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耳。旧来虽知此意，然于缓急先后之间终是不觉有倒置处，误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诗》说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详之。大抵近日学者之弊，苦其说之太高与太多耳。如此只见意绪丛杂，都无玩味功夫，不唯失却圣贤本意，亦分却日用实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说，诚有未尽，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让、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盖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捏合得成，故范公宁守经据正，而不敢遽以用权达节论之也。《仪礼》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馀力乃可为，不可使胜却涵养省察之实也。

《诗》备六义之旨。

六义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极为明白，只因郑氏不晓《周礼》《籥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诗分为三体，故诸儒多从其说，牵合附会，紊乱颠错，费尽安排，只符合得郑氏曲解《周礼》一章，而于《诗》之文义意旨了无所益。故鄙意不敢从之，只且白直依文解义。既免得纷纭，枉费心力，而六义又都有用处，不为虚设。盖使读《诗》者知是此义，便作此义，推求极为省力。今人说《诗》空有无限道理，而无一点意味，只为不晓此意耳。《周礼》以六诗教国子，亦是使之明此义例，推求《诗》意，庶乎易晓。若如今说，即是未通经时无所助于发明，既通经后徒然增此赘说。教国子者，何必以是为先？而《诗》之为义，又岂止于六而已耶？《籥章》之《豳雅》、《豳颂》，恐《大田》、《良耜》诸篇当之。不然，即是别有此诗而亡之，如王氏说。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调，词同而音异耳。若如郑说，即两章为《豳风》，犹或可成音节。至于四章半为《豳雅》，三章半为《豳颂》，不知成何曲拍耶？

《关雎》疑周公所作。

凡言「风」者，皆民间歌谣，采诗者得之，而圣人因以为乐，以见风化流行，沦肌浃髓而发于声气者如此。其谓之《风》，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风之动物而成声耳。如《关雎》之诗，正是当时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胆肺肠一时换了，自然不觉形于歌咏如此。故当作乐之时，列为篇首，以见一时之盛，为万世之法，尤是感人妙处。若云周公所作，即《国风》、《雅》、《颂》无一篇是出于民言，只与后世差官撰乐章相似，都无些子自然发见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风易俗之效耶？

《卷耳》诗疑文王征伐四方、朝会诸侯时后妃所作。

《卷耳》诗恐是文王征伐四方、朝会诸侯时后妃所作。首章来喻得之，后三章疑承首章之意而言，欲登高望远而往从之，则仆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忧伤耳。大意与《草虫》等篇相似。又《四愁诗》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亦暗合此章耳。

《樛木》序文。

有嫉妒之心，则必无逮下之思矣。此序却未有害也。

《螽斯》序文。

《螽斯》不妒忌，未有以察之。小序又非的确可信之书，诗中亦无不妒忌之意，但见其众多和集之状，如人之不妒忌耳。

《桃夭》诗曰华，曰叶，自其生意之所及以至无所不及，言室家、家室、家人，亦其德之所及以至无所不及也。一则生意浸大，一则德意浸广，宛转取譬，此言意之所以无穷也。

《桃夭》序文首句恐已涉附会矣，他说得之。

《羔羊》之序与《桃夭》相似，《二南》篇中类多如此委蛇。如毛氏说，即于「正直」二字意尤亲切。然小序本未必能尽《诗》意，即郑、张二说，意亦自佳，更须审择取舍。或兼存而自为一义不妨，不可彊合为一说也。

「振振君子」，即是家室思念君子。不著其恶而著其善，盖居者念行者，事之常也。

《殷其雷》本无著其恶之意，不必为此说。但如《死麇》之「吉士」，《日月》之「德音」，则须说破耳。

《摽有梅》上二句盖言男女之念，人皆有之，而若是者，皆女子之发乎情而不能以自达者也。下两句盖言必待媒妁之言、婚礼之备而后可行，亦止乎礼义之谓也。此诗即人情之近以感切当时之为人父母者，使之婚姻之不失其时而已。或曰是皆当时女子自赋之辞，则不足以为《风》之正经矣。

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甚善，感切人之父母却恐未必有此意。或是女子自作，亦不害。盖里巷之诗但如此，已为不失正矣。

