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成王闻管、蔡流言而疑周公，上下相隙，《豳》诗所以隐忧也。昭帝年十四，上官飞书，用间霍光，而能辨其诈，卒以诛谗，而光得尽其忠。则其君臣之际显白交固，贤于成王远矣。而光亡学术，使昭帝之治不如成周者，光之罪也，惜夫！

主父偃方困于齐梁间，故人亲戚皆厌弃之，及为齐相，乃以五百金谢之。曰：「始我贫贱，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迎者乃至千里，与诸君绝矣，亡复入偃之室」。呜呼！膻者，蚁之所聚也，膻尽则去。趋富贵，恶贫贱，此世俗之所同也，又奚独以为怪？偃既显用，颇能移人主意，故其宾客亦千数，此岂尽慷慨服义，慕高风而来者也？富贵之所趋，贫贱之所弃，有以异乎哉？而偃且谢绝之者，岂得以平生所拂郁，茍快其一时之志欤？何见乎往而未睹其来也！其后被诛，果无一人视，独孔车收葬焉。悲夫！

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特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畤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

屈平窜而死，谊诋之曰：「何必怀此都也」？又著《鵩赋》以自开。扬子云亦曰：「何必湛身哉」？及谊傅梁怀王，王堕马死，谊哭泣亦死。子云迫于莽，投之阁，此又何也？士君子介穷屈忧急之际，果难自置与？惜谊死之不审所处也，至于创制度，兴礼乐，厝汉于三代，乃曰色尚黄，数用五，则吾曷知于谊也哉？

孟子之法先王，荀子之法后王，二子未为偏论也。孟子之法先王，必法其是者而去其非是者；荀子之法后王，亦必法其是者而去其非是者。俱法其是，又何先后之异哉？据其时而言，则唐虞商周俱欲其民之仁寿，俱欲其贤不肖之辨，是先王与后王俱可以为法也。唐虞以禅，商周以兵；唐虞建官百，商周数倍之；唐虞以质，商周极其文。礼乐、正朔、器服、名数各不同，是先王后王又未可以为法也。盖孟子见当世之戕贼仁义，谓古之为仁义者无出于尧舜，故其言必以尧舜为法。荀子犄其论，特为孟子而发也，乃有私意矣。必格以圣人，则无先王无后王，惟择其是者取之云耳。孔子曰：「行夏之时，乘商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孔子于正朔与乐则法先王，于辂、冕则法后王。不用虞夏之辂、冕，则亦不法先王；不用商周之时正朔与舞，则亦不法后王，又何先后之同乎？予以谓二子法虽不同，亦必俱法其是者也。因牵就之，使合于一，又折之以孔子之言，庸非通乎？

淮阳王监兵，有画十馀轴，而吴生之天王最为诡卓。绢已尘旧，其鬼神羽卫如隐见于浓烟黑雾间，不见其笔墨迹。自予之阅画来，未尝见也。次王维白衣老跨黄犊之一轴亦奇也。立大石一轴，李成画也。四幅海棠临水旁，飞花零落，水上有二鱼逐花者，尤有意思。又有水鸭、紫苋三数轴，皆徐熙画也，纯淡墨。画竹树黄雀者，虽墨为之，如具五彩云。僧贯休画皆能笔也，钤辖夏宫苑爱玩之。以吴生之笔不可少髣髴，乃取王维之跨牛老，徐熙之水鸭、紫苋，命画工模之，后出以示予，虽神气风力有不足者，然其骨格犹王维、徐熙之画也，使画工自为之则不能。予观之而叹，以谓古之为政者，可几于为画乎？古亦有作之者，有因之者。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作之者也。其国体、治具、典章、文物，精醇烂白，后世无加焉。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使孔子用于世，必改周公之制而自作之也。繇周公而下，莫如汉唐，犹不能自作之，乃模画前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馀迹而行，则其所施设者，尚得为善治也哉！是犹今画工之模写前人之善本而犹足为能，使其自作之，则亦不为拙工矣。始予读韩退之《画记》，爱其文尤工，谓如《禹贡》《周官》，然其言赵御史得国本而模之，则退之之意，无乃亦类于此乎？又足以起予，因题之为记。

