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李长吉诗集》四卷，蜀本、会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从来，姚氏本出秘阁，宣城本出贺铸方回家。凡集三家以雠比，正舛󸈠，概之杜牧之叙，宣城本多羡诗十九，蜀、姚氏本少亡诗四。今定诗从宣城本、从蜀，疏其异同于下，著姚氏本于上。大校宣城本不远蜀，姚氏本最为审订，皆已刊正可传。长吉名贺，唐宗室子也，本书有传。其小传出李商隐，悉已暴白行事，盖不必言。长吉讳父嫌名，不举进士，虽过中道，然其蔑贵富，达人伦，不以时之贵尚慸蓟乎方寸，其于末世，顾不可以厚风俗、美教化哉！其诗著矣，上世或讥以伤艳，走窃谓不然。世固有若轻而甚重者，长吉诗是也。他人之诗，不失之粗则失之俗，要不可谓诗人之诗，长吉无是病也。其轻飏纤丽，盖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锦绣，辉焕白日，虽难以疗禦寒饥，终不以是故不为世宝。其诗当无日不赋，而传者祗此，何则？长吉慵次己作，友朋率蚤死，故录偕亡。遗诗李藩尝集之，从其外兄求益，授之既久，求之不复，谰曰：「长吉素易我，我衔愤次骨，得其文辄投坑圊，那复有诗」！是必设辞拒藩，非实有此。遗诗终以不见，岂天爱宝故耶？小传之说诞矣，学者已不尽信。近世任信臣者又记书仙事实之。仙者，庆历中长安女倡曹文姬也，颖而工书，名以艺得，睹朱衣吏持篆玉示曰：「帝使李贺记白玉楼竟，召而写之琬琰」。家人曰：「贺死岁三百矣，乌有是」？文姬曰：「是非若所知也。世载三百，仙家犹顷刻然」。乃拜命更衣，飙然飞去。走稽于传，贺不闻于记事有所长，且以落笔章成见称前史，自玉溪子固已记白玉楼事，逮文姬更祀三百，天家日月虽长，其敏速尚何道！信天有帝，王羲之辈皆已亡，固不乏工书之臣，何待此文姬者？文人设辞指事，殆寓言乎！走惧其污长吉，故为辨明。年月日叙。

右，刘恕《吴史》六卷，《唐史》六卷，《蜀史》七卷，《后蜀史》六卷，《吴越史》四卷，《闽史》三卷，《汉史》二卷，《楚史》三卷，《荆南史》一卷，《北汉史》二卷，凡《十国纪年》四十卷。以乱世记注，知之者少，故文多舛错，差次不伦，以校雠是正晓然，而阙其所不可知，为缮写始可读。初，唐以方镇理天下，王政之去自此始。自黄巢俶扰，藩镇汩于奸雄，尺地一民，非复唐有。天子独抱虚器，寄身亡所，逮朱梁篡杀，五代迭兴，于是逊者王，强者帝，跨淮涉陇，为吴、蜀、吴越、闽、汉、楚荆之国。既而后唐举蜀孟氏，奄其地有之；唐氏篡吴，兼闽、楚而不能保。周初，太原别为北汉，通数十国，与七代相终始，本末百年。神宋龙兴，然后平一。夫乱极而判，已离而合，天下之常势，今古之所同然者。十国之主，类无深谋远略，其守臣节、奉王贡者绝不知齐桓、晋文之事，僭帝空名，亦非复汤、文之举，龌龊自保，偷安一时。辅导之臣，皆斗筲小器，亡通知王伯大略以致主安民者。至其兴亡之迹、理乱之源、行事之是非、谋猷之得失，与夫逸民、节士、良吏、正臣之行己，僭叛小人之狂妄，承唐接宋，有不可得而废者。旧书国自为例，漶漫芜杂，而不可稽考。治平中，知制诰路振始志九国，成一家书，惜其得书未备，疏略者多，荆南一篇，阙而不录。御史张唐英补志北楚，书稍就完。恕名有良史之才，留心著述，尝从文正司马公学，与修《资治通鉴》，䌷绎馆殿，尽未阅之书，于是裒集众家，参诸野记，纂修斤削，以就此书。腹稿未传，卧疾云殆，其子居外，恕书趣以归，曰：「吾忍死相待」。即床下口授传之。始恕欲为《十国百官方镇年表》，未就而卒。《纪年》有文正公序，范公淳夫为恕墓表，黄公鲁直志其迁葬，其言行举矣。是书盖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赡，简而详，疏而有旨，质而不芜，广博辞文，贤于国志旧史远甚；然而牵于多爱，泛取兼收，琐务中人，尚多记载；至其书法，端不俟后言而见。恕，万年人也，字道源，先文正公卒，文正公相，表官其一子。初，文正公以道学讲明洛下，恕居门弟子首列，虽尝第进士，终不一去师席，使寿而及于元祐，其立朝诚节，必亡愧诸公矣，不幸而夭，可为慨叹。《纪年》故书无录，第其篇目如上。

