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某启：伏以爱景迎长，新阳来复。探三微而肇律，观五物以书云。恭惟某官玉铉调元，槐庭论道。协赞惟几之务，弼成于变之勋。贤业无前，耸民瞻而有赖；天元资配，对时序以承休。某叨使湘源，属遥钧屏，徒跂翘材之馆，莫陈亚岁之仪。欣颂惟虔，名言罔既。

一官奔走于东西，十载湮沦于尘坌。已乏金兰之友，曾无莩肺之亲。

某辄有管见，上渎钧听。某窃惟皇天上帝以盛德妙道，付畀圣君贤相，非徒以善一人之身，将托以成天下之民也。惟庶民不能以自治，故作之君以治之；惟一人不能以自为，故作之相以辅之。受天锡之勇智，得斯民之先觉。君臣相遇，或以大功定宇内，或以至德善天下者，皆定职于天，底功于世。功成治定，礼当告成。故治世盛时，莫不登封泰山；登封泰山，所以告也。其君则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其相则风后、力牧、皋、夔、伊、周。海内之事，自李唐遭安史之变，成尾大之衅，陵迟颓靡二百有馀载，生灵涂炭，神祇厌乱。天乃笃生艺祖、太宗、真宗三圣，相继以神武平僭窃，以仁义宠生齿。付畀之功既成，海内之治既定，故真宗皇帝栉风沐雨，东幸岱宗，钦脩大典，不敢怠忽，所以昭事上帝也。帝王之道，自成周失文武之绪，困强霸之说，浇漓失坠，千有馀载，人不见德，法度散亡。天乃笃生神考、哲宗暨今上皇帝，聪明睿智，继继承承。熙宁中，神考以神尧之道、文武之法，责成于先正文公。文公以孔孟之学、周召之业，革旷世之弊，相熙、丰之政。大功未既，横议有作，纷更沮坏，天下切齿。绍圣脩复，未及者多。崇宁之初，爰立贤辅，同心一德，协谋大政，经营讲论，内外并作，脩纲修纪，小大不遗。六年于兹，功德明茂，人安物阜，时和岁丰，政举刑消，礼制乐作，羌戎款附，人神绥和。珍符嘉瑞，近自圻辅，远及边陲，日月进献者，无有虚岁。窃以为圣人之能事既备，帝王之功业著矣，讲修东封，告成于天，宜在今日。伏惟钧慈，特赐留神，申明朝廷，振举大典，天下幸甚。

某闻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三代盛时，雅颂之乐皆自都圻达于邦国，故《诗序》曰：「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是以道德纯一而风俗大同，国无异政而家无殊俗。近者伏见朝廷下大乐局制造三都四辅大乐，将以播越仁声，通流善教，鼓舞都圻，跻之粹和，此大惠也。某窃以谓今之三都四辅，即古之乡遂矣；今之州郡，即古之邦国矣。诚以国家之盛，大乐既作，颁之州军，俾岁时以祀享学社，讲修乡射，使四海之内皆得稔闻仁声，服熟善教。孝恭益明，而人伦弥厚，无有内外远近之异，斯民曷胜幸甚！伏惟钧慈，特赐采择。

某尝谓天下之事，有存之无补于公家，而有害于细民，去之无损于公家，而有德于细民者，理之所当必去者也。某幸赖朝廷职擢，备位部使者，部有弊事，不敢不言，而使朝省闻焉。湖南一二岁以来，年谷登稔，盗贼衰息，蛮猺妥安，边境不惊，上赖朝廷威德镇抚、贤相燮调之赐甚厚，百姓幸甚幸甚！惟岁科本色大方茶一十五万斤，民犹受其弊，辄条具利害，上浼钧听。潭民有茶园者，十无二三。每岁纳茶，则凡在税籍，例皆纳。无茶园者迫于期会，既以高价买茶，受纳之所，茶商、舟子、诸色公人，复多方邀阻，乞觅钱物。不与则毁坏退换，与之则资陪无艺。每茶一斤，尝费数百钱，民力不便，深苦其弊。唯停蹋揽纳之家，与茶场公人、市廛游手之民，以此为便。元祐初，朝省以京库茶数有馀，权住科纳三四年，只令送纳价钱，每斤三百七十二文省，人户欣然，咸以为便。遂有茶场角子安庆，往京师计搆旧日市易司买茶勾当人户陈介，令弟陈愈诈为潭州人户，投状乞纳本色。省部不知，遂下潭州依旧科纳。元祐八年，湘阴县人户陈讲探知上件情节，经州陈论。潭州备录申本司，前任转运判官张琬遂具劄子，乞依旧折纳价钱。寻奉圣旨，听从人户情愿。推行以来，一二年间，人尽纳钱，无有一户情愿纳本色茶货者。以此观之，民间便于纳钱，不便于纳茶，灼然可见矣。昨来本司遂申乞今后京库遇缺茶货，即令预降数目下本司，于采造时月置场收买。去年四月间，虽准省部令科纳一十五万斤，如过采造时月，即限至今年秋季纳毕。缘至去年十二月间，却准省部指挥，称京库茶已有一年及一次大礼支给准备，所有绍圣二年茶货权住科纳，令本司封桩起发折茶价钱并糜费钱。本司遂便不科纳。至四月间，虽却准省部指挥，令科本色茶货，本司为已过采造时月，遂再具京库有备及本路续起去茶数因依申省。至六月间，省部专委转运副使柯述催督科纳。是时民间所有茶货散卖已尽，人户送纳价钱亦已过大半矣，虽欲科纳，茶货已无，徒为搔扰，已申省部乞限来春科纳。今来省部奏勘本司官吏故违敕旨，不肯科纳税茶。缘有上项情节，理合申请，非敢故违敕旨，庶蒙听纳，则有利细民耳。茶场公人，官司非不钤束，小人趋利，不顾宪禁，侥倖苟免，肆为欺弊，剥刻细民。置场和买非无勾当诸般公人，缘买纳两端，事体不类。投官中卖者不售，则持而之他，与私为市矣，何所系累，复有求于公人？小人知其然，自亦不敢故为阻节。一行科纳，则理势相辽。科之有数，纳之有限；缺数违限，追呼督责，费用百出；虽有良货，或遭黜退，则门户之事，未得了足，纳茶人户岂容无求于茶场公人？小人知可以乘事势而邀厚利，则肆为奸巧，无复顾忌。此本司所以欲人户纳钱，而官自买茶也。茶数不缺，与科纳无异；折价有数，与纳茶不同。此前所谓无损于公家，而有德于细民者也。伏惟经国之馀，少留神虑。傥蒙采录，画为定论，则一方之民岂特身受其赐，世世子孙蒙被德泽，幸甚幸甚！

