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载之间，有一物不得其所，则圣人以为耻，而况于民乎？故施德布政，有先后之伦，若惠泽之所浸被，则内外远近一而已矣。天下方知万里元元之民，散乎山林川谷中，异趣殊尚，情状万态；然而利害之端，虽在数千里之外，必闻于上，良法美意，虽出于九重之深严，必达于下者，郡邑之官有其人也。人情之所难通，德泽之不易及，常在远不在近，在小不在大。远、小之官，尤人主之所宜慎。近治而远弗洽，内见德而外有受其弊者，未可以言功业之成也。千里之命制于一守，百里之事听于一令。善郡邑之官者，亦善其守令而已。守令善，则天下之民受其赐矣。守令之官，得贤者而为之则善，否则旷而不治。人主易其事而弗慎，汎然与人，而不加择，则贤不肖并进，而莫能尽善。积资累任，人人可以循致。世之所谓豪杰茂异之士，取而聚之于中，有不称者，乃以补外，未可以言慎而有择也。一郡之大，一邑之小，当有弊事遗利，使贤者为之，必将更张兴造，去其所病，而建经久之业。上下牵制，而不得有为，虽有善者，无所骋其才，无以异于不贤者也。操成法以从事，进退之权制于上官，宜于民者或戾于法，关于法者或弗当于上官之意，后时而失利者，十常八九，未可以言不牵制而得骋也。事有速成而功浅，利溥而效迟者。贤者之所为，宁迟而不欲速，慕溥而践事浅。数更易而不得久于其事，则事浅者或成，而慕溥者不效。守令之官，远者不过三岁，近者一再期而已，未可以言久于其事也。人情劝赏惩罚，诱之以所好，则贤者尽心，而能者尽力；随之以所恶，则奸憸易虑，而偷堕抗志。勤弗见异，旷者无害，谁不解体？公卿有阙，取之台省近侍，不及乎二千石之贤者。贤牧良宰与断断自守之人同条共贯，疏怯愚堕、憸巧奸欺弗见黜罚，未可以言惩劝也。任人以事，得其心，笃于所务，则坚致而有成；心不得，则啙窳偷脱，无所不至。去来有时，进不待公，人谁尽心？守令之官，未得者计日而望得，既得者计日而思去，譬如行人之更逆旅传舍尔，非志意之所止，未可以言得其心也。五者之弊，有一于此，不足以驾驭豪杰，经世而济功，而况兼有之哉！故法不可不慎。昔之人以侍从之贤、九卿之贵牧养远民，郎官高第、外吏积功乃得为邑，知不可以非其人也。子贱去掣肘之法，龚遂奉便宜之诏，知不可以有所牵制也。汉宣之时，守令有劳则增秩赐金，玺书劳问，未尝辄迁徙，知不可以数更易也。刺史课最天下，则入为三公，令长政绩尤异，则升为刺史，高者或以治三辅，否则放弃斥逐，不复顾视，知不可以无惩劝也。守令之官，非以功迁，非以罪废，无辄去之理，不以序进之法诱之，知不可以引其心也。龚、黄、卓、鲁，非有大过人之才，际会以成其名尔，后世岂无其人哉？所以驾驭之法异也。辀之良者，马力虽尽，辀犹能一取焉。法之于人，无异辀之于马，操良法以驭奇士，所就非直龚、黄、卓、鲁而已，当有可观者焉，不可不勉也。古王朝之官，尊者止于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所以重诸侯也。重诸侯者，为其与天子牧养下民也。后世与天子牧养下民，如古诸侯者，守令也。守令之官，亦宜在所尊重乎！夫督税租，配力役，听词诉，决刑狱，不足以尽牧养之道。尽牧养之道者，必有宫室户牖以居之，米谷鸡豚以食之，蚕桑麻枲以衣之，百货器用以利之，教化训道以善之，好恶礼法以制之。使民无冻馁之患，而渐仁义之训，入有父子兄弟之恩，出有君臣上下之义，不冒宪禁，而有耻且格，然后及于租税、力役、词诉、狱讼，乃牧养之功也。然守令不见尊重，则牧养之功不立。何则？不尊者，其势卑；不重者，其势轻。守令之官卑而轻之，则吏民不训。不尊者，人弗荣；不重者，人弗怀。为守令者弗荣而怀之，则贤不尽才。以不尽之才临不训之民，牧养之功无时而立矣，又况非其才者乎？故守令之官贵尊重。若计任举以为令，积资考以为守，长才雅望，擢任台阁，列为监司；循默之徒，分处郡邑，依资补授。守令高第，未尝褒进；清要不称，出为外官。或执政大臣盘渊进退者，悉典上郡。为小邑者，既以疏浅而废功业；据名都者，自谓流落而不事事。中下之郡，上中之邑，因资驯致者，苟简岁月，指日待去，不以吏民为心；有肯为者，或牵制上官，逼迫迁代，谋不得遂。制置如彼，风俗若此，皆非所以尊重之也。夫执政大臣重劳以事者，留之京师，奉朝请可也；清要之官有不称者，置之散地，示沮劝可也，何必剖符分竹，寄以民事乎？郡邑长吏，宜一切选才，去资考任举之格。称职者使久于其事，展尽底蕴。监司上官，董领大略，勿为苛细，如汉刺史六条之制，使得驰骋，略小节，旌片善。令长高第，擢补守倅；郡守尤异，入为公卿。则守令尊重，而牧养之功立矣。兹数事者，皆世之可行者也。不知变守令之法以图治，皇皇然求天下之平，难以言智矣。夫公输子，工之巧者也，无规矩斧斤，则虽有楩楠豫章，不能成器械；无目力臂指，则虽有规矩斧斤，不能致其巧。天下者，人君之楩楠豫章也；良法善政，天下之规矩斧斤也。不得良吏奉承而颁宣之，何异公输子而无目力臂指乎？今之郡守县令，人主之目力臂指矣。成周之时，以六官之属分治乡遂，中郡之吏犹足以训导千里。今宫城之外，则尹之职也；国门之外，则令之任也。人主岂直正朝廷之上，釐百司之事而已哉，必将协和万邦，使黎民于变时雍也。天下方制万里，州郡以百数，县邑以千计，星陈棋布，遍于海内，远去京师数千里，近者亦百馀里，川谷异制，风俗异宜。虽尧舜为君，不能家至户晓而道其善，伊周为相，不能身为人给而致其惠，亦选贤任能，黜陟幽明，振其纲领，要其成效而已。千里之命，制于一守；百里之俗，宰于一令。使贤者为之，则诚心正意，尽公屏私，不以位卑而弗勤，不以地远而弗敬。识虑明达，周知利害情伪。事至必断，动无过举，奸黠佥佞，不能营惑。术业赡富，政事淹练，足以长善惩恶，宣明教化，劝相劳来，抚循吏民。朝廷有善政良法，则悉心尽力达之于下，虽山谷僻陋之地，海隅荒忽之俗，必使受其赐。有不便者，请之于朝，不以挠民。敬君之事，如父之令；爱君之民，若保赤子。苟利于国，苟便于民，虽触忌讳，冒威怒，不敢顾望，徇私忘公，以求便安。如是，则户口滋息，财用赡足，率礼训德，而有耻且格矣。使不肖之人为之，不肖之人猥琐蒙蔽，浅陋轻脱，已不足以周物之利害，照人之情伪，立政立事，胜残去杀矣。加以无向公之心，挟徇私之意，不量材，不度德，惟利是嗜，苟得无耻，思虑经营，不及所职。朝廷虽有良法美意，不能推明宣布于下，具为虚文，使民不被其赐。有不便者，民虽甚病，顾望畏避，不以上闻，专务以趋和为事。时务辩治，则肆为惨毒，残剥生齿而不顾；济以宽厚，则法之所禁者，一切纵弛，败坏纲纪而不问。以谓不如是，则不足以奉朝廷之意，趋时变之宜。彼其心非通知治道之理，真有意乎奉朝廷之法也，直奉迎时事，干誉慕进以成其私耳。所使承流而宣化者若是，而欲使天下之民富庶以善，底于平治，其可得乎？唐元紫芝为鲁山令，明皇大酺，召郡县声伎，捋较胜负。时守令人人争饰倡优，为瑰丽之玩，紫芝独将乐工数十人而歌于蔿。李德裕观察浙西，敬宗命造脂盝妆具，索盘绦缭绫千匹，谏而弗进。阳城守道州，岁贡矮奴，奏而罢之。此皆近世守令之贤者，无顾望趋和之心者也。故当时赖其德，前史载其美。使为守令者忠于国，爱其民，皆若是三人，何虑不治？鲁国之政未及于善，子贱为宰，单父之民弹琴而化；汉宣之治不为无术，龚遂未用，渤海盗贼弥岁不解。故知人主之吏，惟守令为急。守令善而郡县治，郡县治则天下无事矣。世或有谓两汉多循吏者，去古未远，世质民淳，故俗易训而政易成。此殆不然，试粗论之。夫民犹水也，水之为物，疏高以注下，则隤崇崖，转巨石，无所不至；潴之以为渊，则湛然澄寂，寄遗箨、汎脱羽而不运。是岂水之不同哉，驱制之势异也。故纣桀在上，百姓鄙夭；汤武因之，跻于仁寿。若曰古则淳庞，历世既远，浸以彫丧。自有生民以来，迄至于兹，不识几千岁矣，天下之人当为魑为魅，诡谲变怪，不可复治；何今日之好恶趋舍，曾不少异于古之人？是知民无有不善，亦无有不恶；世无有不厚，亦无有不薄，视训道者何如耳。太上示之以德，故淳厚之风立；季末牖之以刑，故佻薄之俗成。使今以商周之政治民，虽使为商周之民可也，何但两汉而已哉！循良之绩，盛于二京，后世守令，鲜或可拟，有自来矣。昔秦人以烦苛密察，吏民罢瘵，丧其大宝。刘氏得之，以秦为鉴，矫枉便民，道崇宽大，政尚简易，故虽建守令以分治郡邑，而驾驭维制之方，不异于古。分符竹者擅一郡之政，绾铜墨者专百里之权，贤能之士得举以自辅，奸猾之党得诛以正法。久于其任，民吏服习，虽丞相遣吏分部按刺，所问止于六条，纠其大过而已。法既美矣，加以闳规夷旷，禁网疏阔，期会簿书，目不烦数。郎吏贤者，始得补令；郡守高第，入备三公。两汉之盛，其制若此，故龚、黄抗清尘于前，卓、鲁振高风于后，其馀英猷茂绩，应时而造者，不可胜纪，咸足以光华帝载，表著方来。夫鲁邑为政，先虞掣肘；渤海胜残，终以便宜。郡邑之势，古今之情，未之或异。后世驭县以两汉之术，则两汉之吏出矣；不由其术而冀其效，何异指燕然而驰辕，庶游目于七泽乎？

