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狄信义众寡，伎能器械，非中国比，昔人论之详矣。汉兴以来，屈义礼之邦，下荒陋之俗，俯盛大之势，接微弱之国，蓄精锐之才，纵疏懦之敌，偃犀利之器，避啙窳之锋，与之交聘结驩，抗礼通好，资之以金帛之奉者，所以息战伐，安边境，消甲兵，全生齿，以厚中国。不识结驩通好，资之以金帛之奉，果能保其心乎？苟能保之，则边境之备，兵屯之众，可去矣。如边境之备未易轻撤，兵屯之众不可或去，则是未能保之也。万有一违约弃好，将引弓之民，临疆埸之上，殆非一介之使，责之以信誓所能禦矣。必兴师动众，折馘执俘，决胜负而后解。若然，则亦何为而屈威灵、费金帛，以交无厌之敌乎？绝好解约，去赂遗之利，不过侵犯边境而已，未必能长驱深入，为腹心之忧也。无事则修备以待不虞，有警则兴师以禦侵轶，彼小入则无获，大入则不能，其费与结好通赂之日或未有加也。且兵战之势，无必胜，亦无必不胜，视方略何如耳。岂戎狄有必胜之兵，而中国无必胜之战哉？何惮而不与之较乎？守赂遗之议，而重绝其好者，不过以秦始汉武之兵为戒。然秦始汉武之兵，恶得谓之禦戎哉，彼将尽灭其族而有其地，故中国多事，民扰而无聊，以至于乱。若侵轶则禦之以兵，守境则置而弗问，慕义则接之以礼，窜伏则弃而勿追，计义则威灵无屈，论事则金帛不费，此尧舜三代之长策也，何秦始汉武之患哉！夫深征远戍，不若和亲；屈威费财，不若驱逐。故严尤谓秦不如汉，汉不如周。三代禦戎，无策之上。以宣王太原之伐为中策，则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者，然后得以为上矣。故扬子云亦曰：「芒芒圣德，远人咸慕，上也；武义璜璜，兵征四方，次也」。然圣人为可来之德，不能使戎狄之必来。为德在我，其来在彼。干戈不动，而远人咸慕，固为上矣，而不可以为常。舜之命皋陶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夫士者，掌兵刑之官也。寇贼奸宄，治之以刑；蛮夷猾夏，禦之以兵。舜之德足以格有苗，而命士以蛮夷猾夏，是不敢以格之为常，而以禦之为常也。猾夏然后禦之，与秦汉之兵异矣。此舜之所用也，后世何疑哉！彼和亲之计，可暂而不可久。若大业初造，中国未缉，兵力罢于戡定，财用急于内务，权以应变，用之可也，故娄敬效奇于高祖，太宗定计于汴桥。全盛隆平之日，尚恶足守哉！

列星辰，运日月，分阴阳，用寒暑，节序四时，变化消息，绵络冒被，达于无外者，天之职也。荒忽幽遐，雨旸舒惨，有不适其序，则生覆之道，未能无憾。结山岳，融河海，孕五材，毓九谷，吐纳万宝，维持纮野，博厚广大，契于圆灵者，地之职也。支流拳石，肖翘喘蠕，有不得其性，则形载之道，是为有缺。故动则行健，静则无疆，咸所以谨其职，自然之道也。萃聪明之纯懿，膺显休之灵宠，幽契历数，明参图箓，富奄海宇，尊临黎献者，岂徒骈百善，罄众美，私一人以为逸豫哉，亦必有以参贰上下，宠绥元元。夫百工致巧，则绳墨无遗美；商贾善货，则市廛无佚利；农夫爱日，则田野无污莱；列士效智，则庶官无旷废。恪守宗庙，则谨都邑之事；敬保社稷，则善四境之治。小大虽殊，各修其职而厎其业，故能飞声腾实，俯仰无愧。帝王合德天地，配功三五，覆载之间，有一物不得其所，则圣人以为己忧；岂寻常守故，牵制诵习，而局促乎委琐龌龊之事哉。必有以经纬天地，弥纶六合，柔远能迩，仁民爱物，仿洋周浃，达于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队已。故黄帝七十战以静蚩尤之乱，神禹十三载以平洚水之患，成汤十一征以济王业，武王再出师以顺天命：此圣人之心，帝王之事也。昔禹平水土，足迹所及，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二方，声教咸暨。唐虞之际，昏垫既远，蕃殖滋茂，海岱之壤，列为青、营，幽、并二州，析自冀都。故其书曰「肇十有二州」，记其始也。此中国土宇，衣冠之俗，襟带之民，正朔所行，声教攸善，三五帝王，万世之所守，不可失者也。故汤有天下，仲虺称之曰「缵禹旧服」；成王即政，周公训之曰「陟禹之迹」。至于幽王失道，四夷交侵，中国微弱，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信南山》之诗作而刺之。昔人传禹之迹久矣，守禹之迹重矣。今流沙之东，贺兰、灵武，幽蓟之地，卢龙、范阳，狡黠擅制，倚为巢穴。驱除攘逐，帝王之事业，今日之先务也，其可后乎？议者往往置之度外，以为不足经营，视两地之土宇人民，如阳关以西，大漠以北。是亦未尝少思舜禹之功业，商周之训诰，与幽王之所失，《南山》之所刺也。彼果可置之而弗议，则祖宗无亲驾之劳矣。使建隆、开宝间，三川不征，五岭无讨，晋阳奉土，江表献图，内地不分于割据，兵力不劳于戡定，天下无事，财赋充溢，如今日之盛，二方酋长，不消声于碛北，则枭首于藁街久矣，岂容偷生假息于封域之内哉！宽声罪之诛，后境土之略，详明内治，不事开拓，息兵偃武，阜财爱民，以安中国，以幸天下，固可谓忠厚之至矣，恐非所以承祖宗之意，致帝王之美，执事者宜若少加意焉。

道有污隆，时有治乱，业有存亡，功有成败，势有强弱，事有利害，德有善否，行有是非，物有得丧，民有从违，名有荣辱，身有安危。此数者，吉凶之类也。不动则德不崇，业不广；动而吉凶随之。君子不以凶而废动，务善其动以之吉也。夫时变无常，情伪万状，刍豢轻于富足，藜藿美于饥人，则丰约之情异也。畏日流金，而狐白见遗，祁寒凝海，而纻絮在御，则寒暑之适差也。见吉凶之几，成天下之务者无他，通照时变，曲尽物情而已矣。苟得其情，虽大必举；失其时会，虽小不行。古之人禅神器而弗乱，革天命而弗危，放君上而不失其忠，诛兄弟而不失其圣者，得也。交朋友而弗与，抚妻子而弗顺，言则招忧，动则招辱，而四体不能保者，失也。得者，动而之吉；失者，动而之凶。吉凶者，得失之效也。有以见天下之至赜，则事物之宜无失；有以见天下之至动，则会通之理可逢。惟天下之至圣为能与于此，此圣人之独智也。古之圣人不以独智自私，而与天下同患难。书非尽言之器，言非尽意之具。圣人必使言立而意达，物得而道传。是故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变通以尽其利，鼓舞以尽其神，而《易》之道兴矣。《易》之所谓吉者，适时之变者也；《易》之所谓凶者，迕物之情者也；《易》之所谓悔吝者，衅未著而可图者也；《易》之所谓无咎者，辨之早而不遂于凶者也。由《易》之道而以时消息，则无所不顺于时，物动则之吉，而凶、悔、吝斯远矣。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动静起居，罔与道违，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夫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顺之至者，天且助之，而况于人乎？所谓得而之吉者，顺而已矣。夫刚柔之材生于气，屈伸之变制于数。物志虽深，不出覆载之外；几务虽微，不违进退之节。有天地然后有六物，有六物然后有万类。天地者，六物之父母也；六物者，万类之宗祖也。兼三才以成卦，合六物而象之，天地之蕴，五行之奥，道德之义，性命之理，皆囊括而包举矣。则万类之宜，无所隐其情。数始于一，成于五，合于十。天地之数，万物之命也。九六之数，天地之成也。合五、十以致用，参天两地而倚之，鬼神之幽，变化之妙，无形之所行，无情之所成者，可逆数而坐致也，则会通之理，无所晦其适。是故圣人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作八卦。八卦作而象数具矣，故能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定吉凶而生大业。至乎商之末世，盛衰屡更，时变既极，情伪多而圣人之忧患深矣。于是因八卦之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以极天下之能事。是故道显而有传，德神而不测，酬酢万变，曲臻其极，至神之妙，而《易》有以祐之。此《易》道之成也。