〔小贴子〕况潭州方茶每一大斤，权以省秤，得九斤之重。岁科一十五万斤，则为茶一百三十五万斤矣。水磨茶所岁得增卖一百三十五万斤，为利不赀。伏乞照会本路，今岁起发过上供见钱六十六万七千五百馀贯，米七十馀万石，银锡絁布茶蜡杂物共二十一万九千三百六十斤两条匹。任职所在，敢不自励！更乞钧严少赐宽假，庶效尺寸，图报万一，幸甚幸甚。

某启：伏审提举朝散光膺明命，就易使台，伏惟驩庆。某尝谓野人有百亩之地，岁时卤莽以为食，终日无事，而耄稚有饥色。芟夷芸耔，蓄泄浸溉，尽地之力而取之，虽杂然经营，奴隶告勤，终岁充给，而上下欣适。夫百亩之地未多，夫一家之用至鲜，不加意则乏匮，一致力则有馀。天下，大物也，邦国，至计也，恶有漫不顾省而能保安荣者哉？古之称无为而治者，尧舜也。考之经，尧舜之政上规日星，下抚鸟兽，微及草木，旁臻四夷，诛凶人，平洚水，礼乐法度，纪纲具举，无为乎？仲康作而复夏，三宗勤而续商，宣王修攘，周室斯起。施及唐汉之世，虽术有粹驳，业有小大，至其有为则隆，惰弃则污，莫不相似可指。宋以数先皇帝奋然修文武之政，功未既而横议胜。天诱勇智，振起其绪，以幸天下，搜英抉奇，相与周旋而济之。此志士感奋，摅发蕴蓄之秋已。嗟乎！庸夫常愧于乏才，高才多困于时会。明公以竞爽之资，挟练达之术，方明天子修复治经，首当选抡，纲领一路，将见发挥馀绪，润色大猷，使跂徯之氓实授其泽。彼画绣朱履，高车于门，皇皇其华，照映乡党，不足为明公道。方益懋明德而就丕绩，充一路之成，以膏润四海。是行也，何其伟欤！闻之者莫不欣藏器之姤时，善经世之得贤，而为苍生贺。某虽不敏，尝窃私门下之恩，此心所之，言之不能自已。既序其事，又从而为之歌曰：湘天之遥，日则昭昭。湘水之远，其流坦坦。桂之楫兮兰舟，锦为席兮济中流。钲鼓叠叠兮旌旗靡靡，蛟龙之远兮鹓鹭之迩。

五经皆圣人之言，独《书》所载者帝王之事，浑浑而全，灏灏而明，噩噩而察，虞夏商周所以垂训，几无馀蕴。后世学者持《书》以道事之说，遂谓《书》不过语，语不过事。乌知事本于道，道散于事；谓之事者，无非道也。尝试稽五十八篇，若二《典》，若《禹贡》，若《洪范》，虽史笔纪出治之事，今求其极，是数篇盖天地阴阳之妙，道德性命之赜，尤所难知。童心罔觉，白首纷如，类多有之。其馀谟训诰命，言皆诣理，理皆寓数，苟非研精究微，断以远识，孰能即伦类而通其义乎？比阅贤关诸公鸡窗之下取《书》中应该名数者，夷考意指，缀缉事證，目曰《索至》。余观其析理摘要，辩疑释惑，平日所以用心，固非浅学之比。况又采黄卷之至言，取时儒之成说，旁搜远绍，具载无遗。即此以求《书》之事，即事以求《书》之道，岂不犹操刀以经肯綮，大觚将见迎刃而解矣。谨镂诸板，以遗同志，庶资讨论之益云。

郑都官、石学士二集，得之治平甲辰岁。越十有七年，至元丰庚申，以糊力解脱，因加装标，遂并为一帙。又二十有二年，建中靖国改元之初，岁在辛巳，再缀缉之。二公虽皆长于诗者，然而格调非类，第以编简不广，惧有散失，故以相附耳。中元日会稽华安仁题。

余喜读杜工部诗，渐老，目力不逮，大书一部，以便观览。旧集虽五言、七言、古诗、近体各以类聚，然编次随岁月先后，长篇短阕，参错不伦。今因韵数，由少及多以为叙，亦自便之一端。元丰间，王文公在江宁，尝删工部、翰林、韩文公、欧阳文忠诗，以杜、李、欧、韩相次，通为一集，目曰《四选》。此中用丹晕其题首者，皆《四选》之所录。或一诗数章，止取一二，则晕其首句，以志王公之去取。大观戊子七月八日，会稽华镇题。

