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君右史《遗编》手泽二策，先兄将仕手抄一策，《使事录》二策，《议和奏草》一卷，《遗表》一篇，裒成一编，通《行状》为十卷。不天幼失怙恃，初，先君下世，当秦相桧柄国，伯父司封为君行状，虽书法不隐，于事不敢加详。先兄集录遗书，惧为家族之祸，故如《议和劄子》、《请岳相飞书》之类，皆别匮藏贮，有待而出，某不能知也。不幸先兄蚤世。某罪大恶深，徒知宝藏已录之书，不意尚多遗落。旋归自蜀，始能遍阅家书于弃纸中，得前书手泽一策及《议和奏草》。奏草亦先君手泽，书首已不可见，虽号天自痛，计无所及矣。大惧先君之烈，由我而坠，于是会为一帙，以便子孙之藏，且待太史之求，编诸坟典。初，君授南剑州司法，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幸瓯浦，丞相赵公鼎以中司扈从，君以书见，丞相读而怀之曰：「公以谏臣望鼎，鼎何辞焉」！即席而言，及于圣学，丞相盛称上在戎马，犹不废读《资治通鉴》，君曰：「是固圣上美事，然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信能监古今之治乱而行，天下大幸」！丞相愕曰：「久矣，鼎之不闻是言也」！留坐而语，不知屡前其席。明年，丞相签书西府，首荐君以国士登对，论君子小人之事，议建方镇以安边鄙，皆略蒙施用。时上春秋鼎盛，储嗣未立，君首陈大计，颇见开纳。同里娄公寅亮为监察御史，闻而继之，其言尤劲，大略谓本朝传国十帝而大统三绝，太祖有国而太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为是也。上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朕之所师也」。是故择后之议，不及于太宗诸孙，皇上之后，太宗实根诸此。君自以为言之不若娄也，常写其章而自诵之。方计议枢庭，常摄户部郎事，禁省须钱四百万泛用，君执奏称旨，用是有湖南之行。衡、永阻饥，君留上供漕粟赈济，全活巨亿计，盗贼以清。王太尉𤫉讨杨幺，君知王不知舟楫，间事上奏委𤫉边塞。时岳相以偏将戍洪、吉，君一见知其人，表飞可清湖湘，后成败如君策。君之在都司也，狱有父盗子财，子不知而杀之者，有司当以夜入人家，登时杀之勿论，君驳之，以为子之弑父，宁论曲直，况父入子家，非人家，盗出困穷，子之孝养何在，抵以大逆，议者然之。和议兴，属秦相阴植党与，凡议论异己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从，因不复论，秦不知其异，故自赵丞相以下皆出，而君独留。丞相之行，送者惟君与郎官二辈，丞相欲论秦一罔上事，君以义止之。丞相行，举手而戏曰：「鼎行，如公宁复留此」？君徐应之曰：「未可量也」。秦闻颇悦，召君致谢，君曰：「赵丞相与某厚，为之谋，安敢不忠」！故秦不复疑。及侍从旅对榻前，君列其非是，因面疏秦曰：「偷安固位，于相君私计则便，然以虏贼，臣辱君父，忘宗庙之大耻，于心安乎」？与之廷辩移晷，因得疾以归，自作遗占，犹诋秦计甚斥。君常喜道「清心省事、约已便民」二句，及上斯奏，首论及之。旧事：右史终，有致事遗表恩泽。秦因沮坏成法，更为新制。君之大节盖如此，其它细务，在它人为可称，于君为不足道者，皆不复著。呜呼！先君逝矣，夐夐孤子，独季宣在，何修何事，可以继志承先？惟有收拾遗书，裨补行状之阙，昭晰始终之节，差可以无愧。抑尝闻司马文正之简吕由庚曰：「子孙正当发挥前烈，垂之不朽」。今日不录申史院，则先公事业，遂汩没矣。又尝闻李蘩为《泌家传》，其间不无溢美，后世既疑其妄，先人实事因并疑之。子孙之爱先人，政不当如此。是则先人之志，不可以不发，事之详略，不可以一豪加也。故某书此，续诸行状、遗编之后，俾后之观者，得以互见焉，二书已详，则不复叙。隆兴元年正月甲子，孤某泣血书。

孤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笔，集录遗编，患其未能备详，求诸缃帙，又得遇事勤书及《癸丑续记》一策。《续记》多记奏杂藁，行草相间，往往斤削涂窜，不可尽识，字字寻绎，始颇可通。去其复重，抄其要切之语，编诸书末，以为《遗编别录》，俟有它求而得，将以备后录云。呜呼！先君之言亦少详矣。方其以道屈信于吕、赵、张、秦数相之间，其立朝诚节见诸事业者，遗编行状固已略举，至于先君出处、交承师友之际，所以切磨丽泽，相期于三代之道者，《别录》见为多焉。某罪逆至深，先君遗书求不能蚤，不知续记之类其亡几何，悔不可追矣。顾惟不敏，奉先君之馀业，兢兢栗栗，惟恐失坠，如临绝壑而无凭依，继述之方，知以遗书从事而已，而今而后，其能免夫！后之子孙，观此先作，无忘乃祖之烈，以时次其家集，毋若我之不孝焉。负罪而书，不悟涟洳之丹臆也。某谨叙。

