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先高贤绝艺，世所共知。其笔墨精妙，蛇蝉变化，寿臣父叔记之矣。然恕先要为难知。以为异人耶，自应会意物表，不当复宾宾效世俗为者；而此画本范模关、吴辈，一二曲折，毫发点缀，惟谨不谬，岂大匠诲人，必以规矩者欤？其遗迹不多有。世传图上一角数峰疋素本，末作童子纸鸢，中引线满之，离绝匠意，此又岂规矩笔墨可求者哉？弥明道士云：「吾不解人间书」。而石鼎联句，极唐诗之巧，语侯、刘辈，以谓「吾就汝所能者为之」。恕先其近是哉！

余观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长不同趣。人物之盛，莫近于唐，然名诗者或不能赋，名赋者或不能文，名文者或不能字画。字画之工，率愧述作也。以其习之专，守之不易，故各能尽其妙，类承蜩丈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欧阳文忠公尝云：「牡丹，花之绝而无甘实；荔支，果之绝而非名花。昔乐天尝有感于二物矣，是孰尸其付与耶？虽然，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极其精」。信哉是言！欧、虞、褚、薛，唐初以书显者，舍其德操而论，亦不闻他能伎如其字画之精也。呜呼，此其所以精乎！学者能以是心学，专且不易，古人之事业何求而不得，况诗文与书哉！而后之君子，学则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穷。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秾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而谢侯所藏幅纸书《千字文》特奇巧，圆方不失，而飞扬自如，过其流辈远甚，盖一时绝艺也。然谢侯好玩甚多，书画砚墨类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过于此者。览其一，知其他称是也。

高彪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然予谓箴亦诗，若赋之流尔。昔贾谊《鵩赋》，句皆如诗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属之。至谊传，乃皆去「兮」字，则与诗、箴何异？彪与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畅者，名箴而实赋也。

始予幼时读《太平广记》，见唐太宗遣萧翼购《兰亭叙》事，盖谲以出之，辄叹息曰：「《兰亭叙》若是贵耶？至使万乘之主捐信于匹夫」！《传》称子贡诈而全鲁，弦高诞而存郑。遗一言之细，建二国之业，犹不可以为常。以太宗之贤，巍巍乎近古所无，奈何溺小耆好而轻丧其所常之宝？异于得原失信、不围而去矣。晚多閒居，颇屏世好，独于古人笔墨之遗，犹爱而不能置，顾甚于少年喜官爵、迟莫营田宅者，与前论异矣。因诵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其速，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复叹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尔！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宫，自信也；不约四百囚而来归狱，人信也。晋舍原何足道哉，全鲁存郑，利重于谲也。爱《兰亭叙》，事小于欺也。其老而将传，至从其子求书从葬，亦累矣。累物钧病于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则世将曰：此何足以论诸信不信之间？士之行己，亦若此而已。然则此书虽以石刻传，可宝也。崇宁丙戌前冬至五日，缗东皋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补之题记。

右，石公曼卿诗，自书。曼卿与苏公子美齐名，两人皆欧阳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诗》所谓「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气自豪，读书不治章句，独慕古人奇节伟行、非常之功，顾不合于时，乃一混以酒。文章劲健，称其意气」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于补之辈行阔四五，诗工字妙，不当从补之议，当如文忠公语也。曼卿以天圣四年来令金山，故诗为此邑人作者多，刘君一也。如《题张氏园亭》诗云：「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尤为佳句。其地在邑东郭，近秦城古寺，盖太宗时御史张公穆之别业，园，诸子之所营也。逮补之寓此，盖七十年，而荒墟废址，狐鼠之所跳嗥，独两大桧苍然犹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骛奇怪，想见山阴品汇之盛。微咏石句，为之太息，归御史曾孙大方曰：「尝试复之，崎立两亭，当为子名之。以其语，一曰『乐意』，一曰『生香』，以记曼卿尝醉此，亦知子先世与曼卿厚，子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岁再春，大方率清晓出郭门，或问之，曰：「东园壅培，事恐后」。会大方犹子刍与同里郭力，又以曼卿此诗刻石，欲补之书数字石上，乃摭文忠诗文，并附题园亭诗事其末，为夫后来益远前辈，奇伟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终始何如人，故详出之。大方字廷贤，刍字尧询，力字进道，皆里良士，而尧询自云藏曼卿书诗犹十数。大观二年三月己巳，颍川晁补之旡咎题。

缗城人喜治园圃，而余故人刘邦式，西郊达观亭为甲，高竹大柳，台可眺而池可钓也。余绍圣间始居缗，日从邦式语。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玉雪，盖方今隐者也。后数年复来，亦治东皋五亩宅以老，而邦式亡矣。见其子某，慨然书此。崇宁二年六月望日。