太虚之中有物焉，萃天一之精，为正北方之气，触坚石，贯惊澜，出乎乔岳之层巅，通川之泾隈，以上薄乎无穷，而行无尽。昔之人视其油然而作也，即其容而强为名曰云。云之异者，有粲然发青紫之华，凝空干吕，以表其人而动殊俗者也；有离枝比叶，如金如玉，重轻浓淡，近类烟雾，而为世瑞应者也。行乎四时，周乎旦夕。呼吸万变，弥覆纮野。混合天宇，同为一色。挟应龙，拥雷风，飞雪穷腊，霈雨炎夏。兆乐岁之协气，苏既槁之旱苗。虽春昼閒飞，夏月散起，飘若群鹤，结为奇峰，人亦好观，有见称述。彼乘天地之机，因阴阳之会，合散消息，偶与物值，利者利之，美者美之，而云曾莫知已。然出而忘归，密而不雨，浮游片断，固结重阴，蔽日月之大明，点太清之虚碧，世斯恶之，指以为丑。夫无心者，情无自而生；无情者，用无自而作。情心两寂，则趣舍虽在，而恩怨可消。若夫云，天地山川之气也，可谓真无心者；一与物际，则爱恶之变交至，而况于人乎？况于有心乎？余在苍梧，多云物，其态朝暮见。既累月，会新舍馆之西颓庑，户牖之以为房，引其说而为名。元祐癸酉十月望日。

昔孟子言，士之尚友者，论古之人，颂其诗以观志之所趣，读其书以察事之所行，论其世以稽合是非，而辨其得失。志趣于事变，行适于物宜，圣贤之士也，斯可以为友矣。志之所趣则悖其变，事之所行则失其宜，是亦疏妄之人已，又何足尚哉！故论古之人者如此。盖古之有道之士，志不虚适，事无苟为。心之所之，必有以振一世之弊；行之所从，必有以致一世之利。昔者舜积盛德，禹成大功，圣神相因，雍容揖逊，而在上者以征诛应顺为惭德；巢、许不屈，伯成退耕，随、光之流，深潜远引，在下者以高蹈不返为洪义。虐政如虎，生民涂炭，莫肯顾恤，故伊尹起而任天下之重，说汤以伐夏救民。武王援成汤之义以拯世，太公申伊尹之志以济物。天下之士，知进而不知退，故伯夷起而殉洁清之节，采薇首阳之下，至死而不顾。夷齐之风既振，静退之俗浸长，硕大宽博之人，温纯如玉之士，考槃在涧，策驹空谷者多矣，故柳下惠起，而尚圣人之和，直道事君，三黜不去。洁身乱伦者既失君子之通义，隘与不恭者又非其人之全德，故孔子起，而以时制行，茍合于义，无所不可，茍非其义，无所可也。然辙环天下，历聘列国，危行言逊，畏敬大人。后世邦君，莫知尊德乐道，鲁缪友士，齐宣召贤，恃富倚爵，骄轻仁义者比比皆是，故孟子起而以道为任，危言辨说，藐视巍巍，上稽唐虞，下斥杨墨。此皆适时之变，而得其宜者也。故其志可尊，其事可述，其言可传于后世。士无振弊之志，兴利之事，而驰骛英华，捃摭枝叶，为无用之空言，难以言智矣。镇退不敢安饱食之佚，受无文之耻；进不敢忘文采之美，为无用之辞。乃著论以述素志，而商略行事，庶明心有所用，言不茍为，或有裨于世道之万一。言君者一十六，言官事者一十有三，言民事者四，言国事者五，序事属辞之所及，发心志之攸趣者二，凡四十篇。道有王霸，失其所从，则事业卑浅，不可不先知也，其初曰《论道》。治有纯疵，纯而无疵，始尽善矣，其次曰《论治》。势有强弱，制在人主，而不在事，其次曰《论国势》。天下之本心，心正而远近一出于正矣，其次曰《论本》。道有常而无弊，知常然后道存，其次曰《论常》。法有变而无常，知变然后法立，其次曰《论变》。济功业者必资于人，人之正邪未易知也，其次曰《论知人》。帝王之功，起于一相，其次曰《论相》。四海之治，本于郡县，其次曰《论守令》。去风俗之蠹弊，革群心之邪僻，则美意无异，而良法有行；忘公殉私，依违承和，理性异道，时命邪说，皆蠹弊之甚者也，其次曰《论蠹弊》。事有缓急，序有先后，不可昧也，其次曰《论事》。仁义，王道之本也，法令，政事之末也，末不可以胜本久矣，其次曰《论本末》。代天理物，缉熙庶事，莫尚于建官，其次曰《论官》。分曹设官，职用斯异，人材无备，各有所宜，不可不因，其次曰《论人材》。总阅多士，分任庶官，铨择有方，然后材德无僭，其次曰《论铨选》。任贤举能，君子之通义，惩奸责实，宜有常典，其次曰《论任举》。百官有成，庶士乃治，会计详谨，则事无敢惰，其次曰《论考绩》。功罪必分，淑慝异处，威德并建，而贤不肖可驭，其次曰《论赏罚》。疑贰失士，苛密生奸，阔达大度，推诚待物，帝王之高致也，其次曰《论法令》。监统刺举，所以维制天下，侵官专事，过轶弗纠，失其职矣，其次曰《论监司》。人主慎听纳而审用舍，达见正邪之情，消朋释党，则小人弗用，而君子安矣，其次曰《论朋党》。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后兴者常少，教养成造，实赖王政，其次曰《论养士》。寸长片善，咸有所施，蒐采之道广，则群才毕用，其次曰《论科举》。设非常之选，待非常之人，宜略小道，求以远到，其次曰《论制举》。旱乾水溢，神实尸之，严奉之道，不可不尽，其次曰《论事神》。尧舜行德，则民人寿，汤武拨乱，身及治平，民无淳疵，由帝王之陶冶，其次曰《论教化》。名分之际，治乱所起，失之虽微，其流甚大，不可不慎，其次曰《论法禁》。民之力役，休戚所系，法有利害，宜详求而损益之，其次曰《论役法》。食货财用，王道之本，世变不通，经理斯异，其次曰《论财用》。兵以遏乱，亦以起乱，制置蓄养，其术宜慎，其次曰《论兵》。夷狄异心，圣人不保其信义，疆埸无虞，则中夏靖谧，其次曰《论边事》。怀柔以德，震强以威，文武交畅，外患斯弭，其次曰《论禦戎》。帝王之职，必疆理天下而奉禹功，始勤终逸，文武所以定大勋也，其次曰《论事业》。利害不明，言则疏妄，疏妄之言，不足以经世，士之所不可为，君子所不可用者也，其终曰《论言》。物变无穷，识思有际，弊事遗利，敢谓尽于此哉？亦识夫闻见之所知，志意之所及尔。古之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之内，论而不议；经世之事，议而不辩。兹论也，亦经世之事也。然位卑官微，职司非己，安敢窃预其议哉，析是非之理以论之而已。析之精微，议亦斯在（《云溪居士集》卷一四。）。

