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论曰：「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侈（此处疑有阙字。），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彊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彊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彊。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由己，是自专其地也」。孝武时，董仲舒尝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时，乃限民占田不得过三十顷。虽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顷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于民众之时，地广民稀，勿为可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既富，列在豪彊，卒而规之，并起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由是观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兴之后，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宜乎？虽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纲纪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亩，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妇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馀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交，伫（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更耕之，换易其处^⑴。其家众男为馀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有赋有税，赋谓计口发财（六字系班《志》颜注。），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供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费。税给郊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充实」以下并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中弗得有树，以妨五谷。力耕数耘，收穫如寇盗之至。环庐种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畔。鸡豚狗豕，无失其时，女修蚕织，五十则可以衣帛，七十则可以食肉。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比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为大夫矣。于是闾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于野，其诗云：「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冬则毕入于邑，其诗云：「同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春则出民，闾胥平旦坐于左塾，比长坐于右塾，毕出而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⑵。冬则民既入，妇人同巷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烛火、同工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与歌咏，以言其情。是月馀子亦在序室（未征役为馀子。），八岁入小学，学六甲、四方、五行、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学，学先王礼乐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⑶，然后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将散，行人振木铎以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⑷。三年耕，则馀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载考绩。九年耕，馀三年之食，进业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馀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馀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乐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并以班《志》修定。）。《书》曰：「天秩有礼，天罚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罚而制五刑，建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众，众^⑸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司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坑堑、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谓之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⑹。

有：《正讹》改作「为」。

《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大夫、士降杀以两。而《祭法》又有「适士二庙，官师一庙」之文。大抵士无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⑴。其制皆在中门外之左，外为都宫，内各有寝庙，别有门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晋博士孙毓议）。天子太祖百世不迁，一昭一穆为宗，亦百世不迁^⑵。二昭二穆为四亲庙，高祖以上亲尽，则毁而递迁。昭常为昭，穆常为穆^⑶。诸侯则无二宗，大夫则无二庙。其迁毁之次，则与天子同（传：毁庙之主藏于太祖。）。《仪礼》所谓「以其班祔」，《檀弓》所谓「祔于祖父」者也^⑷。三代之制，其详虽不得闻，然其大略不过如此。汉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诸帝之庙各在一处，不容合为都宫，以序昭穆^⑸。贡禹、韦玄成、匡衡之徒虽欲正之，而终不能尽合古制，旋亦废罢。后汉明帝又欲遵俭自抑，遗诏无起寝庙，但藏其主于光武庙中，更衣别室。其后章帝又复如之，后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庙皆为同堂异室之制^⑹。自是以来，更历魏、晋，下及隋、唐，其间非无奉先思孝之君，据经守礼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孙子，而更僻处于一隅，既无以见其为七庙之尊，群庙之神则又上厌祖考，而不得自为一庙之主。以人情而论之，则生居九重，穷极壮丽，而没祭一室，不过寻丈之间，甚或无地以容鼎俎而阴损其数。孝子顺孙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独慨然，深诏儒臣，讨论旧典，盖将以远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缪，甚盛举也。不幸未及营表，世莫得闻，秉笔之士又复不能特书其事，以诏万世，今独其见于陆氏之文者为可考耳。然其所论昭穆之说，亦未有定论。图说在后独原庙之制，外为都宫而各为寝庙门垣，乃为近古。但其礼本不经，仪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议之。如李清臣所谓略于七庙之室而为祠于佛老之侧，不为木主而为之象，不为禘祫烝尝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礼，杨时所谓舍二帝三王之正礼而从一缪妄之叔孙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则由于宗庙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议复此，而徒欲废彼，亦安得为至当之论哉？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毁。毁庙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韦玄成、刘歆庙数不同，班固以歆说为是。今亦未能决其是非，姑两存之。至于迁毁之序，则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假令新死者当祔昭庙，则毁其高祖之庙而祔其主于左祧，迁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庙，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庙。即当祔于穆者，其序亦然。盖祔昭则群昭皆动而穆不移，祔穆则群穆皆移而昭不动。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盖将代居其处，故为之祭，以告新旧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为图如右。所谓高祖以上亲尽当毁，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元丰议礼，何洵直、张璪以此为说，而陆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号。昭以明下为义，穆以恭上为义。方其为父，则称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为子，则称穆，取其穆以恭上也。岂可胶哉？坛立于右，墠立于左，以周制言之，则太王亲尽，去右坛而为墠。王季亲尽，去左祧而为坛。左右迁徙无嫌」。又曰：「显考、王考庙与左祧为昭，皇考、考庙与右祧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为昭，文王为穆，则武不入考庙而入王考庙矣」。此皆为说之误。殊不知昭穆本以庙之居东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为父子之号也。必曰父子之号，则穆之子又安可复为昭哉？坛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时之说，《礼经》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为去庙之后，主藏夹室而有祷之祭。且坛、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坛而径墠，穆不可以有坛而无墠，故迭进而无嫌，非若庙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递迁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庙之时，便有定次，后虽百世不复移易，而其尊卑，则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为穆，而不害其尊于武；武王为昭，而不害其卑于文。非谓之昭即为王考，谓之穆即为考庙也。且必如佃说，新死者必入穆庙，而自其父以上，穆迁于昭，昭迁于穆，祔一神而六庙皆为之动，则其祔也，又何不直祔于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应入之庙乎？佃又言曰：「假令甲于上世之次为穆，今合堂同食，实属父行。乙于上世之次为昭，今合堂同食，实属子行。则甲宜为昭，乙宜为穆，岂可远引千岁以来世次，覆令甲为右穆，乙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晓前说之过也。盖昭穆之次既定，则其子孙亦以为序。《礼》所谓昭与昭齿，穆与穆齿，传所谓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为昭而子为穆，则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为管、蔡、鲁、卫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则所以序其子孙者，无乃更易不定而徒为纷纷乎？曰：「然则庙之迁次，如图可以见矣。子孙之序，如佃所驳，得无真有难处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为上，或以南方为上，未必以左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时祫之位乎（时祫有图在后。）」？昭穆之不为尊卑，说已前见。其大祫，则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无差舛。故张璪以为四时常祀各于其庙，不偶坐而相临。故武王进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于文王。及合食乎祖，则王季、文王更为昭穆，不可谓无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时之祫不兼毁庙之主，则右无昭而穆独为尊之时，若两世室之主，则文常为穆而武常为昭也。故陆佃以为毁庙之主有不皆祫之时难之，而未见璪之所以对也。予窃以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庙，各自为主而不相厌，则武王进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于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则王季虽迁，而武王自当与成王为偶，未可以遽进而居王季之处也。文王之为穆，亦虚其所向之位而已。则虽北向，而何害其为尊哉？作此图以见之。

