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喻曲折，具晓所谓。但区区之意，初见彼间风俗鄙陋污浊，上不知有礼法，下不知有条禁，其细民无知，犹或可怜；而号为士子者恃彊挟诈，靡所不为，其可疾为尤甚，故于此辈苟得其情，则必痛治之。盖惟恐其不严，而无以警动于愚俗。至于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鳏寡之民，则未尝以此加之也。细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惧，而彼为士者亦何遽至畏缩而不敢来相见乎？若果有之，即是其见识不高，趋向凡下，无以异于愚民。为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悦之哉？至如经界一事，固知不能无小扰。盖驱田里之民，使之随官荷畚持锸、揭竿引绳以奔走于山林田亩之间，岂若其杜门安坐，饱食而嬉之为逸哉？但以为若不为此，则贫民受害无有已时。故忍而为之，庶其一劳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愿而后行之，则无时而可行矣。且如此间绍兴年间正施行时，人人嗟怨，如在汤火之中。是时固目见之，亦以为非所当行。但讫事之后，田税均齐，里闾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无一人以为非者。凡事亦要其久远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坏之，使人预忧其扰而不见其利。此则非熹之罪，而当世自有任其责者。尚何言哉！然当时若更施行，则其扰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复如何也。若便指土封为扰而谓经界之不善，则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后得免，后世当有知此心者耳。新学既成，气象开豁，但愿自今以往游其间者亦各放开心胸，莫作旧时卑污暗昧见识，乃为佳耳。

所喻土封事，当时却无人来论诉，亦无人子细说及。熹又寻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于究治耳。但如来喻所云，所费不多，不能与之讼于官府，则其为害应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无可得说，便且借此为话端而兴谤议耳。若果尽行，则熹自料虽使更用严刑峻法，此等小扰亦恐终不能免，其谤必有大于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将有番悔青苗之议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时见所在立土封，皆为人题作「李椿年墓」，岂不知人之常情恶劳喜逸？顾以为利害之实，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驱猛兽，岂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见当时亦必须有不乐者。但有见识人须自见得利害之实，知其劳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议汉事甚熟，亦曾看汉高初定天下，萧何大治宫室，又从娄敬说，徙齐、楚大姓数十万于长安，不知当时是费几个土封底功夫？而不闻天下之不安。其于今日事势何如也？子馀留此久，适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见渠长上，不欲痛下钤锤。后来自觉如此含胡，恐误朋友，方著力催攒功夫，则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课程，近日却颇长进。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贼，而无面目者乃长久人情也。

示谕前此盖尝博求师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见求道恳切之意。以熹观之，此殆师友之间所以相告者未必尽循圣门学者入德之序，使贤者未有亲切用力之处而然耳。大抵圣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后约之以礼，而《大学》之道以明明德为先，新民为后。近世语道者务为高妙直截，既无博文之功，而所以约之者又非有复礼之实。其工于记诵文词之习者，则又未尝反求诸身，而嚣然遽以判断古今、高谈治体自任。是皆使人迷于入德之序而陷于空虚博杂之中。其资质敦笃悫实，可以为善而智识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为老兄今日之计，莫若且以持敬为先，而加以讲学省察之助。盖人心之病，不放纵即昏惰。如贤者必无放纵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处。若日用之间务以整齐严肃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讲学莫先于《语》、《孟》，而读《论》、《孟》者又须逐章熟读，切己深思，不通然后考诸先儒之说以发明之。如二程先生说得亲切处，直须看得烂熟，与经文一般成诵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盖与讲学互相发明，但日用应接、思虑隐微之间每每加察，其善端之发，慊于吾心而合于圣贤之言，则勉厉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于吾心而戾于圣贤之训，则果决而速去之。大抵见善必为，闻恶必去，不使有顷刻悠悠意态，则为学之本立矣。异时渐有馀力，然后以次渐读诸书，旁通当世之务，盖亦未晚。今不须预为过计之忧，以失先后之序也。若不务此而但欲为依本分、无过恶人，则不惟无以自进于日新，正恐无本可据，亦未必果能依本分、无过恶也。无由面谕，姑此布万一，幸试留意焉。此纸勿以示人，但叔和、几道及林兄昆仲诸人，亦不可不知耳。