邢河阳既哭其子惇夫，以书抵山阳李端叔，云：「吾儿垂绝时，问所欲，言曰：『愿得豫章黄鲁直状其行，以累高邮孙公铭之，而遗稿以属补之为序』」。端叔为补之言，补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贺，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为贺者而已。然吾岂可以负惇夫将死托邪？他日见河阳公，当把臂痛哭，尽出敦夫书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颍川晁补之无咎题。

元祐七年，翰林东坡先生守扬，七月，石塔禅师将还山，其徒诣府请留。公书其状后与之曰：「传语长老，三十日奉谒议去住」。即以其日从僚属过师，出疏袖间，师去而复留。初，师欲去甚确，众以为非东坡故不留也。师留而公去，室中尘凝，师坐晏然，如公未去时也。补之不学道，不足以知师得道之浅深，而徒识其貌，渊然而靖，不可澄挠。忘其初不为东坡而去，亦忘其终为东坡而留也，姑留而已矣。后九十八日，晁补之记。

真觉大师志添传其远祖百花岩主之道，受持大般若波罗密多安忍精进静虑之戒，诵百千旋陀罗尼，降伏诸魔，拯拔众患，有大名称于四方。补之戊辰岁拜大师于京师，已蒙教诱。丁丑岁遭太夫人杨氏丧于丹阳，哭诣金山，修水陆供。大师忽于众中念旧拊孤，恻然慈闵。后数日，入船临柩，宣秘密音，如出金石。宴坐收足，忽起唱言：「汝母无苦，我佛如来有《大宝箧陀罗尼》，能为一切众生在生死者开大黑暗，灭罪增福。作金刚幢，获不坏报，若顶若佩，若安舍宅，若冢墓中所在之处，则为有佛，乃授此经」。补之奉行，如大师教。戊寅岁，遇妹之婿陈琦于金乡。琦不知补之尝受此经也，蹙頞而言：「我闻人言《大宝箧经》昔在朽塔，诸佛涕泣所共宣赐。愿以荐先行，求积年，了不可得」。补之惊惬，出经帽中，为琦赞说，再拜，授琦。琦即书写，命工刊印，普劝人子亡失父母如我苦者，恭敬供养，顶佩藏置，安像腹中，仗真正力，为升济资。四月六日，晁补之记。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则莫不按剑而相眄，况嗜好吴越哉！季裕加于人数等矣！

