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请言今天下之势。昔者天下无事，忘战久矣。女真起东北小夷，一日弃荐草，挟劲骑，直越燕、赵，躐齐、鲁，遂至句吴以观南海；中有大河、江流、孟门、太行之险而不能为之限，所过城邑，无不开门迎劳，行留自恣，莫敢袭逐。而奔走之民，所在聚为群盗以自相剽钞而已。天子方亲御征伐之事，博采谋议，而群臣从官，亦皆戎服肄习击刺之术以拒胡。又十有馀年而天下始定，益习兵革，有轻死、犯难、敢战、喜敌之气，诚使因而用之，暂失之地不难得也。于是天子厌武，亟诏罢兵，脩立文事于伤残废缺之时，置学官，饮乡射，定经界，建宾馆，怀徕夷狄以文太平。既而连岁屡丰，州县充实，西北之避地者，即其所至，著籍为民。而淮、楚彻亭徼之警，商贾往来，道路无禁，然后天下始复帖息，以室家妻子为意，邈然忘其南北之事、父兄门户之耻矣。夫习危者其动易，习安者其变难。不然，则绍兴之末，戎王以残虐失众，尝举倾国之力，声摇江汉，既而不战自毙，狼顾北还，无复行伍。而青、郓、亳、宋之间，豪杰响应，执杀其吏，处处屯结，或号三十万众，以请命于王师。此岂非其可以按剑抵掌，经营河、洛，上以厉节义，下以执仇耻，千载之一时者哉？然而天下之意终以不振，窃议转语，惟恐好使之不复通，则习安难变，乃其势之必然欤！臣观今天下之士，惟其嗜利无行者，乃或扣阍投匦，妄论形势，更易风云之阵，疏释孙、吴之言，请对便殿，条画边要，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诡。及其宠异逾等，尊用过望，乃始徐托罪咎，引身而去。其大略如此。而忠厚难进、明见利害之人，则皆深念根本之重，以为不可辄发。顾今天下之势，其于长淮以南，上下乂安，法令明具，而德泽所被，民心不摇，无以异于祖宗之势，然于其并兼进取，则固已难矣。陛下英武神断，廓清宇内，如其责成将率，使各尽力，执大义以诛强仇，则天下可以拱揖而定也。而乃使之分治刑狱，刺举官吏，或脱弁释楯而为儒臣，参用牧守，列布内地。而士之纤弱无勇者，乃反教以弓矢，合射于庭。而其偃蹇于州县者，亦或许之自荐而优以右职。何哉？岂非欲以变今之势而后用之欤？臣之不肖，盖尝筹之，以为使今之天下自安而忘战则不可，使之自危而求战，尽变而能战，又决不可也。何也？盖世有陈设珍器，调谐丝竹，而饮酒歌舞以为乐者，而其外且有焚溺之患、卒然之忧焉，则其主人何以待之欤？将使其客尽废其歌舞饮酒而蹇裳濡足以救之欤？则其势不可以尽能而徒伤其乐。且其往救也，则其乐必不竟，而奴婢之无赖者顾从而窃之矣。然则亦付之其人而已，使其外不失为捍患而内无以伤吾乐，患去功成而饮酒歌舞者不知焉，斯天下以为贤且智矣。夫何以异此！强其所未能，废其所已能，其要在于天下之皆能也，皆能而臣窃忧其患之有不可胜讳者矣！昔者秦人之患，在于不能兼六国也，是以日夜激厉其民，使之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当此之时，秦人五尺之童子，皆有疾视山东之意。由今计之，六国未兼，天下未一，非秦人之所当患；而长有其秦以及于天下者，此秦人之所当讲也。若夫成王之于周，太宗之于唐，则不然。剪商、奄，平淮夷，驱逐虎豹犀象，未尝宁息；取突厥，灭高昌、吐谷浑，东西征讨，用兵不废。而其朝廷之内，郡国之外，制礼作乐，鸣玉曳组，诵其诗，读其书，而考其文义之彬彬焉，是故享成功之利而不受其害。然则天下之势，固不可使之尽变也。

国本者，民欤？重民力欤？厚民生欤？惜民财欤？本于民而后为国欤？昔之言国本者，盖若是矣。臣之所谓本，则有异焉。臣之所谓本者，本其所以为国之意而未及于民。臣非以民为不足恃也，以为古之人君非不知爱民，而不能爱民者，意有所失于内则政有所害于外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必有与亡。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且其昔何为而仁？今何为而不仁？使其后世之所以守天下者皆如其始之所以得天下，则何为而失之？呜呼！是岂不可以深思而极论乎！夫植木于地者，其华叶充荣者，末也；其根据盘互者，本也。此众人之所知耳。夫根据盘互，不徒本也。自其封殖培养之始，必得其所以生之意，而后天地之气能生之。一日失其意，则夫根据盘互者，拜然颠蹶，焦然枯槁而已矣，地安能受之哉！臣尝论周人之得天下，比三代最为长久，此非数也。后弃在唐、虞之世，已为稷官，传十四五世而未尝有失其所以得国之意者，然后文、武受天眷命，而天下之诸侯挈商而归周。至于成、康之后，则渐已失之；独一宣王，脩旧起废，能复求文、武之意，遂称中兴。及其后世东迁，而惠、襄、灵、景之君，甘、召、单、刘之臣，所以施于天下者，悖谬而非先王之意。至于益衰而自分为东西，则其宪章文物莫有识者，而块然独守其鼎，然后其祖宗之意尽失而不继，以至于亡。然则其所以不仁者，不能如祖宗之仁而已。若夫汉之高祖，唐之太宗，起于细微单人，挺剑特起，臂指天下；而四海之雄无不束手受事，相与于草创之中，拜伏俛仰而为之臣，建置宗庙而立其典法，以垂后世。此虽不足以望周人积累之盛，然而要其所以得之者，必有合天之心，顺民之心，而非偶然而自得之也。故其后世，若武帝、明皇失其意则乱，光武、宪宗复得其意则兴，而元、成、穆、敬沉溺宴安，莫知其祖宗之所以致此者，何也？徒凭藉而有之，则其业遂以衰败而亡。故臣以谓继世而有天下，其中才者固能守祖宗之意，其贤圣者则增益祖宗之意，其好谋而寡德者徒以变乱祖宗之意，而昏童不肖者则又不知祖宗之意。故其为兴、亡、治、乱，皆可考而无疑。噫！有志之君，长睨远览，欲以跨越前代，而不能深知祖宗所以得天下之意。施于今者忘其昔，谋于新者非其旧，动摇侵伐其为国之本，而使之削薄而不悟，此岂非其故臣遗老莫有以告之者欤，其告而不之信欤？春秋之时，晋魏舒、韩不信合诸侯以城成周，而宋仲几不受功，指践土之盟以为据，当是时，韩简子与其佐士弥牟皆不能知也，曰：「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仲几不肯，曰：「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弥牟反怒其诬己而执辱之。呜呼！践土之盟，晋文公之所以主诸侯也，诸侯犹记其旧，而晋之从政大夫曾莫识焉，则其后世之失伯，不亦宜乎！恭惟宋有天下，肇立基本，不以智力为治，不以兵甲为彊，不以险要为固，功德茂盛，源流深远。圣人继作，因时制事，微有变更，而其为国之大意常增益而不废，天下之人受其阴利厚泽，不知其所从来，况于臣之浅陋，何足究述！谨择其意之尤大，与国家相为终始者二事，事为一篇，具疏其说以献。窃以天子之明圣，诚已知之而犹言之，则爱君之忠不为烦；未察而先言之，则告君之义不为过：而臣之区区毕于此矣。