世之说者以左氏为丘明，亲受《经》于孔子而作《传》。自司马迁、刘歆、班固，莫不以为然。岂汉之诸儒见《论语》有左丘明，遂谓之左氏乎？以与孔子同时，则又以为受《经》而作《传》。以予考之，盖左氏者，与公羊、谷梁相先后而俱出乎秦汉之世。何用明其然耶？质之孔子之《经》而知之也。尝试用圣人之意而问于子：「孔子之作《春秋》，必据乎国史。史之有缺文、断义、疑误而不可考者，则将在书之乎？削之乎」？则必曰：「将在削之云耳」。尝以左氏之意而问于子：「《经》之有书夏五郭公者，是为何辞」？则必曰：「左氏无说，此乃秦火之后，文久而有缺失也」。又问：「子其书辛卯君氏卒，甲戌、己丑陈侯鲍卒者，如之何」？则必曰：「左氏之解，以君氏为声子也。不言其姓，以公故也。其说陈侯之卒有二日者，以再赴也。陈侯疾病而国乱，故再赴也」。然则其说为何如？是则左氏为妄解矣。岂有夫人之卒，孔子辄改去其姓而谓之君氏乎？岂有一国之君薨，而臣子不详其实而再赴乎？然则所书亦必如夏五郭公者，容其有缺失也。是君氏者，必为误，甲戌之下，必当书某事而亡其文也。此则左氏独见秦火之遗文而未尝见孔子完经。完经尚不可及见，安在其为丘明而亲见孔子，受《经》而作《传》者乎？左氏如见完经，则必不为是解。公羊、谷梁亦承其缺文而强为之辞。吾用此乃知左氏与公羊、谷梁相先后而出乎秦汉之世矣。吾之怪夫《春秋》之经至简，而其疑缺者已多；《左氏》至繁而反完备，岂独《经》遭秦火而《传》不焚耶？秦书之不焚者盖鲜，以此又益知其出于秦汉之世也明矣。或曰孔子作《春秋》必本古史。史者，《春秋》出也。孔子既没，学者以《经》文简，无古史则不足以见《春秋》之迹，故尝存古史以备《春秋》，本不以解经也。及其后世，则学者又旁取列国杂记、卜筮鬼谲之说而益附之，亦颇为之解经，以其史本出于左氏，故总题为《左氏》云。其说亦通。然而要之不为丘明亲见孔子受经者，则决无疑矣。公羊氏则曰名高，子夏弟子，盖周人也，又曰为汉初人也。谷梁氏则曰名赤，亦子夏弟子，周人也，又曰名俶，秦孝公时人也。则左氏者，何用独知其为丘明也耶？

