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庐，当具舟，补之曰：「顷至新城，与桐庐相望。七里濑、严陵钓矶，佳处也」。康侯曰：「然。陵与光武卧，以足加腹，报司徒霸书才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诮以买菜求益，不与也。亦高矣」。补之曰：「士无穷达，论归洁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馀子或远或近，皆累于名。陵如道足乎己，无求于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旧故，而恃放骜以自尊？陵操诚高，亦近名者。庄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补之曰：「古惟两士近不类于名者，其一士犹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补之曰：「晋文公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将入绵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矣，何以文为』？若之推，可谓不累于名矣。汉韩康卖药长安，市不二价。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曰：『君是韩伯休耶？乃不二价』。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诚是也，恐人识之，默去焉可也，何必晓疑者以吾果韩康？故曰『犹恨其自言』也。然此两士皆胜陵。陵夸世主，是显也，非隐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万乘不忘旧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补之因复曰：今康侯儿童勤苦学问，数以文词与计偕，有司不识，卒遗之。守经知古，廉洁不阿，白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数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愠，见人呼我愚则我亦愚。以方前两士者，不累于名，不更近乎？岂其必若严陵夸乃足高？虽然，士生一世，取不愧怍，高与卑，或势所遇，不足道。桐庐佳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馀暇，与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时察之，得无物色有如陵枯槁自喜者，犹持竿其濑中？

《鸡肋集》，左朝奉郎、秘书省著作郎、充秘阁校理、国史编修官济北晁补之无咎自名其所为诗文也。夫物有质者必有文，文者质之所以辨也，古之立言者当之。平居论说讽咏、应物接事，不能无言，非虎豹犬羊之异也。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可惜，其鸡肋乎！故裒而藏之，谓之《鸡肋集》。元祐九年二月旦日序。

某尝论，天欲平治天下，其势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兴之主，不以兵革，本于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为之开其统，使宏且远。而其后世子孙出而承之者，必恭俭爱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为之培其基，使远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于无难，无与佐之，孰戒而康？故《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夫王者将有为，而士之生于其国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为也。有以开之，有以培之，与夫卒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为。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势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尧舜不可及也，而汤有惭德。禹不以兵革，犹八年于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驰一马，不遗一矢，雍容达节，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称臣，五国稽颡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汤以来，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开之矣。汉高祖以马上取之，至老于马上而不得休，且继有诸吕蹀血之祸。而后文景起而施其泽，两世遵业，仅得休息于无为。而仁宗皇帝席祖宗优游之盛，传之百年无大变故，乃身服恭俭以振德之，又四十馀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泽久。由汉以来，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时，人君虚己于上，而群臣并进，各自明于下。君臣有庆誉，而下并受其福。风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盖若董仲舒所言诗人美之，为作「上天佑之，为生贤佐」者。呜呼，岂人力也哉！其一时将相文武光明硕大之材、左右论思直谅多闻之士不可胜数，而何公名其间。公为御史谏官，至列侍从，终始一节，知无不言，近古之遗直者。其所为奏议二百馀篇，为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乱之至数，弛张取舍之要务，与其尤深切世病者，当时略已施行。其诚心出于忧国爱君，简易而通，非若世之无得于其中而以为文者，荣华易瘁而难久也。然则仁宗所以为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自致矣。某是以窃叹于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时，而公之遭斯时有命。二者适相值实难，盖必有能听言之主导其臣使言，而后能言之士至。则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权胜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以是隐，则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为天相之之道，故天亦终胜人。昔吴季札观上国，论其兴衰，如指诸掌。而独见蘧伯玉数人者，以谓卫多君子，其国无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于今，论知天者唯吴季札，则天人之际固可见矣。某昔为和川令，会天子诏求直言士，而公以天章阁待制使河东，遽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于公为门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遗稿求序而不得辞。公名剡，字圣从，某州某县人，仕至某官云。