其一曰礼臣。臣闻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虽至亲隆贵不得辄私；而虽至亲隆贵不能无罪，则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为人主能使其臣无犯君之法，不当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与共守其国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贤材而用之，其不能无犯法者，不得居也。当舜之时，既放弃共、鲧、驩兜之徒，其所与为臣工岳牧者，皆忠肃、惠和、明允、笃诚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犹无犯法者，而况其官师乎！其后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贤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礼乐。故其《诗》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夫聚贤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云龙藻火之章，驾乘有和銮旗旄之节，以至奉牲币，执豆笾，荐告宗庙，类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废放、黥劓、杀戮之人，安得参于其间？扬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贵」。夫士贵而后官贵，官贵而后国贵，国贵而后主尊。然则周文、武之所以贵其士礼其臣者，能使之无犯法，而未尝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无犯法之人而材诸位，则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则方其唯诺殿上，委任尊宠，若将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废放，黥劓杀戮，无所宽贷；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轻为奸而多犯法。呜呼！此非国家之利也。汉高祖尝裂数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数人得南面而称王，既而禽灭菹醢，至于宗族无有遗类，其臣遂以禽兽自比。故后世子孙习见前事，不难于高爵重位以宠秩不肖之人，而亦轻于以鈇钺刀锯加其身。唐太宗尝喜张蕴古所上《大宝箴》，以为爱己，一旦以治狱疑似，遽命斩之；谓卢祖尚文武忠义，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辞行，亦殊死于朝堂而不以为怪。其臣如王圭、魏徵，号为面折廷争，亦莫有以为非者。然则当时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杀戮，虽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将以防奸臣，而岂有意于轻杀人也哉？自今考之，其奸臣未必得罪，而连颈就戮前后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礼化奸臣之心，而以刑滥忠臣之罚，国家将何便焉？适所以借奸臣而为之资耳。盖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历秦、汉、隋、唐而不复兴。至于艺祖、太宗，而后尽去前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宽大诚信进退礼节遇其臣下。受禅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一，六年而后罢。太宗召拜近臣，尝命择良日，曰：「朕欲其保终吉也」。卢多逊事发，当时以为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尝典国事，止命窜流。盖汉之三公无以善去位者，不自杀则受诛；其轻甚者，犹以丑辞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来，执政大臣之将去也，必使之连疏自乞，若将不得已而后从者，又为之迁官加赐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尝疑其臣之罢惰而不任职者，当汰而不忍，始益宫观之员，廪之以粟而不责以事，后遂为定法。其后章惇弄权，尝欲兴刘挚之狱以杀党人，而哲宗不从；蔡京当国，又欲杀天下士，而徽宗不听。绍兴初，误听宰相，诛谏官二人，寻复自悔，下诏责躬以谢天下。故虽权臣用事，二十年间，予夺惟意，而无杀士大夫之祸。夫进人以礼，退人以义，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无过于祖宗之世；而不使奸臣妄杀一士者，亦无过于祖宗之世。盖秦、汉之风息灭不继，而舜、文王之意复兴。天下之臣，至有怯懦过当，举手畏法者矣，未有强愎不逊，傲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乱反侧，起于父兄子弟之间者，益不复有矣。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与臣下共守法，此岂非祖宗为国之本意与舜、文王之俗然欤！

其二曰恤刑。臣惟历代用刑，各有轻重，不能尽举。然大要其君贤而所任者仁人也，则用刑常轻；其君不贤而所任者非仁人也，则用刑常重。非惟用刑为然也，而历代之议刑者亦莫不然。盖其人君子也，则议刑常轻；其人小人也，则议刑常重。故观其所用，可以知其国；观其所议，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盖其君贤君也，而用刑不免于过重；其人君子也，而议刑亦不免于过重；以为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叹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轻之久矣，然而随其时之轻重，而终于不能轻一代之刑。夫后世有天下之长者，莫若汉与唐，其能求所以轻刑之意者，亦莫若汉与唐，而卒之能轻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汉、唐之时，虽治世犹多造大狱，根连株送，或数千里会逮，久者积数岁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论囚报重，一郡之内，一日有杀至数百人者。凡此者，今天下之所未尝有也。五代暴乱，承用重刑。盗一钱以上径坐死，而茶盐、榷酤升合铢两之犯，至无生出者。犴狱所用，尤残酷无法，不啻若桀、纣。祖宗之世，或渐轻之，或尽除之。而参刑、具五刑、相收、连坐之刑，皆汉、唐之所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尝见闻也。夫以前世用刑之重，而民亦无畏刑之心，滋长其悍虐，视性命死生如旦暮，或白昼挺刃，杀人于市；或报仇行侠，而天下大姓奸豪皆持生杀人之柄。杀人未必死，伤人未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窃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赖，篡人于狱，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无也。夫天下之俗，燕、赵强果，吴、楚轻斗，蜀人多怨。至于激其所耻，动其所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以柔之。虽其自弃于盗贼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今日之所以用刑独轻于前世，而民之自爱而畏法亦远过于前世也。虽然，今世之用刑，比汉、唐为轻，比三代则为重；而后世之所以制刑者，则虽三代不能及也。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以自利，均田轻税而民无为生之苦。惟其狠戾不逊，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诛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实无几，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虽省，而一或行之，则其肢体残坏，至于终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盖相承而不能变。而论者则以为后世之刑不及上古之肉刑也，岂不痛哉！呜呼！后世之制刑仁于三代，今既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于三代，顾未能轻也，则恤之而已矣。然则祖宗之恤刑，可谓至矣。以恤刑之仁行制刑之仁，轻于汉、唐而庶几于三代，深者无公名，平者无后患，重失入之坐，厚雪冤之赏。是故无智力之治，无兵甲之强，无险要之固，德泽虽未大利于天下，而民不携贰，天下安宁，室家相保，未尝有匹夫横行之变，下人谋上之奸者，能隆礼以御其臣而恤刑以爱其民也。故此二者，国家之大本，无穷之祚，不可变之俗也。故臣之不肖，以为诚使天下之贤君不免有重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议刑之心者，其祸最大，其忧最甚，此不可以不极虑而深言也。呜呼！有自来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而有并疾天下之意，用一朝之决贻无穷之患而不察也，岂不过哉！夫二百馀年之国本在是，天下安之也久矣。培之使益坚，养之使不伤，夫谁得而动之！不顾而变，其安危之端，必自是始，虽贾谊、陆贽复生，为今日计，未必以易此也。

古者民与君为一，后世民与君为二。古者君既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而其力常有馀。后世不养不教，专治民而其力犹不足。古者民以不足病其官，后世官以不足病其民。凡后世之治无不与古异，故论古者事远而不可行，因今者谓行而不可安。嗟乎！其孰能任是者乎！夫太息而言古义，于今必不能改，将安所用？徒以为笑于执事者而已。虽然，不可不知也。夫善论古者，必始于田制。徒田制而已，何足言也！古之为民，无不出于君者，岂直授之田而已哉？其室庐、器用、服食、百工之需，虽非必其君交手以付之，然既已为之设官置吏以教之，通其有无，补其不足，其耕耘、敛藏、播艺之术，必使之观阴阳，习四时，而山泽之所有，皆开示而劝求之。其牛马六畜，家之所藏，必知其数；其婚姻、祠祀、疾痛、死丧，必知其急；其官自下士至于三公，位之登降，必因其民之众寡。其意以谓民皆不自能也，故其治之之详如此。虽然，其役民之多，用民之烦，取其税赋以供上之用度；而春秋蜡社，以礼会民，乡射读法，比之于闾胥，用之于军旅，役之于府史、胥徒、宫室、道路之事，凡此皆后世之所无者。其要以为养之者备，则其役之不得不多，治之者详，则其用之不得不烦，君民上下皆出于一本而已。后世养之者不备，治之者不详，使民自能而不知恤。其所以设官置吏，贵贱相承，皆因民之自能者，遂从而取之。或有天患民病，尝一减租税，内出粟以示赈赡之意，则以为施大恩德于天下，君臣相顾，动色称贺，书之史官，以为盛美。其君民上下判然出于二本，反若外为之以临其民者。故比闾、族党、联会、考察之法，一切尽废，以其不足者病民，以其不养、不教者治民，毅然为之而无所愧。而民亦习于自能而无求于其上，而徒以为上之治我也，故俛然受之而不敢辞。其乖戾反忤而治道卒无一成之效者，不特一世为然也。虽然，自汉至唐，犹有授田之制，则其君犹有以属民也；犹有受役之法，则其民犹有以事君也。盖至于今，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而民又有于法不得占田者，谓之户绝而没官；其出以与民者，谓之官自卖田，其价与私买等，或反贵之。然而民乐私自买而不乐与官市，以为官所以取之者众而无名也。是官无以属民也。受役之法坏，而官以佣钱自募浮浪不事事之人。官民不急不相知也，其有求请而相关通者，则视若敌国。大抵今世之民分而为三：齐民，一也；军旅，二也；役人，三也。而齐民之间又相分异，不知其几，是其民无以事君也。君无以属民，民无以事君，然则立州县，有官吏，相事相使，相君相长，不异于古者，徒有君民之势尔。世之俗吏，见近忘远，将因今之故，巧立名字，并缘侵取，求民无已，变生养之仁为渔食之政，上下相安，不以为非。呜呼！为古之民独何幸，而今使之至此也！臣每见今之吏所谓劝农者，未尝不窃叹也。夫官有田而民不知种，有地而民不知辟，故使吏劝之。今其有者厚价以买之，无者半租以佣之，是容有惰游者也。故有求农而不得地，无得地而不农也。官无遗地，民无遗力，而岁以二月，长吏集僚属至近郊，召父老而饮食之，为之文以告之，既告而去之，若此者何也？若其州县荒阔，良田沃土不耕不殖者，朝廷当为之立法以来农民，而使之从事焉耳，岂为区区之文告哉？为民田者，无所用劝；为官田者，徒劝而不从。君民二本，古今异治，而曰「我无求为唐、虞、三代」，噫！唐、虞、三代其果不足为矣！