心不灵者，神志瞀乱；腹不宁者，血气淫衍；目不见者，不识日月；耳不闻者，不知雷震；鼻不通者，膻香不分；口喑呜者，疾痛不言；手不遂者，食饮不执；足跛躄者，跬足不前。五官四体，心腹六脏，皆得其类，不失故常，则生理足而无憾。一物有一疾，一事委废，虽未遂殂殒，不得为康宁完具之全人，生生之意无聊矣。故君子内外并爱，而小大兼养。然则世言手足之病可缓，而心腹之疾不可不养者，非欤？曰：存性保命，运脏荣气，以立生理；涵精养神，发挥思虑，以役手足者，心腹也。此身之本也。经营往来，传心腹之意，达于事物，秉执践履，采物滋之美以养心腹者，手足也。此身之末也。心腹手足不幸而皆病，势不可以兼治，则先心腹而后手足，急其本也。若心腹和宁，靡有疵疠，手足之末，或失其平，又恶可缓而弗治乎？此养生之大略也。古之人观养身以养天下，斯可以言养天下之术乎。夫朝廷，天下之腹心也；郡县，天下之手足也。腹心安而手足病者，不得为完人；则朝廷正而郡县有不洽于理者，未可以为纯治之世。郡县之本，系于守令；守令之才，何代不生？弱鲁之微，而有宓子；童子之智，而有子奇。龚、黄、赵、张、卓茂、鲁恭之徒，皆非有大过人者，而名实之美，后世若不可及，何哉？今畎垄之上，圭荜之人，有一亩之园，环堵之室，必索绹乘屋，筑理藩垣，育鸡豚，殖桑麻，虽勤而不舍者，己之有也，非此则无所归也。乘轩服冕之使，籯金怀璧之贾，更传舍，过逆旅，视其室宇之颓落，垣墉之圮毁，器用之敝乏，草木之荒萎，如目不见，虽易而莫肯为者，暂托宿之地也，晓则舍此而进于彼也。此岂人心之不类哉，物使之尔。故驱道之势，君子慎之。使为守令者视郡邑如野人之视一亩之园，环堵之室，无若使者之更传舍，商贾之过逆旅，托宿于此而希进于彼，将见宓贱、子奇、龚、黄、张、赵、卓茂、鲁恭之才续续而出矣，不独称于齐鲁二汉之世矣。

圣王所以阜安生民，善美风俗，济平治之功者，进贤退不肖，振遗革弊，以正官人，以善政事而已。后世亦尝进贤退不肖，振遗革弊矣，然而官人不加正，政事不加美，平治之功未云获者，则志之所趣，有不同也。人各有志，志之所趣，有公有私。公私相反，如冰炭方圆，不可得兼。徇公则忘私，营私则背公。夫志于公者，惟君民之念，苟益于君而便于民，则为之，不以恩怨、疏戚、好恶、利害之情自贰。谓可进者，必仁贤也；谓可退者，必邪枉也；谓可振者，必众之所欲也；谓可革者，必人之所厌也。故仁贤在位，众职咸举，邪枉见黜，而庶官无旷；良法必用，而上无遗善；宿弊必去，而民无受其患者。故官人正而政事脩，平治之功起也。志于私者则不然。计其身，不惟其君；顾其家，不思其国。苟利于己，虽负君而贼民，为之不疑。谓贤而进之者，非厚亲戚，则善故旧也；非报恩德，则媚贵势也。谓不肖而退之者，非复仇怨，则倾素望也；非嫉违戾，则茹寡弱也。谓遗而振之者，非趋世之所向，则苟异前人之事也；非谋己之私利，则徇私智之所好也。谓弊而更之者，非嫉前人之功，则迎时事之变也；非避己之害，则持偏见之所恶也。故贤者未必进，不肖者未必退，振而起之者未必利，革而去之者未必弊。故官人不加正，政事不加美，而平治之功未云获也。夫进贤退不肖者，沮劝之所在，人主操之以驭多士；振遗更弊者，利害之所系，人主审之以定理乱。士有进者，天下咸知以亲戚、故旧、恩德、贵势援而见进也，未必贤也；士有退者，天下咸知以仇怨、谮愬、违戾、寡弱毁而见退也，未必不肖也；事有兴者，则以媚时苟异，谋己私好之人献计而兴之也，未必利也；事有废者，则以嫉善迎时，避害私恶之人自谋而废之也，未必弊也。若是，则所进退者，尚足以立沮劝之权，而废兴者，尚足以定利害之几乎？非惟汩利害之几，败沮劝之权而已，贵者为之，贱者斯效之矣，大臣行之，小臣斯从之矣。有诸内必形诸外，发于近必达于远。贵贱、小大、内外、远近，人人背公家而营私利，蠹莫大矣。昔萧相国与曹参不平，至何且死，所推贤惟参。参代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之约束。齐桓公还管仲于鲁，取之桎梏之下，位于高、国之上，鲍叔之力也。管仲病，桓公欲用鲍叔，管仲以为不可，而举隰朋。汉昭帝时，宫中尝夜惊扰，霍光疑有变，就郎索符玺，不与，将夺之。郎按剑曰：「头可断，玺不可得」。明日，光荐郎，诏增秩二等。郭子仪与李光弼同在朔方，雅不相善，及子仪为使，有诏光弼中分其兵。光弼匿诏不敢言，入，要之以死。子仪下堂，执其手曰：「今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遂分兵遣之，勉以忠义，执手相别，至于泣涕。天下之士，言必称姬孔，视萧、曹、管、霍、汾阳、临淮，犹珷玞尔；至好恶予夺之际，或有愧于二三子者，何哉？岂《书》所谓「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者乎？

