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闻转对官陈习坐言人罪恶被黜监当，习之为人忠邪愿奸，臣所不知，然陛下施罚如此，有未安者二。上下之所以相遇者，诏令也；诏令所以行于天下者，信也。诏令不信，则人主之权废矣。故孔子以为兵与食皆可去，而不可以无信。今陛下命群臣，使斥言有位之阿私、朋比、尸素，有一人言之，则不考问其虚实而绌之，则甚害陛下之信。此未安者一也。人主之听天下不可以偏，偏则有弊。偏于恶言人罪，则其弊至于奸不上闻。真宗但恶人潜行交结，阴有中伤，故诏言事者不得留中，此未有大失也。然在位者遂以为人主厌恶言人之恶者，其俗之弊，乃至大臣奸邪赃污而真宗终不得闻。盖言人之恶者既众，人所不喜而人主又厌恶之，则其弊必至于此。今有一人为陛下斥言人臣之罪，未知其虚实，而陛下遂以为大恶，则今孰敢为陛下言人之奸者乎？奸不上闻，则虽大臣复有赃污狼藉者，陛下亦无由知之而天下之政坏矣。此未安者二也。臣闻人主之听天下，务在公听并观，而考之以实，断之以义，是非善恶，皆所欲闻，所不欲闻者，诬罔欺诞之言而已。即不欲闻人之恶，则「象恭滔天」、「方命圮族」，非尧之所得知也。尧所以能知共工及鲧之恶而又知舜之善者，盖以能公听并观，不蔽于左右亲习之人，而考之以实，断之以义，一切斥绝，拒塞诬罔欺诞无义之言而已。故《书》之称尧者，以其能疾谗说、畏巧言，非以其恶言人之恶也。人主所以为赏罚者以善恶也，欲知善而不欲知恶，则是欲有赏而无罚也。有赏而无罚，有春而无秋，非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臣愚以为陛下此举过矣。其作始则小，其弊成于后则大，不可不察也。改过不吝者，成汤之所以圣也，伏惟陛下不吝改此，则天下幸甚。

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奉旨以臣僚数言常平新法不便，盖未喻朝廷之意。今本司明谕中外，凡今所患，尽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于法。请委按察官谨绳官吏，而朝廷严督按察官而已。今画一申明，乞敕诸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晓谕所属官吏，使知法意。

一、言者谓元敕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出息三分，失信于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预给青苗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若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既言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约东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京西、陕西等路大抵不过二分而已。凡此盖为量减市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纳时倍贵，州县量减钱不多，致亏损百姓，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所约惟河北最多，然云不过三分，即非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当纳本色，不收其息，或止收一二分息之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况近又令预给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即比《周礼》所取犹少，于元条欲广储蓄、量减时价指挥不相违戾，固无失信之理。又《周礼》国事财用取具于泉府之官赊贷之息，今常平不领于三司，专以振民乏绝，此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国事之财用，故云公家无所利其入。

一、言者谓上三等户及城郭有物力户即从来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贯伯，许之贷借，非抑兼并之意。又河北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人，上等户必不愿请，官吏既防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又提举官峻责州县，如人户不愿请，即结罪申报。若选官晓谕，却人户愿请，即当别作行遣。州县官吏惧提举官晓谕，茍免捃拾，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或须散配？本司今按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亦有阙乏之时，从人举债，岂皆是兼并之家？今贷贫民有馀，则以给此等户，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人者，盖以检防浮浪之人。若有上户肯与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若无上户肯与同保，即自不许支给，何须更行散配？若谓上三等户必不愿请，须差作甲头，自是抑勒违法。况今年开封县甚有上三等户愿请，即非抑勒。以近验远，事理可知。至于提举司约东官吏，止是阙防因循避事坏法之人，即非迫胁，须令抑配。若提举官或急于功利，讽州县抑配与人，即诸路各有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其为朝廷委任，皆在提举官之上，若有州县官员故欲堕坏新法，或曲徇提举官意指抑勒百姓，自当纠举，依法施行，及具事状闻奏，岂宜以宫吏违法之故，遂欲废法？