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彊。田垦税增，役众兵彊，则所为而必从，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战国相倾，莫急于致民。商鞅所以坏井田开阡陌者，诱三晋愿耕之民以实秦地也。汉末天下殚残而三国争利，孙权搜取山越之众以为民，至于帆海绝徼，俘执岛居之夷而用之。诸葛亮行师号为秉义，不妄虏获，亦拔陇上家属以还汉中。盖蜀之亡也，为户二十四万，吴之亡也，为户五十馀万，而魏不能百万而已。举天下之大，不当全汉数郡之众。然则因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州县，直以见入职贡者言之，除已募而为兵者数十百万人，其去而为浮屠老子及为役而未受度者又数十万人。若此皆不论也。而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于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无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彊，反有贫弱之实见于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县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绢价者，此其意岂以为民不当生于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欤？夫前世之致民甚难，待其众多而用之，有终不得者。今也欲有内外之事，因众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争者！而论者曾莫以为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计之，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增税，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穷苦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佣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粜，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于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此其所以虽蕃炽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呜呼！亦其势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盖秦制万户为县；而宋、齐之间，山阴最大而难治，然犹不过三万。今两浙之下县，以三万户率者不数也。夫举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犹不足为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间者，十年之后，将何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下足若此，则其穷而无告者，其上岂宜有不察者乎？田无所垦而税不得增，徒相聚博取攘窃以为衣食，使其俗贪诈淫靡而无信义忠厚之行，则将尽弃而鱼肉之乎！噫！此不可不虑也。汉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于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今皆为下州小县，乃无一士生其间者。而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独为东南之望，然则亦古所未有也。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此岂智者之为乎！且其土地之广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数千里无聚落，奸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气蒸郁而不遂。而其狭者，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今之急务也。而论者则又将曰「虑其因徙而生变」，夫岂有不变之术而未之思乎？抑听其自变者乎？

今之言爱民者，臣知其说矣。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彊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士方且相与按图而画之，转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于上者，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井；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复出而治天下，亦不必为井。何者？其为法琐细烦密，非今天下之所能为。昔者自黄帝至于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国之地，是以尺寸步亩可历见于乡遂之中，而置官师，役民夫，正疆界，治沟洫，终岁辛苦，以井田为事；而诸侯亦各自治其国，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颁于天下。然江、汉以南，潍、淄以东，其不能为者不强使也。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于上，率二三岁一代，其间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井田之制虽先废于商鞅，而后诸侯亡，封建绝，然封建既绝，井田虽在，亦不得独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沟洫，环田而为之，间田而疏之，要以为人力备尽，望之而可观，而得粟之多寡则无异于后世耳。大陂长堰，因山为源，钟固流潦，视时决之，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故后世之所以为不如三代者，罪在于不能使天下无贫民耳，不在乎田之必为井不为井也。夫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今故堰遗陂，在百年之外，潴防众流，即之渺然，瀰漫千顷者，如其湮淤绝灭尚不可求，而况井田远在数千岁之上！今其阡陌连互，墟聚迁改，盖欲求商鞅之所变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时，井田虽不治，而其大约具在，故勤勤以经界为意，叹息先王之良法，废慢于暴君污吏之手。后之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闻不见之遗言，顾从而效之，亦咨嗟叹息以为不可废，岂不难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夫州县狱讼繁多，终日之力不能胜，大半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胜忿，常欲起而诛之。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乃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不宜豫置疾恶于其心，茍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不然，古井田终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复立，虚谈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为实，儒者以高为名，天下何从而治哉！

理财与聚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馀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为不能也，故举天下之大计属之小人，虽明知其负天下之不义，而莫之恤，以为是固当然而不疑也。呜呼！使君子避理财之名，小人执理财之权，而上之任用亦出于小人而无疑，民之受病，国之受谤，何时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满足而不匮矣。后世之论，则以为小人善理财用圣贤不为利也。圣贤诚不为利也，上下不给而圣贤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为之而无疑欤！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为君子者，又从而争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为利也」。其人又从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圣人之意，《六经》之书，而后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夫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其赊者祭祀丧纪皆有数，而以国服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为也。何者？当是时，天下号为齐民，未有特富者也。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于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无不毕与。然而祭祀丧纪犹有所不足，而取于常数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与则谁与之！将无以充其用而遂与之也？则民一切仰上而其费无名，故赊而贷之，使以日数偿，而以其所服者为息。且其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民不足，于此而上不敛之，则为不仁。然则二者之法，非周公谁为之？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学周公之法于数千岁之后，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谓周公不为是法，而以圣贤之道不出于理财者，是足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为之，固不以自利，虽百取而不害，而况其尽与之乎？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徒从其后频蹙而议之，厉色而争之耳。然则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财，亦可得而略计矣。黄帝、尧、舜以来，财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几也？秦汉之后，创取于民，后世日以增益，今其弃而不求者几也？天下之遗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几也？抑犹有上之所未敛者乎？抑已尽敛而不可复加欤？然则有民而后有君，有君而后有国，有君有国而后有君与国之用，非民之不以与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说？今之理财者，自理之欤？为天下理之欤？父有十子，阖其大门，日取其子而不计其后，将以富其父欤？抑爱其子者必使之与其父欤？抑孝其亲者，固将尽困其子欤？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财者欤？然则今之开阖、敛散、轻重之权，有馀不足之数，可以一辞而决矣。奈何以聚敛为理财，而其上至于使小人？君子以为不当理财，而听其绝而不继？若是者，何以为君子哉！

天下以钱为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为货，而钱并制其权；钱有轻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资其所不及。盖三钱并行，则相制之术尽矣；而犹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戏造，猥以补一时之阙而遂贻后日之忧。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担囊而趋，胜一夫之力，辄为钱数百万，行旅之至于都者，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凡今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兴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摹刻之易而不知其为尽钱之难，十年之后，四方之钱亦藏而不用矣，将交执空券，皇皇焉而无所从得，此岂非天下之大忧乎！夫见其有而因谓之有，见其无而因谓之无者，此常人之识尔。所贵于智者，推其有无之所自来，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诚而献者有二议：有防钱之禁，有羡钱之术。夫南出于夷，北出于虏，中又自毁于器用，盗铸者虽殽杂而能增之，为器者日损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于不密也，是诚可密也。若夫羡钱之术，则鼓铸而已矣。虽然，尽鼓铸所得，何足以羡天下之钱？且天地之产，东南之铜或暂息而未复，虽有咸阳、孔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而欲以禁钱鼓铸益之耶！且钱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权尽重于百物者，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积而不发，则无异于一物。铜性融溢，月铄岁化，此其朘天下之宝亦已多矣。夫徒知钱之不可以不积，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积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于外以代其劳，而天下有坐镇莫移之钱，此岂智者之所为哉？岂其思虑之有未及哉？故臣以谓推其有无之所自来，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者也。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赍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贵莫如珠金，贱莫如泥沙，至钱而平矣。先王之用币也，钱居其一；而后世之用钱也，它敝至于皆废，诚以为轻重之适也。故夫天下之货，未有可轻于钱者也；一朝而轻千倍，曾不为后日之计者，何也？此臣之所谓弊极而当反者也。天下之事，本无奇画；为奇画者，小人之自便以干其君者也，不可听也。虽然，臣又有疑焉。计今之钱，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县倚盐酒杂货之入，而民之贸易以输送者，大抵皆金钱也。故虽设虚券以阴纳天下之钱，而犹未至于尽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钱未尝不贵而物未尝不贱。汉宣帝时，谷至石五钱，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乱而致富强，米斗十钱以上为率。何者？治安则物蕃，物蕃则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钱无所用。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三四百耳，岁常出以供京师而资其钱；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预计，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钱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瓜瓠果蓏，鱼鳖牛彘，凡山泽之所产，无不尽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汉、唐之赋禄较之于吾宋，其用钱之增为若干？以承平之赋禄较之于今日，其用钱之增又若干？东南之赋贡较承平之所入者，其钱之增又若干？昔何为而有馀？今何为而不足？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钱而粗具。何者？其农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为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钱货纷纷于市，而物不能多出于地。夫持空钱以制物犹不可，而况于持空券以制钱乎！然则天子与大臣，当忧其本而已矣。