世俗之言曰：甚矣，法令之难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济宽以猛，则弊于刻核，而其害与宽同，不可以为治；救猛以宽，则弊于纵弛，而其害亦无异于猛，不可以为治。甚矣，法令之难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天下果难治，而世之法令果未皆善欤？殆或不然。天下甚易治，世之法令非未善也。然而治效不见，而弊随以至，有可疑者，则亦未闻持衡之说也。果闻持衡之说，则法令之未善，世治之难成，不足多怪矣。何谓持衡之说？夫持衡者，心手相得，则权之所厝，动与物钧而衡平。心知轻重，而指无准绳，则终日进退而不得其正，虽铢两之物，莫能权矣。何则？夫前仰者，心知其轻，则引其权而进之；进之已甚，仰斯俯矣。前俯者，心知其重，则抑其权而退之；退之已甚，俯复为仰。一俯一仰，皆非平也，故终日进退，而铢两之物不能权。矫枉革弊，图新治功者，必有法以成其政。然制法在上，而推行在下。人主虽知弊之所在，而宽猛时用，各有攸趣矣。推行之吏意或不然，近臣希望风旨，远方迎合朝廷，郡县趣向监司，上下风靡弥甚。敕法则洗垢索瘢，慎罚则轻释有罪，理财则锥刀必取，厚下则国用不虑。问其纵弛，则曰朝廷方尚宽厚，不得不尔也；问其刻核，则曰朝廷方务谨严，不得不尔也。不知谨严不在于刻核，宽厚不在于纵驰。刻核纵弛，则过于已甚而害治，失宽厚谨严之意矣。忘公徇私，不顾忠义之责者，早夜思念，自以为不若是则不足以容身固位，希进苟得，持其说甚牢，行其志甚笃，坦然自以为善谋而得计，不可或异。特立之士，不徇流俗，守常德以从事，无俯仰将迎之意者，不见恶于等夷，必见怒于上官，甚者或沿以摈斥矣。朝廷虽有良法美意，无与推明而奉行之，皆转而为弊。故下不得受其赐，上不得收其效，上下之势，果有异于持衡之人指不应心者乎？由是言之，经世者未可谓法令难善，而天下不易治也，亦务去蠹政之人，革承望之风而已。

昔者圣王不作，道术散，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当是时也，儒有孟子者，负命世之才，传圣人之学，惧邪说之芜民，悼王道之不昭，于是骋仁义之辩，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谓杨墨之害侔于洚水滔天、蛮夷猾夏、猛兽祸物、乱臣贼子，距之，所以承禹、周公、仲尼三圣人之业也。盖杨子以为我而无君，墨子以兼爱而无父。夫君臣父子，人道之大伦，治安之纲纪也。立言设教，而率天下之人灭大伦，乱纲纪，同于禽兽之非类矣，是宜君子力距痛诋而灭息之也。故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释氏以理性之说倡道天下，谓至妙之理，本无名物，善恶空有，悉从妄起。人之灵性，此理皆具，惟五官接于外，七情感于内，心之思虑，道不足而引于物，故灵性彫丧，而至理远矣。惟为佛者，乃能外觉万有之为妄，内觉一性之为真。真妄已分，则契至理。为佛之法，去妻子之属，弃父母之养，绝祖宗之绪，舍君主之事。兼忘则视形骸如粪壤，兼爱则视草芥如君亲。以杨墨之道观之，其为绝灭纲纪，废乱大伦甚矣。天下之言皆曰，三者之教本乎一道，至于尽理性之说，则儒不如老，老不如释。至谓小民不畏刑诛而畏报应之说，刑诛不足以惩恶，报应，人惧而不敢犯，是为有补于王道。此亦未之思也。夫小民所以不畏刑诛，而畏报应者，为刑诛僭滥，而报应不可侥倖也。使世之刑诛如报应之说无僭滥而不可侥倖，则小人知畏，而无待于报应之说矣。不知正法以为治，而恃无形莫考之说以冀万一，智者弗为也。举天下之言，不及仁义忠信，而惟理性之说；不称尧舜姬孔，而惟释氏之诵。先王之道不著，西域之教流行，使孟子复起，不识在所取乎？将在所距乎？如在所取，则吾不知也；果在所距，则天下之风靡然惟理性之尚者，不可不革。夫鲜衣美食，溺妻爱子，耽黩玩好，奔走势利，兹数事者，释氏之所先去者也。天下之人未能忘此，而喋喋然曰理性哉！理性哉！此释氏之罪人。遵其戒律，尽其宗旨，如其书之所谓佛者，本不足以经世，又况未免为其罪人者，恶足以济王道乎！徒舍仁义之学而论理性，捐名教之习而谈清净，使志意隤惰，辞气烂漫，至于尊主庇民，忠义名节之际，往往逡巡而不肯为。所至之地，庠序不顾，兵刑未省，联镳方驾，慇勤塔庙，与一二缁流促膝剧谈，侧影移晷而不知倦，俯仰如意。片言适情，则过誉借声，便同佛祖。徒使无知小民观望承效，竞先奔走，破家废业，黜妻亲，毁形骸，捐性命者多矣。蠹弊风俗，其有大于此乎？夫杨子取为我，其义失于无君，非舍君也；墨子兼爱，其情失于无父，非弃父也。然昔人距之甚力。释氏弃君亲，灭忠义，过于杨墨远甚，天下之士恬不以为怪，方且誉之不暇，尚距绝之何有哉！昔两晋之风所以不竞者，当时士大夫非无奇伟磊落之才，经世济功之术，徒以承汉末之流风，习曹魏之逸韵，祖述柱史，宗师园吏，尚清谈，贵名理，窅然慕林下之风气，以礼法为桎梏，视政事为尘垢。士有不由此者，天下共指而笑之，谓之拘儒俗吏。及风俗既靡，而礼法坏败，政事颓弛，于是鱼烂冰释，不可支维。鉴晋人之流荡，视清谈之败俗，理性之渐，殆不可长。

仁义、礼智、孝弟、忠顺，为之在人，求之可得者，谓之性；死生、寿夭、贵富、贱贫，制之在天，求之不可致者，谓之命。性有正有否，命有吉有凶。正者吉，否者凶，天人之理，报施之常也。然正者未必吉，不幸而凶者有矣；否者未必凶，幸而吉者有矣。修性而不失其正，以顺受吉，可以无愧；以不幸而或凶，可以无憾。性之不修而失其正者，以顺受凶，自取之也，能无憾乎？幸而或吉，非所宜也，能无愧乎？故君子修性而不言命，命之在天者，听之而已。商王受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则祖伊述之以为戒，武王数之以为罪。天命之说微矣，故孔子罕言，而子贡不得闻。古之善言天命者，莫详于孟子。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天命之所制，非人之所能为也。如此，则知天命可听而不可图；可图而为之者，修己而已。又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言不以天命贰其心，敬修其可愿也。知此则知天命不在人事之先已。又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言人事尽然后可以言天命；人事未修，自贻伊戚，未可言命也。如此，则在我者，君子之所当尽也。又曰：「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言尽其在我者，而不度其在天者也。如此，则知物之在外者，虽出于性，君子不敢殉；理之在内者，虽制于天，君子不敢怠。又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言外物在所忘，而德性在所善也。如此，则知求此而不求彼已。又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言物不可必得，而善易致也。如此，则知志于道而不惑于物已。志于道者，其为善也安；不惑于物者，其所遇也自得。此穷理尽性而达乎天命之极致者也。尽性命之说，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故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颜回簟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内外之分素定，荣辱之境素辨故也。古之人所以贵知天命者，贵其能与此也。天下之人亦贵知天命矣，然不合于古之人。天下之言命也，考时推日，约消息满虚，以求吉凶祸福之期，计死生夭寿之数也。谓有其期者，积日累月，时至必应，贤者无所补，不肖者亦无所失；有其数者，脩短疾徐，物无僭差，仁者无所益，不仁者亦无所损。以功见赏，以仁致寿，则曰时命然也，非才力德善之所预；以罪见罚，以鄙致夭，亦曰时命然也，非愚暗过恶之所召。夫贤者贵，不贤者贱；仁者寿，不仁者亡，圣人之训也。有功者赏，无功者废；有罪者诛，无罪者置，帝王之法也。此两者相资以为用，人主操之以劝善惩恶，砺世磨钝，济功业而杜暴乱者也。举天下之人皆曰有期有数，则是贤才不足尚，事业不足为，德善不足勉，罪恶不足避，爵赏刑诛委为虚器，而沮劝之权不行矣，人主何以诱善良、禁奸宄、济功业、止暴乱乎？天下媮脱苟简，陵厉恣肆，不以修饰笃懋，敦厚畏敬为意，其弊起于命说胜而人事轻。命说之为蠹，亦已甚矣。王者将大有为，命说之蠹，不可不去。