事明于一，疑于众，举其类则疑者明。三代以前，万国分治，《书》之典、诰，何其明且约也！盖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万国之政系于一人，四海之大犹一身，上下之礼明，中外之治均，比屋可封，人亡异情，载笔之臣何所记修？律度量衡，然犹未免于时守而同之也。周德衰，王迹熄，徐、楚僭叛，征伐行于诸侯，正朔不禀于京师，国异政，家殊俗，变风竞作，声诗异编，《春秋》常事不书，类以举其疑也。太史公谱共和以来为十二诸侯、六国《年表》，稽古之士，得以考见焉。汉世宗纪年建元，为国家者循以为故，时疑世变，自为声教者往往各名年纪，二君并世则行事异而正朔疑矣。不明其类，曷举其疑！十国判于唐衰，一于天宋，中更五代，时并异书，读其传者不习其时，常以为病。刘恕《纪年》载述，假日名甲子系之年，举众明疑，一其类矣。至于参考异邦之事，则尚有临轴而废卷者。为之旁行谱系，列其岁纪，举疑明类，辅成刘氏之阙，先唐改元天祐，而蜀犹以天复名年，《通谱》之书，从此而断，迄于平晋，凡七十有六年，年殊朔别，用《通谱》于左方。

武昌为邑旧矣，肇自孙吴建国，为郡、为州，进而督藩，降而邑县，官司未尝改也，山川未始变也，物名称号多因时而革者，虽邑之父老间或不忘其故，它州考古之士，将无所稽据焉，仲谋、陶、庾之风声，几何而不泯也？不有书志，其何以传！《武昌记》旧有成书，世久不见，中更俶扰，并与《图经》而失之。近县令唐时顾遗坠之罔收，倩故家子雷某追录《图经》中事，收拾采缀，十举四三，󸈠谬不伦，比比而是。名都要会，世所共闻，旧事前修，来者斯问，端倪不对，负愧多矣。儒行屦方，以知地里，况令长之职官乎！故走本记披图，旁求稗说，参诸故老，订以前言，附见土风，成《武昌土俗编》二卷。俾邑之游者不必问，问者不必语，开卷略举，以代烦言，为省事之一端，用备遗亡云尔。至于兼收遗佚，以成土地之图，上裨天子之司徒，则吾岂敢？

《武昌土俗编》锓木于绍兴壬午。走既才庸学寡，加县出兵荒馀烬，无藏书以考阅往事，士非耆旧，无所质疑，姑尽所知，搜罗野老之说，草创编秩，垂被代而出之。凡闻见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间名号更易，不可究知，当去反留、当书反阙者，一书之内，夫岂不有？自求其失，则所未逮，故书编目，求取正于当来。惟乃仁人，矜此愚昧，擿瑕补过，易视听于传疑，使走不以此为妄人，乃朝夕庶几焉者。六月庚午，书于筠乡书舍。

辊弹漏刻，始于唐僧文诰，行于军中。其制度在《十国纪年》，简略不可稽据。走官东鄂，始于戍将得之。其制为二尺屏风，纵广正等，以七尺五寸之竹，通中交解而四截之，斜倚屏中，隐其机括，盖以铜华菡萏，承以芙畴。为铜弹十有二铢者十枚，投其一于菡萏，历筒道四折而下堕芙畴中，其声铿焉。以次发其九弹，屏上列牌为识，凡二十牌，尽十弹而转一牌，牌尽而复，则书其数于纸，一刻为一牌，十二牌六十复而昼夜均。十二分之，每一时而牌五复，尽八刻三分之一，总十二时而百刻之数尽，五夜更漏去旦暮漏五刻。夏至夜短极，每鼓牌四复，馀一牌有六弹，筹阅牌十六，馀三弹而差强，夜漏渐长，每增一刻则筹加五弹而弱，累增一鼓为二牌，馀四弹。冬至昼短极，每鼓牌六复，馀九牌有六弹筹，阅牌二十有五，馀九弹而差强，此其要略也。《纪年》鼓百二十发为一刻，与今屏漏正同。其言辊竹三丈二尺而发一鼓，其长已甚，将《纪年》承旧史之误，抑文诰所造，于今有平易径急之殊哉？要之，径急者其发多，平易者其行缓。旧法增今二十四尺有五寸，而皆百有二十。发前史之误，可以无疑。在《易·乾》象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后之释者以为勉强之强，而不知天道之自然。夫天任之自然，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人得候其晷则，则天常之为德也至矣。今之为晷漏者，其法有四：一曰铜壶，曰香篆，曰圭表，曰辊弹。铜壶一家，复有数器，为器虽异，所以占天一也。在铜壶则有苔冰迟疾之误，在香篆则有粗细燥湿之殊，在圭表则有雨旸蚤莫之差戾，均所不免。人能莅之惟谨，而器无爽忒之事者，惟辊弹为然。辊弹以二尺之屏、一丸之弹，仰占天道，而造次可持，行之一人，见之于用，自强不息，与天为徒，君子终日乾乾，斯其意矣。走奇其物小而用可重也，将广其传于世，故为序之云。