鲁俗当周之盛，及孔子时，文学为他国矜式。周衰，诸侯并争，而鲁为弱国，文学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汉迄今，尚多经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坏如五季，文物荡尽，而鲁儒犹往往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盖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平祸乱，尽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马而弗用，慨然思得诸生儒士与议太平。而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垄亩，大裾长绅，杂出于戎马介士之间。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时厌乱，人思复常，故士贵。盖不待其名实加于上下，见其物色士类，而意已悦安之，此儒之效也。金乡故隶兖，兖，鲁地，吾里。而故张公盖金乡人。公以太平兴国三年起家进士甲科，大理评事、通判普州。盖太祖皇帝初拔鲁群士之一人也。始补之为儿，从先君学。先君多为补之言故里中前辈贤士长者。初闻公名，徒竦然佩先君训慕先进而已矣。宦学不试，白首来归，乃始与公之曾孙大方游。大方为人质直自将，好善不欺，类可与论里仁之美者。补之因复识先君之言，又知公之忠信流泽有后也。然去公百年，所传闻未足以知公尽。一日大方出公遗稿，曰《触鳞集》，盖公为太宗御史时所上疏议，而《触鳞》，公所自名也。三复弥月，凛乎直谅多闻之益，如药石，如谷米，非无用而设者。其多至数十章，皆深切当世之务，不可以尽举，始恨公不究其用云。至其他诗文，皆清丽，有唐中叶以来才士之风，非若五季及国初文物始复，武夫粗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与切磋学问、见于酬唱者，翰林王黄州元之为多。黄州，名世士，亦吾里人，事熙陵为学士，熙陵称其独步天下者。尝以直谏斥，久不召，召且大用，复谏不悔，卒复斥，竟不大用，死黄州。黄州于一时流辈少许可，独畏公，尚以为不可及也，则公之为人可知已。补之既以《触鳞集》归大方，大方再拜，求为集序。补之以言为戒久，虽诺其请，未作也。而大方踰年踵门请不衰，至载石户外，因甥张宗奭以言，幸有间必书。补之平生戏笑为文字且不吝，固吝于吾里中贤士长者，以孤大方好善追远踰年之诚心，岂先君所以教哉？故不辞而终序之。公讳肃，字穆之。自御史为尚书郎，知蔡州，耻言不用，未四十解绂而去。其世家、行事本末与诸子茂良，具于前进士许齐所为公墓表。齐亦文学知名，不妄推与。凡齐所录，不复论，论其立身许国之大节，以遗大方，俾刻石藏诸家，以为吾里后生不及见若人，传闻而慕者之劝云。

毁誉不敢浮事实，因以加赏罚，谓之袭情。赖之以生，不可一日无也，谓之饮食。天日之清明，奴隶识之，谓之共知。权言，圣人之所独见也，谓之夜行。所挈者要而顺者众，谓之裘领。如桡止水，恶其波起，不如遄已，谓之本宁。本彊则精神折冲，谓之折冲。譬如播种，终必粒；譬如凿井，终必汲。谓之可为。钧金舆羽，不可以为重轻之实，谓之揣本。诚者政事之本也，谓之致诚。常德不忒，世自低昂，而吾之为常者一，谓之常一。事有根本，不可须臾离也，谓之辎重。先河而后海，小式为本而大为末，谓之务本。非其道，虽微不可假人也，谓之名器。五味异和，谓之相济。始施之逆，利在后日，谓之要终。天欲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谓之前应。小人以为剪剪耳，君子畏焉，谓之微大。象见其牙，而小大可论也，谓之迎知。推其派而知其所从来深，谓之逆流。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谓之贵疏。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谓之贱适。事或不相谋而相病，谓之鲁酒。一人曰玉，十人曰珉，举世皆曰珉，谓之众意。事致其极则其后无以加，谓之穷反。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寒者战，惧者亦战，谓之似是。以挛拘之语疑域外之事，谓之常谈。一言而得人之心，谓之察鸣。谓狐为狸，则不知狐，又不知狸，谓之胥失。蚌𧑐相持，田父捃之，谓之两得。击舟水中，鱼沉而鸟扬，谓之同离。月不知昼，日不知夜，谓之物曲。且冬且夏，谓之迭胜。攘公议之近似者，以盖众口而济其私，谓之借公。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谓之非分。益而不已必损，谓之胜惧。知所以弱则彊矣，谓之削喜。事蛊物极，而后可以转败从新，谓之转败。名实不亏，而能使其喜怒移，谓之朝三。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谓之近四。水避碍则通于海，谓之曲成。寡能似德，拙言似默，欲上者识，谓之破庸。捷趋而速至，中道而备憩，不如椎之久，谓之椎久。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谓之始驾。人取我予，人予我取，谓之独获。佃鱼网罟，利随世兴，谓之知化。败不在大，一毫萌之，谓之见微。无谓不效，姑听其告，谓之养敢。胡越可使无异心，谓之同舟。徒曰「古人不我欺」，而不知时事已异，谓之信书。旦用旦效，暮用暮效，而不可以经久，谓之欲速。挟事怀欺，明能知之，为之诘诈。唯有德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谓之量力。夕而亨牛，牛乃飨客，会其已食，谓之失时。文是实非，谓之名好。「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谓之已甚。法析毫釐，小遍大遗，谓之密纰。以势使之，钝者厉，怯者奋，谓之矢激。利不百，不变法，谓之重改。谟定于先，群言不能易，谓之不摇。毒蛇螫手，则勇士断其臂，谓之存大。示之好恶而民知禁，谓之上欲。有德者进则朝廷尊，谓之德威。舆马致千里，舟楫涉江河，谓之假物。入有拂士，出有敌国，谓之常存。尾大不掉，谓之本弱。藩篱不饬，谓之外轻。曲士不可语于道，而圣人惟时变是守，谓之达节。立不易方，非招不往，谓之守官。作法于凉，其弊犹贪，谓之谋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谓之积微。川泽纳污，瑾瑜匿瑕，谓之忠厚。苦节不可正，故大教务因俗，谓之人情。论卑古人，而才不足逮当世，谓之高论。将以重之，适所以贱之，谓之过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谓之转圜。以天下为心，好恶不在其身，谓之大度。若缓若纡，为国之本，不可以无，谓之阔要。十羊九牧，不若童子之独，谓之专任。言异言逆，视道以为则，谓之不惑。不患众之不知，患蔽谋者非，谓之宝断。臣民异志，则朋党进，在明公议，谓之一下。赏一切之功，乱百世之法，谓之贼下。举纲而略细，谓之大体。数米而炊，不足济天下，谓之小节。始勿轻举，人莫测然否，谓之静胜。臣无求于其君，故进退不累其身，谓之取重。高为量而罪不及，远为途而诛不至，谓之大望。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谓之远怨。杀身以为国，然不足以拯世之溺，谓之无益。理无常是，事无常非，谓之通变。今日用之，明日不可复也，谓之日改。舍法任人，废法法存，谓之小纵。虚名无益事实，而藉以镇人心，谓之名高。