《古易经》二篇，《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总十篇，以参校别异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刊正，可诵读也。道隐久矣，书存而著，可即之见道者。圣人之遗经，不幸遭秦绝学，举煨烬无完书，惟《易》号数术家，故独免而传后。包羲之卦，文王、周公之辞，仲尼之赞，于是乎具在。天岂有意斯文哉，何其保之之固也！它经虽玄妙难拟，要皆自《易》出也。夫《礼》、《乐》，王政之纪纲，《诗》、《书》、《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数、声音、性命、事物之理，非《易》无自见也。六经之道，《易》为之宗，故它经亡而《易》传，不殊其书之存也；假《易》亡其数卦，其害将可言哉！天之所以相后人，何如其切。至于六经大难之际，乃保《易》全之，而人有重不幸者，《易》师为之也。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尽天地万物之道者也。辞、占、象、数，皆其一物，而《易》师者析之以教，虽互有启发，于义驳矣。《易》道之隐，其肇兹乎？且八卦条陈，六爻咸列，系辞其下，《易》之故也。仲尼赞述其义，未尝不错以成文，分系卦爻，非其旨矣。欲明圣人之意，舍故书何稽乎？是以差次其书，尽复于古；古文不可得见，故以正隶写之。判《文言》为二篇，《象》有小大之别。《易经》无义，不足辨焉，惟《文言》一篇，旧失其序，虽先儒谓次《彖》、《象》，或以为次《系辞》，以理言之，皆非其旧。夫《乾》、《坤》，《易》之门也，非《乾》、《坤》无以见《易》，故以《文言》起之，而系之《彖辞》，《象》若《系辞》之后，恐非必然。先儒所云，盖即今文，以求古也。今文布《彖》、《象》卦爻之下，故《文言》不得不居后，非元在后也。虽然，不敢以己见为必得，姑从其近是者之次，以待后之明哲。若夫传注之失得，在所不论。

走述《诗》反古说，州人项頔用中不吾与，曰：「子今人也，为古《诗》传，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为说，不亦虚乎」？走初不入其语，久而思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过。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钟也，遂古方来，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见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说？项规吾过，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书其后曰：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乐得其欲。六情之发，是皆原于天性者也。先王有礼乐仁义养之于内，庆赏刑威笃之于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于是时也，君臣吁谟庙堂，尊德乐道，其民养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颂之作，不过写心戒劝，告厥成功而已。后王灭德，而后怨慕兴焉。于《书》虞之「敕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于《诗》、《豳》、《颂》、《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于形容歌咏，有不可以单浅求者。此二《南》之风，为先王之高旨。上失其道，监谤既设，道路以目。雅风世变，触物见志，往往托之鸟兽、草木、虫鱼，是非盛世之风，有为为之也。其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以讽，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参诸风雅之间，以情性存焉尔。危行言孙，将以顺适其性而用之，利遵五谏，以讽为上，兹其理也。周士赋诗见意，骚人远取诸物，汉之乐府，托闺情以语君臣之际，流风馀俗，犹有存者。《诗》家之说变风变雅，一诸雅正。先王之风，意怨谤为性情，指斥言为礼义，近求诸内，自有不能堪其事者，远又不能参诸楚骚、乐府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犹今也，然则反古之说，未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说，古人其舍诸！

