其纤悉微密，能无所不用其义，不幸而不遭其时，使无兴汉之名，且不得自见于世。由此论之，仁义者人之所自尽，功名者人之所难必，有其具而不及试，亦已众矣，天下固未尝无其人也。今夫有昭然不可掩之名与义，非必借于外也。揭而用之以来天下之君子，虽皋、夔、稷、契可坐而得矣。而曰是不足用，一以茍简卑近，相与竭天下之命以自厚其身而已，则天下之君子固不得而用之，而独遗恨于斯焉，悲夫！

治天下有常道，下不过为民，上不过为君，君民不过欲交得其所愿。人无异性，则古今无异时，其所以治之者一而已矣。《诗》、《书》所载，皆上古之俗也。其人之好恶、逆顺、哀乐、死生之情，微细出入何以少异于今世？知此理者，尧、舜、汤、武之治可复见于今日。盖其所以为治之道，必有相承而不可废者矣，非各务信其术而自为也。战国纵横，诸子辩士之学起，始取皇帝王霸之道别异而言之，以惑乱世主。其意以为帝不及皇，王不及帝，而霸之所以异于王者，以其弃道而任智，舍迂而趋近。夫帝王之道，非不大而可乐也，时异而不能行，民奸而不能胜也。而后世又有所谓彊国之术者，其说复异于霸。盖愈大则愈远，愈奇则愈近，变常用巧以求功于天下。夫平心克己，节俭爱人，务农重本，轻刑薄赋，此岂非为治之常，百世相承而不可变者哉？而韩非、商鞅、申不害之流，以为此皆帝王已行之迹，熟烂废格而不可施于后世；且悒然待数百年子孙之效，孰与吾身亲见其朝夕之功！是以意制彊国之术，务出于前人之所无有，惊骇其民而要束之；鄙笑先王以为不知出此，而何苦自为迂远难成之意。秦之亡天下，后世虽知其祸原于鞅，至于彊国之术，立见之效，则不能少贬而废之也。噫！由秦而至于今，天下之所以纷乱杂揉，上下相疑而不可治者，岂非失其常道而皆好异术以愚之哉！夫非民心之所有，则安能强而从我？今也见其不治而尤其术之未工，将复出于异，则天下几何而不亡！夫宇文泰之造周，当元魏败亡残灭之馀，奸雄挟制其命，分为东西。泰之所有盖鞅之故地，而苏绰起而佐之，其所行者，又止于计帐、文案、朱墨之程式耳，非有远大之务，欲为帝王者也。方高氏扼关而攻，西人凛然不能自保，则其为彊国之术，求立见之效，宜有出于韩非、商鞅之所未及者矣。而乃犹用古人治国之常道，爱之如慈父，训之如严师，作六条之诏以教守宰，始于清心以脩身，崇教化而尽地力，然后擢任贤人，矜恤狱讼，均平赋役而已，未尝有奇功过人之智也。使诚如鞅所论，则其迂谬无术亦已甚矣，尚何足以计功于争夺之时哉？而周竟用其术以兴，卒并齐灭梁，益以强大，无敌于天下。然则古人治国之常道，其果相承而不可废者欤？既已中弃于商鞅数百年，治国者以为不可复用矣，亦有用之而复验者欤！绰之身亲见富强之效，而周之存亡在于数世之顷，然则果非悒然远待数百年子孙而后可得者欤！观绰之所论，朴直钝弊，腐儒老生之所能谈也，岂其更元魏大乱之后，人之所不闻不知者，而绰骤用之，故反以为新奇而可喜欤？然则今天下之不治有由矣。举天下之人，皆能言绰之所言，皆能知绰之所知，是以朴直钝弊而不足用，其高者则务引帝王之事于荒眇难继之上、闻见之所不及，其卑者尽目前之苟且，或不能如韩非、商鞅有先定决然之智，又从而贸贸然求其所以为治之方。呜呼！治天下者岂有异术欤？夫惟通达高明之至，圣智深远之极，然后能力行熟烂废格之事而深信钝弊朴直之言，此唐、虞、三代之所以为大治而不可及也。若绰者，盖安能之，徒猎闻其一二而已。