《易·系辞》言上古圣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自庖牺氏至尧舜止矣，夏商周不与焉。孔子曰：「商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何不及唐虞？盖圣人制作，帝王之法度，自伏羲氏以来，历神农，更黄帝，通其变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至尧舜氏则成矣。后世虽有圣人，亦无以加焉。夏后氏以来，适世之变，趣时之宜，新则因之，弊则损益之，而天下治矣。故救忠以质，济质以文，文弊尚忠，循环无穷。因二帝之成法，通之以三代之变，帝王事业，万世之理备矣。昔者圣人之作《书》也，将以载帝王之道，达之于后世者也。故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夫六事设而天下之物举，三统备而百世之变尽。唐虞之时，羲和奉天，司空平土，后稷足食，契敷五教，皋陶典刑以纠慝，龙作纳言以防奸，文之以伯夷之礼，和之以后夔之乐，垂善百工，而虞谐上下。亲亲以及物，修身以平天下，有德者进，有罪者诛，黜陟不违，而幽明无僭，足以亮天工，熙庶绩。帝王之法，可谓成矣。禹、汤、周公本之内，敦忠质之尚；美其外，致文采之饰。忠质用而诚素之德形矣，文采明而表著之道尽矣。世态之异，又安能外于此哉！是故圣人基本《典》、《谟》，渊源《贡》、《范》，掇英华于《训》、《诰》，挹《誓》、《命》之清流。片善寸长，罔有遗逸。昔周平王失宗周之业，依晋、郑而东迁，扼险河洛之间，下等列国，故《黍离》之诗，参《邶》、《鄘》之列。帝王衰微，莫甚于此，而《文侯之命》在焉。伯禽、鲁公，列国之君也，缮甲胄，完城壁，庤糗粮，禁越逸，诸侯之事，非善之大者，而《费誓》在焉。秦穆，衰世之诸侯，五霸之微者，悔过自咎，未为纯德，而《秦誓》在焉。盛时之嘉谟，圣王之典训尽矣。季世之君，有可观者，斯取之，帝王之言、朝廷之事殚矣。下国诸侯，有可观者，斯取之，明昌之时、邦君之美具矣。衰乱之际，强霸之主，苟有志于善者，虽微而不弃。由是观之，前圣后圣，德义事辞，有在于帝王之道者，宁复有孑遗者哉，故足以为万世之宝训。扬子曰：「仲尼多爱」。爱，义也。愚于定《书》，见雄之言为不诬矣。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又曰：「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唐虞之君与三代之盛王，所以涵养生灵，陶冶善俗，德与天地并，气与阴阳和，风俗浑然跻于仁寿，刑罚措而弗用者，礼乐教化之功也。韩宣子曰：「周礼尽在鲁矣」。《语》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夫《周礼》，周公所资以致太平者也，制作之道备矣，故宣子见而美之。然鲁秉《周礼》而国不加治；非特不加治，而鲁之削也滋甚。《韶》乐者，后夔所作，以来凤鸟者也，其感物之意微矣，故孔子悦而称之。齐有《韶》乐，而人不及和；非特不及和，而齐之乱也滋甚。礼乐之术未更，而功用不效者，何也？岂昔人之治有他术以致之，而礼乐不与耶？抑后之用礼乐者，非昔之用礼乐者耶？圣人之言天地也，天地妄乎不妄？观今昔之事，有不合于圣人之言者，当深探其本，而谨司其归，极其言于无所贰而后已，不可或疑也。礼乐之说，试粗言之。夫养天下者，无以异于养口体。口体之养，莫美于刍豢稻粱。今以甘旨之味食和平之人，则气血流荣，肤革充实，疾疢不作，而体日以肥矣。若五府动于内，六邪感其外，二气舛迕而嗜好失常者，虽食以刍豢稻粱，方且恶之而弗嗜，岂惟不足以充七尺之躯哉。此非刍豢稻粱之不美也，则病乱之而失其性也。礼乐之术，其养天下之刍豢稻粱欤。圣人在上，善政以德，聚人以财，民有安富休佚之虞，而无劳苦冻馁之患，知利害荣辱之所在，而训导易从，法令难犯。故礼制而上下安治，乐行而风俗移易。彼齐鲁二邦，上失其政，下无常产，重役以勤其力，厚歛以竭其财，贫者困于饥寒而救死不赡，富者溺于僭侈而殉欲无纪，外物迫切而善性彫丧，正犹病者之失其常嗜矣。虽示以周公之文物，鼓以后夔之声容，利不济于所乏，物不胜于所美。适如蚊虻鹳雀之过其前，曾不为之瞬目留听，少介其胸次，又奚足以启迪聪明，感移志气，革淫僻而起德善哉！是无异于养病者以刍豢稻粱，不可冀其肥矣。故文武之礼，无益于鲁；虞氏之乐，不效于齐。俾两国之君有以存百姓之常心，则人知为善，而乐驯其教，礼乐之功著矣，不待宣子之贤，仲尼之圣，然后知而感之也。如曰宗周之道弗形乎文物，善美之德无见于声容，礼乐之教不足以鼓舞于天下，则宣子无「在鲁」之辞，仲尼无「三月」之感矣。是知膏粱无补于疢疾，礼乐不效于乱邦。庶政具修，百度咸理，然后可以达礼乐而要太平之功矣。

乐者何？声容之道也。昔之言声容之道者微矣。管乎人情而通乎志气，物来而心感之，则喜怒哀乐之情必发于声而动于容。容有文采，声有节奏，则刚柔缓急之变，斯格其心而移其气。故达其微者，可以观政；而通其用者，可以变易风俗。夫太猛者偏于刚，太宽者偏于柔。刚胜则和不足而多怒，柔胜则强不足而多慑。此哀思愤怨，慢易流荡之音所由作也。故所以感人心者，不可不慎。而君子之政贵和，细甚者弗堪，思深者忧远。流僻邪散则离正，促数噍杀则失中。此和平条畅之美所由丧，而忧思淫乱之心起矣。故声容之形必出乎道，而乐文之美不可以为伪。古之圣人，发育以德，肃歛以威，厚之以仁，制之以义。阴阳相成，而刚柔迭用，融而不散，凝而不密，强而不怒，和而不慑。故其政和，其音安，以乐而乐之，实无疵疠焉。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叙合四时，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五物之和，道四气之正，使之庄而不哀，安而可乐，谨节而无犯，敦本而不流，广不容奸，狭不思欲。故足以感动善心，涤荡邪气，而乐之文无惉懘矣。故惟圣人为能作乐。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此六七君子者，皆圣人之德，据崇高之势者也。其政平，其功茂，其道广，其制明，充乐之实而致美也，知乐之情而致微也，制乐之文而致精也。故六代之作，其身足乐而不流，其文足论而不息，可以善民心，化民俗，动天地，感鬼神，谐鸟兽，格异物。夫孔子之时，有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犹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又况以甚盛之德，绍于变之世，极制作之美，因后夔之贤而鼓舞之，则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不亦宜乎？此圣人之所取也。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汤武之业，将有惭德于前圣乎？何圣人之不废也？盖乐者，象成者也。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时变不同，则所成斯异。故黄帝以道，尧舜以德，禹以功，商周以伐。天下之美，莫全于道；天下之善，莫美于德。道德散而尊事功。征诛之权，事功之极也。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商周之乐尽矣。道德以本之，事功以济之，权变以通之，皆帝王之时应时造者也，圣人其何所取去哉。呜呼！阴阳之道未息，则四时之正气常生矣；柔刚之材未毁，则五物之和声常鸣矣；仁义之性未灭，则和平之德常存矣。有其德而得其位者，善政以成性，因性以和声。合五音之中，导四气之正，虽六代之声容不传于今，而黄帝尧舜之制作可图也。