文学，古人之馀事，不足以发身。春秋时，齐、鲁、秦、晋、宋、郑、吴、楚列国之大夫，显名诸侯，相与聘问交接、陈诗扬礼，见于言辞，人称之至今。想见其为人，若不可及者，皆有他事业。尊君芘民，举大而任重，排难而解纷，用之如谷米药石，一日不可无；而言辞者，特以缘饰而行之耳。战国异甚，士一切趋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耻，无春秋时诸大夫事业矣，而言辞始专为贤。雄夸虚张，听者为夺，虽义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时犹近也；其用以发身，亦不足言。至于诗，又文学之馀事。始，汉苏、李流离异域，困穷仳别之辞，魏晋益竞，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资，而经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笔致公相，兵家斗士亦以方略膂力专斧钺。诗如李白、杜甫，于唐用人安危成败之际，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称诗人少达而多穷。由汉而下枚数之，皆孙樵所论「相望于穷」者也。以其不足以发身，而又多穷如此，然士有无意于取世资，或其间千一好焉。惟恐其学之而力不逮，营度雕琢，至忘食寝。会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若钟鼎锦绣之获，顾他耆好皆无足以易此者。虽数用以取诟而得祸，犹不悔，曰：「吾固有得于此也」。以其无益而趋为之，又有患难，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贤乎？《海陵集》盖许君大方作，亦穷而不悔者之一也。君于诗，好之笃，盖辛苦刻篆、呻吟裘氏者有年，不幸其犁然之音与吾穷类。然君少年自已得声誉，至他事业，行己莅官，皆方进未可量，何苦而为是闭关弦歌、霖雨饥饿之声，乐之而不厌如此哉？且以为后世名乎，则孰与当身捷得权位之利？抑谓利者君不近乎，则后世之名于君亦复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语君者也，是惑也。补之既序此意，以贤君能独为人之所不为者，而非有希于世，视趋利邀合犹胜，然亦因以为戒。君字体之，与补之故人张芸叟、张文潜、陈伯脩皆厚云。

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而巧拙则存乎人。亦其所养有薄厚，故激扬沉抑，或侈或廉，秾纤不同，各有态度，常随其人性情。刚柔、静躁、辩讷，虽甚爱悦其致，不能以相传。知此者，则古人已远，若与之并世而未之接，得其书读焉，如对面语。以之逆其志，曰「此何如人也，此何如人也」，无不可言者。职方员外郎石君远叔，讳起，魏人。魏一都会，自信陵公子以好士倾诸侯，其所至客，往往发愤立功名。而曹氏兄弟与二三子马上赋诗，至于今不泯。魏人所以尚义喜文章，亦其馀也。而远叔又倜傥有美才，自童子时为辞赋则已绮丽。去举进士，一上中弟，所居官官治，而益致志于学。其所为诗文，盖多至四百篇。其言雅驯，类唐人语。尤长于议论、酬答，思而不迫。读者知其人通达，温温君子也。远叔在济时，补之数相从，间相与评古作者。远叔语时造精微，补之尝屈然私怪。远叔颇放于酒，饮辄醉，或悲歌愀然，意其负所有不偶，寄之此耳。无几何，远叔卒。后补之官于魏，而其子采在陈，以书来，曰：「先君不幸，惟子为知其志。为采序先君诗文，采不孤矣」。补之复曰：「我贫贱，远叔知我，不肯遇我以众人。我不敢曰知远叔，顾平居所尝得而宜为人道者若此，可默哉」？乃次第归之。采字仲素，好学良士，能世其先人。元丰七年正月十一日，颍川晁补之序。