言仁、义、礼、乐必归于唐、虞、三代，儒者之功也；言仁、义、礼、乐，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过也。仁、义、礼、乐，三才之理也，非一人之所能自为；三才未尝绝于天下，则仁、义、礼、乐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古之圣人由之而知，后之君由之而不知。知之者以其所知与天下共由之，而不知之者亦以其所不知与天下共由之，是则有差矣，然而仁、义、礼、乐未尝亡也。儒者之述道，至秦、汉以下则阙焉，其意以为唐、虞、三代之圣人能自为之欤？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续经而知之。孔子之为《书》也至《秦誓》，为《诗》也系鲁，为《春秋》也因鲁以存义。道之所在，仁、义、礼、乐之所行，不专于一人也。不私于一姓也，岂断是经而遂已乎？作之于前，当时蒙其治；述之于后，万世垂其道：作者不废，则述者不息矣。后世之儒者，以为《六经》，孔氏之私书而已；仁、义、礼、乐，唐、虞、三代之所独有而已。训释之，参究之，竭其终身之力于此而不能至也，何暇及于当世之治乱乎？稽之于古，恍焉其若存，凛乎其若追，浩浩然言之而弗离；验之于今，懑然而不能知，邈乎其不可继而为也。岂其徇其名而执其迹乎？世主必曰「儒者不足用以为天下」，是未必然也；其所以致此言者则有始矣。故独治唐、虞、三代之遗文以折当世，举当世之不合也固矣。举当世之不合，又将以遗后世？然而后世其何为也？将遂有尽复之于数千载之上，使无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抑亦顺三才之理，因当世之宜，举而措之而已矣！此王通氏之所以独得于孔子之意也。夫通既退不用矣，于是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正礼乐。其能以圣人之心处后世之变者乎！其见仁、义、礼、乐之未尝不行于天下者乎！其言曰：「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孝，入则悌，多识治乱之情」。渊乎哉其明于道者之言乎！以道观世，则世无适而非道。后世之自绝于唐、虞、三代也，是未能以道观之者也。《诗》有四名、五志，《书》有天子之四范，大臣之七业，其所去取者不可得而见矣。推是以观后世，庸有不可为者乎？达制命者，得变化之心，达志事者，得仁义之几，上下之言通而天下治矣。善哉！圣人复起，必从之矣。举三代而不遗两汉，道上古不而忽方来，仁、义、礼、乐绳绳乎其在天下也，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无不可矣。虽然，以续经而病王氏者，举后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臣闻鲁为因旧之国，定公非开治之君，然其所问，犹欲求邦之所以废兴，且以一言为断，志如此其切，词如此其急者，盖当是时王道虽衰而未息，其君臣相与议论，尚能参稽于义理之初而未尽埋没于事为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伊尹训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是则君臣各知难而任责，人主必舍己而求是，乃从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来，几失之矣。臣尝因孔子之对而论之。夫推兴丧者治之理，而顺乐易者人之情。然而克艰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顺之门也。人情见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悦，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难，以顺求顺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难，因一顺生众逆，轻则疑阻横生、怨谤满前，重则矛戟森起、杀戮相继，展转雠疾，靡所定止，而身与家国从之，乌得其顺且易哉！治道有二：内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难，难则行，行则勤，勤则业广，积日累月而无事不举，非致易乎？理微而无形，故察之欲逆，逆则止，止则思，思则理明，心融意浃而群疑冰释，非致顺乎？外业广，内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为君难」所以为「一言而兴邦」，而「唯其言莫予违」所以为「一言而丧邦」也。臣观三代以前，君臣共治，无一事不难，无一语不逆。如疆田畴，如作室屋，如利器用，无一苟且以就堕媮者。及其功业光美，垂布简册，顺易孰大焉！后之君臣，或有所更尝，有所容受，不必尽合，遂称治世，然其去古人则已远矣。况于忽所难，趋所易，安所顺，舍所逆，以酖毒为甘美，而寝积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思曰睿，睿作圣」。案《字篇》，睿，古文睿字也。由思得睿，由睿得圣，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学者讳之，以为作圣当自蒙，盖疑睿之流于薄也。信如古文从睿，则不流矣。胡泰然子，自十馀岁敏读，能文词，思致超越，学而不倦，未知其止也。余为名古文睿而字彦思，率其常，防其薄也。

钱翼世自天台来，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敢请」。按「戴翼其世」，汉诏策语也，为字曰则甫。夫则先王之法，非戴翼其世之谓也，戴翼其身之谓也。身不能翼，世于何有！六七圣人皆以身之道显，而孔子述之，岂论世哉！故曰「徐行后长者谓之弟」，始于是矣。周道衰，士不知以身为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为立私智，挟污说，无不欲破坏先王之法而卑薄其身者。然则世安从治而功何由成？宜其不能反而日以仆灭也！汉人浅陋，不原古始，黄、老道德之意，申、韩法术之学，皆破坏先王之法者也，而谓其欲则先王之法；皆斲丧其世者也，而谓之戴翼其世。呜呼！可悲也已！子质高而智明，必审择而固守之。必义无利也，必厚无薄也，必安无躁也，必垂于永久，无苟于一时也，皆所以则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奚取！

老子称「渊兮似万物之宗」，老氏之学以自下为高，渊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渊。《大学》曰：「欲齐其家，先修其身」。齐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缓。不修其身，未有能齐其家，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难而莫获其效也。故字家曰子修。《诗》曰「基命宥密」，继之「单厥心，肆其靖之」。密而靖，物之所归，而命之所由定也。故字密曰子靖。庄周「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善矣！然未究其义。宥者，宽以待人也；在者，严以察己也。故字宥曰子在。

士大夫自知贵重而不待夫立法以绳之，则天下之风俗善矣。人徒见夫风俗之未善，必曰法制之未立也，法制固人主之所不可废，而士大夫幼学壮行者果何事，抱负所有以自见于一世者果何术，而必待上之人肆而成之耶？夫富贵利欲，人孰无是心也；爵禄名器，人主所以奔走天下之权也。叨其所可欲，羡其所可乐，翕然而趋之，是孰使之然哉？要知上所以鼓舞天下之心不得不然，而我之所以自待者不容以自轻。伊尹处于畎亩之中而乐尧舜之道，其君民之事业，非币聘之勤，伊尹终不轻其所就也。二疏父子辞荣出关，时人莫不荣之。不为斗米折腰而甘心三径之适，此元亮之所以不流于世俗也。一时风俗若人而振起，则浮躁之习亦少改矣。眷眷于凤池之荣而歆羡夫登瀛之盛者，独何心哉！夫聚金玉于堂而听令自取，人能安其分之所当得则物与我不相及矣。苟有人焉，奋然而先取之，则纷纷乎其后者将不可遏，于是执敲扑以杜其来，计已晚矣。由此观之，则风俗之弊岂无所自来哉？昔司马公辞枢密使而不受，迫之而后进，中国夷狄以相为幸，而天下之士亦有我后子先、时不可失之叹。范蜀公南宫首选，于殿试法当自陈，而公毅然不以为意，其安恬自守颖出于流俗之中。士大夫而皆若人也，士风宁不为之丕变乎？然则抑士大夫风俗之贪躁，当有以养天下恬退之心。若夫趋事赴功以求自效于时者，则固上之人所望也。自夫利达之意胜其功名之心，是以厌薄不失也，上之人至于厉法禁以禁戢之，岂士大夫之美事乎？