五峰胡仁仲论汉文帝之短丧，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当任其责。予于不起寝庙之诏，则以为明帝固不得为无失，然使章帝有魏颗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几、楚子囊之忠，则于此必有处矣。况以一时之乱命而坏千古之彝制，其事体之轻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论惠帝、叔孙通作原庙之罪。夫原庙诚不当作，要必复古宗庙之制，然后可得而议尔。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于洛邑，非原庙耶」？曰：「此固礼之变也。然设于别都而不设于京师，及所幸郡国，又不闻其以果献之亵礼施焉，则亦与汉异矣」。

绍熙甲寅某月，诏以孝宗祔庙，当议宗庙迭毁之次。礼部侍郎许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复等相与上议，请迁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则正东乡之位。有诏恭依，且令复议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时熹始赴经筵供职，亦尝预议。属以病不能赴，遂以议状申省，大指以为僖祖实为帝者始祖，百世不迁之庙，不当祧毁，合仍旧居太庙第一室。四时常享，则居东乡之位。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亲尽宜毁。而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准周之文武，百世不迁，号为世室。其宣祖、真宗、英宗则迁于西夹室，以从顺祖、翼祖之后。祫享则序昭穆于堂上，而时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六室为亲庙，时享祫享如仪。异时迭毁，则三昭三穆以次而迁。唯高宗受命中兴，异时虽或亲尽，亦当如仁宗故事，别为世室，百世不迁。盖虽通为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穆外，其始祖之庙与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刘歆说。而兄弟相继，各为一世，先儒亦有定议。并考古今，画成图样，其说甚备。且谓他日恢复中原，还反旧京，则又当别考古制，世为一庙，而革去东汉以来同堂异室之陋，盖不独为今日议也。而庙堂持之不上，独奏礼官及诸从臣所论，请为别庙，以奉四祖。又诏恭依，遂即毁撤僖祖、宣祖庙室。熹见诸公，争之甚力，而右相赵汝愚雅不以熙宁复祀僖祖为然。给舍楼钥、陈傅良又复牵合装缀，以附其说，其语颇达上听。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内殿奏事，盖将问之以此也。熹因节略状文及为劄子，画图贴说以进。上览之，良以为然，且喻熹曰：「僖祖乃国家始祖，高宗时不曾迁，孝宗时又不曾迁，太上皇帝时又不曾迁。今日岂敢轻议」？熹因奏曰：「此事义理甚明，而圣意又已见得如此，其不当迁，无可疑者。前日集议虽已施行，而臣申省议状独未得经圣览，不曾降出。即今来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寮集议，必有定论」。退见台谏谢深甫、张叔椿，亦皆以熹说为然，而谢独甚悔前日合议之失。其后不久，熹即罢归，而所议遂不复有所施行。后却闻台谏、后省亦尝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议，而亦不知后来竟作如何收杀也。然当日议状、奏劄出于匆匆，不曾分别始祖、世室、亲庙三者之异，故其为说易致混乱，而尝反疑前日之误，故今特故备著之，而别定两图，以见区区之本意云。