邵武贾麟之，始以进士高第试主武昌簿领，适走假令兹邑，获亲炙其议论。麟之问学有渊奥，走既贤之，逮升堂拜其母氏，知其聚指过百家，不至丰殖，教抚族父之孤甚至，走益知其内行，盖学士大夫之卓然者，然亦未知其所自得。它日，麟之摄事郡府，以文字出入诸台间，奏记之丛日不暇给，倏然以一编书寄走，尺椟将之曰：「家谍尚矣，近世于此殊略，吾不忍也。盖尝谱吾系姓，皆有所示，公其为我叙之」。走矍然曰：「麟之知所本矣，其可以辞」！为略书氏姓之说，冠诸篇首曰：姓，性也，分于天而判于人者也。是故序昭穆，别宗祧，非姓曷以明族类，正人伦？非姓曷自会生齿，治百官？非姓曷得蟠天错地、振古而今？措之中夏而准、措之夷狄而准，一定而不可易者，惟姓为然。先王因生以赐姓，因官以命族，由之此道矣。后世生类益夥，因土著以明族望，古今异道，其为教本一而已。晋鼎析民，始迁侨旧，既南安于土断；魏更官氏，华族是同。南则王、谢、朱、张，北则崔、卢、李、赵，虽曰喧嚣是竞，辨族之意犹谨也。考《唐宰相世系》、林氏《姓纂》，谱系之学犹班班焉。五代王，十国判，义养盛，宗姓沦，人知其所自生，盖千一矣。《记》有之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学士大夫则知尊祖，世谱之作，所以知族姓、明祖祢之所从生也，可不重哉！麟之知之矣，谱其得姓之始，氏族之判，次其宗望，有本有末，信以传信，百世之学也。不知则阙，不敢诬其祖矣。麟之之为是书也，上不敢诬其祖，下将传之百世，不知本者能之乎？汉之车公、唐之员氏，百世之上，乌知此道哉！谍曰应者乃麟之，欲知其人，观其谱。

《风后握奇经》三百八十四字，《续图》三百十五字，合标题七百九字，以众本《武经总要》阵法铨次，传著成章，而存异文于下，已缮写可读。始，走游新都鱼复，观览武侯八阵石图，爱其文同《先天易图》，每恨阵法未能详究。闻成都唐棋盘市虽章仇兼琼经始，而多得武侯遗意，履其市，道绳直，闾井交贯，百工类处，技别为行，识者晓知。乍然入者至于尽日，迷不能去，方悟李卫公言古八阵龙虎蛇鸟之为旗，法前古服章之辨，为并识之。得《握奇经》读之，而八阵之势判然矣。前闻袁隐君先生论六花阵法，明于八阵《握奇》，然后知其源本从来。六八之阵不同，实方圆之数耳，触类而长，奇正庸有穷乎！《握奇经》旧传风后受之玄女，用佐黄帝，杀蚩尤于涿鹿之野，荒唐之说，无所考信。《汉志》兵阴阳家书有《风后》，刘歆、班固已言依托。观公孙丞相注释，则非所谓书十三篇、图二卷者。先秦典籍，类皆口以传授，反复其义，未易以晚出浮伪訾也。《七略》兵家四种，《军礼》、《司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自神农、黄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种、吴起、魏公子、广武君、韩信、项羽诸家，其书具在，略皆亡矣。今独《孙子》十三篇者为兵权谋之祖，论形势者本《握奇经》。权谋在人，奇诡焉用？形势、纪纲、军政，为天下者尚有取焉，又隐不章，可为懊叹。旧文奥密，尚多错综微辞，传写不伦，颇难诵习。李筌绘为八阵，既为不知而作；《武经》虽存写本，不无讹以传讹，惟武侯《八阵石图》最为有徵。走得马隆赞述，多所发明，遂为诠定其文，并绘阵图于后。窃详古人存诸口诀之意，不敢妄疏条章，合图、赞以穷经，可以自得之矣。

右，诸葛武侯八阵，新都占地四百七十二步，鱼复魁间二丈，方圆互见，陈队相容，其实皆一法也。裴绪采诸家，以为八阵、常山之蛇而九。其法：方阵正而厚，利变；圆圆而无角，利守；牡前锐后重，象剑之锋，利溃；牝张其两翼，前单后复，利吞；冲方前众后疏，利以争险；车轮形圆六出，强弩四备，利进；罘罝张其四翼，备在首尾，利救；雁行前锐后张，延邪而行，便于左右，利于绕人^⑴；八阵转而相胜，更为雌雄。法曰「正厚者力并」，故方胜圆，犹厚胜薄也。法曰「翼而张者角必薄，偏攻其角，牡可败也」，故圆胜牡，犹聚胜散也。法曰「锐而锋者夹击之」，故牡胜牝，犹复胜单也。冲方战者相促，居者有馀，牝背高向下，因其势以溃其虚。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牝胜冲方也。车轮兵得成行，善冒乱而畏险阻，冲方守险以疲车轮之力，罘罝备在两旁，其势不坚，车轮四备，善冲乱敌。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动待敌者亡」，故冲方胜车轮，车轮胜罘罝也。法曰「翼而张者角必薄」，雁行延邪，便于周旋，罘罝前后横而中纵，故胜雁行。法曰「厚而正者坚，当选两翼胁其两旁」，故雁行胜冲方也。其说如此，而所图阵法不能尽如其文，将由多读古人之书，未暇备尝其制也？要之，八阵之法盖不离乎天地风云之变，卫公六花十二辰阵^⑵，皆八阵之正耳。近世习知浪战，事不师古，兵之形势，岂徒不讲，争怪笑而非短之，前人阵图遂皆亡佚。李筌法固非古，复混殽以壬遁阴阳之流，其道可观。今此数家而已，论以《握奇》，八阵可以默而识之。古人节制之师，盖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阵法奇正，节制之所存也。取其要附诸图法，后世虽有作者，其亦不出此矣。