一、言者谓百姓各有本户税赋及预买䌷绢，又生此一重预给青苗钱，则人户不易。本司今按百姓税赋之外，逐路承例科歛，名目诚多。然当阙乏之时，不免私家举债，出息常至一倍，此所以贫者愈困也。今贷与常平本钱，乃济其艰急，又止令约熟时中价例纳斛斗，至于时物价贵，然后令纳见钱，比元本不得过二分，即是免于兼并之家举一倍之息，民户有何不易？

一、言者谓但躬行节俭，常节浮费，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与利之臣四出以致远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尝下以食货为始，张官置吏，大抵多为农事也。近世以来，农人尤为困苦，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无岁时补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沟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侧近，往往绵地数百里弃为污莱，父子夫妇，流离失业，四方遐僻，不问可知。一方水旱，则饿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岁河北一饥，则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于人之流亡饿莩未有补也。至有非泛用度，或不免就上等户彊借钱物，百姓典卖田产物业以供暴令，此亦可谓国用乏矣。至于差役困苦农民，使之失职，则士大夫之所共见，不待论说而后可知矣。故陛下即位，诏书丁宁，以务农理财免人役为政事之急，诚知方今之忧为在此也。今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主管农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为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费，亦岂得谓之兴利之臣而致远近之疑？

一、言者谓今常平千馀万缗散作青苗钱，民所欠负，财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不得不为之倚阁，因郊赦除之。十年之后，千馀万缗散而不返矣。常平旧法，自古立制，而无失陷之弊，不当变改。本司今按常平新法，预给价钱，并令公人识认，又须十户以上为一保，如河北又须保内有上三等户一人，自来预买䌷绢及给青苗蚕盐，其关防法未能备具如此。乃不闻有拖欠除放，则常平新法自非官吏故欲沮坏，不容独致失陷官物。今新法之中，兼存旧法，但以旧法广储蓄、抑兼并、赈贫弱之方尚为未备，又无专领官司，所以诸路例多籴价贵斛斗，至有经数十年出粜不行，无补赈救。又粜籴之时，官吏奸弊百端，故须约《周礼》赊贷增修新法，专置一司，提举觉察，非废旧法、违古制也。

一、言者谓新法不当示之条约，明言利息。本司今按《周官》贷民，明言以国服为息，盖圣人立法，推至信于天下，取之以道，非为已私，于理何嫌而不可明示条约？

一、言者谓坊郭户既无青苗，不可贷借。本司今按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今若给散农民有馀，仍不许坊郭之人贷借，是令常平有滞积馀藏而坊郭之人独不被朝廷赈救乏绝之惠也。《周礼》贷民之法，无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约《周礼》太平已试之法，非专用陕西预散青苗条贯也。

今新法方行，若官吏不能体朝廷立法之意，不肯公共推行，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彊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急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糜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自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却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于法。乞令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常切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绌罚。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失于举觉，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

臣伏奉手诏示以冯京奏疏，使得参预处置之宜。顾臣区区，才智浅薄，不能宣畅圣问，使群愚早服，尚何以塞明旨、裨大虑乎？然则初固疑京必出于此，盖京所恃以为心腹贤肠者，陈襄、刘攽而已，重为众奸所误，何为而不出于此？《书》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独断，发中诏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挠国政，而罢黜之，则内外自知服矣。即疑未有可代，使知杂御史摄事，乃是先朝典故，徐择可用，固未为晚。若示人以疑，取决于外，必有迁延其事以待众奸之合，而众奸知陛下于邪正是非之辨未能果也，必复合而诪张，以乱圣德而疑海内，如陛下所料无疑也。若陛下未欲卒然行此，则且委曲训谕以邪正是非所在，观其意若可开悟则大善，若度其不可开悟，臣以谓除事之害，莫如早也。近陛下累宣谕胡宗愈事，既已尽其情状，涵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若陛下以谓如此者众，不可胜诛，则臣恐邪说纷纷，无有已时，何有定国事乎？且以尧、舜之明而忧驩兜、畏共工，奈何陛下独欲无所难也！朝廷去邪与疆埸除寇无以异也，寇众而强，磐亘岁久，则捍之以勇，持之以不倦，所讨多而后听服，固其理也。臣既预闻大政，又陛下待臣不疑如此，不敢避形迹有所不尽，伏惟陛下赦其狂愚而察其忠，幸甚。所有冯京疏，谨随劄子进纳。