使天下疑己，不可以为天下。临财则疑其取，见患则疑其避，势相轧权相倾之际则疑其谋，若此者，虽匹夫不能自立于乡党。天下之人，其所以力为忠信廉洁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为当然，盖将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虽矫亢过情，舍利就害，而不敢惮焉。一节之疑，足以伤其终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惧也。噫！蛇未必噬也，而人疑其螫；虎未必搏也，而人疑其暴；有麟凤之德，而后见之者无疑心。虽然，麟与凤不常出于天下，而天下亦安得而不疑！古之圣人所为大过乎人者，理天下之财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贪，政令之行，天下虽未必能知其意而终不疑其害己。故圣人之于天下无不可为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后世之君，用民之财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烦，常为安静之令，数出宽大之言，而天下终疑之而不置，不亦悲夫！今国家之患，法度未立，号令未信，财用未足，欲有所为而不能遂。若此者，不足为大忧也，而其忧则在乎未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仁孝恭俭，服御简约，宫中之费，可悉布于海内而无毫发之私，此亦足以明其无所取于天下矣；一方水旱，忧见颜色，或特出使人，申命长吏，通财移粟，惟恐在后，奏疏蠲除，不问缗石，来辄报可，此亦足以明其深自结于天下矣；而天下终不能无疑于其间。某欠某负，诏书已释放矣，民犹未信也，曰：「此后岂不将复征之也」？开坐画一，条件无数，谓之宽恤，至深切矣，民犹未信也，曰：「此其文盖未尝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创立一司，其事未见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将以兴某利也」。下自一县令而上至掌国计之近臣，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必不与民也，而民又皆疑之曰：「此其挟国之重以病己也」。天子以大义安天下，非为苟且而已矣，将用以灭虏而复北方也。今也不出门阈之近，而天下皆以利疑之矣，是犹可与有为耶？夫当天下之皆疑，此不可以力胜而辨解也，宜退而考其原。今天下有百万之兵，不耕不战而仰食于官；北有强大之虏，以未复之仇而岁取吾重赂；官吏之数日益而不损，而贵臣之员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禄。夫明示天下以无所用财之门，而后天下无疑心。若此者，其无所用耶？然则虽上不能不自疑其为利也，天下独敢不疑其利之耶！呜呼！数世之富人，食指众矣，用财侈矣，而田畴不愈于旧，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贬损而还其初乎，是独何忧！虽然，盖未有能之者也。于是卖田畴鬻宝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今天下欲为大贫竭尽，索然无聊之术耶？又岂特上下相疑而已也！天下之人私相与言者，必曰：「今之官不可为也，伯夷之廉必改为蹠、蹻之横，尾生之信必习为狙公之欺，而非蹠、蹻，非狙公，则其事不可以济」。然而不敢以其情告于上。其告于上者，姑曰「陛下至仁，法令明备，群臣奉行不谨，而因以诛求于其中」。故朝廷虽崇重信而使民不能无疑耳。上岂将以为然耶？臣敢言其情。今天下之财用，责于户部，户部急诸道，每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县，而县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交相为急也，事势使然，岂其尽乐为桑弘羊之所为耶？使天下之用诚有常数，而户部以天下之税当之而有馀，则户部必不以困诸道，每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县独何以自困其民耶？使其真桑弘羊之流，固且不暇，而况其不为弘羊者耶！所畏者，上每以所不足责其臣，使群臣以不足而后见其材，然则若是者，固教天下之为弘羊者也。昔刘晏当肃、代衰乱之际，天下多事，故谓晏能以不足为有馀，此出于不幸耳。以今较之，犹为平世，而奈何以不足责其臣，而谓群臣以不足而后见其财欤？岂不为有事者地欤！天下方议更为贡赋之籍，钩考其会而悉书之，使一缕以上，上无不知其所自出，而州县不敢彊取于民。噫！今州县号为难治，一缕以上既在籍矣；而州县之用于何取之？若此者，天下愈疑矣。

课群臣当以实；实不能课，当课以名。名以致实，实以致名，有一不失，是谓尊主之经。失实失名，则其主轻；以此为治，虽勤弗成。尧、舜之时，天下之患莫甚于水，民之事莫重于稷，国家之政莫大于礼乐与刑。而诸侯之治，州各有牧。尧、舜既选天下之贤圣，各以其所长专莅一职，而不制可否于其间，然而必为之法曰：「三载其考尔之绩，三考而升黜之」。以此课其官，而官之长亦各自课于其属，法简而令必行。故其可见之效，不惟施之一时，而遗利馀泽又能及于后世，是之谓实。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小大，一听于法，虽杰异之能不得自有所为，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法耳。然而必养之儒馆，必任之金粟，必居之谏诤，审谳刑狱，习知边事。一人之身，内外之官无不遍历，较之以资，取之以望，然后其大者为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为侍从之官。其人既已周旋众职，详练世事，虽不必真能尽知，而皆习闻其大槩。名为蕴藉温雅，沈厚老成，以局度器识自许，而上亦护养爱惜，不使有以少损其名。其人尚德而寡过，则所莅之官亦不至于废旷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通选而无疑，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谓名。夫尧、舜之实，不求其名；吾祖宗之名，不责其实。然而名以致实，实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无事矣。噫！使天下之贤圣不废吾法，而虽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于善人君子之名，此岂非其课名实之本意欤！后世号汉宣帝为能行责实之政，然以臣论之，徒役役焉旦夕程其文书殿最之课耳，高才贤士欲自有所建立，终不可得。至于法令细密，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为者耳。责群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而又亲持权柄以行其杂霸之道，臣主俱劳而善政益衰，乌睹所谓实耶！是之谓失实。东汉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于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两晋之世，名在上；上取清谈不事之名，位为三公而无职可举。江左相承，专尚名品，而天下皆有傲诞矜侈之意，无益于治。是之谓失名。且彼任其所尚，各自以为能，器使群臣而行其诛赏，而岂悟其失哉！臣不佞，窃言今世之故。以为课之以实耶？则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职者，未有长久任事，使见功实效可以利天下也，而上辄以为不称职而罢去之矣。人臣之得为此也，非将曰「吾求以实能是事」也，则亦偷惰苟容，虚文亡实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为实也。以为课之以名耶？则今官司之要，自宰相之外，有枢近之臣，有侍从、讲读之员，有谏官、御史之选尔，然未见有卓然名于其间，曰「某为某，某为某，借某人足以重某事」，如祖宗之世者也，则必其不知名者而已矣，则必其名为具位而无耻者而已矣，则必其败名毁节而后得在此位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为名也。天下望治，如酲者之愿析，痛者之愿痊也，十四五年矣；而群臣百官未知名实之所在，独若之何哉！虽然，臣以为今天下之治，则亦有意于为实矣，而未知其所以为实。何者？今之所谓实者，不过若汉宣帝耳。夫择天下之贤才，与之共政，而乃欲课之以百工俗吏之所能，彼安肯俛然为之耶？俛然为之者，百工而已耳，俗吏而已耳。上之所拔用，所贵幸，所骤取而厚托，昔已退而今且进者，皆可得而考矣。况其有未及宣帝者乎！彼其诚所谓实者，固且不出于今之实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为实而不喜其为名，又从而废之，是以廉退者不在焉，骨鲠者不在焉，蕴藉、温雅、沈厚、老成、以局度器识自许者举不在焉。故谏官、御史或无人焉，翰墨、制诰或无人焉，大者至于丞相之位或无人焉。是其无人也，则曰「群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则上不免于自用。然则今之世，举群臣百官以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声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贵乎人主者，以天下皆为己用而己不必自用，自用则人主尊而其国威失，实与名则几乎轻。呜呼！若是者，其无以一人而使不失乎？

