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之变，初无常也。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曷尝有古今之异哉？昔之陋儒以为风俗自厚而之薄，犹人自少而之老。古之俗厚，犹人之方少者也；今之俗薄，盖人之已老者也。薄者不可复厚，亦如老者不可复少。呜呼，何其不思甚耶！将以三皇之俗为厚乎，则黄帝之末胡为有蚩尤之乱？将以五帝之俗为厚乎，则帝舜之世胡为有三苗之乱？将以三王之俗为厚乎，则夏商之季胡为有桀纣之乱？蚩尤之乱无以异于项羽之乱也，乱既除而俗有厚薄之异者，非秦民之不如古，特高帝不如黄帝耳。三苗之乱无以异于七国之乱也，乱既除而俗有厚薄之异者，非汉民之不如古，特景帝不如大舜耳。桀纣之乱无以异于炀帝之乱也，乱既除而俗有厚薄之异者，非隋民之不如古，特太宗不如汤武耳。自古至今，同戴一天，同履一地，同赋一性，日月不变也，耳目鼻口亦不变也，风俗何为而独不如古哉？善乎！魏郑公之言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如何耳。若人渐浇诡不复返朴，今当为鬼为魅，尚安得而化哉」？盖尝观韩延寿之治颍川，而益信风俗之未尝不如古焉。盖承战国孤秦之弊，礼乐废弛，异端并奋，世以古先圣人化民之道为姗笑。贤如高帝，乃曰以马上治之，安事诗书；贤如文帝，乃曰卑之无甚高论；贤如宣帝，乃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君臣上下，同趋于刑名法律簿书期会之间，无复远略。惟延寿承颍川赵广汉告讦之俗，独能取世所姗笑为陈腐迂阔者次第而行之，百姓遵用其教，至于卖伪物者弃之市道。其在东郡、冯翊，如颍川之治，洋洋乎弦诵之声，肃肃乎俎豆之容，庶几乎治古矣。彼谓风俗不可复古者，果如何哉？大抵后世之患，出于待古太高而待己太卑。惟待古高，故自疑而不敢为；待己卑，故自弃而不复为。殊不知三代虽远，其理常存，茍能尽其理，则夫何远之有哉？故万石君处家而子孙燕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乡而讼者望尘而还，此一乡之三代也。鲁恭治中牟而童子不取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寿之治颍川，庸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而论之，则风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难，惟其人而已，安可是古而非今哉？

君子必有坚忍不拔之操，然后小人不能犯吾之所忌。呜呼，小人之害君子，何其多端也！遇人之介者，则必辱之；遇人之廉者，则必污之；遇人之刚者，则必折之；遇人之直者，则必诬之。盖介者必不受辱，廉者必不受污，刚者必不受折，直者必不受诬，凡此者，君子之所忌也。小人知君子之所忌而直犯之，君子不知而堕其计中，大则死，小则亡，前后相望，可不为大哀乎！昔骊姬将有夺嫡之谋，谓优施曰：「吾欲为难，安始而可」？优施曰：「必于申生。其为人也小心精洁，又不忍人。精洁易辱，不忍人自忍也」。骊姬用其计，以归胙诬申生，申生自杀。魏公叔为相，尚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君先与武侯曰：『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试延以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辞矣』。君因召吴起与归，令公主怒而轻君，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公叔用其计，吴起果辞，武侯疑之，遂奔楚。夫申生有精洁易辱之形见于外，故优施因其间而排之；吴起有节廉喜名之形见于外，故公叔亦因其间而排之。使二人浑然天成，削去圭角，置之不愠，用之不怿，则小人亦安能乘间而犯吾之所忌哉？萧望之秉直道而不容于恭、显，终于杀其身，吾以望之亦有罪焉。望之自始见霍光，不肯露索挟持，甘心于抱关之役，其后为平原太守则不自得，为左冯翊则移病，为御史大夫则与丙吉钧礼，其介然刚褊狷洁之操，不以一毫挫于人，天下共知之矣。当恭、显之欲害望之，深思熟虑，以为望之帝之师傅，著节老臣，苟骤使帝诛之，谁肯从乎？惟纳之囹圄，使俯首对刀笔吏，则望之刚褊，必不受辱，忍而死。遂收望之下廷尉，而望之果如其所料，终以自杀。恭、显定计于前，收效于后，如取如携，无锱铢之差者，以望之之贤而不能出于小人之所料，此有志之士所以为之流涕太息而不能已欤！呜呼！望之社稷之镇也，使不感慨自杀，则元帝虽不尽用恭、显，亦终有所忌惮而不敢发其恶，亦少瘳矣。幸而天假之年，至于成帝之世，安知其不能坐销王氏代汉之祸乎？是望之死生，实汉室之所由存亡也。望之纵不自惜，独不为汉惜乎？又况望之素以大儒自处，一旦临事，乃自经沟渎，与田光、侯嬴之徒比，岂天之弃汉而夺其魄耶？何其谬戾若斯之甚也？

古之圣人苟有不足于其中者，无讳也。夫无讳于其心，则亦无讳于其人，故后世有得议焉者无恤也。汤武之师，非不知后世之议已，而周公之过，亦自知其不免也。然安于其议而不之顾，知其不免而卒不获逃焉者，何也？汤、武、周公非嫌名也，吾身获万世之美名而天下有不可一朝居之祸，兹固汤、武、周公所深忧也。是故宁以吾之不足而易天下之大利，而不敢以吾身之名而废天下之安，是以汤之德宁有惭，武之乐宁未善，而周公亦安于其后之贬也。夫子序《书》，于鸣条则曰「战」，于受则曰「杀」，而孟子于周公之过，则亦以为「宜」。夫曰「战」曰「杀」者，直书之也，曰「宜」者，然之也。以汤、武之师，而夫子则直书之而不贷；以周公之过，而孟子则然之而不辞。呜呼！彼三圣人者，诚以为未足也，于后世之议奚恤哉？吾观伊尹之心，盖有甚于此者焉。鸣条之役，创之者汤也，而从之者尹尔，而夫子序《书》，则曰：「伊尹相汤伐桀」。夫先尹后汤，则是首伐桀之谋者尹也。虽然，此犹可也。太甲既立，不明于德，而桐宫之迁，盖居忧焉，而夫子则书之曰「放」。嗟乎！首伐桀之谋亦既非矣，鸣条之师始释而放其君于桐，人其谓我何？吾固谓伊尹之心有甚于汤、武、周公也。盖尝观桐宫之迁，非放也。《书》曰：「太甲既立，不明」。而不曰：「不明，见于未立」。意者未立之前，太甲如故也，既立之后，声色臭味有以蛊之者多矣。脱声色臭味之蛊而俾之密迩先王之训，此伊尹悟太甲之机也。尝观伊尹告太甲之书有五，而居桐之后无一焉，意者言不可以悟太甲，所恃以悟之者汤之训尔，此又伊尹之心也已。而自怨自艾，天理顿发，居仁由义，与汤匹休。向非桐宫之训，则旧习犹不免也。然则迁桐之制，亦古人亮阴之制。亮阴之制，古也，非创也。今观之《书》，自居忧之外则无说，而复位则即见于三祀之末年，虽一日不过也。是则无古人亮阴之制，尹不敢为也。虽然，其心诚然也，而其迹则若悖也，其制虽古也，而其事则若今也。尹岂不知后世之议及此哉？然亦不可得而窜也，则亦曰吾听之而已矣。是故夫子不得掩于一字之名，而伊尹亦不可逃于一字之内，非为伊尹设也，为后世无伊尹之志者设也。以尹之圣犹不免，而况于非尹也哉？此孟子所以缵夫子之志而名之以「篡」也。夫子书法不隐，而伊尹为法受恶，虽一毫之私不贷也。嗟夫，天下任与于尹而任之重如此哉！吾固谓伊尹之心有甚于汤、武、周公也。昔者陈司败以党君之过目夫子，夫子闻之，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且夫子安于受党君之过，而且幸人之知己者，何也？则亦曰无讳于心，故无讳于人耳。知夫子所谓幸，则知汤、武、伊、周之心也。不然，非夫子先有此心，其何以议圣人之心也哉？