圣人之道行于古，圣人之法具于经，学者不务穷经，泥夫师说，故圣经法则晦以不明。士当以经为据依，断然不惑于习，略去众多之论，以尽其心，夫然后圣典森然，无不得也。《易》，六经之原委也。作《易》之道，哉始揲蓍，其法详著《系辞》，可按以考也。自脱于秦火，师法纷纶，而经闇不通，举世罔知攸定。士视先儒为用，久且不疑，旅出一途，而蓍法隐矣。《揲蓍新谱》毅然《易大传》之从，始谓一、三为奇，二、四为偶，得奇偶之正，无偏颇之失，契于经旨，有足多者。其引徵以张辕揲蓍之法，可以为审矣，而师春氏说，又略与符同。其法用蓍四十九茎，总箸把之，以意中分，扐一小指间，四揲之第一指揲，馀一、二足满五，馀三、四足满九，第二、第三指揲，馀一、二足满四，馀三、四足满八，四、五为少，八、九为多，三多老阴分爻，交三少老阳重分，两少一多少阴拆分，两多一少少阳单分，是法最为近古，然而馀二足五，馀三足九，与张氏说皆不与《易》通。走尝闻巫山隐者袁道洁先生言，特暗与庄氏会，第以四、八为多为未尽。走甚疑而参考之，惟策数几庄氏，何则？《乾》之策三十有六，《坤》之策二十有四，庄氏策恒亏二，袁氏则二差而为《乾》矣，以知庄氏之说容有未当，何哉？《系辞》之云，盖十八变而成卦，夫爻一、三少变六爻而数通矣，不必皆大变也。先儒自陈图南、邵尧夫辈，爻之再变已用四十有八，庄氏则尽用四十九，故从先儒则合于策，而四十九之用失矣，从庄氏则合于用，而二篇之策赢矣。惟刘禹锡辩《易》九六，论揲以三指，其法与师春同，既用无四十八之󸈠，而策复与二篇叶，是则庄氏之奇偶，师春之变卦，既可信，皆可从。作《易》之道，其不外是夫！学者当自求之，是不必信。盖一人之见，非敢谓诚然，如意无疑，则或可信，若犹未也，愿得复正从经，庶偏见之言，无以惑经于永。绍兴著雍摄提格之岁如月戊午，读庄季绰《揲蓍新谱》，爱其善而失之变，故书（《浪语集》卷二七。）。

二差而为乾：四库本作「奇差而为耦」。

林勋《本政书》十四篇，《地图》一篇，久藏走家。走初学问经史，病未尽通，不暇习也，置书箧中，与故纸不异，盖未始拂其埃尘而视其篇目也。暇日，检文籍见之，谓人著书必不徒尔，其间容有大过人者，取而疾读数过，乃知为井地书也。言皆叶往，则应经义，诚可行，亦可举，方之中古而不谬，措之于今而不悖。走恒病先儒之言田制者，往往拘名数，执死法，不能得圣人意，乃谓传之将来，读之且茫然厌烦，奚暇举而措之事业！勋书则异此，不牵于百氏之说，一本之经，能复引古以验今，即今以求古，不远于古今之夐而得其旧，亦不必劳人而曲尽乎事物之变。居今之世，求古之制，识其真则难能矣。勋书盖简且易，后之人主思将追迹三王而尽井天下之田，此书不可寘也。初，走未见此书时，视之则故纸若也，逮习其言，乃知远甚，人之不可易，书之不可不读也如此。古人有言曰「学然后知不足」，讵不信然！

赵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病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烈侯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噫！公仲连，贤相也，不以正义咈君之心；番吾君，善谋也，自以贤贤易君之虑。公仲用人惟己，烈侯改过不吝，贤矣哉！是故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唯务引之当道。

世之论李邺侯、张中丞者，无不尚其危急存亡之秋，曾不思二公之心，盖先存乎衰柳之诗，水山之不可倚也。郑威悯死义冯翊，其民哀之固宜，至于葬于异邦之臣，克祔夫人之柩，蛮貊忠信，不以死生行矣哉！某读公《新除谢上章》，至「关陕六七任，不挂权臣之横恩；崇观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馀润」，未尝不吁嗟变色，叹息于斯人也。即使蚤得展其所长，先事而戒，一死一生之际，当与李、张易地皆然，三百里之强对，决不徒死之也。熟复遗事，不知流涕之横睫。

欧阳公论柴守礼事，儗之咎繇为士，瞽瞍杀人，舜窃其父而逃。孟氏假设之言，所以通权变者。其论咎繇之法，至于天子窃父，隘矣。周世宗为柴氏子，盖出于流传。以元舅而不忍臣之，纵其杀人之罪，传疑虽过，或几乎信矣。舜于瞽瞍，曲尽事亲之道，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斋栗而朝，瞽亦为之允若。益之赞禹，叹其至諴感神，杀人远矣。乡使世宗待守礼以不朝，内尽宫中之敬，大宗私义，可无偏废，于时置之西京，弃之于阿父者，杀人细耳，又有加于杀人之罪，其将何以处之？世宗之欲处当其宜，大臣辅之无术，因陷而入于罪，臣不能无憾于世宗，职其明锐出于天姿，终以无学为累。

走游浙西，行湖渰上，常怪其地卑下，古人何以能田？道吴江间，知长堤之障水也。《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诸家注疏其言三江皆不可详，第未之考见。震泽定于三江之已入，求之经旨，三江在震泽下，为之叙矣。郦道元《水经注》「松江奇分谓之三江口」，引《吴越春秋》「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谓此别为三江，与职方称谓相乱。庾仲初《吴都注》：「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按《姑苏图经》，范文正恨不得导江入海，则吴中之水害，救之诚有道矣。昔者鲧堙洚水，禹行其所无事，三江入而震泽定，真无事也。比年吴中荐涝，诏书详求利害而疏通之，惜无一人能以古道言者，天子之泽从不下究，废格明诏，甚亡谓也。因读《东坡奏议》，得元祐中去浙西后所上单锷《吴中水利书》，其言宣泄陂堰之宜，曲尽古今之变，即采而用，禹迹无难复者。所患国家重扰，有司惮烦，豪强不便己私，此事之所以难立也。走为三复单说，把玩不能释手。惜乎禹书之说，单忘援以为据，故为表见，以备水官之采焉。世传东坡工为文章，于政事盖亡可述，诵其奏草，自可不攻而破。蜩鴳笑鲲鹏之大，亦何知哉！禹之功，范公、苏公之志，单君之论，于吴之水害真膏肓之针石也，读其书者，其可忽诸！