昔者论《大雅》之诗，至于官人用吉士之际，而其词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盖喟然而叹曰：周之为国至矣哉！天下之人才不能无异而不能皆贤，此天地之理而《易》之所著于阴阳消长之际者也。其间盖亦有背公异趣、奉己而后其君者矣，周之先王知其为国之要在于士也，是以卷曲虚下而能容受之。其歌颂之所称，追琢磨励之功，论选汲用之法，博大光美而无窘曲不满之意。方其盛时，郊天祀地，祼将簠簋，驾乘有旗旌和銮之节，被服有云龙藻火之章，修其仁义礼乐之序，而节廉退逊之风雍容洋溢于天下，然后无一事之为非、一民之不肖矣。至战国而衰，至秦而亡，自是以来，诸夏之无统者屡矣。世方以功利为急，杂霸为要，而参考推见，间有表章而尊好之，则其一时之用亦必有可观者。何者？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固士之所由出也，其上者可以为圣，其下亦知义矣，而天地有不正乎？共惟我宋肇基立本，独求此意于数千百年废绝之后而固守之，兵民虽分，文武虽异，而要官重权与凡为治之大体无不一出于士者。当其时，士亦未必能尽知《大雅》之所谓者也，植党者有焉，好名者有焉，空谈无用者有焉，而吾祖宗容之养之，礼之任之，不数且不恶也，其道殆与周之先王均矣。是以天下之士翕然并进，庶几于三代而过绝于汉唐。至于明见性命之学，扶持人纪之具，是皆与国家相持于无穷者也。呜呼，使下虽不能无不善之士，而其上亦不使之有不善之名，亦可以为至矣。今天下之士不幸而并见其不善者，孰为之始也，十年于此矣。明圣卓然独运天下，反观而深思，固守而不变，则为士者不独知所自持，而亦可以自愧矣，且改节而俟采择焉，其犹有及乎！

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人之心固不可二用也，勤于公则必苟于私，勤于私则必苟于公，二者不可得而兼，惟观其所向之如何耳。古人之材即后人之材也，古人之智即后人之智也，然古之治、后之乱者，岂材智之有异耶，特古人用之于公，后人用之于私而已。惟古人用之于公，故于私不得不苟。以卫公子荆之事观之，其宫室始有则谓之苟合，及言其少有、富有则又谓之苟全、苟美。其言每谓之苟者，非薄于私也，不苟于公则必苟于私也。惟后人意在于私，故于公不得不苟。以汉贾谊之言观之，其论大臣则以为有患苟免，及论群下则又言俱亡耻俱苟安。其俗每趋于苟者，非薄于公也，不苟于私则必苟于公。盖水盛则火灭，寒往则暑来，阳消则阴长，公私之相胜亦若是而已矣。自汉及唐，以私灭公，苟且之风盛于天下。如董晋为相，史臣讥其懦弛苟安，时则有苟且之相；如刘知几谓牧伯迁代太速，怀苟且之谋，时则有苟且之牧；如赵憬议考课，欲格庶僚苟且之心，时则有苟且之吏；如刘祥道谓官怀去就而民苟且，时则有苟且之民。上至于相，下至于民，莫不趋于苟且，则政事何由而理乎？纲纪何由而正乎？风俗何由而厚乎？如使当时之人移谋身之心而谋国，移富国之术而富民，移保子孙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禄之意而求义，则可以不下席而跻咸五登三之风矣。窃尝历考汉、唐之际，其粗能去苟且之弊者，汉宣帝而已。迹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上下相安，蔑有苟且之意，亦庶乎古矣。然宣帝之革苟且，徒变其外而不变其内也，徒制其末而未制其本也，而黄龙之诏有计簿之欺，避课之戒，岂非苟且之俗未尽除乎？杨恽之言有县官不足为尽力之谤，岂非苟且之志未尽迁乎？盖宣帝导之以政而不以教，束之以刑而不以德，苟且之弊所以迹化而心不化也。如使人君皆能本德教以化苟且之心，则荀卿不苟之篇可以无作。