题下原有四库馆臣注曰：「按《论志》一篇，总叙著论之旨，为目三十有四，篇四十。今缀辑编次，得三十一篇，而佚去《论相》、《论事》、《论人材》、《论科举》、《论教化《、》论财用》、《论兵》、《论边事》、《论言》等凡九篇」。今按四库本佚篇原存其目，今删去。

人主不能成王道，不足以绍周后；德愧二帝，法惭文武，不足以成王道。成王道者有六易：曰仁、曰材、曰志、曰识、曰勤、曰粹。六者，成王道之易者也。六易不明，则有六难：曰薄、曰弱、曰卑、曰蔽、曰怠、曰驳。六者，成王道之难者也。仁以存厚，厚以博爱，爱以恤民；有恤民之心，然后有致道之质。材以达心，心以趋善，善以成德；有成德之资，然后有济道之具。志以立诚，诚以致远，远以图大；有图大之谋，然后有向道之虑。识以通理，理以辨物，物以知方；有知方之明，然后有见道之得。勤以从实，粹以尽美，美以致一，一以为精；有精一之功，然后有备道之善。由是六者而图王，易矣。薄者，仁之反也，薄而趋恶，忠厚忘矣。弱者，材之反也，弱而不武，善难济矣。卑者，尊之反也，志不及大，远业晦矣。蔽者，识之反也，明以蔽蒙，是非瞀矣。怠者，勤之反也，为之弗敏，实斯远矣。驳者，粹之反也，驳杂之政，纯德丧矣。由是六者而图王，则难矣。昔孝文帝恭俭自克，德厚与人，轻租除刑，息兵慎罚，使天下饮德，生民允怀，四百年间，讴吟称汉，可谓有其仁矣。中宗赏罚必信，循名责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武、昭之后，微而复隆，可谓有其材矣。世宗表章六经，钦崇道术，兴学养士，设科选贤，改正朔，定历数，讲修礼物，百度咸举，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可谓有其志而勤于从事矣。使太宗抗高明之志，临功名而有勇；孝武守绝世之业，见侈大而不惑；孝宣帝达霸王之政，脱习俗而无蔽，则二帝之绝德，文武之典章，尽在是矣。惜乎卑以自弃，杂而败猷，蔽于因循，莫尽其美。故文协成康，武资雄大，宣侔武丁，皆三代令王之比；然而汉之声猷不足以争骛商周，齐光虞夏，亦三主之过已。前史知叹息恭俭于武帝，而不知论谦揖杂霸于文宣，其于言，殆亦有所缺欤。