冗官之说曰：「古者民淳事简，天下不劳而治；后世益薄，事日以繁而天下难理，故设官有多寡之异。唐、虞百官，夏、商倍之，周倍夏、商，后世之官无数，此其验也」。虽然，古事何必简？今事何必繁？天下之时一也。夫黄帝以前鸿荒简略者，非谓其果无事也，乃其已远无所考见，故不可得而知。自黄帝至于尧、舜，当其时，圣人在上，天下众务繁多，而圣贤以身任之，汲汲皇皇以及于老死而不敢倦。所条理天下之事，匹夫小民之私无不究者，安在其必简且淳耶！后世因上古之治而未尝自为，听其废坏阙绝而不知为脩补之政，礼乐教化维持之具疏漏脱略，不足以望上世之万一，独其文字期会为差多耳。夫因书籍记载之久近多寡，而遽以繁简议古今，可乎？且其已有人民、国家、教法、杀伐，是不可一日无事，而谓古事之独简也，何哉？岂非荣古而陋今，乃论者之通患欤！夫唐、虞官百，盖特设其大者耳。内有百揆，外有州牧侯伯，所以比联纲纪其上下者已悉备矣，虽后世不能益也。唯其属官贰事，天子之所不自置者，后世乃稍稍增之。夏、商虽不可见，而周之六官所以四倍于唐、虞者，皆其属也。夫禹周行天下以治九州之水，而稷、契、皋陶九官十二牧之任，岂其一人而仆仆焉自为之乎？其势非数百千人之属共之，不能给也。夫以郡县等诸侯，以辟置视除授，二者既相直矣，而独举其大官，则唐、虞之数固不能特减于今世，此易见也。彼其天下万国，君臣官吏之众乃当数倍于今世，而论者不知其本，徒欲执百官之数，以尊唐、虞，病夏、商，陋秦、汉，岂不过欤！夫冗官之患何始也？推其所从始而得其受弊之原，从其原而治之，则其患息矣。以两汉之官考之，丞相、御史，其后为三公及九卿、尚书、二千石之任，其间自辟置者不暇计也。而议郎、郎中、博士、谏大夫、太中、光禄、谒者合数千百员，皆与闻国家之谋议，约以今世之中都官，不能什一也。郡守虽少于今世，然令长倍多，而三老、啬夫、游徼、乡亭有吏，皆食于上，此则今之所无也。举选之路凡数十条，其取人最博，而上书待诏，时召见问，此亦今之所不能也，而未尝以冗官为患。盖其渐始于魏、晋，而蔓延于唐，最甚于今日。唐自兵兴，中外滥授，随时增损，固宜其有冗也。故方其阙而不补也，则一人之除吏至于八百；方其多而不容也，则一日之汰去至于千四百人。此亦今之所无有也。然则冗官之患安在？夫计其大无以异于唐、虞之简，举其小不能如两汉之多，然而两汉无冗官，何也！今世之官诚冗矣，不可讳已。夫文武不分则官不冗，官吏不分则官不冗，而自魏、晋以来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为武者，今不能为文者也。郎中执戟，侍中奉乘舆，虎贲郎将、郎中令、校尉，昔以待天下之贤才者，今武士宦官专之矣。九卿、三公所辟举拔授曹掾，皆忠廉脩洁之士，行义高于郡国，有不岁时而起为公辅者，今吏胥专之矣。流品既分，趋舍异涂，是以其所选举甚狭而天下之官猥多，争先于此而不能去，乃其势也，而何怪乎！且天子与大臣将有所大正于此，则舍其源而遏其流，是无益也；夫其事宏阔博大，非仓卒所能定，苟无决然改为之意而徒欲以空言断之，是无益也。臣尝见今世号左右司郎为宰掾者：汉六百石掾，今吏秩之轻者尔；左右司郎至尊贵，长史司直不能逮也，乃以掾拟之；缘名失实，何其甚欤！凡人习见前世称谓，故亦有以今之尚书郎为昔之郎者。夫外更刺史、郡守乃得入为郎，其选至高，而乃欲以汉世郎吏为比乎？然则明帝之所谓「上应列宿，不肯以畀馆陶公主子」者，近今主事令史之属耳。《周官》宰士通于四方，王人虽微，在诸侯上，而今也吏之，可乎？夫轻周汉之所重，隔绝太半，自为武臣而执锐执钺以前后人主者，不使天下士大夫皆得出于此，而顾曰「官冗当汰」，然则官诚冗矣。

天下之患，莫甚于纵；救患之术，不过于抑。抑久必纵，纵久复抑，二者相与盛衰，而天下不得治矣。盖世之所谓刚毅无私，能为人主守法，而天下通以为贤人君子者，不过曰能抑天下而已。而其立法之际，多为艰难曲折，一事之微，得指以为疵，亦皆示其抑天下之意而无广大乐易之心。夫以能抑天下之臣，而行抑天下之法，使其得之者不以为恩而失之者必以为怨，天下之乱常生于此。而或者则以为天下患无其人以身任怨，而倖赐过宠纷纷四出，坐视而不能禦。呜呼！岂其未之思乎？岂以其术为无出于此者乎？夫天下所以听命于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之所在，非我则无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则沮天下之望；可广而不可狭，狭则来天下之争。望失争生而上之权益微。盖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贫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使其尽衣食之欤？则力弗称而无名；使其拒而弗之衣食欤？则柄失而势衰。是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汲或负，或筑或锄，则其力之弗任者，虽饥且死，不敢食矣。噫！使彼而皆任欤？吾虽尽食之何伤；不然，则彼不以无功为羞而吾以吝食为愧矣。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天下之人，其初无有贤、智、愚、不肖之分，而皆求得于我，高爵厚禄，虽騃然庸人当之，彼何所不愿，而圣人亦不较也。为之立其等秩，程其功能，从而告之曰：「至于是者取而去之。使其尽至是，则虽尽与之可也」。彼自知其不能至，则逡巡而退却耳，吾未尝与一而弃一也。奈何操利天下之权而示其抑天下之意！且誉之所加，人谁不趋！怨之所集，人谁不避？而虽使人人避誉而任怨，其于天下之治乱何益！不然，抑于此者必纵于彼矣，纵于彼将复抑于此。然则是将与天下相攻之不暇，而安能使之靡然心服以为治哉！夫以能抑天下为善治者，非一世也，非一人也；其所以抑之者，非一事也；天下之不治，皆此故也。臣不敢尽言，请以任子一事明之。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学无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禄，然而不可尽去者，义不可去也。义不可尽去，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尝设法以抑之曰：「宽其补授而严其出仕，任其子若孙」。而虽贵大臣不得任其兄弟之子孙，于是又有欲任其学而得之而不任其所任者，有欲任之而不使仕者，有增其年者，有削其数者，有使行自大臣始而下不敢议者。盖昔之言任子者何其纷纷也！其思之得一说，其革之得一令，其说愈多，其令愈烦，然皆不过于抑之而已。天下固不可抑也；任子之法，百年以来凡几变矣。以一人之力而抑天下之心，抑者不旋踵而纵者继之矣。夫不可以不与而犹示其抑之之意，因以丧其喜乐閒暇之心，虽国家之所与，本非以求恩德于天下，然其举动之际，亦何独若是之迫切哉！今夫山林草莽之士，操笔书纸，为腐熟无用之言以应有司之格，若此者，非以为贤也，非以为材也，而天下皆以为当得，虽上亦以为当得也。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己，不求于有司而自得之，若此者，亦非以为贤也，非以为材也，而天下皆以为不当得，虽其上亦以为不当得也。上之求人，岂有閒哉？诚以堪其事耳。贤者堪之，能者堪之，山林草莽之人，公卿大夫之子孙何择焉！使其堪之也，虽不严其出仕可也，虽任其兄弟之子孙可也，虽任其所任者可也，不增年可也，不削数可也。不然，限之以涂，抑之以法，而贤且能以堪吾事者不尽出于此，是名有抑天下之患而实无得贤能之利也，上何赖焉！故臣以为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上有皆欲与之之心。任之者皆贤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当得而无所归怨；所与之人必少于旧，而上无立法更制之劳，下无守法任怨之患。若此，则何待而不为！凡今之政，若荐举，若取士，若用人，动为疑碍以抑天下，使之拂郁而不自遂；幸其得而去之，而尚何望其有功名长久之虑哉！呜呼！臣又非特为荐举之类也，凡天下之治出于抑者皆过矣。