古亦治天下，今亦治天下。古之民耳目口鼻饥渴饮食类今民也，类则其心亦无以异也，何古之能常治而今不能哉？是今不用古也。今或言古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可用者，则必起而咻笑之，是未睹古之可用也。敢问之：雍熙、祥符间，去今未远也，如以今日之治渐革而可以至雍熙、祥符间耶？人必曰可。又以雍熙、祥符间之治少进之，可渐而至贞观间耶？人亦必曰可。又以贞观之治醇之以礼乐，可渐而至周公文武禹汤尧舜之治耶？人亦必曰可。是今日之治独能至雍熙、祥符间，而何不可至周公文武禹汤尧舜之治？其遗于经者，皆可考据，非有奇秘之策，甚难行之事，邈然使后世不可及者也，其所治亦皆务便民而已。今举天下之大忧，不曰天下财赋之蹶乏，盗贼横而不制，礼乐弛而政教缺，贤不肖之淆杂，无大此数节者矣。《尧典》至简，一事至数句，至于命羲和凡百五十馀言，趋天时、务民耕，最所重也，其末乃咨鲧以治水。舜亦曰：「弃，黎民阻饥，汝播时百谷」。是岂古之不忧天下赋财之蹶乏耶？舜命皋陶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又命禹曰：「有苗不共，汝往徂征」。是岂古之不忧夷狄暴横而不制耶？五品不逊，契为司徒；典朕三礼，伯夷作秩宗；八音克谐，夔以典乐，是岂古之不忧礼乐弛而政教缺耶？尧咨四岳，舜五载一巡狩，三考黜陟幽明，《皋陶谟》九德，是岂古之不忧贤不肖之淆杂耶？若是者，正与今所大忧者合，奚古之不可用也？推尧舜而上，以至黄帝、神农、伏羲之世，今以为太古荒阔之教，然见于《易》者，所务亦非有奇秘之策，甚难行之事，使后世之不可及者也。在伏羲则曰作书契，为网罟；在神农则曰为耒耜，通货财；在黄帝则曰垂衣裳。至于刳木为舟楫，服牛乘马，断木为杵臼，为宫室、弧矢、棺椁，兹皆太古之务，亦在便民而已。至于有巢氏之层巢、燧人氏之钻火，亦不出乎便民也。故自伏羲而来，唐虞夏商周之法，今皆行于世而失其迹也。世俗止见世之不治，则以为无古法，遂谓之不可用古。古法未尝弊也，其所以弊者，乃其迹之变也。或以谓古有井田，今亡井田；古有封建，今亡封建；古有肉刑，今亡肉刑，不可谓之有古法。曰：兹所谓迹之变也。井田弊而为阡陌，封建弊而为郡县，肉刑弊而为笞箠。如无古法，则今天下当不凿田，不建官吏，不绳之以刑狱，是三者皆具于世，何为而无古法？其不治者，乃其迹之弊也。善救弊者，惟原其古圣人所以求治之意，不必袭其迹，期至于治而后已。及其已治，则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也，何为而古之不可用耶？乌乎，一为层巢，天下即归之，号有巢氏；一为改火，天下即归之，号燧人氏；一为网罟，天下即归之，号伏羲氏；一为耒耜，天下即归之，号神农氏；一服轩冕，天下即归之，号轩辕氏。利于民者，民归之。惟以一器一物而天下遂从而君之，况能兼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成法乎？则归天下之民无顷耳。古之未有法，圣人开创之以为难今圣人已试之法皆完具精白，惟其探取而行之耳，奚其古之不可用也耶？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以三人之寡，而犹有贤者可师，况为一邑者哉？言偃为武城宰，孔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武城小邑也，孔子责其得贤。一邑尚尔，况为一国者哉？魏文侯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师之，得魏成子、乐羊、李克、屈侯鲋而臣之，遂为显诸侯。夫为一国尚尔，况为天下者乎？故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为天下，其圣智聪明已不可企及，然其吐哺辍沐、图见贤士，乃甚于危迫之世，得非其任天下虽重，必得贤士共举之，则沛然有馀力矣。今天下之广，非若三人之寡、一邑之小、诸侯之国也，而尊贤聘士之礼，则简缺不闻，间或有诏书，具文而已。近之守臣，亦颇荐山林之处士，而朝廷忽然，如飘风之历耳。或重违大臣之请，则其高者，乃得一助教，次之予数十帛，下之寝不报矣，此岂致贤之意乎？彼且将包蓄闭结幅其股而疾去之，漫浪乎旷山荒野之间，伏草莽而不出矣。今夫一举进士、经生，其赐第者动千馀人。间有穷老及被兵寇者，悉推之恩泽，又数百千人。大礼之后，公卿之子弟亲戚、台省之吏胥、与夫贵人之奴隶，亦数千人。大较五岁所得补官者，无虑数千人。尽以为才能而当补之乎？苟欲例官之也。数千人之众，则以例官之，一山林之处士，则称铢量黍而差进之，乃不得齿吏胥奴隶之末。顾得一助教，次之予数十帛，下之寝不报，何其弃薄如此耶？今之助教，至为贱不数也。富民之输钱，则命之；医药之工出入权贵之门者，则命之。遂而使处士与之同称，则孰不反唇而诟笑之？是朝廷以富民、医药之工待天下贤士者也。彼且受之而未尝辞，处之而自若也。彼其以道自任，故卑之为助教又何辱？尊之为宰相又何荣？然而不足为处士之辱，而适足为国家之辱，于有道之士又何轻重乎哉？夫国家以数千之众尚例使之从政，岂惜一幕官不为处士地乎？唐之聘处士，至以拾遗、著作郎，今易以一幕官，盖亦隘矣，而靳靳焉不是为也。或者以处士盗虚名而不果知其实用，宜若不可开其渐。夫致一士，所以致天下之士，以一处士盗名，遂废天下士，可乎？昔周公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见者三十人，貌执之士百有馀人，欲言而请毕事者千有馀人，于是仅得三人焉。周公之所得者止于三人，然而三人非独出于十人三十人，乃出乎百人千人之间也。如周公不能致千人，则是遗百人者矣。不能致百人，则是遗三十人者矣。不能致三十人，则是遗其十人者矣。是三人者，又曷从而出哉？又乌足遂定天下哉？今进一处士而弃薄之，则将何以致千人而取三人者乎？惟其将有致焉，则宜少厚之而已矣。