《小星》兼取程说，甚善。

「江沱」之序恐未安。又始则不能无悔，至不我与则随其所遇而安，终不我过则处之已熟，知其无可奈何，无复忧虑。「啸」如渊明之「舒啸」。

小序固不足信，然谓江沱之间，则未有以见其不然。盖或因其所见山川以起兴也。「其后也悔」，「其后也处」两句，若如今说，以为媵之自言，则「后」字不通。而三章「其」字皆指物之称，亦非所以自命也。《集传》「啸」字之义，向来伯恭深以为然。《野有死麇》，言彊暴者欲以不备之礼为侵凌之具者，得之。《驺虞》驱发之说，近亦疑之。《楚词》云：「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此为发矢之义明矣。然旧说虞人翼五豝以待公射，中则杀一而已，恐文势不顺。疑此亦为禽兽之多，见蒐田以时，不妄杀伐。至于当杀而杀，则所谓取之以时，用之以礼，固不病其杀之多也。盖养之者仁也，杀之者义也，自不相妨，不必曲为之说。兼文势如此乃顺，如杜诗「一箭正坠双飞翼」之比。若如所解，即当先言「五豝」而后言「一发」，乃可通耳。

疑《何彼秾矣》。

《何彼秾矣》此诗义疑，故两存之。东迁之初，王室犹未甚卑也，王命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如微子、毕公之类。文侯当时既有大功，称字或是礼秩当然，未可便为王室衰弱之證。

读《诗》诸说前书已报去。近再看《二南》旧说，极有草草处，已略刊订，别为一书，以趋简约，尚未能便就也。《周礼》恐五峰之论太偏，只如冢宰一官，兼领王之膳服嫔御，此最是设官者之深意。盖天下之事无重于此，而胡氏乃痛诋之，以为周公不当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误甚矣。胡氏《大纪》所论井田之属，亦多出臆断，不及注疏之精密。常恨不曾得见薛、陈诸人，不知其说又如何也。《通鉴举要》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此《纲目》之书所为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业，终为千古之恨耳。《小学》未成，而为子澄所刻。见此刊修，旦夕可就，当送书市别刊，成当奉寄。此书甚有益也。

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据依。平时讲学非不知此，今乃觉得愈见亲切端的耳。愿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礼记》如此编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虽少而功力实多，恐难得就，又有担负耳。留来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别录去。册子必有别本可看，却且留此，俟毕附的便去也。《仪礼》附《记》似合只依德章本子，盖免得拆碎《记》文本篇。如要逐段参照，即于章末结云：「右第几章」。《仪礼》即云：「《记》某篇第几章当附此^⑴」。《礼记》即云：「当附《仪礼》某篇第几章」。又如此《大戴礼》亦合收入，可附《仪礼》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类。如《管子》《弟子职》篇，亦合附入《曲礼》类，其他经传类书说礼文者并合编集，别为一书。《周礼》即以祭礼、宾客、师田、丧纪之属事别为门，自为一书。如此即礼书大备。但功力不少，须得数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谕读《通鉴》正史曲折甚善，学不可不博，正须如此。然亦须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减却内省功夫耳。

若作集注，即诸家说可附入。或有己见，亦可放温公《扬子法言》、《太玄》例也。若只用注疏，即不必然，亦闷人耳。

分为五类，先儒未有此说。第一类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礼，第二类即国家之大制度，第三类乃礼乐之说，第四类皆论学之精语，第五类论学之粗者也（《大戴礼》亦可依此分之。）。

卷数之说，须俟都毕，通计其多少而分之，今未可定也。其书则合为一书者为是，但通以《礼书》名之，而以《仪礼》附《记》为先，《礼记》分类为后。如附《记》初卷首即云「《礼书》第一」，本行下写「《仪礼》附《记》一」五字。次行云「《士冠礼》第一」，本行下写「《仪礼》一」三字；「《冠义》第二」，本行下写「《礼记》一」三字。分类初卷首第一行云「《礼书》第几」，本行下写「《礼记》分类一」五字；次行云「《曲礼上》第一」，本行下写「《礼记》几（通前篇数计之。）」。其《大戴》、《管子》等书亦依此分题之。

首章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礼之本，故以冠篇（「毋不敬」止「安民哉」。）。

「贤者」至「能迁」，此言贤者于其所狎能敬之，于其所畏能爱之，于其所爱能知其恶，于其所憎能知其善，虽积财而能散施，虽安安而能徙义，可以为法，与上下文禁戒之辞不同，旧说非是。「安安而能迁」，来说得之，但辞太烦耳。「疑事勿质，直而勿有」两句，连说为是。「疑事毋质」，即《少仪》所谓「毋身质言语」是也。「直而勿有」，谓陈所见，听彼决择，不可据而有之，专务彊辨。不能如此，则是以身质言语矣。