凡民，养之则庶，厚之则富，教之则善。去患害，兴功利，与之廛里室庐以居之，凿井耕田以食之，无杀罚以伤其生，无劳役以挠其安，男女不失其时，老幼得以相保，盗贼不作，水旱有备，劳来安集，抚循长养，至于鳏寡孤独，无不得其所，则民庶矣。付之田畴，教之种息，桑麻以为衣，鸡豚以为食，山林川泽，时入而无禁，勤者劝之，惰者督之，时使轻役，不夺其时，赋歛以度，不尽其财，衣服食用吉凶之费，为之节文，使无侈靡，则民富矣。进礼乐之教，退刑法之政，畅醇厚之风，惩刻薄之俗，示之以君臣父子之伦，风之以孝悌忠顺之义，循理者旌异之，不率者放弃之，则民善矣。夏商之季，民尝彫耗匮乏，奸宄暴乱矣，汤武革之，及身而治。成康之世，户口蕃衍，人民忠厚，至于四十馀年，天下无一人之狱。昔者秦人虐用其民，壮者歼于征役，老弱转于沟壑。疾耕力织，不足以供赋。道之以刑名，劫之以功利。天下之人，不闻德义之教，至于父借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民物耗竭，风俗薄恶，未有甚于此时也。刘氏革之，与民休息，十有馀年，天下阜安。文景之时，衣食给足。兴廉举孝，断狱数百，几致刑措。隋炀帝外事夷虏，内纵侈心，穷生齿之力，竭天下之财，以奉其欲。民不堪命，盗贼并起，唐太宗因之以有天下。大业既定，与房、魏之徒论平治之术，务以仁义之道牧养天下。数年之后，人民蕃息，公私富赡，至于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一岁之中，断死罪者二十九人。三百年间，惟贞观为盛，庶几成康之隆。由是言之，何世不可以致治，何民不可与为善。治乱之时，善否之俗，何常之有，顾人君经制之如何耳。若曰古之民也淳，今之民也薄，淳薄之性不同，古治之效难致，则夏之末年，商之季世，秦隋之民，尝奸暴淫虐，沦于不类矣，汤武因之，卒为善俗，汉唐之道，亦底淳厚，何独至于今而疑之？董生曰：「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则明帝王之术，达治乱之道者，必不以古今为异论，亦计其措置施设之方而已。措置施设之方诚合乎时宜，达乎道术，足以庶之，富之，教训之，调齐之，则文武之功、唐虞之德复见于今日，奚独文景、贞观之事业哉！措置施设之方诚不合乎时宜，不衷乎道术，则庶者耗矣，富者贫矣，淳厚者变而为彫薄矣，循良者化而为强暴矣，虽有成、康之绪业，将不足以久其治安，况其次者哉！周穆王继成康之后，至乎末年耄荒，奸宄不胜，而训夏赎刑，周之颂声于是熄矣。汉武帝乘文景之资，内外兴事，费用百出，其后户口减半，盗贼蜂起，几至于乱。唐高宗缵贞观之业，永徽之后，浸微浸昏，终以陵迟。此皆前世已然之效，后来之商监也。

治者何事？有条理而使民各得其所之谓也。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乂者，治也。傅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乱者，治也。非特是二人之言为然，凡昔之言治者皆以民为本。治以民为本，则人君有能使其民滋息而繁庶，衣足而无寒，食充而无饥。老有以养，幼有以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不失其性。闺门之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顺，男女有别。乡党之间，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朝廷之上，君君臣臣，尊卑有伦。智愚贤不肖，各当其分，为善者必见录，为恶者必有诛。强不陵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欺怯。人有礼节之文，知荣辱之所在。轻率仁义，重干有司，盗贼不兴，祸乱不作，刑罚措而弗用。夷狄之人，畏威怀德，慕义来享，边境无虞，兵革不试。斯可以播之歌颂，荐之郊庙，为至治之世矣。二帝之隆，三王之盛，如斯而已耳。岂必井牧其田野，什伍其人民，封建万国，肉刑三千，然后为帝王之事哉。昔者三皇以道莅天下，其法甚略，其事甚简，而世不乱。五帝以德，其法加详矣，事加多矣，而物亦理。三王以功，或损或益，事为之制，物为之防，威仪节奏，曲尽其文，而人不厌。适时之宜，而简者无不足，详者无有馀也。盖为商周之文于伏牺、神农之时，则赘矣；用三皇之法于汤、武、周公之世，则脱矣。皇王之迹，如圆方冰炭，不可以相通而为用，然后世言治者，必以为称首，不敢有优劣异辞，知其事虽殊，而功相似也。帝皇之事异于成周，今以功同而同谓之治，则后世圣人不袭成周之迹，而有其功者，奚独不可以谓之治乎？今去成周千有馀岁矣，亦犹成周之时视五帝之世也，其应变致治之宜，必有异乎当年者。将徇其虚文而遗其实效乎？将收其实效而遗其空文乎？善致治者，必将为今日之可为，以要其实效，与帝王相望于千载之间而并隆矣。不知出此，必将修往圣之法而用之，何异推舟于陆，驾车于川，虽使奡挽维繂，造父执辔，弗能济矣。

昔贞观中，民康物阜，盗贼衰熄，人知自爱，而不犯法，至于户阖不闭，行者不赍粮，天下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至刑措，盛矣！当是时也，魏公建言，乃有不克终之渐十。非惟在唐为然也，两汉盛时亦有之。孝文帝时，海内繁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世称其仁，贾生上书，有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九。永平之治，号居前代十二，后世言事者多称之，钟离意、宋均亦有察慧之讥。夫孝文、明帝与唐文皇，皆中智之君，非有上圣之才，甚盛之德，志虑卑浅，未能尽美，嗜好偏倚，不必无过，天下之势，初成苟安，德业久大，宏谟伟烈，拟迹治古，容有所憾。通达政体，明于世务，略小效而图大功者，所宜激切而纠绳之也。三代之盛，帝王之纯德，异于是矣，然而良臣哲辅，未尝无指擿之事、正救之言者，何哉？周武以圣德而受天命，成大勋而济王业，太保有《旅獒》之戒。武丁振衰替之绪，朝诸侯而有天下，祖己作「丰昵」之训。成汤因次国之地，一征而得九有，仲虺陈「自满」之诰。大禹建平成之功，天人并与，而当历数，伯益赞至諴之感。有虞氏起侧陋之地，以盛德而践帝位，功业善美，至于百兽率舞，凤凰来仪，而皋陶咏「丛脞」之歌。盖治者，物得其平，事得其理，小大终始，曲折纤悉，无所不治之谓也。一民之不善，一事之不序，一物之失所，一日之乖戾，皆不可以为治。恶一事之不序，故武王之受獒在所戒，武丁之丰昵在所训，大禹之至諴在所赞；惧一日之乖理，故成汤之自满在所歌。训之戒之于一过，而百度无复过矣；诰之歌之于未然，而终世无复然矣。故三王四代，纯治之功，无有遗恨。使二三大臣意不及此，而武王、高宗、大禹遂其过事，成汤、帝舜一日有缺，其成功盛德，虽未即亏蔽，然不得为纯治之时矣。由是观之，贾生、魏公、宋均、钟离意之徒，可得无言于汉唐之世乎？是故人主贵知治之说。知治之说，则其志高，其术远，其事慎，其心诚。志高则无卑趣，术远则无近效，事慎则无过举，心诚则无怠荒。不知治之说者异此，可不念哉！夫孝文、世宗、宣帝、明皇，汉唐之贤君，近世甚好治之主也。然而孝文自卑，无高志也；宣帝杂霸，无远术也；世宗侈大，无慎事也；明皇乱终，无诚心也。此四者皆有过人之聪明，不世之大略，小者蔽于苟简，甚者几于丧乱，何也？则亦不知治之说也。使四君者知治之说，帝王之功成矣。