宋氏自宣献公益大，德行文章语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书，其多与四库等。而宣献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献公之学，好书滋不倦，博闻彊志，为时显人。与客语，亹亹下上数千载间，在其齿牙也。补之为儿时，诸老先生为补之道宋氏如此，而补之生世晚，去宣献公远，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记欲尽得宋氏之书而观之。元丰六年六月，遇毕公叔于京师，公叔言宋氏藏诗曰《岁时杂咏》者，盖宣献公所集唐以前诗人之作，髣髴具在。公叔曰：「夫天地变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辞者。四时之间，气候物色，俯仰辄异。使一人言之，虽其巧如簧，恐不得与造物者争功。于是杂众言而观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贤，而宣献公之孙曰刚叔，尤笃志于学，不愧其先人，又尝集宋诗人之所为，为《续岁时杂咏》，以成其祖之意，盖若干篇。且诗之作，患言不能称物者，以得之偏也。尝试丹青众言，凭几肆目于方尺之间，而四时气候物色惨舒荣槁，所以过乎吾前者，每观每异，其致亦足乐也。因以其集属补之为序。补之复于公叔曰：「诗之亡久矣。豳诗《七月》，其记日月星辰、风雨霜露、草木鸟兽之事盛矣。屈原、宋玉为《离骚》，最近于诗，而所以托物引类，其感在四时，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见其忠洁。刚叔于宋诗所取若此，其亦有得于昔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诗之作中间尤盛，盖刚叔之所取小大咸备。今观其录，一时显人用是名世，其尤宏杰者，虽以旁礴天地、呼吸阴阳，而成岁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长而传，犹之一气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华，嘤然而鸣，以谓天地之巧尽此矣。补之方求为太原官，闻其俗俭陋，无登览燕语之乐，将因公叔，尽传刚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忧也，故喜为刚叔序之^⑴。

四库：光本、涵本作「西库」。

宋兴百年，仁宗时天下乂安，人务衣食。至熙宁、元丰间，积累滋久，于是天子方奋然有意修法度、齐庶官，正宗庙、宫室、井衢、城域，使各有体，以隆中兴，示天下为太平观。而奉议郎、前知亳州谯县事关景晖初奏《汴都赋》以讽，天子嘉其才，命对便殿。景晖言：「天子盛德，焦劳天下，盖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归之清净」。以谏上爱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赋旨。天子以语宰相，使补中都官之缺。景晖贫，不能留京师，乃官河北。而先帝弃天下，景晖亦行去河北，抱其赋而泣，以属北京国子监教授晁补之序其意。补之曰：圣人初无意于言，六经之辞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于详说，而后终之以说约。听廉者语，不若听夸者语，夸易好也。听狡者语，不若听婉者语，婉易从也。故赋之类常欲人博闻而微解，见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吕梁、舟车万里之勤，则使人思投辖弭节。见人言州闾大会、宾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厌满、酤酸肴昲，则使人思弛带而卧。故《上林》、《羽猎》言卒徒之盛、终日驰骋，则必以节俭成之。扬雄以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后世猥以雄悔之，因弃不务。然补之窃怪：比来进士举有司者，说五经皆喜为华叶波澜，说一至百千语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辞赋，独曰是「侈丽闳衍」，何也？景晖为人盖澹泊寡嗜好，至饭脱粟茹藿，自枯槁。与补之处，或终日不道人一事，或终岁不见其喜愠。夫固安为「侈丽闳衍」者非耶？故备论之。

道无言，凡言之类妄，知言之类妄者亦妄，知夫知言之类妄者亦妄。然则何如？列子曰：「用无言为言，亦言」。夫能「用无言为言亦言」，几可与言。虽言，几不妄矣。不妄，斯道已乎？非也。燕人之晋，问其井，或告曰：「垣下」。垣下得焉，而卒之饮者，燕人也。若乃夫晋人之朝夕饮者，则未始问燕人。故学道犹饮，问而告之，燕、晋之类也。司马子微著书七篇，言道德之意，王毅希仁以示余，余曰：「此晋人之告垣下井者也，吾子学焉，抑燕人之饮者乎？若乃夫晋人之朝夕饮者，则未始问燕人。以谓人饮而我味之，有是哉」！司马子微名承祯，唐达士。昔予读李白《大鹏赋》，想见其为人。