示喻为学本末，足见雅志。尝观当世儒先论学初非甚异，止缘自视太过，必谓它人所论一无可取，遂致各立门庭，互相非毁，使学者观听惶惑，不知所从。窃意莫若平视彼己，公听并观，兼取众长以为己善，择其切于己者先次用力，而于其所未及者姑置而两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头处，然后以次推究，纤悉详尽，不使或有一事之遗，然后可谓善学。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宽。虽或纷冗，不得近书册，然此心此理随处操存，随处体察，亦无往而非学也。只在日间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孟子、程子所说「才」字之意不同，既是圣贤之言，后学如何便敢判断？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体认，便自见得。而其所以为是非得失者，亦不容无分别也。如《集注》中以程子为密，即是见得孟子所说未免少有疏处。今但以程子为主，而推其说以阴补孟子之不足，则于理无遗，而两书之说亦不至甚相妨矣。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发明「大」字意思。谓德盛者得之矣，然与物同亦是此意。试玩「敬义立而与物同」之意，当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说与物同也。

所论《诗》序之疑，旧尝有此论，而朋友多不谓然，亦不能与之力争。姑著吾说，以俟后之知者而已。《关雎》序文之失固然，《论语》之意，亦谓其乐得淑女也不过而为淫，其哀夫不得也不过而为伤，正如《诗》文之谓耳。但序者不晓，乃析哀、乐、淫、伤为四事，而所谓伤善之心者，尤为无理。此则不可不察也。然此等处姑默识之，不须遽与人辨。今人耳学，都不将心究索，难与论是非也。大抵诸经文字有古今之殊，又为传注障碍，若非理明义精，卒难决择。不如且读《论》、《孟》、《大学》、《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远。只要人玩味寻绎，目下便可践履也。陆学固有似禅处，然鄙意近觉婺州朋友专事闻见，而于自己身心全无功夫，所以每劝学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于义理知所决择；非欲其兀然无作，以冀于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学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众善，所以终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细事。

来书云：「今且反复诸书以收心，至涵养工夫，日有所夺，未见其效」，此又殊不可晓。夫读书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读书时收得心，而不读书时便为事所夺，则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为而不移此读书工夫向不读书处用力，使动静两得而此心无时不存乎？然所谓涵养功夫，亦非是闭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后谓之涵养也。只要应事接物处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诸书解偶未有定本，谩此奉报，可试思之。若于此得力，却远胜看解也。闻有用度不足之忧，何故如此？岂非意气太豪，日用间羞言撙节计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应副求假，不免有虚内事外之弊耶？此虽与吝啬鄙细者相去悬隔，然其为失中则均，恐亦当自省而改之也。

累书喻及教导曲折，甚善。此傅丞便来，虽不得书，傅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颇相信，足以为喜。但更须自家勉力，使义理精通，践履牢实，足以应学者之求而服其心，则成己成物两无亏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规矩赏罚以束缚之，则亦粗足以齐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举文字固不可废，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最是永嘉浮伪纤巧，不美尤甚，而后生辈多宗师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来知举辈盖知恶之而不能识其病之所在，顾反抉摘一字一句以为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浑厚纯正、明白俊伟之文诵以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气之一事也。《大学》说得如何？近得王子合书，彼亦说此，寄得讲义来，颇详悉。恨未见肤仲所讲，有便幸录来也。「絜矩」文义更宜反复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说。若如所喻，则「老老兴孝」等句与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两年扰扰，今幸粗定。辞职未允，已再请矣。此非欲为高，自是义无可受之说，不得不力辞。世俗不解人意，尤闷人也。《大学》近修得益精密平实，恨未有别本可寄去。《易启蒙》、《太极》、《西铭》、《通书》《解义》、《学记》各一本谩往。四明颇通问否？曾见其读《西铭》说否？全然不识文理，便敢妄议前辈，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来辨论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无恳恻之意，而以戏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闹也。

讲说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终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为而卒为之，本欲为而终不能为者，此皆规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验。凡事从今更宜审细，见得是当，便立定脚跟，断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轻易浮泛，终何所成？不但教导一事也。「絜矩」更无可疑，且更详味，须破得旧说，方立得新说。不然，只是看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语也。近觉朋友读书多是苟简，未曾晓会得，便只如此打过。何况更要它更将已晓会得处反复玩味，言外别见新意？决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会文字，只是备礼，无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个半个发愤忘食、索性理会教十分透彻，少慰衰朽之望乎？《西铭》后题是去年未离家时所题，后来不能去得。然此是道理所系，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仁仲所说，因书报及，谩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时流俗例为此说。乃是自见道理不明，才有此说，便有此说之害。如许行之并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见，则孟子亦何用与之辨耶？释奠仪《政和五礼》中陈设、行事两条中有自相牴牾处^⑴，不知曾见此失否？向在南康，曾有申礼部状，论之颇详。今未必有本，但细考之可见。王伯照本却未见，有便幸录寄，并所定《须知》见寄，更加参考，方可刊行也。《政和礼》只首章仲秋下便疏脱，旧见申明中已改正。近写得一本，却是此条。如有旧日颁降印本，可检看，不然即托人于太常问之也。学记本当作，但近日道学朋党之论方起，著甚来由立此标榜，招拳惹踢耶？已展者不可缩，此却容斟酌耳。又况韩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处，为人指笑，却怪他不得也。