绍兴甲戌丙子间，丹徒五百夜还自郡，有方士醉卧道周者，时夜禁严甚，五百念士即得罪，遂扶以归。比旦，士尤之曰：「吾怀有白金失之，盗必子也」。五百实亡所得金，且弗复辩，为买金偿之。它日，遇诸途，又从之索酒，五百酤命之饮，延归与居。越二年，方士辞去，邀五百饯己，共饮野肆，酒竟，方士起曰：「吾久客累子，无以为报。察公之行，于今之世无有也。我有长年方术，将传之子，子能相从，即不死。能相从乎」？五百曰：「人生必死，长年奚为」？士曰：「吾念若贫，有术嘘铜成银，亦嘘银为金，子欲之乎」？五百曰：「我持梃日得百钱，已足自养，复嘘金何为」！士曰：「若于酒外无他嗜好，吾能变瓶水为美酝，酌之可不竭，忆子夜不得酒，为通夕不寐，姑取吾术，须乏酒时试之」。五百曰：「夜亡酒饮，不寝何伤！变水良劳，吾不用也」。方士矍然竦曰：「昔吾若友，今我之师也，道已高于吾矣」！端拜腾空而没。酒家保在旁知状，得其应答语传之。若方士者，岂世之所谓仙人耶？何其方之异也！彼五百庸胥，乌知仁义道德之说？观其所立，几于古之真人，方士服而师之，为得师矣。私不自胜，迄示其方，所谓知之非难，行之惟艰，讵不信然！员冠之儒，少长于圣人之学，及其行事能弗戾者几希，闻五百之风，足少愧矣。走惧其以方之没也，故书。

好杀非王，罔念奴狂。赋性厥良，守雌用藏。宽以御下，简于自防。羲和偶变，棣谊仍常！

问：寓兵于农，古之大政也。周家之制，则《周官》、《司马兵法》具存。里以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令贡赋。军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乡有州、党、族、闾、比、伍，遂有遂、县、鄙、酂、里、邻。王之六军，偏取而足。《司马法》以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提封万井，为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谓一甸出一乘车，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参诸《礼经》，名数乖错，自求其说，互有不同。管仲以内政治齐，制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三分齐国，以主三军；五家之轨，为五人之伍；十轨之里，为十伍之小戎；四里之连，为四小戎之卒；十连之乡，为十卒之旅；五乡一帅，公及高子、国子为之。夷吾之书，复有伍鄙之法。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立五大夫。一国三军，革车至八百乘。长勺之战，桓公称有带甲十万，车五千乘，得无誇过其实乎！《礼》、《法》皆周家遗书，《管氏》一家之说，而其乖迕至是，作法之意，宁自有不同欤？将由久远之传疑，抑考求之未至云尔。当周之末，诸侯自为兵法备矣，有如齐之募士、晋之前行、秦之陷阵、越之君子，逮战国之骑射、技击、武卒、锐士，与夫楚之二广、郑之鱼丽、吴之彻行，一陈一军，自有制度，曷为本始，一皆无稽而妄作邪？周家赋卒之差，及其车乘什伍，诸侯之为变乱，其同异多少为如何？虽唐李靖尝略以告文皇，其详未有所究，愿为备举，商确于篇。