特立之士，有大功于圣人之教，桀然乔于百世之上者，后世皆得而公传焉。司马氏作《史记》，序七十列传，非公其传者欤？而以伯夷首之。善乎，司马氏之为史矣！伯夷、叔齐，力于仁义，有激于当世，辅圣人之教，得其深者也，为之传首，岂谬哉？孤竹君欲以立其子叔齐，叔齐让于兄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卒不受，遂更相让而俱逃之。及武王顺天下，号义兵以伐纣，天下无贤不肖皆曰武王是为，恐恐然恐武之不胜。独伯夷排天下之议，非之曰：「父死不葬，谋及干戈，非孝也。以臣伐君，非仁也」。武王不听，遂取商。天下既已宗周，伯夷耻不食其粟，乃饿死。呜呼！一国之君，民之所奉亦已尊矣，而伯夷不敢废父之命，甘于遁去，天下之让孰加焉？武王既兴，圣贤皆为之助，亦足以树勋矣，而伯夷不敢废君之分而甘于饿死，天下之仁孰加焉？让齐之心，非为齐也，而为万世之为国者焉；谏君之心，非为武也，而为万世之为臣者焉。故后世之为国者，子夺于父，弟夺于兄，交挺白刃以争继立者，必肃慄挫缩，不敢耀芒角，以其有伯夷之让然也；后世之为臣者，幸君之乱，以肆奸谋，紾君臂而欲其位者，必腼汗惊爆，不敢出气，以其有伯夷之仁然也。是仁让者，得不谓有大功于圣人之教者欤？如天之覆，健然其高也；如日月之昭，烈然其明也。而万百千世，愈高愈明，义风洗然，照人毛发，使争子贼臣畏服之。如是，顾其功可较也。昔尧既公天下以让舜，而夫子首之于《书》；吴太伯让于季历，而迁亦首之于《世家》；《春秋》之说，左氏者亦以隐公能让而首之于《春秋》。虽然，尧，大圣也，则安敢以拟议？以太伯、隐公，止于一让，后世乃称之为至德、为贤君，遂以首之于《春秋》，而况伯夷哉？虽欲不为之传首，其亦可得乎？噫！目之久瞀，忽开则大明；耳之久聩，忽震则大惊。当伯夷不生，天下孰知让国之为美欤？伯夷不死，天下孰知伐君之为非欤？伯夷生死之节尽之矣，浑浑之俗，其不大明而大惊也哉？夫子尝罕言仁，而于伯夷，曰：「求仁而得仁哉」！孟子，学夫子者也，而称之曰：「伯夷，圣人之清」。又曰：「闻伯夷之风，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公望，从武王伐纣而亲为之师者也，亦曰：「义人也」！夫子谓之仁，孟子谓之清，太公谓之义，呜呼，其为人也，果如何哉！

《萃》之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储戎器，戒不虞」。萃，聚也。物聚而必有攻齧其间者，故畜兵以禦之。虞舜之命皋陶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师」。以虞舜之世，可谓治极矣，犹且惧蛮夷寇贼之犷吾民，是虽甚治之世，不可以不戒也。今通天下之地而守之，尝备西北而不为东南虑，岂西北之害大而东南无劲旅强兵环伺群集而然耶？夫蛮獠之变，穷阎猾夫之仓猝揭竿而起呼者，其警岂下于西北耶？而东南之郡县，固亡深沟坚城之守，劲甲强弩之敌，士卒皆饥寒、脆弱、疾老而未尝识戈矛之倒正。虽屯禁兵，皆单客浮寄，无家室坟墓田畴之为累，闻噪声则骇然而四走，彼何顾藉而为之用命耶？乃者如王伦辈，一贼夫耳，驱聚数十民，跳踉于旷野荒泽之中，而郡县之吏民恐惧奔避，鸟逝而兽伏。其尚能有为者，则或具醇醪美肉，歛民之金帛以遗之，如孱国之恭事强诸侯，万一冀其不为暴害耳，尚何敢正睨贼辈乎？而朝廷乃责其弃城而绳之以法。不为之具而责其守，岂其理耶？凡事之未芽檗，则朝廷恬安而不为意，及其猖獗一发，乃遽起而为之谋，事已则又解而散去，非所谓无恃彼之不来而恃我之有待者也。故往年侬智高寇岭南，则为之备岭南；又闻其转入蜀，则稍为之备蜀；贼已逃去，则亦随而隳罢，此岂为持久计耶？陕西、河东、河北缭边之地及广南之极徼，其楼橹拒敌之固，蓄马募士之方，旗甲弓楯之积，则或讲闻之矣。至于江南、荆湖、京东西、两蜀、淮浙间，则未尝有及之者。其郡县之郛邑，则或依荒篱坏垣、溪谷山石以为之固。虽有城堑，类皆缺蚀之馀，草树之堙塞，狐鼠之穿穴，车马牛羊之践轹，无丈尺之岨而樵儿牧竖之可逾。其库兵则皆尘久不治，弓弩弛而不可发，剑刀锢于室，甲胄联属，或随擐而裂，一日有缓急，其尚能守而禦之耶？是虽有太公之谋、贲育之勇，不得有为矣。宜严敕守臣，稍增葺之。城不可卒具，当完以岁月，不过十馀年，则所在有坚城矣。课募匠工，使尽其巧，计其兵之多少而蓄之，则又不过数年，所在有利兵矣。择长吏以守之，责锐士以习之，虽有攻齧乎其间者，我有以待之矣。或者谓朝廷方讲治礼乐文章之具，而未暇为城垒甲兵之谋，将损国体而惊动天下之耳目。呜呼，兹俗儒之论，乌足识大《易》虞舜之所戒哉！

