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⑴。在闽西北，入海，馀暨南（馀暨县，属会稽，为永兴县。）。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彭泽，今彭蠡也，在寻阳彭泽县。）。一曰天子鄣。

右出《山海经》第十三卷。按《山海经》唯此数卷所记颇得古今山川形势之实，而无荒诞谲怪之词。然诸经皆莫之考，而其它卷谬悠之说则往往诵而传之，虽陶公不免也。此数语者，又为得今江浙形势之实，但经中「浙」字，《汉志》注中作「浙」，盖字之误，石林已尝辨之（更检。）。注中「龟中」字，罗端良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庐江得名不知何义，其入江处西有大山，亦以庐名，说者便谓即是三天子都，此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则似不无说也。「都」一作「鄣」，亦未详其孰是。但庐江出丹阳郡陵阳县，而其旁县有以鄣名者，则疑作「鄣」为是也。予尝读《山海》诸篇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皆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图画而为之，非实纪载此处有此物也。古人有图画之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

顷在湖南，见说溪洞蛮猺略有四种，曰獠，曰犵，曰狑，而其最轻捷者曰猫。近年数出剽掠，为边患者，多此种也。岂三苗氏之遗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则所谓三苗者，亦当正作猫字耳。詹元善说苗民之国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兴国军，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己亦难出。最后在今之武昌县，则据江山之险，可以四出为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未及问其所据，聊并记于此云。

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书也。更以跋尾参之，其记欧公之语不谬矣。而东坡《杂说》乃云：「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鄙，虽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今一士人又于其末妄题云『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诬永叔矣」。苏公此语，盖但见集注之出于或人，而未见跋尾之为欧公亲笔也。二公皆号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览者不能无惑。然方氏尽载欧语而略不及苏说，其意可见。至吕伯恭，乃于《文鉴》特著苏说，以备乙览，则其同异之间，又益后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传三书，最后一篇实有不成文理处。但深味其间语意一二，文势抑扬，则恐欧、袁、方意诚不为过。但意或是旧本亡逸，僧徒所记不真，致有脱误。欧公特观其大概，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苏公乃觉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为误，而直斥以为凡鄙。所以其论虽各有以，而皆未能无所未尽也。若乃后之君子，则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欧说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为可信，其主苏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说为然也。徒幸其言可为韩公解纷，若有补于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与言实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虽附欧说，然亦未免曲为韩讳。殊不知其言既曰：「久闻道德，侧承道高」，又曰：「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又曰：「论甚宏博」，安得谓初无崇信其说之意耶？韩公之事，余于答孟简书已论其详矣，故不复论。特从方本载此三书于别集，并录欧公二语而附苏说、方说于其后，且为全载书文于此，而考其同异，订其谬误如左方。以为读者以此观之，则其决为韩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无疑矣。

愈启：孟夏渐热，惟道体和安。愈弊劣无谓，坐事贬官。到此久闻道德，窃思见颜。缘昨来未获参谒，傥能暂垂见过，实为至幸。已帖县令具人船奉迎，日久伫瞻。不宣。某白。

愈启：海上穷处，无与话言。侧承道高，思获披接，专辄有此咨屈。傥惠能降谕^⑴，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归高居，亦无不可。旦夕渴望，不宣。某白。

愈启：惠匀至，辱答问，珍悚无已。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易》大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终不可得而见耶？如此而论，读来一百遍^⑵，不如亲颜色，随问而对之易了。此旬来晴明，旦夕不甚热，傥能乘闲一访，幸甚。旦夕驰望。

愈闻道无凝滞，行止系缚，苟非所恋著，则山林闲寂与城郭无易。大颠师论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义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独立空旷无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劳于一水，安于所识，道固如是^⑶。不宣。某顿首。

余读庐陵欧文新本，观其附录所载行状、谥议、二刻、四传，皆以先后为次，而此事迹者独居其后，岂以公诸子之所为而不敢以先于韩吴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此其用意已精而为法亦严矣。然综其实，则事迹云者，正行状之底本，而碑志四传所繇出也。向使直指先后之次而以冠于附录之篇，则彼数书者皆可见其因革损益之次第矣，是亦岂不可耶？间又从乡人李氏得书一编，凡十六条，皆记公事，大略与此篇相出入，疑即其初定之草稿。顾其标题乃谓公所自记，而凡「公」字皆以丹笔围之，此则虽未必然，然于此本亦有可相发明者。因略考其异同有无之互见者，具列于左方。

经术。

李本云，公尝谓世之学者好以新意传注诸经，而常力诋先儒。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其所得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诋之不可也。其语在《诗谱后序》。又谓前儒注诸经唯其所得之多，故能独出诸家而行于后世。而后之学者各持好胜之心，务欲掩人而扬己，故不止正其所失，虽其是者，一切易以己说，欲尽废前人而自成一家。于是至于以是为非，牵彊为说，多所乖缪，则并其书不为人所取。此学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诗本义》，止百馀篇而已。其馀二百篇，无所改易，曰毛、郑之说是也，复何云乎？又其作《易童子问》，正王弼之失者，才数十事耳。其极论《系辞》非圣人之书，然亦多使学者择取其是而舍其非可也，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取舍而尽信之则不可也。其公心通论常如此^⑴。

《醉翁亭记》。

李本「未有此体」下有「醉翁亭在琅琊山寺侧，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乃属于「公作《集古录目》序」之上（此条疑以其不急而删去。）。

修《五代史》。

李本「乱世之书也」下有「吾用《春秋》之法，师其意不袭其文」十三字，又「其事备」下有「议者以谓公不下司马迁，又谓笔力驰骋相上下，而无驳杂之说。至于本纪，立法精密，则又迁所不及也。亦尝自谓『我作《伶官传》，岂下《滑稽》也^⑵」』。

平心无怨恶。

李本云，公自言学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无怨恶尔。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公，坐党人远贬三峡，流落累年。比吕公罢相，公始被进擢。及后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时吕公擢用希文，盛称二公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公叹曰：「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尝闻范公平生自言无怨恶于一人，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赘集中，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乎？父子之性相远如此，信乎，尧朱善恶异也」！公为颍州时，吕公之子公著为通判，为人有贤行而深自晦默，时人未甚知。公后还朝，力荐之（奏疏具集中。），由是渐见擢用。陈恭公执中素不善公，其知陈州时，公自颍移南京，过陈，陈拒而不见。公后还朝作学士，陈为首相，公遂不造其门。已而陈出知亳州，寻还使相，换观文。公当草制，陈自谓必不得好词。及制出，词甚美，至云「杜门却扫，善避权势以远嫌；处事执心，不为毁誉而更守」。陈大惊喜曰：「使与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实也」。手录一本，寄其门下客李中师曰：「吾恨不早识此人^⑶」。

惟称苏梅。

李本「自以为不及」下有「二人因此名重天下。公惟尝因醉戏亲客曰：『《庐山高》，它人作不得，唯韩退之作得。《琵琶前引》，退之作不得，唯杜子美作得。《后引》子美作不得，唯太白作得』。公诗播人口者甚多，唯此三篇，其尤自喜者也（此段恐嫌于誇而去之。）」。

