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唐池州刺史杜牧之《九日登齐山诗》。吟咏嗟叹之意，殆与风雅同也。后世骚人逸士，诵其诗者，悟真趣而销忿欲，岂特为是邦故事而已哉。后三百四十年，而某来为郡，诣学而拜遗像，访左史洞而观留题，慨然思古，为之三叹。因得李王所书公诗，刻置山寺，庶几梦想高躅，希万一焉。

后一百二十四年，建安袁某来守是邦，而堂与记石，悉无存者。怀南丰之文，想王君之政，慨然太息，恨九京之不可作也。属修荒政，弗敢从事木土，莫还思政旧观，乃即中和堂之东偏，饰便坐以存之。既揭堂额，又为书记文于屏间，庶几出入观省，无越思焉。若夫建堂伐石以复故事，则有俟于来者。

余读贾谊《度湘水赋》，其言造托湘流之意悲矣，恨未身到也。今观米公横卷，而吊原思贾，使人兴怀，愧无健笔以赋之。淳熙辛丑三月上巳日，建袁说友起岩甫书于池阳清静寮。

富沙袁说友敬诵苏、富诸钜公题跋，注想典刑，如生乎其时也。辄冒不韪，书岁月于下方。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臣闻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天下之事，未有无本而能行者。譬之水焉，或盈科后进，或放乎四海，而其源深流长者，皆本也。本之不立，末亦不举，本末舛丧，而何事之可行哉？夫居上何以服人也？而其本则在于宽，惟宽厚长者，则使人爱之如父母矣。为礼何以示人也？而其本则在乎敬，惟庄敬严恭，则使人望之如神明矣。临丧何以感人也？而其本则在于哀，惟悲哀伤戚，则使人依之如子孙矣。居上也，为礼也，临丧也，皆事也；宽也，敬也，哀也，皆本也。本立于此而事自修，本失于此而事皆废矣。使居上而不宽，则无以容其众；为礼而不敬，则无以肃其下；临丧而不哀，则无以尽其情。本既失矣，其如事何，故曰「吾何以观之哉」。古之圣人所以上而临人，内以修己，外以应物，以理为本，以本为用，不敢轻用以悖理，不敢忘理以废本。故能上而服人，足以保其位；内而正己，足以安其躬；外而尽物，足以接乎下。夫以一人之身，而上下内外无一而不顺乎理焉，是不深可观哉？虽然，抑又有说也。传曰：「宽而有制」。盖宽而无制，则优柔纵弛，其弊至于弱而不振矣。又曰：「恭敬而无实」。盖敬而无实，则令色足恭，其弊至于诈而弗诚矣。又曰：「丧至乎哀而止」。盖哀而不止，则伤生灭性，其弊至于礼有所不行矣。此又用宽、施敬、致哀三者之要道，圣贤所当深致意焉者也。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臣闻夫子之取人，不束于一律，不限于一门，故天下之才或小或大，而皆适于用。用之各得其地，则小用而小，大用而大，随其分量以成就其功用，抑皆有可观者矣。岂特夫子以是而取人，古之君天下者，用天下之才，亦不越此也。季康子见孔门之士皆一时翘楚，而未知其所可用之地，乃以三子发问焉，而不知圣人固不以一律一门而取诸人也。子路之果足以断大事，子贡之达足以通世务，冉求之艺足以权物情，三子之才，其于从政何所不可？使圣人束以一律，限以一门，则必欲果，必欲达，必欲艺，三者兼得而后用之，则天下之才将无可为者矣。此道也，非康子所能知之。唯二帝三王固常以此权天下之才，以收一世之用。姑以尧舜观之，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而至于庶绩其凝。夫三德六德固不同也，而皆各有所长。尧舜悉因其才而官使之，用能收「庶绩其凝」之效，此人主用人之要道也。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臣闻所贵乎为圣贤者，以其知命义之大戒而已。能知命则安时处顺而不苟求，能知义则砥节厉行而有所立，知斯二者，则无适而弗安矣。孔门之贤固多矣，而知命知义惟颜、闵二子焉。夫季氏之于鲁，上则不能辅国君以尽尊王之义，下则不能安其分以正陪臣之名，其为不臣，盖圣人之所必诛也。方且以不义之富贵，欲奔走国中之贤士，夫岂知闵子者盖乐道而忘人之势之贤也。其视季氏，不啻犬彘然，顾肯为斯人屈哉？费宰固不足以浼子骞也，藉使循而上之，加于费宰数等，子骞亦不为季氏一出也，而又可以使之哉？此而可使，孰不可使也。夫子之言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此孔门命义之戒，子骞守而不失者也。季氏之僭、费邑之畔，其无道甚矣。使之为宰而不肯就，危行孰加焉，然且曰：「善为我辞，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其言之逊又如此，则圣贤之处乱世，固自有道哉。如季氏之不臣，其心必谓人莫吾知也。而闵子方不就其所使，不屈其所守，所谓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者，彼然后心知鲁国之有人也。以是知命义守节之士，诚有益于人之国欤。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臣闻天之生贤，固有定分。圣人之爱贤，有不能自已者。颜子之亡，夫子恸焉，而归之于天，故曰「天丧予」。伯牛之疾，夫子叹焉，而归之于命，故曰「命矣夫」。岂非贤之生也，固自有定分哉？今夫子之爱伯牛也，既执其手而形之言，又悲其疾而至于再，复悼其亡而归之命，辞哀意戚，怆然有爱贤无已之意。自后世观之，犹使人悲伤太息而不容已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臣闻人之所以能休戚其心者，以有欲焉尔。夫欲者，志之所趋于此则乐于此，失所趋则乐者为忧矣，此常人之情也。是故有所欲，不得其所欲，则不乐；无所欲，未尝不安其欲，则无不乐。颜子之乐，乐此而已。何者？箪食瓢饮，其视食前方丈何如哉？居于陋巷，其视榱题数尺何如哉？然天下之至美，生于吾心之至乐，众人以欲，而颜子以道耳。不以贫窭易其念，则视箪食瓢饮如食前方丈矣；不以富贵动其心，则视居于陋巷如榱题数尺矣。人之所忧，颜子之所乐也。此心不变，则此欲不作；此乐不改，则此忧不萌。人见其乐，而颜子亦不自知其为乐也。如是而后，谓之心斋坐忘焉，谓之庶乎屡空焉。求之孔门，固有愠见于绝粮矣，固有陋于九夷矣，而颜子独能以道为乐，可不谓贤乎哉？此圣人所以贤之再三，而叹众人之果不可及也。虽然，忧乐人所未免者，抑又有富贵之忧乐者，姑以尧舜观之。孟子尝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而汉董仲舒亦曰：「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闻以位为乐。故斥逐乱臣，务求圣贤，是以得舜禹稷契皋陶，贤能佐职，教化盛行，天下和洽」。则尧舜所忧所乐者，盖在于诛乱以求贤，得贤以致治，是谓富贵之忧乐者。颜子穷而在下耳，若夫在上之圣人，其忧乐在天下，岂特如颜子而已哉！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臣闻自古圣贤学聚问辨，进德修业，岂有他道哉？