天下之害风俗者莫不当禁，而不当禁者有一焉，曰奔竞是也。世之禁防多矣，不孝不友则有禁，伪言伪行则有禁，奇技淫巧则有禁，奸声异服则有禁，何独至于奔竞乃不当禁耶？奔竞之名果何从而生耶？爵禄在上，下皆趋之，故名之为奔，则其弊非起于下也；爵禄在此，彼皆争之，故名之为竞，则其弊非起于彼也。诱之于上而欲禁之于下，诱之于此而欲禁之于彼，是犹乞醢而却蚋，聚膻而去蚁，虽刀锯日用，亦有所不胜矣。大抵上之人轻名器而辄以假人，则多为之禁而奔竞益甚；上之人惜名器而不以假人，则不为之禁而奔竞自消。论至于此，则奔竞不惟不当禁，又且不可禁；不惟不可禁，又且不必禁也。何以知其然耶？唐虞三代之时，礼义修明，风俗淳厚。凡为士者，三揖而进，一辞而退，礼如此其峻也；四十而仕，五十而爵，进如此其迂也；论定然后官，任官然后爵，仕如此其难也；不传贽为臣则不敢见诸侯，分如此其严也。然处之甚安，守之甚固，无濡淹之叹，无侥倖之心，是岂有法制以驱之乎，又岂有刑罚以禁之乎，亦曰士之人未尝开奔竞之门而已。盖当是时，持黜陟以佐天子者非皋陶、稷契之徒即伊尹、傅说之俦也，持黜陟以佐诸侯者非随会、子文之属即子产、叔向之辈也。是数圣贤者，以公道而立公朝，以公心而立公选，材之外无馀位，位之外无馀材，天下之士道德苟充，爵禄自至，初无求于上之人。则巍巍廊庙殆为无求之地，故巧者无所用其智，贵者无所用其权，诈者无所用其谋，謟者无所用其佞，贪而往戚而归，躁而往静而归。于斯时也，虽求奔竞之名犹不可得，况有所谓奔竞之禁哉！或逮德下衰，礼义废，风俗薄，名器滥，爵禄轻，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竞成风，莫之能禦。权在于左右则为之扫门，权在于嬖宠则为之控马，权在于妃主则为之邑司，权在于贵戚则为之主事，高爵重禄，如取如携，无不得其欲焉。彼介介自守之士，十年未调者有之，三世不徙者有之，六世不遇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而不奔竞乎？上之人既诱天下以奔竞，乃屑屑然制年限之举，严三互之法，著崇逊之论，多见其无益也。然则为人上者不必沮人之奔竞，勿劝之斯可矣；不必罚人之奔竞，勿赏之斯可矣。开其源而塞其流，忘其本而齐其末，岂不甚可叹哉！窃尝譬之，朝而趋市，骈肩相摩，暮而过市，掉臂不顾，非朝贪而暮廉也，朝有所求而暮无所求也。一兔走野，百人逐之，积金在市，过者不顾，非前争而后逊也，前则未定而后则已定也。彼为士者在治古则静退，在后世则奔竞，岂性情之顿异哉，盖治古之爵禄不可求而后世之爵禄可求也，治古之爵禄皆有定而后世之爵禄无定也。操爵禄之柄者，苟端本澄源于上，则济济多士可以一旦还之于唐虞三代之域矣，风俗岂独厚于古而薄于今耶！

前辈论府兵，皆以为兵农之合，子细考验却不然。府兵之立乃是兵农之分，而儒者但说先王寓兵于农，先王何曾寓兵于农？治天下之道，分田使之耕，筑室使之居，既有以衣食之则不可无以自卫，故教之为兵，本以自卫，非以求胜，亦非用是以求胜，故天下之民皆可以为兵。先王以仁天下为心，只就他身上理会，调发征行，所以用也，皆有常数。其后春秋战国力争，本是自要争土地，计较胜负，竭民以从之。秦之末世，至白取民为兵，穷边极远，终岁暴露，卒死于锋镝之下，至于室家不相保，父子不相见。汉世盖尝拣精锐，特置名号，别立营屯，要之其数甚少，或大征伐，尽是发天下民为兵。苻坚欲伐晋，自言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当是之时，天下萧然，何缘得许多兵，盖将民数尽计之，大举伐晋，民皆尽发。西魏、宇文周所以就中间别立头项，盖苏绰辈稍欲休息其民，遂令各募一项人为兵，蠲除科徭，不复他役，国家既可以长享为兵之利，而民得家出一人之外，亦且可以自安。后来法度渐修立，至太宗府卫既成，农遂不复为兵，兵亦不复为农，兵农之分所以终不复合。人但见其寓兵于农，便以为得先王之意，盖不细考耳。及府兵法变而安史之乱，天下复被为兵之苦。杜子美有诗数篇，皆言此事。盖民之为府卫者既得以免征徭之患，有复除之利，而其他在野之民不知为兵于民则有利，遂至今日先王之制不可复反，亦是置府兵之过。何者？盖当时府兵既立，上面一段事都忘了，不知民皆当为兵，但记得府卫耳。所以府兵既坏，不得不变为彍骑，又不得不变为藩镇。朝廷自募人为兵，竭太府之财以养之，如京师养兵，使宦官掌之，藩镇各自募人为兵，亦竭境内之财以养之，此内有禁兵，外有藩镇之兵。如李泌之流，但知府卫当复，而不知先王之意。自后镇兵日重，至五代，人主之废置，社稷之安危，国家之存亡，皆兵执其权。太祖因之，内聚重兵于京师，外而分戍天下，自此绵延，遂以养兵为重。如欧公所言，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无失业而将无握兵之重，皆习见近日养兵之多，治兵之难，所以思府卫为善。其实以五帝三王本末源流论之，府卫成而兵法益坏，乃是苟一时利民之近效，而非古人经国之远图，苟简做成，使天下知有府兵而不知先王之制，至府兵既坏，遂为今日养兵之祸。举天下之大，养百万之兵，不耕不战，坐食县官，天下之财自十八以上皆以供军，所以谋臣智士朝夕经营，弊精疲力，奔走议论，穷年卒世而无所定。此岂礼乐之未明，教化之未备，只缘许多兵在这里，措置不暇，遑遑汲汲，竟无了时。若就唐论之，其置兵却稍善，捍边之兵各自精锐练习，足以当疆埸之事，而内郡不知有边鄙之警。或征伐四夷，不过间遣将、发少兵以助之。当唐之盛，所以能常以少弱击众大，拓地最广，灭国最多，而不见用兵之难。然府兵所以易坏者，亦缘立法太密，上下急迫。盖使人长为兵则一家之赋税皆当尽免，若京师宿卫之兵则当参用汉法，时复募人，如五校、羽林、佽飞之类。盖府兵近处番上犹可，其在外郡远处，如何教他来得？太宗要合天下之大做一国做了，殊不知成周所以立法最详而不觉其烦碎者，成周止治一国，不过王畿千里之内。今若举天下之大，州府县道必欲尽发兵于京师，此不可。在远者只可使自卫其郡县，若使人人必要都来京师，此事甚难，不可行。天宝以后，人主甘心于边功，大段调发远戍，民益无以为生，杜子美所谓：「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太宗初无边戍之事，若当时立法稍宽，虽有暴君污吏，亦未敢尽废，惟其立法太密，所以易弊也。今举天下之财尽以养兵，犹且不敢惮，当时若蠲免数十万家，未能当数郡之赋入，何故不为耶？