修《唐书》。

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则首云公于修《唐书》最后至局，专修纪、志而已，列传则宋尚书祁所修也。朝廷以一书出于两手，体不能一，遂诏公看详列传，令删修为一体。二则「列官最高者一人」下有「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九字。三则「书宋名」下有「此例皆前所未有，自公为始也」十一字，乃属于「宋相闻之」之上（此但差详，疑定本欲删以从简耳。）。

不从范公之辟。

李本大同小异，今不复著。

议不废麟州及许耕弃地。

李本大同而文差略，今亦不著。

不诛保州胁从之兵。

李本首著为政仁恕之语，大抵与定本别段旨意略同。其末乃云：其为河北转运使时，所活二千馀人。先是，保州屯兵闭城叛命，田况、李昭亮等讨之不克，卒招降之。既开城，况等推究反者，杀二千馀人，投于八井。又其次二千馀人不杀者，分隶河北州军。诸事已定，而富相出为宣抚使，惧其复为患，谋欲密委诸州守将同日悉诛之。计议已定，方作文书，会公奉朝旨权知镇府，与富公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为不可，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许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胜其怨。况此二千人者，本以胁从，故得不死。奈何一旦无辜就戮」？争之不能止，因曰：「今无朝旨，而公以便宜处置。若诸郡有不达事机者，以公擅杀，不肯从命，事既参差，则必生事。是欲除患于未萌而反趣其为乱也。且某至镇州，必不从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时小人谮言已入，富、范势已难安。既而富公大阅河北之兵，将卒多所升黜。谮者献言：「富某擅命专权，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军情，北兵不复知有朝廷矣」。于是京师禁军亟亦大阅，多所升擢。而富公归，至国门不得入，遂罢枢密，知郓州。向若遂擅杀二千人，其祸何可测也？然则公之一言不独活二千人之命，亦免富公于大祸也^⑷。

春帖子。

李本云，内臣梁寔尝言，在内中祗候，见仁宗云云，末云云，是欧阳某，必索文书自览；是它人当直，则否也。

知开封府。

李本末后有韩子华谓公曰：「外议云馀材可以更知一个开封府（似亦嫌太誇而删之。）」。

连典大郡。

李本曰，公尝语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医之至人家也，仆马鲜明，进退有礼。为人诊脉，按医书、述病證，口辩如倾，听之可爱。然病儿服药云无效，则不如贫医矣。贫医无仆马，举止生疏，为人诊脉，口讷不能应对。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则便是良医。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或问公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者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识者以为知言（此比定本语意尤详备。）。

濮议初不出于公，及台谏有言，公独力辨于朝，故议者指公为主议之人。公未尝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议为非，使我独当其罪，则韩、曾二公宜有愧于我。后世以濮议为是，而独称我善，则我宜愧于二公」。公又撰《濮议》四卷，悉记当时论议本末甚详。又于《五代史记》书晋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礼事，及《李彦询传》发明人伦父子之道，尤为详悉^⑸。

蔡州妖尼于惠普托佛言人祸福，朝中士大夫多往问之，所言时有验，于是翕然，共称为神尼。公既自少力排释氏，故独以为妖。尝有一名公于广座中称尼灵异，云尝有牵二牛过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后者是一医人。官人尝失入人死罪，医人药误杀人，故皆罚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应。一座闻之，皆叹其异。公独折之曰：「谓尼有灵，能（此有阙文）万物之最灵。其尤者为聪明圣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罚之牛乃能自知乎」？于是座人皆屈服^⑹。

公尝为杜祁公墓志云：「簿书出纳，为之条目甚密，必使吏不得为奸。及其施于民者，则简而易行」。公曰：「我之为政亦如此也^⑺」。

梅龙图挚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登临佳处。公为之作记，人谓公未尝至杭，而所记如目览。坐堂上者使之为记，未必能如是之详也^⑻。

右凡十六条，其十二条定本有之，而详略先后或不同，其四条则定本所无而李本有之。其平心、保州、妖尼三事尤非小补，盖公平生学问根源、出处大致、言行本末皆已略见于此而无遗矣^⑼。独晚年守青州时论执青苗一事，尤足以见其刚毅大节始终一致，不以既老而少衰。而公之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书，吴丞相作行状，因亦不载。至韩魏公作墓志，乃始见其尝有乞不收息及罢提举官之奏，与其辞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语。元祐之为《裕录》者，又不载志语于附传。至叶致远朱本之书出，乃反著其不俟报可，擅止散钱，而有特与放罪之诏。又至近岁洪景卢作《四朝史传》，乃尽见其以是深为王安石所诋，而遂决归老之计。盖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书阙焉。幸其有肯书者，然犹历三手，越百馀年而后首末得以粗备。然则士之制行不苟合于当时而有待于后世者，岂不难哉！抑公之言曰：「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盖俗情之爱恶虽有短长，而公论之光明终不泯没。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欤。因并记其语，以补此篇之阙，以为有志之士必将有感于斯焉。

帝坐惟在紫微者，据北极七十二度常见不隐之中，故有北辰之号而常居其所。盖天形运转，昼夜不息，而此为之枢。如轮之毂，如硙之齐，虽欲动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动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摄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极也皆远，则固不容于不动，而不免与二十八宿同其运行矣。故其或东或西，或隐或见，各有度数。仰而观之，盖无晷刻之或停也。今曰是与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为不动者四，则是一天而四枢，一轮而四毂，一硙而四齐也。分寸一移，则其辐裂而瓦碎也无日矣，若之何而能为运转之无穷哉？此星家浅事，不足深辨。然或传写之误，则不可以不正也。

五声之序，宫最大而沈浊，羽最细而轻清。商之大次宫，徵之细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论中声者，不以角而以宫，何也？曰，凡声阳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则属于阴而未畅，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后属于阳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为宫，因其每变而益上，则为商，为角，为变徵，为徵，为羽，为变宫，而皆以为宫之用焉。是以宫之一声，在五行为土，在五常为信，在五事为思。盖以其正当众声和与未和、用与未用阴阳际会之中，所以为盛。若角则虽当五声之中，而非众声之会。且以七均论之，又有变徵以居焉，亦非五声之所取正也。然自其声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变宫而止耳。自是以上，则又过乎轻清而不可以为宫。于是就其两间而细分之，则其别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浊者为黄钟，以其极细而轻清者为应钟。及其旋相为宫而上下相生，以尽五声二变之用，则宫声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声者或时出于其外，以取诸律半声之管，然后七均备而一调成也。黄钟之与馀律，其所以为贵贱者亦然。若诸半声以上，则又过乎轻清之甚而不可以为乐矣。盖黄钟之宫，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宫，始之次而中少过也。应钟之宫，始之终而中已尽也。诸律半声过乎轻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声之外过乎轻清之甚，则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为乐者也^⑴。由是论之，则审音之难不在于声而在于律，不在于宫而在于黄钟。盖不以十二律节之，则无以著夫五声之实；不得黄钟之正，则十一律者又无所受以为本律之宫也。今有极论宫声之妙而无曰黄钟云者，则恐其于声音法制之间犹有所未尽也。夫以声音法制之粗而犹有未尽，则虽有黄帝大舜之君，伶伦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议大乐之和哉？又有为宫当配仁之说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盖以仁当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义耳。夫仁，木行而角声者也。以之配宫，则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据。然以为可包四者，则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为之始，水为之终，而土为之中。以《河图》《洛书》之数言之，则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阳之生数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为主而为五行之纲。以德言之，则木为发生之性，水为贞静之体，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贯彻而无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归根反本而藏于此也。若夫土，则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资，居中而应四方，一体而载万类者也。故孔子赞乾之四德而以贞元举其终始，孟子论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于其间，盖以为无适而非此也。是则宫之统五声，仁之包五常，盖有并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夺彼以予此，然后快于其心哉！