今有人曰：我能已疾疢。肤凑之间，攻以砭艾；心腹之内，涤以汤剂。善矣，然俗医知之。有曰：我能胗脉理，视颜色，听声音，审趣舍，知阴阳虚实、浅深缓急之变，而识其疾之所在。益善矣，然良医能之。有曰：我能少私寡欲，节情养性，饮食有度，起居以时。俾血气不乱于内，而众邪莫入；固和平之真素，而疾疢不作。则善莫加矣，然非有道之士，不能为之。盖识砭艾汤剂之宜者，未能知疾疢之所在，故俗医不若良医；知疾病之所在者，不能使之无疾，故良医不若有道之士。善养生者，必从有道之士而舍良医之术；良医之术犹在所舍，而况于俗医乎？养民者犹养生也。刑奸诛暴，称情定罪，上下轻重，不失其中，断狱之能也，有司守之。察言观色，参伍以事，情伪无爽，曲直必明，听讼之贤也，师尹任之。和之以乐，节之以礼，渐摩仁义之术，使民陶陶然日迁善远罪，教化之善也，王者尚之。故圣人道德齐礼，不先政刑。道之有弗从，齐之有弗一，迭相陵犯，或失其平，至于狱讼，然后师尹听之，以要其情，有司明辟，以治其罪。断狱听讼，既非圣人之职，又非圣人之意，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使无讼者，礼乐教化之功，非法律听断之所能与。然则善断狱者，识砭艾汤剂之宜者也；善听讼者，知疾病之所在者也；善教化者，能使之无疾者也。养身则慕有道之士，养民则用有司之术，是所用以养民者，或未尽矣。律令之书，有司断狱之具也。士学律令而得利禄，与经术之人俱进；吏通律令而见优擢，与勋德之士并升。上之所求，下之所向；今之所学，后之所用。以律令之选，取律令之人，任以养民，不谓之以有司断狱之术养民乎？善斯术者，不过于张汤、赵禹。圣人之治，岂直使一世之士为张汤、赵禹哉，岂直以汤、禹之术养斯民哉！何士而无德，何世而无才，顾上所以求而取之者如何尔。汲水者，以杯则满杯，以罂则满罂；临鉴者，在西子则美形，在嫫母则丑见。世之才如鉴，而士之德如水。以伊、吕之事求而取之，则士学伊、吕，而伊、吕之士出矣；以申、商之术求而取之，则士亦惟申、商之学，而申、商之士出矣。律令，申、商之遗术也；申、商之术，安足以美圣人之政者也？

事非官不治，功非事不立。设官以治事，立事以济功，三五所以成帝王之业也。后世官冗而事不治，无以济功，适以为蠹，其势必有异于先王而为弊者，不可不察。设官不欲多，多则冗；省而不善其事，亦未免为冗。官任事必惟其人，非其人则事不举；置官而不因事，亦无补于治功。故官有四冗，事有二不治，庸堕邪枉不与焉。不知去四冗、二不治，而务并官省吏，复古之名，以要成效，其为术亦已疏矣。并官省吏，不审则事有阙；复古之名，名同而实不至，故疏而不切。人主清心寡欲，不务兴造，则事简而不冗；随时建置，趣于无缺，则员少而不冗；为官择人，不求备员，则当贤而不冗；官必任事，不以假所好，则有功而不冗。如是，而四冗去矣。当贤则事治，有功则事治。如是，而二不治去矣。四冗去而吏无蠹，二不治去而功业可济，三五帝王之隆，其庶几乎。昔太皞氏以来，纪官以瑞物，故有龙火云鸟之号；高阳氏而后，不复远纪，命以民事，而帝王之道，殊途同归。然则官不在名。《书》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亦克用乂。成康之盛，四十馀年，天下无一人之狱，刑罚厝而不用，颂声交作，有以告于神明。帝王之功业何异哉？然则官不在多寡。汉世因循简易，兼用秦官，不闻有二世之弊。宇文氏尽复成周之制，炳然可述，不闻有成康之效。张洪靖并省官吏，时多缺事，天下汹汹。李泌行之，利归县官，士论无恨，然时亦不加治。此皆前世已然之事也，其为术何如哉，智者可得而察矣。先王驭吏之大权有四，曰：官、爵、禄、赏。旌以车服，厚以金缯，所以劝有功也，故赏以功加。国君兼十卿之奉，大夫倍上士之秩，所以称其官也，故禄以官制。列五等以辨王侯之分，建六等以异诸臣之名，所以彰其德也，故爵以德进。明水土者使为司空，善播殖者使为后稷，所以因其能也，故官以能授。以能授者，才有所善则命之，德虽未纯，无害于以能善其事也。苟非其能，虽有甚盛之德，不强之以其所短。以德进，才虽不完，无害于以德受其名也；苟非其德，虽有高世之才，不假之以其所无。以官制者，居其官则食之，功虽未立，无害于以官受其秩也；苟非其官，虽有可赏之功，不给以常廪。以功加者，功有可旌则与之，虽能非所官，德非所爵，无害于以功受其赐也；苟非其功，虽有尊爵高位，不益之以滥赏。爵号，旌劝之虚名；禄赏，役使之实利。虚名，人贵而不怀；实利，人怀而不贵。先王以是四者相权而用之，故贤者致其心，能者竭其力，百官以治，庶功以成。后世沿革，有散官，有勋官，有职事官，有爵、有禄、有赏。散官尚名，犹爵也；勋官尚功，犹赏也。其所以分职釐事，立中外之政者，职事官一官而已，此则古之所为官也。夫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以治，事以时异，官以事设，名称不同，则职业相远矣。仲尼之门，渊骞、二冉以德行称，宰我、子贡以言语显，冉有、季路以政事达，子游、子夏以文章名。一人之才，不足以兼善天下之事也久矣。黄霸优游于结课，而寂寥于论道者，通近务而昧远图也。管仲谋鲍则鲍困，相齐而齐霸者，拙于用小，而巧于用大也。故丽于天者，不可使潜于渊；翔于夜者，不可使奋于昼。班倕妙绝于械器，使之调丝竹，则曾不若郑卫之伶官；旷冕致察乎韶濩，使之辨五色，则曾不若三尺之童子。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者用之不勤，短者强之不能。粤人巧于为镈，胡人巧于为车；使越人为车，胡人为镈，久于其事，必有能者，然不若因其所善而用之敏且工也。故唐虞之世，五臣分职，终身居之，不易其事。夫禹、皋陶之徒，皆资圣哲之才，负该明之术，然犹官有常职，不能相代，况后世之士乎？故选任必因其能，得能必常其任，然后百工称职，而庶事咸举矣。若夫有功见赏，假以显要，有好见宠，置之清切。才不过于中人，而职兼数官，居未阅于岁月，而骤以迁陟者，谓之为人择官可也，如曰代天理物，缉熙庶事，则其效远矣。成王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设官分职，临莅天下者，无违成王之言，然后可。