夫作乐者何为者也？先王用五德之声，本四气之和，因八物之音，以歌咏祖宗之功德，而告于神明，动化天下者也。太上用道，其次建德，其次立功。先王创业垂统，经世济民，不出于道德，则出于事功。虽揖逊征诛，异世殊事，逆取顺守，若天与人，莫不本于仁义，稽之道德。故《云》、《咸》、《英》、《茎》《、章》、《韶》、《云》、《武》，皆足以动天地，感鬼神，荡涤流淫，召集和粹，移风易俗，鼓舞而不知其所以然。《语》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末世遗声，其感人也犹若此之盛；方重华在上，后夔典之，则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不亦宜乎？《记》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由是言之，帝王之道，本之以礼乐，辅之以刑政而已矣，期会簿书，断狱听讼，百吏之职，非所务也。后世置礼乐为虚器，藏在有司，郊社之间，宗庙之事，时出而用之，下民未尝豫闻也。自朝廷达于郡邑，日所由以为治者，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故有司不能诵其数，君子不能达其义，而况于下民乎，况于庶物乎。因谓礼乐不足以致治，风俗不可以易移，诬矣。国家享天休命，神圣相继，百三十馀载，天下乂安，继周之后，未有若此之盛，非汉唐之比也。然百年之间，大乐未作。和岘之器，尚失之高；胡瑗之徒，曼不可用。至主上践祚，而明圣之事，始克有就。祖武宗文，神谟圣烈，揄扬显畅，与休声和气洋溢乎乾坤之内，明白乎日月之下，可谓盛矣。若革近世之弊，踵三五之事，颁之郡邑，达之黉序，以先期会簿书，断狱听讼，不特藏之太常，则和神人，舞百兽，庶几复见于今日，非直移风易俗而已。昔在黄帝，命伶伦吹嶰竹之管，协凤凰之鸣，而造律吕，于是篑桴土鼓废矣，后世作者必稽焉。然声隐于微，器久则敝。圣人恶其敝而微者不可得而察也，故寓之以法度。因其积以为数，因其容以为量，因其长以为度，因其实以为重轻。六物者相为表里，一物亡缺，可因所存而补也；六物皆亡，可推声数而造也。故圣人在上，则推历生律；后世祖述，则推律生历。上党之黍，邯郸之铎，先儒之所用也。虽然，仲容讥荀氏契周尺，文收吹断竹而调哑钟，声数之法，周隋之所传，荀氏之所用也，何独不然。若是，则邯郸之铎，未可以得土中之器；上党之黍，亦未可以定一籥之律。盖有独见之明，独闻之聪，然后能用先王之成法，求天地之中声。故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然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非独《易》象为然，必有夔、旷，然后声气可得而定矣。夔、旷之用，盖亦不违于积黍也。夫魏晋之际，而有仲容；贞观之初，而有文收。五代乱离，学者彫丧，王朴之术，尚或有成。天下浩浩，熙洽百年焉，知夔、旷之不世出哉，亦求之而已矣。

汉兴，言天体者三家。宣夜雅无师说，其状靡考。自洛下闳营浑天，而妄人度其数，寿昌仪其象，则周髀之术遂寝不用，至于今千百岁矣。其间通达精博之士作必稽焉，未有能外之者。是其术果得天之体而不可以外欤，抑亦后人之智皆出其下，而未足以窥其缺欤？请试论之。言浑天者，必曰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玑衡则浑天仪也。今考之于《书》而有之，孔安国曰：「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也。日月五星，谓之七政」。然其制不传。当是时，舜相尧摄其事，因尧之器而察用之，不言舜之作也。则玑衡之法尚矣，而经传无述，夏商之际亦未有闻焉。至于成周建六官，典三事，而《地官·大司徒》有「土圭测景，以求地中」；《春官》太史职抱天时以从大师；冯相氏掌星辰以会天位，致日月以辨时叙；保章氏志变动以察吉凶，辨封域以观妖祥。夫土圭之所测，必有度数；太史之所抱，必有仪式；冯相之所掌致，必有常次；保章之所辨观，必有名物。由是言之，舜之璿玑玉衡，理亦当然。为浑天者，言周天之数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地平天中，平之上下各一百八十二度有半而强。南北有极，北极出于上，三十有六度；南极没于下，亦如之。北极之南五十有五度，而当嵩高之上。嵩高，天地之中也。北至之日，去极六十有七度；二分之日，去极九十有一度；南至之日，去极一百一十有五度。天道西转，日月五星东行，一晦一明。天行一周，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用以度天体，辨星位，定辰次，考七政之进退，而知其躔离盈缩。谓玑衡之法若此。故汉世为玑以象天，为衡以望之，谓之浑天仪。宋在江表，钱乐之制八尺之衡于元嘉；唐有天下，淳风造三重之仪于贞观。至明皇时，浮屠一行与梁令瓒始作经纬、四环、赤黄白三道，设匮象地，藏机于中，引水转轮，迟速成序。模象详简，机思精粗，虽或殊途，至于度数星次，则同归一致。虽然，言玑衡者谓璿亦玉也，圣人贵天象，故皆以玉为之。或云美珠为璿。至阴生珠，至阳生玉，以璿为玑，以玉为衡，用阴阳之精也。用其精以察其象，制作之意，理或当然。以珠为玑，则汉世八尺之法，殆未合唐虞之器。谓浑仪足以齐七政可也，如直以为玑衡，则未之敢闻。郑氏言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颍川阳城，谓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则南戴日下为万五千里，日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内，半之得地中。宋元嘉中，五月立表于交州，日在表北，表南之景三寸。开元测之，复加三分。而交州去洛水陆回折止于九千里，则三万里之说非矣。或言，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众，乃浑家以为常没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极二十度已上之星则见。铁勒之地，极高五十度，则二极出没三十六度之言脱矣。故议者疑焉，以谓古之人步圭景，将以节宣和气，辅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周径；重历数，将以恭授人时，钦若天象，不在于浑盖之是非。殆或不然。夫辰次不分，则无以正圭景；浑盖不察，则无以定历数。圭景不正，历数未定，而能钦若天象，恭授人时，节宣和气，辅相物宜者，未之有也。通天地人一气也，一气相应，如桴鼓影响。阴阳不调，雨旸失序，人物感之，则饥馑疠疫，夭阏失性；人物不和，乖气上达，阴阳感之，则日月星辰，罔有攸序。人物之气系于政事，阴阳之变应于人物。圣人谨察其变，所以验人物之和否，而知政事之得失也。阴阳消长而变化成，五行迭用而万物生。日月者，阴阳之精也；五星者，五行之荣也。二十八星经其体，而七政纬之以致用。日月进退有时，五星躔离有度，迟为不足，疾为有馀。盈缩疾徐，皆其变也。不知其常，无以知其变。考其常者，舍度数何以哉？天道绵邈，非耳目之所及，思虑之所尽，浑盖是非，辰次周径，未易轻议，亦考之于经，验之以事而已。考之于经而无违，验之以事而不爽，则不刊之良法，利用之善器也。《书》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则度数有定矣。斗以时移，昏建月辰，则天行可知矣。四星迭南，皆以昏见，则日行可知矣。朔不东见，晦不西明，则月行可知矣。夏至之后，景日以北；冬至之后，景日以南，则三道可知矣。此浑天之说合于经而验于事者也。合于经则不妄，验于事则有功。圣人制作，要之有功而已矣。夫凭虚而望，无蔽于前，则天体四垂，与地相际。空中物近高而远卑者，自然之势也，十里百里千里万里皆然。而地易则差，故近北则极渐高，近南则见未识之星。不识日月星辰果依天而行耶？抑亦自运于空中而无所附缀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之善言天者，谓无所至极，如盖如卵，悉非确论。虽然，天体之大不可测知，日月星辰，四游升降，则不出于三百六十五度之内。经浑天者，据中国之土中，极目力之所至，尽占验之所用以为法，故北极在三十六度，南极没于地中。因南北以瞻四维，故浑仪之状如鸟卵矣。后世据朔南之偏方，用土中之定法，执运动之大体，求不测之仪形，因天体之差殊，忘日星之不忒，乃以浑盖一贯，善否不分，何不通之甚耶？盖天者，谓天形如覆盆，中高四下，日月旁行绕之。交州去洛九千里，近于铁勒之地。夏至日在交州之北，而夜不见于铁勒之南。则是日月星辰出没于地之上下，非绕天旁行明矣。此浑盖之尤辨者也。孔子没，后之儒者精极象数，通天人之蕴者，扬子一人而已矣。或问浑天，扬子曰：「洛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几乎，莫之能违也」。又曰：「盖哉！盖哉！应难未几也。浑天之术，其殆密乎哉」。又云：「通天地人，一气也」。天气不和，雨旸失序，人物感之，则饥馑札瘥，夭阏失性；人气不和，愤怒愁怨，阴阳感之，则日月错行，星辰离次。故圣人善政事以和人物，变阴阳以弭灾变，观天道之顺否，以察人事之得失，故圣人重焉。昔在有虞，用尧之道，在玑衡以齐七政，所以正天文也。成周之隆，太史职之，冯相、保章分典其事。制作法度虽不见于载籍，汉世以来，鸿硕之论，范铜之仪，有可言者。蔡中郎曰：「言天体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有名而无说，周髀有说而无验。近得其情，可以施用者，惟浑天为善」。候台铜仪，浑天之法也。言浑天者，谓天包地外，地居其中，周天之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居地之上下者皆半。其两端，北极出于上，南极入于下；自北徂南，为度一百八十二有半而强。北极之南五十五度，当嵩高之上。嵩高，天下之中也。去极六十有七度，夏至之日所行也；九十有一度，二分之日所行也；一百一十有五度，冬至之日所行也。三道既正，日月交运；晦朔弦望，进退离合，序有常时，时有常次。星辰因之流行，伏见有数有度。缩为不足，盈为有馀。迟速满虚，不失其故，则阴阳和，风雨时，寒暑平，生化序，而黎民康宁，百谷用成，草木鸟兽莫不得其所，于是可以见政事之修矣。故扬子曰：「洛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几乎，莫之能违也」。故平子作《灵宪》以纪其状，蔡、郑、王、陆著义论以明其善。宋元嘉中，太史丞钱乐之铸铜为仪，至唐犹在，其法衡长八尺，玑围二十有五尺。盖为玑以象天，而衡以望之，转玑窥衡，以知星宿。若乃建南北之极，计周天之度，定日月之行，正星辰之纪，则浑天之说也。职本羲和，太史典之，圣人在上，百度修举，考齐七政，合验庶事，究天人之际，而通乎幽明之故。此二帝三王之用心也，岂不伟哉！