《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旷者宜修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井田」，盖亦以阡陌为秦制，井田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实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横从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则当以后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于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从而命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畜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覈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犹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刬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见，而蔡泽之言尤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间之道有经有纬，不得无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则随地为田，随田为路，尖斜屈曲，无所不可，又何必取其东西南北之正以为阡陌而后可以通往来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见其说之无疑者。或乃以汉世犹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于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开，亦其旷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适当冲要而便于往来，则亦岂得而尽废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复如先王之旧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连阡陌而请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坏由于阡陌，此亦非也。盖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于所谓商贾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盖当是时，去古未远，此名尚在而遗迹犹有可考者。顾一时君臣乃不能推寻讲究而修复之耳，岂不可惜也哉！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此皆《禹贡》之文也。古今读者皆以为是既出于圣人之手，则固不容复有讹谬，万世之下，但当尊信诵习，传之无穷，亦无以覈其事实是否为也。是以为之说者不过随文解义，以就章句。如说九江则曰，江过寻阳，派别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来注之。说彭蠡则曰，汉水所汇，而江水亦往会焉。说北江、中江则曰，汉既汇而出为北江，江既会而出为中江也。说九江则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当之，说敷浅原则但以为汉历陵县之传易山，在今日为江州之德安县而已。如是而言，姑为诵说则可矣，若以山川形势之实考之，吾恐其说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无所疑也。若曰派别为九，则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计以为九者，若必首尾短长均布若一，则横断一节，纵别为九，一水之间当有一洲，九江之间，沙水相间，乃为十有七道，于地将无所容。若曰参差取之，不必齐一，则又不知断自何许而数其九也。况洲渚出没，其势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后乃复生一洲，是岂可以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说也。若曰旁计横入小江之数，则自岷山以东至入海处，不知其当为几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说也。且经又言「九江孔殷」，正以见其吐吞壮盛、浩无津涯之势，决非寻常分派小江之可当。又继此而后，及夫沱潜云梦，则又见其决非今日江州甚远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说者为不可通之妄说也。若曰汉水汇为彭蠡而江水亦往会焉，则彭蠡之为泽也，实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县南跨南康军、饶州之境以接于隆兴府之北，瀰漫数十百里。其源则东自饶、徽、信州、建昌军，南自赣州、南安军，西自袁、筠以至隆兴、分宁诸邑，方数千里之水，皆会而归焉。北过南康，扬澜左里，则两岸渐迫山麓而湖面稍狭，遂东北流以趋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势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猪，以为是瀰漫数十百里之大泽。是则彭蠡之所以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于江汉之汇而后成也。不唯无所仰于江汉，而众流之积日遏日高，势亦不复容江汉之来入矣。又况汉水自汉阳军大别山下南流入江，则其水与江混而为一，至此已七百馀里矣。今谓其至此而后，一先一后以入于彭蠡，既汇之后，又复循次而出，以为二江，则其入也，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汉水而先行，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江水而后会？其出也，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汉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则宜曰南会而不应曰北会。以实计之，则湖口之东，今但见其为一江，而不见其分流。然则所谓汉水汇为彭泽而江水亦往会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说也。此数说者，既无一之不穷，于是味别、洲别之论出焉，而终亦不免于穷也。盖曰味别，则不知凡禹之所为过门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为病者，为欲大济天下昏垫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陆羽、张又新辈，但欲较计毫分于齿颊间，以为茗饮一时之快也？呜呼！彼以是而为说者，亦可谓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会，漆、沮、泾、渭、伊、洛、瀍、涧，支川尤多，而初无味别之说。济之所经，或潜或见，或止或流，其变不一而初无味别之说。何独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见其为不通之妄说也。若曰洲别，则又九江之凿，吾既辨于前矣。若果如此，则汉水入江之后，便须常有一洲介于其间，以为江汉之别；而湖口入汇之处，又当各分为二，以为出入之辨而后可也。今皆无之，而湖口横度之处予常过之，但见舟北为大江之浊流，舟南为彭蠡之清涨而已。盖彭蠡之水虽限于江而不得泄，然及其既平，则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尝不相持以东也。恶睹所谓中江、北江之别乎？此又可见其为不通之妄说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浅原即今之德安县，则汉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谓江州者寔武昌郡之柴桑县，后以江北之寻阳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寻阳之名。后又因寻阳而改为江州，实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经言过九江，至于东陵，而后会于彭蠡，则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县才四十里，不知东陵的在何处？何所表异，而其志之繁密促数乃如此？又曰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已自江州顺流东下湖口，又复溯流南上彭蠡，百有馀里而后至焉，亦何说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说也。至于今之所谓敷浅原者，为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见。而其全体正脉遂起而为庐阜，则甚高且大，以尽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识夫衡山东过一支之所极者，唯是乃为宜耳。今皆反之，则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异，而传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类不一。读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既昏愦卤莽而无足言矣，其间亦有心知其误而口不敢言，乃反为之迁就穿凿以盖其失者，则其巧愈甚而其谬愈彰，使有识之士读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国初胡秘监旦、近世晁詹事说之皆以九江为洞庭，则其援證皆极精博。而莆田郑樵渔仲独谓「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为衍文，亦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两江不分之实，又参之以此三说者，而深以事理情势求之，然后果得其所以误也。盖洪水之患，唯河为甚，而兖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缓，地平而土疏，故河之患于此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载，然后同于诸州。窃计当时唯此等处事急民困，势重役烦，禹乃亲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扬，地偏水急，不待疏凿固已通行，则分遣官属往而视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氏之所居。当是之时，水泽山林深昧不测，彼方负其险阻，顽不即工，则官属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见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源之甚远而且多；但见洞庭下流之已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常为泽而甚广也。以此致误，宜无足怪。若其用字之同异，则经之凡例，亦自可考，顾读者未深思耳。今但删去东汇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为九江，更以经之凡例通之，则过九江至于东陵者，言导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横截乎洞庭之口，以至东陵也。是汉水过三澨之例也。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者，言导岷阳之山，而导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东取山路以至乎敷浅原也。是导岍、岐、荆山而逾于河，以尽常碣之例也。以是观之，则经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它书考之，则《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⑴，入江，彭泽西^⑵」。《汉志》亦云：「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盖陵阳者，丹阳之属县。今宁国府旌德县有陵阳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饶之境，疑与陵阳腹背相直，故庐江者得出其东南，而西流北折以为鄱、馀二水，遂以会于彭蠡而入于江也。及其入江，则庐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为郡之南境，疑江与山盖相因以得名，而郡境虽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则彭蠡安得为无原，而必待汉汇江会而成哉？《汉志》豫章为郡，领县十八，其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其馀则言水入湖汉者八^⑶，入大江者一（赣豫章水。）。而湖汉一水，则又自雩都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势，彭蠡既与江通，而豫章诸水不由彭蠡别无入江之路，则湖汉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众水之原又不止于庐江而已也。以此而观，则《山海经》之言犹有未尽。且其曰「入江，彭泽西」者，本谓径彭蠡县之西而入江耳，而语意不明，遂若析江与泽各为一水而一东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汉志》又自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猪于彭蠡而别为一例，又不知湖汉之为湖，正以其泽名之，而复兼以汉称，则又承《禹贡》之误而弗深考也。至于雩都之水，则但见其为一郡众流之最远者，而遂推为湖汉之源，以主其名，则又不知湖汉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兴以北，众水皆会，猪为大泽，然后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专也。至如郑渔仲汉水衍文之说，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之数言，似亦可疑，而彼犹未能尽正也。呜呼！《禹贡》所载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扬，而见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见闻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当几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于经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诸儒乃有过为新奇之说以乱之者。若论导山而逾于河，而以为导岍、岐、荆山之脉，使之度河，以为壶口诸山之类，则亦不待闻见之及而知其谬矣。夫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论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寔以山脉言之，则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见其说之谬者。盖河北诸山，本根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岚、宪诸州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则西流以入龙门西河之上流；其脊以东之水，则东流而为桑乾，道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为壶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晋之源而南出，以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为雷首；又次一支乃为太行；又次一支乃为常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不相连属，岂自岍、岐跨河东度而反为是诸山哉？若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亦有袭其谬者，以为衡山之脉东度而来，则以见闻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盖岷山之脉，其一支为衡山者，已尽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东度桂岭者，则包湘原而北，径潭、袁之境以尽于庐阜；其一支又南而东度大庾者，则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则又东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尽于会稽，南其尾以尽乎闽、越也。岂衡山之脉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为敷浅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扬州之三江即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之馀波适未有号，则姑使之潜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谓圣经书法之妙，非它人之所及，是亦极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无二，安得有三？且于下文之震泽，又悬隔辽夐而不相属也，则又安能曲说而彊附之哉？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而于今尚可考也。因并论之，以俟来者有以质焉。