世或谓周以封建而天下强，其弊也凌夺；秦以郡县而天下弱，其弊也土崩。汉封同姓，矫枉过正，数十年间，七国内向；孝武分析侯国，削弱已甚，强臣无惮，坐移龟鼎。唐重方镇，浸以强大，久而不变，至于灭亡。因谓法有必弊，国有定势，法弊而势偏，不知矫革，数十年之后，则患不可支矣。是果然乎？夫汉初列国过制，孝文盛时，贾生已患之矣。厥后诸侯微弱，不与政事，武、宣之间已与哀、平时类矣。唐世方镇强大，天宝末年，范阳干纪，不在数世之后。彼制置之失者，祸乱之机，其初皆已暴见，第未有强者发之尔；苟有强者，则如范阳之起于天宝矣。此贾傅所谓「火未及然」者也，是岂百年之形势哉？不足引以为论。至于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国势之强弱，定修短之期数者也。试粗言之。周建万国，亲贤并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者无不掉之势，小者有自全之方，维之以法，统之以道。率职有功，则庆赏必至；犯分凌制，则刑诛随之。方其盛时，如指臂之附支体，莫见凌夺之渐也。后世浸强，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行，征伐自专，并吞无禁，纵之使大也。使穆王无耄荒之政，夷王无下堂之失，厉王无板荡之风，幽王无淫昏之行，守文武之成法，无所失坠，虽万世如成康之隆可矣，何陵夺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势，必至于强不可制，厉王之时，诸侯已强大矣，宣王将不能复会于东都，因其力以南征北伐，复文武之业矣。秦置郡邑，守令分治。汉家因之，与侯国并建。文、景而上，诸侯强大，僭乱不轨，无屏翰之益；孝武而下，列国微弱，等于郡邑，无磐石之势。东京郡国轻重相若，不足以维持。然而两汉用之四百馀年，天下安宁，不见土崩之弊。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频征远戍，厚赋重役，人不见德，而为繁苛惨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为政，虽建万国，亲诸侯，殆无救于乱亡。若曰郡县之势必至于孤弱而土崩，文、景、武、宣、世祖、明、章之时，将不能康民阜物，讲道息刑，比隆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无患；天下无道，封建则陵夺，郡邑则土崩。制国之势，果在建侯乎？在郡县乎？人主务隆道而已。主道世隆，则天下世治。俯而师二汉文、景、明、章之主也，仰而遵商周汤、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陵夺之有哉！禹之法非不善也，传之二世，至太康而失其国；成汤之法非不善也，传之五世，至小甲而商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传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汉之法，不美于三代也，传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东汉之法，不劣于西京也，传之四世，至和帝而微。唐之法，亦二汉之比也，至中宗而丧其宝。圣贤不世，主道弗隆，则禹、汤、文、武之法不过一再传而衰；中智之君，继世有为，振隆主道，则高祖、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盖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虽甚安而危常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虽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乱者，天下虽甚治而乱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业，而不知惧，轻为逸豫，而重为兴造。轻为逸豫，则多过失；重为兴造，则鲜功德。夫功德不见而过失日加，危乱丧亡之所由至也。西汉之主不忘危乱而自知勉，轻为兴造，则重为逸豫。轻为兴造则有功德，重为逸豫则无过失；过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固之所由至也。国家艺祖以成汤之勇智，周武之圣德，受天休命，戡定大业，身及太平，纲纪法度、经置施设之方，所以垂裕诒谋者，固已跨绝汉唐简杂之术，兼该四代久大之美矣。太宗平晋征燕，王业大定，敦崇文教，光济丕烈。真宗总文武之两端，合威德以并用，震叠殊俗，协和中夏。礼乐既备，然后告成岱宗，祈谷后土，垂拱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味广成之训，师黄帝之治，以清静无为涵养天下。仁宗检身以俭，抚民以慈，敬赏慎罚，视之如赤子，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而不尽，举三王之善政以宠天下，四十馀年，生灵熙熙，如在春台之上。英宗挺睿哲之资，知人间利病，即位之日，振权纲，修法度，慨然有兴造之意，虽享国未久，而规模宏远矣。神宗继文考之志，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厉精庶政，发明道术，讲修武备，制作日新，典章咸举，表饰绍兴，奋扬声采，炳炳然三代之文物，凛凛然中夏之威棱，帝王事业，益可观矣。今慈母与陛下，复以仁恕忠厚之德济之，神圣相承，兢兢业业，视已治如未治，视已安如未安，克艰克勤，世有兴作。故百三十馀岁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治，未之有矣。考之以古，准之以今，国之强弱盛衰，本无形势之可定，顾人主之德何如耳。人主务明德以隆道，道隆而盛大之业固矣。区区形势之论，何足道哉。

