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自少日幸蒙师友之训，得窥圣学门户。退与朋友讲之，闻而信者固多，然能终始用力而不为中道之废者甚少。况年大官达，则其忽然忘之者益以速矣。区区以此每深忧之，恐先师传付之旨至此而遂绝也。今得来问，每以此事为念，而其论说亦多与鄙意合，乃知此道犹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时所论仁义礼智之说，此是去年信州发来书。今者所论读《易》之说，真无欲之说，皆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论。且年亦过中，而更阅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于此，愈于年少新学之为者，是可尚已。更愿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则又大幸之甚也。熹再拜。

雅闻左右才隽行驯，好学不倦，私窃叹慕，以为天之赋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独恨未获从容，未知所学者果何学耳。世衰道丧，俗学多岐，天理不明，人心颇僻，未有甚于此时者。熹窃不自知其浅陋，方以其所闻于师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强，未知攸济，是以乐闻贤者之风而有望于切磨之助。伏惟益厉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怀也。僭易，皇恐皇恐。承喻请祠之意，深所未晓。然元履已归，不知曾为办此事否。若熹之意，则以为政烦民困，正有官君子尽心竭力之时。若人人内顾其私，各为自逸之计，则分义废矣。至于盗贼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职也，何不忍之有？若以为实有可哀矜者，则当明言于上而求所以振业之，使不至于为盗，虽以获戾，所不辞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无事之禄，本非义理所安，前辈盖非辞尊辞富，则莫之肯为。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后三请，亦皆有故，非以辞难就逸而为之也。故区区之意，愿左右少俟终更而后求之。未去之前，尽心所职，思其出于分义之所当为而无敢有厌斁之心焉，则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觉覼缕，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为，然士大夫始复知天下之有正论，廉贪激懦，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当世之意。贤者当有以识此心耳。未由面论，临风耿耿。

昨致书后，宋臣见过，能道比来贤者所诵书，若将应科目之为者，已窃忧之。又于元履处见所著书及《孟子说》，然后慨然发叹，不意贤者用心之差乃至于此！便欲致书相晓，而久不值便，以至于今，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怀也。夫义利之间，所差毫末，而舜、蹠之归异焉。是以在昔君子之为学也，庄敬涵养以立其本，而讲于义理以发明之，则其口之所诵也有正业，而心之所处也有常分矣。至于希世取宠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实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读本经而治词业，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轻邪？窃谓此心不除，决无入道之理。至于谈经之际，则又专以人欲之私妄意圣贤，其言险谲乖戾，不近人理，闻之使人耳聋心悸，不谓斯言一旦而出于贤者之口也。养气之说虽不至是，然掇拾老庄荒诞之馀，以求入乎圣贤敬义之实，亦非熹之所敢闻也。前书所谓儒名而释学，潘张特其小小者耳。苏氏兄弟乃以仪、秦、老、佛合为一人，其为学者心术之祸最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书微发其端，盖预忧左右之将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问之勤，不忍隐嘿，不识能听之否？

归宗之请，计已报可。此于人情恩义之间有难处者，而轻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见贤者之不安于此者有年矣。今追赠之荣既及泉壤，则于恩意已为曲尽。但异时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意，如范公之于朱氏者，此论想已素定也。但近至城中，见罗养蒙之孙示及其祖事状有此一条，事与今日极相类。今谨录去，恐更合稽参礼律，以尽情文之变，乃为尽善。此非小节，不可草草耳。近日大除拜，一番纷纭，虽公议幸伸，然自此中外之责愈重。而其人之才智局度犹昔人也，不知何以处此乎？来书所赋《荡》之卒章，真可为流涕痛哭也。进对之际，言之不切不足以尽吾心，而吾言虽切，度亦未有转移之势，不知明者又将何以处此也。偶得黄子由奏疏，谩录去。其言至此，不为不切，盖已下到大承气汤矣，而略无动意，奈何？境外之事，彼若为万全之计，固不轻发；但恐万一狂谋轻袭，而我之边障未有以当之，此则虑外之虑，而所系亦不小也。故都之事不成，乃是天幸。如其不然，赵豹无故之疑、梁武金瓯之戒直可为寒心。不知今日诸公何以处之？大抵近年风俗浮浅，士大夫之贤者不过守文墨、按故事，说得几句好话而已。如狄梁公、寇莱公、杜、范、富、韩诸公规模事业，固未尝有讲之者。下至王介甫做处，亦摸索不著。其有读得楚、汉、孙、刘、杨、李间数十卷书者，则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为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季通一出，饱观江湖表里形势，不为无补。甚恨匏系，不能与之俱行。其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谐，归来更须细寻订耳。此行所资，亦足为晚年休息之计。元善笃于友谊，固自不薄，而张帅之倾盖胜流，今之君子亦鲜能及也。子静旅榇经由闻甚周旋之，此殊可伤。见其平日大拍头、胡叫唤，岂谓遽至此哉！然其说颇行于江湖间，损贤者之志而益愚者之过，不知此祸又何时而已耳。许教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