《洛书》九数而五居中，《洪范》九畴而皇极居五，故自孔氏传训皇极为大中而诸儒皆祖其说。余独尝以经之文义语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盖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若北辰之为天极，脊栋之为屋极，其义皆然。而《礼》所谓民极，《诗》所谓四方之极者，于皇极之义为尤近。顾今之说者既误于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说展转迷缪而终不能以自明也。即如旧说，姑亦无问其它，但即经文而读皇为大，读极为中，则夫所谓「惟大作中」、「大则受之」为何等语乎？今以余说推之，则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辐凑，面内而环观之。自东而望者，不过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过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则必有天下之纯德，而后可以立至极之标准。故必顺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协五纪以齐其政，然后至极之标准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环观者莫不于是而取则焉。语其仁，则极天下之仁而天下之为仁者莫能加也。语其孝，则极天下之孝而天下之为孝者莫能尚也。是则所谓皇极者也。由是而权之以三德，审之以卜筮，验其休咎于天，考其祸福于人，如挈裘领，岂有一毛之不顺哉？此《洛书》之数所以虽始于一、终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范》之畴所以虽本于五行、究于福极而必以皇极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极」云者，则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也。其曰「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云者，则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极，则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观感而化焉，则是又能布此福而与其民也。其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云者，则以言夫民视君以为至极之标准而从其化，则是复以此福还锡其君而使之长为至极之标准也。其曰「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云者，则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为至极之标准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云者，则以言夫君既立极于上，而下之从化或有浅深迟速之不同。其有谋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当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尽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当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云者，则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从君而以好德自名，则虽未必出于中心之实，人君亦当因其自名而与之以善，则是人者亦得以君为极而勉其实也。其曰「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则以言夫君之于民，一视同仁，凡有才能皆使进善，则人材众多而国赖以兴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则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后可以纳之于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赖于其家，则此人必将陷于不义。至其无复更有好德之心而后始欲教之以修身，劝之以求福，则已无及于事，而其起以报汝，唯有恶而无善矣。盖人之气禀或清或浊，或纯或驳，有不可以一律齐者。是以圣人所以立极乎上者至严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宽至广，虽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浅深迟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应于彼者，长养涵育，其心未尝不一也。其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云者，则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从乎上之化而会归乎至极之标准也。盖偏陂好恶者，己私之生于心者也。偏党反侧者，己私之见于事者也。王之义、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谓皇极者也。遵义、遵道、遵路，方会其极也。荡荡、平平、正直，则已归于极矣。其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云者，则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则其所以为常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则以言夫天下之人于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谨行之，则是能不自绝远而有以亲被其道德之光华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云者，则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极之标准，所以能作亿兆之父母而为天下之王也。不然，则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统御人群而履天下之极尊矣。是书也，原于天之所以锡禹，虽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则已备矣。顾其词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尝试虚心平气而再三反复焉，则亦坦然明白而无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尝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误训皇极为大中。又见其词多为含洪宽大之言，因复误认中为含胡苟且、不分善恶之意。殊不知极虽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义。且中之为义，又以其无过不及，至精至当而无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误认之中为误训之极，不谨乎至严至密之体而务为至宽至广之量，其弊将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堕于汉元帝之优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颠倒、贤否贸乱而祸败随之，尚何歛福锡民之可望哉？呜呼，孔氏则诚误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随文解义为口耳佔毕之计而已，不知其祸之至此也。而自汉以来，迄今千有馀年，学士大夫不为不众，更历世变不为不多，幸而遗经尚存，本文可考，其出于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无一人觉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万世，是则岂独孔氏之罪哉！予于是窃有感焉，作《皇极辨》。

冯当可字时行，蜀人，博学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愿陛下远便佞、疏近习，清心寡欲，以临事变，此兴事造业之根本，《洪范》所谓『皇建其有极』者也」。其论皇极深合鄙意。然则予前所谓千有馀年无一人觉其缪而正之者，亦近诬矣。但专经之士无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识之，岂汩没传注者不免于因陋踵讹，而平心诵味者有时而得之文字之外耶？庆元丙辰腊月甲寅，东斋南窗记。

伊川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书？若不得某之心，只是记得它意，岂不有差」？

既云某在不必看，则先生不在之时，《语录》固不可废矣。不得先生之心而徒记己意，此亦学者所当博学审问、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一词之失而尽废其馀也。但先生在则可以式瞻仪刑，亲受音旨，自是不必看耳。然读焉而质其疑于先生，岂不益有助于发明哉？如杨遵道录中记李端伯录至大至刚以直之论，若使遵道于此废而不观，存而不论，则亦无以决此语之得失矣。伊川所以告和靖者，盖就其力量所至而语之，惜乎其不复致疑于此而遽诵以终身也。

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失其意者，不假一二言也。

浅拙而失其意者，固不足观矣。其见深、其记工而得其意者，岂可以彼之失而遽废之哉？

如世传史评之类，皆非先生所著。

史评固非先生所著，但当论辨，以晓学者，不可因此并废语录也。

绍兴初，士大夫颇以《伊川语录》资诵说，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诋之，盖难力辨也。