《洪范》五行，一曰水。其浸为海，其发源注海为江、河、淮、济，实惟四渎，而河为四渎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后海，为务本者也。岷山导江，导淮自桐柏，导沇水东流为济，其道里近。而导河积石，其道里远，且源壮而流激，故禹治四渎，功施于河为多。积石去中国既远，过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经》、《穆天子传》、《水经》，杂传记之说，概曰：河出昆崙墟。昆崙墟高万一千里，为地之中，而河出其东北陬。其上醴泉、华亭，多奇物，草木、鸟兽，尤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汉，见于牵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经》又有敦梦之山者，敦梦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郭璞说泑泽盖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才三百馀里，安取昆崙墟乎？然《山海经》自汉儒说皆以为禹书，其所记如此。虽《尔雅》亦曰：「河出昆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黄」。太史公、班固皆以谓《禹本纪》言河出昆崙山，昆崙山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穷河源之后，恶睹所谓昆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今所论亦本《禹贡》导河积石及《周礼》、《尔雅》、《史记》、《汉书》载河所经，与后世堤防人事，迄于宋兴，使有考焉。《禹贡》：天下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兖、冀。孔安国说，冀以尧都，不言境。西距黑水，东据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荆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荆河惟豫州」。东南据济，西北距河，有州曰兖，故曰「济河惟兖州」。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兖州云济河，自东河以东也。然则西河之东距雍、南河之北距豫、东河之西距兖，为冀州可知矣。故《职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释地》河西曰雍州。《职方氏》河南曰豫州，而《释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职方氏》河东曰兖州，而《释地》济河间曰兖州。《职方氏》河内曰冀州，而《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河南。兖州以其自东河而东，故或曰河东、或曰济河间。冀州以其距雍、豫、兖为境，故或曰河南，或曰两河间。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则以在成周雒邑为正西也。自《禹贡》、《职方氏》以考《尔雅》，其辨四州河所经之域皆合，而《职方氏》又曰东北曰幽州，其川河沛。幽州薄海，盖言其入欤？九州之地，雍、豫高而兖、冀下，幽州东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从来高，故其始犹委蛇稍南，及其下龙门，则流駃竹箭也。《禹贡》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自积石东流，至于龙门，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东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后入海。其所涉之地八，此河经营中国之形。而秦晋之河曲战，《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张骞通西域，积石之西往往可纪。出玉门关有两道：一从鄯善，傍南山；一从车师，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至疏勒为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其河盖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合而注蒲菖海。蒲菖海，所谓盐泽者也。葱岭之西既不说有河，于阗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为出于此。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而《穆天子传》说：「天子饮于枝渚之中、积石之南河」。积石名南河，则与张骞所谓「南出于积石」者又类。而学者据经有「导河积石」，当为河源，岂积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导河积石」，特言施功自积石始，亦不说河源也。积石在金城西南，龙门在绛州龙门，厎柱在西虢，孟津在洛北，洛汭在巩，大伾在泛，降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经》诸家图河所道，盖自积石山始西南流，又东流入塞，过燉煌、酒泉、张掖郡南，与洮合。过安定、北地郡，北流过朔方郡西，又南流过五原郡南，又东流过云中、西河郡东，又南流过上都、河东郡西，然后乃出龙门，而又南流至于华阴。故《吕览》说：龙门未开，河出孟门东大溢，是谓洪水。禹凿龙门，始南流也。自龙门至潼关与渭合，至巩与洛合，而伊、洛、瀍、涧四水合流，所谓「伊、洛、瀍、涧既入于河」也。与济合成皋，与沁合武德，乃道黎阳、钜鹿而北播为九河，所谓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废滋久，独汉成帝时许商上书言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远百里，后世因谓许商言三河三县，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可知。以《尔雅》之次考焉，则徒骇最北，鬲津最南，而六枝者包其间。然郑康成谓九河，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河，齐居东，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则自桓公而来，河所行盖独徒骇矣。而太史公、班固又皆称禹，以谓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一贝丘，一漯川。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二渠于《禹贡》无见，不知太史公、班固何从言之？「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岛夷，海曲；碣石，海畔山。夹山之右，溯而入河，以达冀州，则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计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馀里，而河入勃海，盖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时河入勃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见于《周谱》，班固言之。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去古逾远，移徙难得而考，而言禹酾二渠，又何哉？《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历三代无患以此。自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济、汝、淮、泗会于楚。而禹功既微，齐与赵、魏因河为境，而堤防寖兴，弛障谷之禁，以邻国为壑，凿一孔，开百窍，如瓮敝漏，渐以不补，则后世河数为败，非天时也。汉而下，井源益烦，以漕以溉，甘利而昧害。东汇西引，河用屡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则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摭其著者言之：武帝时，郑当时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番系引河溉汾阴蒲坂下。自是之后，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宣帝地节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复穿渠直东。魏正始中，亦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晋太始中，亦凿陕南山，决河注洛。隋仁寿中，亦堑自龙门厎临清关度河。大业中，复开通济渠、永济渠，以引谷、洛、沁水。开元中，避三门之峻，亦北凿石渠至它川谷，颇引以溉漕。而乱水之理，助河为败者往往而有。始自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时东郡虽大兴卒塞之，而河之为患，因浸寻滋甚。元光中，徙顿丘，东南注勃海，决瓠子，东南注钜野。元封中，决馆陶，分为屯氏河。永光中，决清河灵鸣犊口。建始中，决馆陶、东郡金堤，又决平原，入济南、千乘。建国三年，决魏郡。贞观中，坏陕州河北县，毁河阳中潬。开元中，决博州、棣州。大和中，决棣州。开成中，决郑滑。乾宁中，圮滑州。其馀堤防人力所不备，若大雨霖，漂坏郡县，病人民，至不可胜纪。陵夷五代，以迄宋兴，岁屡败，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战国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决二十馀年，比塞辄复圮，兴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词哀焉。今考之武帝时至于王莽，言河利害，大概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疏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时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无害者十。而十者之论，其详者曰贾氏。窃以谓汉治河尽此，故备论之。始决瓠子，田鼢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之」。