曰志于力而已矣。传曰：「惟学逊志」。又曰：「功崇惟志」。惟有志则事必成矣。传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又曰：「力行近乎仁」。惟用力则至于道矣。盖志则在我，而力则有限也。夫欲为而不能为，此力也，非志也。事至于不欲为，是谓志弗坚矣。力以有限而止，此固非志之过。志以不欲而辍，是谁之过欤？此夫子所以力戒冉求而溯其心。夫子之道，门人所共说者，钻坚仰高，岂容一蹴而至。自非力有分量，勉强持循而不自已，则未免有中道而废者。若夫有志于夫子之道，朝斯夕斯，不以日月而至。如适越焉，必至于越而后止。此志既坚，此学必固，其肯功亏一篑而遂止哉？今冉求非不悦圣人之道，乃自叹力之不足。然求也退，夫子固每进之，其忍于此而不针其膏肓乎？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画，止也，谓其非力不足也，特其志弗坚而自止耳。使夫道愈远而志愈竭，道愈难而志愈锐，其肯自画于中道之废乎？故尝因是以观古之圣贤，如尧舜之汲汲，仲尼之皇皇，或孳孳日行其道，或不寝不食而思不如学，此岂以力不足为说哉，此岂以中道而遂止哉？然则为圣为贤，欲学聚问辨，进德修业者，当自悦圣人之道始。欲悦圣人之道者，当自立志始。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臣闻圣人之教人，必贵于辨名实也。君子小人，其为实也，固如天渊之有间，一以虚名缘饰焉，则其近似者难辨矣。自非圣人，其孰能明之？夫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此亦儒也。名实之不辨，则道先王语者，岂不曰君子之儒哉？惟其所见者狭，所志者小，多欲以为奸，操说以谋利，以私灭公，适己自便，此所谓小人者耳。使在上而无圣人，则其毒有不可已者。一有圣人为之别白而是正之，则所以为小人者，毫发不能欺人矣。此圣人之所甚恶，而学者之所深戒也。子夏之在孔门，固非有此。然圣人作炳于眇绵，每不敢忽。子夏方出，见纷华靡丽而悦意，其名实之辨或昧焉。故圣人以此预告之，使其知君子之儒，其道以诚而不以伪，以义而不以利，以本而不以末，以公而不以私，斯可以为君子之儒矣。臣观三代以后，凡为小人儒者，幸而见用小，则如汉张禹、孔光之徒，大则为唐许敬宗、柳璨之辈，其为患何可既也。然则君天下者，其于用人之际，庸可忽诸？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臣闻《中庸》之言曰：「为政在人」。释者谓在于得贤人也。盖得其人则治，失其人则乱，此不易之理也。求之古昔，上而治天下，下而治一国，又下而治一邑，莫不皆然。子游为武城宰，孔子尝闻其弦歌之声矣。然一邑之中，必有一邑之望，使为政者有所取法焉，则教化易行，习俗易美。圣人喜其为是邑也，而民有向道之意，此其功效必有自来，故问之曰：「女得人焉尔乎」？谓武城之政，其美如此者，必因得人而致也，而子游果以澹台灭明为对。盖行不由径，则是以直道而行矣；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则是正己而不求于人矣。直道而行，必无主痈疽瘠环之事；正己而不求于人，必无阿大夫毁誉之疑。斯人也，其当世之贤人乎。非子游之智，其孰能知之；非子游之政，其孰能用之？宰斯邑，得斯人，致斯治，宜其如牛刀割鸡，而收爱人易使之效也。虽然，治一邑者，犹以得人为治。为天下国家者，苟得贤者而用之，国之不治，臣不信也。孟子曰：「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斯言也，君天下者所当深致意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臣尝观舜之告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易》称大人言行曰：「善世而不伐」。不伐云者，不自矜伐之谓也。夫圣贤所以不可及者，其惟此心乎！不骄，则此心必不伐，故能安富贵而不敢侈，处学问而不自足，居功名而持以谦。有若无，则其有益富；实若虚，则其实愈丰。禹之为禹，而《乾》之为《乾》，皆不外此道。今孟之反，鲁国之大夫耳。其德其行不详见于传记，而其不伐之美，若有不可掩者，圣人肯以人而废言哉？凡军前曰启，军后曰殿，战以启为难，而败以殿为难也。鲁哀公十一年，鲁与齐战，鲁师败而奔，孟之反不敢因败而急奔，而后入以为殿焉，是能于败中而以殿为勇。且于斯时也，使孟之反以殿为负，岂特自以其难为功哉，又将暴白一军之不能勇也，其矜伐孰甚焉。今也方欲与众同其罪，不欲异众示其功，既奔而独殿，非因败而求生者也；复不自以为殿，而谓马之不进，非敢自居于勇之名也。是于有功之中，而有谦晦不自伐之美。推是心以往，而禹之不伐其功，《乾》之善世不伐，皆可以驯致矣。故夫子表而出之，以告后世，使如孟之反者，亦能有不自满假之意，其视贾馀勇以誇人者有间矣。古之人，其善行至于日日新又日新，有加而无已者，皆自不伐始。夫惟不自为已足而学无不足，不自为已成而德无不成，此盖圣贤进修之要道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臣闻尧舜之知人，则以巧言令色为必畏；夫子之论道，则以巧言令色为不仁。巧言令色，小人之事也。持小人之事而居于世，以求悦于人，取容于众，而无患难之迫己者，此非治世之所有，而皆衰世之时之人也。何者？恶直丑正，为衰世之风；去佞嫉邪，为治世之事。善观世之治乱者，盖即于此。夫子当周之衰，慨直道之不复行，思古人之不可见，彼方以辨给相倾，以谄胁相胜，为之咨嗟叹息而有言曰：非有祝鮀之巧言，而徒有宋朝之令色，则难乎免于祸矣。甚言周衰道丧，巧言之佞，令色之美，二者苟阙一焉，则不可以自立也。呜呼！此岂治世之事哉？大抵刚则难售，柔则易入。难售者，其说必以正，易入者，无适而非邪，此巧言令色能免于乱世者也。惟天下之圣贤斯能辨刚柔而识邪正，是以颜渊为邦之问，夫子首告以「远佞人」，又曰「佞人殆」，以言一堕于佞人之计，则其从甚易，浸淫渐渍，如火销膏，而人不知，其殆必矣。此自古圣人之所深戒者也。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臣闻居者未尝无出也，不由乎户，则不可出矣；学者未尝无行也，不由于道，则不可行矣。出必由户，则无穿窬由径之行；行必由道，则无非僻不正之心。何者？道则正理之所自出，而非虚无淡泊之谓，又非矫激高远之谓也。有是事必有是理，循理而行，则无不合。彼不合于道者，是不由于正理也。君子之于天下也，乌有不由正理而能合于道哉？虽然，圣人由之，而众人则昧焉。舍户而出，则所出者非正路；离道而行，则所行者非正理。知出必由户者之为正路，则知行必由道者之为正理矣。后世异端既起，诐说复附，舍正路而弗由，则不知出必由户矣，舍正道而弗行，则不知何莫由斯道矣。于是以虚文眩俗，以污习谋利，声气以相援，比周以相殖，正户之由，正道之行，漫不复问，自非圣人著诚去邪而反之正，其不为天下国家之患者鲜矣。然则行而不由于正道者，皆圣人之所必诛也。

