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歆羡而为善，无所创艾而不为恶，此天下之实德君子也。赵侯以诸王孙衣食县官，非缙绅名论所能轩轾，而至性驯行，隆洽饬备，蹈儒者之所难，夫岂有为为之哉？自著作君以昌言冠大庭，士大夫间稍稍传诵侯事。世或谓侯隐德待其子而发，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如火必热。政使名不出家，于侯何所加损？乃若著作君之所立，其资取培益者虽博，至于忠爱惇笃之意，隐然行于政事文学之中，有非师友所能预者。其所从来远矣，论者则未之见也。处者易持，出者难工，驰骋当世，万变错陈，其视前人之素风淳则，凛凛乎真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然则著作君之纪载，岂徒显扬为不朽计哉，抑将溯洪源，景高山，昼诵夜思，期无忝所生云尔。

皇帝临御之九年，恩浃教孚，方内顺适。小大之臣，既材诸位，欢曰：「天下事今治，宜勿复有为」。皇帝曰：「嘻，是乌足究其极！维予九年于兹，夙寝晨兴，将笃我祖宗成烈。凡奔走先后，以就予事，惟时公卿大夫，而安习所见，谓足以止，其何以底于大宁」！于是数用「治道不进」谯谕一二大臣。已乃亲御宸翰于汉议郎崔寔《政论》，幸赐臣允文。若曰：士俗流失，使天下事格而不得为，如崔寔所指，臣允文当任其责云耳。臣允文承受震悸，自惟驽散，幸以际遇待罪宰相，日闻德音，弗克以时风晓在庭，俾谕上旨。而恬于积习，节趋不立，以仰烦云章奎画，明示大训，使知今日急政所在，其何以为报？用三复寔言，冀万一服行少分，以称隆旨。窃尝究观汉自安、顺以降，天下荡然，无复典法。一世贤者，如杨震、杜乔、李固、陈蕃诸人，继起为辅，莫不欲整天纲、正官邪，以清四海。然志卒不遂而祸辱随之者，寔惟悠悠之谈，乐宽弛而羞法制，使当时国论靡有所定。此则寔之论所由兴也，而其大率不过以达权救弊，与俗士相上下，若切切于数君子之见掎夺者。故司马光论之曰：「汉法严矣，而崔寔犹病其宽，何哉？衰世之君，率常庸凡，愚庸之俗，惟知姑息。是以权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纲纪不立」。谓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也。光之言可谓尽寔之心矣。以陛下天德地业，皇帝王之事惟所欲用，顾于寔眷焉独有所求，遂使匹夫之遗言，一旦炜然震发于昭回之间。非圣哲独观，有以见天下之动，孰知夫寔之有味其言哉？然遭汉季，无复一君足望救时之敝，亦安能使之纯法八世致理于时？其曰参以霸政，其心盖有抑郁而未之尽者。至所谓大定其本，师五帝而式三王，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此陛下圣学之缉熙，在今日所当讲明。特稷、契之佐，伊、吕之辅，曾未如卒章所云，此则臣之所甚惧也。惟陛下选建其人，必极于三五之隆，而后税驾，诚不胜老臣惓惓之义。敢以宸翰镂之乐石，昭垂训戒，于万斯年，为乡方砥节之劝，并昧死附见下方云。

《通鉴纪事本末》，袁子所辑，章首则杨子之笔也。庚寅、辛卯之间，袁、杨风节，隐然在两学间。予辱为僚，相与讲肄，盖日有得焉。忧患索居，旧业湮废，袁子官旁郡，悯其孤陋，乃以是书开予。予慨然曰：《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学者鲜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昔者司马公与二刘氏、范氏，翻中秘外邸之书馀二十年，其定为二百九十四卷者，盖百取其一，千取其十也，览者犹难之。若袁子之纪本末，亦自其少年玩绎参订，本之以经术，验之以世故，广之以四方贤士大夫之议论，而后部居条流，较然易见，夫岂一日之积哉？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则几矣。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氐非始学者之事。某窃尝与闻次辑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馀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淩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宜详之。