《阴符经》三篇，李筌所传，本三百二十七言，凡三百六十三字，龙昌期注本衍「自然之道静」已下八十有九言。以相校雠，定从龙昌期本。孙光宪称王蜀军校黄承真得郑山古本，与今不同者五、六十言，然犹未闻衍字如此其多也。语云《阴符》三百字，则昌期本若可疑，其句法又少不同，而文意相通，未可删也，姑存其语，以俟后来者裁之。山谷先生以为经出李筌，孰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欲文奇古，反诡谲不经。其言糅杂兵家，妄托子房、孔明诸贤，训注可笑，惜其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其笑然矣，谓其糅杂兵家，似乎未详经意所在。李筌序道骊山老母授经之事，大约依放《老子》河上公序、张子房授书圯下之说，其亦诞矣。就令果为寇谦之所藏之故，要非黄帝书也。康节先生谓与《素问》皆七国时书，为近之矣。留侯、武侯注未之见，李筌又未尝及，妄可知已。易奚氏善和墨而煤多易，宣包氏工图虎而图多包，黄帝治五气而方术者名之，此必然之理也。《阴符经》专明盗时修炼，在养生者不为无取。其文大略效法古文《老子》，语意谬矣；或者乃疑老氏出此，不亦诬乎？使《阴符》果无可观者，则何以为道术祖？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汎览兼通，无及泥焉可也。乾道二年半春中浣日书。

《古文老子》二卷，道德上下经也，无八十一章之辨，后先文字亦多不与今同。走幼读《论语》、《孟子》诸书，睹其言与章戾，疑章分非故书之旧，必讲师无自得者之为。后见黄庭坚论《庄子》篇名，闇与之会，为其已见，弗敢必其然。得郭忠恕所上《孝经》古文，始知不谬，今而获此，可以无疑。盖书之在古，初未始不完而正，弊于凿说，寖以大󸈠，故其书存，失真众矣，今文《老子》有河上公注，实首分八十一章。《史记》：乐臣公本师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再传至于臣公，其弟子盖公，为曹相国师，修黄帝、老子学。则丈人者，乃今所谓河上公也，自晋世已言其教汉文帝，叙述尤怪诞不稽，葛洪载之《神仙传》中，封演已知其妄。据《史记》、《列仙》、《老子传》，皆云著上下经，是则汉人所言分章无说，而古文严密，其言上下相明，盖不俟注释而通，坦然甚著。紊其先后，则必注释乃明，是故刚分二经以成其妄。道、德可判，其谁曰或然？章而分之，义可离矣。然则分章析句，可照非其本真，《老子》古文其不废于后，宜也。日走尝读《老子》，以为于阖辟为有窥，第以矫枉过中，失圣人意，欲为训注，以正其然否，穷竟其辞，乃知其于道无得。夫道者道也，非可以一途指也，彼以无为道，有故非道也，与故圣人之经，皆隐不论。孔子亦所罕道，惟尝以「一贯」语子贡、子舆。《易》、《中庸》最为幽渺之书，其旨良以见道，不过示之中制，俾人默以会通。至《老子》则不然，为书务以言尽，如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以似是矣，复不能守之，欲以多言范围自己，既而去道弥廓，费辞愈多，而言不知所从。于是有「吾不知为谁之子」、「象帝之先」之说，其弊数数而见，不可以毛举，大旨皆依仿道要为名拟之，晚益失守所知，流于刑名数术，而秕糠仁义，绝灭礼乐靡不为。四者虽非道体之全，学者尤所当务，盖去此则非道，而老子斥之，晚进学焉。故其善者为私己，不善则涣漫谲诡，而不自齿于世途，反道败德，抑又背老氏而驰，迹其源流，弊生有自。虽然，读此书者可以轻利欲，袪物我，齐得丧，潜消悔吝于暗暧渺冥之中，在明达之士不可谓无补，则《老子》一书，非可废也。世之是非或已甚，故为辨析于终篇。