初六「履霜坚冰」止「至坚冰也」。

臣闻《坤》卦六爻皆阴，而「初六」为阴爻之初，盖阴气之微也。如初寒之时，有微霜之至。作《易》者因阴气方萌之始，而有防微杜渐之戒，以深明天下之事，当谨其始，以虑其终。始之能谨，则终无忧矣。譬之履践至微之霜，日积一日，苟不知戒，则自微至著，遂成坚冰。此盖驯致必然之理也，圣人戒焉。故曰：「履霜坚冰至」。而《象》复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其辞切，其戒深。大而为天下国家，小而一身之行事，苟微之不能防，则如履霜之不戒，将必致于滋蔓而难图，固结而不可解。是岂一手足所能求哉？如坚冰然，其去难矣。圣人知之，虽小不善而不敢为，虽一小人而不敢用。纤微之累德，其去之必速；毫发之微眚，其改之也必亟。以此处己，以此治人，又焉有驯致坚冰之道哉（《永乐大典》卷三五○七。）？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止「地道光也」。

臣闻《坤》卦，地道也，臣道也，故六爻以臣道言。《坤》之六爻，惟六二之爻尽臣道之美。盖居下卦之体，于臣道为顺，又处一体之中，于位不敢过。而又以阴居阴，所以尽人臣之道者全矣，于是得以大其直之道。夫六二在中位为正，故曰直；尽臣道为义，故曰方。直方之大，得于天性之自然，不待修习，而用此无不利，故《象》复申言之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有臣如此，上而事君，下而处己，无愧于坤之顺承乎天，臣道斯有光矣，故曰：「地道光也」。然则欲为臣，尽臣道，在乎法《坤》爻六二之动而已矣。

唐文宗尝顾郑覃曰：「试论我犹汉何等主」？覃曰：「文、宣主也」。帝曰：「讵敢望是」！李石欲强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问而覃之对，臣皆以为非。颜回，匹夫耳，自比于舜。陛下当日引月长，以齐尧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为不及？惟陛下开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则大业济矣」。

臣闻人主之向慕，治之本也，天下于此占之焉。始之向慕者高，则他日之所成者必不卑，假令力有不逮，尚犹可得其中；始之向慕者卑，则他日之所成者必不高，假令勉强力行，终必不能踰其始望。传曰：「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又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斯为下矣」。汉武上嘉唐虞，尚且多欲，唐太宗远比尧舜，犹不克终，况其下乎？周公思兼三王，仲尼潜心文王，况人主乎！郑覃以文、宣比文宗，未为卑污，虽文宗亦且不敢当；而李石遽非之，必欲齐之尧舜，不欲以文、宣自安，石真爱君哉！俾厥后为尧舜，非尧舜之道不陈，政为此耳。

贾昌朝奏：「伏见西夏僭狂，今将出师，以遗朝廷之忧。臣窃谓此固不足虑，而国家用度素广，储蓄不厚，民力颇困，是则可忧。自天圣以来，屡诏有司节省用度，以至于今，未闻有所施行。宋受命八十载，可谓治平矣，然节爱之术有所未至。边陲虽宁，而兵备不省；徭役虽简，而农务不笃；外厚币聘，而内丰廪给。自馀虚用冗费，难以悉数。天下诸道，若京之东西则可自足，陕右、河朔岁须供馈，所仰者淮南、江东数十郡尔。故田税不足，重以榷禁，凡山泽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于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织，游惰之俗，蚕食为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忌衣食艰难之患，习尚奢侈，重伤民力。农所以困，国之储蓄所以不厚者，职此之由。夫国财民力縻于无用之日，故当其有用，不得不忧。臣尝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了足其三年，赏给仍出自内府，况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虚实矣。臣又尝掌京廪，计江淮岁运粮六百馀万，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天下太平已久，而财不藏于国，又不在于民，倘有水旱频仍之灾，军戎调发之急，计将安出哉？愿陛下鉴已往之失，察当今之务，取景德已来迄于景祐，凡百用度，无巨细，校其所入所出之数，约以祖宗旧制。其不急者，皆省罢之」。