武侯曷为不能兼天下？曰：遭时然也。夫时者，虽圣与贤不可以违也。圣与贤知时之不可违，则亦因之以制变，兹武侯之不能兼天下也。武侯之得先主最晚，于时魏已迁许，孙氏已得吴，天下之势判矣。故其说先主曰：「今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若进取荆益，内修政理，以俟天下之变，则霸业可成矣」。武侯之兆基发策，已不能兼有天下者明矣。然犹区区矫励川蜀脆陋之民，屡窥秦川者，非不知魏与吴之势犹前日也，以不忘先主之顾托，不计其死生、险易，惟义之存，示不负汉于天下也。故又曰：「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由是感激。今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此臣所以报先帝之职分也」。于是蜀之土地广狭不如魏，民力众寡不如魏，才杰之多不如魏，曹公虽死，其遗臣老将尚存也。武侯一出汉中，张合拒之，而马谡先败；再出散关，曹真拒之，粮尽而还；又出斜谷，司马宣王再拒之。武侯提孤兵以深入，宣王扼其喉而不战，遗之巾帼。宣王之不战，计得也。武侯之粮屈势格，则将如之何？尚何责其将略非长欤？此终不能兼有天下者又已明矣。夫以蜀不能取魏，犹魏不能取蜀，势然也。故虽圣与贤，不可以违者时也。汤不遭桀，不能取夏，武王不遭纣，不能取商，武侯安能独兼天下乎？然则以武侯之才治民治兵，足以兼天下，然其卒不能者，所遭之时然也哉！

为治之具，有化有教，有政有刑。如一气之变，万物随之，以生以死，而不见其巧者，化也；民生之愚，不能自反，徐而牵之于善者，教也；开其利害，判其曲直，一归之于绳墨者，政也；猾强不制，乃为之斧凿，为之鞭笞，以刻轹酷楚其肌肤支体者，刑也。是四者，天下之民所以仰而为治也，是古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尽心也。今夫朝廷之出一令、建一事，天下嘈然，聚议其得失，而又逆知其后日之行与不，是不可谓之能化也。天下之民朝而出作，暮而入息，莽如山林之鸟兽草木，一不知其饥饱、肥瘠、寒燠，是不可谓之能教也。彊者斗，智者欺，天下之猾乱狙诈者百出，是不可谓之能政也。惟其斧凿之用，鞭笞之罚，具于律令者，吏习诵而从事焉，又未能尽心也。郡县之吏旦而坐高堂之上，民之斗击、盗贼、欺诬、杀人者，日集于庭，或诛或窜，或笞遣之，其能辨白黑，敢椎击束缚胥辈者，已出露头角，号为能吏矣。至于怯软贪冗、老昏而病疲者，则又有所不能焉，当免而笞，当窜而诛，重轻之权或移于子弟、猾吏、豪民之手，善民瘖哑而无所诉。用刑之失犹如此，又岂暇议政教之美乎？夫天下之所寄者，内则宰相也，外则郡县长吏也。宰相佐天子讲治于内，而郡县长吏奉行治于外，使天下靡靡而入于善，是宰相与郡县长吏之职也。今长吏之临治以如是，是天下之无化与教与政而独有刑，且未能尽心焉。宜朝廷之思所以化之教之政之刑之之本原，择贤长吏而俾致于民焉，为治之术，亦可谓有具矣。