夫燧映日而生火，方诸溯月而生水。日与燧未尝生火也，而火自燃；月与方诸未尝生水也，而水自达。其所以映而溯之者，人也。然不得夫燧、方诸与日月之末光，则虽有祝融、玄冥，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大道之于万物，其犹日月之于水火乎；万物之于大道，其犹水火之于日月乎。道者，虚无之强名。至无也，故万有由之以生；至虚也，故万类由之以化。生者自生尔，而生生者未尝生之；化者自化尔，而化化者未尝化之。如其物而生之，物而化之，则力有所不给而道熄矣。虽然，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由之以生而不可违，生理尽则不得不死；由之以化而不可已，化道极则不得不生。生也，化也，有数存焉，而无能外之者也。既已有生化之理矣，果可以谓之无乎？既已谓生化自尔矣，果可以谓之有乎？言无非道也，言有非道也。立乎有无之间者，其去道之远，不可胜算也，故曰「不生者疑独」。直谓之独，则有所离矣。本无有也，亦无无有也。孰为独乎？孰为不独？疑乎独而已矣。此大道之体也。知大道之体，生化之理，则知流俗之所好，流俗之所恶者。适然而来，其来也莫之禦；适然而去，其去也莫之止。去来之间，或徐或疾，或久或近，皆有制之者也。我无增损也，因其所遇，亦直寄焉耳，复何所去取于其间哉。人事之大，莫大于生死也，犹将以为夜旦之常，而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况其细者乎？夫世之所以至性彫于人伪，至真夺于外物，放而不知返者，蔽乎末流，而丧其大原也。掇拾荣华，已去根本，又况认其剪䌽者，不亦悲夫。故是篇先明大道之体，次述生化之理。道体既明，生化既形，申之以达人之笃论，资之以昧者之疑义，皆所以既其文而究其实也。夫不生不化者，大道也。太极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质，质到而三才列位者，生化之见于大者也。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生化之见于小者也。夫逢生之运，天地虽大，不能不生；会其化时，虫鱼之微，不能不化。则生化之数，孰逃之哉！彼小大修短，动殖气识，皆生之一物，无好丑之辨也。故荣启期诵林类之言，而不以贫富生死易其乐；子贡、晏子达至人之论，而不以死生为两途。彼昧乎顺适之理，而安于流传之常者，一有所遇，则切切然认而有之曰：此我之身，此我之名。至乎夜半，大泽丧山，大壑亡舟而弗知也。故我非天地也，天地之坏与不坏，非我之所能知也。寄乎天地之间者，亦委之而已，吾何用心哉。而杞国之人无故而忧之，忧其忧者无故而晓之。彼二子固已大失矣，而长庐子又从而笑之。夫天地之与人远矣，愚者犹概乎胸次。得丧、予夺、贵贱、穷达之在人，非天地之比也，遇之而能洗然者几希。是皆未睹乎大方之家者也。若夫达观之士，乘而流行，无所抵滞，槌也斯钝，锥也斯锐。化其左臂以为鸡，则因以求时夜；化其右臂以为弹，则因以求鸮炙。物无不可，理无趣舍。故丞之语舜曰：「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我之所体以生者也，今不得认而有之，则天地之间，是固无可有者。知万物之非其所有，故取乎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而皆为之盗。向氏认己而有之，故踰垣凿室，探其所及，以陷于罪。虽然，彼己之分辨而公私殊途，公私之名立而罪富异效。有公私者，固出盗；无公私者，理亦未冥。故天地之德则不然，公者自公，而吾不知其为公；私者自私，而吾不知其为私。公私两忘，同乎冥一，孰为盗耶？孰为不盗耶？此道之极耶？夫道存乎太极之上，则生天生地；行乎开辟之后，则无为而自然者属之于天，有为而或使者属之于人。故庄生言九变之序，曰先明乎天，而道德次之。是篇明大道之体，而谓之《天瑞》，盖道不可见，言之所及者，自然之符而已。明乎自然之符，则大道得矣。彼孙叔敖三为令尹，复三去之，而忧喜之容不见于面者，此觉乎天瑞之理，譬之去九牛之毛而始得其一毫。而天下畏其贤，百世高其风。是乃人皆百岁，而以彭祖为寿。