士贵多得。多而非贤，不如其少而贤也。取之不慎，则贤不肖必并进，虽格以流品，限以资序，终与贤者并官。官有大小，若代天工，治民事，则举相似耳，一以贤者任之，一以不肖者为之，民之幸不幸，何相辽哉。仕进之门不欲杂。夫承学之士，虽机悟敏慧，超绝伦类，必十年观书及史，讲明道义，考合古今，渐摩师友之训，涵泳庠序之教，然后能应有司之程，中科第之选。阀阅子孙，虽生而见任，必既冠然后莅官，聆父祖之话言，视先生之行事，渐渍名教之益，由有知以来，亦十有馀年矣。此两者犹或愚不达事，佚而败度；彼诵经而不知旨，论法而不见德，刀笔憸巧之人，奴隶奔走之徒，农桑百工、输纳金粟者，其人可胜言耶？果无异于承学之人，世胄之子，则流品可去，而资序不必用。流品资序，贱彼贵此，则是道有所在而才有不足任者。使有道之士与不足任之人并流交骛，更用迭舍，三人守一官，六载一任事，何哉？新造之世，人材未富，务博选以集事，如彼等者，或在所录；然犹审较短长，因能任使。承平既久，多士济济，奈何舍有道可用之人，俾阘茸不足使之徒，积劳循格，指日任事，而夺之治乎？此弊之大者也。夫官尚选任。选而不尽其才，无以异于不选。听言语，则有言者不必有德，易言者常以败功。观容止，则禹行舜趋，无颜闵之贤；巧言令色，非仁者之器。等劳效，则积资累日，可以得常人；绳墨委曲，不足以致奇士。省过失，则庸夫以循嘿自守，憸人以机巧侥倖。此皆不足以尽人才，故选任之法欲精。汉世之士，为善于家，然后召于郡邑；著名郡邑，然后辟于公府；因乡里之选而察举之。其后也，士无三代之才，非选任之法未周，所以教养之者异也。李氏专委吏部，以四事选士，事同者，差以才、德、劳、效。其弊也，士无两汉之人。非人才之不同，所以择之者异也。舜之称尧曰：「咸若时，惟帝其难之」。故忧驩兜，畏巧言令色孔壬。皋陶之戒舜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夫尧舜，圣之至也。以舜之浚哲，不能以貌言知士，必因事考行，以行观德。智愚、贤不肖，果身言书判之所能察乎？以尧之聪明，不敢以知人为易，而忧畏凶人。千万人之心，果一吏部之所能知乎？李氏之术，固已疏矣。若夫视拜起，观书礼，问年齿，其法不过察手足耳目之有无疾痛而已，凡无疾痛者，皆在所用，曾不少问其才否。视李氏之四事，又何如哉？观人之术，观之者众，而所观者寡，则审而无遗；久与其人游，则心术可得。故先王之建官也，慎选其长而已，若其属，则使官长自择取焉。朝廷之所选者，庶官之长；官长之所择者，一官之属。则观之者众，而所观者寡。将命之以为长，取之以为属，非久与之游而得其心，莫敢或用，故世无遗才，而官无匪人。先王盛时，教养致详，人才致美，选任之法犹精慎而不敢易。后世教养人才不迨先王远甚，而吏部之官，至则拟授，为之铨选，其术亦异矣。

世之治乱，生于事之修否。官得其人，则事修而治；非其人，则官旷，而乱由之以生。今取士不由乡党，黜陟不由考比。外官委郡守、监司保任之，内官则本司长官保任之。吏部据其所任而受用其人，任以为令，则因以为令；任以为幕职，则因以为幕职；任以为京官，则因以为京官。其人苟无大过，皆得序进，至其贤否，吏部一不可得而知也。则吏部第为出纳之地，若铨择审察之权，则举在于郡守、监司与在京诸司之官长矣。执铨择审察之权者，果聪明足以识别贤否，于取舍无所蔽，尽心公家，唯才是任，不以寒素贵势亲疏德怨贰其间，则岁举之数，诚亦足以得天下之贤才矣。一有不然，而岁举之数不可损，则贤者未必被举，举者未必皆贤，虽才如屈宋，行如曾史，或不契其所好，或裔出于寒素，或无一日之雅，或有纤芥之怨，则必摈弃而不顾。贪污之徒，冗末之类，茍有所挟，将冒荐论，与贤者同升于上矣，况断断自守者哉。然知人之妙，尧舜所难，赏识之间，鲜或无蔽。又高贵势，下寒素，厚亲薄疏，录德匿怨者，常多是焉，足以尽天下之贤才乎？虽朝廷约束，举非其人者有从坐之责；然乘权藉势，挟亲怙旧者，傥有过恶，例相为隐。茍至贯盈，罪不可掩，则举者得以首原，故人不慎所举，而侥倖之徒，得以公事营私也。今天下清夷，多士并用，郡守、监司与诸司官长，皆一时高选。然习以为常，其来有素，弱者挠于权势，欲者溺于私计，非见善明、用心刚者，未能不混于流俗。今膏粱子弟，资考未盈，荐者数倍；寒素之士，周旋勤劳，鲜或登格。岂贤才皆出于彼，而此无一介可赏之善哉！诚所居之地不同耳。今岁举有限，而选格三五为约，及格之外，乃为虚器。忍遗寒素之可举，以益贵势之无用，则在彼何优，而在此何劣？今则制科条，俾举职令者不得过四人，举京官者不得过六人；已及格而阙者，听举及格而止。任其终身，有累不得以首原。则人知慎其所举，而朝廷尽得天下之士矣。

庶绩咸熙而帝道成，兆民阜成而王业固。卿大夫尽瘁于内，五侯九伯效职于外，内外庶官，人人治业赴功，不为趋竞，故庶绩咸熙，兆民阜成，道格上下，德施方外，帝王之事业备矣。夫登三迈五，比隆前圣者，世主所愿得于身者也；治业赴功，不为趋竞者，世主所愿得于人者也。自汉兴以来，千有馀岁，欲治之主、可为之时多矣，人主未尝不以此为意，议臣未尝不以此为说。所以讲求之意甚笃，然而趋竞之风浸盛，赴功之俗愈远。庶绩无咸熙之效，兆民无阜成之利，帝王功业未足以拟唐虞成周之盛者，岂无说乎？试粗言之。夫天倾西北，而七政无左旋之象；地缺东南，而百川无西倾之流。非天地之类有殊，则势使然也。由汉以来，人臣急趋竞而缓事功，不及唐虞成周之士者，岂皆人材行义之不逮乎，亦驱导之势异也。故人主法制、施设、用舍之际，不可不慎。夫唐虞之际，黜陟幽明，本于考绩；成周之隆，废置诛赏，诏以会计。汉兴以来，考绩之法不行，会计之术不复，黜陟幽明，废置诛赏，一出刺举资序矣。由考绩会计而无刺举资序，则有功者见进而知劝，无功者见退而知沮。沮劝之典必行，积累之资不用，进退两端，取之自己，不制于人，无事请托。故唐虞成周之士，知赴功而不知趋竞。由任举资序而废考绩会计，则进不待功而无劝勉，退不以罪而无畏忌。劬劳职业者，毫发不获；积日累月者，寸进有序；驰骛躁进者，荐拔常及；恬淡廉退者，谴怒是虑。故汉兴以来，人知趋竞而不知赴功。由是观之，果人才行义之不逮乎？亦所以驱导之势异乎！今吏部授官，有给以印纸者，釐务期岁，则所属以一岁之功罪书之，谓之课绩。代日持纸赴部，考其所书，然后拟授，谓之判成，有意乎考绩之术矣，然所书不能尽所考。不以诏废置，进官增秩者，皆资序任举合格之人，殆亦未足以要唐虞成周之效。诚恐不复考绩，功实不可致；不去资序，媮脱不可变；不废任举，趋竞不可息。古之导人者如彼，后之导人者如此，而望治业赴功，不为趋竞，如古之人，亦异矣。