儒者以迂阔见非于世，所从来远矣。三代以前，无迂阔之论。盖唐、虞、夏、商之事虽不可复见，而臣以《诗》、《书》考之，知其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其君臣上下皆有阔大迂远之意，而非一人之所自能者，是故天下亦莫得而名也。及至周衰，诸侯务求近效，以为先王之道回复而难至，乃始旁径捷出以便其目前，而利欲富贵在于骨肉亲戚之间者，不惮为险诈之行以攘夺之，先者既以此得，后来日以益甚。其四邻国家，卿士臣仆，伤溃蹙狭，至于其身而不能止。于是四夷交侵，内外并争，故时斥大之宇内背叛削小，而卉衣被发之人入居中国之地。当是之时，孔子以匹夫之贱，起而忧之，其规营谋虑，无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义，无一时之利而为万世之计。卫灵公问陈，对曰「俎豆」；齐景公问政，对曰「君臣父子」；或者疑兵食不可去，则曰「自古皆有死」。其问答议论，凡皆若此，无一可施用于当世者。尧、舜、文、武之遗文既不复试矣，乃更区区脩补其废坠，而又奔走天下之诸侯，以庶几行其必不见信之言。当是之时，莫能测其意，相与共笑侮之，甚者出力而困扼之，欲致之死地，虽其门人弟子，亦有以为迂者。其后孟轲当六国患秦之日，又自相残暴，其君臣尤为卑陋，计功于俘馘之内而问计于间谍之中，然孟轲告之，一则仁义，二则仁义。夫所谓仁义者，齐、梁之人莫能识，而况于行之乎！务以翼赞孔氏之意而操必不可从之说。夫孔子、孟轲，所谓迂阔之最大，而后世所以有迂阔之论者自孔、孟始也。呜呼！天下自周之衰而极于亡秦之乱，天地几不立矣。所以然者，君臣上下为目前便利之计，月不图岁，朝不计夕，自以为是，而后来者无所则仰也。彼其君臣父子之道复立，礼义忠信之教复兴，乃得永存以至于今世而犹有望其无穷者，此非孔、孟迂阔之力欤！噫！后世之儒者，徒得其书而读之，执其所为言以自信而已，尚安能真知迂阔之意！若董仲舒、刘向、扬雄、韩愈之徒，此其于孔氏之门人弟子未能什一也，而世遂以其迂阔而骇之。诚使孔、孟复出，亲见其人，与之考论其政事而接闻其言语，其不将有大骇者耶？奈何徒尊其道而弃其人乎！夫所谓迂阔者，言利则必曰与民，言刑则必曰措刑，言兵则必曰寝兵，言当世则必曰唐、虞、三代，而簿书、狱讼不如礼乐，台、省、府、寺不如学校。其措于事，诚若漫然而不足效者。虽然，疑其迂者自为行必疾，议其阔者自为涂必隘，左侵右偪，将无地以自容而不知也。是不能为迂阔而已！国家以文治二百年矣，孔子、孟轲之学无所不讲，儒雅高论之士无所不用，《六经》之道庶几其可以行之也，其过于汉、唐远矣，而迂阔之讥，犹不绝于世。君以此诮其臣，臣以此病其君，上下相戾而治功不立，何哉？岂非狃于卑近而不能尽去欤？抑其臣学为迂阔而实狭且陋欤？将迂阔之臣不足以胜众狭陋之臣而然欤？故臣之所甚患者，上以迂阔诮其下，而下亦苟讳其迂阔之名，自贬而求容于世。其小者学通世务，则钱谷、刑狱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纷乱，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复行者勉强牵合，以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败事。而臣以为必得真迂阔者而用之，天下其庶几乎！

天下之物，养之者必取之，养其山者必材，养其泽者必渔。其养之者备，则其取之者多；其养之者久，则其得之者精。夫其所以养之者，固其所以为取也。古者将欲取士而用之，则必先养之。故族、党、州、乡皆为之学，在诸侯者达于国学，在天子者达于太学，其在诸侯之学者必达于天子之学。性有仁、义、圣、智之本，行有中、和、孝、友之实，教有歌、舞、进、退之容，诵有诗、书、礼、乐之文。其为术也备而久，故其取之也必得其俊异之甚者。夫非必待之以卿相，而养之既若此矣。其后世衰不复取士，而养之之术坏。至于两汉，有急士之心，不暇于养而遽取之，多为之科目以待其求者，其所选拔，有不暂而为卿相。于是天下之士始去本忘实，争为其名以应之。虽其所以得之者犹有所取之，而视三代则已陋矣。后世习见其事，始以不养而取者为士之常，故人材衰薄，乃不足以庶几于两汉。嗟夫！岂三代之士独贤哉？然犹未至如今之世，既养而不取，虽取而不养，而其养之也常于其所不取，其取之也常于其所不养；事具而其法不举，两异而莫适为用，此亦执事大臣因循之过也。今三岁诏举进士，州以名闻者数十万人，礼部奏之，而天子亲为之发策于廷，去为州县吏者数百人，而与大政当国论者取焉，侍从人主之左右者取焉，谏诤弹击者取焉，有不暂而遂至者焉。然其在高等者，天下多以其词艺为不当得，而况于其人惷騃浮躁，乡里之无行者，巍然躐处于其上！朝廷既以取之，虽知其不可而亦不敢较，则取而不养，此天下之所共知而莫能革者也。今州县自岭海莫不有学，宫室饩廪，书籍器用，无所不具，来学者诵读之声岁时不息。州必有师而教之，其礼甚优，其职甚专，而又月第其进否，时定其去留。不知三代之学，亦何以异此？然而无取士之法，无考察之意，学官与诸生汎汎焉不相知名，无教无劝，幸其岁满，则掉臂而去，既去若素所不至者，盖一官司耳。呜呼！四五十年矣。则养而不取，此亦方今之所未知也，能勿为之计乎！夫科举之患极矣。何者？昔日专用词赋，摘裂破碎，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此不足以知经耳，使其知之，则超然有异于众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南方之薄者，工巧而先造；少北之朴士，屈意而愿学。众说溃乱，茫然而莫得其要。人文乖缪，大义不明，无甚于此，而知者曾不察欤！噫！其过在于不养耳。昔之养士，诚难为也。州县无学，无师，无饩廪器用，其创之也劳。今皆具矣，加之以法度，则一日而定矣。法度不立，而学为无用。凡今之士，惟其稚而未成，贫而无食者，乃肯入学；惟其昏眊不材，贪鄙而无节行者，乃皆聚于学；其有罪而不受罚者，乃求籍于学。故凡茂异秀杰之士，以不至于学为高；其有在者，则必共指以为无耻，而皆以为谚。故其养之常于其所不取，而取之常于其所不得养。然则今之学校，乃为弃材之地乎？噫！三代之王，独何以取天下之士，而使之皆由于学哉？夫折今之取士而入于学可也，因今之学而后取士亦可也。且三岁所官数百人，而天下之士常有不遇之叹。何者？其一日而至者，不足以厌服天下也。忠信孝悌，必修于家，必闻于乡；材智贤能，必见于事，必推于友。举其茂异秀杰者毕至，而务养其心以稍息其多言，然后少变今之意而足以取之，则先王之道庶乎可复矣。夫礼义廉耻，惟上所厉，故士得以自重。今天下嚣嚣然养之而不以道，而上不免有嫚士厌儒之心，譬犹父母不素教子，一旦以其不肖而欲尽弃其所爱，不可之大者也。