网目虽众，提纲则毕举；衣体非一，摄领则咸会。盛德之美，不啻网目衣体之多也，难遍以具举，必有为之纲领者，提摄其大，而众美不遗。故善言者得以约其辞，而不失其详矣。聪明，德之纲领也。冠域中之大，妙万物而神者，莫盛大于天；言天之德，亦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又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而已。荡荡乎难名，巍巍乎有功，立乎百王之上者，莫盛于尧舜；言尧舜之德，亦曰「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又曰「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而已。非独言尧舜者之为然，下及三代之令君，凡有见称于书传者，莫不以聪明为首。故《易》曰：「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聪明，诚圣人之德者。试粗论之。昔之所谓有德，不失夫己之性与物之理者也。泊然无感，则彼己两寂，而性理之美，无成与亏；感之则得失、是非、吉凶、祸福，扰扰万绪，交构并起，而无所不有。虽然，摄是众有者，两端而已。发乎情，斯见乎声；形于物，必丽于色。彼己之用，性理之真，无能外乎声音采色之间。君子听其声不失其情，视其色斯得其物。以无丧我之存而亏物之成，则盛德之事已。天下之有声，有耳者之所同听，声之情，惟聪者闻之；天下之有色，有目者之所同视，色之物，惟明者见之。闻其声而察其情者，谓之聪；见其色而识其物者，谓之明。故聪明者，圣人德之盛者也。是故冠九思之首，列五事之终。君子进德以成己，莫不由是而入；施德以接物，莫不由是以出。伊尹资之，以训太甲之不类；孔子举之，以语颜渊之为仁。夫聪者听之善，耳之德也；明者视之善，目之德也。耳目之官，所以司视听而致聪明之用，以能穷彼己之情，尽性理之真也。水火之所生，而精明所在也。水之在人，其物为精，肾者精之所舍，而水之所藏者也，其窍为耳。故耳司听，而其用可以为聪。火之在人，其物为神，心者神之所舍，而火之所藏者也，其窍在目。故目司视，而其用可以为明。夫水火之德，所以为精神而形耳目，以达视听之用，致聪明之美者，何也？天地之至粹，阴阳之大本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气之阴阳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材之阴阳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性之阴阳也。即散殊而定之，则万物之微，莫不有阴而有阳，而况于三才乎？然而非阴阳之至也。即始判而言之，则至阳为天，至阴为地，冲气为人。数始于一，一为奇。奇者，阳也，其类属于天。天一生水，则水者天之至粹，而阳之大本也。一生二，二为耦。耦者，阴也，其类属于地。地二生火，则火者地之至粹，而阴之大本也。水火二物，得天地之至粹，为阴阳之大本。故水王于北，以司天正，其位在子。子者一，阳之所自生也，其时为冬，其音为吕，其律为黄钟，皆阳类也。火王于南，以首地用，其位在未。未者二，阴之所自生也，其时为夏，其音为徵，其律为林钟，皆阴类也。故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五声之变，惟宫与徵。取之则息，舍之则消。虽与金木同为五材，合为六府，独有气而无生，有以成金木之材，而无成于全金木之材者也。非天地之至粹，阴阳之大本，何以至此哉。呜呼！得天者生，得地者形，得阳者熙，得阴者凝。天地阴阳者，万物之所入出，而无能外之意者也。资天地之至粹，散阴阳之大本，以尽性理之实，而穷彼己之真，何所往而不得哉。

昔有虞氏明哲自天，行义高世，致诚以服孝友，诚至而顽嚚允谐。洁修耕渔之地，名闻天日之上，历试有绩，言用无爽。进拔元凯，剪夷凶人，云龙相凭，濡泽四海。二十有馀载，然后天人并与，而得其位。夏后氏疏导九州，荒度三壤，建皇极以叙彝伦，使形载不亏，而生覆无息，鳞游羽翥之类，雕题交趾之伦，皆受其赐，功德楙矣。加以戮力在庭，啬用自牧，都公相之地而无德色，兼天下之善而不自有。辅君泽民，几二十年，然后当历数而成王业。契为司徒，承尧事舜，敬敷五教，美成人伦，以启茅土。传十馀世，至于成汤，布德施仁，诛暴拯坠，然后臣妾万国，光有大宝。后稷思天下之有饥者，如其自己，服勤播种，粒食生民。公刘笃之，匪居匪康，务以厚下。古公亶父忘皮币、犬马、珠玉、土地之利，事戎狄以全生齿。王季因心为善，服劳世业，干天禄而笃其庆。文王乘积累之绪，昭明德以济鸿烈，忧勤岐周之地，化行汝汉之域，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大统未集。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复受天命，而成厥志。三王四代，神功圣德，皆积年累世而后兴，何其艰哉！汉高帝丰沛之地，阡陌之间，耕芸樵采之人，跌宕不羁之士也。提挈一剑，奋起徒步，三载而灭暴秦，建王国；五载而平强楚，成帝业。德茂当世，善美兼尽，未若谐顽嚚、逊万国之盛也；道济四表，泽流后世，未若平水土、叙九功之大也；承祧继统，丰梁之绪业，无天乙次国之土，西伯专征之势，世德流庆，固结人心。范氏以来，至于太公，无公刘笃勤，亶父仁厚，季历保乂，文王徽懿之美也；萧、曹、平、勃之才，未贤于伊、吕之畴；云合响应之师，不武于一心之士。然而八年之内，麾斥荡涤，天下大定，英雄豪杰，稽颡顿足，北面请命，奄有禹迹，以传子孙，又何易邪！盖周道衰而天下乱，幽王之后，圣人不作，析为十二，合为六七，三百有馀载，狼奔虎逐，鹰鹯四击，奋钩锯以攫噬。决裂横目之民，淋漓披靡于爪吻之上；其幸存者，憔悴颠仆于荆榛之下。秦人合而有之，拯承妪抚之德不加，而鞭笞甚力，呻吟匍匐以从事，而残骸馀息歼矣。项氏横决鸿流，烈炽炎火，焚荡玉石，而猎四海，焘载之内，鞠为墟莽，濯濯然无萌肄之意。高帝为之条达天经，缉续地维，挈箪盎，振裘裳，饮食而衣被之，使宇宙再造，斯民复生。炎刘之德，于是为盛。夫饥渴裸露之甚者，则藜藿有馀甘，而敝缊温美，又况饱刍豢而袭裘罽哉！彼吊民诛罪，秋毫无犯，约法三章，屏除苛挠，未多汤武而愧文王。故讴歌怀归，天命允集，席卷雍塞，朽拉赵魏，平齐剪楚，而九有敉宁矣。昔孟轲氏之时，去王者之迹未远也，战国之暴，非若秦项之甚也，且曰「事半古人，则功倍前烈」，又况百年之后乎？以高帝之功德明茂，斯所以应眷顾而有天下也。前史专以斩蛇聚星、符瑞之言称述受命，偏矣。

小言可以喻大，镜象可以见形。明目者果知道术之方，则视所遇而得其蕴，瓦甓粪壤之间，恶乎而不在。古之人有言曰：盗亦有道乎。三国之雄，乘昏投棼，缘义饰诈，借忠营私，公攘而阴夺，皆穿窬之类也。观其晓见时会，审识物形，并脆避坚，操强控隘，都胜势以图帝王之时，相轧以力，相靡以谋，抗衡数年，无克为一，卒鼎峙之业者，盖亦所谓有道者也。试粗论之。汉末凶丑弄兵，豪杰蜂起，怙乱徼宠者，壁垒相望，钲鼓之音相闻。当是时，曹公以一郡之资，鹰扬虎视，风号霆激，而大者夷灭，小者受事，挟天子以令中夏，盛矣。曹公操作新书以指授诸将，由之则有功，违之则败绩，虽司马懿之才，不能过也。孙郎残破之日，吴人微绪不绝如线，仲谋招怀抚纳，辑睦士民，披荆榛，驱麋鹿，而定社稷，遂包楚越之地。魏人尝以百战之师，数十万之众，轻车楼船，水陆相辅，因锐气，鼓馀勇，顺流乘势，东下而压其境，有饮马长渊，蹀血武昌之意。吴之廷臣色沮气夺，不知策之所从出，思毁基以委质而听命者多矣。权独知先声之不实，后隙之可投，奋然释众疑，屏群议，挈偏师以授周瑜。于是乎得隽于赤壁，申威于曹公，吴之基图，遂以磐固。当是时，通照情势，谋无异言者，公瑾一人而已。此皆以雄材自奋，创成业以贻子孙者也。蜀之先主，殆或不然。曹氏尝与论天下事，扬搉群雄之材，汎言及备，备临食自失，丧其匕箸，气不足以敌曹公矣。凭宗室之望，据专城之势，数年与诸公周旋，卒无一民之众，尺地之富，流离转徙，无所归宿，其才不足以拟仲谋矣。至其西趋巴蜀，举梁益之境如俯拾地芥，制诸蛮之命而役其力，与孙曹二公东面而折天下，莫之能圉。社稷既定，师旅已和，于是北窥关辅，东略荆衡。虽功用弗成，有并吞神州，混一文轨之气，与曩日窜身寓食之势，不可同年而语矣，又何雄耶！非时有否泰，智有昏明，用有工拙，势有威约，先愚而后贤，昔怯而今勇也，盖晚得天下之才以为辅耳。使先主闻孔明而弗举，举而弗用，用而弗诚，将其身之不保，尚何蜀汉之有哉。观其忘势屈身，披露肝胆，君臣之际，有可言者，虽汤武伊吕之相与，弗是过也。使天假之年，其成殆未可量耶。然则魏、吴之臣，不及其君，故操亡而魏微，权没而吴不振。武侯之才，雄于先主，故备死而蜀自若，亮死而禅不克守。盖臣主俱贤，明良相辅，则道济四海，格于皇天。或主德弗竞，克任哲辅，臣用虽微，攀附大人，上下相资，亦克有就。故曰：不有人焉，其能国乎？盖人之所存，道之所在；道得于此，则功业归之。此三国之所以立也。