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遗诰至州县，有司莫识衣冠制度，大率尽用令式斩衰之服。哀临既毕，及被礼部所下符，则止当用布四脚、直领布襕衫、麻绖而已。此符当与遗诰同日俱下，乃迟数日，有司不虔，惑误四方已如此，而于布四脚之下注云「系幞头」。于直领布襕下注云「上领不盘」，则虽间有举哀稍缓之处，官吏传观，亦多不晓。四脚幞头之说，予记温公《书仪》及《后山谈丛》所记颇详，乃周武帝所制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两角缀两大带，后两角缀两小带，覆顶四垂，因以前边抹额，而系大带于脑后，复收后角而系小带于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头，亦名折上巾。其后乃以漆纱为之，而专谓之幞头，其实本一物也。今礼官以幞头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详言其制，则未知其若马陈之所谓，周武之所制者耶？抑将以纸为胎，使之刚强植立，亦若今之漆纱所为者耶？至于直领布襕衫「上领不盘」之说，则众尤莫晓。盖既曰直领，则非上领；既曰上领，则不容不盘。两言之中，自相牴牾至于如此，虽予亦莫识其所以然也。乃有强为之说者曰，虽为上领，而不联缀斜帛，凑成盘曲之势，以就正圆，但以长布直缝，使足以绕项而已。予谓礼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于古，既无所考，则亦何敢信而从之耶？疑此特生于古今之礼不同，礼官不能分别去取，而欲依违其间，是以生此回惑耳。盖直领者，古礼也，其制具于《仪礼》，其像见于《三礼图》，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领有襕者，今礼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襕相属而弗殊者是也。窃意国恤旧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领布衫者，而又有曰布襕衫者。其服直领布衫，则兼服布裙而加冠于首；其服布襕衫，则首加四脚而已。盖其初虽合古今之礼，而犹各有所施，则亦未为失也。今既不察其异矣，又但见公服之上领而有襕，遂解直领为「上领不盘」，而增「襕」字于「衫」字之上，文若迁今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实之误，反至于废古以徇今也。又前此州县误用之礼皆著菅屦，而符乃无文，承用之者遂屦袜以赴临，殊乖礼意。独无曰杖云者，于礼为粗合，而亦有所未尽。盖《礼》，君之丧，诸达官之长杖。所谓达官，谓专达之官。在今日则内之省、曹、寺、监长官，外之监司、郡守，凡一司之长，若尝任侍从以上，得专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于僚佐以下则得之矣，至使其长官下而同之，而虽故相领帅若家居者无异文，岂不薄哉？又后数日，乃得邸吏所报朝廷冠服制度，则云皇帝初丧，服白罗袍、黑银带、丝鞋、白罗软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裤、冠帽、竹杖、腰绖、首绖、直领大袖布襕衫、白绫衬衫。视事日，去杖、首绖。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领布襕衫、腰绖、布裤。大祥日，服素纱软脚折上巾、浅黄衫、黑银带。群臣之服分为三等，上等布头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襕衫、裙裤、首绖、腰绖、竹杖、衬服。中等布头冠、幞头、大袖襕衫、裤、腰绖。其下等则布幞头、襕衫、腰绖而已。详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领，则是古之丧服，当自为一袭者。又有四脚，有襕衫，则皆当世常服，又当别为一袭者。而今乃一之，则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于小祥之服，则衫直领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则下虽有裙而衫非直领，此又不可晓者。其馀亦多重复缪误，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当一时并加于首^⑴。直领、上领、古裙、今襕，亦四物，不当一时并加于身（说已见前。）。冠当服以终丧，不当小祥而释^⑵。四脚、幞头、折上巾，三名一物，不当错出而异其名^⑶。其曰银带、丝鞋、白绫衬衫者，则尤非丧礼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于兼尽古今，以为天子备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议礼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条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则有不胜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则曰斩衰三年，为父为君，如《仪礼》丧服之说而已。其服则布冠、直领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领、负版、掩衽布衬衫、布裙、麻腰绖、麻首绖、麻带、菅屦、竹杖，自天子至于庶人，不以贵贱而有增损也。但《仪礼》之冠三梁，乃士礼。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当准之而去其半，以为十二梁。群臣则如其本品进贤冠之数以为等。大本既立，然后益考《礼经》，以修殡葬馈奠之礼，参度人情，以为居处饮食之节，行之天下。凡诸吉凶之礼，有诡圣不经，如上领胡服之类者，一切革而去之，则亦庶乎一王之制而无纷纷之惑矣。而前此议者犹或虑其说之难行，虽以元祐之盛时，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论。盖不知自汉以来，所以不能复行君父三年之丧者，一则以人主自无孝爱之诚心，而不能力行以率于上；二则虑夫臣民之众，冠婚祠享会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夺之也。国家自祖宗以来，三年通丧实行于内，则其所以立极导民者，无所难矣。独所以下为臣民之虑者未有折衷，是以依违于此而未敢轻议。此亦虑之过矣。夫古之所谓方丧三年者，盖曰比方于父母之丧云尔。盖事亲者亲死而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者也。事师者师死而心丧三年，谓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所不得尽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丧三年，谓其服如父母而分有亲疏，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然则所谓方丧者，岂曰必使天下之人寝苫枕块、饮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丧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陈，则已有定说矣。独庶人军吏之贫者，则无责乎其全，虽以白纸为冠，而但去红紫华盛之饰，其亦可也。至如饮食起居之制，则前所谓参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隆杀之节。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则宜自一月之外许军民，三月之外许士吏，复土之后许选人，祔庙之后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后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后许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则并须禫祭然后行吉礼焉。官卑而差遣职事高者从高，迁官者从新，贬官者从旧，如此则亦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谓今之吉凶服上领之制相承已久，而遽尽革去，恐未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会用朝服，皆用直领。垂之而不加绅束，则如今妇人之服，交掩于前而束带焉，则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尝上领也。今之上领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国。至隋炀帝时巡游无度，乃令百官戎服从驾，而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当时朝祭之正服也。今杂用之，亦以其便于事而不能改耳。曷若准朝服、祭服之法，参取唐公服之制以为便服而去之哉^⑷？民私丧，五服制度皆如此礼，但以亲疏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温公《书仪》但斩衰齐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从俗礼，非是。惟高氏《送终礼》其说甚详。当更讨论订正，别为公私通行丧服制度，颁行民间，令其遵守，庶几先王之礼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废。且使大义素定于臣民之家，免至临事纷错，疑惑众听。

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也。盖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书省置礼部尚书、侍郎以下至郎吏数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数十人，每一举事，则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数十人者，又相与聚而谋之，于其器币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执事之人，于其容节又皆习熟见闻，无所违失。一有不当，则又有谏官、御史援据古今而质正之。此所谓不难行于上者也。惟州县之间，士大夫、庶民之家，礼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则其势可谓难矣。总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举而正之，则亦有五说焉。盖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礼》也。其书虽尝班布，然与律令同藏于理官，吏之从事于法理之间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说，长民者又不能以时布宣，使通于下，甚者至或并其书而亡之，此礼之所以不合者一也。书脱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习苟简，平时既莫之习，临事则骤而学焉，是以设张多所谬盭，朝廷又无以督察绳纠之，此礼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尝经政和改制，尽取古器物之存于今者以为法。今郊庙所用，则其制也。而州县专取聂氏《三礼》制度，丑怪不经，非复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尝颁降，此礼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县惟三献官有祭服，其分献执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杂揉，雅俗不辨。而县邑直用常服，不应礼典，此礼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礼》之书，当时修纂出于众手，其间亦有前后自相矛盾及疏略不备处，是以其事难尽从。此礼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礼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将举而正之，则亦有五说焉。曰礼之施于朝廷者，州县士民无以与知为也，而尽颁之，则传者苦其多，习者患其博，而莫能穷也。故莫若取自州县官民所应用者，参以近制，别加纂录，号曰《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锓板模印而颁行之。州县各为三通^⑴，皆椟藏之，守视司察，体如诏书。而民庶所用，则又使州县自锓之板，正岁则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则可以永久矣。此一说也。礼书既班，则又当使州县择士人之笃厚好礼者讲诵其说，习其颂礼。州县各为若干人，廪之于学，名曰「治礼」。每将举事，则使教焉。又诏监司如提学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举绳治之。此二说也。祭器不一，郡县所用至广^⑵，难以悉从朝廷给也。但每事给一，以为准式，付之州郡，椟藏于太守厅事，使以其制为之，以给州用，以赋诸县^⑶。其器物用者自为一库，别置主典与所椟藏者。守令到罢，举以相付，书之印纸，以重其事（礼书礼服并用此法。）。此三说也。祭服则当准政和礼，州县三献、分献、执事、赞祝、陪位之服，举其所有者，议其所无者补之，使皆为古礼服^⑷。制造颁降如祭器法。此四说也。礼书之不备者（熹尝考释奠仪之失，今别出之。），更加详考，釐而正之，仍为图其班序、陈设、行事、升降之所，事为一图，与书通班之（守视如书法。），则见者晓然矣。此五说也。夫礼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将举而正之，其说又如此，亦可谓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议之者，则以苟简之俗胜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每难也。愚故曰，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也。故述斯议，以为有能举而行之，则庶乎其有补焉尔^⑸。