邵子文记明道先立标准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孟子亦有袭而取之之戒，尤当深念也。

所论标准袭取之戒极为精密，然所谓「有为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实平稳下功夫处，非是徒然昼思夜度，以己所为校舜所为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当循序服药，积渐将理，使气体浸充，可及平人而后已，岂可责效于一丸一散、一朝一夕之间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默诵《中庸》一卷于寐觉之时，此亦甚善。然与其必诵一过，不若虚心玩理之从容而有味也。

来喻缕缕，备见立志之远，叹服良深。但所谓敬之为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于鄙意似未安。盖人心至灵，主宰万变，而非物所能宰，故才有执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动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驰，又因默数仓柱发明其说；而其指示学者操存之道，则必曰敬以直内，而又有「以敬直内便不直矣」之云也。盖惟整齐严肃则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别有以操存乎此而后以敬名其理也。此类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过，则恐于日用之功不能无害，故辄言之。子约书中有所反覆，亦是此意。幸参考而互评之，则其辨益明而儒释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横渠集》云云，大凡作事匆匆，不能博尽异同，便有遗恨。前辈所谓「甚事不因忙后错了」者，诚有味也。

所喻敬者存在之谓，此语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论敬字下功夫处，盖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术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见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敛身心言之。此理至约，若如来喻，却似太澜翻也。大抵诸所诲谕似皆伤于语言，道理头绪多（云云。），愚意且欲贤者于此稍加屏置，而虚心观理于平易专一之地，不审于意果如何也？

熹衰病今岁幸不至剧，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闲坐，却得收拾放心，觉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看书鲜识之喻诚然，然严霜大冻之中，岂无些小风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胜耳。江南之业，恐自是庆历、元祐之功，不当以此论也。此语甚长，非面莫既。大抵鄙见与彼中议论不同处非一，而此为其最。是乃天理人欲之分，直截剖判，不相交杂处，安得相与极论，以会至当之归乎？忿疾之意，发于羞恶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于加一忿字，便和自家这里有病了。此亦深欲面谕之尤紧切者，恨未有其便耳。醍醐毒药之喻恐亦过当。圣贤只得立言垂世，从违真伪却在他人，如何必得？况吾辈所急在于自明，正不当常以此念横在胸中也。陈肤仲近得书，云欲旦夕过此。此等人未欠讲论，却是欠收敛。此又是别一个话头，要之须面论乃究耳。吾人无用于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讲究得彻，众盲摸象，各说异端，不知却如何收杀？可虑可虑！奈何奈何！

熹讲闻隽誉，为日盖久，每恨未及际晤，以慰所怀。兹承不鄙，远贻诲帖，倾倒甚至。自顾凉薄，何以堪之？反复再三，有愧而已。即日冬寒，伏惟进德日新，尊履多福。熹蚤获执侍先生君子之侧，粗知以问学为事，而躬行不力，老大无闻，顾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识明，所以自期盖已不浅，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问焉，则已误矣。况所谓日用之间不放不乱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彷佛者，其何以有助于高明之万一乎？然先其所难而不计其获，圣贤所以示人为仁之方也。熹虽不敏，愿与贤者共勉焉。因风修报，未究所怀。继此有可以开警者，愿日闻之。幸甚幸甚！

细读来喻，足见为己之力。但学者先须置身于法度规矩中，使持于此者足以胜乎彼，则自然有进步处。如孔子之告颜渊，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为克己之目，亦可见矣。若自无措足之地，而欲搜罗抉剔于思虑隐微之中，以求所谓人欲之难克者而克之，则亦代翕代张，没世穷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诵所闻，已深愧腼，惟明者有以裁之。

示喻读史曲折，鄙意以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变，又以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耳，初不必于玩味究索以求变化气质之功也。若虑其感动不平，遂废不读，则进退之间，又恐皆失之太过而两无所据也。

昨闻叔度兄颇为佛学，因献所疑，大蒙峻却，愧悚深矣。今不敢复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约达之。恐其过江未还，烦为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于圣贤之言未尝深求其义理之极致，而惟以多求剧读为功，故往往遂以吾学为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进实功、除实病者，皆必求之于彼。殊不知将适千里而迷于所向，吾恐其进步之日远而税驾之日赊也。今若未能决意自拔，得且姑置其说，而专意于吾学，捐去杂博，专读一书，虚心游意，以求夫义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后改图，则朋友之心无所复恨，而于其所以进功除病之实亦未为晚也。如何如何？