臣闻圣人之治天下，未尝生财也，而财则自生，未尝理财也，而财无不理，是岂有他术哉？曰节以制度而已。古之人其论生财也，而归之大道；其论理财也，而概之曰义。夫道与义固非为生之理之之具也，盖道义者制度之所自出，而制度则本诸道义焉尔。是故圣人于此立之以为制，守之以为度。无事也，而为有事之备；有事也，而为无事之储。上无横用，而以制度行之身；下无滥予，而以制度施诸人。上不以不予为难，下不以不得为念，无事而无伤财之患，有事而无害民之忧。此圣人足国裕民，而收富庶安强之效，未有不出于此者。仰惟国朝版图全盛，货财充足，至于庆历、嘉祐之间，可谓极盛矣。而贾昌朝之奏，犹怀调度缓急之忧，首陈节省之策以告于上者，岂非虽以天下四海之广，田租山泽之利，一不之节，则将以有限之入，应无穷之须，固有贻患于缓急之时也！方今天下版图之数，货财之入，其视承平之时，强弱盖可见矣。然财之入也，岁有损而无益；其出也，岁有益而无损。加之以水旱之蠲除，重之以州县之困乏，一岁之入，盖不足以当一岁之出。臣尝略较其出与入之数矣其岁之入也，当六千二百七十五万有奇，而岁之出也，亦当六千六十万有奇，是固足以相当矣。然以天下国家之大，而所出所入仅足以相当，一有水旱之蠲除，州县之困乏，则又不足以支所出矣。今夫小民之家未尝无所积也，有一日之积，有一月之积，有一岁之积，随其所积之多寡，卜其家之兴替。岂以天下国家之大，而大农所积曾不足支旬日也？执事者其可以弗忧哉！然犹有可诿者，则曰朝廷则有封桩之积也，御前则有内藏之积也，二者其将为有事之储乎？然封桩之积，臣亦略知之矣。钱约一岁之积不过四十馀万，而岁有支用，所出亦多，其所积又实无几矣。内藏之积，臣不得而知也，使果有所积耶，其积愈厚，则其备愈可恃矣。其或未然，臣未知所以为缓急之储，与夫为大农之计也。故臣不暇旁举远引，愿首以古人节以制度之训，中以贾昌朝节省用度之奏，而终以今日财计出入之说，以为臣进故事之献，惟圣主深鉴往事而力图之。

汉文帝既闻廉颇、李牧为人，乃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冯唐曰：「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帝乃复问冯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今闻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繇此言之，陛下虽得颇、牧，不能用之」。文帝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臣尝读曾巩《本朝政要策》，其言曰：「太祖皇帝之制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至于论富之以财，则曰：「西北边军市之租，多赐诸将，不问出入，往往赏赉又辄以千万。李汉超守关南，属州钱七万贯，悉以给与，又加赐赉。汉超犹私贩榷，规避商算。有以事闻者，即诏汉超，私物所在，悉免关征。故边将皆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以居则安，以动则胜，此可谓富之以财矣」。巩之言岂无所据而云哉？盖英主之御将也，诚知将帅武夫不可以文法拘，不可以廉隅律，苟不有以优其货财，使之上足而下裕，则彼将自营之不暇，而何暇恤吾士耶？彼为士卒，上不见恤于国，下不蒙恤于将，欲其无饥寒，胡可得也，安敢望其死国哉？然则太祖之所以优诸将，实使之推有馀以优吾士也。建隆、开宝成效，可见于此。国家养兵，自御前以及沿江屯戍，亡虑数百万。其廪而给于官者，月以计之，人为粟二升有半，人金七十有七，而月粮之数仅三斗耳。彼其人有父母妻子之养，疾病婚姻丧死之费，皆于是乎取，则宜其穷饿怨叹而不已。虽然，其所给皆旧制也，而何以特困于今日哉？臣尝讯之军卒之故老，则以谓向者县官廪而给之虽甚微，而诸大将所以优之者则犹厚也。如韩世忠、岳飞、刘锜之所部，金帛赉及徒伍，米粟厌足于舆卒，中虽变更，而后来所得犹擅酒酤之利、回易之息，皆岁以万计。利入若此，则士之艺且精者，诸将且有以赏之也；士之贫且悴者，诸将且有以赒之也。厥后酒酤罢，回易废，凡军中一毫以上之利，往往搜括殆尽，而将帅无复利权。乃又责之以小廉曲谨，束之以矩寸规尺，堤防议论之甚备，上不能以自裕，下亦不能以仰给。士于是时，始仅守其升合之粟，百什之金，而嚣然有旦暮之迫矣。又日使其父母妻子奔走闾井，遂口腹之急，殆同丐殍，而其身亦负薪织屦，转移末作，且不自给。彼其平居无事，困饥寒，虑妻子，出怨言，方觖然有不平之意。一旦有事，其能捐躯尽力于上乎？此臣所以日夜深思，动心而惧者也。此无他，惟其军无馀利，则诸将贫；诸将贫，则六军之士皆贫。必先有以优其将，将优能豫附士，士附则令之死国而不难，此必至之理也。且汉文帝岂真不能用颇、牧哉？使帝知李牧尽有军市之租，赏赐飨士皆决于外而不中覆，则知所以优将矣。今也魏尚以军市租尽给士卒，而帝乃以一言之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则是未知优将之说也。由此言之，帝之不能用颇、牧，岂诬言哉！惟我太祖任将之法，远过八代之所以优诸将者，欲上下相通，将士均裕，故能兵威所加，前无坚敌。今上天悔祸，敌方困于北人之扰，中国固未暇问，而所以先上策为有备者，要当急为之图也。然则舍任将之策而何策哉？臣愿上法太祖皇帝御将之方，如李牧飨士制胜之效，出冯唐一言之戒，下御今日士卒之道，特出睿断，如酒酤，如回易，如营运之类，尽复异时宽大之制，令诸军得斡旋，自行施置。关梁弗征，州县弗禁，诸将得专其利，则可以赏士卒，蓄廪粟，缮器械。毋束以文法，毋拘以常制，毋责以小廉，诸将稍富，军用稍宽，下得以优数犒赉以求裕吾士，盖必先优吾将而后可以优吾士也。惟陛下实图之。

庆历元年十一月，仁宗皇帝曰：「人臣虽以才适用，要当以德行为本。苟怀不正，挟伪以自蔽，用心虽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观人，洞见邪正」。宰相吕夷简等曰：「孔子第其门人，而颜回以德行为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尽于此矣」。