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在官，民未尝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却能兼并众人之利以为富，弱者无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转徙流荡。故先王之政，设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贫富强弱无以相过，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贫甚富之民。至成周时，其法极备，虽《周礼·地官》所载，其间不能无牵合牴牾处，要其大略亦可见。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为井，井为疆界，岁岁用人力修治之，沟洫畎浍皆有定数。疆井既定，人无缘得占田，其间固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无强民贪并之害。后来井田不修，堤防浸失，毁坏绝灭。至商鞅用秦，已不复有井田之旧，于是开阡陌。阡陌既开，天下之田却简直易见，看耕得多少，惟恐人无力以耕之。故秦汉之际，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虽然如此，犹不明说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贫者插手，不得不去而为游手，转而为末业。终汉之世，以文、景之恭俭爱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励精为治，却不知其本不如此，但能下劝农之诏，轻减田租，以来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师丹，虽建议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却与三代不合。当时但问垦田几亩，全不知是谁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兴，亦只是问天下度田多少，当时以度田不实，长吏坐死者无数。至于汉亡，三国并立，民既死于兵革之馀，未至繁息，天下皆为旷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乱。虽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于北齐、后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尝无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头，其法度亦是空立。唐兴，只因元魏、北齐制度而损益之。其度田之法，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一夫受田一顷。周制乃是百步为亩，唐却是二倍有馀。此一项制度与成周不合，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世业。世业是一家之田，口分须据本来人数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百亩，唐制，若子弟多则占田愈多，此又二项与成周不合。所谓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之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厚薄，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亦与周制不同。先王建国，只是有分土无分民，但付人以百亩之地，任其自治。盖治之有伦，则地虽不足民有馀；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怀柔，民不心悦而至，则地虽多而民反少。唐既止用守令为治，则分田之时不当先论宽乡、狭乡，当以土论不当以人论。今却宽乡自得多，狭乡自得少，自狭乡徙宽乡者又得并卖口分、永业而去。成周之制，虽是授田与民，其间水旱之不时，凶荒之不常，上又有赈贷救恤，使之可以相补助而不至匮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无补助之法，纵立义仓赈给之名，而既令自卖其田，便无恤民之实矣。周之制最不容民迁徙，惟有罪则徙之，唐却容他自迁徙，并得自卖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许之自卖，民始有契约文书而得以私相卖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虽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坏矣。后世但知贞观之治，执之以为据，故公田始变为私田，而田终不可收。盖缘他立卖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租庸之法，每丁入粟二石为租；调随土地所宜，绫绢絁布皆有差；用民之力，岁役不过二旬，不役则收其庸日三尺。此即孟子所谓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也，然孟子却云用其一，缓其二，不敢兼用以取民。唐初正要立法之时，乃用战国茍简之法，尽取诸民。周制用民岁不过三日，虽立法于此，其实未尝尽用。今唐用民力非特倍其六七，为一定之制，否则必收其庸，此正犯孟子之所讳。盖唐初君臣不学无术，所以至此。其间有近古处，如里有手实，具民之年与地阔狭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古者所谓均民之田，先自比闾族党始，以至于国都而后达于王府，所谓民之贫富有无强弱之数，都要自夫至纤至悉处做成。而唐亦能自根本处做去，但其后无继耳。如国有所输，先奏而敛，凡岁敛之数书于县门坊村，与众知之，此却是他元立法好处。当时先王分民以田，自至纤至悉处皆与民谋虑经营，朝廷之上所以建官立司，又是为民而设，所以做得一件事成，今其勤劳忧叹之诗可见。唐但付其法于守令，守令既不能遍行其境内，故虽有良法美意，竟做不成。何况又有茍简处，虽是授田有式，租庸调取民有定分，只缘当时许其卖易，未几天下之田十已八七变为私田矣。其后官虽欲授民，已自无田，由此田制易坏。至于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没入官者则封固之，时或召卖，不容民自籍，所谓私田，官执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坏，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前世虽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其后兵革既起，征敛烦重，遂杂取于民。远近异法，内外异制，而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相兼并，故不得不变而为两税。要知其弊，实出于此。