天下之变生于激，而变之玩焉者生于循。盖不激则变不生，不循则变不玩。是故变之激非可畏也，而变之循可畏也。循之为可畏者何也？人心溺于变而安于激，而不知祸之可戒也。阴阳激而为雷、为雹，兹变也已，而闻之者不惧而见之者不骇也。彼固以为朝闻而夕见之也，则亦奚惧而奚骇？嗟乎，人之情其亦骇于所未常见而惧于所未常闻者乎？盖上世未尝有放其君者矣，而汤径犯之，是以当时犹有「舍穑」之言；其「如台」之言者，盖不安于其心者之言也。已而武王继之，而天下习矣。孟津之师一集，而不期之会者相踵也。彼纣固有罪也，而当时征伐之事无亦亵于所见者乎？吾观牧野之师一卷，而归马放牛之事随至者，武王其亦忧于天下之习也。未几武王既丧，卒之变生于藩篱而成于肘腋，尚动东山之师，而周公亦敢于为天下之大不义。嗟乎，周公非若人也，而亦安焉者何也？盖亦逼于其时，值乎其变者然也。盖尝读《书》而至于管、蔡之诛，未尝不果于周公之一举也。盖周公之一举诚果也，以臣而放君，前此固闻也，而戮手足之爱者奚见也？以象之傲而佐之瞽叟之顽犹不得逞也，而卒忸怩于不义，而况于无瞽叟之顽而又非象者何如也？吾固谓周公之果也。且武庚之立，盖武王之意也，杀其父而立其子，人情则同然也，而周公武诛之。彼天下之人则曰：「是武王立之也，而周公诛焉，无以若是恝然也哉」！萃乎周公，其何以谢天下也？杀其父而又戮其子，人固以为不仁也；既立而复黜之，人固以为不信也；一旦而戕二昆，人固以为不友也。夫以一周公之身，而萃不仁、不信、不友之责，而周公则亦安焉。吁！周公非诚安之也。周公之意，以谓吾宁以身负管、蔡，而不可以身负武王也；吾宁以身负武庚，而不可以身负天下也；吾宁以身负天下之谤，而不可以身负宁王之责也。向使管、蔡不锄，武庚不削，天下殆且无周也，而奚管、蔡、武庚之足恤也哉？此周公之本心也，而实难以语夫人。吾观《金縢》之书，《鸱鸮》、《七月》之诗，且有以见周公之不知有身也。夫不知有身而奚以恤？夫人死生大事也，忘死生之分而欲以身代武王者，此其心何如也？《七月》之诗，为遭变而作，而《鸱鸮》之什，则急于救乱者然也。今读其诗，若无与于遭变救乱之辞，切切然惟知有先公创业之难而自述其为国之不易，安于堕成王之疑，初未尝急骋以求释，彼亦何心以脱天下之谤也哉？然则周公非欲全名也，盖欲全周也；非果于不仁，而果于仁天下；非果于不信，而果于信其心；非果于不友，而果于友文王。向使时不遭变，变不激不玩，吾见周公之心得以游乎其天矣。彼管、蔡、武庚所以自贻剿覆者，亦玩变幸灾之所召也，于周公奚其贬？

张释之论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恻隐之实」。呜呼！文具之弊，非特秦之所以亡，实古今之通患也。昔之为治者，实未具则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伪，则不敢为作乐之文；未能约民，则不敢为恭俭之文；未能行惠，则不敢为宽恤之文。以至于政教赏罚有毫釐之不备，诚心恻然，务从施惠，初未尝虚饰焉。故其过人得以议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见其偏则可以矫之使正，见其阙则可以修之使全。犹按脉以治病，虚实燥湿，缓急浮沉，无锱铢之不见，然后随其病而投之汤剂，加之针石，其不瘳者鲜矣。至于末年之弊，无其实而有其文。家挟周孔之书，而俗益薄；人治司马之法，而兵益懦；人诵夷、齐之清，而行益污；人负龚、黄之名，而政益乱。问其诏令，则尧、舜之典谟也；问其典章，则成周之礼乐也。入其国，观其朝，其文焕然，虽治古之时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实，乃与桀、纣、幽、厉同出一辙。上以虚名取下，下以虚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虽有忠臣义士欲正言极谏，亦无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贤，则君已先言举元凯矣；欲言去邪，则君已先言流共鲧矣；欲言勤劳，则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敦朴，则君已先言茅茨不剪矣。猎谏诤之辞而先自言之，开其口而夺其气，覆藏润饰，使无过之可讥，而无失之可指，无偏之可矫，无阙之可修，偃然自以为得计，必至于鱼烂瓦解，然后不能文焉。释之之言，诚天下之公患也。尝以西汉观，文宣之世，汉之盛也；平帝之世，汉之季也。以文帝之宽仁，有野不加辟之诏，有水旱疾疫之诏，有结难连兵之诏。以宣帝之名，而有屯戍未息之诏，有百姓失职之诏，有盗贼不止之诏。岂非有恻隐之寔而不为文具耶？乃若平帝之世，观其文辞，兴灭国，继绝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嘉应，颂声并作，而大业潜移于王莽。文具之害乃至于此，后之为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人不可以有不平之气也，有不平之气，必有矫枉过直之言，言至于过直，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且人之所以矫枉者，盖欲使其直也。今既过其直，则吾之言先不直矣，又何以责彼之不直乎？窃尝譬之，天下之轻重，至于权而后定；天下之长短，至于度而后定。人之执权以罔市利者，多以重为轻，而取它人之物，则以斤为两，以两为铢。其失轻重之平，世之所同患也。今人之执度以罔市利者，多以长为短，而取他人之物，故以尺为寸，以寸为分。其失长短之平，世之所同患也。苟为权之失其平，则盍反其本矣，今乃矫其轻以为重，以铢为两，以两为斤，虽轻重之不同，其失权之平则一也。苟以度为失其平，则盍反其本矣，今乃矫其短以为长，以寸为尺，以尺为丈，虽长短之不同，而失度之平则一也。彼失于轻，此失于重，彼失于短，此失于长，虽殄灭之，直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何以大相过！是故天下有一定之理，君子有至平之言，增之毫釐则太过，损之毫釐则不及。苟愤世嫉邪而为矫枉过直之言，则所矫之枉未息而过直之言先见矣。老子之言刍狗，欲矫封吝之弊也，其弊不除，而反生韩非之寡恩。公羊之论无时，欲矫畔乱之患也，其患不除，而反启汉民之滥刑。荀卿之杀《诗》、《书》，欲矫章句之习也，其习不除，而反开李斯之坑儒。欲去一害，复召一害，安在其为善立言者邪？昔司马迁述《史记》，自黄帝止于麟趾，成一家之言。其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所以矫汉民之尚黄老也。其序游侠，退处士而进奸雄，所以矫群臣之龌龊也。其述货殖，则崇势利而卑贫贱，所以激武帝之兴利也。盖迁虽横就刑戮，处于污俗之中，困于心，衡于虑，损激之气形于简策，故其言每过直而不自知焉。及稽其流弊，则自迁之先黄老而虚浮之说愈胜，自迁之进奸雄而闾里之奸愈滋，自迁之崇势利而货赂之风愈炽。彼何晏之清谈，步降之暴横，灵帝之鬻官，皆迁有以启之也。始欲救弊，终反生弊，始欲正患，终反生患，善立言者果如是乎？虽然，迁之矫枉过直，而未尝不微见其意焉。其《叙传》固先黄老矣，而又曰：「先人有言：『孔子卒，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意也』？其传游侠固进奸雄矣，而又曰原宪独行，不合于世，蔬食不厌，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所以见其进处士之本意也。其传货殖固崇势利矣，而又曰俗之所渐泯久矣，虽户谈以眇论终不能化。所以见其轻利势之本意也。迁之意欲使学者知向日之言，乃吾一时矫枉过直之言尔，当以今言为正。然迁固特见其本意以示学者，曷若言必虑其所终而无过直之害哉！以是知君子之言，诚不可苟也。