以《语录》资诵说者，当时士大夫之罪；以狂怪淫鄙诋之，当时言事者之失，非《语录》使然也。今恶当时士大夫，畏当时言事者，而讳《语录》，以为不足观，是既助言者以自攻，而又无以服当时学者之心也，岂不误哉！

掇同门所记仅数十端示之。

愚尝读此书矣，类多解释经义之言。若程氏之学止于如此，则亦无以继孔孟不传之绪矣。前辈言学欲博不欲杂，欲约不欲陋，诚有味哉。

伊川之学在《易传》，不必它求也。

孔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为《论语》，其言反复證明，相为表里，未闻其以此而废彼也。

《易传》所自作也，语录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道者几何哉？

如是则孔氏之门亦可以专治《春秋》而遂废《论语》矣，而可乎？

伊川先生为《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门人问焉，伊川先生曰：「某有《易传》在足矣，何以多为」？

尝见别本记或问和靖：「据语录，先生自言《中庸》已成书，今其书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为不满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无所不满于其意而专恃《易传》，逆废《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学旧有四斋，许同年去其半，以省长谕具员之冗，故今唯两斋。而四门如故，又皆错乱，不得其所。至于命名之义，亦有未安。盖如「汇征」之名，乃学优而仕之事，非学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禄诱人，岂教学者之意哉？今欲复四斋之旧，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目之，东西相次，自北而南，诵习之区各仍旧贯。易日新长谕为志道长谕，汇征长谕为游艺长谕。其据德、依仁两斋请学谕、直学选本位学生（不系教养人。）权充斋长或斋谕，许随众升堂听讲。本学更不差人，以塞希觊之路。诸职事以为如何？幸与诸生议以见告，条其便不便者，熹且罢行之。

问：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此言知所以为士则知所以为圣人矣。今之为士者众，而求其至于圣人者或未闻焉，岂亦未知所以为士而然耶？将圣人者固不出于斯人之类，而古语有不足信者耶？颜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愿，则学孔子。二子者岂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过为斯言耶？不然，则士之所以为士而至于圣人者，其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请问焉。

问：建首善自京师始而达于四方郡邑，海隅障徼之远，莫不有学，此三代之制与今皆然也。然考其风俗之流，有薄有厚，有失有得，则其不相逮至远。岂古今之所以学者异耶？将所以学者不必异，特业之有至有不至耶？二三子释菜之初，愿陈二者之说，分别而审言之，以观二三子所以来之意也。

问：《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近世以学名家，如海陵胡先生、欧阳文忠公、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苏编礼父子、程御史兄弟，其立言具在，二三子固尝读而诵之矣。其于先贤圣人之遗旨，孰为得其宗者耶？愿与闻之。

问：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以友辅仁」。盖学者之于师友，其不可以后如此。而孟子曰：「子归而求之有馀师」。又曰：「君子欲其自得之必如是」。是岂师友之所能与哉？孟子学孔子者，而其立言如此，岂有异旨哉？幸详言之，以观二三子所以从事于斯者如何也。

问：世言圣人生知安行，不待学而知且能也。若孔子者，可谓大圣人矣。而曰「我学不厌」，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曰「不如丘之好学」，非有待于学耶？抑所以学者异乎人之所谓学者耶？然则夫子之所以学者，果何以也？至如称颜子以好学，则曰「不迁怒，不贰过」，语学者以好学，则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其他纵言至于学者，难遍以疏举。不识其与夫子之所以自谓者有辨耶？其无辨也？幸详陈之。

问：唐开元释奠仪，设先圣神位于堂西，东向；先师位其东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设及从祀诸子也。今以当时人文章所记著考之，则皆为夫子南面像，门人亦像十子，而图其馀于壁。是则开元之制施用于当时者亦无几耳。二三子试实其所以然而断其得失以对。

问：圣人远矣，六经或在或亡，诸子各自为家，与夫诸儒之说经者又皆杂乱而无所统一。士之有意于圣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见之矣。是将因是以求之耶，则其绝亡者不可以属，其杂乱者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通，不亦难哉？或者又以为道非言说所载，顾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论，仆未能得其中，亦诸君所宜讲而思也。

问：古以孝廉举士，今废其科，入官者一于进士与夫公卿大夫之世而已。而所以驭其行者，则于参选问其葬父母与否，于荐举使举者任其不犯入己赃。此孝廉之遗意，而责之则已恕矣。然犹有不能者，何也？将所以厉之者非其本与？抑法废不修而然也？今欲献言于上，请以古制举士，而严今之法，以禦其末流。二三子以为便，则具其施行之语，为有司陈之。

问：《大学》之序，将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于正心诚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诚意者，则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汉以来，此学绝讲，虽躬行君子时或有之，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识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诚未耶？若以为未也，则行之而笃，化之而从矣。以为已正且诚耶，则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其然也？愿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为仆一二陈之。

问：先王之世，选举之法，书其德行道艺者起于乡闾，容或不公。而唐虞以来至于成周，数百年之间，书传所记，无以选举不实累其上者，何耶？逮至后世，变而任以一切之法，若糊名窜书而校其一日之长者，亦可谓至公矣。而属者廷议犹谓禁防少弛，权倖因以躐取世资者，何耶？

问：《书》称尧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说者以为百姓者，百官族姓云尔。夫以百官族姓无不昭明，则尧之所与共天职者富矣。及其畴咨廷臣，欲任以事，则放齐称子朱，驩兜举共工，四岳荐鲧，恶在其昭明也耶？夫子叙《书》，断自《尧典》，将以遗万世大法，而其言若此，此又何耶？夫子尝称「观人至于察其所安，则人焉廋哉」。帝尧之圣，岂独昧此耶？以帝尧之举而三人者若此，然则三代选举之法，书其德行道艺始于乡闾者，其可尽信也耶？二三子其辨明之。

问：台谏，天子耳目之官，于天下事无所不得言。十馀年来，用人出宰相私意，尽取当世顽钝嗜利无耻之徒以充入之，合党缔交，共为奸慝。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咨人望，使任斯职，又下明诏以申警之。士怀负所学以仕于世，至此可谓得所施矣，而崇论弘议未能有所闻于四方，何耶？今天下之事众矣，二三子试以身代诸公而任其责，以为所当言者，何事为大？

问：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汉魏以来，至于晋唐，郡国选举，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学以待问者，亦各有所以，而不专于文艺之一长也。至国朝，始专以进士入官。虽间设科目，如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者，然亦不过文艺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无常分。士或怀负道德而不能此，与虽能而耻不屑就者，国家安得而用之耶？今诚欲复取古制施行之，则二三子之意，以何者为便？

问：汉世专门之学，如欧阳、大小《夏侯》、孔氏《书》，齐、鲁、韩、毛《诗》，后氏、戴氏《礼》，董氏《春秋》，梁丘、费氏《易》，今皆亡矣。其仅有存者，又已列于学官，其亦可以无恶于专门矣。而近世议者深斥之，将谓汉世之专门者耶？抑别有谓也？今百工曲艺莫不有师，至于学者尊其所闻，则斥以为专门而深恶之，不识其何说也？二三子陈之。