唐世礼备乐缺。《唐志》所载，其间仪品最密，节目最详，贞观初已自行得一番，上下仪制整肃，施之宗庙、朝廷、交际，各有其节，张说《开元礼》又从而为繁缛盛大之文。盖遗文古事在开元方始毕具，张说适当盛时，故能铨采详备如此。礼乐既至开元而备，然自此亦遂坏矣。古之圣人以礼乐治天下，因人情而不敢过，使之上下可以通行，此所谓就他本根处做工夫。后世为礼苟简，但文饰已备便休，更不复以推行坚久为意，而以礼文亟备为心。所以开元之后，人主狃于奢泰，堤防决坏，别开门路，遂至崇非圣之书，行不经之礼，求方士神仙以为乐。汉世亦如此，礼文至武帝稍备。武帝以为治天下止于如此，故其欲无穷；唐至开元之礼备，而玄宗之心亦遂坏。故曰礼乐非圣人不能行，非积德不能兴。其上下和合，君臣际会，皆能通知礼乐之情伪，为治之时，斤两皆到一处，政事备举，室家给足，夺攘之祸屏息，信逊忠厚之心油然而生，各就本身做到，然后为礼乐之成。而成、康之盛，号称礼乐最备。后世则不然，但考求其节目，考论其制度，使为礼乐之备，不知精神运动全不相关，则礼之备乃所以为礼之坏也。汉武帝、唐明皇同出一律，乐之要处在于声音感人，不知舜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皆就微眇处察之，则欢乐愁怨悲伤愉佚皆由声音可见。古之圣人薰陶天下之人，纳之于律吕，导之于五声，和之于八音，播之于钟鼓，拊搏管磬弦匏，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同出于一，便是礼之至乐之极，以之事天则天神降，以之事地则地祇格，以之祭山林川泽，神灵并至，福祥自臻。他全自人本心做出，以礼乐为正。其所以防范斯民，周旋情伪之至，皆是礼乐之功用，惟不可化者然后以刑折之，此朝廷之上所以不可一日无礼乐也。后世治天下不如此，但以刑法狱讼、簿书期会为本，而以大势服民，乃是劫持天下之道，使以力相从，别去不得，方始更要立礼成乐，却是别立一个道理，根脚不牢，所以做不成。汉时贾谊、董仲舒、刘向、王吉为之，臣者欲兴礼乐而其君不可，唐太宗欲兴礼乐而其臣不能。虽君臣各有所偏，然汉、唐礼乐自无缘可以制作。《文中子》载王通河汾往来之人，房、杜、王、魏皆许以经济之才，独是礼乐不许，惟以许董常，不知就使董常在，礼乐又如何兴得？《文王》之诗言「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有这般资质，方可与务礼乐。自立国之始，至于治国之成，须是逐节做得无憾处。唐太宗贞观之治，于一二节已做不尽，而况礼乐之由兴，自非太宗资质之所及也。古乐最是散亡，而唐制度尤为苟简，不复可考，只是器数已不能合。所谓律度长短，自天宝后，更安史之乱，尽用胡乐，雅乐于是而亡。乐本起于黄钟之律，天下之数皆由此起，然其说不一，其义难知，往往当世明智之士敝精力以求之犹未得其当。本朝仁宗世，尽合天下论乐，推本其致，迄无成说。

考古验今而能以其切于世用者为要，此儒者之所谓善学也。天下之士不得其意而譊譊焉，苟欲以诵说为多门者，是诚不足以及此矣。汉至建元、元封之间，文学始盛。方其自名于世，号为一家，而其徒相与守之，各称其师，蔓延而不可禦也，而最大者则有六焉。顾其耳剽目习，迭相为高，以自好而已耳，而岂真知之者哉！太史谈考其所言于天地阴阳、君臣父子、礼法名实之会，验其切于当世之用者，从而取焉，本末兼叙，长短并列，将使其徒反而思之，旷然舍其疏释章句之末习而一洗其专门尚同之卑陋，则执要指以喻之，可不谓善告者乎（云云。）？谈之自述既详且尽矣，重论之何益。虽然，尝闻其略也。自有天地以来，更牺、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十数圣人者，纪纲其天下，立天地之极而修人物之纪。当此之时，天下之道常合一而无间。及圣人不作，而后世虽有明智之士用其诚悫济世之心，不顾死力而哀救之，然而天下之道卒以分裂而不可复合者，何也？天地有常理而不可乱也，君臣有常经而不可易也。十数圣人者特因而顺之，凡其兴事创物、立法定制，无不各安其当然而未尝出于吾之所自为也。是以虽数千年之久而道之大统常合一而无间，备足而无隙。故曰舜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者，此之谓也。及夫天地之道有所弛裂而不全矣，晦昧而不彰矣，起而正之，非若先圣人者不可也。孔子、孟子盖知之矣，而无位以行之，不得信其道。虽其君德暴昏，而当世之士岂无深识远虑以动其扶倾救败之心，其才智勇敢又非有所畏懦而不决也，惟其务以己之所自学者施之于治，而不知顺天地之常理、君臣之常经，此其所以治之虽愈勤，救之虽愈切，而天地之道卒愈散而不可复合也。今夫儒者饬身励行，约居穷处，抱其所传之学而惓惓焉思有以用之，此固其宜然者。盖尝读申、韩、老、墨之书，观其悼天下之祸难、生民之摧败，欲举一而归之安且治者，岂有他哉？然而儒者不免为陋，而阴阳名法道德之流反皆自遁于异端邪说之中。亦尝用于世矣，其利于今者必其遗患于后者也，其成于此者必其有败于彼者也。求一君一国之功而不思天地万物之不吾顺，是以邻国而为壑也。故其卒也使尧、舜、三代之为民，至于大坏极乱而后止，可不哀哉！由是言之，则要指之所在亦可以深思而徐考之矣。虽然，使圣人出而治天下，其自为家者皆不废也，守其所自得而退听于吾之所当为，斯可谓高才异能之选者矣。悲夫！道之合而遂分与其既分而复合，是皆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必有数焉。秦、汉以还，圣人之道虽未行于天下，而异端邪说盖泯然而不作久矣；阴阳名法道德，向之为六者既集而为一矣。苟有意焉，退而求之于吾之一身，平其喜怒哀乐之所自发，得其亲亲敬长之心，推而至于性命之际，然后顺天地之常理、君臣之大经，举而措之，而尧、舜、三代之治可以复见矣。且夫已远者不可复求，已废者不必复排，今举而论数十岁异端曲学之害正者，稽之而莫得其要，言之而不由其统，学者疑信而无所适从，是若之何而可也？噫，毋亦循其本以至其末，喜其合而惧其散乎！然则六家之要指尽在是矣。