鼢要以为食鄃计，无意国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齐人延年言：「河出昆崙，经中国，注勃海，此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按地图，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如此则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延年议闳大，然归于狂悖，且有天地则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疏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时人事，其应岂皆若符节？尧犹有九年之患，禹犹有四载之勤，尧禹岂不知修政以应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杨焉言：「从河上下，患厎柱隘，可镌广之」。上从其言，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是岁渤海、清河、信都灌县邑三十一。禹治水盖亦凿龙门，披山通道，至不可胜言。厎柱岂不可镌？而焉无其术，故壅阏为败。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斜直贝丘，恐水盛，堤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东，民便安之。后三岁，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复斜直贝丘，百姓寒心。孙禁以谓「可决平原金堤间，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馀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堤救水」。二者其言异，而大概利害杂，故为说同。郭昌渠始通利，后不便，较然可知。笃马河在九河南，失水之迹，然以舒民财力为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与堤防揵菑，与河争胜负，故凡言分河救水怒，与观水势复禹之旧、无与水争地者，其言皆可用，无害。冯逡为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为流也。今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屯氏河新绝未久，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势，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北决所为，东北经魏郡、信都、渤海入海，盖近禹故道。会许商白不用，后果复决馆陶。李寻、解光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寻、光要近于阴阳之学，而其言「观水势所欲居则易为功」，岂可易哉！张戎言：「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渭山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勿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应导而导，堤防有不应塞而塞，戎之言可谓近古。许商说：「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商明算计，能商功利，且当是时，三河者庶计可索，惜乎其事不究也。韩牧以谓：「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牧、横亦皆欲求禹之旧，求禹之旧固无不可，而岁久难识。迄于今，河移徙无常处。自冯逡、李寻、解光、张戎、许商、韩牧、王横七人，虽议各不同，而要之逡欲杀水怒，寻、光欲观水势，戎欲顺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横欲使缘西山东北入海，故其言皆近。而横与平当、关并、贾氏之上策，不独在汉，事虽施之方今，大较不能改也。平当言：「九河皆填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夫决百川距海，浚圳浍距川，见于《书》。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堤防，堤防之法为不得已。平当可谓能知经矣。关并：「河决率尝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谓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异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舍而已」。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夺，始宅之，河又荡去。岁如是，曾不爱，独爱百八十里哉？关并可谓能知务矣。至贾氏之上策，不欲与水争地，盖与平当、关并之论合。其言曰：「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齐与赵、魏，以河为境。齐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赵、魏亦为堤防，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自禹迹废，由汉至宋兴，千有馀年。河决自黎阳而下，远者数百里，近者数十里间耳。故贾氏言「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以今形势所直考之犹是。窃以谓贾氏之策，不独在汉，事虽施诸方今，为久远虑，不能加者如此。至难者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盖贾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厎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庐、冢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谓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冯逡至贾氏十家，考之汉事与方今，其言皆可行而无害。然即目前之安，舒岁月之力，则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难而终易，暂劳而永逸，则王横、贾氏西山、黎阳之议，于今犹上策。至贾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堤防，盖无足道者。昔晁错议削六国，天下皆曰晁错愚，然汉卒无祸，赖错发之。夫必有大害，然后有大利，西山、黎阳何以异此？虽然，此可谓智者道，难为流俗言也。晋魏迄唐至五季，言水利者不乏无著见者，独唐贾耽尝绘布陇西，且载河所经受，为图上之，亦不及治河也。祖宗深悯河患，治遥堤，置使，置判官，开分水河为斗门，开减水河，在乾德二年、三年，太平兴国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详于国史。而开宝五年诏：「澶、卫数州，霖雨荐降，洪河为患。每阅《夏书》所载，但言导河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未弭。凡缙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之策，若为经久，可免重劳，并诣阙上书，附驿以闻」。深惟开宝诏书最为近古，圣谋远览，虑河之意，尤出上策，而天下未有应者。岂所谓为政善，因祸而成福、转败而为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鲜哉？其后，景德中，李垂上《导河书》，言今魏县之左，河势东折，不如《书》说，北至于大陆，又亡其迹，盖周末失道，为衡、漳所湮矣。而《汉志》，禹所酾二渠，曰东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贝丘者，乃今王莽故渎。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盖独漯川。其一则汉决之，起观城，入蒲台，所谓武河者也。贝丘，王莽时既空，而澶、滑比多坏者，以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间，起大伾西南八十馀里曹魏所开枋头河之东，引河北行微东，挟御河通王莽故渎。北经清丰、大名之西，历洹水东、馆陶南，而北合赤河，以通于海。起大伾、合赤河，盖五百七十里，两厓倍之，为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冈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为用力寡，大概近汉王横欲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者。其说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独简河亡，则与许商、王横之说异。然垂之议，以谓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则已决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马派河为六，以助杀水怒，则与贾氏议多穿漕渠者颇类。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汉河所流行，甚详，其言起白马派为六者，河湍激，难制其势，或合而一，恐不能各从所导。借使必为六，是有六河口也，堤防之功为难」。于是垂议寝。后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无大改，更不皆载，独载孙民先奏。民先奏曰：「窃观旧河，两厓间相去数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东地形高而河欲西迁之验也。今魏、恩、冀之西，相、邢、洛之东，皆古陂地斥卤，东西二三十里，南北数百里，其西薄西山，其东薄金堤，其中地形下隐如故渠。比河决，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间，以谓是盖降水大陆故迹，可决王供水冲，使河行此地，过乾宁，合独流口以入于海」。民先议河，大较与李垂不异，世多言垂、民先议为近。又比岁卒溃小吴，而澶渊东故渠遂竭，河果自清丰、大名西派为三、四，乃东北注，髣髴如垂、民先所欲导云。至汉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立塞，世皆以为才，窃谓犹救火家以焦头烂额见客者，故不记。与夫计向背、度缓急，版筑茭薪、水工河卒，岁储月积、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务，则有司存。