对：善乎荀卿子之论兵曰：「仁者爱人，故恶其害之；义者循理，故恶其乱之。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方止，有如盘石，触之者角靡而退。以桀诈桀，犹有巧拙之幸；以桀诈尧，谁肯贼其父母？谓桓、文之节制，不足以敌汤、武之仁义。故论兵要，舍汤、武，何法哉」！今之兵家一本诸孙、吴氏。孙武力足以破荆入郢，而不能禁夫概王之乱；吴起威加诸侯百越，而不能消失职者之变。诈力之尚，仁义之略，速亡胎祸，迄用自焚，是故兵足戒也。孔子于子贡之问政，告之以足食足兵；卫灵公之问陈，对之以俎豆之学。圣言天远，厥有旨哉！商之《颂》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苞有三檗，莫遂莫达，九有有截」。周之《武》曰：「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二王皆以弭乱为功，宜其兵之无敌于天下也。商事远矣，愚于《牧誓》见武王用师之法，「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易》之所谓「师出以律」，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故舍周家之制为兵，皆茍然之道也。周家制兵之法，其要略具于《周官》，其详《司马兵法》言之。《法》虽穰苴之书，然皆当世常行之事。耳目所际，去宗周为不远，其言不悖于礼，不可诬也。去古既远，二书皆出亡轶之馀，然舍礼法而讨论周家，则将焉所取制？明问下及，疑其乖迕之多，意于作法自有不同，考求之未至焉者。撝谦抑损，盖将以启发诸生乎？愚以为《礼》、《法》无有不同，患不深考；第加考索，自无乖迕之疑。《周礼》之所谓「县」，即《司马法》之所谓「成」也。县都以令贡赋之法，终同以施疆理之政，特名号有不同耳。《司马法》：甸出戎车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即稍人所掌丘乘之法。甸田八里，加方十里，是为一成之田。三分去一，为田六十四井，以五百一十二家出车一乘，甲士三，则一车七十五人之赋。一成百井为三百家，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则一同万井为三万家，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之赋。周家兵赋，率七夫而赋一兵，一通为三十家，固二分而去一矣。甸四分而去三，则一车七十五人之数。其曰如千家者，谓非兵赋之常，不得已而大发之，多不加于是也。一士二徒之设，率三十家而置一吏。礼有卿、士大夫、胥徒之制，非甲卒比矣。论礼者以谓赋卒有天子、诸侯之为，未之详也。孙武固谓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周之赋兵，于此可见。虽不得已，犹不至于尽发者，先王忠厚之至，不欲穷民之力也。齐之内政，以八百乘之国而立三军，车八百乘，军万人，加工商之乡六，为军万二千人。兵车二乘，卒士百十五人，则周二两之制，五属四十五万家，以供三军之赋卒。十五家而赋一兵，则周赋兵之制虽损其数，用之夥矣。桓公自谓带甲十万，车五千乘，通国之众，未为誇也。周之赋政，始于丘井而成于一甸，什伍之制，万世法也。六军之法，即六乡之法；六乡之法，即六遂之法。军国异容而不异制，简易之道也。《管子》固谓内政之作，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轨里之法，不大更于乡遂；伍鄙之法，往往因于夫屋。然其间不能无异，而惟径便是取，军国殊制。至于王法，遂更求速得志于诸侯，此内政存心之可诛者。李靖以为管仲实修太公治周之法，为知赋政之赢虚矣。愚尝谓王制之在天下，后世有不可得而变者，纪纲是也；有当时不能自无出入者，法度是也。言之兵陈，则纪纲什伍也，法度卒乘也。知纪纲之不可得变，而法度之可以出入者，而后可与言兵。乘车七十五人，周之制也。武王牧野之会，盖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卒四万五千人，戎车少而甲士多，至倍加于常数，然则周法之在当世，犹未免乎有时而出入也。诸侯变周之制，为可责矣，随时而具卒乘，王法何诛乎？仲尼于鲁《春秋》，何以书「作丘甲」、「用田赋」？皆变周也。周法：甸出七十五人，为三甲士，则丘何一甲之有。成公之作丘甲，则是甸赋百人，赋以丘乘为差；哀公初以田赋，则是井地之内，民力无遗蕴矣。丘之赋五家而出一，田之赋一家而出一。地不加大，民不加多，恣其变更，而何强大之能益！故论《春秋》之法，虽齐之内政，犹无所逃其罪，而况竭民之力哉！周礼之在诸侯，诸侯之事守也。范昭不能犯齐之礼，知齐之不可伐；仲孙以为鲁秉周礼，言鲁之未可动。诸侯之守其国，舍周礼何居乎？当周之衰，周礼盖不行于天下矣，诸侯略能循周之法，虽甚无道，犹足以为强，率意妄为，未有不底于乱亡者。蔿敖择楚之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辕左追蓐，挟辕而战，以辕为法，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周制：五伍为两，四两为卒。楚徒多而车少，车之一偏有卒与两，一车之徒二百五十，陈曰荆尸，未见其变周者，李靖以为挟辕之士，一偏为五十人，两二十五人，二广凡一百五十人。靖号知兵，殆未之思也。郑子元繻葛之陈，为右左拒，前偏后伍，伍承弥缝，前偏轻也，后伍重也，五矩方也。周制偏车二十五乘，伍车百二十五乘，前轻后重，鳞次弥缝，陈曰鱼丽，未见其变周者，众多而备，鱼丽岂谓是乎？夫差陈于黄池，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帅，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将军，三十嬖大夫军，带甲三万。吴有徒而无车，所谓方陈，亦未见其变周者。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教之战陈。吴之军其本诸陈，此巫臣车徒二乘以两之，强半予吴。杜预以谓予之两士与九乘车，何其乘车之众也？愚所谓诸侯略能循周之法，虽甚无道，犹足以为强者，齐与三国是也。赵以骑射变胡服，齐以技艺受赐金，魏之武卒以中试复家，秦之锐士以功赏相长。荀卿固以为干赏冒利，庸徒鬻卖之道，未有安制矜节之理，故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赵武灵王侥一切之利，骑射变于夷者，又荀卿所不道，何足论哉！惟秦商鞅耕战之法，获五甲首而隶五家，什伍之意或存焉，尚不害于兵农之一，卒兼六国，此其故欤。以诈力相为雄长，一变先王之法制，愚谓未有不底于乱亡者，战国之兵是也。齐之募士五万，晋之前行四万，秦之陷陈三万，事不它见，名独见于吴起之书。越之习流二千，教士四万，诸御千，与所谓「君子六千」，法不详见，事独见于外传《国语》。募士、前行之号，其内政之所寄，被庐清原所作之异名乎？疑以传疑，未可谓必然也。管子固尝以教士目内政之军，其名或在是也。陷陈之力，著于韩原之战；君子之用，效于笠泽之师。是皆恩信有以结之，其详不可得而考矣。循周之故效如彼，更周之制害如此，周之礼法，为天下之纪纲者，顾不大乎！虽然，纪纲之于周，犹为法度而已，如其仁义，此周之所以得民，存乎其人，则《礼》、《乐》、《诗》、《书》在也。文中子之居家也，不暂舍《周礼》，曰「先师以为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周礼》以往，问礼法，其敢舍《周礼》而对！