圣人之道，其极至于与天地同其体，而其原止于不萌一念之私心。学者由是以窥圣人，可以言入德矣，盖私念之萌甚为入德之累也。虽圣人生知天纵，其于道体不假修为，至其积习成德，或者私念入以为主，则亦有专精固滞之病随之。圣人之心广大无物，顾以是病窒于其中，求其合彼我一涂而廓然于大同之域亦且难矣，而况学者之去圣人等伦相绝之甚，苟非破其一念之私以为入德之先，则必局于始、陷于中而隘于终，所谓天地之体奚复可同其大者！圣人以是而为圣人，学者不以是窥圣人，其亦终不免于自小哉。此（云云）盖得于门弟子所记。学者之学于圣门，其病不一，怙小体以为是则必不能至于圆通，昧大体以为识则必不知廓其所公。要之小体之既陷，大体之必亏，静而求之，皆起于不能虚其心而有是妄念之私以锢其所先入。自其妄念之私先入以为主，于是乎有直情径行而不顾理之是非，胶固执滞而不以通方为变。极其所知，往往理微而我著，理甚孤而我独专，嚣嚣然自以我为得夫道之大全，不自知其坠于一偏一曲矣。圣人之为圣人，其资禀虽与常人殊，其进德容无以异于学者。虽其一心之静，外物不能入其舍，至其立身行己，遇事接物，每不以私意立之于先。盖私意一萌，万理皆障，其必有不可为而甘于必为、不可执而安为固执者。反观一心与天地者同其大，顾乃以是自碍于中，吁，何小哉！此吾圣人所以不加一毫私念于其先意者，自是明白洞达，其自此阶，不然迫塞障碍，虽有大公至正之涂昭晰于其前，殆犹瞽者知有日月而无与于明，聋者知有鼓钟而无与于声矣。昔者尝观圣人之在洙泗，其道传之文武，其功比之尧舜，则贤之从其意之所出，亦奚至与道相背驰。今观著书则曰述而不作，至其信好亦惟曰古而已，礼见于躬行践复而犹问之老聃，乐得于易直和平而犹问之苌洪，至于官名之事，一器数之小小者耳，而乃问之郯子，推是以观圣人之心，其无纤悉之私大率类此。圣人之意，岂不曰天下有不足之理于此心，无不足之心于此理，置此心于是理而矜己造异，曷若公其理于心而于我悉无所与，岂不荡荡明白广大乎！由今以观，或仕或止，或速或久，乘流则行，遇坎则止，道之一兴则付之天，道之一废亦付之天。南子不必见，见之，阳货不必复，复之。殆如天机活物流动，自有云行雨施之妙而莫可名其运用之巧。当时弟子至比之日月，或喻之江汉，而甚者或以天言之，岂不以圣人至此心与理融而一毫之我不立，无从以见圣人，姑以圣人至此以形容其所谓大乎！大抵一性流通，与道不隔，自其私心既克，妄念不生，循是以进则圆融和会，不倚不胶，随心所出，顺理而行，此心有理而无私，此理有公而无我，道之大全，谁非我有！惟夫具胚胎芽孽之素而无造化发生之机，则虽有是大，终莫能成，此孔门弟子所以深有望于吾圣人者固如此也。虽然，圣人以是而成德，其心岂不欲廓之于人？顾是秘也，旨意所不能揭，训辞所不能到，必自超然脱颖于言意之表者能识之。绝四之记，其必有悟圣人于精微者也，意非曾、颜之流谁能识之？昔者颜子之学于圣人者甚至，自其从事于克己之一辞而于四勿之中有省。用舍行藏亦圣人盛德事，颜子处之曾无一毫滞碍，可以见其所到，谓之具体而微。极其所至，当进于大而化之域矣，奚其微？故曰绝四之记非颜、曾之流莫识也。抑尝以谓，道之全体天不私于圣人而吝之学者，苟有见焉，其发则同，其归亦不异。颜子具体，其见于经可覆也。自其一念之私既差，循源寻流，因以自是而不复知有圣人无适莫之义，如耦耕、荷蓧之徒，一求退处，勇往无斁。至其愧守所学，虽以圣人详细语之有不能回，甘井蛙之乐而忘天地之大。非其本无是圣人之大全也，一隅之见有以锢之于其始，故夫大全之体不复得之于终。至此而后知孔门诸子一经讲贯，由知至之之功极而至于知终之之妙，其所到比之耦耕、荷蓧者，几于夏虫语海之不侔矣。