闻之诸父，吏部去国，退居临川，极意穷探前辈源委，以敷殖经世久大之业。善类皆属心焉，非独以一时与秦丞相同异为谅也。身方没而道始开，有志之士，未尝不叹息于斯。因读伯祖、外祖诗卷，辄附见于末。

临川耆旧汪、谢、饶，皆出荥阳公之门。德操既遁世不耀，无逸亦以布衣死，志节稍见于世者，独青溪先生而已。紫微伯祖与青溪忘年交，序引所述备矣。后一诗，勉戒其子，笃至严正，真前辈丈人行语也。

焦伯强先生之在颍，欧阳文忠公为守，先正献公为贰，王公深父、常公夷甫为州民，伯强实为守客。未几去文忠而依正献，又得我荥阳公兄弟为学徒，一时宾主师生之际盛矣。其在家塾，师道甚严，律诸生事事皆如节度。荥阳公既壮，遍游诸公长者之门，多阅天下之义理。晚岁学成行尊，顾独眷眷于伯强，曰：「吾所以不辱先训，盖焦公力也」。伯强经行，儒者皆知推先之，独记家世所传如此。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宵旰万几，身济大业。雕琢夸诩浮靡虚桥之习，是抑是黜；囿游池籞宴豫虞乐之奉，是损是蠲。居焉非本实不亲，动焉非法义不举。眷兹三馆，乃储藏典训、长育英畯之地，自绍兴清跸下临，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仪刑丕彝，以增光圣绪。粤九月辛酉朔，诏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秘书省，受朝右文殿，移御秘阁，䌷光尧太上皇帝宝章以视群臣。既又修太平兴国故事，张宴右文，酒五行罢。越翼日癸酉，内出御制诗赐臣浩以下，昭回渊曜，参贲图书，鸿大闳深，匹休《雅》、《颂》。臣等下拜登受，相与斋祓，敷绎宸指。盖在昔圣人以开物之智，立经陈纪，通于万世。惟有道之主，为能监世盈虚，则象成宪，立一王法，是之谓稽古。文武并用，久长之术，惟崇起经艺，褒表儒学，用能章明大谊，驯服雄暴，俾咸知尊君亲上，茂集骏功，是之谓右文。国以人为轻重，士气之肆拘信屈，论世者必观焉。惟虚己忘势，然后群献辐凑，展布四体，乐尽其心，是之谓礼贤下士。大哉王言！尧、舜、禹、汤、文、武之隆，由此其选，固非墨客椠人所得私以为荣观。臣等昧死，请勒诸琬琰，贻诸亿载，与日月云汉同垂无极。制曰可。谨具著其语下方，以风示县内德意志虑之所乡云。

长沙谢敬之光中，以淳熙己亥十月来婺讲学，以明年三月辞归省亲。将别请言，予病不能也，诸友乃取《读诗记》小雅五篇，共书以馈其行。《常棣》之卒章曰：「是究是图，亶其然乎」。敬之其勉之。时方闻张荆州之讣，三复和平之句，为之泫然。

先君子尝诲某曰：「吾家全盛时，与江西诸贤特厚。文靖公与晏公戮力王室，正献公静默自守，名实加于上下，盖自欧阳公发之。平生交友如王荆公、刘侍读、曾舍人，屈指不满十。虽中间以国论与荆公异同，元丰末守广陵，钟山犹有书来，甚惓惓，且有绝江款郡斋之约，会公召归乃止。已而自讲筵还政路，遂相元祐二刘、三孔，曾子开、黄鲁直诸公，皆公所甄叙也。侍讲于荆公乃通家子弟，李泰伯入汴，亦尝讲绎焉。绍圣后，始与李君行游。晚节居党籍，右丞以筦库之禄养亲，虽门可设爵罗，然四方有志之士多不远千里从公。谢无逸、汪信民、饶德操自临川至，奉几杖、侍左右如子侄。退见右丞，亦卑抑严事，不敢用钧敌之礼。舍人以长孙应接宾客，三君一见，折辈行为忘年交，谈赏篇什，闻于天下。是时吾家筐筥琐碎，僮仆能言，诸名胜无不谙悉。南渡以来，此事便废。绍兴初，寇贼稍定，舍人与诸父相扶携出桂岭，愒临川，访旧友，多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曾益父、裘父辈，与吾兄弟共学，亲指画，孳孳不怠。既又作诗勉之，今集中寄临川聚学诸生数诗是也。自秦氏专国，风俗日益隘陋，吾几案间无江西书札久矣。盖江西人物之盛衰，观人文者将于此乎考。而吾家江西贤士大夫之疏密，亦门户兴替之一验也」。言毕复蹙然久之。某再拜识之，不敢忘。建昌曾信道丈，以学问识度为舍人伯祖所许，不幸早世。其子撙节夫，复与某为同年进士，而节夫外舅李夔州，则某少所承事者也。故虽未得与节夫合堂同席，而知其父子之贤为详。病废三年，不复知户限外事。今年春，节夫以伯祖与信道丈尺牍墨本见遗，反复展玩，不能去手。顾诸弟曰：「吾家其犹庶几乎？今日真得江西书札矣」。因录先君之语寄节夫，且以交相厉云。