《洪范》：「初一曰五行」，金木水火土而已。何以为十哉？《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水生天一成地六，火生地二成天七，木生天三成地八，金生地四成天九，土生天五成地十。去其生成之数以言，则其嬴皆五。五，土也，物非土不育，故《太玄》曰：「中和莫盛于五」。故稼穑作甘，五之所生，十之所成也。生于阳者成于阴，生于耦者成于奇。一、三、五、七、九，皆乾之奇也；二、四、六、八、十，皆坤之耦也。天地，父母也；金、木、水、火、土，天地之五子也。天有此五气，故为天五行；地有此五气，故为地五行。故一、三、五、七、九，天之五气也；二、四、六、八、十，地之五气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其辨则十，其合则五。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合四方中央而五位定。由是，大挠以生甲子，容成以生历，黄帝以迎日推策，尧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辛、壬、癸、甲，甲子之见于经者也。阴阳家流不见于经。日官居经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此阴阳家流之见于传者也。故太史公曰：「因之列于九流」。《记》曰：「播五行于四时」。或谓支干配合，以言吉凶，起于唐吕才；五行甲子，自尧舜有之。物生皆受气于五行，阴阳相摩，八卦相荡，五气之自然盈虚消息，孰能逃之？才能用此以推之，非起于才也。自五行之为物，皆合阴阳，冲气而生。坎，水也，而含阳；离，火也，而含阴。故有阴中之阳、阳中之阴。十日之有刚柔，犹阴阳之有老少也，有老阳又有少阳，有老阴又有少阴。故甲乙皆木，丙丁同火，庚辛咸金，壬癸俱水，而戊己偕土也。是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者，一昼一夜然后成一日，一盈一亏然后成一月，故即太阳之日，以名百刻之日，即太阴之月，以名三十日之月。假令合璧起于牵牛，十一月为正，行周之时也，则子、丑、寅为春，卯、辰、巳为夏，午、未、申为秋，酉、戌、亥为冬。然而孔子曰：「行夏之时」。夏正人统、授人时，从圣人为正，故寅、卯、辰为春，巳、午、未为夏，申、酉、戌为秋，亥、子、丑为冬。以一日为岁，则夜半子阳生，冬至之象也；日南午阴生，夏至之象也。甲至癸，十日也；子至亥，十二辰也。十日所以为五行也，十二辰所以为四时也。播五行于四时，故阴阳之运无穷，如《易》之六十四卦，终之以《未济》，周而复始，旋相为六十日。日辰易位，而纳音之说生焉。然而子丑一定之位也，甲乙循环之气也，是其所谓播之于此者也。十二辰之于昼夜、四时、晦明、寒暑，一定而不可乱也。播甲乙于子丑，周则复起丙丁；播丙丁于子丑，周则复起戊己。辰有定而日惟新，惟新者犹人也，一定者犹位也。譬日于百官之人，譬辰于百官之位，各以其刚柔缓急，施设于事，皆其人之所为。无人而虚其位，位能自为哉？以此人居此位，然后有此事；以彼人居彼位，则事亦如彼。故人得位而为事，犹日得辰而生纳音也。日者，人也；辰者，位也；纳音者，此人此位所成之事也。故观吉凶者，日为事之主、纳音为事之成，皆日之所为，待位以行之，而观成于纳音。如是，甲子为木人而不为金人。所谓天元一气，五行所播之。气本盛衰，观此而纳音者，要其成耳。珞琭子所谓「天元一气，定侯伯之迁荣，观贵贱有无，必以气」。要行事成败，则以纳音，尊吉卑凶，是其本说。而或者专用纳音，故时差也。五星，则五行之气也。二十八舍，即四时之位也。播五行于四时，犹之运五星于二十八舍也。角至箕，东方之宿也，春也。斗至壁，北方之宿也，冬也。奎至参，西方之宿也，秋也。井至轸，南方之宿也，夏也。五星之好庙，犹十日之盛德，各有在也。播五行于四时，运五星于二十八舍，五行逢其用事，犹五星得其所乐处也，吉凶可知也。播而无穷，运而不已，五行反其所用事，五星悖其所乐居，则其凶可知。大略如此。参之以其气运合，会吉而凶，凶而吉，上下无常，犹之易爻，不可为典要。珞琭所谓妙在识其通变，拙说由神也。然亦以五星为人、二十八舍为位，以此星居此舍，以彼星居彼舍，而灾祥易矣。是星能为之也，非舍能为之也。然由此而有逆顺，所成灾祥各殊，犹之纳音之所成也亦不同。然既曰十日合而为五行，而气之老少，日之刚柔，判然异用。至于五星，则五而已，不为十也。何以合之？曰五气以刚柔为十日，五星以逆顺为十用。就术之一论之，克我者为官、鬼。夫克我者一气也，乃或好而为官，或恶而为鬼，则阴阳相求而言耳。夫阳之所求者，阴也；阴之所求者，阳也。阴而得阳，阳而得阴，则为咸常，夫妇相感以通、相与以久也。阳而逢阳，阴而逢阴，则为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睽，是《易》之义也，阴阳之性也。故十日以阴干克阳，阳干克阴，则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如水得土而有防范，金得火而成方圆，虽克也，相得而不相胜，故更为用。若以阳干克阳，阴干克阴，则志敌而力抗，则两雄必争，二主必危。如一勺水之少，土盛则堙；一钧金之轻，火炽则飞，此其常理也。如甲阳木之得辛阴，乙阴木之得庚阳，故夫妇为用。若甲而遇庚，乙而遇辛，则为志敌而力抗。然甲彊而庚弱，乙盛而辛衰，则虽鬼不能为之灾，犹之捧土不可以塞盟津，不胜故也，虽金亦然。故论其常，欲以阴阳之相求，不欲其阳阳阴阴之相敌。通其变，则阳为阳助，阴为阴益，千变万化，而未始有极也，故五星之逆顺似之。术曰：「金木相逢极为美，土火二星为恶曜」，是以其常也。然而金木岂不可以为殃？土火岂不可以为祥？水亦然也。顺则水为饮，为浆，溉田亩，浮舟航；逆则垫溺。金为钟铎，为槃盂，反则刀剑鼎镬诛。木为宫室，为舟车，反则与桎梏棺柩俱。土生用于稼穑果蔬，死用于坟墓覆压之虞。火生用于烹饪爟燎，死用于灾其室，燔其躯。以五物而反之于逆顺，是五星犹十日，视其好恶而变化随之。陈昉所载：阴阳四时，有若干神者随。六十日而运，各有其次，亦有吉凶。或曰：实无至此之虚也。善者习五行之精华气，恶者皆五行之缪盭气。其理或然。记》言「天地之仁气、义气、温厚气、严凝气」，亦各有方。《易》言「帝出乎震」，「成言乎艮」，亦各有位，启闭生杀随之。术家之神位，理出于此。然经简而术繁，繁用则疏，简用则密。《记》之说，《易》之义，皆在矣。