《河图》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为心腹。圣人则之而《易》象兴。是以帝出乎《震》，《震》，东方之卦也；齐乎《巽》，《巽》，东南也；相见乎《离》，《离》，南方之卦也；致役乎《坤》，《坤》，地也；说言乎《兑》，《兑》，正秋也；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劳乎《坎》，《坎》，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艮》，东北之卦也。参天两地，错综以变，八卦相荡，当期直日，而三才六位、岁时气节具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符九星以斡九宫，直使八门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之象也。六仪者，六位之象也。阴阳逆顺，推荡也。天地加临，错综也。黄帝之局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时训之候也。留侯四皓之局一十有八，参两成卦之变也。圣人制局流遁，以体天地之撰，阐阴阳之理，见鬼神之情状，而儗诸其形容，示人以矩范也。上士得之，可以明造化；中士得之，可以则阴阳；下士得之，可以命吉凶；蔽者为之，任天数而人事弃焉。因终与之并废，得意忘象，顾若是乎！阴阳家者流，所以得罪于通人之论也。帝尧平秩四序，有虞齐政玉衡，夏南巡，祁寒北狩，岂无天道，通乎人事而已。汉之成、哀、桓、灵不改高帝之时令，莽、卓之不顺焉，同归于败，故曰非阴阳之罪也。至于请师大道，写符辟兵，则胶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类，术家之论，自有吉凶反戾，非尽知毕议所能通者。天人之际，姑用其参，无及泥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礼》，虽如书方贯橭，射天杀神，祝诅祈禳，术之甚肤浅者尚皆有取，诸儒废焉，过矣。世之言遁甲者多沦于怪，其书与术今顾传于星官卜祝之流，兵家时或论焉，荐绅先生盖所不究。走岂仰知天道，然观其数，真圣人之遗术也。稡其方论，去其诬泰，幸甚！成书四卷，推原所自，命曰《遁甲龙图》云。

序曰：历之兴也，其于太古乎？作历者，其忧天下乎？是故数十为干以尽日，其支十二以尽辰，斗建之行以尽月，积月周天以尽岁，闰也者十馀分以成岁次者也。岁律之运，生民之本也。是故数以记之，历以命之。古者圣人之作历也，幽研于《易》以定数，错综于爻以应期，法象于阴阳而和顺于吉凶，通理于人而遂物。上古昼动而夜息，未有星纪，故以木生记岁；未有书数，故以结绳致约。太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规图于天，俯以矩法于地，观五行之文，测晷景之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造八卦以调八风，作三画以定中气，始立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以会万物之宜。是故八卦者，八风之象也；三画者，二十四气之象也。包四时者莫易乎岁，成岁功者莫加乎历。历也者，历往而知来者也。昊英氏作处后潜龙之位，积时为日，累月为岁，始作甲历以前民用。历之兴也，其与《易》道并行邪？当伏羲代天而王邪，是故在台传教，告民示始，盖取诸《震》；命子英潜龙氏，治我阴阳甲历，盖取诸《革》；咨于上相共工，下相皇桓，咨告于民，俾知甲历，岁月日时自兹始，无或不敬。盖取诸《巽》；甲日寅辰，木王于卯，英上甲历，历起甲寅，盖取诸《泰》。是故《易》，易数也；历，历数也。历与《易》数拟，故能弥缝天地之造，赞治万物之宜。一阴一阳，与时皆运；一寒一暑，农作用成。寅春得天，人时资理，勤岁悯悯，百谷以生，庶品以宁，惟日用而不知。此甲历之道也。历也者，在岁之所行也。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历也者，尽《易》之所之。物始于萌，终于备，甲历之用，其历之始邪？故曰：甲者甲也，言草木之始萌也。若夫元会统章，穷历之数，则非夫后时不备。

汉焦赣《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林六十有四繇，凡六十四卦之变四千九十有六。以所传中秘书、孙氏藏书参校，中书，繇多亡佚，以孙氏书诠补圆备。故书屡经传写，字多舛误，以「羊」为「缶」，以「快」为「决」，若此者众，为是正其晓然者。其不可知，以「喜」为「嘉」，以「鹊」为「观」，以「乌」为「鸟」，一卦两占之类，并两存之，无所去取。具已刊定，可缮写。汉儒传《易》，明于占候者如赣、费直、许峻、崔篆、管辂数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传于世。《东观汉记》：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云台自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蚁封穴户，天将下雨」。沛献王辅用体说卦，谓「蚁穴居知雨」。京房，延寿弟子，今书「蹇」繇实在《震》林，林为焦氏可不疑赣，延寿字也。其学本以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易林》用之卜筮，尚其占与变者。政和间，校书郎黄伯思校中秘书，论林自林、直日灾祥自直日灾祥之法，虽同出于赣，初未尝一其用。昧者弗晤，乃合而一之，于直日卦中求所得卦，谬托燕蓟士之秘。本朝王佖于雍熙二年春，遇异人为筮，得《观》之《贲》，其占乃《观》中《贲》林。《观》、《贲》皆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当于《观》中求之，异人之占，固不应误，是知直日之说，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若简易，其实非也。筮法固于直日林中求所遇卦，于遇卦林中求变所之观，从初决从终，则雍熙异僧之占，初未尝与术戾。僧论「一幕掀天，一同扫地」，自有得之繇林之外者，未可以一术齐也。直卦之法，略在汉京房、郎顗传，《天朝班历》尚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数，犹屡有符效，至用林筮，颇多不合，伯思之说，未易循也。京氏学以卦爻分配期日，《坎》、《离》、《震》、《兑》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馀皆六日七分。岁既有之，日亦宜然，于直日卦中分卦直时，如日之次，日凡十卦，一时八刻三分，刻之一卦配时，有一刻二分。《颐》、《晋》、《井》、《大畜》，皆五刻二分，《坎》、《离》、《震》、《兑》用事于日卦贞悔初爻之首。中爻之中，皆四刻一分，是又卜数一法，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易经》并论风雨阴阳占候，不必专取诸林。《汉·儒林传》：孟喜受《易》于田王孙，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同门梁丘贺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延寿尝从孟喜问《易》，京房以为延寿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刘向校书，以为诸《易》学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与相同。《艺文志》：《易》有孟氏、京房诸篇，无复分异。京氏书世尚有之，虽阴阳家，不特灾变之候，论以《汉·儒林传》、《艺文志》自有不可诬者，诸儒党同伐异，可尽信邪！延寿行事略在《京房传》中，举最小黄诏听留增秩矣，其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知人见事，未可以明经学士视之。《易林》近古，占书既自可尚，缀辞引类，尤尔雅可喜。尚其辞者，于汉氏西京文字又可忽诸！略抄《卦气图法》著左，乾道六年八月丁巳鹊林书。