汉兴，言《易》者六家，独费氏传古文《易》，而不立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旡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则真孔氏遗书也。东京马融、郑玄皆为费氏学，其书始盛行。今学官所立王弼《易》，虽宗庄、老，其书固郑氏书也。费氏《易》在汉诸家中最近古，最见排摈。千载之后，岿然独存，岂非天哉！自康成、辅嗣合《彖》、《象》、《文言》于经，学者遂不见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编《古周易》，将以复于其旧，而其刊补离合之际，览者或以为未安。某谨因晁氏书，参考传记，复定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为断，其说具于音训。

道离于天下，或者圣人为之也，亦时之变为之也。道函于泰始，隐于浑沦，而藏于未雕未斲之天者，未离也；已而裂于乾坤，泄于河洛，分于八卦，散于九章，而其体始离矣。虽然，体固离矣，而犹若未离也，何者？乾坤判而未凿也，河洛呈而未支也，八卦具而未演也，九章叙而未畴也。迨夫既凿而支，既演而畴，析之而后分也，斲之而后散也，详之而后乖也，彰之而后晦也，嗟夫道之全体至是而始暌矣。吾尝求《易》于未有《易》之前，盖未始有一画也，而画则始于伏羲。羲之画未详也，画而三之，卦而八之，其端倪略发也。已而文王重之，孔子系之，而易之体始分矣。虽然，不重不系不可也。人心懵然，中则无见也。不灼其影，昧者弗睹也；不烈其声，瞆者弗闻也。洗心退藏者，圣人之分也；吉凶与民者，圣人之馀也。为其馀而不及其分，圣人之心亦缺然也。是故易之书为忧世而作也，无所忧则不作也。嗟乎，彼文王仲尼又何等时耶！吾固曰非圣人为之也，亦时之变为之也。昔者尧以是道而传之舜则曰中，舜以是道而传之禹则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尧不免于强名而舜不过于循袭也。夫强名以言道，循袭以语人，非意也，势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虽然，言之可矣。尧之命自中之外则无说，而舜则有曰：人心，道心也；危微，精一也。营营然若虑夫其择之不精也。其语之者不详也，其守之者不固也，继而曰无稽之言勿听也，弗询之谋勿庸也。吁，强名而言中亦既赘矣，而奚至于是哉！吾深悲夫舜之时不逮夫尧也。自尧、舜而有执中之说、精一之说，然后有吾道一以贯之之说，有喜怒哀乐未发之说，已而为性善、性恶之说，为善恶混之说，而道始益离矣。嗟乎！尧固忧乎后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虑夫后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说立。二说立而后世之说卒以穷。吾又悲夫尧舜之不得以归乎天也。不特此也，九畴之锡，禹得之无说也，而箕子则反覆言之，未几汉儒得窃之以文其诞，而皇极之道孤。向非箕子开其源，而汉儒何以承其流也？噫，彼箕子又何等时耶！吾固曰道离于天下，非圣人者为之也，亦时之变为之也。然则处时之已变则何为？则亦曰伏羲、尧、舜而已矣，文王、箕、孔而已矣。以酒而解酲可也，恶酲而去酒不可也，吾独悲夫圣人之不得以归乎天也。