每：《正讹》据《仪礼经传通解》改为「为」。

一、诸州教官以经明行修登第人充，罢去试法。如不足，则令侍从、两省、台谏及诸路监司杂举。岁无定员，有阙则降指挥令举。

一、近制，新改官人并令作县，其举状内只言犯入己赃甘与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后，任亲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残酷、违法害民，即与同罪，是以举者徇私妄举，多不择人。及至负败，又无谴责。今欲乞于举状中添入此项，如有违戾，必罚无赦。

一、今改官人虽有引见之法，然未尝亲奉玉音，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举，而昏缪不材之人或与其间。欲乞今后引见之日，每十人中特宣两人升殿，询其前任职事及民间利害。如有庸缪，即行退黜，仍将举主降官放罢（有职名者即令落职。），则举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进矣。

一、改官之人，设使所举皆当，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县道亦有难易之别。今铨部之法未尝为官择人，而使人自择官，是以才高者审于择地，多注优闲易办之县；才短者昧于所向，多注繁剧难办之县，使人与官两失其所，所以县多不治而人有遗才也。欲乞将天下诸县分其难易，又以大小为次，委自尚书将合注知县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难大县者为上，繁难小县者次之，优闲大县又次之，小县为下。其已任繁难者，后任便与注权通判；其任优闲县者，后任须管再入知县一次，不得别注差遣。愿注县丞者听，但亦以三年为任。

一、累任教官，不曾实历治民之人，不许荐举改官。

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蚤夜孜孜，唯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谓「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盖谓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冒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而使岁贡选士于太学。其说虽若贤于混补之云，然果行此，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众。而今州郡之学钱粮有限，将广其额则食不足，将仍其旧则其势之偏、选之艰而涂之狭又将有甚于前日之解额少而无所容也。正使有以处之，然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不得宁息，是又不唯无益而损莫大焉，亦非计之得也。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详则继此而遂陈之。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本州只有解试一路，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则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额为先务，虽有良法，岂能有所补哉？故莫若先令礼部取见逐州三举终场人数^⑴，通比旧额都数，定以若干分为率而取其若干，以为新额^⑵。又损太学解额舍选取人分数，使与诸州不至大段殊绝（其见住学人分数权许仍旧。），则士安其土而无奔趋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非固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故其人材之盛、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之。汉室之初，尚有遗法。其选举之目，必以敬长上、顺乡里、肃政教、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魏晋以来，虽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犹为近之。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而欲变之，又不可不以其渐。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额之半而又折其半，以为德行之科^⑶。明立所举德行之目（如八行之类。），专委逐县令佐从实搜访，于省试后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审实，保明申部。于当年六月以前，以礼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拨入太学，于近上斋舍安排，而优其廪给，仍免课试。长贰以时延请询考，至次年终，以次差充大小职事。又次年终，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馀令特赴明年省试。比之馀人，倍其取人分数^⑷，殿试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学，以俟后举。其行义有亏、学术无取，举者亦当议罚。则士知实行之可贵，而不专事于空言矣。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宁罢之，而议者不以为是者，非罢诗赋之不善，乃专主王氏经义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议有改革，而司马温公、吕申公皆不欲复，其欲复之者，唯刘挚为最力。然不过以考校之难而为言耳。是其识之卑而说之陋，岂足与议先王教学官人之本意哉？今当直罢，无可疑者。如以习之者众，未欲遽罢，则限以三举而递损其取人之数，俟其为之者少而后罢之，则亦不骇于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者，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馀，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然欲其一旦而尽通，则其势将有所不能而卒至于不行。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则亦若无甚难者。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年分皆以省试为界，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⑸。策则诸史，时务亦然^⑹。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俗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诸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缪，乃反以为工而置之高等。习以成风，转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脩、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正、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⑺。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题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而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大抵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其始盖出于省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之一题，然而当时传闻犹以为怪。及今数年，则无题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举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讲习，专务裁剪经文，巧为斗饤，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则此弊势当自革。然恐主司习熟见闻，尚仍故态，却使举子愈有拘碍，不容下笔，愿下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试官，今后出题须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违，许应举人依经直答，以驳其缪。仍经本州及漕司陈诉，将命题人重作行遣。其诸州申到题目，亦令礼部、国子监长贰看详，纠举谴罚，则主司不敢妄出怪题，而诸生得守家法，无复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贤文集策问皆指事设疑，据实而问，多不过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旧体。而吕申公《家传》记熙宁事，乃云有司发策问，必先称颂时政，对者因大为谀词以应之。然则此风盖未远也。今亦宜为之禁，使但条陈所问之疑，略如韩、欧诸集之为者，则亦可以观士子之实学而息其谀佞之奸心矣。其必使答义者通贯经文、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者，其说已略具于家法之条矣。盖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而使学者卒岁穷年，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甚可惜也。欲更其弊，当更写卷之式，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馀矣。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又俗学卑近之失。皆当有以正之，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乎其学之至矣。其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者，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记元祐侍讲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说而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而不患其纷冗矣。至于取人之数，则又严为之额，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特赴省试，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其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亦当痛减分数，严立告赏，以绝其冒滥。其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责以教导之实，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至于制举，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至于武举，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欲革其弊，则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罢去词业六论，而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使以深厚简严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陈法度为工。武举则亦使学官放经义论策之制，参酌定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而更加讨论，补其遗逸，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馀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与夫规规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变一二于其间者，利害相绝，固有间矣。草茅之虑，偶及于此，故敢私记其说，以为当路之君子其或将有取焉。