问：《语》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夫彼重则此轻，天下必然之势也。孟子之拒杨、墨，荀氏之诎孙、吴，与韩氏之辟佛、老，凡以此也。夷考其事，乃若有大可疑者。老子与孔子同时，庄子与孟子同时。老子之书推提仁义，绝灭礼乐，宜得罪于圣人者，而夫子从之问礼，至欲窃比老彭。孟子当战国之时，尊圣人之道，杨、墨之外，虽若神农之言、桓文之事，尚皆辨其非是，庄周诋訾孔氏，曾无一语及之。至若荀卿论诎孙、吴，而躬未免于谈兵；韩愈深辟佛、老，而与大颠弥明之徒游从，多所假借。西方之教，盖百家之晚出者，其清静类庄、老，其自了类杨、朱，其慈悲、明鬼、非乐、不丧，又甚夫墨者之言；一二三柏子之机，乃其极至语也，然实本于宋钘、惠施、公孙龙坚白异同之辨，宜儒者之所不予。王通祖述六经之学，断然以圣人许之，先正司马公作偈破禅，犹是说也。学者疑之久矣，必有能辨者焉。

问：山河有定势，攻守有定规。弈者置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兵乎！是故因师归之众，举蜀汉之师，收三秦，从韩魏，食敖仓之粟，杜成皋之险，塞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东乡以争天下者，汉之高祖也。自淮入泗，舍舟下邳，举琅邪，入大岘，灭燕之后，息兵三年，或开钜野（王德仲。），或通石门（沈林子。），或出淮肥（檀道济。），或趋阳城（胡藩。），或入武关（沈田子。），通舟于河，推锋入渭者（王镇恶。），宋之武帝也。乘夏水之浩汗，汎河道之通流，走碻磝，覆滑台，虎牢、洛阳自然不固者，宋之文帝也。然或以有功，或以取败。又若桓温枋头之举，谢玄黎阳之役，心存河伯，其败何由？田禄伯、桓将军之谋，吴王不用而败，二子遗术，或可举而行乎？乃若吴、蜀之所以抗中原，西有关头、阳平、乐、汉，东有江陵、夏口、濡须、京城之镇，魏人之备不过祁山、襄阳、合肥三城。晋、宋以还，乃有彭城、泗口、钟离、寿阳、安陆。疆埸远近，固曰随时之宜，必若韩雍之袭南沙，孙恩之走郁洲，沧海之滨，古未之方，何也？都邑之设，所以控制方面，为民之极，六朝皆在建业，而孙吴或都武昌，南唐或迁豫章，将有说也。国家渡江，虽钱塘为行所，留钥之守，寔在建康，屯戍之兵，不及江外，出战入守之计，大率不同于古，将时异事变，已陈之迹而今不足为乎？即使兵交淮南，守在江面，运道难碍，诸处交急，馈运之出，备禦计之，古所未暇，犹当谋之，而况方册所书者乎！必欲进图中原，取还旧物，退守重□，馈输亡之。虽曰庙堂自有成算，学士大夫要当知之，愿闻规摹，以观远业。