古画《捕鱼》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纸广不充幅，长丈许。水波渺瀰，洲渚隐隐见其背。岸木葭菼向摇落，草萋然始黄，天惨惨，云而风，人物衣裘有寒意，盖画江南初冬欲雪时也。两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带而骑，或马或驴。寒，峙肩拥袖者。前扬鞭顾后，揽辔语，袂翩然者。僮负囊尾马，背而荷，若拥鼻者。三人屈竹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网，一童从旁出者。缚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维舟，其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两童子曳方罟行水间者。缚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蒢坐，沉大网。旁笱屈竹为屋，缚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网者。一人屈竹为屋，前有瓶盂可见者。篙者、桨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载大网，行且渔，两儿两盖，依蘧蒢坐。有巾而髯，出网中得者。𦩘操楫一人，缚竹跨水上，顾而语前有杯盂者。方舟载大网，出网中得者，缚竹跨水上，两儿沉大网，旁维艓者。两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幕，坐而济，若妇人可见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髯，三童子若饮食，若寐，前有杯盂者。一人推苇间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数十许，目相望，不过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于诗，故画意有馀。世人欲以语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忆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引物连类，谓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顷时岁晚，道吴江如此。渔者、男子、妇女、童稚、舟楫、梁笱、网罟、罾罩，纷然在江。然其业廉而事佚，故无市廛争利意，此与画二大夫去国，其色无别恨，奚以异？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写，无善工，乃借韩退之序画人物意识之。颍川晁补之序。

象戏，戏兵也。黄帝之战，驱猛兽以为阵，象，兽之雄也，故戏兵而以象戏名之。余为儿时，无他弄，见设局布棋为此戏者，纵横出奇，愕然莫测，以为小道可喜也。稍长，观诸家阵法，虽画地而守，规矩有截，而变化舒卷，出入无倪，其说益可喜。暇时因求所谓象戏者，欲按之，以消永日。盖局纵横路十一，棋三十四，为两军耳。意苦其狭也，常试以局纵横路十九，棋九十八广之，意少放焉。然按图置物，计步而使，终亦胶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则十九者之间，尽彊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间，尽死生之势，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彊弱，可循环于无穷。饱食终日，得吾说而为之，则涿鹿之纵观犹目前矣。元丰二年六月，晁补之序^⑴。

三十四：《文献通考》作「三十二」。

先王之盛时，四诗各得其所。王道衰而变风、变雅作，犹曰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旧俗之亡，惟其事变也。故诗人伤今而思古，情见乎辞，犹《诗》之《风》、《雅》而既变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然则变风、变雅之时，王迹未熄，诗虽变而未亡。诗亡而后，《离骚》之辞作，非徒区区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远矣。一人之作奚取于此也？盖诗之所嗟叹，极伤于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而人伦之废、刑政之苛，孰甚于屈原时邪？国无人，原以忠放，不忍去，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与夫三宿而后出画于心，犹以为速者何异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礼义，故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而原一人焉，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辞止乎礼义可知。则是诗虽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后之为人臣不得于君而热中者，犹不懈乎爱君，如此，是原有力于诗亡之后也，此《离骚》所以取于君子也。离骚，遭忧也。「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北门》之志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经之教，于《诗》最近。故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义然也。又班固叙迁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司马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谓犹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固善推本知之，赋与诗同出，与迁意类也。然则相如始为汉赋，与雄皆祖原之步骤，而独雄以其靡丽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废也。自《风》、《雅》变而为《离骚》，至《离骚》变而为赋，譬江有沱，乾肉为脯，谓义不出于此，时异然也。传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故《怀沙》言赋，《橘颂》言颂，《九歌》言歌，《天问》言问，皆诗也，《离骚》备之矣。盖诗之流至楚而为《离骚》，至汉而为赋，其后赋复变而为诗，又变而为杂言、长谣、问对、铭赞、操引，苟类出于楚人之辞而小变者，虽百世可知。故参取之，曰《楚辞》十六卷，旧录也；曰《续楚辞》二十卷，曰《变离骚》二十卷，新录也。使夫缘其辞者存其义，乘其流者反其源，谓原有力于诗亡之后，岂虚也哉！若汉唐以来所作忧悲楚人之绪，则不录。

刘向《离骚》、《楚辞》十六卷，王逸传之。按八卷皆屈原遭忧所作，故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馀皆曰《楚辞》。天圣中，有陈说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迁《远游》、《九章》次《离骚经》，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离骚经》也。而《九歌》、《天问》乃原既放、揽楚祠庙鬼神之事以摅愤者，故迁于下。《卜居》、《渔父》，其自叙之馀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辞，沉渊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终焉。为《楚辞》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声浮矣。《惜誓》弘深，亦类原辞，或以为贾谊作，盖近之。东方朔、严忌，皆汉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辞不当先朔、忌。王褒，汉宣帝时人，皆后淮南小山，至刘向最后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汉以前文也，以为《楚辞》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旧录云。然《汉书》至屈原赋二十五篇，今起《离骚经》、《远游》、《天问》《、卜居》、《渔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为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九歌》之后，又不可合十一以为九，若溢而为二十六，则又不知其一篇当损益者何等也。《惜誓》尽叙原意，末云「鸾凤之高翔兮，见盛德而后下」，与贾谊《吊屈原文》云「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焉下」之断章趣同，将谊仿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则司马迁以谊传附原，亦由其文义相近，后世必能辩之。王逸，东汉人，最爱《楚辞》，然《九思》视向以前所作相阔矣。又十七卷非旧录，特相传久，不敢废，故迁以附《续楚辞》上十卷之终，而其下十卷，自唐韩愈始焉。《离骚》，人不读久，文舛阙难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时，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阙而不说。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则安与固、逵训释，独《离骚经》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观《离骚经》训释，大较与十五卷义同，或浅陋，非原本意，故颇删而存之，而录司马迁《史记·屈原传》冠篇首，以当《离骚》序云。