冬至坎（上）公中孚（四世）辟复（十一月，初）侯屯（二）大夫谦（五）卿睽（四）公升（四）辟临（十二月，二）侯小过（四）大夫蒙（四）卿益（三）公渐（三）辟泰（正月，三）侯需（四）大夫随（三）卿晋/（四）春分震（上）公解（二）辟大壮（二月，四）侯豫（初）大夫讼（四）卿蛊（三）公革（四）辟夬（三月，五）侯旅（初）大夫师（三）卿比（三）公小畜（初）辟乾（四月，上）侯大有（三）大夫家人（二）卿井（五）/夏至离（上）公咸（三）辟姤（五月，初）侯鼎（二，）大夫丰（五）卿涣（五）公履（五）辟遁（六月，二）侯恒（三）大夫节（初）卿同人（三）公损（三）辟否（七月，三）侯巽（上）大夫萃（二）卿大畜（二）/秋分兑（上）公贲（初）辟观（八月，六）侯归妹（二）大夫旡妄（四）卿明夷（四）公困（初）辟剥（九月，五）侯艮（上）大夫既济（三）卿噬嗑（五）公大过（四）辟坤（十月，上）侯未济（三）大夫蹇（四）卿颐/（四）唐僧一行云：《易》孟氏章句、京房本旨、《七略》、郎顗所传卦气，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惟齐《天保历》依《易通统轨图》，自十有二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与中气偕终；又京氏减七十三分为四正之候，其说皆不经。据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易》爻当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节，直全卦之中。《齐历》又以节在贞、气在悔非是。近世大儒司马文正推《太玄历》，邵康节谱《太玄图》，《坎》、《离》、《震》、《兑》气节直卦，皆同一行，惟以五卦初爻相次用事从《易轨》云。今术专本京氏，用六为法，以辟卦为局；六时一卦，日法以直卦为局；二刻一爻，《坎》、《震》、《离》、《兑》《、颐》、《晋》、《井》、《大畜》以分数除减半之。盖三十日、三百六十时、六日、六百刻皆周，而与《易》象俱终，悔吝吉凶，亦可直以经卦世爻为断。