人臣事君之义，有不可则止者，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观其所处之地如何耳。义所当止，虽如齐宣之授万钟，而孟子终不受；义所当为，虽如商辛之剖心窍，而比干终不退。苟得其道，则进退不同，而同归于是；苟失其义，则进退不同，同归于非。乌呼，非知亲疏之义者，孰能并行而不悖乎？是故三谏不听而逃之者，疏也，臣道也；三谏不听而随之者，亲也，子道也。孟子在齐为疏，故当以臣道自处；比干在商为亲，故当以子道自处。知孟子之所止，则知比干之所以为也，知比干之所为，则知孟子之所以止也。孟子、比干易地则皆然。刘向生于元、成间，前困于恭、显之谗说，后困于王氏之排斥，屡谗屡排，而直言正论，曾不少衰。或者则责以不可则止之义，殊不知向与汉同姓，岂可恝然同疏远之臣哉！谏而又谏，继之以死可也。且元、成之昏乱，不足以有为，向非不知之矣；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特以吾之义而已。是数恭、显之非恶非迂也，假外戚以上书非诈也，讼三氏之强盗非枉也，蹈杀身之危机非愚也，亲之之义，不得不然也。向尝告陈汤曰：「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五朝，吾而不言，谁当言者」？噫，斯言也，其见向之本心乎！昔屈原亦楚之宗族，事怀王、襄王尽忠而不见答，摈弃沉窜，徘徊不忍去，至投汨罗以死。人皆以屈原不能高举远逝，全身远害遁之。贾谊亦吊之，曰：「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是岂知原之心哉？惟刘向所处之地，所处之义，与屈原同出一辙，故作《九叹》以悼屈原，以己之心度屈原之心，以己之时度屈原之时，相望数百岁，若见其肺肝焉。其辞曰：「出国门而端指兮，方冀悟而锡还」。又曰：「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一悟。还予车于南郢兮，复往轨于初古」。向之言虽为原而发，亦所以自道也。盖原与向皆同姓之臣，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虽其君之昏乱，势穷理绝，方且为于不可为之时，言于不可言之际，眷眷之忠，独觊望于万一焉。是所以为忠孝之至也，世俗乃以疏远之义而加贵戚之臣，槩以强活名之，可谓不知类矣。

论曰：圣人之心，不白于天下，后世之儒者，始有言外之意。夫以圣人之心，何至于有所不白者？而事变之来，不能不蒙人之疑也，而圣人适遭其时，不得已焉而为之，圣人之心始晦矣。夫惟其心之晦于此，而《书》复纪于此，使后之人得借是以自便，其无忌惮之为，儒者忧之而有言焉。意谓宁以吾言病圣人，无宁以圣人之故病天下，此《武成》二三策之说所由发也。呜呼，轲其有忧天下后世之心乎！《武成》二三策如何，此孟轲言外之意，而亦悲武王之不幸也。人徒见武王圣人也，而孟轲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言，遂谓轲非知武王者。嗟夫，轲岂不知武王者哉！七篇之书，其论武王详矣。故举武王之言，则曰「无畏宁尔也」，又曰「非敌百姓也」。其论武王之勇，则曰「安天下之民也」，又曰「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夫以轲之举其言也如此，而论其勇也又如此，武王之心，轲知之矣。然则《武成》取二三策之言，是果何为而发耶？夫亦忧武王仁天下之心不白于后世，恐或者因辞以害意，得以启其不仁之念，故不得不借此以喻彼也。不然，圣人岂果不足于中者哉？昔仲虺作诰，尝述汤之惭不释于伐夏之日。夫以汤升陑之师，是皆应天顺人之举，则亦何惭之有？汤乃不待人之惭，身自为之而身自惭之，诚恐吾之心不白于天下而后世或得以贻口实也，是故汤宁自贬而不忍以自隐也。虽然，汤之不自隐而得仲虺陈义以白之，汤无惭矣。若武王之心则未白，而《武成》之书则实言，孟轲则不容以不辨。呜呼，孟轲之意，其亦仲虺之虑天下后世也欤！是亦悲武王之不幸，而无《仲虺之诰》，又有《武成》之书欤！且商之作威非一日也，武王尝观政矣，而商不悛，尝师次于河朔矣，而商复不悛。然则武王何拳拳于商之悛也？悛不悛何足介也，而无辜则吁天也，百姓则暴虐也，四海则毒痡也。武王虽无心于商，而有心于民也。是则武王之事诚有大不得已者。士女一绥而我师罔敌，牧野一誓而前徒倒戈，武王岂得已哉！故归马放牛为天下也，非为己也；散财发粟为天下也，非为己也。武王仁民之心遂，而《武成》之书所由作也。《武成》之书虽作，而《武成》之辞则未白也。《武成》之辞未白，是圣人以无心待天下后世，柰之何天下后世不以无心待圣人也！战国之世，用兵争强，以相侵夺。争城以战则杀人盈城，争地以战则杀人盈野。甚而长平之川，阴山之北，皆且血流而鬼哭矣。想夫孟轲之意，以谓圣人之心不白于天下，而后世黩武之惨，得非《武成》之书有以启之乎？于是有「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之言。轲之所取二三策固未易轻指，而其所不取者，则血流漂杵之一语矣。夫其所取者不必论，所以不取者则不容以不论。漂杵之说，是固为攻其后以北者而设，非谓武王也，特《武成》之辞不白耳。而孟轲之忧，则恐己亥之误，不止于三豕也。故尝谓圣人仁天下之意，昭如日星，越千载犹一日，吾言书之不可信，于圣人乎何损？而于天下后世则可以遏其不仁之心，而其利则博矣。轲之言在此，而意实在彼也。论者当因其言而溯其意，不可泯其意而信其言也。盖尝因是而观之，牧野之师，伯夷固尝非之矣，然则伯夷非武王之非也，忧天下后世无君者见之误而非之也。夫《武》之乐，仲尼之在周末，又尝谓其未尽善矣。然仲尼非谓武王之未尽善也，忧天下后世用《武》者失之黩而未善之也。吾亦曰孟子言《书》不可尽信，非不取武王也，忧天下后世杀人者流于惨而不取也。伯夷也，孔、孟也，是或一道也。吾于孟子夫何议，而亦悲武王之不幸而生于商之末也。谨论。