臣伏见陛下宣谕中书，以知制诰阙，令勘会蔡延庆、陈襄等资历。窃以陛下擢人寘之高位，纵不能得忠良智能之士助兴政理，犹当得其无损。如陈襄邪慝，附下罔上，阴合奸党，兴讹造讪，以乱时事，陛下必已明知，陛下每欲崇奖，臣诚不知所谓。今违道合众、妨功害能之臣不为不多矣，陛下又进如襄者助之，不知于时事为无损邪？有损邪？今春陛下除襄侍讲，又召试知制诰，襄辞命之语，以为古之仕者不得志则可以之齐、之楚、之宋，今天下一君，不可以他之，惟辞尊居卑为可，故欲辞侍讲、知制诰，而且在记注之官。陛下以谓记注之官可比抱关击柝之贱乎？人臣辞官之礼可以出此言乎？且襄止是附离富弼、曾公亮茍求官职之人，今日陛下德义，朝廷政事，何至使如襄者以任高位为辱也？其不识礼义，敢为骜诞，以疑惑圣听、取悦奸人如此！若陛下徒以左右游谈之助多而擢用，此乃流俗之所以胜而襄之计中也。襄今春既有辞尊居卑之奏，今秋必不敢遽复就职，不逡巡而后受，则偃蹇而终辞。高位者，人主所以荣天下之材，陛下乃彊以与乱时事之憸人，而为其所拒，以广其流俗之妄誉，而自令爵命为世所贱，臣窃为陛下耻之。臣已尝略论襄之邪慝，不宜重有所陈，顾在廷之臣，孰肯违流俗以助陛下，消小人之道者乎？是以复冒昧言之，伏惟陛下详酌。

陛下患韩维辈出死力争文仲事，臣固疑其如此。文仲诬上不直，以迎合考官不逞之意，若不如圣诏施行，而用考官等第奖擢，则天下有识者必窃笑朝廷听察之不明，而疏远无知者谓陛下所为诚如文仲所言，而比周不逞之人更自以为得计。此臣不敢不奉行圣诏也。今韩维欲出死力争之，若陛下姑息从之，则人主之权坐为群邪所夺，流俗更相扇动，后将无复可以施为。今流俗之人务在朋党因循，而陛下每欲考功责实，考功责实最害于朋党因循，则其欲挠陛下之权固宜如此。陛下诚能深思熟计，以静重持之，俟其太甚，然后御之以典刑，则小人知畏而俗亦当渐变矣。其详乞俟臣祠事罢入见奏论。