药而瞑眩，剧于所病者有矣；人不以瞑眩废药而养疾，知疾不可养，而治疾者必资于药也。食而致疾，因药以安者有矣；人不以食或致疾，药能安之，废食而嗜药，知药不可嗜，而养身者必资于食也。世有戒瞑眩之毒而纵腹心之患，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天下必共指为倒置之人而笑之。何则？愚夫愚妇知其为不可然也。唐德宗遭泾师之变而惩戒用兵，姑息方镇；创白志正之失而委兵阍寺，弃远正人，曾无异于畏药而养病，舍食而嗜药者也。德宗虽中智之主，顾不贤于愚夫愚妇哉？顾恬然出于此，而不知其非者，何也？远于身而利害之情晦也。夫察其近不忽于远，照于显不蔽于晦，利之所在，虽大必睹，害之所倚，虽微必知，惟贤者能之。此古人之所以殷勤反覆致论于大邑美锦者也。德宗之智不能与于此，则亦何以振隆祖武，贻裕方来？故贞元之际，事失其猷，后世虽有英雄武毅如元和之君、武宣之略，终不能刬夷宿弊，收揽权纲，而复兴王业矣。夫人主操利器以诛锄天下，剪落枝叶，封殖本根，杀不掉之势，奋陵夷之绪，经国之达道也。建中初，承肃宗豢养之后，王室微弱，纪纲弗振，强藩悍将，犯分陵制，负固违命者，往往而是。德宗赫然奋怒，命将出师，讨有罪而威弗庭，当矣。然兴事太剧，要功太速，乏万全之虑，而徼倖一切，至于虚环卫以济师，剥民力以足用，故泾师因之攘臂犯阙。是岂用兵之过哉，制置之术乖也，不知审料事势，择术而用师，申前志而济成功。自梁、洋还，惩艾前日之变，终其身以兵为戒，藩臣陆梁，一切不问。是戒瞑眩之毒而纵腹心之患者也。人臣忘公徇私，贾贩所职以射利，乏国家之事，贻君亲之忧，诛夷之罪人也。白志正当德宗经营之日，典司禁旅，受金自封，以市人备军籍。泾师为变，咸畏匿而不得使，仓卒之际，六军无人，赖宦官窦文场以左右扈从冒犯艰阻，仅免于难。是岂用士之过哉，选任之术乖也。不知慎简忠贤，得人而后用，收腹心以本兵柄。祸难既夷，因谓士不可任举，神策之兵悉委腐夫小人而不疑，是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也，其弊亦甚矣。昔文皇所以底贞观之平，绍周汉之盛者，善兵农之制也。制农以永业，而民有常产，不困于上；制兵以府卫，而君有神武，不陵于下。故能内修仁政，成风俗之厚；外昭威棱，折强阋之冲。其后彍骑立而府卫之法亡，两税修而租庸之制改，格人通士知贞观之盛不可复见，而太宗之烈微矣。虽然，非唐之所以亡也；僖、昭之衅，覆李氏之业者，乃在乎方镇割据，宦官擅制而已。方镇之患肇于大历，宦官之宠启于开元。代宗承大盗之后，兵革方弭，藩臣罪恶多所含宥，然未有僭窃陵犯如朱滔、田悦者也。明皇安于无患，轻用爵赏，寺人巷伯袭朱紫而参外庭，然未有握持兵权如窦文场、霍仙鸣者也。贞元之后，假借方镇，则擅帝制者弗讨；委信阍寺，则付利器而不疑。使奸臣贼子轻冒犯律，无所顾忌；刑馀腐夫窃弄威柄，不可复取。明君哲辅劳于征讨，莫克骤夷；庸主愚相指为故常，无剪除之意。惮强明之资，则构祸不测；乘昏弱之隙，则肆欲无艺。由是外陵内夺，至以天子之尊，而威命不行于国门之外；俯首惕息，受制于家奴，使胡越起于邦圻而羌夷满侧。此皆德宗之过也。噫！智不及于远者大者，昧吉凶祸福之几，投成业于乱亡而不知，真人主之大戒也。

犬马有帷盖之施，布衣重一饭之德。物之有功，匹夫之义犹贵终始，况人主资贤能以共功业，安可以忘勋劳之士哉！非有大故，不可弃也。故古之人生歆宠荣，死与享祀，纪诸旂常，铭载彝器，不使谗间构纤芥而污蔑之。是以君子怀德，小人歆宠而思奋。唐侯君集自陷于叛逆，文皇不忍使对吏而自讯，虽寘于法，不绝其嗣，念其尝有功也。中世以后，忧患方起，则用英杰以弭乱，中外无警。憸人间之，则曾不省察，甚者至于徙死。勋德显著如郭汾阳，犹或不免，况其他欤。刘巨容曰：「朝家多负人，有危难不爱惜官赏，事平即忘，不如留贼为富贵作地」。当是时，巨容力能制巢贼之命，特是纵贼，祸及二京，此人主不慎听用而轻待士之过也。方无事时，去一士固未见其害；急难之际，人情顾望，悔不可追矣。盖感义自奋，施而不求其报，惟君子能之。人主所与共天下之事者，岂能尽得斯人而用之哉？是不可不慎也。

海内之理，可以力致；夷狄之心，不可常保。昔之人以三代禦戎不及上策，谓其犹用兵也；然舜舞干羽，有苗来格。至于命九官，敕皋陶，必曰「蛮夷猾夏」。则是盛德之世，未尝保其无犯，兵武之备，不可暂去。今北制强胡，西抚羌虏，南怀蛮獠，东接岛夷，要害之地，扼控之会，守郡宰邑之官，非特承宣诏条，抚养吏民而已；又当经设方略，完畜兵戎，谨关徼之守，禦侵轶之变。壁垒诚坚，器械诚利，士卒诚训，威信诚著，则远人殊俗闻声震詟，怀德之心固而干纪之意销矣。士无有弗勇，亦无有弗怯；兵无有弗锐，亦无有弗钝；地无有弗险，亦无有弗易；时无有弗利，亦无有弗否，顾其用之者如何耳。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则士无弗勇；士卒鼓勇，则兵无弗锐。士勇兵锐，以守则固，是地无弗险也；以战则克，是时无弗利也。不然，则其效亦异矣。此四者，谁其制之？制之者，将也。乐毅用燕胜强齐，所未灭者二城而已；骑劫代之，一败涂地。李牧用赵北逐单于，南支韩魏，东灭襜林，西抗强秦；颜聚代之，不能自守。二国之地利未易也，天时未远也，士卒器械皆其旧，一用之以强，一用之以亡。则是胜负之势，不因天时，不以地利，不在士卒，不自器械，皆主将之所制矣。今边境之上，诚得乐毅、李牧之徒统帅一方，经略属郡，将羁制二虏，受命下吏，岂徒固边防、禦侵轶而已。若夫完城池，砺器械，训士卒，储财用，四者之事，皆非边境之先务，朝廷之所宜留意者也。师守之吏诚得良士，则是四者之事不待朝廷之经制而毕举矣；苟非其人，虽经制之四事无缺，不足与有功。昔者吴起守西河，秦人不敢东向而侵魏，不闻魏人有良术也，惟起而已矣。近世韦皋守剑南，内抚八国，外挫吐蕃，二十馀年无西顾之忧，不闻唐人有长策也，任皋而已矣。委任责成，古今之效若合一契。故知边境之务，莫先于选主帅，主帅得而百事修矣。