司马迁作《史记》，尧舜三代本纪、《孔子世家》，所引《尚书》、《论语》事，颇变其文字训诂，至《左氏》、《国语》，则迁所笔削惟意。迁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隐括而不嫌也。虽然，迁追琢传记之辞可也，而变《尚书》、《论语》文字不可也。补之事先朝为著作郎，上即位，备太史氏，古文国书得损益之，况传记乎！《离骚经》始汉淮南王安为传，按《隋志》传亡。旧有班固叙赞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刘协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贾逵改易前疑，则固此序或当时作者也，然颇诋原狂狷，擿其不合者。逸高原义，每难固说。协附逸论，然亦复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穷达有命。固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固说诚是也。虽然，潜龙勿用，圣人之事也，非所以期于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谓兼《风》、《雅》之义，而固独疑焉。夫《国风》不能无好色，然不至于淫；《小雅》不能无怨诽，然不至于乱。太史公谓原之辞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岂原所得庶几哉？虽迁亦不以是与原也。世衰，君臣道丧，去为寇敌，而原且死忧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许止，以惩不子之祸；进荀息，以甚苟免之恶」。夫荀息阿献公之邪心以死，其为忠也污矣；惟其死不缘利，故君子犹进之。而原乃以正谏不获而捐躯，方息之污，则原与日月争光可也，非过言也。固又以谓原露才扬己、竞于危国群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诬原伐其功、谓「非我莫能为」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竞，故及此。司马迁悲之曰：「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怀、襄、椒、兰！原诚不忘以义劘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为诗哉！又王逸称《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谓原风谏者，不如此之斥。逸论近之。刘协亦援逸此论，称固抑扬过实。君子之与人为善，义当如此也。至言浇羿姚娀，与经传错缪，则原之辞甚者，称开天门、驾飞龙、驱云、役神，周流乎天而来下，其诞如此，正尔托谲诡以谕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浅议己，如庄周寓言者，可以经责之哉？且固知相如虚辞滥说，如诗风谏，而于原誇大，独可疑乎？固大较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云为赋，而固亦为赋也。刘协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为病。彼原嫉世，既欲蝉蜕尘埃之外，惟恐不异；乃固与协所论，必《诗》之正，如无《离骚》可也。呜呼！不讥于同浴，而讥裸裎哉！又协云「士女杂坐」、「娱酒不废」，荒淫之意也。是协以《招魂》为原作，误矣。然《大招》亦说「粉白黛黑」、「清馨冻饮」、「穷年永乐」，协以此为荒淫，则失原之意逾远。原固曰「世皆浊，我独清」，岂诚乐此浊哉？哀己之魂魄离散而不可复也！故称楚国之美，矫以其沉酣污泥之乐，若可乐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复也，于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呜呼！协安知《离骚》哉！抑固《汉书》，称大儒孙卿亦离谗作赋，与原皆有古诗恻隐之意。而此序乃专攻原，不类，疑此或贾逵语，故王逸言班、贾以为露才扬己，不专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诗》亡而《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书王也，以其无王也；存王制，以惧夫乱臣贼子之无诛者也。以迄周亡，至战国，时无《诗》、无《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兴。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者，谏不行，言不听，则怒，悻悻然去。君又极之于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敌方兴。而原一人焉，以不获乎上而不怨，犹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岂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耳！则原之敬王，何异孟子？其终不我还也，于是乎自沉。与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比，谓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岂过乎哉！然则不独诗至原而未亡，于《春秋》之微，乱臣贼子之无诛者，原力犹能愧之。而扬雄以谓何必沉江。原惟可以无死，行过乎恭。使原不得死龙蛇，虽归洁其身，而《离骚》亦不大耀于世。是所以贤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而后世奈何独窃取其辞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类而无愧？而《续楚辞》、《变离骚》，亦奈何徒以其辞之似而取之？曰：《诗》非皆圣贤作也，舍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诸大夫、君子，则羁臣、寡妇、寺人、贱者，桑濮淫奔之辞，顾亦与猗那清庙金石之奏俱采而并传，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于此者，不以夫后之愧原者众哉？而荀卿、贾谊、刘向、扬雄、韩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于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辞类出于此，故参取焉。然则亦有其行不足于原而取之者，犹三百篇之杂而不可废。汉息夫躬为奸利以忧死，著《绝命辞》，辞甚高。使躬之不肖不传，而独其《绝命辞》传，则譬犹从母言之为贤母，言固无罪也。柳宗元、刘禹锡皆善属文，而朋邪得废，韩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欲为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废。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复何议于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学自韩愈已下不论，虽要不成人之恶，至奇宗元辈而恕，知其爱人忧国，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禄，阳自好而阴从利，徼一时之愿，无祸而老者，皆是也，于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视八司马不反怍乎？禹锡不暇议，宗元之才盖韩愈比，愈薄而惜之，称其论议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而谓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使在台省时已能持身如其斥时，亦自不斥。愈于宗元恳恳如此，岂亦知夫才难，与王之意无异也。抑息夫躬类江充祸国，宗元、禹锡诚邪，不至于为躬。躬之辞录，则凡不至于为躬而辞录者，皆录躬之意也。汉荡秦，唐扫隋，然颇因其法制、文物。为国犹尔，以治易乱，不可以皆废也，况言语趣操异世之习哉？以狐父之人为盗，因以食为盗而呕之，昔人以谓此失名实者也。是乃《续楚辞》、《变离骚》所以无疑于取此杂者也。