据梓州路转运司奏：「本路多以小小官物为名，起发纲运，枉破衙前重难分数。如戎州近年起发牛筋角三纲，载送官员至荆南，共载牛筋四十有五斤，角九十对，差兵稍五十有五人，借过䌷绢布一百馀匹，绵三百馀两，大钱二十四贯有奇，粮米一百四十八硕有奇。泸州发牛筋角八纲，所载物及借请钱粮等，其数多少大略与戎州相去无几，而又所差兵士、借请钱粮绵绢，动经一年以上，或一年半不还，缘路请过钱粮尚不在此数。所差衙前押牛皮纲，又最为第一等重难。今来已将昌、普等七州军所纳筋角纲，止附搭成都府下水纲船，至荆南及梓、遂等七州军，贮以棕笼，差递铺兵担至凤州交割，更不别差船纲，见今亦无积压。未发数目及团并陆路纲，会共减一百三十六纲，并减定本路诸州军监远近接送知州、通判、签判衙前，及减罢押纲随送得替官员衙前共二百八十三人，及省诸州军监县差役公人共五百一人。兼点检梓州等处自来公使厨库，衙前陪费钱物，最为侵刻。内遂州每年纲运重难三千一百馀分，公使厨库乃占二千七百分。梓州有在州酒场、两盐井第一等优轻，皆以理折勾当公使厨库重难分数，而差以次场务充管勾纲运。及果、荣、戎、泸等州衙前，苦于公厨之类陪费，若不更改，即今后投名衙前，各不愿充役。乞行裁减，及差官重定诸州衙规」事。检会近累诏诸路监司提举官相度差役利害，各未见条上。其前项事并是久来于公私为害，而监司或以因循，背公养誉为事，不肯悉心营职，除去宿弊。今梓州路转运司独能上体陛下忧恤百姓之意，率先诸路，奉承诏旨，讲求上件利害，公忠之实，宜被旌赏，乞特加奖谕。其所减衙前及纲运并差官重定衙规事，仍乞依所奏施行。所有公使厨库陪备冗费，合行裁节约束事件，并据本司状称，见不住催促。诸州军相度农田水利差役条件，如纲运及州县役人更有可以团并裁减，兼省并乡邑合行减放役人，别具闻奏。并乞下本路速相度画一条上。内减省州县役人，更下本司相度保明经久有无妨阙。其减省役人、团并纲运，及裁减公使厨库非理陪费、仍下诸路并依此及详朝廷累降指挥，速具合裁定事件闻奏。

伏奉手诏，赐示王圭所进文字，且论及交趾事。窃承圣志以丰财靖民为事，此生民之福也。然万里之外，计议于初，不容不审。温杲等以钦、廉等州为忧是也，至欲戒敕边臣，抚慰交趾，即恐不须如此，既伤陛下之信，或更致交趾之疑。盖朝廷未尝有此而今有此，则彼安能不思其所以然乎？昔者秦有故厚遗义渠戎王，更为义渠所觉，反见侵伐。臣恐用杲之策，即万一交趾更觉而自备，且或为难于边，则是秦与义渠之事也。其馀所建明数事并易潘夙、陶弼，候开假取旨。臣闻先王智足以审是非于前，勇足以断利害于后，仁足以宥善，义足以诛奸，阙廷之内，莫敢违上犯令，以肆其邪心，则蛮夷可以不诛而自服，即有所诛，则何忧而不克哉？中世以来，人君之举事也，初常果敢而不畏其难，后常为妨功害能之臣所共沮坏，至于无成而终不寤，忠计者更得罪，正论者更见疑。故大奸敢结私党、托公议以沮事，大忠知事之有败而难于自竭，如此则虽唱而孰敢和，虽行而孰敢从？彼奸人取悦于内而诞谩于外，愚人冒利徼幸于前而不图患之在后，又皆不足任此，如此而以举事，则事未发而智者前知其无成矣。盖天下之忧不在于疆埸而在于朝廷，不在于朝廷而在于人君方寸之地。故先王详于论道而略于议事，急于养心而缓于治人。臣愚不足以计事，然窃恐今日之天下，尚宜取法于先王，而以中世人君为戒也。臣于众人中最蒙陛下眷遇，宜先众人敢及于此，伏惟陛下省察，则天下幸甚。

今士卒极窘，或云有衣纸而擐甲者，此最为方今大忧。自来将帅不敢言赈恤士卒，赈恤士卒即众以为姑息致兵骄。臣愚以为亲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兵骄在于爱之之过。前见陛下言郭进事，臣案《进传》言进知人疾苦，所至人为立碑纪德政，惟士卒小有违令辄杀。又太祖尽以所收租税付之，具牛酒犒士卒。进所杀必皆违令者，至于犒赏士卒，知其疾苦，必已备尽人情。惟其能如此，然后能杀违令者而令无怨，不然则进何以能用其士卒，每战必克？今将帅于抚士卒，未尝敢妄用一钱，视士卒穷困如此，然无一言闻上，盖习见近俗。臣恐士卒疾困则难用，且或复有庆州之变，谓宜稍宽牵拘将帅之法，使得用封桩钱物，随宜赈恤士卒，然后可以责将帅得士卒死力也。