天子之礼，至尊无上。其居处则内有六寝六宫，外有三朝五门。其嫔御、侍卫、饮食、衣服、货贿之官，皆领于冢宰。其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领于宗伯。有师以道之教训，有傅以傅其德义，有保以保其身体。有师氏以微诏之，有保氏以谏其恶。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在舆有旅贲之规^⑴，位宁有官师之典（门屏之间谓之宁。），倚几有训诵之谏（工师所诵之谏书之于几也。），居寝有亵御之箴（𣊓，近也。），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师之诵。史为书（太史君举则书。），瞽为诗，工又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旅，陈也，陈货物以示时所贵尚。），百工献艺（献其技艺以喻政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书《春秋》《尚书》有存者。），御瞽几声之上下（几，犹察也，察其存乐。）。不幸而至于有过，则又有争臣七人，面列廷争，以正救之。盖所以养之之备，至于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无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肃，言之从足以作乂，视之明足以作哲，听之聪足以作谋，思之睿足以作圣，然后能以八柄驭群臣，八统驭万民，而赏无不庆，刑无不威，远无不至，迩无不服。傅说所谓「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武王所谓「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箕子所谓「皇建其有极，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者，正谓此也。何谓六寝六宫？曰，王大寝一，小寝五。大寝听政，故向明而治，故在前。小寝释服燕息也，故在后。其小寝一寝在中，四寝在于四角。春居东北，夏居东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宫，正宫在前，五宫在后，其制如王之五寝。何谓三朝五门？曰，王宫之外门，一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⑵。其朝在雉门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门之外者曰治朝，路寝之廷曰内朝^⑶。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⑷。何谓货贿？曰，有太府以受其货贿之入。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稍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宗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凡式贡之馀财，以供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内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则外府掌之。

前期，献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凉衫。）。掌仪设神座，用席先圣，南向。配位西向，从祀位东西向。设祝版于先圣位之右，设香炉、香案、香合于堂中，设祭器于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笾（今用漆盘实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盘实以笋菜。）。设牺尊一于堂上东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幂。设烛四于堂中，二于东西从祀位之前。设洗二于东阶之东（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卓一于洗东，卓上箱二（巾东爵西。）。设献官位于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献官以下序立于东廊下，掌仪帅执事者升堂，实酒馔。赞者一人引献官升堂点阅，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诸生各就位。赞者一人离位少前，再拜讫，进立于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仪、祝、司尊者皆升，掌仪立于东序，西向；祝立于阼阶上，西向；司尊者立于尊南，北向。赞引献官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诣盥帨如初。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赞。升，诣尊所，西向立。赞以爵授献官，司尊举幂酌酒，献官以爵授赞，俱诣先圣前。献官北向跪，赞跪授爵。献官执爵三祭，奠爵于笾之间。俛伏，兴，少立。祝诣献官之左，东向，跪读祝讫，兴，复位。献官再拜次，诣盥洗爵如初。洗诸配位爵讫，赞者以盘兼捧，升，酌，诣配位如初仪，但不读祝。献官复位。当献官诣配位酌献时，赞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东西从祀礼，盥洗以下并如配位之仪（东先西后。）。分奠讫，复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献者（赞者）分奠二人/（赞者二人）祝。掌仪者/司尊。

前期，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及期，具馔，设椅卓，置于堂中，东西相对。各置杯、匕、箸、蔬果于卓上，酒壶在案席之后。别置卓子于席南，注子置其上。婿盛服（主人醮子之礼。），乘马至女氏之门，下马，俟于次。女尊长（父母醮子之礼。）出迎婿于门外，揖逊而入，至于厅事。主人升自阼阶，立，西向，婿升自西阶，北面再拜（向内拜宅里去。）。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门，至于厅事。婿揖之，至妇轿前，举帘以俟。姆奉妇登车，下帘。婿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婿乘马在前，妇车在后，皆以二烛前导以行。婿先至厅事，俟妇下车，揖，遂导以入，妇从之。赞者导婿揖妇而先，妇从之。适其室，妇从者布席于阃内东方，婿从者布席于西方。婿立于东席，妇立于西席。妇拜，婿答拜。婿为妇举蒙头讫，揖妇坐，婿东妇西。从者斟酒，婿揖妇同祭酒，举饮。从者置殽，婿揖妇同祭酒，食毕。又斟，举饮，馔，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参酌古人合牢之礼，乃彻馔。

「否之匪人」，近见一说，谓不当有「之匪人」三字，盖由「比之匪人」而误。若以音言，则「比」自去声，「否」自上声，字义已不同。若以义言，则「比之匪人」为所附非其人，「否之匪人」为否塞非人道，语脉又不同，决是衍字。其《彖传》之文，遂亦因之而误。如《坎》象之「樽酒簋」，「簋」下复因误读而加「贰」字也。不记是何人说，姑记于此云。

《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陆氏《释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然亦不能无舛谬。若其经首冠以郑氏目录，而其开卷第一板《士冠礼》篇中第三行即云：「主人玄冠朝服，则是于天子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积」。此「诸侯」二字，按贾疏所载，本在「天子」字上而为句绝。自《释文》所引误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无文理，不复可读。盖日视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郑氏之意以为此主人玄冠朝服，则是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则当服皮弁素积，与此不同耳。今《释文》既误倒之，张本又袭其误而不能正，则未知其读之如何而为句，又如何而为说也。又《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己」乃戊己之「己」，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盖本《说文》「改」字从「己」从「支」，为己有过，支之则改之义。而下条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则己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诸本或写「己」为辰巳之「巳」，《释文》遂以「祀」音，张氏亦不能觉其误也。其尤甚者，则如《乡射》篇「横而奉」之「奉」或误写作「拳」，而《释文》遂以「权」音，每读令人不觉失笑。张亦不能正而曲从之。推此而言，则其它舛谬计必尚多。病倦，不暇细考，姑记此三条，以告观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误，于此「巳」字三四乃镵灭其上体，岂亦疑之而未知所决耶？