问：古者用民之力，岁毋过三日，而庶人在官，与夫邻酂之长，无非民也；居则治沟井，出则奉征战，亦无非民也。嬴秦而降，大革先王之典，惟民役于公上，未之有改，而民不以为病。近世以衙前押纲运，主场□，而民始困于为吏；保正职催科，承文引，而民始困于差徭。熙、丰以来，更法以救其弊者娄矣，而弊日滋甚。盖尝赋钱、免役矣，则有役不免，而钱之出也如故，且州县有吏豪之病。又尝官顾耆户长矣，则有顾直上供，而民之徭也自若，重之以里胥走弄之奸。法之扰民，无甚于此。是故小民惮于充役，而田业归于官户之兼并，于是有限田之制，混差之法。且官亦役也，而役钱不免；仕足贵也，而贱役仍在。说者谓汉法，虽丞相子不免顾更卒之戍，果其遗意欤？或者乃欲复科耆户长之顾钱，则前已有免役之输，后未保将来之役，亦恐役人亡赖，官事殆将不举。第守官户子孙名田减半之法，人情苦不易行；使与民户通差，则仕者不能兼治，而官户之役反重。罢免役之上供，邦计亦不可阙；一仍其旧，又将无以宽民。意者古今异宜，而民不可复役，不然，何以屡更役法，而民终未之便？将祖宗之成宪，自足遵守，而徒为是纷纷，不能达其意欤？诸生学古通今，无所不讲，兹民事也，有司愿究其宜。

问：水利尚矣，农田之灌溉，漕运之转输，公私之交急也。至于设险守国，其所系者益重。淮浙当承平之世，非惟国用之所仰赖，「苏湖熟，天下足」，则又发于田家之谚。今也行都所在，内奉万乘，外供六师，而水利之讲不详，号称十年九潦。古者塘堰陂湖之地，顾已变为桑田之野。皇上究求民瘼，知无不为，盖尝决圩岸之遏流，抑沙田之专利，通五泻之堰，导申季之港，德至溥也，而旱潦之害，未闻加损。或者以谓吴江之岸，寔障震泽，陂湖堙塞，涨起横流，决而通之，未睹其利，漕舟凝滞，军食乃不可阙，佃者已为成业，立将见其流散。兴役动众，又不可以轻举，置而不问，非安国和民之意也。先正翰林苏公之帅浙右，常欲起千桥于吴江之岸；文正范公守姑苏，则欲尽通吴东入海之浦。一则言而未试，一则试而不卒，迨今百岁，弊云极矣。监司帅守，岂无爱民忧国若二公者，历年之久，何寂寥之无闻也？将古人治水之道，二公有未之尽，不然，二公之业未究，必有说也。邓艾大田淮甸，而魏军大振；何洙复邓故业，而南唐之政遂衰；马臻兴起鉴湖，鉴湖成而臻败；谢公作堰丘头，淮人比之召伯。利害反覆，其故何哉？中朝镇守北路，旧兴塘泺之利，水田之阻，况此辇毂之下，淮沔之塞，事切平世，将何道而为之？诸生论古通今，水学盖所详练，必也农田不失灌溉，运道不至艰阻，边险以设，民力无困，而公私享富实之效，岂无术邪？愿详闻之，将复于上。

问：「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孔子语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孟轲说也；「适尧、舜、文王为正道」，扬雄学也。虙羲而降，神圣之君以十数，孔、孟曾不之尚，顾独尊于文王，周、孔非其贤于先圣，将以无位故邪？扬雄论道而归尧、舜、文王，然则周公、仲尼岂不足法也？三千之徒，皆学于孔子者，而七十子尤章章焉。《史记》所传，七十有七家，语所录七十有二，其人与数既已不同，而其强半言行不闻，果何以异于三千徒也？叔孙武叔、公伯僚毁仲尼、愬子路者，不闻回心乡道，言行之美，而犹见录，何欤？《大戴礼经》其言子贡论弟子之行，以答卫将军文子之问，其人裁十有二^⑴。孔子自言从我陈、蔡，及门者十，无非门人之杰，而其去取参错，不可考知。姑为订以圣人之言，则子我短丧之问，似非能言之流；季路不正卫君，冉求附益季氏，其于政事何有？似孔子如有若，唯忠恕如曾参，门人之所共尊，乃不数于德行；又如曾点之言志，子贱之不欺，传《易》若馯臂、商瞿，曾不许以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所列，犹或未之尽邪？圣人之门，柴愚、参鲁，师辟、由谚，而皆进于夫子之道；耕稼之学，至斥之以小人。其谨向背之途，所成就之速如此。堂堂张也，其传乃有尧行而舜趋；商之洒埽应对进退，流为嗛然终日；游之贵本抑末，至于偷懦惮事；又言语之子贡，推于从横之雄。以参、商之大贤，比于孟施舍、北宫黝之勇，圣人之学，何其愈远而愈不似邪？得其所传，子弓、子夏、子舆三人而已。子弓之学，至于荀卿、李斯而废；子夏之传，至田子方、庄周而极；惟子舆之道，子思、孟轲皆不失其所传。将毋师法不同，本有次第，抑其流传之远，自有幸不幸欤？荀卿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轲皆未免为有罪；庄周论天下道术，身与老聃、关尹犹自列于一家。卿言子思、孟轲自谓子游之说，周称田子方语，又曰学于溪工。古人尊道严师，安有闻见之异，疑信相乱，其故何哉？诸生学于圣人之门，所尽心焉尔者，道学之统，源流之辨，与夫门人高弟所闻所得，厚薄浅深之间，宜固知之，详著于篇，庶见所蕴。