「敖不可长」（云云，）此篇杂取诸书精要之语，集以成编，虽大意相似而文不连属。如首章四句，乃《曲礼》古经之言，「敖不可长」以下四句，不知是何书语。又自为一节，皆禁戒之辞也。「贤者」以下六句，又当别是一书。说见前段。「临财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书，亦禁戒之辞。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刘原父以为此乃《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之辞，曰：「孝子惟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此篇盖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于删去。郑氏不知其然，乃谓此二句为丈夫之事，其说误矣。此说得之。又「立如齐」，注疏所说立容甚详，今皆不取，而所取者乃无所发明之剩语，此类恐更宜详择也。「礼从宜，使从俗」，当又是一书，其说旧注亦得之。刘氏《七经小传》有《仪礼》等说，不可不看。「若夫」二字与《中庸》「好学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于删去者也。

「圣人作」绝句，旧见蜀中印本有如此点者，似亦有理。又「人生十年曰幼」亦为绝句，「学」字自为一句，下文至「百年曰期颐」皆然，似亦得之。「取于人」，此与《孟子》「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语意相类，于人者，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来而我引取之也。下文「来学往教」即其事之实也。斋戒《仪礼》虽无娶妻告庙之文，而《左传》曰：「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是古人亦有告庙之礼，不知何故不同耳。

「成于乐」，如学乐诵诗，舞勺舞象，岂不是学者事？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岂不是学者事？但渐次见效，直至圣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敖惰」，读者多以为疑，尝欲于《或问》中补数语以发之而未暇。大抵此本有一等人，上不至于可亲爱畏敬，下不至于可贱恶哀矜，使人视之泛然，不入念虑者耳。然于此而犹以恐其有偏为戒，则岂真敖忽而忘之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欲立谓欲自立于世，立人谓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达谓欲自遂其志，达人谓无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达也。

此说是。

「隐居求志，行义达道」，《集注》谓伊尹、太公之流可当之，是也。颜子所造所得，二贤恐无以过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语轻重抑扬处，疑若于颜子少贬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颜子，可以当之矣。然隐而未见，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

当时正以事言，非论其德之浅深然也。语意之间，诚有如所论者，更俟详之。

「骄吝」二字，平时作两种看。然夫子「使骄且吝」之言，则若不分轻重者。程子「气盈气歉」之说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复有本根枝叶之论，此说虽甚精，但与程子说不同。而以鄙啬训释「吝」字，若语意未足者，盖先生将「吝」字看得重，直是说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处。故凡形于外者无非私己之发，此骄之所由有如此，则工夫全在吝上。

此义亦因见人有如此之弊，故微发之。要是两种病痛彼此相助，但细看得吝字是阴病里證，尤可畏耳。

《礼记》言「鄙诈慢易之心入之」，则是内外有两心。曰「入之」，则此心是在外矣。鄙诈慢易，似非所以言心。

「入」之一字，正是见得外诱使然，非本心实有此恶也。虽非本有，然既为所夺而得以为主于内，则非心而何？恐不必致疑也。

一别二十馀年，不复闻动静。但中间得季随所寄疑义，独贤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于众口，不能自伸，初不知其为谁何。既而乃知改名曲折，甚慰别后之思也。兹辱惠书，益以为喜。比日春和，远惟德履殊胜。熹忧患衰朽，中间几有浮湘之便，竟以病懒迂疏，不复敢出。今又纷纷，度其势终亦难动。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后，不知后来诸贤所讲复如何。比得季随书，又无复十年前意象矣。岁月易失，岐路易差。无由相聚，痛相切磨，千里相望，徒有慨叹耳。示谕读《易》之说甚善。向见敬夫及吕伯恭皆令学者专读《程传》，往往皆无所得。盖《程传》但观其理而不考卦画经文，则其意味无穷，各有用处，诚为切于日用功夫。但以卦画经文考之，则不免有可疑者。熹盖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得其画卦之次第，方知圣人只是见得阴阳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写之初，未尝有意安排也。至于经文，亦但虚心读之，间略晓其一二。至有不可晓处，则便放下，不敢穿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尝粗笔其说而未成也。至于画卦揲蓍之法，则又尝有一书模印以传，名曰《启蒙》，不知贤者曾见之否？今以奉寄，试详考之，复以见喻，幸也。来喻所谓隐者，岂非麻衣之流乎？此乃伪书，向来敬夫虽不以其说为然，然亦误以为真希夷之师说也。其言专说卦画，大概似是，而其所以为说者则皆琐碎支离、附会穿凿，更无是处。如别纸所示数说，恐亦未免此病也。《大学章句》一本并往，其间虽无玄妙奇特之说，然皆是直说圣门著实用功处，亦幸细观。如有所疑，并以见告，不敢不尽所怀也。彼中朋友今有几人？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钵之传否？向来犹时有往来商订之益，得以知其疏密。近年遂有不涉思虑言语之意，虚无象罔，不可捕诘，皆非平日所闻于吾亡友者。不知何故变得如此？甚可叹也。因便寓此，未能尽所欲言。正远，千万以时自爱。