补之既集《续楚辞》二十卷，又集《变离骚》二十卷，或曰：果异乎？抑屈原之作曰《离骚》，馀皆曰《楚辞》矣，今《楚辞》又变，而乃始曰《变离骚》，何哉？又扬雄为《反离骚》，反与变果异乎？曰：《反离骚》非反也，合也。盖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过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尝不流涕也。以谓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其文而反之。虽然，非反其纯洁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则是《离骚》之义，待《反离骚》而益明。何者？原惟不为箕子而从比干，故君子悼诸，不然，与日月争光矣。雄又旁《离骚》作《广骚》，旁《惜诵》而下作《畔牢愁》。雄诚与原异，既反之，何为复旁之？又《变离骚》以其类而异，故不可以言「反」，而谓之「变」。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后原，皆楚臣遭谗，为赋以风，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类《离骚》而少变也。又尝试自原而上，舍三百篇，求诸《书》、《礼》、《春秋》他经，如《五子之歌》、「狸首之斑然」、「蚕则绩而蟹有筐」「、佩玉蕊兮吾无所系之」、「祈招之愔愔」、「凤兮凤兮」，他如此者甚多，咸古诗风刺所从起，战国时皆散矣。至原而复兴，则列国之风雅始尽合而为《离骚》。是以由汉而下，赋皆祖屈原。然宋玉亲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于风。《大言》、《小言》，义无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系荀卿七篇之后。《瓠子之歌》有忧民意，故在相如、扬雄上，而《子虚》、《上林》、《甘泉》、《羽猎》之作，赋之闳衍，于是乎极。然皆不若其《大人》、《反离骚》之高妙，犹终归之于正义，过《高唐》。但论其世，故系《高唐》后。至于京都山海、宫殿鸟兽、笙箫众器、指事名物之作，不专于古诗恻隐规诲，故不录。《李夫人赋》、《长门赋》，皆非义理之正，然辞浑丽，不可以。曹植赋最多，要无一篇逮汉者，赋卑弱自植始。录其《洛神赋》、《九愁》、《九咏》等，并录王粲《登楼赋》，以见魏之文如此。陆机、陆云有盛名，顾不足于植、粲，摘其义差近者存之。《思游》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远矣，然晋人喜清谈，而挚虞此作，庶几有为，而言致足嘉者也。鲍昭长于杂兴，故其《芜城》作，独出宋世，又以刘濞事讽刘瑱，有心哉于此者！江淹用寡而文丽，又梁文益卑弱，然犹蒙虎之皮，尚区区楚人步趋也。唐李白诗文最号不袭前人，而《鸣皋》一篇，首尾楚辞也。末云「鸡聚群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嫫母衣锦，西施负薪」，辞不彫而指类。唐人知楚辞者少，误以为诗云。王维生韩、柳前，才数十言，虽浅鲜，未足与言义，然低昂宛转，颇有楚人之态矣。元结振奇，自成一家，要曰群言之异味，亦可贵也。顾况文不多，约而可观。《问大钧》理胜，《招北客》词胜。《阿房宫》云「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皆唐赋之不可废者也。皮日休《九讽》专效《离骚》，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离去，画者谨毛而失貌。呜呼！《离骚》自此散矣，故不录。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载《续楚辞》中。今所录赋及文、操，或宏杰，自出新意，乍合乍离，亦足以知古文之屡变，至末而复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于变，故皆以附《变离骚》。若谓之「变楚辞」乎，则《楚辞》已非《离骚》，《楚辞》又变，则无《离骚》矣，后无以复知此始于屈平矣。恶夫愈远而迷其源，若服尽，然为之系其姓于祖，故正名以存之。