盖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元祐之缓势；自文正范公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十事之奏，实庆历三年九月矣，始于明黜陟、重命令。当时之言见用，明黜陟之法则以十月壬戌行，择官长之法则以十月丙午行，任子之法则以十一月丁亥行，馆职之法以癸未行，公田之法以壬戌行，贡举之法以明年三月行，减徭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馀厚农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说，或著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陈执中之徒已不悦矣。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宁、元祐之法不变；使文正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今文正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丰。神宗锐然有为之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机，于是乎决矣。

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人之心固不可二用也。勤于公则必苟于私，勤于私则必苟于公，二者不可得而兼，惟观其所向之何如耳。古人之材，即后人之材也，古人之智，即后人之智也，然古之治、后之乱者，岂材智之有异耶？特古人用之于公，后人用之于私而已。惟古人用之于公，故于私不得不苟。以卫公子荆之事观之，其宫室始有则谓之苟有，及言其少有、富有，则又谓之苟全、苟美。其言每谓之苟者，非薄于私也，不苟于公则必苟于私也。惟后人意在于私，故于公不得不苟。以汉贾谊之言观之，其论大臣则以为有患苟免，及论群下则又言俱亡耻，俱苟安。其俗每趋于苟者，非薄于公也，不苟于私则必苟于公也。盖水盛则火灭，寒往则暑来，阳消则阴长，公私之相胜亦若是则已矣。自汉及唐，以公灭私，苟且之风盛于天下。如董晋为相，史臣讥其懦弛苟安，时则有苟且之相。如刘知几谓牧伯迁代太速，怀苟且之谋，时则有苟且之牧。如赵憬议考课，欲格庶僚苟且之心，时则有苟且之吏。如刘祥道谓官怀去就，而民苟且，时则有苟且之民。上至于相，下至于民，莫不趋于苟且，则政事何由而理乎？纪纲何由而振乎？风俗何由而厚乎？如使当时之人移谋身之心而谋国，移富家之术而富民，移保子孙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禄之意而求义，则可以不下席而跻咸五登三之盛矣。窃尝历考汉唐之际，其粗能去苟且之弊者，惟汉宣帝而已。迹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上下相安，蔑有苟且之意，亦庶于古矣。然宣帝之革苟且，徒变其外而不变其内也，徒制其末而未制其本也。而黄龙之诏，有计簿之欺，避课之戒，岂非苟且之俗未尽除乎？杨恽之言，有县官不足为尽力之谤，岂非苟且之志未尽迁乎？盖宣帝导之以政而不以教，束之以刑而不以德，苟且之弊所以迹化而心不化也。如使人君皆能本德教以化苟且之心，则荀卿《不苟》之篇可以无作。

善除弊者不去弊，善治疾者不去疾，善抑虚名者不去虚名，盖天下之事，将欲夺之，必先与之，将欲拘之，必先纵之。苟骤禁而遽绝，未有不反受其害者也。故不忍弊之多，欲一朝而去焉，外虽若去而弊源实藏于冥冥之中矣。不忍疾之苦，欲一朝而去焉，外虽若去而病源实藏于冥冥之中矣。彼善除弊者，初未尝骤去其弊也。徐以待之，默以观之，使奸态伪迹蜂起于前，然后从而锄其窟穴，则弊不得而遁矣。善治疾者，亦未能骤去其疾也，宽以养之，绥以疗之，使宿疹积毒发见于外，然后从而穷其标本，则疾不得而留矣。抑虚名之道亦犹是也，世之尚虚名者，其根甚固，其流甚长，其风甚炽，苟疾虚名之乱真，播为号令，制为赏罚，欲言扫而去之，岂不足以称快于目前哉？然异时邀名之士，皆将矫为务实，以投吾之所好，今日之朴野即前日之浮华也，今日之木讷即前日之辩捷也，今日之恬退即前日之奔竞也，服勤簿书者乃不解诉牒之人，恪居官次者乃不辩马曹之士，巧诈百出，而浑厚质实之君子并为当世所疑，贤否一区，真伪一涂，愚智一揆，愦愦然莫之能分，非特名不可见而实亦不可见矣。始欲去名而终至于失实，是岂为治者之意哉？亦取之太迫，致之无术而已。大抵致刚必以柔，致宽必以猛，致实必以名，欲为之于此必形之于彼。欲为此而先以此示天下，亦迫而无术矣。是故明君之治天下也，将责之以实，先取之以名，开之以其涂，示之以其利。天下之名，争至于吾前，以文学之名至者，吾从而察之，则董仲舒之实、公孙弘之伪皆见矣。以政事之名至者，吾从而察之，则黄霸之实、王成之伪皆见矣。以忠直之名至者，吾从而察之，则刘向之实、谷永之伪皆见矣。以理财之名至者，吾从而察之，则刘晏之实、裴延龄之伪皆见矣。彼皆趋之，吾始得而知之，是则自献其名，乃自献其实也。世之好名者，知吾必察其实，皆砥砺澡濯，言不敢过行，誉不敢过情，茍实之未副，惴惴然惟恐名之闻于上，以蹈浮虚之罚，又岂有求名者乎？由是言之，善为治者，尚名乃所以去名，不善为治者，尚实乃所以失实。善为治者，天下以名为实，不善为治者，天下以实为名。特在用之如何耳，名何负于治哉？闻汉宣帝之综核名实矣，不闻其去名也；闻诸葛亮之循名责实矣，不闻其去名也。名者，正吾所资以责实之具，奈何先去之耶？呜呼！无弊之可指，为吏者之所惧也；无疾之可见，为医者之所惊也；无名之可称，责实者之所忧也。见其弊然后可革，见其疾然后可疗，见其名然后可核，未识其实而先去其名，吾不知所以为治矣。抑尝闻之，立高帝之朝而进用儒之说，世莫不以为疏也，然用儒者实高帝之所当急。立武帝之朝而进偃兵之说，世莫不以为迂也，然偃兵者实武帝之所当先。处责实之世而论尚名，人孰不以为愚且惑耶？然理有似缓而实急，事有似异而实同，使深识之士心平气定而思之，未有不始而愕终而悟也。此亦老氏所谓正言似反者欤？