圣人之举事，亦难乎其始也。曷难乎其始也？始者终之的，而创者述之表也。始者创之，终者述之。吾见创之者一线而述之者滔天也。嗟乎！圣人则亦无心，待天下来世而已矣，奈之何天下后世之不以无心待圣人也！盖尝读书而至于苗，未尝不悲舜而叹禹也。舜圣人也，禹亦圣人也，而有心乎哉？苗之不率非一日也，在尧之时则然也。尧尝一遏绝之矣，而苗不悟；舜尝一分北之矣，而苗复不悟。然则尧、舜何汲汲于苗之悟也？悟不悟无足介也，而鳏寡则有辞也；庶戮则无辜也，民弃则弗保也。尧、舜无心于苗而有心于民也。徂征之举，盖再悟之也。嗟乎，圣人其亦待苗以速化而示以无心之太过也欤！吾闻圣人无心也，以有心议圣人者，凡民也。奈之何其不以无心议之也？彼固谓揖逊之治，征伐则未见也；都俞之化，誓师则未闻也。征伐未见而见于舜，誓师未闻而闻于禹，则是起戎者舜先之，而召乱者禹首之也。虽然，苗逆命犹可也，苗不逆命，则舜之征也为无名，禹之班也为无功，而益之赞也为不切矣。夫起戎而至于无名，召乱而至于无功，吾固悲夫圣人以无心之用而得有心者之议也。嗟乎，圣人亦不计后世之议此也！夫有心于伐人者，其筹之必工也，其计之必审也。工而审焉者，故其胜必决。胜而必者，功巧于中人者之为也。然则圣人固巧于中人也哉？圣人宁可以失师之名归之己，而不忍中人以图幸也。吾固曰圣人无心也，有心者之议不计也。吾亦不责有心者之议，而叹圣人不幸而有苗也。向使无苗则无征，无征则无誓，征誓之名不立，吾知舜可以游乎尧之天，禹可以游乎舜之天，而天下来世有心者之议皆可以相忘于不可致诘之域矣。惜也，以舜、禹之无心而不得以遂乎此也。是故自夫有舜之征，然后有胤侯之征、成汤之征、武王之征。虽征其所可征，然征之名此乎出也。自夫有禹之誓，然后有甘野之誓、鸣条之誓、孟津之誓，虽誓其所当誓，然誓之名此乎立也。舜、禹之心，夫岂以征誓而示后世也哉？吾固悲夫始者之一线而终者之滔天也，吾固曰圣人无心也，有心者之议不计也，吾亦不责有心者之议而叹圣人不幸而有苗也。