古《山海经》刘歆所上书十三篇，内别五山，外纪八海。郭璞注集釐十八卷，其十卷《五山》经，八卷《海外》、二《海内》、《大荒》经也。《五山》、《海外》经端有条绪，《海内》、《大荒》经汗漫有不可通者。是书流传既少，今独《道藏》有之，又图十卷，文多阙略，世有模板。张僧繇画《山海经图》，详于《道藏》图本，然《道藏》所画不出十三篇中，模本画图，有经未尝见者。按《五山》经山多亡轶，意僧繇画时其文尚完，不然，后人傅托名之，不可知也。不敢按据模本，姑以《道藏》经、图参校缮写藏之。于所传疑，「有曰」、「一曰」、「或作」之类，皆郭注之旧，云「一作」「图作」者今所存也。走初读《楚辞》、《文选》、《陶元亮集》，见其多有《山海经》事，恨未之见，夐求将二十岁，方始得之。其所名山川，已随世变；草木鸟兽，类非久存之物；神怪荒唐之说，人耳目所不到。郭氏所注，不能皆得其实，而上世故实，可供文墨之用者，前人采摘称引略尽，则此书之垂亡仅在固宜。《左氏传》称大禹铸鼎象物以知神奸，入山林者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方物，《山海》所述，不几是也？经言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汉时郡县，又有成汤、文王之事，《管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遗书审矣。刘歆《集略》，直云伯益所记，又分伯益、柏翳以为二人，皆未之详。考于《太史公记》、汉西京书，非后世之作也。《山海经》要为有本于古，秦、汉增益之书，太史公谓：「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至《山海经》、《禹本纪》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哉！郭氏叹道所存，俗之所弃不无称许之过。要之《楚辞》之学，在《山海经》为所本，君子穷神辨物，此书有不可废者。所谓「臣秀」即刘歆也，歆以有新之朝更名以应光武之谶，校雠之世，必当王氏时也。走读《汉·艺文志》，念其书不多见，此《山海经》虽在，亦且亡矣。爱之不忍捐弃，故录置家藏书中。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规矩绳墨；圣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礼》、《易》、《诗》、《书》。然则《礼》、《易》、《诗》、《书》与夫规矩绳墨，往之所以贻后，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规矩绳墨以为员方，虽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此乎在；由《礼》、《易》、《诗》、《书》以趣理义，虽非圣人，而圣人之精诚备于吾身。学者为道而舍经，犹工人而去其规墨也，虽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圣之至也，颢乎其浑，邈乎其宏。其静也天，其动也乾；道贯古今，而体之以虚；神偕造化，而终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峨峨；寂如其若亡，岿如其若存；挹而愈冲，挠而愈清。观其行则不过乎物，察其言则适当人心。无色无形，既高且明；无墉无隍，肃肃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欤？尽性而参天者欤？赞焉以辞，犹日而裨萤，凿之窍元，均无事焉，适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于文公，其时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礼》、《易》、《诗》、《书》，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弥章。非圣人无以知圣人，固莫知其孰贤，传是道以贻将来，斯其为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经》，通《礼》、《易》、《诗》、《书》曰经；其弟子门人又杂记其难疑答问之言，别为《论语》一书，参乎六经之间。六经固妙且玄，必《论语》而后行。《论语》之于六经，其道学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龟无穷，指南诸儒，性命仁义之渊源，诸子百家之蹊途，覆载而丛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详也。传记称孔子之言众矣，率多舛駮，疑乎不真，其周而曲当，触而咸获，纯而靡类，约而兼该者，宜莫如夫《论语》之书。后之学孔子者，将折中夫六经之奥，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论语》其何稽乎？先儒之传此书，行乎今者多矣。如川渎之容流，各极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于沧溟也，不亦微哉！走诚庸愚，学而未能有得，愿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穷此书久矣，迄未知其趋乡，自求诸己，以求合于前言，譬诸蚁之缘嵩，乌之冲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之行，又何惮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笔而释其句读，名《直解》，示无曲说者焉。不事辞文，贵全旨要，分章无取，为其失于本真，匪敢言传，逝将终身于此，庶几明德之见，有补不逮云。

吾道贯一而无方，老氏致虚而无极，若释氏则归空而无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如霄壤之卑高。孟氏于孔氏之门为有功，其气豪而辞辩，无声无臭，岂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胜言者。读其书而知其旨，耐以内参诸其心，仰观圣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识其真伪，从而为取舍焉。不随波于末流，真好学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别之！

推步占天，未足与言天道之至；缗丝测海，未足与窥溟海之深；肤见謏闻，以求圣人之言，我知其无以议为也。然则圣人之道，其终不可学邪？曰：无。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积于厥躬，诚以思之，睿以通之，问学以参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来之远，将无所藏其用。圣人之道，其无以外此。夫鲁侯得之乔梓，而周公识其见贤；曾蒧鼓瑟咏雩，而仲尼与之言志。圣人之学，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于《论语》之书，愿学焉而终身者也。谓其旁通伦类，细沦幽眇，就之而不远，挹之而愈深，虽一本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尝朝而诵，莫而思，忘寝食而求，但见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渊，灏灏而天，进乎前无以从而后，取诸右无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极也。卷之有以自乐，行之足以迨时，走于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强笔少学，识之于书，庶乎他日见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尚，天未丧道，或将可质诸圣人之门也。曰：以此明孔氏之言，则庸敢不知量！

昔者子夏学《书》，见于孔子。子曰：「商也，何为于《书」》？子夏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凡商之所受《书》于夫子者，志之于心，弗敢忘。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作壤室，编蓬户，弹琴瑟，歌咏先王之风，则可以发愤慨喟，忘己贫贱，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而忽不知忧患与死也」。夫子造然变容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其亦表之而已，未睹其里也」。颜渊曰：「何谓也」？子曰：「窥其门而不入其中，睹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难也，丘尝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则前有高岸，后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通斯七者，《书》之大义举矣」。夫子于商之《书》谓之表，所以语回谓之义，自以填然正立，一时三语，若不相谋。然则帝王之书，其不可识矣，君子察于三者而后可以言《书》。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灵于万物，匹夫匹妇无不固已知之，至于风霆雨霁之迭兴，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盖鲜。喜怒哀乐出乎尔者，其静其作，则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远？不得乎身，何以论古之人？是故以《书》学《书》，《书》而已；遗《书》学《书》，非《书》矣。不以不遗，未足与于《书》之旨。以而遗之，从之不可，或庶几乎！《书》之大义云尔，子言之也。《书》之于事也，远而不阔，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吾于《高宗肜日》，见德有报之疾也。茍由其道，致其仁，则远方归志而致敬焉；于《洪范》，见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恶，而质人之美也。发乎中而见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范》乎！尧、舜之命受于人，汤、武之命受于天，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语之不切，见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观虞、夏、商、周之书矣。走之于《书》，学焉不如子夏，观焉何敢望回，世无孔子，则将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则庶乎以《书》观《书》者矣。隶古定《书》最古，孔氏文义，多本伏生之说，唐明皇帝更以正隶改定，而俗儒承诏，文多舛駮，古文是训，不劳乎是正之也；《书序》出于孔子，旨自有在，诠次百篇之后，将以归于古学，好古之僻，走何辞焉。昔孔子学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闻乐音而知其国之政，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故叙篇端，论以读《书》之法。