承喻读李、陆、孙氏之书，慨然有感，此见进学不倦之意。然熹愚意，学者当且就圣门文字中研究，得个入头处，却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遗，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费功力也。尝窃私怪彼中朋友不肯于《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深下功夫，而泛观博取于一时议论之间，所以头绪多而眼目少，规模广而意味不长。试以《孟子》论子路、管仲处观之，可见其得失矣。不审明者以为如何？沈叔晦章疏出于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种议论愈见卑狭，令人抬头不起，转身不得。看此头势，只有山林是安乐处，别无可商量也。

示喻天上无不识字底神仙，此论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学得识字，却不曾学得上天，即不如且学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学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读书，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颇觉得力。间起看书，聊复遮眼。遇有会心处，时一喟然耳。蜀学之弊诚如所喻，《唐论》却未暇细看也。《六国表》议论乃是衰世一种卑陋之说，吾辈平日讲诵圣贤，何为却取此等议论以为标的？殊不可晓。建州有徐楠者，常言秦始皇贤于汤、武，管仲贤于夫子，朋友间每每传以为笑。不谓来说亦颇似之也。此恐是日前于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于讨论世变处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约一书，亦极言之，正恐赤帜已立，未必以为然耳。熹老矣，不复有意于此世，区区鄙怀，犹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讲勤行，以趣圣贤之域。不谓近年异论蜂起，高者溺于虚无，下者沦于卑陋，各执己见，不合不公，使人忧叹，不知所以为计。而今而后，亦不复敢以此望于今世之人，姑抱遗经以待后之学者而已。不审明者以为如何？

示谕汉唐初事，以两家论优劣则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则其本领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黾勉，亦正是渠欠阙处。吾辈正当以圣贤为师，取其是而监其非，不当以彼为准则也。今人只为不见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议论见识往往卑陋，多方迁就，下梢头只是成就一个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为然，即程正叔宁可终身只作国子祭酒，却让他陈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前书示及《易传》二义，阴阳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于小人，固不当过为忿疾，然无交和之理。韩、富当时事力盖不足以胜二奸，非固欲与之和也。元祐诚有过甚处，然当时事势，恐不如此亦不免祸。要当有以开悟人主之心，乃绝后患耳。东汉诛宦官事，前辈多论之，大略皆如来喻。然尝细考其事，恐祸根不除，终无可安之理。后人据纸上语指点前人，甚易为力，不知事到手头，实要处断，毫发之间便有成败，不是容易事。若使陈、窦只诛得首恶一二人，后来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祸也。

向来鄙论初无深旨，来书诵及，足见不遗一善之意。然所谓有主于中者，亦只是此持守之意耳。《遗书》首篇答李端伯之问者，正是此意，不可离此持守，别想像一物以主乎中也。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说，以为刘穆之、宋齐丘之比，最为得其情状之实，无复改评矣。考其议论本末，未见其有扶汉之心也，其死亦何足悲？又据本传，彧乃唐衡之婿，则彧之失其本心久矣。颜公之智诚有所不足，非独弃平原一事也。但仁、义、礼、智、信列于五常，圣人皆显之以为教，未尝偏有所隐也。今曰圣人独显仁义、忠信以为教，而神智以为几，不知何据而言？若其果然，则是仁义忠信乃无用之朴，而智乃仁义忠信之贼矣。学术不正，使人心颇僻如此，甚可忧惧。不知老兄曾见此论否？闻其托于宾馆，必尝相与讲学者。幸有以警之，毋使东莱宗旨转而为权谋机变之学也。

所示内外交养，勿使偏枯，闻斯行之，不必犹豫，此正今日应病良药也。薛氏书已领，观其用功纤密，良可叹服。而昨得其《论语》及《春秋》，却有难晓解处。岂其用力于彼者深固，所谓艺之至者不两能邪？学者于此要当知所择耳。《仁传》正类南轩所为，鄙意亦所未安。伯恭昨补《外书》、《震泽语录》问圣贤之言要切处思一段，意思却极好也。陈齐之文乃如此，尤所不解。亦尝究其失否？微言既绝，大义益乖，甚可悼惧，不觉倾倒至此。此纸不可以示人也，只欲贤者知之，不枉用心耳。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处须认得分明，又兼始终，方是不错。只看《太极图》熹所解第一段，便见意思矣。若未会得，且虚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张，久之自有见处，不费许多闲说话也。如此虚心理会不得时，却守取旧来所见，亦未为晚耳。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说，别看他处。道理尚多，或恐别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胶漆之盆，枉费心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