言不足以孚乎民也，言出而民孚者，是必有孚于其先者焉，非言也。言焉而孚，未若不言之孚也。《易》之《革》曰「巳日乃孚」，又曰「未占有孚」，盖孚之于巳日者，革而孚也；孚之于未占者，孚而革也。然则巳日之孚，又不若未占之孚也。何者？求信于人者，是必难乎其信也。难信而信，非信也。《中孚》之繇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而夫子以为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应。夫居室之言若无与于千里也，而千里之外应者，理之所在，不求孚而自孚也，君子乌可以言而求孚哉！吾观典谟所载，盖数千语不啻也，而未尝有一语令乎民。且尧、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一语令也。以天下之大而传之人，前此未闻也，而尧、舜径行之不告也。已而荐之天，暴之民，而讴歌讼狱者自来也，诸侯朝觐者自至也，尧、舜非期之而使会、约之而使同也。无他，孚焉而言，言焉而孚，是以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也。嗟乎，以言孚人者其出于季世之圣人也欤！盖尝读书而至于汤，未尝不悲汤之穷也。吾闻汤圣人也，奚为而至于是也？汤居时之穷者也。居时之穷而不能变则益穷也。夫穷则变，变则通，圣人之易也，而奚以累乎汤！吾不悲汤处时之穷，而悲汤无以示天下来世之穷也。汤之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示民以不敢专之之辞也。又曰「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示民以所未谕之辞也。又曰「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者，责民以信而督民以必信之辞也。嗟乎！动天下之兵而加诸天下之主，其迹诚逆也，其理诚悖也，而曰「予不敢专尔」，所未谕也，信之者赏而违之者诛也。吁，迹逆而掩之以顺，理悖而覆之以诚，如之何而冀民之孚也！吾固知非圣人之事也，而汤之心亦卒以不安。虽然，使汤安于其穷而不变不可也。安而不变者，是助桀者也。放桀之罪，身罪也；助桀之罪，心罪也。身罪之罪其罪小，心罪之罪其罪大。小不可以易乎其大，而身不可以掩乎其心者，身罪而心非，后世或可以原心而定罪。身脱而心陷焉者，吾不知其罪之如何也。嗟乎！此汤之本心也而难以告夫人。吾观当时曰舍穑、曰其如台者，非助桀之言也，不急以伐桀者之言也。夫安于虐而不急以伐焉者，何也？意者执于其好而不忍也。夫不忍以贼乎其君，而上之人诚忍焉，汤之心又何如也？吾固曰汤处时之穷者也。虽然，此犹可也，汤之惭有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盖忧无以释后世之辞也。夫有所创而惩其述焉者难免也，而汤顾忧之。汤非为武王伐纣者设也，为千万世圣人者设也。夫自加乎人之君而忧其子孙加于人，是笑房、杜者之智也，非为匹夫匹妇复雠者之为也。过非桀也，心非汤也，罪非纣也，心非武也，援汤之言定桀之罪，按武之训数纣之非，其祸不浅也。呜呼！此汤所以终惭而不释也。而《虺之诰》则曰王无惭，天之锡于王者然也，民之戴于王者然也。王之声色则不迩也，货利则不殖也，其宽仁是信也，其大德是昭也，王奚惭哉？吁，《虺之诰》诚然也，汤然乎哉！吾固曰汤处时之穷，未穷也，而无以示天下来世之穷也，虽有百《虺之诰》，亦奚释？

古今论无忧者必曰文王，忧之深者亦莫若文王。夫文王果无忧也而奚忧？曰忧不在于文王者，深忧也；忧而在焉，非忧也。人咸知有忧之忧而不知无忧之忧。无忧之忧，深忧也。忧不在尧而有驩兜之忧者，尧之深忧；忧不在舜而有瞽瞍之忧者，舜之深忧。然则文王之忧者，亦不于其身于其人者乎？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文王可以无忧也。予则曰无王季之父、无武王之子，无忧也。父而季也，子而武也，文王之所以深忧也。何者？王季宜王而不王者也，武王宜王而未王者也。彼天下之人思其所不王而疑其所未王，文王之忧何如也！虽然，是忧也，文王以为忧也，易之他人则非忧也，幸也。广土众民，君子欲之，人所同然也，而文王则顾以为忧。嗟乎，文王之忧其异乎人之心欤！天下之生久矣，尊卑之分不可易也，而纣为之君。夫纣诚君也，文王诚臣也，臣不可加乎其君者理也，而天下亦必知其王。夫文王固宜王也，而文王之心则以为我奚王也。岐山之民，王之民也；江汉之民，王之民也；东海北海，亦王之民也。无王则无岐，无江汉，无东海、北海，而予奚得以君之也！今岐之民则曰是文王之仁也，江汉之民则曰是文王之化也，东海、北海则曰是文王之善养老也。嗟乎，我何有于天下而天下顾知有我也！已而虞芮不质成于王而质成于我，昆夷不遣聘于王而遣聘于我，甚矣文王其无以谢天下也，吾将有以率邠岐之民、江汉之民、东海北海之民，与夫虞芮之臣、昆夷之聘而归之王可也。是故羑里之囚，人皆以为文王之不幸也，而文王则以为宜也。我无以取信于君而得罪焉者宜也，君奚过哉？是故《易》之书为明大分而作也。自夫文王安于羑里之囚而不敢以过纣，明夷养晦，益坚事上之小心，然后天下皆曰文王圣人也。圣如文王而且不敢过纣，我何有哉？是以当时之人怨不至于叛，愤不至于激者，皆文王以身挽之也。虽然，文王固可以身挽之也，然文王能挽之于其身而不能挽之于其子孙，能使其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纣之必改，能遏汝坟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毕集，能率天下以事纣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是则文王之忧至此而终不可释也。吾固曰忧不在于文王者，深忧也。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孙者，尤文王之深忧也。文王望道之心何如哉！惜也，文王有此心而不得以如其时也。昔者尧以天下与舜，舜逃之；舜以天下与禹，禹逃之。二圣人者，逃之而不能免焉者也。禹以天下与益，而益之避卒得以遂其志。吾尝谓舜、禹之心之不得以如益也，使文王而生于此时，则尧自尧、舜自舜、禹自禹、文王自文王，交相忘于无事之域，纵有不得已焉，则犹可以为益之避而得以遂其心。惜也，文王不生于舜、禹之时而生于商也！