非诈不为兵，盖自孙武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非武之书不好焉。用兵以诈，古之圣智或不能免。自管仲、咎犯、先轸，其人已不纯于义，务为争利必胜之术。春秋之世，日有侵伐之事，国各讲求其意以备之，而秦、楚横行于天下，大抵无义兵矣。然则非武之独为诈也，而谓之自武始，何也？曰：管仲、咎犯、先轸致其君于霸彊，本出于兵，然独变先王之兵法而自为法耳。盖其意常先治国家，崇礼信，厚集人心而亲附诸侯，至于决战济师而后益之以诈，不专以诈自名也。故古之于兵也，止言其法，部曲行伍，坐作进退，繁简曲直，纪律号令，皆法也。能尽此以为不可败，则敌至而智见矣，故法可传而智不可传。至于孙武，始弃法而言智。其著兵之情，奇正分合，豫应天下之变，百出而不穷，以诈自名于世，而曰兵徒诈而已矣。盖管仲、咎犯之所略用而未详，阴取而讳称者，武尽载之。而后世之好为诈者，思欲出武之外亦终不可得。然则武真谲诈之雄者也！国之有兵也，能择将而授之，而它不与也。夫武之兵书，人主不得而用之，其将自用之可也。阖闾之时，连岁谋楚，尝一入其国都，卒无一人之获，暴师不返，而夫槩王先归自立。阖闾与越为仇，故武箸书亦言越人之不足畏。然吴既去楚，句践来伐，败于槜李，阖闾以战死，武皆在其中。夫差二十年之间，卒亡其国，不知武犹为用耶？将废而死耶？将王孙雒之流皆受教于武耶？计武箸书及用事之时，乱楚、兴越、亡吴而侵攘中国，然则武术之无救于国家，亦可见矣。然则虽为将亦不可用也。而后世之兵，悉祖其故智，于其言有所不能通者，皆深思远虑，出无端涯之见以求合之。且前乎武者，非无人言兵，其法犹可考，不必黄帝、舜、禹、《周官》之《司马法》也。曰：「是纯仁义者而非兵」。若管仲、咎犯，傥庶几乎！曰：「是犹有仁义也，亦不足以为兵」。而为兵者必诈而后胜，故无出于武之书。噫！其人心之不仁耶？不然，何其遗弃众说，而好之笃而敬之深耶？韩信号善用兵，自言其法出于武。曹公无敌于天下，犹师武术，自为之传。唐太宗、李靖，近世君臣之言兵者无出其上，其所问对亦止于武之意。而天下好奇之士，奋笔墨以傅益武之说而为书者数十百家，而号孙子为谈兵之祖。其气焰兴起于百世之下，若将与圣贤并称者。噫！人心之不仁至此极耶？岂数千年之独不幸耶？今之所患者，以天下之大，甲兵之强，谋臣智士之众，而所嗜好训学者，不出于武自为一将之术耳。然且讲之而不得其要，求之而不中其情，而今世之良策真智因以废放而不举。夫选天下之士，教之于学，试之于廷，使之读诵以为文义者，乃无先于《孙子》。彼固无所见于此也；使有所见，犹无益也，而徒以不仁之心上下相授，授天下以不仁之心，患之大者也。臣尝论之，今天下或不免于用大兵，用大兵者，以今之势，虏有百战百败之道，吾有百战百胜之术。夫百战而百胜者，不战而可以胜也；百战而百败者，未战而先自屈者也。杀人以求胜，古人之所不免也；不待杀人而后胜，今日可见之效也。然其法皆不载于武之书。今将因武之书以通之，而后用今之兵乎？则是舍百战百胜之术，遗虏以其具，而自为是胜负相搏，不可必知之形，计之失者也。臣非无见于此而强效世之迂阔者以黜武也，盖其精者不得而言，言其粗乎？则与迂阔者何异！虽然，臣请终言孙武之不可用。夫战国相吞，无义无名而志在必胜，故武之术，出于名义之所弃，为此下策；而其所谋者，行阵之浅画，地形曲折，军势翕张，特俄顷之智耳。使将帅自为之，犹或不废，而国论则何为焉！今之谈兵者，纷然皆至于上，臣不知其说也。夫今之所为战者，战虏乎？战吾国乎？自淮以北，岂非吾土地乎？其来斗者，将非吾民乎？抑尽虏乎？然则流涕以对之犹不足，而孙武之智尚忍言之！呜呼！岂未有思及此者也！

言之实者无奇，无奇则难听，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兵为尤奇。人主慨然欲闻天下之言，则奇言得以入，而言兵者入之为最深。奇言漫衍于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为常，是以下未知兵而习为多杀人之术，上未用兵而先有轻杀人之心。呜呼！孰能知其为天下之大祸耶！平居无事，常言兵计。某众可袭，某城可攻。某地最利，宜先取以制敌，敌有上中下计，当出于某，吾以何道应之。其将某为良，可反间以疑之，可死士以刺之。某兵可乱，半渡以薄之，倍道以掩之。某处葭苇蔽亏，林麓深阻，可用伏兵。某为奇道，可用以出敌不意。或欲为辩士，说下其心腹大臣，或使内溃，或使来降。或自请为将，用其术以制胜。或乞乘传招集豪杰，不费粮糗甲兵，自以义民杀虏。古阵法兵法凡几家，今不可循用，宜悉损益何事。刀槊弓弩，今未精者有几，更为击伐之技，或乞试上前，或请颁其法于诸将。或言时不可失，坐论无益，今当并进，益取敌地，以自为守，因事观变。或言臣岁月浸晚，恨不及功名，乞一死敌。或言古者取天下凡几，其故术犹在，今当何所用，虽始若少缓，终当有成。其言边亭敌地，风沙苍莽，雨雪冻饥，战士哭声，器械解弛，使人忧悲恐惧。至论仇耻愤激，瞋目按剑。或广大其意，下城得地，所过牛酒迎劳王师，复故境土，天下一家，使人尉喜，洋洋然欲不计胜负存亡而为之。其人或已在亲要，朝夕开说，素所狎昵，纵言不顾。或疏远求进，尝试上心。或山林草泽之士，请来献见。或在外之臣，无以固结恩宠，走马面论，密疏入中。或因缘称荐，无以为名，必挟兵说以自重。且其开口论议，容止不动，声音伟然，问答纵横，不可穷诘。至于超乘负矢，意气敢决，而其上固已壮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乐听之，虽未必用，而其轻杀人之念已动于中矣。凡此者，其意非真以为见于事也，以为言之不得不奇也；非谋国也，非虑患也，中一时之欲而已者也。然而未必用者有时而用矣。汉武帝听王恢计欲擒单于，单于不可得擒，而汉首事，结祸无已，天下几亡。宋文帝用江湛、徐湛之、王元谟言伐魏，一旦魏氏临江，秣陵之人荷担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夫不顾计天下之利害，举而听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患之将至此也。今天下之士，好为奇言，而言兵为尤奇者，十年于此矣。好恶之相形，权利之相诱，奇言盛而实言息矣。凡向之能为实者，今未有不转而为奇者也。虽然，臣有忧于此，而亦窃以为贺焉。何者？天下之能为奇言者众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坏而无用者也。朝对暮论，耳目烦矣，听闻熟矣，庶几其厌之乎！庶几其可以实言乎！虽然，实言不足听也。五谷之味澹然，不与众味俱，嗜味者不能食也；其所以食之而不敢废者，以畏其不食则饥而死，而众味不能救焉耳。故夫有闻实言于今世，如畏不食五谷之死者，而后其言可得而听也。何谓实言？今世或有以为兵端可畏，易开难合，厚赂请和，可以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论也。兵何尝一日而不可用也，顾其用如何耳！故不多杀人，则兵可用；邦本不摇，则兵可用；不横敛，不急征，则兵可用；将非小人，则兵可用；天下虽不畏战而亦不好战，则兵可用；视北方如南方，则兵可用。功成而患不至，外斗而内不知；虽不免于用诈而羞称其术，虽大启旧国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无不可用也。夫水居者好游，崖居者好缘，此其势也。游而不溺，虽游可也；缘而不坠，虽缘可也。故凡今世为用兵之奇言者，未有不犯是数患者也。犯是数患，如游者之必溺，缘者之必坠，而曰「吾不顾而自为也」，而可乎？孙武、吴起、穰苴、孙膑，巧于用兵，今虽无之，不足虑；伊尹、太公、管仲、诸葛亮，智于谋国，今虽未有，不足忧。其实言之不可乱者，止于如此。