终身坐谈，不如一时之亲见；终岁傍观，不如一日之亲闻。盖天下之事，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喻，未有不身试之而能尽其详者也。风俗既弊，士大夫乐居内而厌居外，趋其易而辞其难，遂以谓得其理则事不待试而喻，定其要则功不必劳而成。故不离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调，不离傅岩而济川之舟已具，不离磻溪而牧野之阵已成。彼为伊、傅、太公者，曷尝徒劳州县、屈首簿书，然后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材，而后有非常之举。商有天下六百年，其不试而用者二人而已。今人辄以此自许，何后世之多伊、傅耶？周有天下八百年，其不试而用者一人而已。今人辄以自许，何后世之多太公耶？多见其不知量也。然则用人之道，讵可信其虚言，而不试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将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纳之于胶扰繁剧之地，以观其材；处之于閒暇寂寞之乡，以观其量；使之尝险阻艰难，以观其操；使之当盘根错节，以观其断。投之州县，磨之岁月，习之既久，养之既深，异时束带而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然后知其始困之，乃所以深爱之也。请以近取譬之。言世有爱其子者，坐之高堂，食之刍豢，足迹未尝及门，自以为爱之之至矣。彼邻人之父则不然，使其子蹑屩担簦、犯风雨、冒霜雪以从师，取友于数千里之外，伶俜颠顿，虽道路之人莫不窃议其父之不慈也。及观其终，则有一人焉不辨菽麦，顽嚚无知，问之何人也，乃向之足迹未尝及门者也；有一人焉知类通达，为世名儒，问之何人也，乃向之颠顿数千里者也。彼为人父者，将使其子无知为爱耶？将使其子有成为爱耶？虽甚愚者亦知所择矣。君之于臣，犹父之于子也，欲成远大之器，其可循姑息之爱耶？世之人自非伊、傅之生知，太公之绝类，乃欲不出都门，坐致卿相，脱尘埃之贱而日侍无间，释朱墨之劳而从容风议，舍边邮之繁而深居禁严，其初岂不甚美而可乐哉？一旦而有大政事、大议论、大征伐、大典章，则皆心醉语塞，流汗浃背，傍徨而不知所对，然后追悔前日之未尝居外，亦无及已。历观自古公卿，以未尝更事而败政害民者多矣。愚者不必论也，不肖者不必论也，今独以世之所共贤者论之。贾谊一出长沙而计不自得，是谊未免重内而轻外也。惟其重内而轻外，故于天下之事不能遍察，论正朔服色则近乎缓，论系单于颈则近乎夸，论三表五饵则近乎疏。使谊安于居外，身历天下之事，岂有此失耶？萧望之一为郡守而内不自得，是望之未免重内而轻外也。惟其重内而轻外，故于天下之事不能遍察，其挑冯奉世则近乎刻，其毁常平仓则近乎迂，其耻对狱吏则近乎躁。使望之安于居外，身历天下之事，岂有此失耶？与谊同时者，未有居谊之右者也，谊犹不可不更外事，则下于谊一等者又可知矣。与望之同时者，未有居望之之右者也，望之犹不可不更外事，则下于望之一等者又可知矣。昔者孔子之教人，未尝不使之多识天下之事，故以天纵之圣而制行，未尝不以已焉。其为乘田、为委吏、为中都者，非有司之细务真有所未知也，所以使后世知圣人犹必亲细务也。其之齐之卫之陈者，非四方之风俗真有所未察也，所以使后世知圣人犹必历四方也。故一时高弟，有为季氏宰者，有为中牟宰者，有为莒父宰者，有为费氏宰者。家臣之微，邑令之贱，循循然安处之，未尝有卑小官之意，岂非师友渊源固有所自耶？呜呼！天下之事有逸必有劳，天下之官有贵必有贱，皆趋其逸，谁任其劳？皆乐其贵，谁处其贱？犹之于身，有心腹焉，有皮肤焉，茍去其皮肤，则何以卫心腹？犹之于木，有本根焉，有枝叶焉，茍去其枝叶，则何以庇本根？若在官者皆欲内而恶外，则茫茫禹迹，人主谁与共治之耶？举偏救弊，抑扬之权，正今日所当急。

天下之害风俗者莫不当禁，而不当禁者有一焉，曰奔竞是也。世之禁防多矣，不孝不友则有禁，伪言伪行则有禁，奇技淫巧则有禁，奸声异服则有禁，何独至于奔竞乃不当禁耶？奔竞之名，果何从而生耶？爵禄在上，下皆趋之，故名之为奔，则其弊非起于下也；爵禄在此，彼皆争之，故名之为竞，则其弊非起于彼也。诱之于上而欲禁之于下，诱之于此而欲禁之于彼，是犹乞醯而却蚋，聚膻而去蚁，虽刀锯日用亦有所不胜矣。大抵上之人轻名器而辄以假人，则多为之禁，而奔竞益甚；上之人惜名器而不以假人，则不为之禁，而奔竞自消。论至于此，则奔竞不惟不当禁，又且不可禁，不惟不可禁，又且不必禁也。何以知其然耶？唐、虞、三代之时，礼义修明，风俗淳厚，凡为士者，三揖而进，一辞而退，礼如此其峻也；三十而仕，五十而爵，进如此其迁也；论定然后官，任官然后爵，仕如此其难也；不传贽为臣则不敢见诸侯，分如此其严也。然处之甚安，守之甚固，无滞淹之叹，无侥悻之心，是岂有法制以驱之乎？又岂有刑罚以禁之乎？亦曰上之人未尝启奔竞之门而已。盖当是时，持黜陟以佐天子者，非皋陶、稷、契之徒，即伊尹、傅说之俦也；持黜陟以佐诸侯者，非随会、子文之属，即子产、叔向之辈也。是数圣贤者，以公道而立公朝，以公心而临公选，材之外无馀位，位之外无馀材。天下之士，道德茍充，爵禄自至，初无求于上之人，则巍巍廊庙，殆为无求之地。故巧者无所用其智，贵者无所用其权，诈者无所用其谋，谄者无所用其佞，贪而往，戚而归，躁而往，静而归。于斯时也，虽求奔竞之名犹不可得，况有所谓奔竞之禁哉？逮德下衰，礼义废，风俗薄，名器滥，爵禄轻，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竞成风，莫之能禦，权在于左右则为之扫门，权在于嬖宠则为之控马，权在于妃主则为之邑司，权在于贵戚则为之主事，高爵重禄，如取如携，无不得其欲焉。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不调者有之，三世不徙者有之，六世不遇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而不奔竞乎？上之人既诱天下以奔竞，乃屑屑然制限年之举，严三互之法，著崇逊之论，多见其无益也。然则为人上者，不必沮人之奔竞，勿劝之斯可矣；不必罚人之奔竞，勿赏之斯可矣。开其源而塞其流，忘其本而齐其末，岂不甚可叹哉？窃尝譬之朝而趋市，骈肩相摩，暮而过市，掉臂不顾，非朝贪而暮廉也，朝有所求而暮无所求也。一兔走野，百人逐之；积兔在市，过者不顾，非前争而后逊也，前则未定而后则已定也。彼为士者，在治古则静退，在后世则奔竞，岂情性之顿异邪？盖治古之爵禄不可求，而后世之爵禄可求也；治古之爵禄皆有定，而后世之爵禄无定也。操爵禄之柄者，茍端本澄源于上，则济济多士，可以一旦还之于唐、虞、三代之域矣，风俗岂独厚于古而薄于今耶？