《诗》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蜂起。七国时，杨、墨、申、韩、淳于髡、驺衍、驺奭之徒，各以其说乱天下。于时大儒，孟、荀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而二儒相去百有馀年，中间独屈原履正著书，不流邪说。盖尝谓原有力于《诗》亡、《春秋》之微，故因集《续楚辞》、《变离骚》，而独推原与孟子先后，以贵重原于礼义欲绝之时。又《变离骚》起荀子《佹诗》、《成相篇》，故并以其时考之，知原虽不纯乎孟、荀，于其中间，非异端也。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鲁平公同时，而司马迁《史记·表》「问何以利吾国」，盖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岁，齐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后七年而楚怀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谏王无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迁原，原迁九年，无几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问利国与齐宣王七年时，盖四十七年矣。而鲁平公元年，则楚怀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见平公在其初年，则至原迁之九年，盖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则与原谏怀王之时盖并矣。虽《史记》不言孟子见宣王之年，以其时考之，远者盖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时也。孟子见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时，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于时称「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与原接，而原后于孟子。又《史记》：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而刘向叙《荀子》云：「齐宣王时，聚学士于稷下，荀卿十五始来游学，至襄王时最为老师」。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学，乃在孟子、淳于髡时。使荀卿游学时已年五十，顾与孟子并，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刘向云「十五始来游学」，而老为襄王师，是也。楚顷襄王迁屈原，原迁九年，无几何亦死矣。又五年，齐襄王始立，计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园杀春申君，荀卿始废，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盖五十馀年矣。故原与荀卿接，而荀卿后于原。又《孟子》载《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辞曰：「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则原此歌盖沿孟子事也。《渔父》篇曰：「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其谁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则卿此书盖因原辞也。凡言语文章之相祖述，多其当时口所传诵，从古而然，此皆古诗楚辞之流也。其习而传者，虽至于今可知也。

佛以无心通达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说之。故法法皆心，说说皆法。半字满字，有离有解，有假名字，而无一物。四句百句，千万亿句，乃至不可说䢷由他句，其字有尽而义无穷。始自《四十二章》西来，而佛书遍中国，能言之类，无以复加。如经所说，山河大地皆是菩提瞪发劳相。譬菩提心为一大镜，而山河大地、一切众生、草木根牙之类，皆清净本然中所现物，故随取随用，而其取其用，皆不外吾镜中。则其能以无心通达而一音演说，字有尽而义无穷，能言之类无以加，岂不以此哉？然佛以无言言，故如刀画水，如空中鸟迹，过不可寻。而昧者欲求画于水，求迹于空，故观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以浅智悉数其滴，至不可得，则生迷闷。于千万亿句，计常计断，见中见边，如步屈虫脚移后蹑前，终不得舍，而曾不知反滴为海，则千万亿句，画亡而迹失。有大智人菩提达磨，具佛知见，悯此震旦为教所缚，而来解之。最初一语，廓然无圣，有求心了不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教咸露无馀。佛音人音，鸟音兽音，一切风水百物之音，是音皆说，是说皆义，乃至墙牖栋柱，无说亦说，随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脱无量之众。譬五百比丘，各有悟门，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正说，无拣择也。粤有佛国禅师白公，天衣怀公之裔孙，法云秀公之嫡子，提祖师印，为一切雄。而佛鉴大师惟仲又佛国之嫡子。始从佛国悟庭柏义，即师子吼，尽眼色界，随类拈出，物物皆金，而佛国故不作如是言，佛鉴亦不作如是解也。或举庭柏义问者，则曰：「莫谤我师」！然青青满前，用亦不尽。既往金山龙游道场，皇帝数遣使降香，学者云集，震于江南。会补之至金山，师倾盖欣然语。以家弟无极宰说之宗旨夙契，尝赴初请桃园鼓山，亦以补之于道有少分，因出门人所集《语录》，求为序引。补之闻之，昔佛一时取恒河岸一叶，告诸比丘：「我所觉了一切诸法，如大地草木；为众生说者，如手中叶」。佛以为叶叶皆举，累劫不尽，故举一叶，使自趣入。而缚于教者，始叶叶而求之，非祖师具佛知见，则安能不立一指而尽佛之蕴无有馀哉？知此，则如来祖师无异禅也，故因《佛鉴语录》而伸之。

《传》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裹粮就学者成群，半涂而废者皆是，则多歧与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无画，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适越无北辕，求前无却行，则道远乎哉？虽然，其术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韩愈之教人欲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