问：泉之为州旧矣，其粟米、布缕、力役之征岁入于公者，盖有定计，禄士廪军，自昔以来量是以为出，不闻其不足也。有不足，则不为州久矣。而比年以来困竭殊甚，帑藏萧然，无旬月之积。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车而惟此之问。然文符益繁，县益急，民益贫，财赋益屈。此其故何耶？诸君熟计可行之策，无为文词而已。

问：夫子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夫天之与上帝，其果有异耶？抑不异也？后世郑康成、王肃之徒各以其所闻为说，甚者至流于谶纬谲怪，不可质究，皆圣贤所不道。其果有可取耶？抑无取也？恭惟国家承百王之流弊，稽古礼文之事，既久而后大备。二三子考先儒之论而折中之以圣制，宜有定矣。陈之毋隐。

问：经废不讲久矣，士之贤者亦或留意焉，而其所以用力者，则异而不同也。盖或不求甚解而笃意于近思，或恃为考證而昧于至理，务深眇者放宕而不根，干利禄者涉猎而无本。是四者之于经，其得失孰甚？二三子言之。

问：《汉·艺文志》《春秋》家列《左氏传》、《国语》，皆出鲁太史左丘明。盖自司马子长、刘子骏已定为丘明所著，班生从而实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传》为淫诬，不概于圣，非出于左氏。近世刘侍读敞又以《论语》考之，谓丘明自夫子前人，作《春秋》《内》、《外传》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诸家之说既异，而柳子之为是论，又自以为有得于《中庸》，二三子论其是非焉。

问：荀子著书，号其篇曰《性恶》，以诋孟子之云性善者，而曰涂人可以为禹。夫禹，大圣人也，语其可知之质、可能之具，乃在夫涂之人耳。人之性也，岂果为恶哉？然且云尔者何也？二三子推其说以告。

问：李师锡者以书抵韩子，称其所为不违孔子，不以雕琢为工，而韩子报之曰：「愈将有深于是者，与吾子乐之」。今韩子之书具在，所谓深于是者，果何所指而言耶？

问：夫子讲教洙泗之间，三千之徒、七十之贤所学者何业？所习者何事？其言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所隐者复何说？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所乐者抑又何谓耶？

问：忠信所以进德，而夫子之所以教与夫曾子所以省其身，亦无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果者为小人，孟子亦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端异焉。然则学者将何所蹈而可？将不必信且果者耶，则子路有欺天之失，微生有乞醯之讥。将必信且果耶，则硁硁之号，非所以饰其身也。二三子其扬搉之。

问：顷与二三子从事于《论语》之书，凡二十篇之说者，二三子尽观之矣。虽未能究其义如其文，然不可谓未尝用意于此也。惟其远者大者，二三子固已得诸心而施诸身矣，亦可以幸教有司者耶？不然，则二三子之相从于此，非志于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于二三子也。

问：仁之体诚深矣，自孔门弟子之所以问，夫子之所以答与夫后之诸子之所以笔之于书者，皆未尝同也。二三子总其所论而折中之，必有得矣。其有以幸教。

问：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诸君子今日之所学，他日之所以行，其可得闻欤？

问：汉大司农丞寿昌议常平之法，而御史大夫望之奏以为非是。二者孰为合于先王之意？而施于当今亦孰为宜耶？二三子欲通当世之务，不可以不熟察而别言之。

问：国朝官材取士之法，进士而已。虽间设科目，如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者，特以疑文隐义困于所不知，如此则贤且良矣。至以博学宏词自命而试于礼部者，则又可笑。盖迟明裹饭揭箧而坐于省门以俟漏，启钥而入，视所命题，退发箧搜之，则其中古今事目次辑鳞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平居讲学专乎此，甚者至于不复读书也。进士之得人，已疏阔矣，而所设二科者又如此，然则士有怀负道艺以陆沉乎下者，其势必耻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国家安得而用之耶？二三子策以为如何而可。

问：三代学校之制，自家塾、党庠、遂序以至于国，则有学焉。其选士兴贤之法，父师少师之教，见于《周官》《王制》礼家之说者尚可考也。今家塾、党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县虽有学，而士之耕养于田里者远不能至，独城阙之子得以家居廪食而出入以嬉焉。至其补弟子员，则去留之节又一决于文艺，使士之静厚原悫者以木讷见罢，而偶能之者，虽纤浮佻巧，无不与在选中。如此是学之为教已不能尽得可教之才，而教之者又非有父师、少师之齿德也。噫！法之未能如古，则学校之为益亦少哉。愿二三子考其所闻于古而今可行者悉著于篇，将摭其施行之语，以观二三子于当世之务如何也。

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而夫子之于告朔，爱其一羊而不忍去；于齐闻《韶》，至于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属，而非玉帛钟鼓之谓耶？然则果何所属也？幸二三子详陈之。

问：间者天子数下宽大诏书，弛民市征口算与夫逃赋役者之布，又诏税民毋会其踦赢以就成数，又诏郡国毋得以羡馀来献求幸媚。恭惟圣天子所以加惠此民者，可谓无不至矣。外是数者，亦可以议蠲复，以助广圣治之万分者乎？愿与二三子预讲明之，以待召问而发焉。

问：先王之世，士出于田里者，有党庠遂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则又有成均之法以养之，盖无不学之人，则无不治之官矣。后世士不皆业于学校，而学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复古法。至于卿大夫之子弟，则又有块然未尝读书识字而直为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称民安，化行俗美，于谁责而可哉？今欲使之学者必出于庠序，世其禄者必出于成均，而所以教之者必自洒扫应对进退以至于义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又当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为文词而已。二三子考于经，以为如之何而可也？详以著于篇，无所隐。

问：瑞应之说，所从来久。如凤凰嘉禾、驺虞麟趾，皆载于《书》，咏于《诗》，其为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谓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而已。至引白雉黄犀之属，以为不祥莫大焉。此其说与《诗》《书》异矣，其亦有所本耶？前世祥瑞或以改元纪号，或以被之弦歌，又或自以德薄，抑而不当。凡此数者，又孰为得失耶？愿二三子陈之。

问：世谓庄周之学出于老氏，故其书规模本趣大略相似也。至韩子退之，始谓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然则周者未尝学老聃也。至以其书之称子方者考之，则子方之学子夏，周之学子方者，皆不可见。韩子之言何据耶？又《礼经》记孔子之言有得于老聃者，亦与今《道德》上下篇绝不相似，而庄生之言则实近之，皆不可晓。敢请问于诸君焉。

孔子殁，七十子丧。杨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后其说不得肆。千有馀年，诸生皆诵说孔子，而独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号为以道鸣者，然于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无称焉，或尊其功以为不在禹下。其归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数子者后议其前，或以为同门而异户，或无称焉，或以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与于斯道之传者。其于杨墨，或微议其失，或无称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说矣。本朝儒学最盛，自欧阳氏、王氏、苏氏，皆以其学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学传之学者。然王、苏本出于欧阳，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孙氏亦不相容于当时，而程氏尤不合于王与苏也。是其于孔子之道孰得孰失？岂亦无有可论者耶？杨墨之说则熄矣，然其说之流岂亦无有未尽泯灭者耶？后世又有佛老之说，其于杨墨之说同耶？异耶？自扬雄以来，于是二家是非之论，盖亦多不同者。又孰为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详言之。