《乡射》篇「若无大夫则唯宾」，而注云：「长一人举觯，如《燕礼》媵爵之为者」。余始读此，尝疑「长一人举觯」五字本是经文，而印本误入注中。既而考之，凡举觯皆卑且少者为之，非宾长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赞者二人，举觯于宾及大夫。若无大夫，则于二人长幼之中但选一人，使之举觯于宾，而非反使宾长自举觯也。至考《燕礼》「小臣请媵爵者而公命长」，注云：「长谓选卿大夫中长幼可使者」，于是又见「长」字之义。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又请致者，而公命皆致，则序进」，又知其或命长，则但以一人媵爵。如此篇之「长一人以举觯于宾」，乃注文所引之明證，但其词太略，有以致读者之疑耳。昔邢子才不喜校书，而曰日思其误，更是一适，刘斯立犹深病之。况此书不误而人自误，反谓书误而欲妄下雌黄于其间，其得罪于信古阙疑之君子当如何耶？因感其事，又恐后之读者亦或如余之误，遂书以识云。

熹读程门诸子之书，见其所论为学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质之而窃记之如左。

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转归己」。杨氏曰：「物不可胜穷也，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子曰：「所谓穷理者，非必尽穷天下之物，又非只穷一物而众理皆通，但要积累多后，脱然有贯通处」。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不必言因见物而反求诸身也。然语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

胡氏曰：「只于已发处用功，却不枉费心力」。杨氏曰：「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体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

程子曰：「思于未发之前求中，即是已发。但言存养于未发之时则可，惟涵养久则喜怒哀乐之发自中节矣」。又曰：「学者莫若先理会敬，能敬则自知此矣」。

谢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学者有所知识，却从敬入」。又曰：「既有知识，穷得物理，却从敬上涵养出来，自然是别。正容谨节，外面威仪，非礼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专令用敬以直内，习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则自然天理明」。又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

右诸说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质之，唯尹氏之言为近，所少者，致知集义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尽于此也？然大本既立，则亦不患无地以崇其德矣。故愚于此窃愿尽心焉，因书其后以自诏云。

学而时习之。

学是前一段事，既学矣，又能时习，所以悦也。上蔡说得「习」字好，然少发明「学」字之意，似无来历耳。悦乃习之之熟，义理油然而生处，上蔡但云「如此则德聚」，语亦未莹。有朋自远方来，观圣人立言正意，止为朋友讲习。上蔡所推，似亦太远。「人不知而不愠」，学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愠，此圣门所发义理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此异端自私之见，与圣门气象迥然不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又云自待者厚，亦是语病。）。按，此章惟伊川先生之说语约而味长，最得圣人本意。其次似皆不若尹和靖。如上蔡之说，非不奇伟，然多过中，少馀味矣。

其为人也孝弟。

仁至难言，故圣贤之言或指其方，或语其用，未尝直指其体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语仁多矣，然终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论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发明此意。然不觉乘快，一向说开了。至于其间界分脉络，自有相管摄联属处，却不曾分明为人指出。故读之者只见旷荡，无可捞摸，便更向别处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伪者，莫如事亲从兄。以是心而充之，则无适而非仁矣」。此语亦皆未安。盖性之所有而根于心者，莫非真实，不但孝弟为不伪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发最亲切，所系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谓充扩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义，恐只当从伊川说。

巧言令色。

「言自巧，色自令，不害其为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不仁矣」。云岂以此为不仁，立语恐未安。

道千乘之国。

学者专为记诵之学而不知所用固不可，然遂以为不待读书而遽以政学则尤不可。大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学者分内事，而其先后固有序矣。读书求义理，乃格物致知之事，所以发明正心诚意之端也。学者不本于此，乃欲责成于人民社稷之间，求其必当于理而无悖，吾见其难矣。且天下国家虽有大小之殊，然圣人于此亦各止其所焉，非有所为而为之也。上蔡云：「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则千乘之国亦可见其用心矣」。此似以为朝诸侯、有天下之故而用心于千乘之国之意，恐亦有病。

弟子入则孝。

此章指人以所向之方，使学者知所先后而已，未遽及尽孝弟、察人伦也。大抵上蔡气象宏阔，所见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说必至此然后已，亦一病也。

贤贤易色。

「虽曰未学」，乃假设之辞，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知人伦之至言之，却似执文害义也。且圣贤之语随其浅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须一概说到圣人地位也。

主忠信。

此一节皆学者之事。主忠信盖见此实理而不敢违之谓，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释之，似亦太高矣。

礼之用，和为贵。

「殆不若夷俟踞肆之愈」，此语欲有所矫，而不知其过于正。

患不知人。

「知人者为大乎，人知者为大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厚之私矣。近世学者盖有未少有得而俯视等夷者，岂非此语之流生祸哉？上蔡于《公冶长》序篇论知人处甚佳，此章却有病。

上蔡语中诸如此类甚多，此据鄙见，论其尤甚者耳。后篇随看抄出，几于段段有可疑处，不欲尽写呈。大概亦只是一种病，即此亦可以见其馀也。近看诸说，惟伊川所解语意涵滀，旨味无穷。其次尹氏守得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耳。夫以上蔡高明之见，在程门盖鲜俪焉，而其立言不满人意处尚如此，况其馀哉？然则吾属于此亦可以深自警矣。

偶得杂书一编，不知何人所记，意其或出于吾党，而于鄙意不能无所疑也。惧其流传久远，上累师门，因窃识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先生言于上曰：「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愚谓此言务为高远而实无用力之地。圣贤所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学圣人之道乃能知圣人之心，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与圣人之心无以异焉，是乃所谓传心者也。岂曰不传其道而传其心，不传其心而传己之心哉？且既曰己之心矣，则又何传之有？况不本于讲明存养之渐，而直以扩充为言，则亦将以何者为心之正而扩充之耶？夫进言于君而其虚夸不实如此，是不惟不能有所裨补，而适所以启其谈空自圣之弊。后之学者尤不可以不戒也。