甚哉！世卿之害国，而阍寺之不可使也。何则？世胄之才，不必尽美，心志困于富足，筋骨惰于无患，德礼不由而殉物甚笃，思虑不足以周远，忠义不足以自将。保身承家，犹或有缺，况于秉执钧轴，荷鼎鼐之重而均调天下乎？因乘祖父之资溢涯量，而窃有威柄，门生故吏遍于海内，周亲缔交，蟠错权要，根干强大，枝叶猥茂，顾天下之事在己，而无所畏忌，缓则盗弄威福，急则起而为变矣。刑馀腐夫，大质已亏，苟得无顾。甘言令色，善营视听；曲谨小谋，时有可喜。狎侍左右，习而不戒，犹惧为患，况于收攫噬之才，付以事任而参预功业乎？效一朝之力以自结于上，世主之心甘嗜其饵，国之威灵落其掌股，则殚凶慝以济奸利矣。故自书传所记，未有世卿擅政，阍寺用权，而无凶国害家者也。昔东汉世祖，以雄武之略驱策英豪，左威右德，兼尚权数，乘馀泽，投机会，阔视高步，经营大业，披荆棘而平王路，振坠绪以续休命，数年之间，天下靖谧。于是息偃矛甲，陈列笾豆，刬夷壁垒，阐辟黉序，介胄之士，雍容弦歌，戢威武，畅文德，而平治之功成矣。显宗明照情伪，至诚自强，慧而服勤，百度具举，振权纲以隆主道，备文物以饰治具，政刑清肃，而礼乐兴矣。孝章知明察慧，人谓其猛，本宽仁之术，推忠厚以济之，于是政平人和，协气条畅，珍符灵贶，杂然并出，帝王之德楙矣。若光武之立纲陈纪，维持王业；明帝之敬慎缘饰，增光先猷；肃宗之宽仁爱人，宠绥四海，皆足以固结民心，垂芘后世，保元命、贻大业于无疆者也。然而至于顺帝，轻用国命，世宠梁氏，成逆冀之祸。孝桓临事鲜谋，任使匪人，起五邪之奸。凶丑见贤，贱隶乘贵，反易纲纪，窃舞威柄。淫刑滥罚，横及勋旧，憸巧奸回，是爵是赏，废锢时望，刻剥生齿。施及灵帝之时，天下不胜其愤，袁董投隙奋臂，而无刘氏矣。是岂建武、永平之泽未优，而天下忘汉之速哉？使逆冀无世及之宠，则夷戮之罪不盈；五邪无诛冀之功，阍寺之宠弗启；虽有灵、献之主，亦可以蒙旧业，因馀泽，而保无患矣。呜呼！汉之乱亡，成于袁董；袁董之衅，萌于阍寺；阍寺之宠，由诛冀而启之。剿高帝之明命，覆世祖之成业，开建安之隙以诱曹氏者，顺之尤也。世卿阍寺之患，可不戒哉！

唐史言古之隐者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从之；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以当世取舍。以为唐世见于《隐逸传》者，皆出于下概。其说似有可疑，试粗论之。夫古之人未尝无意于世，时或远引，自放于隐沦者，皆有为为之也。或全身远害如箕子、接舆，或须时待价如伊尹、吕望，或抗节伸志如伯夷、叔齐，此隐之大者也。若放情虚寂，不以世故自撄，如广成、巢、许之徒；持其一曲，不达理义之分，如申徒狄、陈仲子之介，则与夫资槁薄、乐山林者，又何尺寸之间？彼以挈治具弗得伸者为次，则是身隐而德不晦者，乃广成、巢、许之徒欤？上广成、巢、许之风，而以伊吕、箕子之节为次，是驱天下之人高蹈远引，遗世绝物，而独善其身也。人人持独善之操，则天下之事其谁任之？废大义，乱大伦，伤败名教，孰烈于此！唐之隐者，如武攸绪，岂诚资槁薄、乐山林，终不可以当世取舍哉？直以不幸生于武后之族，明智通达，远周前后，知祸败之必至，豫为防虑，以保其身耳。夫膏粱之室，纨绔之胄，生所见，长所闻，惟声色势利，而能割情违俗，长往而不顾，安于寒素之所难者，则攸绪之操，加人数等矣，非大雅之君子，安能与于此哉！乃以与王绩之徒同出于下概，可谓脱矣。

复雠之议，疑生于乱世，而不起于治朝。夫治朝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有司，虽陵弱犯怯而杀人者，必得而置于法，无所逃罪，尚何臣子兄弟复雠之有哉？然杀人者，国法之义不至伏诛，而臣子兄弟之义不可不雠者，治世之所有也。故《周官》有复雠之制焉，《调人》之职曰：「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雠」。《朝士》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礼》曰：「父母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公羊》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复雠不除害」。此书传之所与也。后之断是狱者多矣，或杀或赦，随时予夺，靡有定制。明君达士，徇其所执，往往立言，而唐史尤详。唐明皇谓：「孝子义不顾命，杀之可成其志，赦之则亏其律。人子孰不愿孝？转相雠杀，遂无已时」。陈子昂谓：「仁而无利，与乱同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义其节而弗诛，则废刑也。释罪利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柳宗元谓：「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唐宪宗诏曰：「《礼》，父雠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韩愈曰：「子复父雠，见于《春秋》、《礼记》、《周官》、子若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最宜详于律，而律无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雠，恐伤孝子之心；许复雠，则人将倚法颛杀，无以禁止。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将使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以议也。复雠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雠，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周官》所称，将复雠先告于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为断于今。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有复父雠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情处之」。明皇、宪宗形于诏，陈子昂、柳宗元、韩愈之徒咸著文议，则经无失指矣。子昂之议，旌诛并行，坏礼黩刑，宗元驳之明矣，不复叙言也。其馀辩议虽详，未畅礼法之意，有足论者。夫所谓雠者，非谓彼杀而我杀之也，谓君父兄弟见杀于人，不以其罪，而国法不加焉。臣子兄弟之心，义不与戴天同国也，故复雠专杀而情不失义，事不越法，圣人不以为罪。是故《礼》经无共天之义，《周官》有执杀之法。父不受诛，子复雠之，《春秋》之所可也。后世不知原圣人之意，遵经传之旨以断斯狱，据法律之阙文，因汎引杀人之例，以自疑贰；及设施龃龉，情理不安，遂至旌诛并行，渎乱彝典。礼法不明，一至于此，岂不误哉！夫礼与刑，相为表里也。入刑者必失礼，失礼者斯入刑，未有刑之所诛，礼之所与者也。复雠而死，则是与于礼而诛于刑矣，何其戾欤？法之所谓杀人必死者，非谓人不可杀，杀则死之；谓人之无罪，与有罪而不至于死者，人或杀之者也。若以雠为无罪，则既尝杀人之父兄，不得为无罪矣。雠而复之，不免于刑，是杀无罪者不用必死之法，而杀有罪者用之，非法之意矣。若曰人不可以专杀，专杀者必死；且专杀之人，法有所容，若《律》曰：「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是杀人者，法不必皆死也。夫夜无故入人家者，未必皆侵害于人；主人可以登时杀之者，有侵害于人之理也。有侵害于人之理者，杀之无罪；既侵害于人之亲者，雠之有诛，此又非用法之意矣。论杀人必死之法，则雠者先在所诛，而雠之者益为无罪。宪宗谓礼、法之说有异。张九龄不知论礼法之意，明其无罪，徒称孝烈之为可贷，故不能胜裴耀卿之徒，卒使不辜滥被诛戮。何则？孝烈之行发于人情，人情之发，有义有不义；合于义则为孝烈，不合义则迹似孝烈，而实为桀骜。法之诛释，亦因此以制之耳。父兄之死果不以其罪，子弟之所可雠也；雠其所可雠，雠之合于义者，言其行则孝烈也，论其法则无罪也。无罪之人，自非法之所治，不待举孝烈之善，然后可贷其死也。父兄之死果以其罪，子弟之所不可雠也；雠其所不可雠，雠之不合义者，言其行则桀骜也，论其法则有罪也。有罪，法之所必诛，不可以其似孝烈而屈法也。如以孝烈而已矣，则《春秋》之所谓「推刃」者亦孝烈也，苟贷之死，岂不违圣人之意，屈公议之法，长暴乱之风乎？夫公私异情，上下殊事。法者，天下之公议，上之所操，以为一世之平者也；志者，一人之私心，下之所守，以制终身之操者也。知方之士，行其志不知其他，志之所为则为之，志之所止则止之，不以旌诛贰其心。知道之君，公其法不计其私，法之所释则释之，法之所诛则诛之，不以人情易其制。复雠者未尝顾公法之可否，而径行其志。则议复雠之狱者，奚必计私心之所至，而轻重其法乎？明皇谓杀之可以成其志，子昂曰「利其生，是夺其德」，此皆私心以议公法者也，失议法之体矣。虽愚夫愚妇，出于一介，奋不顾身以死为得者，人主犹当宥之以正法，又况闻义知方之士，内激忠孝，志在报复以快冤愤之心耶？罪人既得，冤愤之气销，则其志成矣。初无意于德义之名，必死必生之事者，又焉可以黩刑而滥杀乎？韩愈谓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集议以闻而酌处之，是亦不明礼法之意，故欲取裁于世主也。愈言《周官》将复雠先告于士者，未可以为断于今时也。至言百姓相雠，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则脱矣。何者？《公羊》之所谓「父受诛」者，即《周官》之所谓「杀人而义者」也。其所谓不受诛者，则《周官》之所许复雠者也。徒以其辞因伍奢而发，故谓之诛。诛者，上施下之名也。诛之与杀，其实一而已矣。上之诛下，苟以其义，下之所当受；不以其义，则亦所当雠。不许雠之，则为人上者将依势作威，倚法以削，不可制矣。乱之大者，莫甚于此。在百姓则许之复雠，在官吏则不许，是法行于百姓而不行于官吏，非圣人用礼法之意矣，焉知《周官》之所言不兼于官吏，《公羊》之所言不兼于百姓乎？又曰：「律无条，非阙文也，以为不许则伤孝子之心，许则人将倚法专杀，不可禁止」。夫不许而伤孝子之心，则是许之；而人将倚法专杀则非。何者？雠之合于义，专杀不为乱；雠之不合于义，专杀有常刑。不为乱者释之，有常刑者诛之，尚何无禁止之有哉！由此观之，愈不达于礼法明矣，宜其无所折衷也。故曰其馀辩论虽详，皆未畅礼法之意。苟明乎礼法之意，则复雠者可以无罪矣。