圣道之在天下，随其人之所取而皆有可当其愿欲者。夫圣人之道，其可以足天下固久矣，自道学不明，世无向道之心，在位之君子每以圣人之道为大而难用而无当乎纤悉之欲，故凡见于举世无善政之可称而斯民有不被其泽者，皆起于斯人以道大为病故也。昔者君子知圣人之道达乎大小，无有不周，而学之者随其所取而皆有可至。故虽一邑之地，百里之小，若不足以是道之大者而施之，然君子行之益不疑者，凡以道之所在，随用随足，苟有志于斯民，固可以餍吾心之所愿欲不诬也。舍是而曰吾所施则小而道则大，大固不宜于小，吾恐斯民犹赤子之不得乳其母矣（云云。）。子游得之，所以用弦歌于武成不疑也。人有常言，梁丽乃冲城之具，用之室穴则非所宜，言殊器也。飞黄騄耳之驹一秩千里，以之捕鼠则反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道超于形器而备于全体，犹之水焉，在方而方，在圆而圆，大用之天下则天下治，小用之一国则一国治，于大小乎何拘？自圣道不明，一时有位君子非无志于泽民，顾其设心每每汩于簿书狱讼之微，米盐钱谷之细，以是为足，称乎地而无愧，居人上而无慊，究其本心，将以利民，反为民病，毒螫于刑名而束缚于法度，脂膏竭于椎剥之馀而精力疲于征役之苦，使斯民有不能一日遂其生者，则亦未明夫道之可以随用而宜，而甘于背之以行也。且道之在人犹江河之泽，而一世之用道者如饮水于河，随其量之所受而各适其欲，谓天下之大可以用是道，而一国之小则不宜，则焦枯之民冀一雨之苏决，是何疏耶？昔尝观卫文公城楚丘之日，扶创救病之不暇，而乃以塞渊之道施之，由今以观，固不谓宜。然自信不及而倒道以施，则所以致百姓之敬而使之丰富无日矣。吁！天下惟无见于圣人之道，则虽有所欲为亦不得遂其所欲为。得斯民而治之，必欲洽斯民而惠之，固吾心之至愿也。今也得百里之地而欲以惠爱及于下，而使斯民无一夫不被其泽，顾乃暗于所学，谓道之大不可小用，则塞渊之道固不宜于楚丘矣。子游之在孔门，其渐渍涵濡固久矣，其所闻于夫子既详而槩之于心亦甚安，惟未获其可施之地则已矣。今其出宰武城，乃心无意于惠民，固无俟汲汲于此。苟有志焉，弦歌之化固吾道之寓也，亦奚不安之有？然弦歌之道宜若甚大，武城之邑宜若小，然以小邑而施大道，莞尔之笑、牛刀割鸡之喻，宜若圣人之不能无骇怪也。虽然，道在天下，散之六合不为有馀，歛之一毫不为不足，以弦歌而牧养诸民，诚馀事也。圣人之笑，非以其所施为未当，而以武城一邑之小乃闻道化之美，诚可异矣。故夫圣人之道，其所以利用于民者甚大，而世未必知也。得一气而融之，可使万物皆春；得一滴而吁之，可使四海皆濡。弦歌固道之细者，子游得之犹足以生百里之和气而使之咸沐濡惠，有如立之斯立，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施之在民固可量耶！圣人于《论语》一书言治甚详，而仅及于一国之事，如言「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语，乃止于可以道千乘者。由千乘而推之，则所以治天下不外此矣，则圣人亦寄其道无不寓之意亦其彰彰矣，患世无向道者肯回心以充之尔。有以充之，何间乎一国之与天下也？子贱之宰单父，有才智仁爱之誉，而至于百姓不忍欺，岂其得之他道，亦自夫鸣琴一事得之。道在于弦歌则武城之人得所爱，道在于鸣琴则单父之人得所爱，谁谓道之大者不可以小用耶？吾于此见子游、子贱有信道之明，亦以见圣人有明道之功。

以父、兄之贵而任子弟，自古则然，未有立为成法者。今日自外员郎以上，第其等级而任之，皆有常数，而成法立矣。夫古之不为成法者，岂其不思之故欤，抑将缓其法欤，取裁于一时之予夺也。今之以任子为患者，岂非法一成而天下执之以求所当得于上，官虽多而求者以有定员而不可却哉？故近之建议者欲一切减之，法必行于隆贵以救官多之患。虽然，以恩为法，古无是也；知法之弊，从而削之，以法为怨，则又将安取？使天下之士大夫知有法而不知有恩，知有怨而不知有法，心术之所虑者益下，则义理何由而显，治道何由而立？然则救法之患者，舍一切之法而思其道之所宜然，以趋于古，可乎？

管仲以功力之所存见推于孔氏，以器之所止复见黜焉，至孟子则并其功力不足论矣。后世有孔、孟而后知王伯之异德，义利之异尚，管、晏之陋且羞道之，而况其下者乎？然孔子所以推与管仲之意遂不复讲于世，其以功力自见者既终不免于仲氏之陋，至陋管氏而不言者，又卒不免于自守而无所施设，然则将何从而可？岂孔子之所推与与孟子之所斥绝，皆非后世学者之所能知乎？夫妄意于圣贤之予夺而不知其实，乃欲以一身之学术托于其间，岂所谓疾没世而名不称，汲汲为善而不足日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