古之择人也才，其任之也专，其持之也久，故称治焉。此可为士而不可为大夫，此可为大夫而不可为卿、为公，一视其能否上下而概充之。昔者舜以伯禹能平水土，故为司空；以弃能植百谷，故为后稷；以皋陶能平刑，故为士；益能通山泽，故为虞；伯夷能礼，故典礼；夔能乐，故典乐。终舜之世，未尝有二事。乃不曰「伯夷、禹，汝复为稷播百谷；弃，汝复为虞，顺予草木鸟兽；伯夷复典乐，以教胄子」，如此纷纷之更为也。武王牧野之战，讲兵行师，则曰太公望其人也，周公不与焉。天下既已定，乃坐明堂起制度，则曰周公其人也，太公望不与焉。周公虽圣人，至于用兵之精深，固周公有不如。周公且有不如，况众人也耶？今求其为师、为司空，有如周公、伯禹者耶？求其为稷、为士师、为秩宗、为乐，有如契、后稷、皋陶、伯益、伯夷、夔者耶？周公、伯禹为大圣人，无有也。契、后稷、皋陶、伯益、夷、夔为大贤人，亦无有也。大圣贤人不世出，固不可求。然自朝廷文武之公卿及百执事，郡县之廉察牧守下至一命黄绶之吏，不知几百千万人，而尽得其才不才之择乎？至其为大理者，果不可移之为太常乎？为吏部者，果不可移之为礼部乎？为管库簿书之小吏，果不可移之为牧守公卿乎？又能毕其能而任之乎？固无有此也。用一中人之材，或连践数贤人之职，未能领其纲纪文书，而已复迁去之，甚者才三岁馀或期月而罢。惟较其资历之深，不考其虚实之效，因循颓靡，一切为茍且，是岂古任人之意耶？以周公之圣，不敢兼太公望之事；以稷契、皋陶之贤，不敢兼伯夷、后夔之职，终其身而无二事。今无周、吕之才而使之尽周、吕之事，无稷、契、皋陶之智，而使之一稷、契、皋陶之务，又仆仆然亟迁也。欲其磨心出力，以济天下之务难矣。夫统群才而进之者，天子也。佐天子而议当否者，宰相也。平其衡铢，累而较之，此可为士，不可为大夫，此可为大夫，不可为卿、为公。俾其才不才之用，任之以专，持之以久。专之而无扰也，久之而无易也。专之无扰，则名分定而职业修；久之无易，则思虑一而政事明。夫如是，是天下之治可由此而出矣。

备天下之乱者，古今大势可见矣，而未能有善备者也。始周之诸侯相禽猎，剖而为六国，卒并于秦。秦以诸侯之亡周也，乃为之备诸侯，一刬其根蘖而郡县之，遂令天下无一绳之维。诸侯则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祸。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于风埃之中，五载而成帝业。汉以郡县之亡秦也，则又为之备郡县，而又裂其土地以封。诸侯王盘踞过强，卒用不终。而布衣则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祸。贼莽窥其隙，遂盗有汉玺。及光武之再开辟，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则又为之备外戚，乃不复委重宰相而尊用台阁，三公拱袂而守虚器。外戚则不作，而其末乃有阉竖之祸。积其残暴酷烈而终之以董卓，天下遂睽而为三。魏氏以阉竖之亡汉也，则又为之备阉竖，痛扫刈之，一归其房闼之役。阉竖则不作，而其末乃有强臣之祸。故司马父子袭据大柄，更四世而禅其国。晋氏以强臣之亡魏也，则又为之备强臣，而培埴其宗族，虽愚儿、懦子，皆付以大国。强臣则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祸。朝而为帝，暮而为囚，五胡乘之，遂荒中国。瀰漫横流，以至于唐太宗，乃颇究览其失得而为之大备焉。及其末也，则又有藩镇之祸。梁、唐、晋、汉、周，皆以藩镇而更为帝。夫历世之乱，考其所以备之者，不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祸乱之不息也？盖未尝取天下之公制，而独以己之私者备之耳。成汤、周武以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尝辄废诸侯，岂非用天下之公制者邪？惟其公也，故后世之长久。繇秦而来，独汲汲备其私者，又矫之过。呜呼，不得圣人之法而备之，奚有不速弊者邪？