取开封、祥符两县新旧簿阅视，其减等者至多，升等者至少。盖诸县造簿，等第不同，皆系官吏缓急。如开封乃有七百户第一等，此不可不减。酸枣、东明乃各数百户三等已上，馀皆四等已下。至有三等以上役，本等阙人差，又尽取于四等以上，此乃是四等中自有合为三等以上之人，而造簿不正，缘吏人受赂寘之下等。及至上等无人，则又不免纠取，纠取之时，又可取赂。若不升降使各从其实，则徒使吏人长奸，百姓侥倖，又有偏受困苦者，非政事也。且逐等物产皆有籍，在籍第四等以下，较其物产乃与三等同，则何可不升，升之，百姓亦自无憾。乞如司农寺所奏约束。

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或打鼓截驾，恃众为侥倖，则亦非所以为政。天下事大计已定，其馀责之有司，事不当则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辄再三手敕质问，臣恐此体伤于丛脞，则股肱倚办于上，不得不堕也。且王公之职，论道而已，若道术不明，虽劳适足自困，无由致治。若道术明，君子小人各当其位，则无为而天下治，不须过自劳苦纷纷也。

臣伏见秦凤沿边安抚司招纳事，乃以兼制羌人，朝廷所当并力以就其事，独出于圣算而又专委王韶。独出圣算，则执政以己不任其咎，而幸无所成以复其前言；专委王韶，则将帅以权有所分，而多方沮坏，以快其私志。此皆陛下所自照察也。比来中外交奏，谓韶奸罔，屡经按验，韶实无他，故得迁延至今，所营稍见功绪。而郭逵又复与韶矛盾，论奏纷纭。逵之捃拾，不遗馀力，然其所诋，亦未见韶显然罪状。而逵前后反覆，辞指不逊，且在圣览，非臣敢诬。今日陛下宣谕，逵欲以招纳为己任，又言逵以为韶之措置多所乖方，逵又以为摩正极易扫除。如逵所奏韶事，初未见有乖方。若言摩正易为扫除，则奏状何故张皇摩正事势如此？方陛下委逵以招纳之事，逵固不以为然，不知今日何故却欲以为己任？其所言不可凭信如此，而又嫚侮骄盈，陛下都无所惩，何以复驭将帅？招纳一事，方赖中外协力之时，在廷既莫肯助陛下成就此功，郭逵又百端倾坏。逵既权势盛大，其材又足为奸，若扇动倾摇于晻昧之中，恐陛下终不能推情状，如此，则岂但不能集事，亦恐因此更开边隙。《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今日便有处置，已非古之先见，然犹愈于迷而不复也。伏惟陛下早赐详酌，徙逵所任，稍假王韶岁月，宽其衔辔，使谗诬者无所用其心，则臣敢以为事无不成之理。臣于郭逵、王韶何所适莫，但蒙陛下知遇，异于众人，义当自竭，以补时事。故辄忘进越犯分之罪而冒昧陈愚，伏惟陛下裁赦。