臣尝观司马迁之称尧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盖该天下之明者莫大于天，穷天下之理者莫妙于神，而尧也悉同其功用焉。夫以如天如神之大，而达诸知人之际，其辨邪正，核真伪，别贤否者，果何所难哉？而尧乃于知人而难之，岂以如天如神之大，而反病知人耶？诚以尧之所难者，不难于知君子，而难于知小人也。君子之行也务实，实则较然而易见；小人之行也以诈，诈则隐然而难知。何者？真未尝能乱伪也，而乱真者必伪；正未尝能汩邪也，而汩正者必邪。使其显然而为伪邪，则人孰不知之？惟其巧于伪而似真，则伪者难辨；巧于邪而似正，则邪者难明。此小人之至奸，而帝尧之所难知者也。恭惟仁宗皇帝，以尧之仁而覆泽万物，以尧之智而鉴观四方，在位四十二年，而所急先者，必以知人用贤为务。故能朝多君子，国无小人，德行名儒，项背相望，治安之极，上媲唐虞，可谓收得人之效矣。而御朝之日，方且叹人才难辨，戒邪心之萌，圣训昭然，洞察真伪。其曰「人臣以德行为本」，是知人材当以务实为先也。又曰「苟怀不正，则挟伪用巧而形迹益彰」，是知小人必以巧伪为奸也。又曰「以此观人，洞见邪正」，是知用人之道当在知邪正也。大哉王言！所以垂家法于子孙，立丕训于万世。帝尧之所难者，仁宗一言而无馀蕴者矣。

或曰张良之欲殴老父，似无先见者，余曰不然，作《张良辩》。

班固记张良取履事，余谓良之识老人，政如其识高祖，皆其平生远识，洞见贤否，精神之妙，在此二事。至其谓良初见老人，命以取履，怒欲殴之，且曰：「为其老，乃彊下取履」。余独未解。料物纤悉必中，如烛照龟卜，动与神契，乌有神异如黄石老，而谓良一见不能深识，乃怀欲殴之心乎？且其相期平旦之言，而良之往至三，略无厌斁惮烦之意。使良不有所见，已知老人非庸常士，其心足以照知而测识，谁肯一就其约，拒而不与，又至于再，至于三，而犹拳拳信慕，坚忍不拔，以如其约哉？度人之情，一往不就，或勉而再，再而弗与，则未有不委而去者矣。今良勤劬坚确，油然而就之，不惮再三而与之会，此非胸中洞见老人之异，必不至是。而班固乃谓其初欲殴之，以其老而下取，乌有卒然相遇，命以仆妾之役，肯徒以区区之老而为之屈哉？必不尔也。汉高祖与萧、曹起于丰沛，所与成帝业者，良、平、韩、彭耳。韩信因萧何之荐，而陈平、彭越皆自楚往。彼三人者，其归高祖，皆非有先知之见。而良独起于草野，方怀景驹之就，而道遇高祖，亡介绍，非雅素，一见相得，欣然从之，至有「沛公天授」之叹。此其先知远识洞见物表，岂韩、彭、陈平辈之所以遇高祖者哉？以其知高祖者而考之圯上之事，则良之知人大抵如此。而班固乃载以殴之之说，信斯言也，则良之取履就约，皆幸遇耳，而何预乎先知之识哉？余故曰史氏一时记事臆度之言，良意不出此也。

或曰张释之能以仁恕导其君者，余曰不然，作《张释之辩》。

人臣进言于其君，虽品目端绪之不同，要以近厚为主。盖人心莫不易于薄而难于厚，是故从厚而入于薄者易，从薄而入于厚者难。入于厚者，虽未至于厚，而终必至焉；入于薄者，一至于薄，而不复变矣。况夫人主之于刑罚，其可导之而至于薄哉？张释之奏宽犯跸之诛，其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其言宽厚彊毅，执此与皋陶之「宁失不经」，吕命之「惟敬五刑」何异？至谓「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呜呼！此一言出，天下岂不为寒心哉！夫天子之与有司，若名号则殊，而缘情定法，至意则一。天子立是法以付有司，有司守是法以正天下，故天子无私法，有司无私刑，然后上下齐一而刑罚以正。今而曰「上使使诛之则已」，是则导天子以纵杀，而不必有司之讯。凡有干于天子者，将疾诛亟戮，必以快意为事，而有司之法，可以一切不问，是天子之杀人无适而不可便宜也。且夫有司之设，正欲敛人主自纵之心，守天下一定之法。今使之可以自便，虽朝杀一人而暮戮十人，不复求證于有司矣，而可乎？吾于此不尤释之，而幸文帝也。文帝天资仁厚，岂肯锐于杀人哉？不然，以是而告武帝焉，吾恐天下重足而立可也。呜呼！一言而为智，一言而为不智，其释之之谓欤。

或曰公孙弘愿不用卜式，知人者。余曰不然，作《公孙弘辩》。

卜式上书，愿输家财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式曰：「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式何故冤」。使者曰：「苟子何故」？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上以语丞相公孙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上不报。呜呼！公孙弘其以妾妇之道事其君也。观弘立朝大概，显然尽在史册，固不必枚举而后见。然独恶其以卜式为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愚以《春秋》诛意之法绳之，则妾妇之说信矣。方弘之事武帝，其矫伪足以欺世而愚俗，而独不能以诬汲黯。盖天下之理，惟正足以识邪，惟诚足以照伪。彼其见诘于汲黯，略不少恕。凡弘一言之发，一事之举，黯即谯责，皆溯其心之所未形见者，旁诘而曲数之。故弘曾无一日少自纵肆，往往费辞曲说，仅足以为临时解纷之计。其视黯辈，恨不斥去也。而卜式输财之奏，虽未可以为美事，然观其答使者反覆之言，与其牧羊如治民之语，其忠纯质直，守道徇理，不徇情势，是盖汲黯之似者。而弘心固逆知之，彼谓使式一日居于朝廷，则又复一汲黯矣。一黯且不能制，而乃附益之，吾其危哉。弘意出此，故曰「愿陛下勿许」，则其怀疑猜忌之意，所以剌剌于中者为何如？且式后既为郎，凡因时讽谏，以死请行，指盐铁之为难，谓舟车之可罢，此岂弘辈所可企万分一者，而曰「不可以为化而乱法」！呜呼！刚明英武如汉武，且不足以烛奸人之计，信乎！君子难进而易退者也。