安治尊荣，人主之所同好；危乱卑辱，人主之所同恶。然得其所好者常少，溺其所恶者常多。此两者，非天时，非地利，人事之修否而已。修者得所好，否者致所恶。修否之道，较然并列，如途路之在左右，由左而左，由右而右。知之无难易，为之无劳逸，然时而好恶同，而所由异道者，则心有不同故也。夫醉者狂逸而走，赴水火，蹈崖壑，曾不知避。父母妻子随而告之，往往攘臂大呼，瞋目而视，不可复止，焦没颠坠而已。彼岂恶生好死，与人异意哉？徒以酒乱之也。物之乱人者，有甚于酒，不可不察。惟诚正心，乃能无蔽。心苟正焉，不蔽于物，惟善是与，贤才可得而用，政事可得而成，安治之功至，而危乱之祸消矣。昔管仲奉公子纠，与桓公争入齐，亲射桓公，中其带钩，雠也；厥后相之，惟管仲之言是用。使桓公不相管仲，亦足以有齐国；忘其雠而相之，九合诸侯，一正天下，为五霸长，其心明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与商王受，非诸父则兄弟亲也，听其言则生，不听且死。受卒不听，而杀比干，囚箕子，去微子，以失天下，其心乱也。夫心明则舍雠而图功，乱者至于忘亲戚而不避死。是何异于任酒之人，临水火崖壑而恶父母妻子之言乎？是故人主贵知本。本者何？养心是也。

昔三国之雄，运深机，挟利器，鸱张虎视，伺巇投隙以相噬，皆有并包宇县，剪仆敌雠，混合车书，莅中国而抚四夷之意。当是时，又有荀彧、张昭、孔明、庞统之奇为之腹心，而定其谋；仲达、公瑾、关、张之才为之爪牙，而致其力。尝以大汉威命，举百万之师，乘胜而东征；三川精锐，屯据渭曲，北掠关辅。全吴选士，制胜于赤壁，得隽于马鞍。卒之迭为雄雌，一彼一此，终不能芟夷梁益，启辟河冀，跨制江峡，陟禹之迹，而一天下。至于司马文王，凭世禄之资，得曹氏之政，挟计数以驾驭豪杰，经营四方，然后西戡成都，东睨江介。魏之龟鼎虽未见移，而天时人事，已尽在于晋矣。文王既没，武帝因之，不下堂席，而有神器。大业既定，毅然与羊祜、张华之徒协策定谋，屏群议而奋神武，于是荡涤江湖，奄有吴会。号令正朔，东极嵎夷，西被流沙，北至幽都，南通交广，土宇人民，名声位号，参夏商而绍周汉，晋之基业，可谓盛矣。吴蜀之君，俛首在列，无仲康、燕昭之谋；其臣改心受事，无豫子、渐离之愤。虽未成成康之太平，文景之刑措，天下之势，亦粗安矣。身死之日，四方晏宁，枝叶扶疏，实未有害。至于虐后内恣，八王力争，诛锄老成，剪弃俊乂，戈矛交于禁闼，鈇锧用于骨肉，朝为伊周翼亮之权，夕为莽卓夷灭之罪，争弄凶器，自摇本根。忠良既残，黎庶涂炭，神祇丑怒，人心怨离。大隙一开，群盗蜂起，刘石凶丑，践蹂中原，衣冠世族，播迁江外，天下大溃，而南北断隔矣。两河，唐虞之旧封；商亳，成汤之故地；丰镐，文武之名都；成周，定鼎之乐国；西京，东汉三辅。河洛之郊，分为十六，合为元魏；高齐宇文，东并西据，使义礼之乡，襟带之俗，三百馀年，被发左衽，不闻先王之训。自生民以来，未有中国弗竞，蛮夷内侮，猾乱华夏，如晋之甚者也。孟子曰：「天之所废，必若桀纣」。惠、怀虽昏，未有桀纣之不善，何天厌晋德，而废之速耶？盖创业之主，所以垂裕诒谋者有未尽也。昔禹有天下，修典则以经济大业。成汤得之，缵其旧服，率由典训。武王克商，天下大定，反商政由其旧。汉高帝既诛西楚，南面而朝诸侯，则引陆贾以论诗书，委叔孙以定仪礼。光武大盗既克，彝伦方叙，于是退功臣，进文吏，息兵偃武，讲道劝农，以保成功，而固基业。是故三王两汉，多历年所。夏启、仲康、太戊、武丁、成、宣、文、景、明、章之君，得之则益以隆平，光于祖考；太康、雍己、幽、厉、元、成、桓、灵之君继之，亦足以扶持全安，未遽以败。晋武亦有经营久大，保固无疆之略，如禹、汤、文、武、高帝、世祖之所为乎？何曾曰：「吾每晏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诒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由是言之，惠、怀之乱，武帝之失也。使武帝明照事物之先，虑周数世之后，则付畀神器当在元良，选纳后妃必取淑令，经制蕃翰，有磐石之固，无相蹂之势，而衅隙不生矣，岂至如暴秦之季，鱼溃土崩，二世而亡乎？贾生有言曰：「立纲陈纪，轻重同得，然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诚哉！