人常有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讳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执兵，变刀为犊，变剑为牛，变矛戟为锄耰，变营垒为畎亩，凡鸟占云祲、金版六韬之书，皆束之高阁，使天下不复知有兵之名，然后足为至治之极。呜呼，何其不思之甚邪！治世虽未尝好战也，亦未尝忘战也；虽未尝用兵也，亦未尝去兵也。先王于太平至治之世，严师徒、肃号令、谨阅习，所以销患于无形，保治于无极，曷尝以兵为讳哉？且虞舜之时，为治耶？为乱耶？虽甚愚者知其为至治也。舜当至治之时，固可以忘战而去兵矣，然典谟所书，在内则明射侯以为教养之术，在外则奋武卫以为备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练，固不闻其以兵为讳也。武王之时，为治耶？为乱耶？虽甚愚者亦知其为至治也。武王当至治之时，固可以忘战而去兵矣，然司马所掌，于春于夏则有振旅茇舍之名，于秋于冬则有治兵大阅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练，固不闻其以兵为讳也。舜之备既具，固可以鼓琴而咏南风之诗；武王之备既具，固可以建櫜而奏戢戈之颂。人见其鼓琴之逸，而不知其为备如此之劳也，遂以为舜之尽于鼓琴；人见其建櫜之易，而不知其为备如此之难也，遂以为武王之治尽于建櫜。使鼓琴可以尽舜之治，则房琯之有董廷兰，何为有陈涛之败耶？使建櫜可以尽武王之治，则始皇之铸金人十二，何为有胜、广之乱耶？鼓琴一也，舜则可以，琯则不可者，有备无备之分耳；建櫜一也，武王则可以，始皇则不可者，有备无备之分耳。房琯不善学舜者也，始皇不善学武王者也。论至于是，孰谓练兵严备非太平之先务也？愚故曰兵者非治世之所讳者也。大抵销兵不足以销兵，惟治兵乃可以销兵；偃武不足以偃武，惟讲武乃可以偃武。人徒见文帝之结和比邻，烟火万里，以为偃武之功也，殊不知文帝所以致此者，以有细柳棘门之备而已。人徒见章帝之儒馆献歌，戎亭虚候，以为偃武之功也，殊不知章帝所以致此者，以有金城戍边之备而已。人徒见太宗之四夷冠带，胡越一家，以为偃武之功也，殊不知太宗所以致此者，以有殿廷习射之备而已。晋武帝当平吴之后，可以治矣，恃其治而彻去州郡之备，终致五胡之乱，岂非忘战之害乎？玄宗当开元之后，可谓治矣，恃其治而彻去中国之备，终致禄山之乱，岂非忘战之害乎？德宗当兴元之后，可谓治矣，恃其治而彻去河朔之备，终致藩镇之乱，岂非忘战之害乎？由是观之，销兵乃所以召兵，阅武乃所以偃武，其理甚明，无足疑者。然则人君当无事之时，其可不为先事之备乎？抑尝谓众人之所轻，乃明君之所重；众人之所后，乃明君之所先。凡开辟操纵之权，固非常情之能窥测也。何以知之？以光武之事知之。当用兵之际，众人之所重者骑射也，所轻者诗书也，光武乃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于战马扰攘之中而笃仁义礼乐之用，轻人之所重，重人之所轻，非有先物之几，孰能与于此乎？当偃兵之际，众人之所先者文事也，所后者武备也。光武乃疏筑亭障，修明烽燧，于宴安閒暇之中而严守禦捍防之备，后众人之所先，先众人之所后，非有先物之几，孰能与于此乎？天下方尚武，吾独示之以文，天下方尚文，吾独抗之以武，一弛一张，与时推移。彼见其胜敌谓之勇，见其治国谓之柔，是皆刻舟胶柱而求其迹者也，乌足以知光武？

治天下者，不可以夷狄之强弱为中国之安危。使夷狄之势强耶，则吾中国之不可不治也；使夷狄之势弱耶，则吾中国亦不可不治也。吾知治吾中国耳，彼夷狄奚有于我哉！譬之治家者，睦其宗族，制其童仆，谨其扃鐍，高其垣墙，此治家之常法也。是法也，不为邻之厚而增，不为邻之薄而损，不为盗贼而设，不为无盗贼而废，盖是数者之法，为吾家而设，非为邻里盗贼而设也。唯治天下者亦然。夫中国之与夷狄，其不相为用久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北戎为胡门，自三危而至于朝鲜，所以限戎狄也；南戎为越门，自岷山而至于瓯闽，所以限蛮夷也。是中国之与夷狄，风俗不同，嗜欲不同，彼之休戚何预吾之利害哉？是故先王之待夷狄，其来不喜，其去不怒。其欣然而朝觐也，特象胥之职尔，特行人之职尔，吾心初不为之骄。其悍然而侵略也，特司马之职尔，特士师之职尔，吾心初不为之沮。彼方纷然自来自去，而治吾中国者，亦未尝一日废焉。及至后世，当夷狄之强，则自以为危，危则戒，戒则治；当夷狄之弱，则自以为安，安则怠，怠则乱。故夷狄之强弱，虽不足为中国之安危，而实兆中国之治乱。此无它，为人君不能自治中国，而每以夷狄为轻重也。汉自宣帝之前，匈奴盛而汉以治；自宣帝以后，匈奴衰弱而汉以乱。观宣帝以前太史之所书，曰某年匈奴入云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诚艰难多事之时也。观宣帝以后太史之所书，曰某年斩郅支单于祠郊庙，某年呼韩邪单于来朝改元，某年单于来朝赦天下，诚太平无事之时也。有艰难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无事之形而天下反乱，独何欤？多事则戒而修政，无事则怠而佚豫，此治乱之所以分也。吾尝谓汉祚之亡，不在于元帝而在于宣帝，不生于王莽之强而生于渭桥之谒焉。彼匈奴自高帝以来，桀骜不宾，非祖宗之治不若宣帝，特其势自强耳。及宣帝之世，款塞来王，非宣帝之治过于祖宗也，特其势自弱耳。初无一毫预于中国，而宣帝乃以为功光祖宗，张皇其事，以震耀于后世。元、成以下，习熟见闻，遂以为祖宗之所患者独匈奴，今匈奴既服，则天下无复多事矣，遂般乐怠傲，以至于亡，岂非宣帝有以启之耶？自古深谋远虑之士，多以为无外患则有内忧。晋与楚战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曰盍释楚以为外惧乎？此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夫人臣之告其君，不能使之悟而徒欲其惧，使夷狄敌国常强，则君犹警惧，敌国之患去，则君必骄矣。是其说虽足以致今日之惧，亦所以启他日之骄，得失适相半耳。盍若告人君以治内之说，彼夷狄敌国之或盛或衰，外患之或有或无，皆无预于吾事，惟专意于治内而已。如是则吾说可以常行而无弊矣，此又进言于君者所当知也。