或曰王尊之于衡、谭，责人无已者也。余曰不然，作《王尊辩》。

元帝崩，成帝初即位，石显之徒为中太仆，不复典权。匡衡、张谭奏显旧恶，请免显等。司隶校尉王尊劾奏衡、谭位三公，知显等专权擅势，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皆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失大臣体。成帝乃下御史劾奏尊不敬，左迁为高陵令。新室之变，其来渐矣。夷考元、成以来，群奸窃弄，讫不能禁，由一王尊以劾匡衡、张谭而斥，然后小人不复忌惮。呜呼！人主听言之际，岂可无远虑哉？当元帝时，石显擅势专权，大作威福。汉廷公卿，自萧望之既死，皆俛首下心，无一人敢窃议者。成帝嗣位，而衡、谭仅能以区区之奏乘石显失权之后，欲以诛锄旧恶，盖几于缚死虎者。伟哉，王尊之言乎！尊意以谓衡、谭为三公，亲目石显窃权衅祸，势轧人主，不能劾治于方彊之日，而徒伺其既败，然后一言，其于尊朝廷，斥奸回，盖已晚矣。夫药不能生死也，病未剧而得之，则无死之道；士不能止土崩也，国未殆而用之，则无亡之理。尊之言，其亦恨夫既剧殆而后虑哉？成帝于此，致当纳王尊之说，正阿附之罪，诛石显，罢衡、谭使天下知侮权窃柄如石显者为无所容，而畏避全身如衡、谭者亦不能免，然后亟用王尊，以信其说，庶几小人一日得志，必能怀危虑患，无复敢有窃弄之意。而成帝虑不出此，乃曰王尊摧辱公卿，轻薄国家，斥去而不复顾，反复优褒衡、谭，略不谴问。自是而后，则凡小人方张之日，谁复肯以衡、谭失时之戒，以求所以亟治之者？讫于哀、平，汉室浸弱，权倖滋炽，以至凤、莽，其孽盘固坐，攘汉玺如取怀抱，岂不痛哉！然则人主听言之间，要当辩邪正，权重轻而虑及夫远者久者，其毋计目睫之利害而轻示之机哉。

或曰，汉儒五经之学，有功于圣人大矣。余曰不然，作《汉儒辩》。

《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圣人之经，以秦火而亡，以汉儒而杂。亡之害在书，而杂之害在道，书亡而道固存，道杂而圣人之意泯矣，故亡之害小，而杂之害大。呜呼！理存而一说具，初不欲天下后世曰是经之有是言也。某人以为如是，而某人以为如彼，今人以为此说，而后人以为彼说也，亦何尝一言而有二理，一理而有二说哉？而汉儒以专门名家，以师说分授，人自为师，家自为学，矜私意以为书，逞臆决以立见。且《易》一也，既有田何、京房之学，又有施、孟、梁丘之学，复有张、彭之学。《书》一也，既有欧阳氏之学，又有大小夏侯之学，复有孔、许之学。至于《诗》、《礼》、《春秋》，其言某氏某氏之学不一。圣人之作经，以一说具一理，一理之外了无歧论，岂某曰如是，而某曰复如彼哉？今而曰某氏之学，是一说也，则又曰此某氏之学，是又有一说也。故饰《易》文者，指箕子之「明夷」为万物荄滋之说，而或者又曰非古法。能《书》传者，释「若稽古」至有三万馀言，而或者又讥其太过。人各是非，互相诋訾，索新誇奇，以自表立，迄使天下后世智者慢其说而棼以臆见，凿者胜其说而附以奇论，蔽者守其说而胶于要旨。甚至一经而有十家之训，一训而有异同之说，传注之学以千百计，纷纷籍籍，孰知统纪，皆汉儒有以基之。盖如适乎荆榛之涂，旁斜曲直，纵其所向而不知悟，然其去通都大邑愈远矣。然则汉儒专门立学之弊，其为滥觞如何哉？班固赞之曰：「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呜呼！汉儒之学，大略可见矣。

《乾》元、《坤》元，元者何？大也。欲观《乾》元、《坤》元之妙，当于二、五两爻观之。道本不可名言，而圣人命之曰元。元本不可形容，而圣人又命之曰中。大哉中乎！二、五两爻皆中位也，有阳中，有阴中，阴阳皆中也。中与正有辨乎？曰，以阴居阴，以阳居阳，正矣，然而未中也。中无所不在，在在皆有中。道至于中，不能加毫末于此，此中之所以为大也。先儒言：「极其大而后中可求，止其中而后大可有。故皇极者，大中之谓」。《乾》、《坤》二、五之中，所以为《乾》元、《坤》元之大也。《乾》之《文言》曰「龙德而正中」，谓九二也，又曰「君德也」。以九居二，人臣之位，而以君德为言，何也？中无所不在，固可以通言也。自二言之则为见龙，自五言之则为飞龙。飞龙之中，即见龙之中，天下岂有二中哉？《坤》曰：「顺承天」。《乾》、《坤》无二道也，使有二道，若之何而顺承耶？六二言大而不言中，六五言中而不言大，互见也。二之直方大，以中故也；五之文在中，其大可知矣。彼执一者，则谓二自二，五自五，不识贯通之妙者，不知中者也。即《乾》、《坤》而推之，馀卦皆然。《屯》六二之「十年乃字」，九五之「屯其膏」，当屯之时，不敢苟合，宁舒徐以要诸久，不可大有为，宁收敛而啬其用，皆时中之道也。《蒙》九二刚中之才，而有包容之道，其周公遭变之际乎？六五童蒙之君，赖刚中之臣乃济，其成王之谓乎？君臣各尽其道，正所谓中也。此《蒙》之所以亨也，此《蒙》之所谓圣功也。《需》九二曰「衍在中」，衍之一字，妙矣哉。处需之时，苟不能宽绰厥心，以俟天命之定，则不可以言中矣。惟宽衍在中，自然绰绰乎有馀裕也。九五一无所为，需于酒食而已。文王不遑暇食，时当然也，中也。成王燕嘉宾，燕兄弟，燕朋友故旧，时当然也，亦中也。故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讼非得已也，九二之「不克讼」，其惟刚中乎？刚中故能息讼。五居尊位以断狂直，惟其中正，是以元吉。同此一中也，或息讼，或听讼，中无往而不在，其可以执一言哉？《师》五阴一阳，一阳为卦之主，九二是也，其丈人之谓乎？故曰「在师中吉」。六五为长子，惟其中行，故能代大君当帅师之任。若复以弟子分其权，则失中矣。兵凶战危，其可轻也哉？《比》六二处比之时，无阿比之私，得中正之道矣。故不自失中，乃吾之本心也，何失之有？以九居五，明白洞达，故曰「显比」。既曰「位正中」，又曰「上使中」，甚矣！中之可尚也。自《屯》至《比》，或上体，或下体，皆有《坎》焉。履险而不失其道，尤足以验中之可比通行而无碍也。至《小畜》则免夫险九二「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中我所固有，行其所无事，自中自吉，其不失固宜。九五有孚于众阳，以中正而居尊位，岂独富而已哉？能使九二得牵挛而复于上，盖不止乎独善而已。《履》之九二，坦坦乎无系累之私，惟其刚中，故不自乱。九五履帝位之尊，刚中之上，尤为正当，然犹有贞厉之戒，何也？非礼勿履，兢兢自持，圣人之心与天同运，未尝有一毫之间断也。呜呼，大哉中乎！在《乾》、《坤》、为《乾》、《坤》之中，在馀卦亦皆同乎《乾》、《坤》之中。人见其变，中未尝变也。圣人建大中以为天下准，为万世准，有百千万变之不同，而圣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与贤与子，皆中也；揖让征伐，皆中也；诛管、蔡，封蔡仲，皆中也；仕止久速，无可无不可，皆中也；过门不入，陋巷箪瓢，皆中也；父师则去，为臣则守，皆中也。中无定在，变化云为，无往非中。虽然，变化可也，无忌惮不可也。变化者未尝不允执，无忌惮则不允执矣。至于拘儒，则又执一而非执中矣。天下之乱所以日多，而治日少者，无他故焉，不坏于执一之拘儒，则坏于无忌惮之小人。前史所载，昭然可观。呜呼，安得明《易》君子而与之论中哉！