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一日无君者，固武王之忧，亦伯夷之忧也。武王忧今日之无君，而伯夷忧后世之无君，忧不同而君一也。吾尝读《泰誓》之书，未尝不悲武王有无君之心也。然武王之无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无君之非，而天下获有君之幸。以己之非而幸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则不之恕也。吾观汤之惭未释于伐夏之日，而仲虺则释之；武王自谓于汤有光，而伯夷则非之，何者？汤无伯夷则惭，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惭不见于汤，则非必见于夷；光未见于武王，则释先见于虺。汤之惭、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释，皆同此忧也。无武之光，无虺之释，则天下无善治；无夷之非，无汤之惭，则后世无宁君。吾固谓数圣贤者，同乎其忧，不同乎一世，万世之忧也。虽然，汤为之而身惭，而武王则假于人者，何也？处武王之势然也。文王盖尝有惭矣，非徒为汤之惭，而且惭乎为汤也。使武王而复惭焉，是视天下之无其主也，故武王任无君之非而有伯夷非无君之责，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后世无从乱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则逆也，其理则悖也，而亦难以孚乎人。今观数纣之辞则详而明，誓众之辞则曲而直，援文王之辞则大而著，意者明纣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于天下而已。吁，以己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况于援亲之德而强以说人，吾未始不为武王病也。虽然，武王诚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于予言？然不如是，则人无以取信于我也。《泰誓》之书，吾当略其数纣之辞而考其自誓之辞，然后可以见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者以天下之意如此其孚，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过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过也。夫以必胜之辞而伐至不仁之纣，天眷人予而犹惧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过，不知当时之非，不避后世之议，以天下之责而萃于一己。天下何与于武王而武王为之若是力也？诚不忍视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归马为天下也，散财发粟为天下也，武王何与焉？吁！盖至是而后见武王之心。昔者夫子序《洪范》之书，则曰：「武王胜商，杀纣，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洪范者，大法也。访大法于亡国之臣，吾固谓非武王则不访，非箕子则莫陈也。而夫子则详直而序之者，意者以谓可胜则胜，非求胜也；可杀则杀，非过杀也；可立则立，立之所以为仁；可归则归，归之所以为义。而武王一以无心处之，斯其所以为皇极之君也欤！吁！盖至是而后，益见武王之心。