老老、长长、恤孤，正是治国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于有夫三者之效，则国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须先有此个本领效验，然后有以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也。文势甚明，无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句》、《或问》三处说极分明。如来喻所谓夺其财力，使不得养其父母者，亦无疑矣。又何以更有「愤然不平，善心为之不生」之说耶？凡此等处，皆是处心不宁静、看书不子细之病，与前日所论释奠礼文疏略处大抵略相似，更宜深以为戒。读书别无法，只要耐烦子细是第一义也。

承以家务丛委，妨于学问为忧，此固无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实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过，更于其间见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则为学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脱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则理事却成两截，读书亦无用处矣。但得少间隙时不可闲坐说话，过了时日，须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穷究圣贤所说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几枝叶自然张旺耳。

仆与足下虽幸获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乡井，中间才得一归，扫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馀年，以故于乡里后来之秀少所接识，计其不相存录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独惠然枉书，道说过盛，非所敢当。然所论为学之意，则正区区所望于乡人者，甚幸甚幸！夫学者患不知其所归趣与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从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学不异于孔孟之传而读其书矣，又知科举之夺志、佛老之殊归皆不足事，则亦循是而定取舍焉尔，复何疑而千里以问于仆之不能耶？意者于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脱然于胸中，所欲就者又杂然并进而不无贪多欲速之意，是以虽知其然而未免于茫然无得之叹耳。足下诚若有志，则愿暂置于彼而致精于此，取其一书，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过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复有他书者。如是终篇，而后更受业焉，则渐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将有以自得之矣。《论语》一书，圣门亲切之训，程氏之所以教尤以为先。足下不以愚言为不信，则愿自此书始。因风寓谢，他未暇及。昆仲书无异指，故不复别致，幸察。

所问祷祠之惑，此盖烛理未明之故。又为忧患所迫，故立不定。今虽未能遽明，但且谨守自家规矩，一面讲学穷理。遇圣贤有说此事处，便更著力，加意理会。积累功夫，渐渍日久，一旦忽然有开明处，便自然不为所惑矣。今未能然，且当谨守圣贤训戒，以为根脚，如程子所谓不敢自信而信其师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则飘摇没溺，终不能有以自立矣。

补试得失如何？此不见补试榜，然计此亦分定矣。虽断置不下，徒自纷纭，岂能移易毫发于其间哉。而其所以害夫学问之道者，则为不细。盖物欲利害之私日交战于胸中，亦何暇而及于玩索存养之功也耶？《近思》所疑，但熟玩之，自当渐见次第。但恐心不专一，则无由可通耳。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随事有以及人，则亦可以充其职业而无愧于廪食矣。亲炙诸贤，想亦有益。日用之间，常更加持守讲习之功，以求其远者大者，则区区之所愿也。

知官闲颇得读书，不知做得何工夫？岁月如流，易得空过。彼中朋友书来，多称德粹之贤。然鄙意所望者，则不止此。愿更勉力，益加探讨之功，勿令异时相见无疑可问，乃所望耳。《溪堂杂文》久欲为作序，但以当时收拾得太少，诗篇、四六之外，杂文仅有两篇，想亦未是当时著力处，未有意思可以发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题底文字，以故迟迟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数日正为诸处人督迫文字，困惫殊甚，不免且小须也。释氏之说易以惑人，诚如来喻。然如所谓若有所喜，则已是中其毒矣。恐须于吾学有进步处，庶几可解。不然，虽欲如淫声美色以远之，恐已无及于事，而毒之浸淫侵蚀日以益深也。

所示《语》说一条甚善，但程先生说自不可废。今作实事推说太广，却恐又有碍也。兼看文字且虚心体认实用工处而就己分用力，方有实效。若一向只如此立说，却不济事也。大抵学问以变化气质为功，不知向年迟缓悠悠意思颇能有所改革否？若犹未也，更须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示喻读庄周书，泛观无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谓已知为学之大端而自比于明道，则恐未然。明道乃是当时已见大意，而尚有疑其说之相似，故始虽博取而终卒弃之。向来相聚，见德粹似于此理见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无疑于释子之论。今若更以庄周之说助之，恐为所漂荡而无以自立也。况今日诸先生议论流传于世，得失已分明，又非当日之比耶。若论泛观，则世间文字皆须看过，又不特《庄子》也。承有意此来，不如乘间早决此计。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