一阴一阳之谓道。一之未画，安有阴阳？阴阳尚无名，安有道名？呜呼！一之未画，已具阴阳。阴阳未有名，道在名之先。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无体，有体亦太极。太极无画，有画亦太极。太极非阴非阳，阴阳亦皆太极。不名曰道，而名之曰太极，何耶？名为未悟者设也。名立而人愈不知道，离奇耦、刚柔、动静而言者非也，即奇耦、刚柔、动静而言者又非也。甚矣！人之难悟也。

吴氏子求名于袁起岩，乃名以鲁，而以子唯字焉，何哉？吴氏子好学之念有馀而勇于进，如驰骏马，欲一蹙而至康庄者。嗟乎！子不见夫赤子之心乎，毋机心，毋锐志，而良知良能融造化而含万理也。子其挫锐而鲁，全其天而达其人，则一唯之发，口耳俱丧，是足以进于学矣。吴氏子亦唯而退。

陈氏之子名赅，而求字于袁某曰：「赅闻之，赅者该之异辞也。释之韵者而以兼为言，则赅与该也，其辞异而旨同乎。君盍有以字之」？某曰：「子固知夫赅之为兼也，其亦知夫兼之为说乎？圣人画卦以其兼山也，而以《艮》言。艮者止也，故《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兼天下之善，推而用之，则出位而思也，庸何病？而卦也、象也，皆以止言，兼可恃乎？自夫子之门，其弟子薰陶渐渍，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而颜子、有若无实若虚，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其有也，实也，能也，多也，岂不曰兼人哉？乃且谦居逊处，而无以兼为者，故曰以退为进。虽以子路之勇，圣人亦以其兼人故退之。颜以退而处一己之兼，子路以兼而乐圣人之退，则兼山之《艮》，圣人与群弟子盖于是焉洗心哉。子宜以兼退为进，而以退翁字焉，则道愈损而愈明，己愈克而愈诚，不溢于盈，不矜于成，将使源泉混混而莫见夫终穷之形，其兼也孰禦焉。赅乎，其毋以名浮也」！

晋史谓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王羲之晚渡浙江，遂有终焉之志。顾恺之谓千岩万壑，竞秀争流，而一时人物如孙绰、李充、贺循、许询辈，皆以文艺冠世。某幼读史，长而从仕，谓今会稽实拱行阙，仕而有职于东，盖无难者，亦庶几见所谓以山水名天下，与人物风流之盛者乎！而宦海萍游迄三十年，而志弗遂。淳熙十六年春，辱乘传典仓事，于是登秦望，探禹穴，识其委蛇盘礴之观，而得其温厚粹美之气。盖其钟灵孕秀，云行川流，胚胎酝酿，发而为英杰，宜有独盛于斯世者。宋朝崇儒右文，视古为重，而东南儒风宏懋盛美，会稽为最焉。杜祁公以道德文章、功业行实克相昭陵，德在生民，勋在史册，足以仪万世而垂后学。如顾公临典制北门，陈公扬庭执法中司，傅公墨卿正位常伯，石公景略皆以文学冠春官，夏公噩、齐公棠皆以贤良应大科，傅公崧卿以文艺魁舍选，儒学之秀，颉颃上下，此非骞翔奋厉之所蕴，而雄深秀丽之所钟耶？建炎初，六飞渡江，尝驻跸于越，而越今为陪都，盖古三辅也。山川之所形见，风化之所渐被，其儒风士业，流闻彰布，益以昌大，要非馀郡可及。王公佐、詹公骙相望二十馀年之间，皆以大策冠多士。石公辙以奏恩被魁选，莫公叔光以宏博中两科，而三岁大比，赐第于太常者亡虑十馀人。其连取词科，伯仲联第者，又间见层出。人物之茂，实为衣冠盛世，其亦有以权舆于此哉！郡之前进士石朝英、陆洋、张泽阖辞以告某曰：「越之山川，则有郡之图志在，越之名卿大夫，则有国之信史在，若无俟于登载者，然乡之宗老则惧晚学之未闻也，人寖远而寖亡，事愈久而愈坠，其不没前人之事者几希。朝英等将以郡之进士列名于石，且请于府帅阁学尚书王公，愿饬工镵石，寘诸郡庠之讲堂，于以示劝激之意。然非文不传也，敢以请」。某幸以将指来越，而楚实有材，又所身见而目识者，其何可辞？则与之言曰：夫读古人之书，肄当世之业，岂直以取科级、钓爵位，以誇荣侈盛于乡曲哉？其致君泽民，行道及物，实自读书肄业始。汉世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史氏讥之；韦氏教子一经，志于青紫，后世贬焉。士之学固有远者大者。今天子龙飞御天，适当兴贤之岁。越之士方将企前慕昔，以接踵贤躅而振袂流风者，其盍思所以远者大者乎？虽然，越有君子六千人，昔人谓其有志行，犹齐之士，吴之贤良也。呜呼！千载之后，其必有仍盛美于前人者，某犹拭目以观之。题名起于庆历二年，前乎此者，考诸《登科记》，则乡里多不载，故不录。而杜祁公则大中祥符元年甲科四名进士，盖可考云。是年十一月望日，朝议大夫、权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袁说友记并篆额^⑴。