汉兴以来，千有馀岁，有为之君，得志之士，莫不以唐虞成周之治为己任。然而未云获者，有稽古之心，而无稽古之道也。何则？建功业者，有名有实，有迹有心。名以物成，迹以事立。世殊则事异，时变则物迁。古之人因时制物，所以成实也，物有名而实不在焉；随世立事，所以达心也，事有迹而心不在焉。稽古者得其名，不获其实，循其迹，不见其心，实以名丧，而心以迹遗。此唐虞成周之治所以未云获也。夫农人春以耒耕，夏以镈芸，秋以铚刈，冬以廪藏，事物不同，名迹殊异；然生之长之，敛之藏之，皆所以为稼而足食，要其心等，其实一而已矣。世变之异，犹四时也；因时之物，犹耒、镈也；随世之事，犹刈、藏也；经世之心，图治之实，犹为稼而足食也。知此，则知稽古之道矣。夫代结绳以书契，易穴居以栋宇者，三皇之事也。更云鸟之名，纪民事之目，舍三坟之大，用常行之道者，五帝之事也。去与贤而尚世及，变揖逊而用征诛者，三王之事也。夏商官倍唐虞，成周属建三百，易贡为助，增助为彻，至于文质循环，繁简迭用，无所不有。古之稽古者若彼，后之稽古者奈何？欲尽复唐虞成周之法乎？拘儒曲士，虑不及此，谓井牧九州，封建万国，三雍四学，肉辟五刑，然后可复古治之隆。不知二三大法未易修复，徒使世主惑于难用之名迹，虽慨然有复古意，徘徊退避，而不肯为，并与其心实俱丧之矣。此王道所以不兴也。若汉宣帝持杂霸之说，非宣帝之过，激于拘儒不通之论然也。使得通儒之论成周之政，则宣帝知霸术不足任，而王道兴矣。昔齐宣王好世俗之乐，孟子谓之「今犹古也」。夫郑卫之音与雅颂之音远矣，孟子引而同之，岂为佞乎？急其本而缓其末也。夫与民同乐者，乐之本；声容节奏者，乐之末。使孟子进雅颂而退俗乐，则雅颂未必见售，而与民同乐之乐不得明；引而同之，则宣王遂好之矣。遂好之而道之与百姓同乐，其本举，虽不得古人之名迹，而乐民之心与乐民之实，已无愧于古之人，以善稽古者也。汉高帝之初，朝廷鄙野无纲纪，武夫健将至于斫柱争功，安危之机，朝不及夕，安得百年之馀暇而积德哉！高帝患之，使叔孙制礼仪，取诸生于鲁，鲁之二生尚持以为不可。嗟乎！学古所以传道，拘文曲说，使其言可弃而道不兴，古之圣人何所望于后世之士？是故君子贵通变。通变者，黄帝尧舜之所以使民不倦者也。士之制行不诡于黄帝尧舜，亦足矣。

《书》言尧畏壬人，而以知人为难。壬人，共工也。共工静则能言，用则违之；言则甚巧，行则甚拙；色则淑令，心则匪臧。夫有言而实不至，善外而衷不称，视之似君子，察之为憸人。苗莠乱真，朱紫夺色，人物之难知，而圣哲之所不敢易者也。然听言而观行，行既形而真妄之言辨；视色而察心，心已得而情伪之色分。静言庸违，象共滔天者，尚可以表里参察而无失也；至有静则无言，用则成效，言则非巧，行则可观，色则未令，心则甚善。视其初，真忠臣良士也，无纤芥之可疑；至其终，或腹心不可保，而违负顾托，背忘德义，以败大事者。人之难知，一至于此，可不慎哉！昔徐世绩保黎阳之富，据李密之地，西界于汝，北抵魏郡，东济于海，南临大江，人众土宇，足以为功矣。世绩不自以为功，而使李密献之，终始之际，有可观者。及平建德，俘世充，破延陀，降突厥，所至尽力，动有成效，又非行与言违、心与貌异者也。故文皇谓之忠力可托大事，至于断须和药，以治其疾，所以待之者至矣。文皇既没，高宗即位，宠以三事之任，委以宗社之计，隐然以元功重德，为国老成，人君恭己，视其所左右以为轻重。于斯时也，当挺然特立，与社稷存亡，临大节而有不可夺者，捐躯碎首，无所顾吝。至立武氏，高宗迫众议而未决，视其言以定可否，利害之几大矣；乃忘公徇私，图宠避难，不肯正救，至谓为天子家事。无忌、遂良，见诬至死，无一言论列，低徊循嘿，与义府、敬宗之徒相为表里。与李密何厚，忘文皇何速欤！盖世绩非本忠义，而能厚李密，善观形势，以要可喜之名者也。以神尧之兴运，文皇驰骋而经营之，密之骁雄，犹为降虏，人众土宇，岂绩之所能保哉？知其不可有也，由己上之，赏不加厚，而负掠美之名；归之于密，义不忘旧，而无失赏之患。文皇见其一不见其二，视其外不察其内，未尝少加意而参校利害，审观情势，按其迹以为忠义而信之，误矣。人之难知也如此。夫利小则舍利而为义，利大则去义而徇利，包藏隐匿，相时而动。奸憸之尤者，常出于此，不可不知也。故人主贵知人。夫人之难知，虽尧舜不敢以为易。然人主知尧舜之不敢以为易，则人可知矣。天下事常失于慢易，而得于艰难。慢易则简略，简略者，白黑在前，有所不见，钟鼓在侧，有所不闻，而况深厚之情貌乎？艰难则审详，审详者，体物相形，长短必见，志趣左右，真伪斯得，参考疑似，虽情貌之深厚，无所藏其微，人之所难者，终亦可以无难矣。昔高祖论平、勃之才，世宗托金、霍之重，卒赖其用，以安社稷，言若符契，无有僭差。嗟乎！高祖、世宗之智未优于文皇，然而所知异效者，则亦有难易、详略之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