孙权起于江东，拓境荆楚，北图襄阳，西图巴蜀，而不得北敌曹操，西敌刘备。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将帅亦一时之杰。权左右胜之而后能定其国，及权国既定，曹公已死，丕、睿继世，中原有可图之衅，权之名将死丧且尽，权亦老矣。世人谓权之所以为固者东南之地，所以为强者东南之兵，此大不然。夫东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孙氏之地，又为六朝最弱，独权守之而固；东南之兵，天下至弱，而孙氏之兵又为六朝最弱，独权用之而强。长江而上，达于江陵，转江陵之南，阨于巫峡，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几？可扼而守者凡几？道路坦然，非有潼关、剑门之阻也。自广陵而渡京口，自历阳而渡采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则上流无结草之固，濡须破则江上不知所以为计，地之形势可谓弱矣。权之兵众皆江南舟子绵力薄材之人，区区捃拾盗贼，驱猎山越，以寔行伍，兵亦可谓弱矣。然权用之如此之固且强，何也？盖权之所以自立者，有谋而已。不独用其臣之谋，而又自出其谋，内以谋用众，外以谋应敌，所以地狭兵少，处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势者欤？始权之初立，曹操下荆州，移书吴会，举国震骇。权闻鲁肃之言，翻然而悟，闻周瑜之议，奋然而起，一举而走曹操、存刘备，基王伯之业。此用周瑜、鲁肃之谋也。及刘备借荆州而不反，关羽颉颃于上流，权谓养关羽，使北吞许洛，全有江汉，回舟东下，谁能禦之？欲图之，惧曹操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逼许洛，曹公以朝命见招，权乃笺击羽以自效，使吕蒙、陆逊一袭而得之，全有荆楚，西闭刘备于三峡，北释曹公之患以安江东。此用吕蒙、陆逊之谋也。方曹丕已禅汉，天下愤怒切齿之时，权知刘备必报关羽，恐曹氏之掎其后也，乃于是时释其愤切之心而称臣于魏，受其爵封，击备而走之。此权之谋也。及魏责任子而权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复起，权之计宜乎穷也，权知刘备以复汉为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于杀关羽，备亦欲结己为与国而专意北图，于是遣使讲和以中备之欲，遂得息肩于西而专意于北，拒魏而退之。此权之谋也。方曹操之反自乌林，愤权而东征，谓权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师下合肥。权若拒之于江南，则曹公水军入江，权军不战自溃矣。故逆拒之于濡须，使操虽有水军无所施，步骑虽多，濒阻江洳，春水方生，义无所用，操叹息而退。此又权之谋也。操之既还，自他人观之，大则追军逐北，小则自足称雄。今权不然，反请降于操，盖权料操之内忧尚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复之关中，操欲伐之而虑东南之变，非大定不往也，故称降以少厌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复虞东南而尽力西北。已得于其间，益缮战守之备以待其再来。此权之谋也。方曹丕之责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权见丕之用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将亦不尽力如操之时，始却之于濡须。而再来，权之意以谓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则不止，非使之临江而反则丕必不休，故开而致之，濒江而不与之战，挑之而又不应，使之力尽而自还，又小发以警之，魏自是不复敢南出。此又权之谋也。权又以为兵久不用则士气钝，疆埸久安则人心逸，且使敌人晏然，积以岁月，坐以成资，非计之得也。故两谲淮南之将，致而击之，所虏获足以自资而敌人之资又为之破坏。此亦权之谋也。权又以谓所用多南兵，便于舟楫，短于陆战，故用兵未尝一日舍舟楫，而乘胜逐北，亦不肯远水以逐利。虽有大举长驱之计，亦不敢行以侥一时之幸。故曹休败而不敢追，殷札献言而不敢用。此亦权之谋也。权之受封吴王也，尽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国中知己为百姓屈也，与邢真为盟，阴以怒其群下，方且为进取之计而自卑屈如此。此亦权之谋也。故权之为国，自奋亦用谋，自屈亦用谋，胜亦用谋，危亦用谋，动无非谋也，故能以一江为阻而与曹、刘为敌。然权起非仗义，徒知以割据为雄，不能兴汉室以倾天下之心。使当汉末大乱，权能招徕中原之士，广募西北之兵，缉马步之锐，挟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陆并进，孰能当之哉？当曹丕之立也，权又能求汉室子孙而辅之，出师问罪，刘备必亦连衡而掎角，中原之士挟思汉之民，必有起而应我者矣。权不知出此，徒自尊于崎岖蛮夷山海之间，故虽力为计谋诡诈，然基业仅足以终其身而无足以遗子孙，仅足以保其国而不足以争衡天下，惜哉！然使权不为计谋以自立，则虽其身不能终也，况子孙乎？其国不能保也，况天下乎？何以言之？权没未几，诸葛恪一用之而仅胜，再用之而大败，孙綝用之又败，江淮之间，惴惴而已。上流藉陆抗之贤，挟以重兵，仅能支襄阳一面，抗死则亦惴惴然矣。藉使孙皓不为暴虐，亦岂能久存也哉？后世不察权以计谋自立，而区区欲效权之画江为守，是不察夫形势、甲兵之最弱也。古人惟陆抗知此，抗言于孙皓曰：「长江峻川，限带封域，乃守国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审抗此言，则当时之形势为不足言，而所谓智者所先则有道也，抗可谓善论孙氏形势者矣。