汉封之失不在高祖而在文帝，何以言之？高祖初起扰攘之中，于时天下惟习知有六国之弊而不知周公五百里之封，故其王侯崛起，各擅一国，包山跨河，无复疆畛。臧荼得燕，魏豹得魏，韩王得韩，诸田得齐，赵歇、张耳得赵，韩信、英布得楚，更贪互夺，惟恐土地之不广，甲兵之不雄。高祖知其势之不可削也，亦欲务尽乎英雄之用，乃手裂而尽付之。故其追项羽于固陵，期诸侯不至，用留侯计，捐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予彭越，捐陈以东傅之海以予韩信，乃能致二人，而遂克羽。当此之时，高祖岂暇议周公五百里之封哉？及其已平，则宗室子弟，类皆稚孺，颀然老壮，馀楚代耳，且恐后世一日有隙漏，则非强大诸侯无以镇压之，故又封其同姓各数十城，盘踞天下十分之七。其后吕氏果欲为乱，而天下坚重，卒不可摇，此高祖因用天下之势而为之封，庸何有失哉？然高祖非不知其末有弊也，以存汉之计大而诸侯之祸未即发也。故其封吴王濞，召而相之曰：「若有反相，天下一家，慎勿反」。然而高祖竟封之，此其为虑可见矣。韩彭辈既已诛夷，吕氏又灭，则变而通之，岂不在文帝乎？于时贾谊欲裂其国以分封子弟，俾之久而可传，且拉其脊而折之，文帝竟不能用，拱手而成七国之祸，由此盘石遂臲矣。使贾谊之策行，则虽有王莽，何由为盗哉？夫惟高祖善用其势，惟贾谊善识其变，然而不能遂救者，文帝也。汉封之失不在高祖而在文帝，孰谓不然哉？

五胜之说，出于三代之衰乎？始于商周建正而用子丑，说者由此而推之，以周木德，商水德。引而上之，则舜为土，尧为火，帝喾为木，颛顼为水，少昊为金，黄帝为土，炎帝为火，太昊为木。至于正朔，亦或不同。又曰周火德，秦水德，汉土德，从其所胜，与前复大逆。邹忌、贾谊、刘向皆持其说。子曰行夏之时，盖斥商周建正之非也。《书》言尧舜禹为详，而未尝言改正朔。《诗》、《春秋》言周为备，而未尝言五胜。以董仲舒之博学，犹曰舜改正朔、易服色，其馀尽循尧道。不知仲舒从何而得之，岂其未见古书而出于谶纬乎？班固又叙帝世，言周迁其乐，故《易》之《系辞》有所不言，尤为谬戾。

晁错为汉削诸侯、尊王室，遂覆其宗，忠矣，语智则未也。幸而汉胜之，借吴楚得天下，其祸于汉也，可胜言哉？扬雄以愚论者，不究其成败，多讥雄者，故著云。汉诸侯王类多覆溢，大者以畔诛，小者以奸亡，累迹而发。然汉未尝为择贤师友，以剀切诲导成就之也。吴楚既灭，创艾绳削，内外相伺，立为雠贼，过若毛氂，发为山丘，此谷永所以痛切，中山所以增欷也。至其恶积祸至，则皆叹息，悔恨其前之不得为善，思有以洗心革行，亡由也。故厉王之迁，乃曰：「吾以骄，不闻过，故至此」。梁王亡亦曰：「傅相不以仁义教臣也，是可哀也」。观诸王之所为，桀纣不甚于此，然而无令其独被恶名，宜责汉之不为置贤傅相以诲导之云耳。