此篇论齐物。然物之理齐，而情故自彼是，莫得其偶，而要之以「天地一指，万物一马」，而后物无彼是，道泯乎无成亏矣。莛楹厉施，极异而皆同，故言「唯达者知通为一」。通为一，则不齐之论近不用也。然而众理相承，彼是未始不用。圣人欲泯用之迹，故「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寓诸庸，则我虽不用，而物量无穷。默然而自用，殊施而各得，若此通矣。故曰：「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不用则理阻而不通，故用为通。通则物各得其理，故通为得。得则各适其所而尽矣，故适为几。而圣人非有心为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已」。「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昭氏之不鼓琴也」。犹之七窍未凿而浑沌不死也。过此以往，则反乎无物，其为无成亏也至矣。故师旷之杖策也，惠子之据梧也，皆为者败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虽竭其智，而理终不可穷。谓之坚白同异，名实之辨，若此其察矣。然要于不察，而以昧终，其为滑疑也，不甚矣乎！若夫天地虽大，要之一指；万物虽多，要之一马。一指一马，为论省矣，则虽众理相承，默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始也，恢诡谲怪，未通乎一，故有滑者焉，有疑者焉。无滑无疑则其际冥冥，昧而不耀；有滑有疑，则长短之相形、前后之相随，不昧而耀矣。耀也者，明也。而此非明也，以夫众理之相乘也。滑乱而疑似，反以炫圣人。圣人欲为人解纷而辨惑，则尝图之矣。故曰：「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物之情不齐而其理齐，圣人穷理，众人役情。圣人欲反情之异，合理之同，所以图滑疑之耀。使无疑无滑而泯乎冥冥者，莫要于此矣。故重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然则圣人泯用之迹，而物未始不用；无意于明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谓以明」也。若昭氏、师旷、惠子者，知尽于此，以非所明而明之，祗以为昧，非「此之谓以明」也。故曰「三子之知几乎」，犹曰知尽于此，而终不足以明也。几，尽也，犹几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观，而备万物之应，则以不齐齐，其齐也不齐。乃若庄周，则以齐不齐，其不齐也齐矣。而犹以为未也，故又曰：「今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异矣」。夫类则齐，不类则不齐。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齐与不齐，相与为齐。夫有所谓齐，有所谓不齐，则与彼诚何以异哉？故推而上之，极于物之无，曰「有未始有无」。夫未始有无者，此要言无物，无物则无齐矣。推而下之，穷于物之有，曰：「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则有不齐矣。故于是重言「无适也，因是已」。因是已者，盖齐物之要论尽此矣。何以知其尽此也？曰以因。因则无适也，故入之为无，非或使之无也，因是已；出之为有，非或使之有也，因是已。夫号物之数，自一至万，远矣。夫无未始适有，何以自一而语万？有未始适无，何以自万而语一？之二者，泯而无物，无物而无齐矣。虽然，非刳心丧我，不能观物而知无，故此篇始之以南郭子綦之丧我，而齐物之论开。非观物同我，不能知化而穷有，故终之以不知周之为蝴蝶，蝴蝶之为周，而齐物之论闭。