东晋之始，形势与吴相若，然吴北不能过淮，而东晋时得中原之地。吴旋为晋灭，而晋更石勒、苻坚之强终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吴远甚，而其固如此者，晋以中原正统所系，天下以为共主故也。以正统所系，天下共主，而百馀年不能平天下，雪雠耻，恢复旧物，晋之君臣斯可罪矣。《诗》美宣王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句践，皆国中已治，然后征伐。今夫晋室南迁，士大夫袭中朝之旧，贤者以游谈自逸，而下者以放诞为娱，庶政陵迟，风俗大坏。故威权兵柄，奸人得窃而取之，小则跋扈，大则篡夺。士大夫虽有以事业自任者，亦以政事不修，财匮力乏而不得尽其志，可胜惜哉！《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任属贤将而待可为之时，时而进焉，则无不成矣。晋既内无政事，外而任属又非其人，虽有中原可乘之时，而我无以赴之，虽赴之而败矣。故褚裒北伐，蔡谟曰：「今日之事，必非时贤所办」。殷浩之再举北伐，王羲之曰：「区区江左，固已寒心，力争武功，非所当作」。又曰：「虽有可喜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喜」。由是观之，晋之政事不修，任属非其人，虽有中原可乘之时，亦无能为也。然谟之言大抵谓任属非其人，故曰非上圣与英雄，自馀莫若度德量力；羲之之言大抵谓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复所及，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二君虽相当时之失，然尽如二君所言，则东晋未有复中原、雪雠耻之期，端坐江左以待衰弱灭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东晋之初，其强弱何如三国之吴、蜀？当时有志之士，尚能欲自强而不肯休。诸葛亮、诸葛恪之语最著，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贼材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谓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谓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时。恪之言曰：「今所以敌曹氏者，以操兵众于今适尽，司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智计之士，今伐之是其厄会」。恪之言知可乘之时，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材与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无成而恪卒以败。观蔡谟、王羲之与诸葛亮、恪之论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也。世之人好兴作者，必以孔明、元逊之言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谟、王羲之之言为是。酌厥中而论之，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内修政而外攘夷狄，圣经之言不可易也。后世亦曰事贵乘衅，又曰上策莫如自治，盖急急自治，政事既修，恢复之备已具，事会之来，不患无也。一旦观衅而动，将无往而不利矣。若内虽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寔，徒为空言，玩日引岁，端坐而守，而待贼虏之自灭，非愚之所敢知也。茍不相时，先事妄发，小者无功，大者覆败，一旦机会之来，事力已竭，不能复应。东晋之事，如此者盖多矣。

昔孟子曰：「入无法家拂士、出无敌国外患者，国常亡」。夫无敌国外患者，谓国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盖既无法家拂士，又敌患不至，则君骄臣纵，入于危亡而不自知。东晋之末是也。晋之始也，敌国云扰，强臣专制，上下惴恐，如处积薪之上而火将燃者，故君无骄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为忧。是以内虽王敦、苏峻反叛相寻，桓温擅权废立，外则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坚淝水之役，江东几至不保，然当时人主恐惧于上，而王导、温峤、陶侃、谢安、谢玄之徒足以尽其力，故至危而复安，将亡而复存也。及桓温既死，苻坚复亡，上流诸镇皆受朝廷号令，非有间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于关西，慕容相残于河北，非有向日边境之忧也。君臣上下，自以江东之业为万世之安，心满意足，孝武渐生奢侈于上，道子之徒窃威柄于下。谢安、谢玄，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既死，其政愈坏，甚于已危将亡之时，泯泯靡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间，争权植党，上流之患复开，不待外敌之强而国遂亡矣。圣人于无事之时，而为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况东晋雠耻未复，遽以无事自处，不其愚哉？

杜牧谓宋武不得河北，故隋为王，宋为伯，愚谓不然。并吞海内之形势，关中为重，河北次之。关中者，周、秦、汉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关中，苻坚以关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内十有八九而不能并。东晋之后，元魏以河北取关中，后周以关中取河北，隋、唐以关中取天下。以此论之，用关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二，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则关中为重，河北次之，顾不信乎？宋武帝非独不得河北，暂有关中而已，何尝得之哉？宋武起于布衣，身经百战，战胜攻取，髣髴曹操，司马懿而下不可比也。举东南至弱之兵，练而用之，践西北至强之国，前无横阵，旁无坚敌，逆河而上，开关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易，可谓奇矣。然得关中而不守，翻然东归，失百二之地于反掌。暮年慷慨登寿阳城楼，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哉！愚谓宋武之失关中，其罪有三：一则好杀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则急窥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愤，三则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广固，欲尽坑其父老，韩范力谏，犹诛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其孥。前贤论之，以谓举事曾苻、姚之不如，有智勇而无仁义，岂不当哉！其失一也。宋武帝之不为晋室藩辅，天下所知也，然辅晋而行，能仗大义，使中原知为晋雪百年之愤，天下其孰能议之？其子亦不失天下。今急为篡夺，大业不终。曹操犹能曰「天命有在，吾为周文王」，终身辅汉而不取。宋武识虑不及操远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问崔浩，浩尝策之，以为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北之人未闻据连城举大众来附之者，裕独用南人转战山河之间，往返万里。使裕收燕之后，选用燕之豪杰，广募壮勇，以倾三秦。得秦之后，选用秦之贤杰，广募壮勇，以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与众共之，东伐元魏，非元嗣所能抗也。举元魏则中原尽得矣，东扫慕容之馀烬，西剪赫连之遗种，以裕之智勇，王镇恶、檀、傅、朱、沈之徒为爪牙，而谢晦之徒主谋议，何为而不成？裕之施为，既已不能选用燕、秦贤杰，广募壮勇，而区区用远客之南兵，纵无所练之士卒。南兵独用，已败不可支。其失三也。盖南北异宜，攻守异便，南兵不可专用有三：虽勇而轻，一也；利险不利易，易困难久，二也；易乱难整，三也。项羽之破赵，一以当百；高祖征黥布，张良戒毋与楚人争锋。然羽、布皆为高祖以持重困之，此虽勇而轻也。吴王濞之反，有田将军者请急据洛阳，曰汉车骑入梁、楚之郊，则事败，此利险而不利易也。吴、楚屯聚数月，无食而溃；裕军至长安，已讴歌思归，此易困而难久也。裕军至长安，日暴市肆，此易乱而难整也。裕既无中原之众，欲以南兵守关中，人无智愚，皆知不可也。裕之东归，世以谓刘穆之死，急于篡取，愚以谓正以南兵不能守关耳。裕见己所行事已失中原之情，欲全军共归，则惜关中不忍弃之；欲不归而守，则南人思归既甚，将溃而归矣，裕之首领未可保也，况关中乎？数十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则后之欲恢复者，得中原之郡县，可不以裕为深戒哉？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为宋武帝旧物，故竭国家之力、扫国中之兵而取之，卒无尺寸之功。史称文帝之败，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以愚言论之，文帝不用老将旧人，而多用少年新进，便专任属，犹恐不免于败，况从中以制之乎？锋镝交于原野，而决机于九重之中，机会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使到彦之辈御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则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强，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专用，岂无北方之人可号召而用之乎？盖武帝失之于前而文帝失之于后也。自古东南北伐者有二道，东则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则陆路，越汉而洛，由洛而秦。自晋氏南迁，褚裒、殷浩、桓温、谢玄，皆独由一道以进。至于武帝，则水陆齐举，故能成功。今文帝专独用南兵，而专恃水战舟楫之利，虽尝使薛安都等尽力于关陕，而孤军无援，形势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败也。使文帝得贤将而任之，屯于淮外，委以经略，不独用南兵而号召中原之众，不独恃舟楫而修车马之利，则虽未能坚守河南，亦不至于一败而失千里之地，再败而胡马饮江也。文帝修政事，为六朝之贤主，而措置之谬如此，可不戒哉？