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添却一项功夫。窃谓须只似汉儒毛、孔之流，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而其易明处更不须贴句相续，乃为得体。盖如此则读者看注即知其非经外之文，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会，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长矣。

大书本文定本，上下文无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并出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

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作某^⑴。今按云云，当从某本^⑵」。字有多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无」。字有颠倒，即注云：「某某字，某本作某某」，「今按」以下并同。

先以历内年月日下刷出合立传人姓名，排定总目。

次将就题名内刷出逐人拜罢年月，注于本目之下。

次将取到逐人碑志、行状、奏议、文集之属附于本目之下（各注起某年，终某年。）。

次将总目内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乡贯履历，镂版行下诸州，晓示搜访取索。仍委转运司专一催督，每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递，恐有损失。如本月内无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报。

置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如有申到，记当日内收附勾销，注于总目本姓名下，依前例。

诗体不同，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然必其事之犹可言者，若《清人》之诗是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郑也，卫也，求之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则《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郑则《郑风》若干篇是也，卫则《邶》《鄘》《卫风》若干篇是也。是则自卫反鲁以来，未之有改，而《风》《雅》之篇，说者又有正、变之别焉。至于《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与《乐记》合，则是诗之为桑间，又不为无所据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独为《雅》，《郑风》不为郑，邶、鄘、卫之《风》不为卫，《桑中》不为桑间亡国之音，则其篇帙混乱，邪正错糅，非复孔子之旧矣。夫《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是或见于序义，或出于传记，皆有可考。至于《变雅》，则固已无施于事，而《变风》又特里巷之歌谣。其领在乐官者，以为可以识时变、观土风而贤于四夷之乐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宾客耶？

盖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固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也。既已陈之，固不问其美恶而悉存以训也。然其与先王《雅》《颂》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异，如前所陈，则固不嫌于厖杂矣。今于《雅》郑之实察之既不详，于厖杂之名畏之又太甚，顾乃引夫浮放之鄙词，而文以风刺之美说，必欲强而置诸先王《雅》《颂》之列，是乃反为厖杂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与郑卫合奏犹曰不可，而况强以《桑中》《溱洧》为雅乐，又欲合于《鹿鸣》《文王》《清庙之什》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诗为犹止于中声者，太史公所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其误盖亦如此。然古乐既亡，无所考正，则吾不敢必为之说。独以其理与其词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为近于劝百讽一而止乎礼义，则又信大序之过者。夫《子虚》《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犹实有所谓讽也。《汉广》知不可而不求，《大车》有所畏而不敢，则犹有所谓礼义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则吾不知其何词之讽而何礼义之止乎？若曰孔子尝欲放郑声矣，不当于此又收之以备六籍也，此则曾南丰于《战国策》，刘元城于三不足之论皆尝言之，又岂俟吾言而后白也哉！

大抵吾说之病，不过得罪于桑间洧外之人，而其力犹足以完先王之乐。彼说而善，则二诗之幸甚矣。抑其于《溱洧》而取范氏之说，则又似以放郑声者，岂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夺耶？因读《桑中》之说而惜前论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书其后，以为使伯恭生而闻此，虽未必遽以为然，亦当为我逌然而一笑也。呜呼悲夫！