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不尽人之力，不尽人之情，是三者可尽也，而不可继也。彼治天下者，不止为一朝一夕之计，固将为子孙万世之计也。为万世之计，而于财、于力、于情，皆使之不可继，则今日尽之，将如来日何？今岁尽之，将如来岁何？今世尽之，将如来世何？是以圣人非不知间架之税，足以尽榷天下之利，而每使之有馀财；非不知闾左之戍，足以尽括天下之役，而每使之有馀力；非不知钩距之术，足以尽擿天下之诈，而每使之有馀情。其去彼取此者，终不以一时之快而易千万世之害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汉文是也。露台惜百金之费，后宫衣不曳地，可谓不敢轻靡天下之财；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尝敢穷兵出塞，可谓不敢轻用天下之力；吴王不朝，赐以几杖，张武受赂，赐之金钱，可谓不敢轻索天下之情。当是时，流泽淳厚，极炽而昌。使心一向于靡民财，则固可以建神明通天之台，固可以备千乘万骑之驾，固可以泛沙棠木兰之舟，固可以设鱼龙曼衍之戏，而文帝不为；使心一向于用民力，则岂无绛、灌之将，岂无「表、饵」之策，岂无南、北之军，岂无铜虎之符，而文帝亦不为；使心一向于索民情，则命晁错以任术数，命郅都以按刑狱，命朱建以治纵横，命周汤以穷暴酷，而文帝又不为。文帝可为而能不为，以其所馀贻厥子孙，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及至武帝，志大而心劳，功多而志广，材智勇敢之臣，与时俱奋。桑弘羊之徒，算舟车、告缗钱，以罔天下之财，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取，自我始取之也；卫青之徒，绝大漠、开朔方，以竭天下之力，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举，自我始举之也；张汤之徒，穷根柢、究党与，以尽天下之情，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察，自我始察之也。取文帝之所不能取，举文帝之所不能举，察文帝之所不能察，则弘羊、张汤、卫青之属果胜文帝耶？盖文帝为天下计，而弘羊、张汤、卫青之属为一身之计，故不同也。惟其为一身之计，故兴利之臣则曰：「穷乏者汉之民也，非吾民也，罔汉民之财则可以钓吾之爵位，何爱焉？至于财尽而散，则他日司会之责耳」。武力之臣则曰：「疲敝者汉之民也，非吾民也，竭汉民之力则可以钓吾之爵位，何爱焉？至于力竭而乱，则他日将帅之责耳」。典狱之臣亦曰：「煅炼者汉之民也，非吾民也，探汉民之情则可以钓吾之爵位，何爱焉？至于情尽而变，则他日执政之责耳」。利在于己，害在于君，利在于近，害在于远，此所以安为而不顾也。呜呼！桑弘羊、卫青、张汤之属，方欲谋身，固不暇为汉虑矣。而武帝独何为弃六世之业，以快二三臣之欲耶？君子以是益知文帝之不可及也。虽然，举事求可继，非惟人君为然也，至于人臣谋身者亦如之。白起为秦将，长平之事，坑赵卒四十万，是不可继之师也，可一不可再也。起惟顾身而不顾国，故竭智力于一举，以侥倖不次之赏，岂复料其再驾于赵哉？及秦复命之伐赵，卒不行而死，非恶行而乐死也，虽欲行而法不容再行也。使起预知己之复用师也，则必抚纳新附，还定新集，不为长往不来之计矣。故求为可继者，非特为国，亦为身也；求为不可继者，非特不为国，亦不为身也。吾又论之，以为小人之戒。

人君之道，与人臣不同。人臣假儒术以为奸，将以欺其君也，将以欺君而取爵禄也。小欺则爵禄小至，大欺则爵禄大至。假儒术而每有所得，则小人假之以自售，亦其职也。至于人君假儒术，将何所求哉？天下者，吾自有之天下也，治则吾自受其利，乱则吾自受其害。今内为贪暴奢泰之行，而外假仁义礼乐之名，使其不足以欺人耶，其乱亦自若也。治乱之实，初无一毫加损，而徒为是纷纷，吾不知其果何为哉！昔汉武帝假儒术以欺天下，讲东封，开西域，平南越，讨北戎，峻宇雕墙，淫刑酷罚，其去始皇不能以寸，而稽古礼文之事，洋洋乎若与唐虞三代比隆。一时尊宠之臣，如公孙弘以《春秋》欺武帝，位至丞相，爵为通侯，其假儒术之所获亦大矣。张汤以古义欺武帝，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其假儒术之所获亦大矣。惟武帝之假儒术，非徒无利而反有害焉，非徒无益而反有损焉。观其北边萧然，盗贼并起，老妻长子不保首领，高祖之业几坠于地，其祸不亦酷乎？呜呼！弘、汤假儒术则有利，武帝假儒术则有害，弘、汤假儒术则有益，武帝假儒术则有损，武帝之智不及弘、汤远矣。虽然，假儒术之害非特及于当时，其害乃见于宣帝之时。宣帝之尚杂、霸不喜儒，是非特宣帝之罪也。彼见用儒之效，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耳。折胶堕指之寒，不生于冬而生于盛夏；流金烁石之旱，不生于旸而生于淫雨。然则宣帝之不用儒，岂非生于武帝之假儒术耶！