士有由义而行者，动则出于义，非见利而为之，不待赏而后劝；不污于不义，非见害而避之，不待罚而后惩。赏罚之典，可以厝而弗用。然斯人也，世所希有，万国之广，百执事之众，恶能尽得斯人而用之？亦选贤任能，材德并建，振长策以驭之而已。中人之性，见所好则劝励而赴功，见所恶则惩戒而远罪。人人务赴功而知远罪，天下之官治矣。圣人建中道以为民极，宠锡之利，虽非所志，有功实者未尝辞赏，所以俯己而立经制也。故虽尧舜之圣，不能去赏罚以为政，而况后世乎。《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赏罚之谓也。赏罚之权，经世之砥砺，不可不用；设之不当，犹不用也。夫有赏无罚，则缓而纵奸；有罚无赏，则薄而遗善。赏不以善，则民惑而弗慕；罚不以罪，则下疑而弗威。功浮于赏，则确而少恩；罚轻于恶，则懦而不胜。以上赏而加小善，则费资而难继；以重罚而责微罪，则失士而乏才。此数者，皆设之不当者也；不当，则沮劝之法不行。赏罚用而沮劝之法不行，何异于不用？人主所用以为赏罚沮劝者，非名器廪秩、废置予夺乎？后世官吏积日累久，自下升高，名器之尊荣，廪秩之饶厚，不待功善而后得，人人可以驯致。庸惰邪枉之人，苟过恶败缺侥倖不暴于外，非惟不见废夺，亦得与贤能之士交骛而并进。夫名器廪秩，所以为赏，得以驯致，不必有功；庸惰邪枉，所宜加罚，得以侥倖，又从而序进之。苟非盛德之士，而有待乎赏罚沮劝，驱策者孰不务媮脱而缓事功，忘畏忌而轻义乎？若然者，不可以为设之当也。呜呼！建官吏以图事，而官吏之情若是，难言治矣。

禁奸宄，防诈伪，使人心一出于中正诚实者，莫尚于法令。法令，先王之所用也。前史言汉世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者，汉之法令不美于先王耶？汉之人心机巧而不可以制耶？何效用之异也？夫先王之法令，不美于汉之法令；先王之人心，不淳于汉之人心。其用与汉异效者，先王之治不本于法令，而汉本之也；先王之人不发其巧心，而汉发之也。何则？人主正心诚意，率德而用道，以临莅天下，辅之以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敦礼乐以导和睦，示好恶以明避就，则中林之远，兔罝之贱，皆知好德而有贤者之美，又况在位多士，豪杰美材，莫不兴起而为士君子之行矣。人有士君子之行，则法令可以无用。故先王之法令，大为之防，不胜德教，人无所用其巧，而机变之心不发。汉之德义，不足以风动流俗，又无善教以振发多士之性，而辅成其美。及其弊也，忘公徇私，违义死党，依势倚法，蔑弃廉耻，风靡波荡，日趋于罪戾矣。务正德以治其本，乃滋益纲目，稹致科条，专以法令笼之。不知法令有限而智变无穷，故防禁愈微，而机巧愈出，卒之奸诈不胜，而法令为虚器。然则驾驭豪杰，临莅士君子，德义教化而已，非法令防禁之所与能也。德义明而教化行，则君子益其德，能者增其才，蔽愚不肖之人有以发明善心，而变易志虑。法令多而防禁密，则义士耻于见疑，而不为用；智者迫于绳墨，而不得为；小人投隙伺便，骋其巧而莫之能禦。是教化行而善否兼得，防禁密而君子小人并弃也。夫善否兼得，与君子小人并弃，其效远矣，为政之术，可弗慎乎！天下名川三百，而江、河为大。江无一夫之役，块土之费，而自昔无患者，得其性也；河防之用，岁以亿万计，高厚如丘陵，坚强如铸金，然而决溢时报，其未决者，惴惴然不能以一日为安，失其性也。夫水有东倾就下之性，顺之则行，逆之则决。得其性者，虽无堤防之备，水行而不为患；失其性，虽堤防隆固，水决而不可遏。天下之性犹水也，法令之禁犹堤防也。知江河之性，知为政之术矣。

《记》言三王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周官》载成周之法，小行人以五物书邦国之事，而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监统、刺举之术，三王四代之所用也。夫四海之内，九服诸侯，地方五千里，锡土数千国，大者制一州之广，小者亦五十馀里；近则王圻之外，远则荒忽之表。逆顺敬慢，能否淑慝，何所不有，王者有所弗知，而诛赏废置之政弗加焉，则纪纲法度将遂凌迟，天下不可得而有矣。故虽盛世，监统、刺举之术不敢忽也。汉制，侯守杂治，则丞相遣吏分部按刺。唐悉天下为郡县，则十道置使，巡省观察。此皆广览远驭，防奸杜微，宪章先王，图久安长治之业者也。迹前世制置施设之方，虽名位不同，政事殊用，因时适变，各有攸趣，要之皆刺恶举善，录功记过，察微伺奸，陈利明害，领略维纲，振举法度而已，未尝与邦国之事，夺守令之治，繁苛细碎，牵制肘腋，使贤才不得为，而事功以废也。今州郡有观察、钤辖之名，而无监统、刺举之实；监统、刺举之实，一切委之宪漕两司。两司之任，总一路而监统、刺举之，由郡守而达。名位虽异于商、周、汉、唐，而职守则三监、行人、刺史、巡察之使而已，其可缺乎？诚使监统、刺举如三监、行人、刺史、巡察之官，不为苛细，不与郡邑之事而夺其治，则所以幸天下者甚厚。夫人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禦，如仲山氏者常少。柔弱之地，苟在所茹，而事见侵夺；刚强之徒，虽有罪恶，畏而吐之，不敢绳纠。是曾无补于天下，而适所以扰之也。朝廷尊其位命，厚其禄秩，崇其车服，重其权寄，期有以补于世，非期扰之也。然事行而与朝廷之意异者，岂制置之术有以使之欤，抑选任之官未得其人欤？亦在所宜察也。

昔之言朋党者多矣。陈司败曰：「吾闻君子不党」。则是小人然后有党也。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则是君子亦有之。盖党，类也。人之德志万殊，要其大致，两端而已：不出于义，则出于不义。出于义，则义者之类，君子之党也；出于不义，则不义者之类，小人之党也。君子有党而无比，故无适无莫，惟义之从，而不害物。小人有党则比周，故忘公徇私，惟利之得，而恶直丑正。是故正邪不可并进，而朋党在所察也。虽然，膏壤不能无稂莠，山林不能无樗栎，治世不能无奸憸。要之，增收倍穫之田，良苗无稂莠之害；明堂路寝之材，杞梓无樗栎之杂；光明盛大之世，君子无朋党之患。何则？良农早辨而不使滋蔓，大匠精别而不使参错，明主照知而不使封殖故也。驩兜尝舍舜禹而引共工矣，尧识其是非，而小人之数不售；管蔡尝比霍叔而谤周公矣，成王悟其奸妄，而君子之道不消；上官父子亦尝与燕盖、桑羊为朋而倾霍光矣，昭帝察其情状，而妖燄自息。惟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挟世隙之私，立党相轧，文宗听之不明，择之不审，断之不果，执之不固，而使德裕进则去宗闵之所善，宗闵用则去德裕之所进，四十年间，为󲦤绅忧。观文宗叱宗闵之辨杨虞卿，拒黎埴之论李德裕，非不知党人之所在，贤否之所归；卒使二人更为用舍，而进退朝士大夫，未尝少问其当否功罪也。二三人者，片言援之，则宠以爵位；单辞却之，则加以窜逐，至于荧惑舛误而不自得，乃谓去此难于河北之盗，为之慨然叹息，是不明、不审、不断、不固之甚也。由驩兜、管蔡、上官、牛李之事观之，明主能消朋党而已，不能使小人不为也；小人能为朋党而已，不能使朋党必立也。为之在下，立之在上。人主进退予夺之权，不为小人窃取以援己之类，而去异己者，则朋党无自而立矣。然君子以公义相与，犹小人以私爱相昵，迹似而情不同。禹、稷、皋陶相先以官，萧何、曹参相许以政，汲黯言事常先公孙，房乔决疑必引如晦。此君子之迹似为党者也。小人欲售其奸者，必托君子之事以荧惑世主。君子进，必引君子而退小人；小人进，必引小人而退君子。故君子、小人之间，不可不察。君子、小人之辨虽微，然察之则得。以文宗之不睿，犹足以知宗闵深巧之情，而况明哲之君乎？是以人主贵察之明；既明矣，贵择之审；既审矣，贵断之果；既果矣，贵执之固。明则君子小人辨矣；审则取舍不失其所矣；果则所取必用，而所舍必去矣；固则用者必终，而去者不复取矣。四者备，而进退予夺之权不见窃于小人矣。下之为党者，虽重信如虞卿之厚魏齐，赴急如朱家之与季布，死交如齐楚魏之四豪，慕义如甘陵之南北部，亦将彫落溃散，而无所聚其类；又况俯仰声势，趋竞锥刀，佻巧轻脆之人，又安得胶漆之约，金石之信，坚不可破，牢不可拔之势，而为国患哉？人主务明察以谨操而已。操柄不失，而朋党消矣。