臣为外论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为国以义，以名，以权。中国不得治夷狄，义也；中国为中国，夷狄为夷狄，名也。二者为我用，故其来寇也斯与之战，其来服也斯与之接，视其所以来而治之者，权也。中国虽贵，夷狄虽贱，然而不得其义则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则不可以守，不得其权则不可以应。三者并亡，譬犹舍舟楫而济深渊，以勇怯为浮沈。幸而得济，不可为常；不幸溺没，死且及之矣：后世之事是也。自严尤论戎狄，以为前世未尝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颉利，郡县诸戎，始以严尤为非。若太宗者，所谓上策欤？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论？又况从而区别之，与秦、汉并称乎？若太宗者，又真以为有策，则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谓得上策乎？尧、舜之时，南自淮、徐，东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滨广斥山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尽与中国错居，又非若后世止有猃狁、獯鬻，乃在长城之外，相去且数千里，而以为难治也；尧、舜之土地至狭，又无利兵危矢，诈谋奇计；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义与权皆得也。嗟夫！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舍其所以必胜之具而独以诈力为用，是既已化为夷狄矣，其至于纷纷，何足怪乎！盖自战国并起，三百年之间，秦人最为雄，小国次第亡灭，广大其地而为六国。秦又灭六国，合天下而尽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于夷狄矣。汉起匹夫，亲搏天下，不数年而据秦之故地，此其为仁义道德，足以怀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顿反不能控弦数十万以凭陵边塞，入至太原、晋阳乎？盖三者自是并亡，不复有中国、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势相别异耳。力彊则暴师转饷，深入屠戮，如击取禽兽；力弱则俯首屈意，出金银缯帛，配爱女以婿之，亦独何所爱！张良、陈平盖策士，而绛、灌之为丞相主国论者，故奋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独一贾谊知之，以为「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贡，臣下之体」。虽然，谊于制患之术浅矣，请自为典属国，用三表五饵而系之，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真使匈奴不当汉一大县，此何足治，而况本不计强弱者乎！夷狄尝苦中国无信义，甘言厚利以相啖悦，首开兵端，志在诛剪。然则中国之不振，其失道久矣，岂一日之故也！世无尧、舜、汤、武，待夷狄之意终不可见；无稷、契、伊尹，终不能秉法陈义以佐其君；其所诵习以为笑于天下者，盖书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义而不能执，有权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视其势之强弱而不能定，此汉、唐之事，不足论也，是既然矣。执之于无所执，用之于无所用，以和为常，与之为一，而天下之人熟于闻见，不知其为中国、夷狄之异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论也。臣之所论者一事。自景德元年与契丹盟，更六圣百二十年，聘使往来，天子亲与之揖逊于庭，未尝一日败盟约也。女真本小种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国。天祚以为与大国义兼兄弟，当来援我，或遂不复其国，则望白沟以南自归。当是时，中国以大义之故，遣十万众制女真使不得逞，彼知大国为之助，其势何遽至此也！岂与约并灭其国分取幽州故地以为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则夷狄虽不义，常以信义望中国，中国以夷狄为不义，是以不用信义答之；不知此其所以为中国者，本不以夷狄之无而废也。夫兼考前世成败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复脩先王三者之道，则中国之待夷狄，固无难矣，何必劳神于智计，斗胜于士卒，益趋于末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听而决不可易者，臣之论是也。

秦、汉以来待夷狄者，不和亲则征伐，何也？其所能尽于此矣！和亲则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则主荣名尊而民伤，无功则主与民俱伤。而有功常少，无功常多，是以后世之论，是和亲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害，而后知有和亲之利。先王未尝征伐夷狄，虽不与之为和，而亦不与之为怨，是故无以卑吾名而亦无以丧吾实。虽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请和，尤为无名。夫北虏乃吾仇也，非复可以夷狄畜；而执事者过计，借夷狄之名以抚之。夫子弟不能报父兄之耻，反惧仇人怀不释憾之疑，遂欲与之结欢以自安，可乎？往者绍兴行之，天下不厌，至于废逐大臣，诛杀名将，尽黜异议者，空士大夫之列，汹汹数岁而后定。一旦虏自败约，始举不得已之兵以应之，天下因又以言复仇为事。暴师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议罢督帅，撤攻具，出东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而复为和。俄而虏又大出，天下之心，凛然以为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无事又十馀年。虎卧在庭，其起无时，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无弓矢陷阱，或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为决，犹愈于坐而待其噬也。若有弓矢陷阱可用，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呜呼！失吾所操之具而听虏之自为，是独何时而可也！今天下非不知请和之非义矣，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为一绝使罢赂则必至于战，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为不可而敢自言于上者，此非真知其义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进也，非可用以当虏也。故真知其义之不可者，皆内愧窃叹而不敢言者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则今之所以待虏，益疏略矣。今日之议，臣不敢独以告于上，庶几执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也，内治已定，则所谓求和亲之利者，为保全边民计耳，是不惮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忧，不得尚用往事为比。使虏复如辛巳、甲申忽拥大众以求战，和固不可；且其崛起暴强而据吾大半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复为天祚盛极将亡，它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也。盖非惟其义之不可，而势则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驯养契丹使不敢桀傲，则兵可以至于不用。今日之兵，其决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迟速耳。而早暮迟速又非大相辽也，远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执事者畏一战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复为之虑，幸其事之不在己，引而去之。夫忧在子孙者，偷吾身之不及见焉可也；忧在吾身，而有出于十数岁之外者，偷目前之未及见焉可也。今也无十年之远，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顾而终未敢言者，何也？贾谊以为「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以诮绛、灌之徒。今积薪尽为火矣，寝燃火之中，不知奋迅于烈焰以自免而坐待其灼烂者，是故不必谊之智而后诮之也。以臣计之，一战之可畏，犹未足畏也；然虽绝使罢赂，而臣以为犹未至于遽战者。盖求战在敌，使之不得战在我，若此之术，执事者所当思也。夫胜敌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当施行者固有次第矣。执事者犹未敢开其始，而臣安敢详其终！且今之能言者众矣，不度本末，不量深浅，而历数天下之至计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复仇为正义，而明和亲之决不可为，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论者。

群臣虽不敢劝言兵事，知陛下意欲有所发久矣。复仇之义，四十年不举，过已在前矣。一日之举，难以尝敌，非百全必胜，不可为也。今一日而骤举之，与尝敌而无其具，此群臣所以不敢言也。虽然，不敢言何益，岂若相与善谋乎！七年之前，始命使祈请于虏，当时举朝以为非计；其后三年，又议进书事，虏尝驰一介来请；前年我复遣使，虏亦未测吾意所在。此三者，皆足以开隙于虏，然而虏终不敢自隙；以此策之，虏未动也。或者内有难，不暇与吾角；或者上下畏兵，苟欲无事；或者不肯先发，坐观吾变。是皆不足为忧，然陛下昨必为是，何也？岂非以为兵恶无名，思所以致之乎？吾用兵之名，若雷霆久蛰，藏而不震，一日可用即用耳，何忧无名而必为是乎？臣以为过矣。夫苟恶其无名，则是未能知用兵之名，直论彼我彊弱之势耳，此其胜负未可知也。吾有必胜之名，又有必胜之实，而患不为其所必胜者，譬若寻常姑以力相搏而已，此则可畏也。臣闻古之善举事者，必有先胜之形，使吾之国人晓然自知其所必胜而敌不知。若此者胜。不然，敌见吾之所长，亦晓然自知其不可当，不必外示损弱。若此者亦胜。内则吾国未知其必胜，外则敌人不知我为必胜。若此者谓之危兵，危兵难用。噫！今日之事，岂止拔一城，取一郡，或败其一将数万人，乃为胜敌乎？以此为胜敌，兵斗祸结未有已也。桓温、谢安尝再得中原，而无救于晋之衰。今日之兵，不五合六并，使北方之势皆在己，虽尽取河南，鼓行入京师，荐告宗庙，脩奉陵寝；若东无齐，西无秦，北无赵、魏，三面犹为虏守，臣尚不知所终；而况止于拔一城，取一郡，或败其一将数万人为功乎？往日之事是已。聚数十万兵于境上，才一破灵壁、虹县，遽谓一月三捷；既而偏师不利，又自谓败挠，因以罢兵为和。轻计寡谋，不翅如儿戏，而谓今日之兵当复然乎？岂以多杀人为用兵乎？诸葛亮止用梁、益，故决取秦、陇，然犹使吴并攻。今天下中裂，四方皆可用事，臣不知其为计者果何如也。虽然，此犹非臣之所必知；臣之所必知者，陛下用事之势。夫用事之势，必使轻利而易为，不使重困而难举。何者？夫鹰隼乘风，高入于云汉，视禽鸟所在而搏取之；骏马日驰千里，过都越国，恍然若无所见；此其以轻利捷疾，故能胜物。若夫爰居，腹翮非不大也，避风于鲁东门而不能去；驽牛载重，行才十数里，复遇大雨，喘息踯躅而不能进。此皆困重之势也。唐太宗取天下，灭夷狄，得轻利易为之势，故兵不难动，动必有功，兵休事已，无复后患，而天下卒以平治。今日之事，实有困重难举之势。前日卖茗饮者，数百人为曹偶以抗官军，此不过弓手十将之事，一兵官足以制其命矣；而猖獗岁馀，声入闽、岭，尝罢斥两帅，选择使者，仅而获之。若此者，其可以遇大敌乎？使如太宗，彼此前后所向必应而无后忧，其将能乎？祖宗以天下之大困于区区夏人之数州者，盖以上下牵制，首尾顾望，内外异同，困重而难举也。今其势复然，陛下亦自知之矣。虽然，变困重难举之意，使有轻利易为之风者，此其事不在兵、不在将，在朝廷大政纪纲宪度之际而已。噫！是又未可以一二言也。臣所谓先胜之形，盖在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