学不可已，惟知之，然后能好之。《记》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盖饮食旦旦之所须，故譬学于饮食，为最易知。然犹曰：「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天下岂有不习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葈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取而尝焉，蜇口而惨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尝知甘所谓甘者，而以夫己甘谓人甘者止此哉。至于百工众技，皆学也。下至跳剑弄丸、缘竿踏索，既为之，终身不得已，非特利所在也，习而知其味，故乐也。若乃对君子称之，则如野人之甘葈茎、芹萍子，其于不足味也，不特惨蜇而后方知之也。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后益知其为旨。至道，世皆知其善，必学者而后益知其为善。曰闻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而饮食，人所甘，似不类。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犹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难好，则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终犹是也，病弗学耳。学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观四年四月旦日，书付侄公秉，俾以语诸小道云。

道无勤，物无不勤。夫既谓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勤。故物莫大于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称。才之为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时，地载神气，皆谓之无非教。无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争其所乎？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意者其有机缄而不能已耶？其有所运转而不能自止耶？则天地之事亦勤矣。人见其四时行、百物生也，以谓天地未尝勤焉。不知夫有道焉，范围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偲偲然若有与之计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岁之积而开万化之原。人以其才参诸天地，有诚焉，冥极于道，不息而善成。古之圣贤，惟孔子、颜渊能知此。故孔子之语子贡，而曰「生无所息」，颜渊之赞孔子，而曰「欲罢不能」。夫以有涯逐无涯，必惰。故欲罢而愿息，皆人之情也。然回非不欲罢，而曰不能罢；赐非不愿息，而曰息无所。夫求斯须之昼，至于念兹之隙，其暂无几也，犹曰不能而无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彊而驱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以均不能无事而皆勤也。虽然，天地以无心，莫之为而为，故久；人以有心，知而为之，故怠。尝试语怠之所从起：譬道为万里涂，而以勤为马。缮性之始，如适举趾，其弛于负担，未知其以曷月止，斯殆已。故欲从事于此，必自夫诚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确然隤然，如天地之无心而常运？能诚其意则几矣。诚者非义袭而取之也，闲其邪则存。尝又请实之：以诚为我，我欲至于万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为策以临马，不至于万里，马终日躞蹀而不得止。由不怠故能久，久则疑于神矣。圣人之事业所以弊天地而疑于神，则自其孰禦之者积之耳。虽然，此亦非圣人独能之也，百工之贱预能焉。承蜩者犹掇之也，夫岂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坠，至于累三而不坠，至于累五而不坠，则其勤之积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无所用勤」。其知者则将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无事，而况于学者乎」！余甥师蔺，年少而彊，文彩晔然，其所学又《中庸》也，故告以其无息者，自诚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复能自彊，犹乐以静观动。日出而开吾牖，以临交衢之内，四民亹亹，各各以其业趣利。鸟嘤翔而兽嗥骛，意各有所隶。蜂蚁之至细，迕行旁逝，营宅室而竞食事，亦维以卒岁。至于物之无情者，山日夜出云，流水之不停，甲拆而勾申，木不崇朝而其华敷荣并行，若争小积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功，及其至也，皆日损。于是以观复，而见天地之心，则万物何莫犹斯道？谓道无勤，道亦未尝息也，而其勤见于天地；天地亦未尝勤也，而其勤见于万物。万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终其功。故成能者，为圣人。学之积由是，师蔺勉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吾非君子，安能不顾蛮貊之陋而欲居？居之，不唯不能革彼陋，吾未免于陋也。「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吾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不仁而择处？处之，不惟不能迁彼之不仁，吾未免于不仁也。与君子游，苾乎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腻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吾不幸，远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洗彼腻，吾未免于腻也。一薰一莸，十年犹有其臭。吾薰也，莸尚能臭之，吾恶夫久而不闻也？不惟不能薰彼莸，吾未免于莸也。四累者吾忧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壤陋，里不仁，鲍渍，莸与丛也。引领而望，夫安得贤者而齐之？而不贤者乃日夜相与辈而咏且游乎吾之邦，嚣尘杂起，千变万化，在人目前。苟见此而耻者，炟然肺热，濈然颡泚，而内自省曰：「吾不幸，无乃类之，其庶乎！居与之同里，出与之同巷，吾不能舍以逃也」。使迹近而心远焉，虽不得贤者而齐之，日儆此，亦贤已。尹铎为赵鞅戒晋阳之辱，而不堕其垒，培又增之。鞅怒，邮无正曰：「委土可以为师保，何为不增」？夫里无仁贤，则思吾一日之尝辱焉，如晋阳之委土，非耳目能言之类也。修而存之，如见参于前，倚于衡也，亦可以为吾师，何必师人！