唐自贞观以来，复雠者甚众，或杀或贷，罔有定制。惟柳子厚、韩退之之议，达而近于理。至柳不设惩禁之科，韩谓《公羊》之说不可施于今者，未能无憾。若张曲江，徒知孝烈之可贷，而不能陈礼法之义，为政之体，以发明时君，卒使横议见售，无辜被刑，黩滥典章，伤败风教，是为可恨。夫礼法者，先王之所以禁暴止乱，使人不失其平者也。礼有所不能制，则待之以法。故失礼然后入刑，安有礼之所善，法之所诛；法之所存，礼之所去者哉？夫人有可杀之罪，而人杀之，《周官》所谓杀之而义者也。为人子者不问其父之罪，徒以人杀其父，从而杀之，则是不达义，不畏法，桀骜暴横，肆为屠戮之人也。若是者，岂得谓孝烈而合于礼者哉！此礼之所去，而法之所诛者也。若人无可杀之罪而杀之，《周官》所谓仇雠者也，国法不加，罪人幸免，死生存亡之心不得其平，为人子者从而杀之，则是内能致其孝，而外能伸公家之法，使强暴之人不得逞矣。如是者，其善甚大，不独宜贷其死，又当旌赏，以激风俗。若曰杀人皆死，而加之以刑，则是恃强以杀无罪者见容，而殉义以杀有罪者偿死，汩陈礼法，黩滥刑诛，孰甚于此哉！苟殉《周官》之制而责其专杀，则人有伺便投会，势不及告者，自当录大遗细，以善补过，未宜以不告而致之于死也。明皇知孝子不顾命，杀之可以成其志，而不知议法者当计其罪，而不当用其志；知赦之为亏律，而不知杀之乃甚亏于律；知为人子者孰不愿孝，转相雠杀，遂无已时，而不知立法以柅其弊，使复雠而义者既从原贷，雠人之子复雠者死，自不至于转相雠杀，遂无已时矣。使九龄持此以争之，则礼法之义著，为政之体显，而人主有所发明矣；徒谓其孝烈可贷，而不言其所以，安能折拘文者之论哉！子厚驳子昂之议，辨旌诛之分，其言至矣，而未能尽于禁暴止乱之术。退之探法律之深意，析经旨之微文，其说详矣，而不知官吏所诛不当于罪者，与百姓相残无异。夫百姓相残，故为过失，得罪不同；官吏所诛不当罪者，亦有故失之辨。为官吏者故以公法杀戮无罪，则亦法之所诛矣。法之所诛者，人子雠之，何罪之有？《公羊》之说行于今日，不见其悖，此所谓未能无憾者也。若陈子昂者，曾未识礼法之旨，刑赏之体，妄肆胸臆以乱大义，所谓未可与言者也。

古之至公者，以天下为己任，视国之存亡，犹其家之隆替；轸君之休戚，犹其身之安危。进当事任，不知以为荣；退之散地，不知以为悴。顾可以利国家、幸天下，则为之。名位功实，其在己如在于人，出于人如自其己，不私窃以为利，不苟辞以为廉。故能楙建丕绩，光辅王室，载休声于无穷。曹参之事汉，其志有在于此，故代萧何以为国，遵其约束，无所请事，虽众人疑之，天子问之，而所守弥固。此参致公之义，而贤于汉之庭臣者也。议者或谓何之法令，非若周公之制作，曲尽其美，不可或改。参知惠帝之材弗迨高帝，则宜有以辅成之；知己之贤不及萧何，则宜自引远以避能者，恶得久居其位，持循静默而费日乎？使汉之功烈不及先王之隆者，参之过也。愚窃以为未然。夫益损昔人之制作，必贤于昔人而后能；智均而术相似者，未足以有为也。参之贤弗迨于何，固无以异何之术矣。求其人代参而为之，则必得贤于何者然后可。当其时果有其人欤？抑亦未有其人欤？有其人而参蔽之，参之过矣；未见可以代己者，而不自引远，乃其所以贤于众人者也，岂得指以为过哉。何则？汉承秦、项之后，人厌涂炭而思息肩；呻吟憔悴之馀，可以抚养而未可以用也。何之约束虽无伊、周之美，经纶藻饰，明备王道，至于简易宽厚，滋牧生齿，深有宜于时者。得伊尹、周公之才，因乘而润色之，固可以极制作而致太平；苟非其人，徒纷更前人之成事，岂惟无补于治，或召祸而速乱矣。观高帝之语吕后，萧公之对孝惠，与参之闻何死而自度必入相，则当时之士，未有贤于参者，又焉得贤于萧公，而可以上比伊尹、周公者哉？参于是时自谓不能而辄引远退避，则是忘其君而全其身，殉小廉而委大计，顾视名实，屑屑然有彼己之辨，非公天下者之所存心也。参与高帝起布衣，成王业，尊为相国，位冠群侯，存亡休戚，天下之重，己之所当任。顾其身而不思其君，殉小廉而轻委大计，非刘氏之所望于参，非参之所以事刘氏者也。故奋然以天下为己任，违至尊、屏群议而不疑，参之大节盖出于此。进退之际，尚恶得而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