问：三皇，皇也；五帝，帝也。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论《易》称虑羲、神农、黄帝。太史氏纪五帝，则首黄帝，略少昊。大戴氏记宰予答问，亦止于黄帝、高阳、高辛而已。古者祖功宗德，与夫郊禘祭报之祖，皆不在昭穆之数，祭之报乃不知为何礼，虞之幕亦不知为何君。商之三宗，宗也；迁亳商如盘庚，其无逸如祖甲，商民求复其政，周公亟称其贤，而皆不列于宗。周宗武王严矣，若成王之守成，康王之刑厝，曾不曰宗其道。宣王中兴之治，德非盛于成、康，于传有世宗之名。得非三代以前，经传疏略，不可得而详说，不然皆彰灼，特孤陋未知通乎？汉唐以来，祀丰于昵，功德之论，废而不行，求诸先儒史氏之言，盛德丰功之君，自有不可没。汉七制，唐三宗，其人也，汉之二祖、三宗，唐之太宗，固天下无异见。以世宗之穷奢黩武，庸讵贤于节俭爱民之景？以中宗之聪察杂霸，岂多过乎明于成王之昭？明皇、宪宗皆有始而无卒，以武宗之几振唐室，宣宗之政比太宗，且无二君晚节之瑕，而七制三宗去彼取此，何也？在汉光武严恭祖宗之制，迁吕后之有罪，跻薄氏之有子，所以崇高庙之配，登中宗之宣帝，没元帝之高祖，所以明先帝之贤，至于景、昭之号，世宗之宗，无损益焉，岂非功德污隆，虽孝子慈孙，自有百世不能改者？宜乎后世非复异同之论。况有先儒史氏之證，而天下之议，至今曾莫能一，岂无说邪？诸生其推所由来，却我胸中膏肓之惑。

问：孔子尝闻者俎豆，未学者军旅，其论政曰「足食足兵以信」，自谓「我战则克」，岂徒然哉！在《书·甘誓》有之：「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共命」！《牧誓》有之：「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齐焉」盖陈法也。《礼》：大司马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阅，坐作进退，如战之陈。《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盖陈形也。然则圣人果不学欤？自《军礼》、《司马法》亡，兵家不知有陈。诸葛武侯治军蜀汉，推演八陈而载之图，今广都、鱼复皆有之。其图行列皆八，象地之方，一有九六相函如偃月状。晋桓司马以为常山蛇势，后世曾莫之省。唐李卫公始引《军志》，以明四头八尾合于古之井制，触处为首之意，于是稍可究之。然闻先汉都肄已有孙、吴六十四陈。窦宪常勒八陈击匈奴矣。至晋马隆，又用八陈以复凉州；陈协持白虎幡，以亮遗法教五营士。是则武侯之前既有八陈，后亦未尝亡也。今有马隆《握奇图赞》，其传起于风后，李筌绘而图之，见于《太白阴经》。又有曰《杂兵书》，颇有黄帝、太公、孙、吴、武侯遗术，裴绪变而通之，著于《兵法新令》。其形皆八，不与武侯陈图相似，筌乃定而无变，绪又方图非整，俱曰八陈，是邪非邪？唐太宗尤习于兵，其作《破陈》之乐，用代古之武舞，八幡、四表，自以生于八陈，干戚振万之意，果如是乎？古有鹅鹳、鱼丽，范蠡又论阴阳牝牡。阴阳家者，亦有太一五陈、遁甲八门之术，卫公益以六花与十四陈，至曹成王则有所谓团力，李临淮则有所谓校旗。原本从来，将毋皆八陈之变？不然，各一法欤？荀卿有言：「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员居方止，若盘石然，触之者角靡而退」。以为安制綦节之理，其古之军陈欤？今之为兵，固有常教之陈，无用于战，讲肄而已，说者遂谓战而言陈，非知兵者。张真源名习战陈，然未尝用古法，乃使大将各以意教，止使士知将意，将悉士情，然则古之陈图，果不足法矣？先王为是纷纷无益之教，无乃厉使其民乎？武侯有言：「八陈既成，自今用兵行师，庶不覆败」。陈固用之以战，谓之无用，何也？真源、武乡，皆古之知兵者，何其言之反邪？古人以陈肄兵，由来何所法象？后世用与不用，其为成败何如？可以文，可以武者，圣人之徒，毋以古所难言而遂略其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