乌于禽甚黠，伺人音色小异辄去不留，非弹射所能得也。关中民狃乌黠，以为物无不以其黠见得，则之野，设饼食、楮钱哭冢间，若祭者然。哭竟，裂钱弃饼而去，乌则争下啄。啄且尽，哭者已立他冢，裂钱弃饼如初。乌虽黠，不疑其诱也，益鸣搏争食，至三四，皆飞从之。稍狎，迫于网，因举而获焉。今夫世之人，自谓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祸藏于所伏者，几何其不见卖于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术，而以愚触死，则其为智，曾不若是乌之能灵于弹射也。韩非作《说难》，卒以《说难》死于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谓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两人者，其为智愚则异，而其于取死则同矣。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智愚观时而动，祸其可及哉？

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补之先君子二名，礼不偏讳者也，单举则于礼无怍矣。而世皆偏讳，厚于古不敢变也。若嫌，则后世亦有不讳者矣。汉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而其子植诗云：「脩坂造云日」。肇非兆，造非操也。唐韩愈非薄于亲者，作《讳辩》抵讳嫌者曰：「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义尽此矣。然周人以讳事神，亦恶夫音之斥也。甥辈读有若酉者，斯可矣。

盱眙杜君从学于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舆，字之曰子师。子师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载而后可与言舆，能众而后可以言师。夫能载则能众矣，故舆有师义」。则又从先生之门人晁补之求识其说。补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师者至矣！夫车之有舆也，犹宫之有堂也，犹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长庑，沟之于其外，闾然后门，门然后堂，而堂者，宫之所宅也。目视耳听，手捍卫而足运趋，元首加焉，而腹心者，人之奥也，故谓之舆，则一车之任举在矣。立轛横轵，辀环灂而牙固抱，二十有八为其盖弓，三十其辐，合之于一毂，以济其中之所无有，而后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托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器，国器也。御闲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时则驾，见险而能止，不犯难者也。以经营四方，与舟楫之绝江河同利，故天下无不待之以济，而附者不一，是之谓「能载则能众」也。曰：虽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谓异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则亦秖以异，何以能众？吾且以其异而众无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适同而已，然后君子之道大而为众率。贾谊曰：「凤皇翔于千仞兮，览德辉焉下之」。凤不世见，故人未始识凤。人未始识凤，则藩篱之燕雀、蓬中之斥鴳何从识之？虽然，凤举而鸟朋矣。凤非以其异，故能同耶。不然，则乌之从乌，扈之群扈，亦可以为同耶，而同者狭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师者至矣！昔者伊尹其道有在于此，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如己推而纳之沟中，而天下亦皆以是归之，道足任而时可为也。《易》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是其所以能有大也。陈蕃亦可谓有其志矣，不扫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大而力不胜，义可以立而身见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易》曰：「舆脱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轻为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兽往之，川以其深而鱼聚之，君子以其道可与任重而致远，故穷则得士，达则得民。不幸而终其身不试，而君子论之，与禹、稷同道。子师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