西汉之亡也，天下咨嗟涕泣而思之，其雄豪而起者，莫不争趋为刘氏。光武因之，遂再有天下。东汉之亡也，民皆解散而背去之，鸟骇土委，为袁氏、为曹氏、为孙氏，刘备仅能窜伏于蛮蜀，以一弹丸地自障，力蹶不能争汉土，卒亡焉。二汉之亡，一起一废，其故何哉？亦质乎民而已矣，请言之。西汉之初，高祖入关，除秦苛法，如提民于沸汤燎炉之中，濯之以清泠之泉，于时天下盖已识汉矣。至于文、景、昭、宣，用仁恩以结天下，乃去肉刑，定箠令，减口赋，三十而税一，假民田，赐民爵，女子牛酒，老者絮帛，孤独鳏寡皆有赈给。四方有一水旱、一灾异，则又为赋池籞，发仓廪，除民租，下诏遣使以循抚之。其所以哺乳涵养之意，德泽逾于三代。虽元、成之间，权纲狃为奸倖，而亦未尝有虐政残民也。故其亡也，天下咨嗟涕泣而思之，光武所以能一呼而集天命。至于东汉则不然，惟光武、显、肃三世为治，和帝之后，政夺母氏，阉竖遂盛。二家之亲戚、宾客、党类布满郡国。其府第、园池之夸侈，歌童、舞儿、车服之玩，权贵之货赂，一金之费，皆剽夺于民。豺狼相付予，积百馀年，其所以刻剥斲丧之酷，则又逾于桀纣。民将挟矛操矢而攻之，又何思之有？故其亡也，天下皆解散而背去之，此其不复能再兴也。一起一废，庸非在于民乎？故君者，所以为养也；民者，所以为报也。养之深则报之厚，养之浅则报之薄。凡自三代而来，其国之亡，有久有速者，皆以其养之深浅、报之厚薄常相符焉。养之深报之厚，则其存天下也必久；养之浅报之薄，则其亡天下也必速。汉民之报于汉历四百年，至其残极而后去之，其所以为之报之者，亦已尽矣。《传》曰：「木之将颠，本实先拨」。西汉之亡，本犹在也，故再有天下。东汉之亡，本已拨矣，故睽而为三国。然不务深养其民而责民之报厚且久，乃自书契而来未之闻也。

柳子厚作《天说》，谓天之元气阴阳坏则人由之生，譬之果蓏、痈痔、草木之败逆而虫生焉。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是天与人绝不相预焉。乌乎，亦怪辩矣哉！刘禹锡又作《天论》，繁枝叶而扶其说。是二子者困废于时，谓天不相其道，故云耳。俾二子而充其欲，必不有是言。夫天之可以形得者，惟其行日月、罗星辰、蒸风云、跃雷雨，阳燠而生植，阴寒而敛杀者耳。至其漠然不可窥其隙者，是必有命于其人者焉。尧舜之际，以圣禅圣，可谓灿然矣，而尧曰：「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舜亦以命禹。汤武以德，桀纣以贼，用至仁伐至不仁，亦可以无疑矣，而汤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孔子伐于宋，孟子谗于鲁，圣贤出非其时，宜乎为困矣，而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曰：「使予之不遇鲁侯者，天也」。此岂圣人造托于天以诈世乎？盖亦有教存乎其中矣。强桀之臣，欲负力而觊非望者，茍能自反之，必惧曰：「盖亦有天之历数云耳」。昏慢之君，将肆欲乎天下，茍能自反之，必戒曰：「天傥或命有德者，代予云耳」。趋进之士，皇皇而无所合，茍能自反之，必安曰：「予之不遇，乃天处之云耳」。然而其命之者，不可以有窥也。其道至大以简，非如君上之有爵赏刑罚也，非如父兄师友之抚怜而告语之也。今欲以一痛疾、一呻呼而觊天之渠渠然仁且哀之。既不为动，遂举谓天不与人相预。设天果能听之，则天下之人号呶狂走，将挟其长短曲直以辩讼于天，则天之扰扰，固多事矣。其将竭蹶奔趋、应对之不暇，尚何有高远而不测者耶？孔子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不行也欤，命也」。由周公而上，圣贤得其用者，盖亦天云耳；由孔子而下，圣贤不得其用者，盖亦天云耳。是圣贤之进退，乃不在天欤？故君子者勉而学问，修而忠信，履天下之正道，居幽屈而不疚，以待夫天命者焉。《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又曰：「居易以俟命」。然则不修而务信天者，非也；修而务不信天者，亦非也。修之者，在我也；贵之贱之，在天也。不修而务信天则怠，修而务不信天则妄。怠与妄，君子不由也。今二子外其天事而一推之人，则达者必矜其才智，厉其吻齿，力排而前，曰：「在人而已，天何预我哉」？其穷者又将不忍其悁愤，变易其操守，亦力排而前曰：「在人而已，天何预我哉」？乌乎，以二子之博学，溺而为诡文，则信其说之驳而不免于世焉。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若二子者，其怨天者欤？其尤人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