示喻为学之意，甚善。读书固不可废，然亦须以主敬立志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寻义理，见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无存养之功，又无实践之志，而但欲晓解文义，说得分明，则虽尽通诸经，不错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误乎。近觉朋友读书讲论多不得力，其病皆出于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随、季忱为学如何？近来有何讲论？因书幸致此意。

试期不远，且作举子文固所当然，然义理意味亦不可遽断绝耳。思无邪之说，伊川意已如此，气味自长，不必牵合诸说，却味短也。仁者能好恶人，上蔡亦谓无私好恶耳，但语中少却一「私」字，便觉有病。不以辞害意可也。平易固疑于卑近，然却正是初学事，须从此去，渐次自到高远处，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迩之义。未闻先高远而后平易也。仁者爱之理，而直以爱为仁则不可。此处且更潜心，久之有见，方信得及。今且当就此两句里面思量，不必向外头走作也。周、张二书恐未暇及，若欲便看过，熟读深思，此外更无别巧。然亦不惟二书，凡读书之法皆不外此也。

仁爱之说大概近之，且更涵泳推广，久之浃洽，自当信得及也。「井有仁焉」，谓赴井以救人为仁耳。文义虽略迂晦，然大意当是如此。以下文「可逝不可陷」者观之可见也。《七月》开冰之说，近亦有朋友如此致疑，但不如此说，则凿冰踰月而后纳之，又似太缓。恐此但先后相因之文，非实以为今日明日也。经传类此处多，但兼通众说以俟讲究，虚心以容之，不必遽为一定之说也。

熹此亦粗遣，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盖未知所税驾也。今年绝无朋友相过，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辈，犹未有害，若多，则恐生事矣。无由会面，远书不能尽怀。不知冬间能枉路一顾否？

直卿已归在此。今年往来亦有一二十人相过讲习，其间岂无晓会得意思者？然未见大段断然可负荷此事者，甚可虑也。

所喻五常即是五行之性，初无异义。此性本善，但感动之后或失其正，则流于恶耳。此等处反之于身，便自见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动善恶之端须常省察持守耳。

设启奠，祝诣殡前跪告祝词，依高氏书，日内复具馔以辞诀。

葬前数日启殡前未可谓之辞诀，恐是日但设奠而启殡，至葬前一夕，乃设奠辞诀。

启丧遣奠，用高氏书祝文。

高氏祝词云「形神不留」者非是。据《开元礼》，当作「灵辰不留」，「旋」亦当作「柩」。今虽不用此词，亦谩及之。

按《礼》，既虞之后，以吉祭易丧祭。吉祭、丧祭何辨？

未葬时奠而不祭，但酌酒陈馔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礼，卒哭则又谓之吉祭，其说则高氏说已详矣。但古礼于今既无所施，而其所制仪复无吉凶之辨，惟温公以虞祭读祝于主人之右，卒哭读祝于主人之左为别，盖得《礼》意。大抵高氏考古虽详而制仪实疏，不若温公之悫实耳。

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岂易量？然亦须藉穷理功夫，令胸次洒落，始有进步处。《大学》所谓知至而后意诚者，正谓此也。读《礼》之暇，宜取《论语》逐章细看，每日不过两三段，先令尽通诸说异同，然后深求圣言本意，则久久自当见效矣。

所示礼文，考订详悉，上合《礼》意，下适时宜，甚善甚善。其间小未备处，已辄补之矣。幸详择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间有所观法，非细事也。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静」「敬」二字该之，则恐未然。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静之为言，则亦理明心定，自无纷扰之效耳。今以静为致知之由，敬为力行之准，则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当矣。《中庸》所谓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笃行终之，此可见也。苟不从事于学问思辨之间，但欲以静为主而待理之自明，则亦没世穷年而无所获矣。

葬地之讼，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审处，与其得直于有司，不若两平于乡曲之为愈也。观书以己体验固为亲切，然亦须遍观众理而合其归趣乃佳。若只据己见，却恐于事理有所不周，欲径急而反疏缓也。

《论语》旧尝纂定诸说，近细考之，所当改易者什过五六。知近读此书有绪，亦甚欲相与商订耳。

《论语》三篇说甚子细，衮衮未暇详看。所订《集注》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为「三」者，当即改易也。此间讲说不废，能问者不过二三人耳。《濂溪祠记》刻成已久，何为未见？今并新刻三种内去，先人小集一册并往。此间无他物可为寄也。

熹忽被改除之命，来日当往奏事。傥得遂瞻玉陛，不敢爱身，以为朋友羞。但恐疏拙，不能有以感动上意耳。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昨告择之，正为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设耳。于理固无大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