绍兴己卯冬，走初本之《诗序》述《广序》，越四岁癸未，解官自东鄂，始因其说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诗说》。或者尤之曰：「诗古无说，今子尽掊先儒之说而自为之说，真古之遗说乎？抑亦未能脱于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无诗说也。三百五篇之义，《诗序》备矣。由七十子之徒没，经教汩于异端，齐、鲁、毛、韩，家自为说。《凯风》之义，自孟轲氏已失其传。由轲而来，于今又二千祀矣，今之说而谓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犹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于心，本之于序，是犹古之道也。先儒于此何加焉？弃序而概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说，于是以戾然，则反古之道，又何疑为！庄姜之诗不云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则古今一道尔。天命之谓性，庸有二理哉！是则《反古诗说》未为戾已。《记》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硕，莫知子之恶』。言蔽物也，有己而蔽于物，则古之情性与今先儒之说，未知其孰通？信能复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诗以求序，则反古之说，其殆庶几乎！

《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史记何以名《春秋》？春秋鲁历之所为更也。何更尔？变周也。何言乎变周？周正建子，以建寅为正岁，夏时得天，犹用夏也。春秋之序，鲁变之也。然则鲁变四时之序何？史始官也，加春于建子而为王正月，建卯之月而为夏四月；鲁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旧也。曷为舍周之旧？僭也。僭则《春秋》何以为经？《春秋》反正之经也。《礼》、《易》、《诗》、《书》始终乎正，《春秋》纪录不正，所以反之正。反正以其所不正，则五经之教，无时而或替也。《春秋》常事不书，书变常也。变常则何始于隐公？疾始变也。始变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于此？托始焉尔。奈何《鲁春秋》之始也。《鲁春秋》之始何？史之始作于诸侯也。诸侯孰谓？谓隐公也。先王之制，诸侯无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职于周之大史。隐之时也，始更鲁历而为鲁史，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费誓》、《秦誓》列于《周书》，《甘棠》、《韩奕》编之《南》、《雅》，乌在诸侯之有史也？晋《乘》始于殇叔，秦史作于文公，王室之微，诸侯之力政焉尔。然则《春秋》何取于鲁？因也。其因何？因鲁之史记。其《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为仲尼之志？善扬其善，恶书其恶，而无私焉尔。何用见其善善恶恶而无私也？曰直笔以书其事，因事而致其辞，善则善，恶则恶，不为褒贬抑扬而乱是非之正也。《春秋》用褒贬为道，其曰不为褒贬，何也？褒贬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托褒贬以为传也何？托褒贬以为传，舍褒贬则无以为传矣。三传之所为褒贬何也？不知《春秋》也。三传何以不知《春秋》？《春秋》之教，治棼而不乱，处群而不党，是是非非，而天下之理归之矣。不知体要，不存教法，心移于毁誉，而事夺于《春秋》，则是褒贬之说，乱是非之正也。事辞为教，《春秋》也，考辞而知其事，因事以观其理，不能显白，而待传以发，曰晦也。晦之为道，传之为经，则事辞之教荒矣。孟轲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平王之东也，变风害雅，五侯擅政，蛮夷乱夏，陪臣柄国，仲尼修《春秋》以明实录，将以反经之正，典常礼法无所与存焉，正乱常而还于旧物者也。是故直书以明得失谓之辞，正辞以别是非谓之事，属辞比事，莫善于《春秋》，《春秋》之道，治乱之法也。因史之僭，事乱之本也，事易其常，莫之或止，礼乐崩坏，《春秋》见之。且夫事有是非，道有邪正，治乱之所从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辨，人行其意，其谁能有反！于是列纪以著之，修辞以述之，会盟朝聘之作，师役祠命之行，畋鱼游观之为，崩薨卒葬之礼，苟失其旧，无不备举。可行于当世，可示于方来，小人惮焉，君子达焉，则《春秋》之所用，尽在是矣。其事则齐桓、晋文，昭其义也；其文则史，正其辞也。昭义正辞，则乱臣贼子云谁之不惧！拨乱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谓也。今夫浅害深非，乱是新变，旧传掩经，所谓反常也。经之云正不累于辞，所谓服仁也；道反常，三传之失也；服仁守正，复古之道也。经解之造，用经释经，而归正于经者也；旨要之谓，辞达而已。君子苟《春秋》之为好，不以弃传为过，而反求之《春秋》之义也，专门墨守，则非下走之所敢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