臣今月十四日从驾至宣德门，依逐年例，自西偏门入，有守门亲事官闭拒不令臣入，挝击臣从人鞍马。从人告诉，而臣窃恐成例有违仪制，所以未敢陈奏。寻取责到行首司王冕等状，称自来从驾观灯，两府臣僚并于宣德门西偏门内下马，却于左升龙门出。兼检到嘉祐八年、熙宁四年本司《日记》，体例分明。又会问得皇城司吏手状，称宣德门即无两府臣僚上下马条贯。寻又令会问自来体例，却据勾当皇城司状，称取到在内巡检指挥使毕潜等状，称自来每遇上元节，两府臣僚合于宣德门外下马。切缘臣自备位两府以来，上元节从驾并于宣德门西偏门内下马，门卫未尝禁止，独今年闭拒不许入，而随以挝击。会问到皇城司，又称即无条贯，却只取到在内巡检指挥使毕潜等状，称自来合于宣德门外下马。虽据皇城司取到毕潜等状内所称如此，即与行首司王冕等状内所称自来体例不同。伏乞圣慈，以臣所奏付所司勘会条例施行。所有取责会问到文状，谨具劄子缴连进呈。取进止。正月二十四日，臣安石劄子。

臣近论奏宣德门西偏门事，闻已送开封府勘会。臣止为自来两府臣僚下马有常处，而今来皇城司与中书行首司所称各异，理须根究，乞付所司定夺，使人有所遵守。至于禁门中卫之人，既见元无条贯，遂有止约，亦无深罪。伏乞圣慈详酌，特加矜恕。干冒天威，臣无任惶惧之至。取进止。二月日，臣安石劄子。

臣检御无素，乃至私人干犯禁卫，惶惧震扰，不知所图。方俟得望清光，昧冒陈叙，伏蒙圣恩，曲赐慰谕，臣诚感诚恐，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得熊本书，以为甫望个恕晏子可羁縻。初，本在京师，臣与言当如此，本不以为然，及今乃知须合以爵命羁縻。缘甫望个恕羁旅，能略有生夷自立，必粗有才略，或是豪杰。若不羁縻，任其并吞，以彼生夷，不难并制，遂致强大，即为一方边患。今乘其未然，以爵命羁縻，旁近诸夷，各随所部，加以爵命。既各有爵命，并为内属部落，即难相并吞。纵欲如此，即诸部各待王命，彼亦畏中国讨伐，又怀恩命，自虽并吞之心息。此所谓为大于细，图难于易也。

陛下欲经略四夷，则须明军中纪律。太祖遣兵伐江南，谕曹彬但能斩次将，即能为大将，盖知「长子帅师」、「弟子舆尸」之义故也。今王韶为大帅，高遵裕则陵慢于东，景思立则陵慢于西。昨与思立分路，乃令思立自择要去处，其后约与思立会合，思立乃不肯来，即止令苗授以下来。不得已而来，然亦不至所期处而止。臣闻如此，问之李元凯，果然。若将佐乖戾，不相承禀如此，则大将威名不立于境内，如何欲加敌国？今韶幸有功，臣谓陛下宜稍别异，令高遵裕、景思立辈知所忌惮，则韶威名宣著边境。大将威名宣著，即胜之半也。如其不然，恐缓急有大举动，必误事耳。

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彗实出轸，十年，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所以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所以多历年，则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及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岂足道哉？所傅占书，又世所禁，誊写󸈠误，尤不可知。伏惟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然窃闻两宫以此为忧，臣等所以徬徨不能自已。伏望陛下以臣等所陈开慰太皇太后、皇太后。臣等无任兢惶恳激之至。

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日方闻御史中丞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绾为国司直，职当纠察官邪，使知分守，不相干越，乃与宰臣乞恩，极为伤辱国体。兼绾近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必须别有所因。臣但闻其一人彭汝砺者，尝与练亨甫相失，绾德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亨甫身在中书习学公事，兼臣屡尝说与须避嫌疑，勿与言事官子弟交通。今审如所闻，即绾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乞以臣所奏付外，处以典刑。

臣蒙恩特判江宁军府，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当时集官吏军民，宣布圣化，启迪皇风。终戍一载，所幸四郊无垒，天下同文。然臣窃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其北关外有湖二百馀顷，古迹号为玄武之名，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丁字河源，泄去馀水，决沥微渡，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歛，只随其田土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无令豪强大作侵占。车驾巡狩，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绥怀贫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