天下道术不明，文章诞漫，士行彫薄，人材无取，议者必曰庠序未兴，师儒未立，教养未善。谓州郡虽有学校，文具者多，讲教者少；学校虽有师儒，时聚时散，例无久计；教养之具，不敦经术，而先声偶。近岁京师广太学，设祭酒、司业、博士，总阅分授，聚而讲肄，仰食县官者以千数。通国大都，特建教官，专领学事；中下之郡，亦以州官兼之。经置谕说，分徒传授，去声偶之小技，专经术之本业。议者之说所欲兴造者，悉施行之矣；所欲釐革者，悉芟夷之矣。行之几二十年，亦可谓久矣，宜乎道术隆显，文章温雅，士行修洁，人才众多。曳裾春官，应书郡邑者以千万计，士不为少矣。然识量高爽，身名兼全，有如郭泰者乎？见义明用，心刚不畏祸患，不淫利欲，有如何蕃者乎？翻经论议，则揉杂释老，道术散乱而愈晦；缀缉辞句，则竞为缪悠，文章诞怪而无纪。轻浮荡佚，憸巧污下之行，为之无愧。事佻薄为俊迈，指礼法为迂疏。流风既彫，硕德甚鲜。故浮浅之弊未异曩日，至其漫不可考，则又过之，使议者复思声偶之习。昔仲尼以布衣之贱，养教衰世之士，门人高弟名科德行者，大可以为邦，小可以南面，游夏之徒，文学之士，亦足以为万乘师，身所存亡，系国轻重。以明天子之盛德，表章经术，养平世之人，几二十年，而不得郭泰、何蕃之比者，何哉？往年胡瑗侍讲之居吴兴，吴径遗逸之在会稽也，非有天子之命，名位之重，以震叠人心，张设纲纪；皆衡荜之势，韦布之人，讲修夷等之中，偃息乡闾之内。徒以行义高洁，学术该遍，取重于士类，见知于公侯。故卑辞重礼，延置庠黉；鼓箧抠衣，匍匐函丈。至于千里之外赢粮裹足，云集麇至，一郡之学，常数百人。片善可称，虽后学晚生，一旦延誉，升之多士之上，人情厌伏，不以为过；虽悍夫豪士，摈斥摧沮，不齿诸生之列，咸自知咎，无或敢怨。约束条教，后来资之以为法令，升堂入室之人，隐然为国名臣者多矣。今以殊科俊人，任举名士，奉朝廷之命，操法令之权，典学聚徒，分经教育，而庠序不尊，生徒离散，多者百馀人，少者数十人而已。修洁之士，不尽趋向；预籍之人，类多悠悠。缓则偃足而违教，急则欢噪而不逊。训导不行，纲纪颓弛，而人才无益者，何哉？其弊盖亦有所在矣。昔孟子有言：「中心悦而诚服者，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服其德，非服其力；服以心，非服以势。故学如颜渊，学之不能罢；勇如仲由，畏之不敢迕；辨如子贡，誉之不如已；文如子夏，辞有不能措者。故道尊而教行，教行而人材成。胡侍讲、吴遗逸之风猷，虽未可以比隆孔子，而文学行义，特立一时，卓绝伦类，亦有以使人中心悦而诚服者，故为世宗师，庶几洙泗。又有州郡尊礼之者，故令行禁止，而教训有辅。今诚得天下之士为祭酒、司业，一国之士主郡邑学校，刺史、县令尊礼师儒，相为表里，殆可以革天下之弊。唐制：国子监，尚书省补祭酒统之；郡县之学，官长补长史主之。制置之方，似为近者。

世之言马者有三，曰驽马、曰良马、曰骏马。皮缓而骨疏，少筋而多肉，左之则右，前之则后，虽有良、乐，不能以进退者，驽马也。服辀衡，顺衔辔，履规中矩，鸾和有节，不穷其力，无有奔败者，良马也。朝刷燕蓟，夕饮南海，追风逐影，绝尘弭𨅊，过都历块，飞蹄疾惊鸿者，骏马也。驽马之材，可以为脯为醢，用以养人，非人之所养，不足论也。良马之材，师行不过三十里，吉行不过五十里，步骤驰骋，穷之则乏矣，亦不足以尽致远之利。尽致远之利者，惟骏马能之。然马之骏者，未易可得，古之求骏马者，视其所视，而略其所不视，至于牡而骊者，谓之牝而黄。骊黄牝牡，物色之易见者也，视马而有所不见，则其所视者微矣，不在乎物色之间矣。辀衡之下，衔辔之间，进退规矩之中，鸾和节奏之内，求天下之马，天下之马远矣。士之材甚有似于马也。人主知马之说，则能知士之材矣；知求马之道，则知取士之法矣。愚而自专，曲而自用，槌钝不足以赴机会，疲懦不足以济功业，与物则迕，遇事则废者，驽马之材也。有为之世，如驽马者，无所用之。智足以效一官，明足以见所察，学术有达于古，事业有济于今，陈力就列，职无旷败者，良马之材也。然可以小任，而不足以大用；足以守常，而不足以应变。干大事，咨大议，深谋远虑，宏辞硕论，出众意之表，定利害之几；闻其言者心开目明，如披云雾而睹青天；观其成者心悦诚服，如入宗庙而见众美：必得天下之士，非常之人，然后能也。非常之人或不习常人之业，常人之事不足以察非常之器；亦犹天下之马不驯于车下，良马之材不足以格骅骝，人主不可不知也。制举之科，自汉设之，至于今，皆所以待非常之人也。然不以论议施设之是非为中否，而先以隐僻疑似之题，掩其不备，出其不意，以记忆之多少进退之。应诏者虽无深谋切议，高才硕德，侥倖六题识其四五，则获奉大对矣。智如晁错，直如刘蕡，纯粹宏达如董仲舒，不幸忘二三论目之所在，则遂从报罢，不得摅发所蕴，献达于上矣。所取之法与所求之意何相戾欤！夫道有本末，能有大小。术贯帝王，功格上下者，道之本也；文采辞令温厚尔雅者，道之末也。奇谋伟略，经济世务者，能之大也；博记隐僻，问无不省者，能之小也。伊吕成汤武之业，书传不称其强记博文；祢正平一览无遗，笔不停缀，而智不足以自保。设制举以待非常之人，而求之博记隐僻者，谓必能济天下，与夫制举之设务求博记隐僻之人而已，不必非常之士，则非吾之所知也。如其不然，诚恐所取之法，未称所求之意，不足以致天下之士，得非常之人。任举阅试虽与进士殊，要其实，则殆相似尔。