某初见先生，即诲之曰：「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何也？谓之心。如何是心？谓之性。如何是性？宜思之」。

愚谓此固穷理之事，然非所以语初学者。

某问杨文靖公云：「闻之伊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如何」？先生曰：「是非先生之言，不然则初年之说也。昔伊川亲批吕与叔《中庸》说曰：『不倚之谓中，其言未莹』。吾亲问伊川，伊川曰：『中无倚著』。某未达，先生曰：『若说不倚，须是有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愚谓不偏者，明道体之自然，即无所倚著之意也。不倚则以人而言，乃见其不倚于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而谓不倚者为未莹。今以不倚者之未莹，乃欲举不偏者而废之，其亦误矣。

问：「要看喜怒哀乐未发，才看便是已发，如何见得中」？曰：「且只静观」。

愚谓此问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盖曰静观，则固为已发，而且与之为二矣。程子使人涵养于未发之前，而不使人求中于其间，其旨深矣。

问：「伊川先生答鲜于侁之问曰：『若颜子而乐道，则不足为颜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乐道，即有著矣」。

愚按，程子之言但谓圣贤之心与道为一，故无适而不乐。若以道为一物而乐之，则心与道二而非所以为颜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绪馀，非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处岂得分毫论？若见则便见。明道云：「才说明日，便是悠悠」。学者拈起一处思量，须是要便见。若悠悠，即玩矣。若未有见，又且放过。

愚谓学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诚不可以分毫论。然欲其自得，则必其积累渐渍，然后有以浃洽而贯通焉尔。孟子所谓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责其便见，则无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见者又果何事也耶？程子之言，乃因学如不及而言，初不为见处发也。又曰「若未有见，又且放过」，则其进退迟速，无所据矣。其误后学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处，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学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恍然神悟，乃异学之语。儒者则惟有穷理之功，积习之久，触类贯通而默有以自信耳。

问：「未见天下归仁，且非礼勿视听言动，当自有见否」？曰：「固是。然要便见天下归仁，进学在致知，涵养在敬，不可偏废」。

愚按，天下归仁，程子述孔、颜之意，亦曰天下皆称其仁而已。乃谓躬行实履之效，非语其见处也。必若以见处言，则如问者之言犹为未远。而所谓须要便见者，则其狂躁而迫切也甚矣。进学涵养，乃程子语。然程子所谓致知，正欲其即事穷理而积累贯通，非欲其恍然神悟而便见天下归仁也。

问：「思虑纷扰，如何」？曰：「人心本无思虑，多是忆既往与未来事」。

愚谓心之有思，乃体之有用，所以知来藏往，周流贯彻而无一物之不该也。但能敬以操之，则常得其正而无纷扰之患。今患其纷扰而告以本无，则固不尽乎心之体用。且夫本无之说，又恶能止其纷扰之已然哉？

问：「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曰：「孟子且如此说耳，论其洞达无间，又岂止塞乎天地而已哉」？

愚尝深患近世学者躐等之弊，发言立论，不问其理之当否，而惟恐其说之不高。今读此书，乃知前辈之言既有以启之者矣。养气之说，学者且当熟讲其方而实用力焉。至于事皆合义而无不歉于心，则是气浩然，充塞天地，盖不待言而自喻矣。今不论此而遽为浩荡无涯之说，以求出乎孟子之上，其欺己而诬人亦甚矣哉！

知性即明死生之说，性犹水也。

愚谓性即理也，其目则仁、义、礼、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知性即明死生之说，是以性为一物而往来出没乎生死之间也。非释氏之意而何哉？

某问：「如何是万物皆备于我」？先生正容曰：「万物皆备于我」。某言下有省。

愚观古今圣贤问答之词，未有如此之例，其学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习闻近世禅学之风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于自欺也。

学者须是下学而上达/（云云。）愚谓此理固然，然未尝告以下学之方而遽为此说，便有使人躐等欲速而不安于下学之意。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见先达必问，人皆有说以相告。及问先生，则曰：「若说与公，只说得我底，公却自无所得」。某遂心服。一二年间，才见即问，先生但曰理是如此。其后某人有诗云云，至此方有所得。

愚谓川上之叹，圣人有感于道体之无穷而语之以勉人，使汲汲于进学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特发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传者不深考，遂以圣人此言专为指示道体而发，则已误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则问者本无可疑，而告者但当告以汲汲进学之意。若循其误而言之，则学者每见必问，才见即问，其躐等甚矣。告者乃不之抑，而反引之于恍惚不可测知之境，其凌节亦甚矣。且某人者自谓有得，而所为诗语，乃老佛陈腐之常谈而已，恶在其有得耶？

或问儒佛同异，先生曰：「公本来处还有儒佛否」？

愚谓天命之性，固未尝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则已具矣。必以未尝有者为言，则奚独儒佛也，固亦未尝有尧桀也。然尧之所以为尧，桀之所以为桀，则岂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来无有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禅学末流淫遁之常谈，俗学之士从风而靡，有不足怪。独某子自谓亲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则为不可解耳。

或问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先生曰：「参前倚衡，非有物也，谓之无则不可」。某人亦有诗云：「参倚前衡岂易陈？只今便了乃相亲。昔人求剑寻舟迹，大似子张书在绅」。

愚谓孔子答子张以忠信笃敬，而有参前倚衡之说，盖欲其力行二语，造次不忘。若曰坐见于墙，食见于羹云耳。而近世说者展转怪妄至于如此，亦可叹已。且其所谓「只今便了乃相亲」者，窃取异学鄙俚之常谈，可羞甚矣。乃敢下视前贤，肆其讥侮，不亦无忌惮之甚哉！

或云：「天下归仁，只是物物皆归吾仁」。先生指窗问曰：「此还归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诗云：「大海因风起万沤，形躯虽异暗周流。风沤未状端何若？此处应须要彻头」。