呜呼，申、韩之害流毒后世何其远耶！秦始皇、二世用之以亡其国，赵高、李斯用之以亡其身。生乎秦之后者，可以戒矣，而汉晁错复明申、韩佐景帝，更律令，削七国，天下几至于亡，甘蹈亡秦之辙而不顾焉。生乎晁错之后者，可以重戒矣。宣帝复好观《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甘蹈晁错之覆辙而不顾焉。彼申、韩之说，其入人之深，虽明君贤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诚足以称快一时也。乐其一时之快而不暇顾其它日之害，此其说所以盛行于世欤？观宣帝之为君，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其所以功光祖宗，业垂后嗣者，盖励精之效，初非申、韩之功也。至于用恭、显而启元帝之信宦者，贵许、史而启成帝之任外戚，杀赵、盖、韩、杨而启哀帝之诛大臣，开三大衅，终以亡国，此岂非择术不审之流弊乎？故论其功大为中兴之君，论其罪则亦为基祸之主，其功罪相半者，盖失于欲速而用申、韩也。昔者圣人亦知迟之不如速，钝之不如利矣，然其为治，乃曰王者必世而后仁，曰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日计不足，月计有馀，其迟钝迂阔每不若申、韩之速，独何欤？使圣人而不知此理耶，是不智也；使圣人知而不行耶，是不仁也。不仁不智，岂所以为圣人哉？殊不知圣人虑事至精也，其举事厌迟而恶钝，亦与人同也。使有道于此，加顷刻之捷，则圣人已先为之矣。惟其原始要终，探端穷本，知吾道虽有岁月之迟而终成千百年之安，申、韩虽有岁月之速而终贻千百年之害，故去彼取此也。由是论之，则莫速于圣人，莫迟于申、韩，莫利于圣人，莫钝于申、韩，其理甚明。宣帝不知此理，反非太子用儒之谏，岂天未欲斯民见三代之治耶？

治狱者，非死生祸福不入其心，未足与议也。苟死生祸福入其心，则迫于权势，夺于威武，虽有平恕之志，亦变而为暴酷矣。张欧之在文、景时，世共谓之长者也。每上具狱事，有可郤郤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泣涕面而封之，其慈祥岂弟之风，温然可挹也。至于与庄青翟等劾晁错，加以大逆无道之罪，腰斩错而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残贼忮忍，虽张汤、杜周亦不过如此。以其前后观之，判然若二人焉。此无它，欧虽天资平恕而胸中初无所守，故当景帝之怒错，则震慑失趍，黾勉顺指，陷于暴酷而不能自拔也。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后世言治狱者必稽焉。然吾尝考其实，亦张欧之流耳。定国以地节元年为廷尉，而以甘露二年迁御史大夫，凡十七年之间，丽于刑书者，无不出于定国也。赵广汉以元康二年诛，盖宽饶以神爵元年诛，韩延寿以五凤元年诛，杨恽以二年诛，皆当定国为廷尉之时。然此四诛，皆宣帝之太过而千载之所痛愤流涕者也，吾不知定国尝争之耶，其亦未尝争之耶？若其不争，则其罪固无所逃，就使尝争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未闻可以不从而但已也。争与不争，其失等耳。夫定国身为廷尉，上则陷君为淫刑之主，下则自以为暴酷之吏。以事君则不忠，以谋己则不智。不忠不智，君子之大节已亏矣。乃反属意于郡国鳏寡之间，略于大而谨于小，吾未见其为平恕也。向使定国有刚毅之操，不以死生祸福移其心，如张释之断犯跸盗环之狱，虽帝之所甚怒而必轻之，劾太子梁王之失，虽帝之所甚爱而必纠之，当官而行，不吐不茹，则赵、盖、韩、杨之徒，亦庶几不死矣。成王命君陈曰：「商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定国独未见此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