欧阳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诗》之咏歌，《书》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盖虽已决知不得辞其责矣，然犹若逡巡顾望而不能无所疑也。至于推其所以兴衰，则又以为是皆出于天命之所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体之甚重，夫岂世俗所谓文者所能当哉？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然在战国之时，若申、商、孙、吴之术，苏、张、范、蔡之辩，列禦寇、庄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赋，以至秦汉之间韩非、李斯、陆生、贾傅、董相、史迁、刘向、班固，下至严安、徐乐之流，犹皆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盖亦长杨校猎之流而粗变其音节，初非实为明道讲学而作也。东京以降，讫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韩愈氏出，始觉其陋，慨然号于一世，欲去陈言以追《诗》《书》六艺之作。而其弊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因是颇溯其源而适有会焉，于是《原道》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则亦庶几其贤矣。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论古人，则又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犹不及于董、贾；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己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至于其徒之论，亦但以剽掠潜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受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自是以来，又复衰歇。数十百年而后，欧阳子出，其文之妙，盖已不愧于韩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则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而韩亦未有闻焉。是则疑若几于道矣。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抑又尝以其徒之说考之，则诵其言者既曰「吾老将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韩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兹者」以张其说。由前之说，则道之与文，吾不知其果为一耶？为二耶？由后之说，则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与韩、欧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呜呼，学之不讲久矣，习俗之谬，其可胜言也哉！吾读《唐书》而有感，因书其说以订之。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儒者于此既有以得于心之本然矣，则其内外精粗自不容有纤毫之间，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纤毫造作轻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则有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幽明巨细，无一物之遗也。若夫释氏，则自其因地之初，而与此理已背驰矣。乃欲其所见之不差，所行之不缪，则岂可得哉？盖其所以为学之本心，正为恶此理之充塞无间，而使己不得一席无理之地以自安；厌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无理之时以自肆也。是以叛君亲、弃妻子，入山林、捐躯命，以求其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势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坚苦、用力之精专亦有以大过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实有见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则其所见虽自以为至玄极妙，有不可以思虑言语到者，而于吾之所谓穷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实理，则反瞢然其一无所睹也。虽自以为直指人心而实不识心，虽自以为见性成佛而实不识性，是以殄灭彝伦，堕于禽兽之域，而犹不自知其有罪。盖其实见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为说之穷，然后乃有不舍一法之论，则似始有为是遁词以盖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终不可得而殄灭者。是以剪伐之馀，而犹有此之仅存。又以牵于实见之差，是以有其意而无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践其言也。凡释氏之所以为释氏者，始终本末不过如此，盖亦无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说而不累于物欲也，则世之所谓贤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说而不滞于形器也，则世之所谓智者悦之矣。以其有生死轮回之说而自谓可以不沦于罪苦也，则天下之佣奴爨婢、黥髡盗贼亦匍匐而归之矣。此其为说所以张皇辉赫、震耀千古，而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气，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间世之杰，乃能不为之屈，而有声罪致讨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实见之差，而诋以为幻见空说；不能正之以天理全体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说以为主，则既不得其要领矣，而徒欲以戎狄之丑号加之，其于吾徒又未尝教之以内脩自治之实，而徒骄之以中华列圣之可以为重，则吾恐其不唯无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遗之禽而反为吾党之诟也。呜呼惜哉！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论，而言之者或不免于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诸公熙宁《日录》之辩是也。尝记顷年获侍坐于故端殿上饶汪公，纵言及于《日录》，熹因妄谓《日录》固为邪说，然诸贤攻之亦未得其要领，是以言者渎而听者疑，用力多而见功寡也。盖尝即其书而考之，则凡安石之所以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得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者，其隐微深切，皆聚此书。而其词锋笔势纵横捭阖，炜烨谲诳，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书也。以为蔡卞撰造之言，固无是理。况其见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为表里，亦不待晚年怼笔有所增加而后为可罪也。然使当时用其垂绝之智举而焚之，则后来载笔之士于其帷幄之间深谋密计虽欲毕力搜访，极意形容，势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传闻异词，虚实相半，亦不能使人无溢恶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语，世所共传，终以手笔不存，故使陆佃得为隐讳。虽以元祐众贤之力，争辩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见陆佃《供答史院取问状》。）。何幸其徒自为失计，出此真迹以暴其恶于天下，便当摭其肆情反理之实，正其迷国误朝之罪，而直以安石为诛首，是乃所谓自然不易之公论。不唯可以订已往之谬，而又足以开后来之惑。柰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为迂曲回互之言，指为撰造增加、诬伪谤诋之书，而欲加刊削，以灭其迹乎？汪公叹息，深以愚言为然。今观闲乐陈公遗帖、了斋陈公表稿，追忆前语，自愧学之不进，所知不能有以甚异于往时，又叹汪公之不可复见也，为之掩卷太息而书其后。抑又尝怪了翁晚岁之论多出此帖之馀，然其自讼改过之书，曾无一言以及此。而独谓龟山杨氏寔发其机^⑴，是则论者亦颇疑之。而以今考之，此书之作寔在建中、崇宁之间^⑵，且其言犹以《日录》为蔡卞之所托。而其后了翁合浦《尊尧》之书，亦未直攻安石也。至于大观初年，而后四明之论始作^⑶。则其推言所自，独归功于杨氏，而不及闲乐，有不可诬者矣。顾其后书虽谓天使安石自写诬悖之心，然犹有「怼笔增加，归过神考」之云，则终未免于所谓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观闲乐此书之指，所以罪状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过数条。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废《春秋》而谓人主有北面之礼也，学本出于刑名度数而不足于性命道德也，释经奥义多出先儒而旁引释氏也。是数条者，安石信无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遗祸之本，则闲乐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为说者，亦自不能使人无可恨也。今亦无论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与《日录》之首章言之，则安石行己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而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汉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诸葛亮、魏玄成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志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然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其所论说，盖特见闻亿度之近似耳。顾乃挟以为高，足己自圣，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复礼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于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于前，又以狠愎徇私而败之于后。此其所以为受病之原而闲乐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遗祸之本，则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悦其高、骇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无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听其言，则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无也，于是为之力拒群言而一听其所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无与成吾事也。及其吁谟既久，渐涵透彻，则遂心融神会而与之为一，以至于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则其运动弛张，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为吾重轻矣。于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尽出于宸衷。了翁所谓「万几独运于元丰」，闲乐所谓「屏弃金陵，十年不召」者，盖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独运，而不知其所运者乃安石之机；闲乐见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尝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为，卒之得以附于陵庙之尊，托于谟训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议，以至于鱼烂河决而后已焉。此则安石所以遗祸之本，而闲乐亦未之言也。若闲乐之论祖宗法度但当谨守而不可变，尤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故庆历之初，杜、范、韩、富诸公变之不遂，而论者至今以为恨。况其后此又数十年，其弊固当益甚于前，而当时议者亦多以为当变。如吕正献公父子《家传》及河南程氏、眉山苏氏之书，盖皆可考。虽闲乐此论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适当因革之时」之说，则是安石之变法，固不可谓非其时，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讲精思，以为百全无弊可久之计，是以天下之民不以为便。而一时元臣故老、贤士大夫群起而力争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实，至其所以为说，又多出于安石规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为天下之人真莫己若，而阴幸其言之不足为己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复可望其能胜己私以求利病之实，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祸所以卒至于横流而不可救。闲乐虽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为非者乃由于此，此其为说所以不能使人无所恨者一也。至谓安石远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虽时有先后而道无古今，举而行之，正不能无望于后之君子。但其名实之辨，本末之序，缓急之宜，则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于此察焉而无所悖，则其遗法虽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谓《周礼》，乃姑取其附于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众口耳，岂真有意于古者哉？若真有意于古，则格君之本，亲贤之务，养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谓当先而宜急者，曷为不少留意，而独于财利兵刑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实非，先后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乱耳，岂专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闲乐不察乎此而断然自画，直以三代之法为不可行，又独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讥之，此又使人不能无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废《春秋》，语北面，则亦其志识过高而不能穷理胜私之弊。是以厌三传凡例条目之烦，恶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过者，而不思其大伦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诬者也。因前圣尊师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过者，而所以考其礼之文者有未详也。是其阙于审重而轻为论说，直废大典，固为可罪。然谓其因此而乱君臣之名分，又并与《孟子》迭为宾主之说而非之，则亦峻文深诋而矫枉过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无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则于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为妙道，而谓礼法事变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讥之而不免反堕其说之中，则已误矣。又况其于粗迹之谬，可指而言者盖亦不可胜数，政恐未可轻以有得许之也。今姑举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实有得于刑名度数也，则其所以修于身者，岂至于与僧卧地而顾客禠衣，如钱景谌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岂至于分文析字以为学，而又不能辩乎？六书之法，如《字说》之书乎^⑷？所以施于家者，岂至于使其妻穷奢极侈，斥逐娣姒而诟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书？岂至于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于前而干预国政，如邵伯温之所记乎？所以施于政者，岂至于乖事理、咈民情，而于当世礼乐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鹌鹑公事，按问条法亦皆缪戾烦碎，而不即于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则如闲乐之所云，亦恐其未免于过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无可恨者四也。若其释经之病，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故于圣贤之言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其立言之本意，于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密以辨其为说之是非，但以己意穿凿附丽，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至于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诸身以验其实，则一切举而归之于佛老。及论先王之政，则又骋私意、饰奸言以为违众自用、剥民兴利、斥逐忠贤、杜塞公论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为事者，则或苟因旧说而不暇择其是非也。闲乐于此乃不责其违本旨、弃旧说、惑异教、文奸言之罪，而徒讥其奥义多出郑、孔，意若反病其不能尽黜先儒之说，以自为一家之言者，则又不能使人无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学术之误，败国殄民，至于如此，而起自熙、丰，讫于宣、靖，六十年间，诵说推明，按为国是。鄙儒俗生随风而靡者既无足道，有识之士则孰有不寒心者？顾以奸贼蔽蒙，禁网严密，是以饮气吞声，莫敢指议。独两陈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于平居书疏还往，讲论切磨，唯恐其言之不尽，斯亦可谓贤矣。然其所以为说者不过如此，岂其所以为学者亦自未得圣贤之门户，所以观理制事者犹未免于有蔽而然耶？故尝历考一时诸贤之论以求至当，则唯龟山杨氏指其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者，最为近之。其论绍述而以为当师其意，不当泥其迹者，亦能曲尽其理之当，而无回互之失^⑸。虽元城刘公，所谓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刘公语见韩瓘《谈录》。），不但两陈公而已也。然及其请罢庙学配食之章，则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顾乃屑屑焉偏指《凫鹥》一义以为实奢汰之原，此为获杀人于货之盗而议其窃钩之罪，对放饭流歠之客而议其齿决之非，视两陈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几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终未明白。往者虽不足论，而来者之监亦学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窃并著其说，以俟同志讲而择焉。

己未八月，因为精舍诸生说，偶记庄生语云：「其所谓道非道，则所言之韪不免于非」，此正王氏之谓也。后两日，有语予曰：「荆公正坐为一道德所误耳」。予谓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私说也。子何病焉？若道此语于荆公之前，彼不过相视一笑而言曰：『正为公不识道德耳』。吾恐子之将无词以对也」。两转语偶与前说相似，故笔其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