德业不修，法度废缺，文章散逸，纲纪不振，惟鬼神之事，侥倖福祐者，其风巫。躬桑为衣，力耕为食，乘时分利，以身为职，不知报本返始迎祈之理者，其风野。巫固不足以经世，而失之野者，亦未可以为得。《记》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鬼神之功与礼乐相似，幽明之道，不可诬也。故昔之人虽曰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明之事未尝不敬。《洪范》八政，王者之道也，三曰祀；文种九术，霸国之权也，一曰尊天事鬼。祝鮀治宗庙，而无道之卫可以存，孔子之所言也。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之所述也。二子，古之圣人也，其道全，其术正，其言不溺于巫祝，而记述若此，则鬼神之事不可非，严奉之道不可忽已。故古者天子诸侯躬耕籍田以为粢盛，王后夫人亲蚕公桑以为祭服，事天地、神祇、社稷、宗庙，必诚必敬，无所不至。仁义之尽，至于猫虎迎而祭之，以报其功，而况天地、社稷、山川、鬼神，有功之大者乎？当是时也，阴阳和，风雨时，五谷熟，草木茂，疾疢不作，而无灾害者，非惟淳德孔明，民气和乐之所召，抑亦不失神明之心，而阴有相焉。《礼》：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社者，土地之主；稷者，农食之先。无土则食无自而生，无食则民无自而养。民，国之本也；食，民之天也；土，食之母也。重民故重食，重食故严社稷。故天子有大社、王社，诸侯有国社、侯社、大夫以下至于庶人有置社。今自京师达于郡邑，莫不有社稷，春秋奉事，著在甲令，严矣。大社坛壝、牲牷、币帛、器皿，朝廷诚敬精洁，所以交神明之道，固无愧于古之人。郡邑之下，殆或不然，坛墠所在，垣墙不周，扃鐍不设，平日则登践秽渎，无所不至，事至则刬草设席，跪起而奉之，牺牲、粢盛、币帛、器皿，类不如法。君子不加意，小人不知敬，礼未及成，人已纷错諠污，亵慢渎于明神。神而无知，尚非所以示众；如其有知，不怒不谴，不为祸灾，斯幸矣。以是奉之，而望其报，不亦难乎？今阴阳未和，水旱为沴，货食不阜，人罹札瘥，殆非尽出于德泽之未纯，或交神明之道有不备者，弗可弗思也。

管敬仲镂簋朱纮，塞门反坫，功被天下，而不免为小器。臧文仲居蔡，山楶藻棁，位列大夫，而不得为智人。晋侯金奏三夏，穆叔不敢拜。季氏庭舞八佾，仲尼谓「孰不可忍」。古之人敬慎名器，其重如此，何哉？盖治乱之几，常生于细微。细微者，众人之所忽；及其著也，圣哲之才不能图救。故智者慎重于未然之前，不悔于既著之后，此所以常治而不乱。昧者虑不及此，细微之失不为近患，则忽之，故欲治而不获。名器者，事物之细微者也，一得一失，固无益损于目前；及其流也，未尝不效于异日。此所谓治乱之几，不可不知也。夫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名义位分，人道之纪也。贱者畏其义而不乱名，则贵者安；卑者守其分而不僭位，则尊者立。尊卑贵贱，各安其理，而无僭拟陵犯之意，此之谓平治，反是则为乱矣。先王所以等尊卑，卑贵贱，表章名义，藩饰位分者，宫室、车服、礼乐制度而已。故声名文物，细微之间，下人不得僭拟，上人不以假人。纲纪或弛，侈心一启，则蔓不可禦，故古之人重之。周道衰，诸侯尚攻战而重兵食，秦人任私智而谨法令。出纳当否，会计疏密，听审详简，断决轻重，利害止于目前，损益不过财狱者，当世所先务，朝廷所慎重者也。至于经纪人伦，维制上下，安危治乱之所系者，则恬不以为意。故期会簿书、断狱听讼之政重，而声名文物、节制分守之道轻矣。于是僭窃不禁，侈靡无艺，而风俗大坏。其弊也，小则费财，大则陵夺。汉兴，颓风弊俗皆在，而上不知变，故庶人之贱，而田宅服食有等于封君彻侯者，僭亦甚矣。人臣玉食，《洪范》犹曰害家凶国，氓隶为之，其害可胜言耶！法禁不立，而下无所畏守，故虽孝文恭俭，至于衣弋绨，履革舄，而天下土木被文绣，倡优为后饰，自若也，又况武、宣、明、章之君，自为靡丽乎？故五侯恣肆，田窦侈大，至于莽卓，卒弄神器，积其俗习，名义素轻，位分素玩，而不以僭窃为事故也。有唐经制之术，无异于汉，上奢下僭，竞为淫侈，则又过之。厥后禄山乱华，朱泚犯阙，易如反掌，曾不旋顾。岂惟凶悍之性所固然哉，亦纪纲纵弛，侈心素摇，驯玩服熟，非一朝夕也。古之所重，后之所轻，后之所先，古之所后，其术亦相远矣。夫北首燕路者不可以图楚越，西向秦关者不可以及齐鲁，所由异道，则所适异归也。后世舍先王之法，而冀先王之效，其可得乎？天下僭衣服，侈居室，华器皿，美饮食，厚婚葬，淫祭祀，事雕几，饰珠玉，出于誇大美好而犯分陵制者多矣。果能少加意于此，而不独以期会簿书、断狱听讼为事，则汉唐之患消于未然，先王之效见于不日，非惟变革侈靡，还之淳厚，爱惜财用，趋于富足而已，可不讲欤？

天下之言役法者，利害多矣。要其大致，二端而已。持前闻者，以差役为善；守后议者，以免役为得。纷纭两可，利害相半，未知所从适。夫用民利以办国事，重轻平施，而岁月更代，则差之未为不义。古者府史胥徒不役，下民庶人在官，代耕有禄则免之，未为非是。曩时役力，不取其财，上有疏数不均之弊，下有破家失业之害。朝廷患之，故议免役，则差之者未为良法。近岁敛财，不役其力，复苦重轻失称，不乏缗钱，家业荡析，人民徙死。朝廷悲之，故复差役，则免之者又非善计。虽然，方免役时，下民有思差之为善者；及差役矣，又有思免之为便者，何哉？盖利害相半，而互有得失也。以差役为尽善，则今无差役之议矣；以为尽非，则人亦弗思之矣。是均有所善，亦均有所不善也。均有所不善，故用之则弊；均有所善，故革之则思。惟所善不胜所不善，故利少而害多，不得为良法。民之所思，特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利害；虽非天下之利害，而天下之利害可由是以察之矣。何则？人情之所安，法之利于人者也。利于人者如是，则害于人者必异于是尔。以其所利，推其所害，因所利而充之，见所害而革之，则经久之良法可得，而差免之是非可见矣。差之为善，则以差为法；免之为善，则以免为法。互有所得，不可偏废，则录长遗短，舍害取利，相辅而用之。不必差，不必免，不必差免之兼用，惟便于私而无缺于公，则役法之美实已。夫差役之弊，皆曰版籍不明，吏胥为奸，强者幸免，弱者数及。野人市贾，不达官府之事，失陷迷谬，资倍备偿。不肖子弟一当役事，放荡骄佚，糜费财贿，募人承代，私约无艺，须求百出，故当年不以为便。然民有人丁富而财力贫，物产多而缗钱少者，一人从役，事未乏人，而家无骤费，过则休息。募人者，布帛丝麻，米粟百物，凡适于用，皆可以售。一旦免之，责其缗钱，人丁无用，而家有骤费，多者数十万，少者亦千百金。所有非所须，所须非所有，且岁岁不息。故免役行而人有思差役为善者也。免役之弊，皆曰：物产利薄，增价虚估。见缗息厚，计数实算。农田本业，竭无赢馀；商贩末流，多寡不尽。庐舍定居，与邸肆同计；什物供用，与货财并数。厚薄不实，轻重舛迕。役用之外，更谋宽剩。百物不用，必收见缗。布帛米粟，贱货速售。利失倍蓰，故今日不以为便。然民有财力富而人丁少，物产寡而缗钱多者，岁输之数，未称其实。一夫从政，家则乏人，废事失财，甚于课役。虽容募人，资给之费，或多于旧。一旦役之，下无省财之利，而有乏人之患。故差役既复，而有思免之为便者。此二端之大略也。然差役之法，其役在下，故为害晦而迟，然不可复救。免役之法，其弊在上，故为害显而速，然可以更张。版籍不明，可修也；吏胥为奸，可禦也。若资倍备偿，糜费财贿，非上之所能制，故曰不可复救。去物产之虚估，详商贩之实数。邸肆财货，平计其直；庐舍什物，不以为算。役用趣足，无求宽剩。布帛丝麻，米粟缗钱，凡适用者，皆得输纳。则二端之害既去，而利兼得矣。故曰可以更张。由是言之，力役之法，其良亦有所在矣，惟上之人慎思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