愚按，天下归仁说已见前。今且以所谓物物皆归吾仁者论之，则指窗之问，亦应之曰：「此若不归吾仁，则必无故而𢦤败之矣」。大凡义理莫不如此，皆有体验之实。若但如此诗之说，则近世禅学之下者类能言之，岂孔、颜所以相传之实学哉？

颜子闻天下归仁，又问克己之目，请事斯语，所以游泳此理也。

愚谓天下归仁者，克己之效，问目请事，乃其用功之实也。某子之言失其序矣。

问：「尽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养性事天是养之」。先生曰：「不然。昔尝问伊川造得到后还要涵养否？伊川曰：『造得到后，更说甚涵养』？尽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则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之形体。），化育万物。其次则欲存心养性以事天」。

愚按，问者之言，于《孟子》之文义得之矣。某子所引程子之言，乃圣人之事，非为众人设也。程子所谓造得到者，正谓足目俱到，无所不尽耳。而某子乃独以知之为说，而又通之众人，岂其本发问之时，所谓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谓，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于此如孔子于子张之问达也，则所以告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此语亦无伦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之形体，是乃释氏想澄成国土之馀论，张子尝力排之矣。

先生之门人甲有诗云：「谁道坚高不易知？生来顷刻未尝离」。乙答之云：「若道坚高不易知，须知此语已成非。饶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犹为我与伊」。先生以乙之言为是。

愚按，坚高云者，颜子形容夫子之道不易窥测之辞尔，非有一物顽然而坚、峣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儇浅无稽，绝不类儒者气象。某子乃不以甲为非而又以乙为是，亦不可晓也已。

周公《玉堂杂记》记中朝旧典，待诏宣召，学士有茶酒接坐之礼。今待诏廷参，赞喝礼与院吏虽小不同，而平时视之，全与吏等，无由待以茶酒。予谓唐用待诏，如王伾、王叔文辈，虽奸邪小人，然皆略知文义，可兼太子侍读，能预公卿议论，则其选与今固不同矣。计祖宗时所用之人，亦必稍加甄择，未至如今日之猥贱，此其待遇之礼所以异也。又自记其当制时，有县伯进封郡侯者，院吏写云：「某郡进封开国侯」，当为正之。予谓此正缘待诏不知文义，故烦学士点检尔。予尝受诏奖谕，其首云「省奏词免某官，已依所乞，事具悉」者，其失正类此，而当时学士不之省也。又记亲祠之礼，至尊升辂，则以学士为执绥官一节甚详。予按《曲礼》《少仪》等书及先儒说，绥，安也，升车者执之以为安也。故执绥乃乘车者之事，非仆御之职也。盖君车已驾，则仆者负良绥、取贰绥以先升^⑴。既升，然后以良绥授君。君正立执之以升，立于左方，仆执辔立于车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于御之右，以备非常。《周礼》大驭诸右等官，即其职也。故开元、开宝、政和礼书亲祠乘辂皆以太仆卿为御，千牛将军为右，盖放《周礼》。而《国史》所记国初时事，犹云「奚屿摄太仆卿，备顾问」。当时中御立乘之礼，不知其如何，然犹未有执绥之名也。今乃条敕差执绥官，而以䌽绳维于箱柱，不知自何时失之，甚可笑也。又至尊不立乘而设倚以坐，不以千牛陪乘而同时降敕差带甲内侍二人立于御坐之旁，凡此既皆失礼，而刑馀共载，乃袁盎所为变色者（〔一〕），尤为乖戾。不知历几何时，礼官皆不能正，儒臣为执绥者亦莫觉其缪，而方且夸以为荣，何哉？

《尧典》卒章「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皆尧言也。「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乃史氏记尧下嫁二女于妫水之旁而为妇于虞氏耳。「帝曰钦哉」者，戒敕二女之言，犹所谓「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也。今自孔传及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

《舜典》「肆觐东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便当属此文下，言其见东方诸侯而使各以其物为贽也。其下乃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如五器」，乃得事之序，而文势亦顺。「如」亦齐同之义。「卒乃复」者，言既讫事而旋反。二句皆张子说也。

棐本木名，而借为「匪」字。颜师古注《汉书》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匪忱」，犹曰天难谋尔。孔传训作「辅」字，殊无义理。尝疑今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未必真安国所作，只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盖其言多相表里，而训诂亦多出《小尔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独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识其说，以俟知者。

同州韩城县北有安国岭，东西四十馀里。东临大河，濒河有禹庙，在山断河出处。禹凿龙门，起于唐张仁愿所筑东受降城之东，自北而南，至此山尽。两岸石壁峭立，大河盘束于山硖间，千数百里，至此山开岸阔，豁然奔放，怒气喷风，声如万雷。庙像豕首而冕服，旧传鲧入羽渊化为黄熊，又云鲧为玄熊。熊首类豕，肖像以此，而庙乃称禹，甚非也。然乡人不敢以豕肉荐，必致神怒，大风发屋拔木，百里被害。

旧说禹凿龙门而不详言其所以凿，诵说相传，但谓因旧修辟，去其龃龉，以决水势而已。今详此说，则谓受降以东至于龙门，皆是禹所新凿。若果如此，则禹未凿时，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处？而李氏此说又何所考也？李氏之学极博，所论禹像豕首当是鲧庙，为黄熊之像，而不考《汉书》说启母石处注中言禹亦尝变熊，则俚俗相传，塑禹像为豕首，自不足怪也。

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只，于黄河顺流放下，至会州西小河内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复奏：「窃知邢恕欲用此船载兵，顺流而下，取兴州。契勘会州之西小河咸水，其阔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岂能藏船？黄河过会州，入韦精山，石硖险窄，自上乘流直下，高数十尺，船岂可过？至西安州之东，大河分为六七道散流，谓之南山逆流，数十里方再合。逆流水浅滩碛，不胜舟载。此声若出，必为夏国侮笑」。事遂寝。

邢恕之策果如李复之言，可谓妄矣。然《禹贡》所言雍州贡赋之路，亦曰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则古来此处河道固通舟楫，如恕策矣。复之言乃如此，何也？复集中记事甚多，特此二条与《禹贡》相关，故录之以备参考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