「是年」以下，原无，据《两浙金石志》、《越中金石记》补。

州县之职，其甚卑而劳者曰尉。尉非能卑人，人卑之而不为也。尉之与民，相亲也，相安也。相亲而民听之，相安而民悦之，不亲则悖，不安则戚矣。尉而非其人，可乎？今而曰卑之，而吾弗为，呜呼，尉之真可卑也！杨君堪奉刺史命假尉于泾邑。其胸中渟涵者厚而粹，乃肯托诸尉职，而为相亲安于民之事，以小施所学焉，亦贤已哉！伐石以纪前人，记壁以告来者，是重尉也，非重文也。

淳熙七年四月十日，池州弄水亭成，郡太守袁某赋诗载酒，辑宾佐以落之，存古也。大江之东，池泽上流，山川之融峙，险阻之捍扼，视古形势国也。而层岩绝壁，变态万状，风月之所盘礴，溪浦之所漩澓者，昔亦闻于四方矣。唐二百年，郡刺史多时名公。至于骚人雅士游观登览，觞咏缱绻，皆油然意足，欲将终身焉，所遇足以发其趣也。李太白傲睨一世，其襟度飘放，未易即之，而惓惓者何哉？《秋浦》之诗、《白笴陂》之诗，爱赏悲歌之念，后世诵之，意池非人间世也。后有即秋浦胜地而亭者，取太白《秋浦》诗「饮弄水中月」之句，而以「弄水」名焉。会昌中，刺史杜牧之为诗二章，其言草木组丽，风露光洁，山溪幽足，四时异趣，亭不胜其景也。然岁月既久，而陵谷之遂变；古今异时，而名实之事舛矣，何独斯亭哉？唐至今三百年，亭之实未可复，而亭之名其庶几存乎。先是绍兴八年，郡将复旧观，而故址在今青溪桥之西南，岸壤倾落，莽为污池，而又佛庐其旁，触目芜圮，弗容以故事考。独存莲浦，亦彫谢岑寂，盖牧之所谓「飐滟翠绡舞」者。今睹其细尔，仅能因仍简陋，即南城之外沿西墙甫十步，临清溪以亭之，而基制窊甚，屡压于水。淳熙四年，郡复改创，累石壝土，无复怀水虑。居亡何，悉从煨烬。又三年，某来为郡，诵太白、牧之之诗，想其高风雅尚，屡意此邦，慨二贤之不可见也，傥循其名以存大略，不亦可乎？遂因其址而规焉。亭倾墙面北乡，与溪山殊不相偶。又束以狭壤，施置失宜。乃拓基架屋而南之，中为大亭三间，其高二寻，轩宇导从，映照后先，连甃如砥，弗限高下。庖传有所，髹饰惟备。由亭之东，为桥十有一柱，折而北焉，至南城门而止。齐山屏其前，九华翼其左。清溪頫流，不疾不徐，荡漾潺湲，迫岸而弗敢进。风日凝美，波光层接，殆须眉可烛也。西有飞桥，其长三十丈，因而葺之，垂虹倒影，又将季孟于松江矣。经始于三月五日，一钱不取于民，而圬梓之工，悉计直以授，才四十日而后休。邦人亦诧伟特之观，其骤见于此也。虽然，是足以存古矣。夫因亭以立名，循名而探理，吾不知水之有似于人者乎？澄之而不清，挠之而不浊，吾知人之隘而污者，将汗颜于此水也。源深而流长，波静而光彻，吾知人之浅而躁者，将汗颜于此水也。水何心于人，而人不能以遁于水；人何预于水，而水足以愧乎人。太守之登斯亭，弄斯水也，其必有以鉴此水者乎！不然，水哉，何取于水也！故并书之，因以为戒云。

惠子补之作环堵之室，而名以樗，惠子有爱乎樗而自况者也。或曰：万物以有用贵，而无用者莫如樗；万物以成材称，而不材者莫如樗。是何惠子之爱乎樗也？惠子读书三十年，成寐蘧觉，油然惟文史之适，而山深林密，居弗于朝市，褒衣博带，窃有志于先生长者之习。益又絜其馀力，以自放于诗歌嘲感之际，章联句辑，意澹辞雅，尝见于乡里朋友者，时足以自写风味。仰而事其上，亲且六十，而其下亦有妻子之累。惠子之才，于时殆非无所可用者也。彼又安能自乐于无用，而欲税驾于拥肿之樗哉？余曰：物不可使有穷也，而物之穷者以有用。无为名尸，用于名则穷；无为谋府，用于谋则穷；无为事任，用于事则穷；无为知主，用于知则穷。不然，顾岂柤梨橘柚而后穷于剥辱折泄之用哉？君子之道，务养其大者，而他所不暇问。箪食瓢饮，若落落与人异，而三年使有勇者，殆表表不少逊。夫使回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惠子以性为根，以道为馀，文之以为枝叶，成之以为华实，曲而扶之直，偃而使之立，风雨之而不折，寒暑焉而不伤。无用而用，莫我穷；不材而材，莫我累。君子之养其大，惠子之爱乎樗，余固知之矣。余方宦游怵怵，糊其口于四方，间关百罹，殆自可叹。以我视子，所得孰多哉？子盍为我思焉，犹及其拱把而封之殖之，至于子之樗而后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